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散文论文的参考文献

试论《汉书》的文学个性潘定武（黄山学院文学院，安徽黄山 245041）摘要：自历史散文的进程观，《汉书》在文学史上与《史记》同样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汉书》具有严谨有度而又曲折多变的结构，其语言典则而不乏灵动，情感虽内敛而仍然丰富，其刻画人物，每于细微处显精神。《汉书》在叙事体例、叙事内容及语言锤炼方面更为精当。与《史记》雄放酣畅的风格不同，《汉书》整体上呈现一种在严格法度之下具有的从容娴雅之美。关键词：历史散文；《汉书》；文学个性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794（2008）02-0004-03作者简介：潘定武（1967-），男，安徽舒城人，讲师，博士，黄山学院文学院。《汉书》作为《史记》之后又一部杰出的史著，在史学上的创新之功和文化上的巨大意义有目共睹。自先秦两汉历史散文的进程观之，《汉书》在文学史上同样具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然而，对《汉书》的文学评价在当代总体显得低调，文学研究目前仍基本局限于少数名篇，整体性架构相对缺乏，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汉书》的文学成就尤其是文学个性认识不足。从《春秋》到《史记》，历史散文多不同程度地显示了各自的文学个性，有着各自不可抹煞的文学价值，《史记》尤具有无法重复性。因而，恰如诗歌在唐代取得极盛而宋诗不得不另辟蹊径一样，《汉书》只有以其不同于《史记》的面目出现方才有其独立的文学与审美价值。人们对宋诗的认识在经历了一系列曲折之后，以新的眼光的审视与评判，终于肯定其艺术上虽稍逊于唐诗而仍可与唐诗双峰并峙。同样可以相信，当我们以不同于鉴赏《史记》的眼光来品评《汉书》时，也会看到《史》、《汉》在历史散文上的双峰并峙。对《汉书》独特的文学个性，下面试从六个方面予以概述。一、结构于严整中见通达因草创所致，加之司马迁本人多浪漫情怀，《史记》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07sk308) 收稿日期：2007-03-05-4结构虽宏伟而史体时有疏漏。班固经过精心调理，使《汉书》的形式更加整齐，体制更加严密。当然，这也正是《汉书》被人批评为谨固以至板滞的原因。其实，《汉书》的整体结构是严整有度而又通达圆融。《汉书》以高祖创汉始，以王莽覆汉终，且《高祖纪》和《王莽传》无疑正是班固最为着力的两篇。《高帝纪》写得严正雍穆，最能体现天汉气象；《王莽传》则“为全书中第一巨篇，亦为全书中第一变体”[1]（《汉书评议》，P258），其体例集本纪与列传为一身，结构宏大而脉络清晰，传末结以“天下悉归汉”一语一锤定音，不但为一传总结，而且也使全书首尾圆融。通观全书，结构上整饬有度而又不乏通达变化。就单篇来看，《王莽传》洋洋四万言，而以“以诈立心”贯串始终，分言之，又以“外交英俊”、“内事诸父”、“匿情求名”三方面写其“诈”；—自欺以“欺人—— 欺人————自欺”一脉承之，全文结构收放自如。《汉书》中，如《王莽传》一样结构既谨严明晰而又曲折有致者并不少见。《东方朔传》曾被刘知几批评为“委琐烦碎，不类诸篇”[2]（卷 16《杂说上》），然东方朔实为西汉“滑稽之雄”，班固此文也别具风韵。传中所叙诸事，无不理正而语谐，作者将东方朔左右圣主、吞吐古今的滑稽才能置于武帝政治的大背景中多方刻画，无疑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而绝无委琐烦碎之嫌。通篇结构行文奇正相生，堪称《汉书》人物传记之别调。二、叙事于平实中生姿与司马迁相比，班固更具有严谨笃实的个性，创作上追求一种稳重平实的风格。《汉书》叙事追求的是一种典正无华的风格，无论写人述事，都不以铺张扬厉、跌宕雄肆见长，然而，班固的文学才华仍能充分地表现于创作之中，与《史记》相比，《汉书》叙事虽总体平实而仍不乏多姿多彩。《张禹传》只是闲闲道来，但因精选材料，善用白描对比，无限意蕴寓于平淡之中。尤其是张禹分别接待彭宣、戴崇及为幼子求官二节，前一节寥寥数语就典型地刻画出一个官场两面人的形象，而补缀以“及两人闻知，各自得也”，意味更加深长。后一节写张禹趁成帝前来问病之机为其幼子求官，仅“禹数视其小子”一语，就将其身居高位而心底龌龊的实质揭露无疑。《孙宝传》则善于在复杂矛盾中刻画人物，特别是写侯文一段，于极复杂的人情关系之中，将孙宝、侯文、杜稚季均刻画得有声有色。三、写人于细微处见风神《汉书》重点描写人物在百人以上，其中多数个性较为鲜明，不少已成为典型的人物形象。班固同样注意以代表性的事件、在复杂矛盾中表现人物个性，然与《史记》相比，《汉书》叙事不但风格平实，而且更善于叙写琐碎之事，往往捕捉看似微不足道的细事。《汉书》细腻的笔触往往直达人物的灵魂深处，具有传神入画之功。《孔光传》写有人向孔光探问宫中树木如何，而孔光竟以他语答之。表现孔光守法不泄，可谓即小见大，平中见奇。《霍光传》写霍光为人，仅写其日常行止，见之以细微之事，且只有“止进有常处”、“不失尺寸”数字，然而，霍光的端正不苟已有充分表现；又写霍光谒见宣帝，仅以“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一语，就尽现宣帝对霍光的畏忌之深，也为霍氏家族的诛夷作了暗伏。《王莽传》写王莽成名前的曲己邀誉，也是通过其妻布衣迎客这件小事来展现的。尤为精彩的是《外戚传》叙写史皇孙王夫人外家母女相失复相得之经过，将琐琐小事叙述得历历如画，而小人物命运之凄惨与作者无言的感慨也就蕴含其中。四、语言之亦雅亦俗对《汉书》语言工雅精练的特点，古人颇多称道，如刘知几赞其“言皆精炼，事甚该密” [2]（卷 1《六家》）；刘熙载则许其“尔雅深厚” [3]（《文概》，P15）。现当代以来，多数学者则评价较低，甚至完全否定其语言成就。或认为 “《汉书》喜用古字，崇尚藻饰，倾于排偶，文辞艰深” [4]（P162），或称“在语言上，《汉书》也不如《史记》自然流利，骈化和雕琢的辞句很多，风格陷于平板沉滞” [5]（P162）。诚然，《汉书》语言不及《史记》口语化，但绝非一味雕琢与追求雅化。受时代风气和作者个性影响的《汉书》，风格严谨醇厚，写人叙事往往以白描见长，语言尔雅而不艰深，句式多整散结合，且大量引用俗语民谚等口语材料，以增加其语言的生动风趣性，整体上可谓雅俗兼得，而很少有板滞之嫌。五、情感之内敛而丰富班固在作史时也是伴随着复杂的情感以至矛盾的心态的，由于政治的高压和班固自身个性的醇谨，形成了《汉书》特殊的情感表达方式，除了个别篇章，如《王莽传》情感表露直接鲜明外，总体而言，显得相对平和内敛，与《史记》的激烈外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论者因此批评班固在著史时不甚动情，甚至贬《汉书》为历史的帐单，这无疑是极为片面的观点。在《汉书》之中，班固内敛而丰富的情感可谓充溢各篇，几乎表现于每个重要的历史人物身上。对于苏武，班固怀有极大的崇扬心情，但《苏武传》中，除末尾论赞引孔子“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之语以直接赞颂外，其余均是通过对苏武自身言行的刻写和与卫律、张胜、李陵等的对比中表现人物并将丰富的情感寓于其中的。通读《苏武传》，使我们不但感受到苏武人格的伟大，而且也感受到作者对爱国主义精神的颂扬以及班固自身的爱国思想。而与苏武形成对照的李陵，班固对其抱则有相当复杂的感情，《李陵传》中，作者既通过客观的叙述，将李陵与匈奴之战的险恶环境以及李陵抗敌的壮烈生动展现出来，又对其兵败而未能杀身成仁表示了极大的遗憾，然而，无论是作者对李陵的同情，还是对他的批判，在传记中都没有直接的流露，只是《汉书》这种内敛的情感表达方式丝毫也不影响我们对其丰富含义的理解。六、娴雅蕴藉的美学风格与雄肆豪放的《史记》相比，《汉书》的美学风格则是娴雅蕴藉，同时在典重之中又不乏灵动之美。《汉书》典重含蓄的特点是与时代风气以及班固严谨的作史态度密切相关的，东汉前期士风儒雅厚重，影响到文风也以醇厚相尚。作为严肃的史家，班固更是本着切于世用的原则，努力客观地展示西汉一代兴衰成败的历史画卷，以垂鉴当世。《汉书》对《史记》文字的改造尽管受到种种批评，但从史学角度观之，不能不说要较《史记》更加严谨。其语言较《史记》为雅洁，其情感较《史记》为含蓄，特有一种文质彬彬之美。如果说《史记》以夺人的气势胜，《汉书》则以沉稳的风度胜。 -5《汉书》在典则之中不时散发出灵动的韵味，自臻其特殊的妙境。林纾曾评论 “《汉书》叙事，较《史记》稍见繁细，然其风趣之妙，悉本天然”，又称 “《汉书》中之情韵，虽偶然涉笔，亦断非他史所及” [6]（《应知八则》），并非虚誉。无可否认，《史记》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而令后世历史散文难以追模，更无法超越，就总体文学成就而言，《汉书》实逊于《史记》。然而，《汉书》独到的文学价值不在对《史记》的模仿与步趋，而在体现时代（下转第 14页）（上接第 5页）与个性特色的创新。文学发展与时代风气实不可分，时运交移，文学风貌也会随之而变。对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断，人们往往只对其作宏观方面的理解，其实，从相对微观的角度来看，也应当如此。如以汉代文学为例，西汉后期文学不同于西汉前期，东汉晚期文学也不同于东汉早期。评判不同时期的文学，应当有历史、辨证的眼光，而不便揆之以简单划一的标准。就总体风貌观，《史记》如浪漫热情之少年，《汉书》如成熟有味之中年；《史记》如挥毫泼墨之写意，《汉书》如精雕细刻之工笔。《史记》如龙门黄河，恣肆腾跃，束缚不住；《汉书》如石雕卧虎，内敛沉静，活力深藏。二书可谓各逞其能，各具特色，各臻其妙，相对于《史记》的纵横疏宕与浪漫奔放，《汉书》最突出的文学个性则是典雅雍容、平整精密，同时又不乏多样的风格。内敛而不滞重，沉静而有活力，谨严之法度凸现，感情之波澜深藏，《汉书》可以当之。而《汉书》文学成就的取得是在东汉经术与谶纬笼罩的氛围之中，在严格的法度制约之下，较之《史记》，更加难能可贵。历来虽注意到《史》、《汉》创作背景及马、班个人等因素的不同，却又往往无视《汉书》历史散文的独立性，这无疑是研究《汉书》文学的最大误区。撇开这一误区的干扰，我们就会看到《汉书》之中自有一片独具特色的文学新天地。 [参考文献 ] [1]李景星 .四史评议 [M].长沙：岳麓书社， 1986. [2]刘知几 .浦起龙通释 .史通通释 [M].上海：上海书店， 1988. [3]刘熙载 .艺概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4]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级集体 .中国文学史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5]吉林大学中文系 .中国文学史稿 [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61. [6]林纾.春觉斋论文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审稿：江文贵；责编：曹小云 ] -6

先秦散文主要可分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就大体情况而言，历史散文主要是叙事的，诸子散文主要是说理的。历史散文有《春秋》《左传》《战国策》《国语》等。《春秋》是孔子编订的战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记叙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至哀公十四年(前480)这242年间的各国大事，孔子还按照他自己的观点对那些事件作了一些评断，选择了他认为恰当的字来暗寓褒贬之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微言大义”。《左传》仿照其体例，顺着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12个鲁国君主的序次进行记载，全书30卷，详细记叙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外交、社会事件以及某些代表人物的活动。从文学角度来看，它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创造了多样的精密的篇章结构和富有魅力的文学语言，生动描绘了一系列人物形象，尤其擅长以委曲尽致的笔调来写复杂的战争事件。如写齐鲁长勺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肴阝之战、晋楚必阝之战，均是情节紧张而极富戏剧性，成为后世叙事散文的典范。《战国策》亦称《国策》，传为战国时期各国史官或策士辑录。西汉时，经刘向整理，编为33篇。主要记叙了当时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相互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其间有传记、故事、论辩、书信，反映了当时各国间尖锐而复杂的政治斗争，是先秦继《春秋》《左传》之后又一部著名历史散文。在艺术创作上，较之《左传》又有发展，常在复杂的政治事件中生动描绘人物言行，刻画出不少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写出不少情节曲折的故事。如《冯谖客孟尝君》《荆轲入秦》《触詟说赵太后》、《苏秦始将连横》等均为脍炙为口的名篇。此书尤重语言艺术，大量运用了夸张、比喻。排比等艺术手法，并杂以寓言故事，呈现出一种“敷张扬厉”“辩丽恣肆”的鲜明特色。《国语》共21卷，据说为左丘明所作。这部书有重点地记叙了各国历史中若干事件。文字朴实平易，特点在长于记言，同时也善于描写人物神态。� 诸子散文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期是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主要作品中，《论语》是语录体，《老子》多用韵，它们都词约义丰，《墨子》开始向组织结构严密的论说文形式发展。二期是战国中叶，主要作品有《孟子》、《庄子》，它们的文辞比前一个时期繁富，说理也畅达。三期是战国末期，主要作品有《荀子》、《韩非子》等。诸子散文中有代表性的文章均逻辑谨严，分析深入、文辞绚丽，达到了很高成就。诸子散文中有些文字一是以表现人物性格、描写人物行为见长，使人读了如见其人的音容笑貌。《论语》《孟子》中这类文字较多，《墨子》里的《公输》也属这类。如《论语》里写孔子门徒子路，写出了他的直率、鲁莽、刚烈的性格；写颜渊写出了他沉默好学和安贫乐道。《论语》中形象性地句子也很多，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二是多采用含义深刻的寓言故事形象地阐明理论。《庄子》在这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庄子》中有所谓“寓言”“重言”“卮言”。庄周认为世人都“沉浊”，不可以“庄语”，故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的“寓言”“重言”来表达他的思想。寓言包括一些神话式的幻想故事和通常说的寓言；重言是引证一些历史故事和古人的话；卮言是抽象的理论。《庄子》艺术上的成就首先在于它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和浓郁的诗意。如《逍遥游》开头写“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它一开头就说天地的广大，写鲲鹏的任意变化遨游。写出了一个十分开阔的意境。在艺术上，后世许多诗人和散文家都爱学习《庄子》的风格和技巧。它那些想象丰富的寓言和重言给后世文学家无穷启发。三是重在抽象分析。同时也富有文采，如《荀子》《韩非子》。《荀子》中的《劝学》《天论》《性恶》善以说理见长，议论风生，沉着浑厚；《韩非子》中的《五蠹》《孤愤》《说难》均风格峻峭犀利，论理精细周密。它们都给后世散文以重要影响。

在先秦诸子的散文中，比较好的历史散文有《左传》《国语》《春秋》。文学性散文有《老子》《论语》《孟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管子》等。

先秦两汉历史散文的嬗变（一）源头 先秦文学发生和发展的最初阶段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先秦散文作为先秦文学的一部分，以其独特的魅力，昭示着中国文学强大的生命力。“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回归原典，更能不断从作品中解读出最准确的内涵，传承并发扬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化。汉朝虽然在政治体制上沿袭奏朝，但在文化政策上有较大调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措施，加之国力增强，社会进步，汉朝文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如果将中国文学史比作一条长河，那么先秦散文无疑是一片美丽的浪花，而两汉散文则是长河中不断流淌的活水。 （二）先秦两汉散文发展变化的原因朝代更替，制度变化，只是导致文学变化的主要原因。真正推动文学本身变化的，更多的是创作主体的发展变化。在汉朝，已经有一大作家群体，专门负责写作。此外，作品思想内容、体裁、艺术手法的创新，也使得两汉散文较先秦散文有明显的区别，如汉赋，就是时代进步的产物。（三）先秦散文的发展脉络 先秦散文的主要形式，是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历史散文是在史官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渐进产生并成熟起来的。历史散文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在时间跨度上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尚书》文字古奥典雅，语言技巧超过了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而且这些文诰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响。《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据传是由孔子修订的。《春秋》维护周礼，贬斥邪说暴行。这种在史著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为后代史传所继承。二书体现了早期历史散文的特征。 （2）第二阶段，以《国语》和《左传》为代表。《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由各国的史料汇集而成。《国语》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所记多为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左传》是中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也是先秦历史散文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最为突出的著作。《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同时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和因果关系，还常有道德化和神秘化的特点，其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叙事中人物的行为、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静态描写。以《秦晋肴之战》为例，《秦晋肴之战》和《左传》中的其他篇章一样，是以记叙事件为主的。本来，以记叙事件为主的文章不同于以写人为主、为人作传的文章，它不着重于哪一个人物的深入刻划，而只是对事件所涉及的人物作必要的较为简略的交代。但是《秦晋肴之战》却用简炼的笔法，生动地勾勒出如秦穆公、蹇叔、王孙满、弦高、皇武子、先轸、晋襄公、孟明、文嬴、阳处父等人物群象。虽然每个人都着墨不多，有的只是寥寥一两笔，但是却形象鲜明，栩栩如生。如王孙满的年幼而聪明敏锐，弦高的爱国和机警应变，文嬴的人在晋而心在秦的特殊地位，阳处父解下左骖以诱捕孟明等，都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二书标志着历史散文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3）第三阶段，以《战国策》为代表。《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叙的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们的言行。《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战国策》还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象和细节来描写人物。《战国策》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赡的文采，是当时纵横捭阖时代特征的体现，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风的新水平。以《鲁仲连义不帝秦》为例，秦师围赵，鲁仲连义不帝秦。邯郸解围，平原君欲封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 文章记叙完整，情节曲折扣人心悬。人物个性鲜明，突出表现了鲁仲连卓越的智慧，高尚的品德。辩言有理有节，比喻犀利深刻，逻辑缜密，具有说服力。 《尚书》中的记言文字，已初具说理文的论说因素。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 逐步形成，跟百家争鸣以及诸子散文的出现和发展相一致。《论语》创立的语录体，在《墨子》中得到发展，进而形成了《孟子》的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成为先秦说理文的瑰宝。《荀子》、《韩非子》中的专 题论文，则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完全成熟。（四）两汉散文的发展（1）汉赋的兴起。汉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学样式，它巨大的容量和颇强的表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子虚》《上林》以铺陈写物为中心，运用排比夸张渲染的手法描写事物，而且句法灵活多变，句式长短不一。（2）政论文，如贾谊的《过秦论》。政论文贾谊《过秦论》为代表，既继承战国散文纵横驰骋的气势，又具有战国散文所缺少的严谨风貌同时注重具体实际的政策方针，而不是一般地从理论上讨论政治的原则。（3）史传散文，如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中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驾驭的叙事艺术；人物个性与共性的展现的人物刻画；强烈传奇色彩的风格特征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东汉散文在西汉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史传散文中，班固的《汉书》和赵晔的《吴越春秋》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政论散文相继出现了以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为代表的一批积极参与现实的作品。别外，游记、碑文等新的散文样式也崭露头角，开始成为文体大家庭的一员。同时，不少语体散文家也着意追求通俗易懂、浅显明快的文章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对浮华文风有所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