境外非政府组织问题研究论文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市场化的发展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也称非赢利组织、第三部门等，官方一般称民间组织。英文全称是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简称NGO)，或Non-Profitable Organization(简称NPO).）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然而，这一现象引起学界的关注却是近几年的事。尽管如此，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研究还是吸引了国内许多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可以预期今后此项研究将成为学界关注的又一热点。本文主要依据近几年来发表的论文和论着以及少数网站评论，对我国近几年来非政府组织研究状况作一述评。非政府组织研究兴起的社会背景与学术背景近几年中国非政府组织研究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首先，社会背景：改革开放后，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淡出，与之相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也大为松动。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都在自上而下地下放权力，全能型的政府机构大幅度削减。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地方获得了许多的自治权，尤其是在农村，村民委员会制度的确立，不仅是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起始，更使得日益萎缩了的社会活力逐步复苏。在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政府把绝大多数产品的直接生产经营权还给了企业，把基本的资源配置权还给了市场，这样在「国家领域」的旁边也出现了一个粗陋的「私人领域」。在国家放权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政府做不好、市场又不愿做或也做不好的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问题，这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中国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变迁则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提供了社会生态背景。据统计，从5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的70年代，各种社团和群众组织的数量非常少，50年代全国性社团只有44个，60年代也不到100个，地方性社团大约在6000个左右。到了1989年，全国性社团剧增至1600个，地方性社团达到20多万个。而到1997年，全国县级以上的社团组织即达到18万多个，其中省级社团组织21404个，全国性社团组织1848个1。自90年代初，另一类民间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迅速发展。据估计，到1999年，全国各种形式的民间非企业单位总数可达到70多万个2。但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发展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在这次大会上的杰出表现给中国的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引起了中国学者对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关注和研究的兴趣。其次，学术背景：中国的现代化理论框架。在试图回答中国知识份子为甚么在中国发展研究中固执且持续地寻求西方经验和理论的支援的问题时，邓正来有一段比较精辟的论述：「它（现代化框架）使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此一思想框架的过滤，亦即依着「现代化框架」对这些研究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处理，进而使这些研究成果带上此框架的烙印。」同时，他还把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定位为中国欲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的探究。3同样，当国内的学者在讨论NGO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的贡献时，在有意或无意之间「打上了现代化框架的烙印」。市民社会理论。正如上文所言，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特别是1992年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传统的企业制度正逐步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中国式的「市民社会」逐步萌发。与经济领域的改革形成对比的是政治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正如邓小平所言，经济体制改革每向前进一步，就越感觉到政治体制的阻力。也许正是经济领域改革的巨大成功与政治领域改革所遭受的挫折的巨大反差引起了许多学者对「市民社会」问题的兴趣，市民社会理论应运而生。早期的中国市民社会理论主要是在哲学层面对中国的市民社会进行规范性研究；而早期的中国非政府组织研究则侧重于从组织理论和行政管理的角度进行实证性分析。两者的结合主要还是近几年的事情。正如何增科所言：「进入90年代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转向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而第三部门研究者也开始关注诸如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部门的作用及其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等更加一般的理论问题，双方开始找到理论的切合点」。4持中国存在「市民社会」观点的论者普遍相信，中国民主政治的最终实现有赖于国家以外的社会层面的广泛改革，民主政治的有效运作也有赖于社会领域的有力支持。他们的结论是「市民社会」在中国不仅是一种「价值建构」，更是一种「实体存在」。这一结论正是部分基于对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状况的考察：随着从旧体制摆脱出来的新的社会力量和角色群体的发展壮大，在政府行政组织之外开始了民间社会的组织化进程，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非赢利性团体和非行政化的赢利性经济组织日益成为国家不能忽视的社会团体。5此外，国外非政府组织研究的借鉴作用。相对于中国而言，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较中国为早。尤其是在美国，上个世纪的80年代以前就已形成了以耶鲁大学为研究中心的研究群体。80年代，受里根主义的影响，此类组织在美国迅速发展。相应地，大量的NGO研究中心纷纷成立。现今，美国此类以大学为基地的研究中心已达30多个。比较有影响的有：纽约城市大学的公益事业研究中心、印第安纳大学公益事业研究中心、霍布金斯大学的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杜克公益事业与志愿活动研究中心等等。这些研究机构与中国的研究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国外的大量研究成果也被介绍到中国，例如，美国学者赫兹林格的《非营利组织》、李亚平等选编的《第三域的兴起：西方志愿工作》、里贾纳·E·赫兹琳杰的《非营利组织管理》、俞可平主编的《治理与善治》等等。其中许多的研究成果被中国的学者所借鉴，如霍布金斯大学的赛拉蒙教授基于对全世界41个国家NGO的考察而得出的「全球社团革命」的结论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研究者所广为引用。其他学科发展的促进作用。如历史学（有关历史上各类社团的研究）、政治学（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探讨）、社会学（对阶层结构、社区功能的研究）等学科的深入发展与交叉渗透也为近年来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中新公共管理学在上个世纪的兴起对非政府组织研究的影响尤其引人注目。兴起于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在80-90年代传入我国后，同样引起了中国公共管理学者的广泛关注。新公共管理理论号召打破原有的政府官僚体制，用企业的精神去改造政府。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新公共管理论者强调公私合营，强调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认为非政府组织能够弥补政府部门的某些不足，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发挥一定的作用。这种对非政府组织功能的推崇也促进了对非政府组织研究的深入。应该看到，就非政府组织研究的价值关怀来看，多数的研究者立足于对建立民主制度的终极关怀，在政治学中自治、自律、市民社会、中产阶层等概念均与民主制度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与90年代村民自治研究的繁盛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