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唐宋对外交往为主题历史小论文

你是新疆的吗？？？ 题目跟我的一模一样

一、建构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一）追求具有道德或法律权威的权力中国① 对外关系理论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周代，乃至更远。然而，作为统一王朝构建国际关系体系的实践，则应始于秦汉。秦朝匆匆灭亡，汉初则因社会凋敝而力不从心，所以，汉武帝时代是国际关系体系成型的重要时期。这个国际关系体系，目标在于建立中国王朝的中心领导地位，确定周边各国同中国的尊卑秩序，以及各国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和礼仪规范。其理想目标是建立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君臣关系，不但在国际政治上获得最高的权威，而且获得伦理道德上的巨大支持，成为国际正义的象征。这是把国内政治体制运用于国际关系之上。然而，国际政治同国内政治有着很大的差别，只要不是征服兼并敌国，就不可能像统治臣民一般统治别国。如果说国内政治的指向是权力的集中，那么，国际政治的指向正好相反，是权力的分散。而且，处于国家权力统治下的社会，可以建立起一种伦理道德规范。然而，在没有统一权力中心的国际社会，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难以建立统一的价值和道德体系。因此，国际关系表现得更加现实，更加凸显出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面对众多国家之间的现实利益关系，要建立某种形式的权力中心，首先要有强大的实力；其次要致力建立国际道德和价值准则，它不像国内道德那样繁复而富于理想主义的感召，必须简洁明快，让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或国家能够接受或者理解，且具有可操作性。只有国际政治权力与国际道德准则相辅相成，才能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体系。如果无法建立获得广泛认同的国际道德和价值准则，国际体系及其领导者都无法稳定。完全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必然是动荡不安的，一旦实力间的平衡被打破，便是动乱与战争。把“德化”的原则运用于处理对外关系上。其实就是要凭借文化优势，依托国内的政治原则和道德理念去建立国际道德与价值准则，建构国际体系，谋求长期安定的国际环境，这是颇具远见的做法。当然，“德化”并非脱离现实的空想主义，它所依恃的是强大的国家实力，包括军事的、经济的实力，也包括外化为先进制度的文化吸引力。在此基础上，谋求建立君臣式的国际关系体系。换言之，古代中国王朝所追求的是具有道德或法律权威的权力，成为国际体系的领导者，承担领导的责任和保护臣属国的义务，扮演国际争端的仲裁者角色。因此，中国所谋求建立的以君臣关系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相对接近于西周的共主周王与诸侯国的关系，而非秦汉以后建立的中央集权式的君臣关系，这是由国内政治传统与国际关系的现实所决定的。诚然，古代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思想与政策可以放在前述“中国”、“天下”渐次扩大的延长线上，然而，作为统一的国家致力建构国际体系，则始于秦汉帝国。（二）对外关系的理想目标——君臣关系秦朝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摒弃西周以来的封建制，实行郡县制，中央权力直接渗透到地方，君权至上。同时，君权还具有来源于“天”的正统权威，赋予其权力的合法性。把君权贯彻于国际体系之中，不但可以使中国具有至高的政治权力，而且还具有道德的权威。因此，在国际体系中建立君臣关系，对中国来说无疑是最有利的。古代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在国际体系中建立起君臣关系，得益于中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和文化对周边民族或国家所具有的巨大优势，特别是在东亚，当秦汉帝国建立起来的时候，朝鲜半岛和日本尚处于部落国家林立的状态，需要从秦汉输入文化和技术，以提升自我。古代中国所具有的文化优势转化成为政治优势。然而，国际关系中的君臣，不同于国内政治中的君臣。国内的臣，为直接统治下的人，而国际关系中的臣，却是表示服属的民族或者国家，故统治的方法不同。“臣”本意为服从。然而，臣有个人，也有以部族乃至国家为单位的，这是重要的区别。《尚书·酒诰》记录了周初戒酒诰词：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可知殷商已有内服和外服的区分，《大盂鼎》铭文记载：“我闻殷坠令，佳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正可相互印证。西周继承殷商的做法，王畿为内服，其外为外服。参照前述五服之说，内外服虽然是空间上的远近之别，但就臣而言，内服为周朝臣下，均为个人，而外服之臣则为诸侯国，故《仪礼·燕礼》唐贾公彦疏称：“诸侯臣在乡遂及采地者为外臣，在朝廷者为内臣。”秦统一全国，朝臣扩大到全国，原为外臣的诸侯国消灭了，个人出仕朝廷，均为内臣。值得注意的是，以团体服属于秦的情况并没有消失。《法律答问》：“使者（诸）侯、外臣邦”，[1](P229) 可知秦国之外有诸侯国，还有外臣邦。此外，在《法律答问》还见到：1.“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可（何）谓“夏”？欲去秦属是谓“夏”。2.“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可（何）为“真”？臣邦父母产子及产他邦而是谓“真”。可（何）为“夏子”？臣邦父，秦母谓殹（也）。3.臣邦真戎君长，爵当上造以上……。这三条关于“臣邦”的定义是相互关联的。从第1条来看，秦之内也有“臣邦”，故臣邦人不满其主而要离去，同时也就离开了夏（秦）。《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者将“臣邦”解释为“少数民族”，似乎可以进一步深入分析。因为第3条法律显示，属于夷蛮戎狄之类异族者，称作“臣邦真戎”。根据第2条，纯属“臣邦”人者，称作“真臣邦”；臣邦人可以同秦人通婚，所产子属于秦人。由此看来，臣邦有在秦之内的特别政区，也有在秦之外的异族国家。特别政区之人，未必都是异族，应该有一些是土著民。就实际情况看，秦治下有特别政区“道”，[2] 为县级行政区划。《后汉书·百官五》记载：“凡县主蛮夷曰道……皆秦制也。”西汉规定，道有32个。② 秦代可以找到17个。③ 秦道主要分布于原秦国旧地，尤其集中在陇西、蜀、北地等郡，这些地方正是土著民和异族聚居杂处的地区。[3] 由此可见，秦国对于未开化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特殊的管理办法，以利于他们逐渐适应并融入秦王朝。以后的王朝也继承了这个办法。秦律对道有法律规定：“道官相输隶臣妾、收人，必署其已禀年日月，受衣未受，有妻毋（无）有。受者以律续食衣之。”[1](P110) 很明显，道受秦法律管辖。值得注意的是，这条法律为《属邦律》。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者对此条法律的注释，属邦是管理少数民族的机构，有秦兵器铭文为证。汉代因避刘邦名讳，改称属国、典属国。属邦亦即前引秦律所称的“臣邦”，在秦统一全国之前就已经出现。[4] 所谓“属国”，《汉书·霍去病传》颜师古注释道：“不改其本国之俗而属于汉，故号属国。”其关键是不改变属国原来的组织结构和生产、生活习俗，而服属于秦、汉王朝。从实际事例来看，汉武帝在打败匈奴之后，“乃分处降者于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5](P2483) 表明汉朝大规模征伐匈奴，目的并不是要直接占领其地，而是要匈奴臣服。故匈奴投降，向汉朝称臣之后，汉朝即保留其原来的社会形态，置之长城内外。作为臣属国，由此建立起君臣从属关系。臣邦可以放在秦国内特殊政区的延长线上理解。当然，以部落或者国家为单位向秦服属之“臣”，不同于秦国家机器中的内臣，而属于“外臣”。外臣并非空间上的内外，而是政治关系上的内外，在许多方面都能够表现出来。例如在礼仪方面，《仪礼·大射》郑玄注说：“献三官于阼阶，别内外臣也。”重要的是在国政上，“外臣不知朝事”，[6](P3185) 只是作为秦汉王朝在边外的臣属国，不介入中国的内政。中原王朝对于臣属国具有保护的责任，同时臣属国对中国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汉书》散见片断记述：丞相长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为外臣，朝请于边。” （卷94上《匈奴传上》）会孝惠、高后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毋使盗边；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卷95《朝鲜传》）可知外臣居于边裔，必须安辑所部，定期入朝，捍卫中国边塞，确保道路畅通，使得周边其他国家能够前往中国朝见。（三）宗法伦理与血缘纽带君臣关系是古代中国王朝希望达到的理想目标。政治上的君臣关系，是血缘关系中的父子关系。《尚书·洪范》说：“天子作民父母，已为天下王。”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家长的权力在古代并不大，所谓“作民父母”，强调的是爱民如子，仁慈治天下。直到专制主义强化之后，由于国家权力的积极支持，父权和夫权才大大加强，到明清时期与君权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专制统治的支柱。因此，不同时代的父子关系有着相当大的差别。早期在君臣的政治关系上加上父子的宗法关系，更多是为了通过血缘的纽带，既强化双方的联系，又使得森严的政治秩序变得富于亲情而柔性化。汉朝与匈奴的关系是很好的说明。汉初高祖刘邦出征匈奴，受挫于白登。忍辱改行和亲，以宗室之女出嫁单于，双方约为兄弟关系。此后历文、景两代，均保持与匈奴的和亲关系。故匈奴单于说：“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7](P3777) 于公，双方约为兄弟；于私，汉皇帝与匈奴单于为翁婿。汉武帝打败匈奴，直到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匈奴单于称臣入朝。汉元帝以王昭君出嫁匈奴单于，双方在国家关系上为君臣，在家庭关系上为翁婿。从家庭辈分来看，通过宗女出嫁，双方结成翁婿关系，到下一代，就成为甥舅关系。在中国，把血缘关系同政治关系紧密结合，有着悠久的传统。仅就西周的情况来看，其封建制是建立在婚姻宗法关系之上的，范文澜先生归纳道：周制同姓百世不通婚姻，这样，各国间同姓既是兄弟，异姓多是甥舅，彼此都有血统关系，可以加增相互间的联系。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诸侯在国内称异姓卿大夫为舅。想见有宗的庶民与无宗的庶民相互通婚姻，同样也保有甥舅关系。上起天子，下至庶民，在宗法与婚姻的基础上，整个社会组织贯彻着封建精神。[8](P136)西周用血缘宗法关系同封建制相结合，处理同诸侯的关系，也用以处理多民族复杂的种族与政治关系，成功地将他们融为一体，构成西周统治下的“诸夏”。西周成功的历史经验，为后代所借鉴，用于处理国家间的关系。从君臣、父子、翁婿、兄弟、甥舅等各种关系中，都可以看到历史传统的烙印。二、册封、羁縻与朝贡

首先海上丝绸之路是"迫不得已而行之".因为到了南宋时期北方敌人过于强大～金～西夏断掉了陆上丝绸之路所以南宋开创了海上丝绸之路。编者按：海南古代的经济贸易，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般萧条。琼岛偏居海外，人口不多，但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成为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一站。自宋以后，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和人员流动的频繁，海南岛逐渐告别荒凉。海上丝绸之路，这条古代中国最繁忙的海上通道，为海南岛带来瓷器、丝绸，带来商人、移民，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风气和生产方式。 扼守南海航道咽喉的海南岛，上千年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巨大驿站，过往船只在这里寄泊、避风或是补给后，继续驶向更广阔的大海。对于大部分商人而言，这里其实并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地，但他们带来的大量移民和商品流通，却推动着这个曾经“孤悬海外”的海岛的开发和发展。主要国内航线输出主要以土产沉香、槟榔、椰子、小马、翠羽、吉贝为主，输入以米、耕牛、绢、纱、漆器、瓷器为主主要国际航线 主要是中国大陆与南海诸国间的转口贸易 ①东南亚—海南—广州或泉州（经琼岛向海外诸国输出较多的是粤、闽、浙等地出产的瓷器、铜钱等，从东南亚输入的主要是珍珠、香药等） ②海南（输出本地产沉香、黑糖、玳瑁等）—厦门—福州—宁波（载当地产瓷器、丝、布等）—日本长琦（从日本输入棉纱和棉制品等）万宁大洲岛为古代商船停泊避风之处。图为清初一艘搁浅沉没的越南铁船。李幸璜 摄 在万宁市大洲岛前港的清澈水面下，一艘铁船静静地躺在水中。若遇上水浅时，铁船的轮廓清晰可见。据说，这是一艘清初搁浅在这里的越南贡船，其后人为了纪念先人，还特意在不远处修建了一座小庙…… 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附近的一片海滩上，随海水冲上岸的不仅有漂亮的贝壳，还有宋代的瓷器碎片。住在附近的人却并不觉得奇怪，因为这里过去就靠近繁忙的海上通道，上千年来数不清的商船都曾经过这里，这些碎瓷片或许就是其中一艘沉船留在海底的…… 海上丝绸之路我国最早记载海上丝绸之路是从西汉开始的，几乎与陆上丝绸之路同时开始。但一直到宋代，处于这一海上贸易通道的海南岛，才真正进入开发轨道。当我们再回望那段历史时，时间已经划过了数百年甚至近千年！现在，仅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研究中心登记在册的数据，南海古沉船已经超过2000艘，从这些五代、宋、元、明、清的古沉船里，不仅发现了依然完好的瓷器，还有大量的银锭、钱币等重要文物。 这些多少年来一直躺在海底的沉船，似乎在用另一种方式向我们讲述当时那条繁忙的海上丝绸之路。 我国最早记载海上丝绸之路是从西汉开始的，几乎与陆上丝绸之路同时开始。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乡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蒙乐生认为，其实一直到宋代，随着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南移，加之北方战乱使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才使以南方沿海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真正开始发展起来。处于这一海上贸易通道的海南岛，也正是从这个时期才真正进入开发轨道。 时间转回宋代，广州和泉州的港口商船林立，操着各种口音的商人们正忙着指挥码头工搬运货品，这里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那些满载着中国瓷器和中国丝绸的商船，从广州或是泉州放洋后，几乎都要经过南海海域，才能把这些精美的中国商品运送到菲律宾、占城、波斯湾等地，再由精明的波斯商人把这些远道运来的中国商品销往西亚各地甚至欧洲。 （杨辑）

东海丝路东海起航线最晚始自周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时，他封箕子到朝鲜，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到达朝鲜，教其民田蚕织作。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由此通过黄海最早传到了朝鲜。南海丝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泉州，所以称南海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在隋唐以前，海上丝绸之路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到唐宋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代有所变迁。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丝主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被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明初海禁，加之战乱影响，泉州港逐渐衰落，漳州月港兴起。清代闭关锁国，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自古以来，海上丝绸之路有多条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因运送其他货物而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主线路，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为悠久。东海起航线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鲜传授田蚕织作技术。箕子于是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走水路抵达朝鲜。这样，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通过黄海最先传到了朝鲜。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兵吞六国时，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和随身养蚕技术不断泛海赴朝，更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的传播。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通过朝鲜半岛或经由日本海环流水路，交往十分方便。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关于蚕业的传说。传说在公元前219~210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丹，曾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船员、百工、数千人东渡日本，传播养蚕技术，日本人民后尊祀徐福为“蚕神”。也有记载说，公元前三世纪，江浙一带的吴地有兄弟二人，东渡黄海至日本，传授蚕织和缝制吴服的技艺。其后，内地人士或经由朝鲜、或从山东出发，三三两两地到日本定居，交往十分密切，并促进了日本蚕业的发展。据日本古史记载，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6年），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公元三世纪，中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隋代，中国的镂空版印花技术再次传到了日本。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他们在浙江台州获得青色绫，带回日本作样板，仿制彩色锦、绫、夹缬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国唐代的名称，如：绞缬、腊缬、罗、绸、绫、羽等。唐代，江浙出产的丝绸直接从海上运往日本，丝织品已开始由礼物转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当时日本的首都，可以说是中国丝绸之路的终点，正仓院则是贮藏官府文物的场所。今日的正仓院已成了日本保存中国唐代丝织品的宝库，其中的很多丝织品即使在大陆也很难见到，诸如彩色印花锦缎、狮子唐草奏乐纹锦、莲花大纹锦、狩猎纹锦、鹿唐草纹锦、莲花纹锦等，还有不少中国工匠当时在日本制作的、兼具唐代风格与日本民族特色的丝织品。宋代也有很多的中国丝绸被运往日本。元代，政府在宁波、泉州、广州、上海、澉浦、温州、杭州设置市舶司，多口岸向日本出口龙缎、苏杭五色缎、花宣缎、杂色绢、丹山锦、水绫丝布等。明代则是日本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从中国输入的生丝、绢、缎、金锦等不计其数。清初（1644年），统治者担心国内人民出海与明末抗清志士勾结，于是采取海禁政策，后由于国内外的强烈反对而陆续开放。此时，日本仍继续大量进口中国生丝。1633~1672年间，日本每年进口的中国丝仍在20万斤以上，这是由于日本人民服用丝绸十分普遍，而当时的日本国战乱连连、蚕业衰退，国内生产的生丝数量锐减、品质不良的缘故。此时还有山东、陕西、安徽、浙江等地的商人直接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远航至日本等国，以中国的绸绫等换取椒、檀、铜、藤等货物。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国政府为了换取日本出产的铜，允许中日官方往来，进行丝绸贸易。此后，中国的丝绸更源源不断地被运往日本。日本在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同时，积极引进中国的桑种、蚕种和先进技术，并于1868年前后确立了振兴蚕丝业的基本国策，积极学习欧洲的蚕丝实验科学，订立奖励专利政策，兴办科教机构，蚕丝业从此欣欣向荣。1909年，日本出口的生丝已达到8372吨，超过了中国（7480吨），位居国际首位，其后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直到1977年产丝量才重又超过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