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小说月报

沈雁冰《小说月报》近现代文学期刊。1910年 7月创刊於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印行。五四运动前为鸳鸯蝴蝶派刊物。1921年该刊第12卷第 1号起由沈雁冰主编，全面革新内容，成为文学研究会代用机关刊物，是第一个大型新文学刊物。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时停刊。先后共出22卷，262期(包括增刊4期)。

《小说月报》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是从1910年创刊到1920年12期，后期从1921年第12卷第一期到1932年毁于战火。从1910年创刊开始到1912年由王蕴章主编，他留学南洋后，由张元济提议，让恽铁樵接替王蕴章成为《小说月报》的第二任主编。他从1912年至1917年间主编了《小说月报》的第三卷至第八卷，王蕴章留学归来后，又接着主编《小说月报》的第九、十、十一卷，至1920年被迫辞去《小说月报》的主编。由于两人的编辑观念和所处时期有所不同，体现出不同的编辑风格。

1、编辑主张不同

《小说月报》第一任编辑是王蕴章，字莼农，别号西神残客，光绪二十八年(1902)举人，工书法，通诗词，词章名手，雅好楹联，擅作小说，曾发表小说《碧血花传奇》、《香骨桃传奇》、《鸳鸯被》《玉鱼缘》等，喜爱戏剧，其修养、嗜好与当时的读者有着较多一致性。他的编辑主张主要体现在《小说月报》创刊号即1910年第1卷第1号的《编辑大意》之中。他预想的《小说月报》是《绣像小说》的进一步发展，是“以译名作、缀述旧闻、灌输新理、增进常识为宗旨”“材料丰富，趣味浓深”的一份杂志，“广说部之范围，助报余之采撷”。但在实际编辑过程中并未能完全贯彻其中，由于他自身的喜爱与当时的流行风气导致他后期选用的作品多是“哀情”、“苦情”、“言情”的“礼拜六”小说与“拟酬和于西昆，风流末歇”的诗词。

第二任编辑是恽铁樵，别号黄山、冷风、焦木，他中英文功底都很扎实，在课余时间翻译英国小说，产生一定影响。1909年，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赏识其古文翻译才能，聘他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接手《小说月报》后着力改造，他在1912年第3卷第7号《本社特别广告》上表明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内容侧重文学，诗、古文、词，诸体皆备。长短篇小说及传奇、新剧诸栏，皆精心撰选，务使清新隽永，不落恒蹊。间有未安，皆从割爱。故能雅驯而不艰深，浅显而不俚俗，可供公暇遣兴之需, 亦资课余补助之用。”体现在《小说月报》内容中，言情小说比例大大降低，道德伦理题材大增，其中有些小说突破了传统小说“劝善惩恶”的主题，将视野转向社会变革的宏大主题，像他自己创作的《血花一幕》、《工人小吏》即是明证，这种观点也确立《小说月报》纯文学的严肃立场。正是在这种关注现实人生、追求雅正的编辑方针指导下，他一方面刊登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品，尽量适应各个层次读者闲暇时的阅读需要，另一方面明显增多的古诗词又满足了一部分旧式文人和遗老的阅读，最终《小说月报》进入繁荣期。由此可见两者编辑主张的不同，王蕴章追求趣味性和娱乐性;而恽铁樵则追求纯正、严肃、简洁。

2、编辑形式不同

(1)杂志的封面和插图不同

就民初的杂志来说，像《小说时报》、《礼拜六》等都流行以时装美女甚至妓女照片做封面和插图。而《小说月报》主编王蕴章、南社成员，学识渊博，善骈文、书法，喜填词度曲，以词章写小说，尤善传奇、杂记，从一开始他就倡导封面要“选择綦严，不尚俗艳，专取名人书画以及风景古迹，足以唤起特别之观念者……”，在前2卷多采用典雅的中国画，以至于学生时代的郑逸梅拿到《小说月报》花蝶水彩画后，便觉得它“笔墨风华流畅，趣味盎然”，立刻“奉为至宝”，成为他阅读小说杂志的开始，这体现出《小说月报》独特的定位。但受当时风气影响，王蕴章也逐渐采用了诸如“北京之名妓谢卿卿、李银兰小影”做插图，他甚至发表通知：“如有将诗词杂著、游记随笔、以及美人摄影、风景写真惠寄者，本社无纫感动，一经采用，当酌赠本报若干册以答雅意，惟原件概不退还。”到他再次主编时，《小说月报》中插图又有所变化，出现了书法、古画、拓本等，体现出浓厚的士大夫审美意识，引起遗老们的强烈喜爱。

而恽铁樵接手主编《小说月报》后，在《本社特别广告》中发表公告：“本报自本期起, 封面插图, 用美人名士风景古迹诸摄影, 或东西男女文豪小影, 其妓女照片, 虽美不录。”《小说月报》封面和插图更多的是中西各大文豪、名士像雨果、司各特、狄更斯和大汉报主笔张女士等人的照片，紧跟形势潮流，体现出现实性。前后两位编辑所采用的插图与封面的不同体现出一个偏向通俗与雅正之间，一个坚持雅正。

(2)栏目设置方面不同

王蕴章在《小说月报》1910年第1卷1号创刊号上明确指明“本报各种小说皆敦请名人分门担任，材料丰富，趣味浓深，其体裁则长篇、短篇、文言、白话、著作、翻译，无美不搜;其内容则侦探、言情、政治、历史、科学、社会各种皆备。末更附以译丛、杂纂、笔记、文苑新智识、传奇、改良新剧诸门类，广说部之范围，助报余之采撷。每期限于篇幅，虽不能一一登载，至少必在八种以上。”由于对戏剧的爱好，他在杂志的创刊号上安排了“改良戏剧”一栏，并一直保持到他编辑杂志的第一个时期结束(第2卷第12期)。当他再次主编时，他在九和十卷里又设立了“小说俱乐部”“小说题画”、“小说补残”、“游戏文”等栏目，大量刊登鸳鸯蝴蝶派小说。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后人指责他是属于鸳鸯蝴蝶派。

而恽铁樵所编辑的六卷《小说月报》在栏目设置上相比王蕴章编辑时出现了许多变化。他取消了“译丛”栏目，又先后增加了“传奇”、“附录”、“轶闻”、“游记”、“诗话”、“杂俎”、“棋谱”、“本社来函撮录”等栏目。到1916年，恽铁樵认为：“本卷体例，重新修整，实较前此为妥。先时分栏曰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其余则曰笔记、曰杂俎，此盖以长短篇小说为正文，余为附录也。然正文恒少，附录转多，阅者疑焉。杂俎、笔记分类亦复未允。且长短篇题曰小说，将谓后者非小说乎?标签曰《小说月报》，内容有小说有非小说，此不可也。”1916年第在7卷第1号将长短篇体裁归类名称调整为“琐言”，1917年第8卷11期小说栏“寓言”取代了“琐言”;1917年7月删除了“寓言”，“新著”和“丛译”开始出现，强调的是小说翻译和创作的分野。从两任编辑栏目设置来看，王蕴章的栏目相对比较庞杂，可以说范围很广;而恽铁樵的栏目设置相对较为集中，但他的栏目设置一直处在变动之中，这主要体现出他对小说概念的认识的变化。而这种栏目设置与变化也与编辑们的思想变动联系密切。从内容与形式来看，王蕴章编辑《小说月报》期间展现出编者“以杂志为百科式通俗教育的企图”，呈现“现代的知识与资询的消费化”与传统的“道德教化的娱乐化”两种特质交错的画面，透露了编者个人怀旧品味的倾向;恽铁樵主编《小说月报》期间呈现出关注社会现实人生与追求杂志的教化与雅正倾向。

3、对读者的重视程度不同

《小说月报》1910年创刊后深受读者欢迎，一时间成为民初影响极大的文学刊物。正如杂志创刊前的广告所说，“识字者读白话可求通顺，粗解文理者，可期文理进步”。 王蕴章主编期间，并没有太注意读者，他更注重《小说月报》的功用“灌输新理、增进常识”。在后期的编辑生涯中，受恽铁樵的影响，他注意与读者沟通，与“同志”唱和，并以“鼓励小说家之兴会，增进阅读诸君之兴趣”为宗旨。在第9卷第4号创设“小说俱乐部”，还推出续写小说等形式，在第9卷第9号还出现这样的通知：“本报自九卷九号起，增添史外、瀛谈、诗话、奕话、奁艳、杂俎，各门材料，以佐爱读诸君兴趣。”在第9卷第11号创办“寒山社诗钟”。如此以来通过一些栏目把一些作者、读者联系起来，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各自的积极性。

相比较而言，《小说月报》的编辑恽铁樵更注重读者的参与性。他在《小说月报》第7卷第2号刊登了《答某君书》一文说：“弟思一小说出版，读者为何种人乎?如来教所谓林下诸公其一也;世家子女之通文理者其二也;男女学校青年其三也。”正是注意到学生是刊物的读者，所以格外要求严格，“可供公暇遣兴之需, 亦资课余补助之用”。在他主编期间，特设了“本社来函撮录”，方便读者与编辑之间的交流，增进刊物的改革。读者还就栏目设置提出了建议，“故宜创设别体之言情小说，务在救正流行诸本之弊”，“宜注重国学的科学小说”，“宜增设滑稽史也”，《小说月报》“宜扩充篇幅也”。“短篇小说宜兼收并蓄，弗宜专持一体”，栏目“分门别类宜有定则，尤不宜过多。”原因在于“近时各小说杂志，每喜多分门类，夸多斗靡，自诩丰富，最易令人生厌”。正是在读者的主动参与下，《小说月报》的内容经常处于变化之中，也正是由于恽铁樵特别重视读者的意见，根据读者的意见改革栏目设置，小说月报的销售量大增。这也成为后期《小说月报》学习的一个重要经验。

4、编辑意识不同

恽铁樵主编《小说月报》期间，严把质量关、奖掖后进。他从选稿、编辑、复信、批稿费，事无巨细，一丝不苟。恽铁樵特别重视文学的质量, “佳者虽无名新进亦获厚酬, 否则即名家亦摈而勿录”,他认为“小说之为物, 其力量大于学校之课程奚啻十倍。青年脑筋对于国文有如素丝, 而小说力量伟大又如此, 则某等滥竽小说界中者, 执笔为文, 宜如何审慎将事乎。”他依据为学生选择国文课本的认真和严格来进行编辑, 以致读者感觉到“《小说月报》自先生主持笔政后, 文调忽然一变。窥先生之意, 似欲引观者渐有高尚文学之思想, 以救垂倒之文风于小说之中。”这是对鸳鸯蝴蝶派的陈词滥调、无病呻吟小说的反拨，对提高小说价值，繁荣小说创作，是很有贡献的。

此外，他在来稿中发现人才，无门派观念，除把稿件决定刊用外，很快复信进行鼓励。对于青年的创作都给予大力奖掖, 鲁迅的第一篇古文小说《怀旧》就曾得到他的多则批语, 予以高度赞扬;叶圣陶、张恨水等作家在创作中也都曾受到他的鼓励, 成为名家。可见恽铁樵的文学伯乐慧眼之才，突出了他具有鲜明的编辑意识、较强的职业道德情操。

当然这两任编辑风格的变化与时代和编辑的理念密切相关。王蕴章主编《小说月报》时的主要创作者多是一些纯粹的旧派文人、南社成员和小说家，读者多是一些封建遗老，他们的文化思想相对保守，因而《小说月报》的装帧设计、编辑内容更多体现出传统文人的逸趣与闲适，以及向外学点洋玩意的自得心态。正是意识到时代的发展、读者群体的变化，创作者以恽铁樵为核心，以管达如、孙毓修、张毅汉等人为成员，多是些关注现实的倡导者，恽铁樵才严格把握质量关，主张著译小说要以“变国俗”为宗旨，取舍稿件以“雅洁”为标准。正是考虑到《小说月报》“可供公暇遣兴之需, 亦资课余补助之用”，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把消遣与教化、审美性三者并重，这也体现出两位编辑不同的编辑风格。

《小说月报》发行22年，但真正在社会上发生影响，却是革新后的11年，包括鲁迅在内的全国大多数作家和翻译家，以及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者，都为它付出过辛勤劳动，使它在建设新文学理论、发展新文学创作、评介外国文学和整理中国古代文学诸方面，都取得卓越成绩。《小说月报》记录了中国新文学第一代作家艰辛跋涉的足迹，造就和培养了一批新作家，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作出多方面的贡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于1981年 4月开始，将《小说月报》第12卷至第22卷陆续影印出版。一作为“百年”商务印书馆的“品牌”杂志，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处在一个西方列强大肆入侵、封建王朝即将土崩瓦解极为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恶劣的文化生态背景之下，成长中又不断地经历战火的撞击与洗礼（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因此曾经先后使用过宣统、辛亥、民国三种年号）。但它在近代文学期刊史上却仍以生存时间之最（历时22年）、出版数量之多（共259期，附增刊1期，另号外3册）、发行份数之丰（前期在1913年曾达到1万份，即使是在衰落期的1920年也达到2000份，“这在20年代期刊史上是不多见的”）而著称。二它的诞生期正好处在中国近代文学期刊第一次晚清文学期刊办刊大浪潮的结束与民初文学期刊办刊高峰出现的过渡时期，也就是《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新新小说》、《小说林》等这些以“政治启蒙”为办刊宗旨的文学期刊“香消玉殒”与以“游戏、消遣”为目的的《小说时报》、《礼拜六》、《小说大观》等文学期刊创办的交叉、转型之际。而《小说月报》却表现出了不同于它们的文学风貌与现代追求。三它的历任五位主编（王蕴章、恽铁樵、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均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重要的文学大家和文化传播者，有的人不但开创了文学期刊史上许多“首开先河”的重要举措，而且他们都通过传媒这一有利的渠道促进了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开启民智的作用。四它又因为革新前后的两个时期在文学史上的评价和地位反差巨大而甚为引人注目。前期由王蕴章、恽铁樵两位主编的《小说月报》(1910-1920年）始终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以消遣娱乐为目的、以迎合市民的低级趣味为宗旨的“鸳鸯蝴蝶派”顽固的旧文化堡垒，一向被人们扔在历史的角落里，蒙尘垢壁、少人问津。而后期由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主编的新文学期刊，则被认为是“五四”新文学革新的急先锋和积极倡导并大力实3践新文学革命的高雅文化重镇，特别是“为人生”的宗旨一直备受推崇，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目光。既然改革前的《小说月报》常被新文学大家斥为的“文学逆流”，为什么在1921年《小说月报》革新之时，不把这个刊物的名字改换掉，却仍然延用这个所谓旧派文学期刊——《小说月报》的名字呢？恐怕改革前的《小说月报》在受众中的品牌效应及十年的社会影响还是可想而知、不言自明的，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去深究与思考的。五它的文字与图像想象的互动设置方式和制作技术自成一格，无论是内容方面还是形式上都呈现出晚清至民初的“过渡性”特征。它所刊载的封面插画中的图画既不同于晚清画报之“先哲”《点石斋画报》和其前身《绣像小说》那种完全由传统画匠手工绘制的水墨工笔，又有别于20、30年代画报繁盛与辉煌时期的《良友》杂志和“月份牌”，那些具有非常先进的新式西方照排技术的影像图片。在装帧设计上，它既有对“晚清四大小说杂志”刊首附插画选图风格的继承与借鉴，又有别于同时代《小说大观》等文学期刊的刊头图片，自我追求一种崭新的选图风貌与刊载方略。并且《小说月报》中那些大量精选的与文学杂志风格交相辉映的图片集中体现了编辑们办刊时的良苦用心，它让广大读者看到的，正是基于“画报可以启蒙”这样一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