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期末论文5000字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 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有其必然原因。从本质上看，是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问题，从体制机制方面看，金融疏于监管，存在六个环节上的重弊。 （一）次级房地产按揭贷款。 按照国际惯例，购房按揭贷款是20%—30%的首付然后按月还本付息。但美国为了刺激房地产消费，在过去10年里购房实行“零首付”，半年内不用还本付息，5年内只付息不还本，甚至允许购房者将房价增值部分再次向银行抵押贷款。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购房按揭贷款制度，让美国人超前消费、超能力消费，穷人都住上大房子，造就了美国经济辉煌的十年。但这辉煌背后就潜伏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及关联的坏账隐患。 （二）房贷证券化。 出于流动性和分散风险的考虑，美国的银行金融机构将购房按揭贷款包括次级按揭贷款打包证券化，通过投资银行卖给社会投资者。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就转嫁到资本市场，并进一步转嫁到全社会投资者——股民、企业以及全球各种银行和机构投资者。 （三）第三个环节，投资银行的异化。 投资银行本是金融中介，但美国的投资银行为房贷证券化交易的巨额利润所惑而角色异化。在通过承销债券赚取中介费用的同时，大举买卖次级债券获取收益。形象地说，是从赌场的发牌者变为赌徒甚至庄家。角色的异化不仅使中介者失去公正，也将自己拖入泥潭不能自拔。 （四）金融杠杆率过高。 金融市场要稳定，金融杠杆率一定要合理。美国金融机构片面追逐利润过度扩张，用极小比例的自有资金通过大量负债实现规模扩张，杠杆率高达1:20—30甚至1:40—50。在过去的5年里，美国金融机构以这个过高过大的杠杆率，炮制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虚假的繁荣。比如雷曼兄弟就用40亿美元自有资金，形成2000亿美元左右的债券投资。 （五）信用违约掉期（CDS）。 美国的金融投资杠杆率能达到1:40—50，是因为CDS制度的存在，信用保险机构为这些风险巨大的融资活动提供担保。若融资方出现资金问题，由提供保险的机构赔付。但是，在没有发生违约行为时，保险机构除了得到风险补偿外，还可将CDS在市场公开出售。由此形成一个巨大的规模超过33万亿美元的CDS市场。CDS的出现，在规避局部风险的同时却增大金融整体风险，使分散的可控制的违约风险向信用保险机构集中，变成高度集中的不可控制的风险。 （六）对冲基金缺乏监管。 以上五个环节相互作用，已经形成美国金融危机的源头，而“追涨杀跌”的对冲基金又加速危机的发酵爆发。美国有大量缺乏政府监管的对冲基金，当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时，对冲基金大肆做多大宗商品市场，比如把石油推上147美元的天价；次贷危机爆发后，对冲基金又疯狂做空美国股市，加速整个系统的崩盘。 这六大环节一环扣一环，形成美国金融泡沫的螺旋体和生长链。其中一环的破灭，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演变成今天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危机。 二、走出危机需要三阶段统筹 2009年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关键一年。遏制危机并早日走出困境，必须标本兼治、远近结合。当前燃眉之急是解决美国2万亿美元的金融坏账，中期是防止金融危机变成经济危机，远期是建立新的世界货币体系。 （一）当前措施：三招救市 这三招，一是股权重组，增资扩股；二是坏账打包、切割剥离；三是注入资金，解决流动性。首先，政府对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组，增资扩股。比如美国把“两房”国有化，把私有企业变成了国有控股的企业。其次，把银行的坏账剥离，打包放在一边，银行复苏后赎回资金，如果银行倒闭了，由政府埋单，将坏账清零。第三，当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老百姓挤兑时，注入资金，增加现金流。或者政府出面担保，增强社会信心；或者政府出面担保，让其他银行拆借。根据测算，美国大约有2万亿美元坏账，今年通过采取这三招大体解决了1万亿美元坏账，明年还将要解决剩下的1万亿美元坏账。 （二）中期目标：振兴实体经济 如何遏制实体经济下滑，是全球高度重视和重点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仍然是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加大出口的三条途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各国政府都启动了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的政策，并且摒弃贸易保护主义而采取共同行动。 在中期，各国政府会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首先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松动银根，降息、降低准备金率，增加流动性。其次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补助困难企业和困难群体，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增强活力。第三是培育市场主体。抓住目前大批企业减产停产、破产关闭的时机，推进并购重组，推进企业改造发展。作为美国政府，除了启动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推进产业、企业的结构调整，振兴实体经济之外，还要亡羊补牢，从体制机制上解决滋生金融六个环节弊端的根本问题，健全金融制度。 （三）长期指向：重构国际货币体系 1944年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固定汇率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国际收支趋向恶化，出现全球性“美元过剩”，美国黄金大量外流，美国的黄金储备不能支撑美元的泛滥。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放弃“美元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后，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欧元、日元实力日强，但美元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 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主要发行者，本应该恪守世界金融制度，增强美元的货币责任意识，防止滥用货币发行权。但从这几十年特别是近十来年的实践看，美国没有肩负起职责，利益和责任失衡。2005年，美国万亿美元，贷款余额18万亿美元，超过GDP50%，股票市值20万亿美元，超过GDP60%。美国政府欠债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负债3万美元。各项金融指标的狂涨意味着大量的泡沫，必将带来金融动荡。从宏观上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现有世界货币体系的积弊所致。因此，重构适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货币体系是必然趋势。 怎样的世界货币体系才是合理的？我认为，未来的世界货币体系应该是美元、欧元、亚元（以人民币和日元为主的亚洲货币）三大世界主体货币三足鼎立的新体系。三大货币之间实行相对稳定的浮动汇率，各国货币与三大货币挂钩。三大主体货币对应的国家应实行“G本位”——以GDP为本位。即GDP与银行贷款余额、与股市市值、与房地产市值应该大致相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保持合理的比例。 三、中国经济有强大的抗危机能力 目前，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股市、房市回调，沿海加工贸易企业订单减少，部分企业停产破产关闭，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加突出。但是，从总体上看，在世界经济加速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风景尚好。为什么？中国经济有六大优势： 第一，巨额的外汇储备。目前已有1万9千亿美元外汇储备，足可抗御外来风险的冲击。 第二，传统的储蓄美德和较高的储蓄率。中国老百姓勤劳节俭，有储蓄的传统美德。2007年中国居民储蓄达到亿元，储蓄率达到50%以上。中国政府内债、外债的总和不到GDP的60%，财政负债风险不高。 第三，审慎严格而又灵活，既管制又自由的外汇管理政策。资本项下实行管制，外国资本不能随意地进出中国，而在经常项目下的外汇进出又较为自由灵活。 第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内需市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期，到2020年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中国人均GDP10年后会突破1万美元。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内需，不仅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缓解世界金融危机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第五，健康的金融体系和严格的金融监管。中国的金融体系经过几十年来的改革发展已经基本完善，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中国金融制度健全管理严格，且严格控制金融衍生产品，没有出现类似于美国金融体系那样的问题。 第六，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中国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法制逐步健全，发展环境不断改善。中央政府有高超的领导艺术，见事早、行动快，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比如今年，上半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9月以后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实施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11月份以后果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等等，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今年将有所放缓，2009年上半年惯性下滑，下半年开始走出世界经济衰退的阴影。国际金融危机则到2009年底见底，经济危机到2010年底左右见底，2011—2012年开始复苏。

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应当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我们仍然具备保持经济长期较快发展的优势和有利条件。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和有利条件，我们就能够克服眼前的困难，长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在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困难方面，我们具备的优势和有利条件主要有：一是外部环境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当今时代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二是在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了6%以上的增长速度，可谓“一枝独秀”。三是我国金融形势稳定，资金充足，流动性良好，银行贷款大幅增加。四是我国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为我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五是我们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迅速出台了总额达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抓住了时机，赢得了时间。六是我国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巨大的消费潜力，又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扩大内需的空间很大。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从根本上说，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利用我们的优势和有利条件，把保增长与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外需急剧收缩的情况下，应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一方面，利用这个机会，通过扩大投资，加快交通、水利、电力、通信、生态、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使我国的基础设施状况和城乡面貌有一个新的更大改变，为今后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加快教育、卫生、文化、保障性住房、社会保障体系等民生工程建设，使人民群众更多地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消除人民群众投资和消费的后顾之忧，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另一方面，通过扩大消费需求，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特别是通过制定实施鼓励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改变长期以来我国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局面，使经济增长更多地建立在依靠消费拉动的基础上。这是我国经济实现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途径。 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市场优胜劣汰机制会迫使行业、产业以及企业进行优化重组。我们应抓住机遇，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支持优势企业并购落后企业和困难企业，实行强强联合和上下游一体化经营。加大企业技术改造力度，推进企业技术装备更新换代和产品升级，全面提高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推动我国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加大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工作力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生产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缺乏核心技术，缺乏知名品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很大。因此，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努力创造更多的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培育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培育众多创新能力强、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另一方面，大力加强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发展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国际金融危机在造成我国出口大幅下降的同时，也带来了“走出去”参与国际经济金融合作、扩大对外开放的新机遇。我们应继续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金融合作，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应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自己。一方面，努力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巩固传统出口市场，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同时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增加先进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重要能源资源和原材料进口，建立国家储备体系。另一方面，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各类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和开展跨国并购，积极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发展境外能源资源合作开发、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把我国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