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整体造型论文格式

在汉代的众多雕塑作品中，霍去病墓石雕以其简洁凝练的造型、天真质朴的神韵独树一帜，成为汉代写意雕塑中的一朵奇葩。 霍去病幕石雕现存14件，表现主题有石人、卧马、卧象、蟾、卧牛、及二件鱼等。这些石雕所用的石材，均取自祁连山区，且都是独立巨大的石块。当时的工匠们，依据石块形状的不同，就势雕琢，赋予原本笨重的石块以恒久的生命力。就写意来说，这14件作品可以分为两类，即写意作品和大写意作品。 写意作品，以卧牛、卧象及马踏匈奴等等作品为代表。这些作品以圆雕手法为主，在整体造型上，呈现团块状风格。对于卧姿形象，工匠们往往是草草几刀，便勾勒出动物蜷曲的四肢；而对于立姿的形象，他们却巧妙地在动物四肢的中间安排一个匈奴兵，其中最典型的便是“马踏匈奴” 大写意作品，以“怪兽食羊”和“野人搏熊”等作品为代表。这些作品的手法，以圆雕与线刻相结合，有些作品，如野猪、蟾等等，甚至仅以线刻为主要表现手法。可以说，霍去病墓石雕代表着汉代雕塑艺术的一个高度，而“野人搏熊”这类大写意的作品，便是这一高度上的一颗耀眼明珠。 “野人搏熊”这一作品，极具浪漫主义色彩。作品长米，宽米。作者用圆雕的手法，将野人的面部和头颅雕刻出来，而野人的四肢，则是以凸雕的手法，用厘米的厚度雕刻出体积感。这厘米厚的手臂，精彩地表现出野人手臂发力斗熊的肌理，而野人面部线刻出来的皱纹、凸雕出来的络腮胡和爆出的牙齿、圆雕出来的腰带，便是三位一体地表现出野人粗野、雄性的力量美与野性美。遵循石体本身的外形，将之融合进作品中，这一手法，在本作品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本作品的原石，其形状较扁，朝上一面又自然的高低起伏。工匠们根据石形特点，将熊德臀部及大腿部安排在全石最厚的位置，这一位置，本来就有一处自然的起伏。配合凸雕出来的熊爪，这一起伏恰到好处地展现了熊臀部的机理过度。同样是运用自然石形的，还有野人的腹部及腿部。以“野人搏熊”为例，霍去病墓的这些大写意作品，在创作手法上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1) 循石造型、因材施艺 这一点，是霍去病墓这批石像在造型方面的精髓所在，也是该批作品最值得称道和发掘的特质所在。创造者按照既定的主题，寻找材质、颜色、石形都与主题相合的石块。而更多的时候，甚至是没有既定主题，创作者发现一块任意石形的石块后，依据石形和颜色，创造性地想象出这块石头的形状和什么造型相像。然后，在大规模保留石材本身机理的前提下，稍加雕琢，使创作者自己脑海中的形象得以实现。(2) “以意传神” 这点，与西方雕塑的审美传统有很大的区别。西方雕塑要求对审美对象进行逼真的描绘，尽量客观地表现物体，强调写实，注重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性，而中国的雕塑主要特点是不求形似，注重神似，强调意象、气韵、意境的营造。这两种方向也是东西方审美的本质差异。与中国其他时代的雕塑作品相比，汉代的雕塑作品写意性更强，以至于鲁迅先生曾说：“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而霍去病墓石雕，由于先秦写意遗风和草原文明的粗犷风格的共同影响，其写意中彰显出的大器、质朴、道法自然的美学特质，可谓是汉代写意雕塑之冠。（3）用简单的线条和形状表现作品的张力 雕塑是静态的艺术，但创作者却能运用比例关系、对比，衬托等等手法，借组形状和线条让作品看起来表现出“未动欲动”的状态。这便是中国哲学上所说的“静中有动、静动相宜”。在“野人搏熊”作品中，野人手臂上紧绷得肌肉、面部扭曲的表情都让人感到，这场打斗似乎正在眼前发生，野人和熊似乎还在紧张地拉扯着。在“怪兽食羊”作品中，怪兽张开的大口，也似乎正在将羊吞入腹中。3、从相石道相泥一对汉代雕塑大写意风格的发掘 中国古代石雕（包括玉雕）讲究相石。所谓相石，是指根据石质、石纹、石形和石色来选择与之相适应的题材，确定初步的造型。意思和“因材施艺”相同。寿山石雕前辈名艺人郑仁蛟有句口诀：“一相抵九工。”说明细心相石，巧于构思，合理设计，可抵许多天盲目雕刻的功夫，反映了相石在创作设计中的重要性。同属于石雕的霍去病墓，也是因为想象力丰富的相石，在艺术史上彪炳千秋的。 相石，要求创作者抛去一切既有规则的束缚，用自己的真心，品味自然之美，雕琢出自己心中最真挚的情感，这种心境恰如一个正在石滩上找寻漂亮石头的孩童的心境。其实相石背后的审美原理，在古今中外都能找到共鸣，而且与之共鸣的理论、风格和流派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明朝思想家李贽曾提出过“童心说”，主张发自真心地创作文章，不拘泥于任何程式化的条框的束缚，通过作品抒发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情感。西方现代艺术也曾有过“向原始艺术学习、向民间艺术学习、向儿童学习”的呼吁。 在对相石以及汉代写意石雕研究和总结后，在现代陶艺创作中，可以走出一条将相泥作为整个作品创作基础的路子，将汉代的写意雕塑与现代陶艺，尤其是人物陶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与相石一样，相泥在创作过程中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遵循随意原则，捏出的大致泥形，不要为追求与主题的形似而多加枝节。 这与霍去病墓石雕中野人搏熊、怪兽食羊等作品运用的手法相同。当年工匠们在雕刻形象之前，或许也不知道自己将要雕琢出什么主题，只是大致地确定了主题应在人物或动物的范围之内。抛开了主题的限制，便意味着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解放。创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把任何一块他们认为外形奇特的石料变成浑然天成的石雕作品。在陶艺创作时，将手中的泥块随意捏塑，当自己感觉外形适宜时，便开始相泥，看看这块形状随意的泥块可以如何加减。在这个步骤中，第一感觉的运用非常重要。捏塑泥块，到底到什么程度适宜，完全凭借个人的第一感觉和经验，如果因后续的念头而深思熟虑，便是走上了过度修饰的“不归路“，完全失去了相泥的本意。例如作品一，整个作品基于一块近圆形的内凹泥块为主体，这块主体构成了人物的躯干。躯干确定后，加上标志形的肚脐作为装饰，再将四肢与头部加在圆形的躯干周边。这样，一个以手拂面的滑稽的人物形象便展现出来。（2）保留泥块上的纹理 泥块上的纹理，包括两类。一类是泥块上的裂纹、沙质颗粒等等，另一类是作者印在泥块上的指纹，雕塑刀留下的木纹等。保留这两类纹理，可以大大地提高作品大巧若拙的审美品质，让作品在豪放、粗犷的风格中，尽情彰显自己的那份原始与童真。例如作品二，泥土的裂纹广泛地分布在躯干上，创作时的指纹也留在了人物的腹部。保留这些清新的纹路和机理，是告别矫揉造作的最好方式。 通过上述的一些技法，现代人物陶艺作品与汉代写意石雕在美学特质上，就逐渐与汉代雕塑趋于一致。 首先，在“循石造型、因材施艺”方面，图例作品以相泥为基础，遵循泥形的随意性，在泥块上稍加装饰。同时作品更是保留了泥土本来的纹路和随意撅泥时形成的断面，使得作品不拘束缚，人性而为。其次，在“以意传神”方面，作品从不追求外形上的相仿，始终用夸张和抽象的手法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通过，泥块的质感、适当添加的手脚和肚脐、丰富的面部表情等等的塑造，使作品充满了生命气息，如有灵魂。再次，图例作品也通过形体和线条的共同作用，来表现人物欲动未动般的运动张力。例如，作品一(注：图片暂时未找到，给读者照成阅读上的困难，本人在此十分抱歉，找到后立即上传！）中人物头部微微低下，手轻抚面部，使得头部向下运动的趋势十分明显，活像一个小孩在害羞或是做鬼脸石的神态。再如作品二中，人物左肩稍稍高于右肩，右脚前于左脚，行走的运动趋势十分明显和生动。再加上人物面部的复杂表情，整个作品立即生气勃勃。4、结语 作为中国雕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汉代的写意性雕塑中那些质朴、凝练、大巧如拙的审美情趣，丝毫没有随着两千多年光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相反，在西方陶艺蓬勃发展的今天，努力发掘祖先留下来的珍贵艺术宝藏，正是我们树立自己原创性，让中华名族现代陶艺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一条大道。

汉初，统治者异口同声地谴责秦的暴虐，“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司马迁对于这种肤浅之见，嘲笑其如同“以耳食无异”，愚蠢可悲!他独见“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以上引文见《六国年表．序》)，所以大胆地为秦统一六国前的几个君主及秦始皇作《本纪》。对项羽也如此，据长沙马王堆帛书所载，并无项羽帝王地位，这是汉朝人的一般意识，司马迁把项羽列入《本纪》，也是从其是政治斗争中心人物这点出发的。相反，那些虽有帝号而确实碌碌无为、大权旁落、不起政治斗争中心作用的帝王，在《史纪》的《本纪》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 《史记》中的帝王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其中项羽就是一个个性刻划异常深刻的人物。项羽的人物形象主要体现在《项羽本纪》之中，《项羽本纪》一开始便简要介绍了项羽出身于世代楚将家庭及先人被秦所戮之事，家教、家仇对项羽性格以至事业都有影响。项羽少年学剑，以为不足敌万人，足见其志向不寻常。学兵法又不肯深研，见其志向宏远而性格粗疏浮躁。为其一生欠精细多轻率而做张本。司马迁善于以看似平凡实是最有典型意义的行为与语言来表现人物的独特个性。《项羽本纪》中有这么一段：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两人简短的对话，项梁一个掩口动作，就将这一老一少不同阅历、不同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项羽勃勃的野心和初生牛犊般的冒失，已暗示了他惊天动地的一生；项梁为人久经世故，含而不露，虽惊恐项羽莽撞失事，又赏识项羽的抱负，又怕又喜中表现了将门贵族的志向与复杂的感情。 项氏叔侄起兵反秦，项梁因轻秦有骄色而亡，为项羽受家族骄横气盛的影响而致害留下伏笔。项羽在反秦的过程中，表现了非凡的毅力和军事指挥才能。如以下文字：“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显示了项羽力挽狂澜的智勇和敢于驾驭局势的气概。项羽敢于进击和宋义畏缩不前的冲突，楚军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与诸侯各军隔垒观望的对比，更显示出项羽过人的胆略，这和他一贯表现的强悍勇猛性格是一致的。当项氏叔侄起事时，项羽只身一人“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怊伏，莫敢起。”待到后来的东城之战，项羽“乃有二十八骑”，他仍从容布阵，“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嗔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司马迁抓住项羽个性中最突出的特点着力刻划，为我们塑造了一位暗喘叱咤、千人皆废的英雄形象。 司马迁还刻划了项羽贵族将门的气度与“美德”，项羽他重“仁义”，讲“诚信”，爱豪杰，为人直爽、厚道，如“大司马咎者，故蕲狱掾，长史欣亦故栎阳狱吏，两人尝有德于项梁，是以项王信任之。”再如鸿门宴上，“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决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不欲谋害刘邦，在多次战争中没有使过诈术。始终使自己保持着贵族应有的道德与人格。当项羽被围垓下，听四面楚歌，始大惊，继之惆怅，于是慷慨悲歌，对自己的爱姬与骏马倾吐了恋恋不舍之情，表现了深厚诚挚的人情。当垓下突围退到乌江时，项羽不肯东渡，愧见江东父老，自刎前还将自己头颅赠送故人得以封侯，表现了项羽不苟活、不偷生、慷慨豪爽的英雄本色。项羽所崇尚的是力抵万夫的刚烈与武勇，那是贵族将门历来所提倡的气质与品行。鸿门宴上，樊哙闯宴，项羽非但无指责，因见其“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而赞之曰：“壮士”，赐予斗卮酒与生彘肩，见其“拔剑切而啖之”，又赞曰：“壮士”，爱英雄豪杰到了不分敌我的地步。当樊哙义正辞严当面申斥项羽，说他所为是“亡秦之续耳”，项羽竟然“未有以应”，这恐怕是其一生中少有的，与其烹杀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话的人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表现了项羽此时内心深处的反躬自责。项羽对樊哙只说一个字：“坐”，完全写出这位愚蠢将军对公理心折、忠实厚道的性格。 司马迁写青年贵族项羽神勇盖世，静而听之，似有喑嗯叱咤之风。写其妇人之仁，静而思之。似见殷殷慈爱之容，精神笔力，直透纸背。司马迁同时还刻划了项羽浓厚的宗法观、本土观与刚愎易折的性格特征。项氏起兵时所依靠的社会力量就与陈胜、刘邦不同，陈胜号召的是发自闾左的戍卒，刘邦依靠的是逃亡役徒，而“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范增主张立楚之后为帝，也是投其项氏所好，立牧羊人为义帝，是由于项氏贵族宗法观念所决定的。项羽用人，根据宗法、等级原则，所封侯王将相几乎都是贵族，而出身贫贱的大军事家韩信却只被任做“执戟郎中”。灭秦后，项羽已达到“政由己出”的地步，但他把轰轰烈烈的反秦人民战争看做是六国对秦复仇的战争，无统一之志，只希望做一名战国式的霸主，自号为“西楚霸王”，分天下，立诸侯，集中体现了贵族宗法观念，将自己置于历史发展的对立面，从此开始了可悲的败亡命运。 从项氏起兵时“得精兵八千人”，以后“以八千人渡江而西”。到项羽乌江自刎时仍念念不忘“江东子弟八千人”，表现了项羽多么狭隘的本土地方观念。他所爱的是“江东父兄”，离开楚地便屠城郭坑降卒，如“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与战国时诸侯掠夺战无异，使天下多怨，百姓不归附。他不听别人占据富秦而霸天下的建议，“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深刻地显示了本土观念的本质特征。 项羽形象不同于项梁，也不同于其他贵族，因为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在贵族的共性中又处处显示着独特的个性。当得知沛公刘邦已破咸阳。“项羽大怒，曰： ‘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目空一切，骄横气盛，“范增说项羽日：‘沛公……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表现了范增深谋远虑，更衬出项羽匹夫勇悍的特点。项羽初听沛公左司马曹无伤报告时，显得多么暴躁，恨不能马上将刘邦碎尸万段。但当沛公假意谢罪于鸿门宴上，项羽又是多么刚愎自用、洋洋得意，巧言使其喜形于色，奉承使其迷惑软化，小利使其冲迷智昏，十足的骄傲将军的形象。垓下突围、东城之战，项羽虽仍保持一贯的豪气与魄力，但胸无良谋，不能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突出地暴露了他的自暴自弃的性格。 司马迁紧紧抓住人物个性特点，塑造了项羽这样一位狂飚式的英雄形象，清代李晚芳赞叹说：“羽之神勇，千古无二；太史公以神勇之笔，写神勇之人。亦千古无二。迄今正襟读之，犹觉喑嗯叱咤之雄，纵横驰骋于数页之间，驱数百万甲兵，如大风卷箨，奇观也。”(《读史管见》卷一《项羽本纪》)项羽的形象如此，《史记》传记其他人物形象也无不各具神态，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尤其是那些君王人物，作者撕去了他们神圣的伪装，或写他们奋发向上、兴国强邦，或写他们昏庸无能、误国灭族，或写他们残酷、虚伪，或写他们荒淫狂诞，还君王以活生生的凡人特性，也还君王自己的独特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