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研究论文

如果失地农民的风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不但难以顺利转变成为城市居民，分享不到城市文明成果，而且还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由于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相对滞后，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则是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契机，是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措施。因此，建立和完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和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出路问题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失地农民是一个由各年龄段组成的复杂群体，对社会保障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除了老年的风险外，还有应对短期内丧失收入来源的风险，又有因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所必需的培训、入学等风险，如何建立一个既能应对短期风险、又能应对长期风险的适合失地农民的保障机制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已有研究中，研究者对失地农民的保障内容、保障责任划分、保障机制运作、发展方向以及如何利用现有的组织资源等方面仍存在许多不同的意见，而要真正解决分歧，只有立足广东实际，依靠深入调研了解广东失地农民的实际情况和需求特点，并综合运用社会保障、制度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理论，分析目前影响政府的制度供给的制约因素，最终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解广东失地农民的实际情况，笔者设计了调查问卷，在全省不同地区进行了调查，调查地区涉及全省的大部分地区。被调查的农民，其土地被征用时间有两个高峰期：一个是1992年至1993年，另一个是2003年左右。这两个高峰与当时经济快速发展所引发的土地征用高潮时间是一致的。据笔者调研的数据，家庭平均每月的收入为2 443元，每年收入则为29 316元，与统计局统计的数据相比高出，但与城市居民的收入相比仍存在明显的差距。因此，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农民失地后如何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将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广东，征地补偿的形式一般有留地安置、现金补偿、转户口(农转非)安置和就业安置四种主要形式。在被调查的农户中，大部分农民在被征地时获得的补偿形式是现金补偿形式，占农户获得各种补偿形式的。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交叉统计发现，不同性别的失地农民所担心的问题排序有一定的差异性。养老问题是不同性别农民共同关注的焦点，而医疗问题和子女教育问题则是仅次于养老问题的焦点，但男性农民在两个问题上的反应区别不大，都表现为更为关注子女教育问题，女性农民则更为关注医疗问题，对于子女教育问题女性表现得更有信心。除了自我保障外，广东失地农民还享有由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的社区保障。广东农村依赖社区发展，因地制宜，发展多种模式的社区保障。应当看到的是，社区保障具有积极的一面，也存在着加剧社会不平等、加剧“市场”割裂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负面效应。因此，在社会保障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加以积极引导、逐步完善。政府需要考虑社会保障的未来演变与发展趋势，设计未来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并将社区保障多种发展模式纳入或置于未来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内进行。在向失地农民提供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过程中，其制度安排是参照原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而设计的。对现行制度的分析表明，被征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中央政府出台政策到成为地方政府试点，在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以及地方政府其他竞争性目标的影响下，地方政府缺乏主动提供养老保险制度的内在动力，即使有上级政府的推动，地方政府也仅以非常有限的投入向被征地农民提供社会养老保险。出于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地方政府总是将有限财政用于优先安排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目标，尽量扩大地方财政收入。为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有两个方面的措施值得考虑：一是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地方政府提供一个统一的制度平台；二是改变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制度，将是否提供社会保障制度作为重要的考核内容。从国内各地的实践来看，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政府无法回避解决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和权益保护问题，而需应对农民的风险保障需求，承担对农民的保障责任。政府逐步从征地交易主体回归到政策制定者、协调者和监督者地位，有利于土地交易市场化和制度执行的透明化。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养老保险，从制度上代替了土地对农民的保障，降低了养老风险，有助于打破二元体制障碍，加速农民向市民转化。但是，各地的社会保障试点也存在许多问题：现有的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缺乏社会保障的特征，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定位模糊，保障方式单一且保障水平过低。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要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系统地保障农民失地以后面临的各种风险；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和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为方向，农民参加社会保障与促进就业并重；适应农民失地后的生活和就业特点，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有利于失地农民向城镇转移的、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相互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除了向失地农民提供可承受的社会保障以外，通过土地入股增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也是提高失地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同时，政府还应注意对现行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扩展，建立一个面向所有失地农民的社会保护体系。除了社会保险制度外，这个社会保护体系应包括社区养老和家庭养老，而后者的发展同样需要政策的优惠与支持。另外，还应适度引导商业保险，利用商业保险机制为力所能及的失地农民提供更多层次的养老保障。随着征地安置政策的变迁，特别是货币安置政策的出台，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根据笔者的调研，广东失地农民的收入来源以打工收入为主，农业收入占第二位，个体经营收入占第三位。这与近年来全省的农村居民收入变化的趋势是一致的，工资性收入占据家庭收入主要的比重。但是，由于受自身条件和职业转变成本高的影响，失地农民的就业能力较弱，大多数很难就业，自主创业能力也非常弱。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依赖培训。而目前的就业培训机制主要是供给主导型，培训针对性差，农民认为培训对就业没有影响。同时，因为财政投入不足，培训机构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据笔者的调查，大部分农民表示有技术培训的需求，表示暂时没有需求的仅占有效样本的。在技术培训需求中，以企业上岗培训占的比例最大，达，农业技术培训占。职业培训的发展为部分失地农民及其子女提供了学习机会。但目前职业培训的供给能力仍然较为薄弱，主要面向学校招收一些应届毕业生，向失地农民提供培训机会的院校仍然很少，无法满足农民的培训需求。在培训经费方式上，一些培训需求总量较大的地方往往又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方，地方财政总量偏低，难以提供补贴支持。从调查结果可知，失地农民的培训需求差异性较大，年龄、学历、家庭背景的不同均对培训需求有影响，特别是许多农民已经成家立业，要承担家庭的经济责任，如果进行全日制的培训，不但机会成本高，而且效果也难以保证。而目前的许多培训机构在管理上仍然按照全日制学员的方式提供培训服务，在培训方式和内容上均难以满足农民学员的要求。培训政策是就业保障政策中的重点内容，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等政策又是紧密相连的，但就目前的政策来看，相关政策的保障措施很不完善。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又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这对于在城市化进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失地农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即使他们接受了职业培训或就业安置，也很容易再次失业。从各地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实践中可以看出，一些地方政府在失地农民就业安置与培训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有的为失地农民进行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有的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以及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的培训，提高失地农民就业竞争力，对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些举措主要停留在解决失地农民面临的眼前问题上，由于没有把失地农民的培训与就业问题纳入制度安排，短期措施发挥作用的空间相对有限。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城乡教育资源分配难以改变，二是短期培训效果难以保证。促进失地农民就业，关键是为失地农民创造稳定的收人流，保障基本生活，实现城乡共同富裕。除了失地农民要转变就业观念外，更重要的是加强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其自谋职业、竞争就业的能力，鼓励失地农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市场就业竞争，以及为其返乡创业创造良好的条件等。增强就业能力的重点政策是由一系列政策合成的，其中包括培训政策、就业政策、创业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就业保护政策等。在实施机制上，政府除了提供资金支持外，还应提供组织保证和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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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失地农民日益增多。目前，建立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各地也对一些失地农民杜会养老保险问题进行了探索，为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构建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有可街接性。政府要承担制度建设的责任，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步伐明显加快，大量土地被征用，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在2006年4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保障部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及2007年4月28日(关于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指导下，全国许多地方已经建立了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但是，制度在实施过程当中不断显露弊端。如何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问题，使其今后的生活无后顾之忧，并顺利地被城市化，分享城市发展带来的利益，是农村社会稳定的关键，也是确保城市化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1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状况20世纪80年代、1992年前后和2003年前后，中国先后兴起了三次轰轰烈烈的圈地浪潮，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开发区、工业园侵蚀了大量的耕地。据资料显示，1987年至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万亩，2002年中国耕地面积净减少2529万亩，2003年中国耕地面积再次净减少3806万亩。截至2004年底，全国开发区占地万平方公里以上，已经超过现有城市建设用地总量。这场运动正在制造着大批“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失地农民。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总数估计在4000万人左右，每年还要新增200多万人。izl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间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一般每征用一亩耕地，就伴随着个农民失业，这意味着我国“失地农民群体”将从目前约4000万人剧增至2030年的亿人，失地农民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在对他们的土地征用过程当中，各级政府和部门主要采用的是一次性货币补偿和实物补偿的办法，试图在短期内解决征地所带来的问题。由于该办法简单易行并给有关部门带来较大收益，所以被许多地方普遍采用。但最近两年这种办法的弊端不断显露，在国务院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指导下，一些地区出台了各种各样的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这些制度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解决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具体的做法上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一般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可以为失地农民建立起政府全面负责的社会养老制度;中等发达水平地区，可以为失地农民建立起政府、集体和个人三方或者其中两方缴费的社会保障制度;经济不发达地区，则可利用失地补偿金为失地农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与商业保险相结合的社会保障模式。例如:(1)大连模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失地农民全部转为城市居民，凡是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全部被纳入到社会养老保障范畴，完全由政府或集体出资，个人不必交纳任何费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失地人员，按月领取养老金。(2)青岛模式。青岛市唠山区实行“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区政府给予适当补贴，充分体现三方共担的原则”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养老保险费的筹集，以青岛市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60%作为缴费基数，按照缴费基数的20%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其中，区政府按照缴费基数的6%给予基本养老保险费补贴，个人和集体按照缴费基数的14%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失地人员，按月领取养老金。(3)重庆模式。政府依托商业保险公司推出失地农民商业保险的社会养老保障。重庆市探索出“政府+保险公司+农民”的补偿金发放新模式。政府把原打算直接补偿给农民的钱交给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进行资本管理及运作，每月固定发给失地农民180多元钱。(4)四川模式。政府为失地农民提供基本生活社会养老保障。2004年初，四川省出台的省委一号文件规定，从政府土地收益中划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从2004年起，对因国家征地转为城镇居民的农民，全部实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探索出了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的新途径。然而，由于目前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这些制度只能是在一些地区推行，并不具有广泛性，还有绝大多数的失地农民无所依靠。目前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存在的问题针对失地农民建立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在我国是一项崭新的尝试，所以这些新生的制度难免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有进一步认清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才能使我国失地农民的权益得到真正的保护。缺乏权威有效的法律法规依据。各地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主要是各级主管部门下发的业务性指导文件，对全体失地农民而言，缺乏国家法律规定和政府权威文件的支持。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瘴工作的开展，完全依靠各级政府领导自身的认识，“肯定”则全面推动，“否定”则否定一切。阻碍失地农民的正常流动。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必然要走出农村，到城市中寻找工作机会，但是由于各地对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政策不统一，一旦发生社会养老保障的纠纷，就会由于缺乏通畅、公正的解决纠纷的机制，而导致失地农民流动困难，限制了他们的自由流动。制度缺乏前瞻性。各地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运行了一段时间以来，已经逐渐表现出了某些落后性。制度设计没有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对接。各地政府大都从目前的经济状况出发，为了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采取政府保障、商业保险及最低生活保障等模式，而没有考虑到失地农民失去土地后，早晚要被城镇化，其社会养老保障也势必要与城镇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相对接。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缺乏强制性。调查显示，在目前各地实行的各种社会养老保障中，政府强制要求失地农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仅占参保人数过少，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作用。大部分失地农民都存在着短视行为，他们更注重即时消费，而忽视未来消费。另外，由于他们受到多种因素制约，如理财能力不足，养老观念相对滞后等影响，无法对自己的养老问题作出合理的安排。如果政府不强制他们现在就为其老年生活作出理性安排，那么他们进人老年，生活水平将无法保障。基金增值渠道不畅，运营风险较大。社会养老保障基金的持续保值、增值，直接关系到基金的壮大和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根据现行的政策，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与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一样，其增值渠道被限制在存银行、买国债的范围内，基金增值在正常的情况下很难达到预定的增值标准。再者，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物价指数波动较大，银行利率的变化也较为频繁。在年利率较低、投资渠道单一的现实情况下，要想使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基金有效增值很困难。2为失地农民建立与城镇职工相对接的社会养老保障我国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障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最初的国家保障到政府、企业、个人三方参与;从各地政策不统一，到全国政策统一等，这些使得我国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日趋完善，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失地农民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将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逐渐被纳人到城市人口中，那么在为他们建立社会养老保障的时候，就必然要借鉴城镇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障政策，避免走弯路。我国应建立与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相对接的、水平略低的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立与失地农民情况相适应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是资金来源问题。我国人口众多，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也处于起步阶段，国家的负担很重，完全靠国家出资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资金势必要从土地收益中来考虑如何解决。有调查显示，目前农村土地流转中的收益分配结构中，地方政府和村级组织得到大部分，失地农民获得的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就决定了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资金要由地方政府、集体及个人三方负担。有地方政府和集体参与的缴费，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就有了保障。建立全国统一的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可行性将更高，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前途将更加乐观，我国今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建立完善制度，加大推进力度。社会养老保障对象的选择社会养老保障的保障对象，应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失地农民来区别对待。年龄在15周岁以下的失地农民，他们达到就业年龄以后，按照城市新生劳动力，进人城市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年龄在巧周岁以上的失地农民没有就业的，参加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已经就业的强制参加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年龄在劳动年龄(男60周岁，女55周岁)以上的，一次性交足养老保险费用，从交足费用的次月起领取社会养老金。社会养老金的水平不能低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是整个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失地农民本身并没有多余的资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其可支配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土地的补偿费。如果把土地的补偿费一次性发放给农民，那么有的农民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把它用光。另外，集体和地方政府部分的补偿费和收益，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也有可能被挪作他用。为了保证征地补偿款不被挪用，实现专款专用的目的，资金应直接从国土资源部门划拨。资金的筹集模式应借鉴城镇职工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模式，选择“三位一体”的部分积累制，即由三方缴费“统账结合”的资金筹集模式，政府出一点、集体补一点、个人缴一点。政府出资部分不低于保障费总额的30%，从土地出让金中列支，这部分资金全部进人统筹账户;集体承担部分不低于保障费总额的40%，从土地补偿费中列支;个人承担部分从征地安置补助费中抵缴。集体和个人的缴费以个人的名义存人个人账户。考虑到失地农民收人不稳定的特殊性，缴费时间应具有一定的弹性，他们可以按月缴纳、按季度缴纳、按年缴纳，或者是根据自己的收人情况，决定缴纳时间。参加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必须在个人账户中交费，够巧年以上的才能享受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社会养老保险墓金的管理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是对失地农民的负债基金，是参保农民日后养老的“活命钱”，是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运行的基石，其管理和运营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这项事业的成败。在管理上，政府要积极参与，社会养老保险资金首先必须由政府专职部门统一管理，建立财政专户，单独建账，确保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截留或挪用。其次，政府要建立相应的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风险基金，用于应对紧急情况或根据物价涨幅适时调整保障水平，确保失地农民领取的社会养老金不“贬值”。同时，对基金的正常运行要执行严格的监管，采取“收支两条线”的方式进行管理。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基金管理机构与经营机构分开设置，前者负责对后者的监管和对社会保障市场的调控，后者负责基金的筹集、投资运营等，而且必须保障监管机构的权威性、公开性、科学性和独立性。社会养老保津基金的运营基金的运营要设法把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通过投资经营的方式实现增值。鉴于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我们未必要将全部社会养老基金交由私营机构经营管理，可以交由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在引进投资机构时，政府相关部门要对这些公司的资质、经营状况和信誉水平等各方面进行认真地考察，同时引进多家投资公司，并引人竟争机制，通过多元经营，分散经营风险。要保证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顺利保值、增值，不能仅限于存银行、买国债，必须实现投资方式多样化，应适当涉足实物投资、银行存款、国债及其他各种债券、股票、投资基金、抵押贷款、外汇、期货和国际投资等，但是这些投资领域的风险和收益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必须加强投资的监管。基金运营的监管要采取“社会监管”的形式，也就是要通过强化监管，最大可能地降低运营风险，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监管主体应包括两方面，一是政府要设置专门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机构，加强对经营机构的监督，重点应集中于金融、财务和业务方面，督促经营机构建立完善的管理规章。为了防止舞弊行为，要建立市场准人制度，规定基金经营管理机构的最低法定准备金和相应责任，建立财务公开、信用和绩效评级制度以及严格的经济处罚制度。二是设立由投保人代表、村组集体代表和代表村组与个人利益的管理专家组成的监管理事会，理事会既监管经营机构的运作，又对政府监管机构进行监督。这既有利于保证失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又有利于防止政府监管机构的失职行为。社会养老保险金的支付由于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采用了“统账结合”的模式。养老金的支付也应分为两个部分。养老金二社会统筹部分+个人账户部分。社会统筹部分按照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的计算公式计算，养老金的水平经常根据物价指数和工资指数定期调整，与当地的生活水平相适应。个人账户部分失地农民能够领取多少养老金完全取决于个人账户基金的缴纳水平和增值状况。缴费达到15年以上，年龄达到退休年龄(男60周岁、女55周岁)的失地农民可以领取养老金。养老金的发放，由社会保障部门委托指定商业银行按月将养老金直接存人受益人的银行账户，此账户的设立和更改完全与受益人的身份证信息挂钩。参加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只要达到法定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即有权通过当地社会保障机构登记开这一收益账户。同时，由于银行联网制度的存在，受益人不管在何处居住，都可通过居住地的银行取得这笔养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