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润操纵论文国内外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以高速度发展，人们进行经济决策就需要更多更为准确的数据和信息，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所提供的各项财务指标是衡量企业发展状况的依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每个信息使用人的行为方向与资源配置动态都直接被财报的准确性所影响。如若较多上市企业出具虚假财务报告，或许会导致投资者作出错误决策而导致投资失败，如此一来便会严重消磨投资者的投资热情，扰乱证券市场秩序，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在财务舞弊更复杂、隐蔽性更强的新情况下，财务舞弊的识别和治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系统深入探索企业舞弊的共性特征，防止企业舞弊以及降低审计失败率刻不容缓。 研究意义本文研究以我国医药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特征与防治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着建设性的意义。一是有助于保障资本市场各种经济活动的有序进行。二是资本市场的稳定与完善程度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众所周知，资本市场疲软会造成经济颓势的恶性循环，证券投资者作为市场交易中的活跃分子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保护在投资市场中处于信息弱势的中小投资者，三是有助于营造公平的投资环境。有助于增强中小投资者投资信心，此外，还有助于审计监督水平的提高。财务舞弊特征给审计人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将审计过程中容易忽视的细节总结出来，并且将企业显示的各种特征信号联系起来，给注册会计师审计提供了便利。 国内外文献综述 国内文献综述阎达五、王建英(2001)采用“十分法”将取得的 1996 至 1998 年统计样本中的资产收益率、应收账款周转率、盈利质量指标按数值大小进行排序，通过均值差异检验，得出财务舞弊企业所呈现的具体特征[1]。章美珍(2002)将银广夏舞弊案例贯穿全文，从关联方、经营活动现金流出量、内部控制等几个方面阐述了企业舞弊的端倪，该案例分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 可参考性[2]。耿建新、肖泽忠等(2002)运用案例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亿安科技与银广夏的财务数据指标特征，随后又对 36 家盈余操纵公司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财务舞弊公司在舞弊前每股现金流量显著小于非舞弊公司[3]。毛志宏、李荷和张星明(2006)通过选取上交所 2001 年-2004 被证监会处罚并披露57家 A 股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运用逻辑回归模型详细论证出了独立董事比例、独立董事年薪以及会议次数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是负相关的[4]。罗秀珍(2012)从董事会治理角度对董事会构成、董事薪酬、审计委员会三方面进行展开论述，并辅以回归分析，验证了高层人事变动与董事会治理与财务舞弊相关性[5]。方军雄(2003)选取1993至2004年十年间被证监会处罚的48家公司作为样本，将应收账款周转率、董事会专业人员数量、资产负债率、每股收益作为变量，采用二项 Logistic 回归方法发现舞弊公司与非舞弊公司在上述四个指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6]。阮锦勤(2003)运用逻辑回归模型论证了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以及董事会特征与财务报告舞弊的关系，提出并证明监事会人员数量与企业财务舞弊的正向关系[7]。岳殿民(2008)以 1997 至 2006 年被监督部门依法查处并曝光的 53 家公司并剔除数据不全、剔除证券行业种类公司得到 36 个舞弊样本，再选取没有舞弊行为的公司作为对照，综合运用逻辑分析模型得出了盈利能力特征与舞弊的关系[8]。万东敏(2012)将 2003 至 2010 年制造行业的舞弊样本与经过 5 原则筛选的 27个参照样本纳入 Logistic 分析模型以及 T 检验，从企业内部结构、财务指标、审计意见等角度展开分析其与舞弊的相关性，具有较准确的识别率[9]。张海燕将(2013)以2004年至2012年间被依法查处披露的44家舞弊上市公司与 44 家报表没有作假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 SPSS 软件分析 27 个自变量并进行 T 检验，采用逐步向后的方式进行剔除，避免多重共线情况，得出应收账款周转率和流动比率是区别财务报告舞弊的有效指标[10]。谢晓燕、程富（2009）通过分析评价的性质和内容，指出我国现阶段对内部控制缺乏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通过国际比较，找出我国与国际发达国家内部控制评价体系中的差距[11]。戴文涛、王茜、谭有超（2013）研究了影响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评价外部环境、主客体、设立目标、评价方法、规范等内容，并且提出一个完整的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概念框架[12]。 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早期将企业财务舞弊的特征研究称为“企业舞弊红旗”研究，通过对舞弊企业进行归类分析，得出财务报告舞弊企业在某些方面存在共性特征，将这些共性特征定义为会计舞弊“红旗”，一旦发现一个企业具有“红旗”中的近似现象，便可以对其进行舞弊风险防控检查[13]。Albrecht 和 Romney(1986)采用问卷调查与归纳研究方法，发现公司管理人员个人能力、文化素质高低与公司报表是否作假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14]。Beasley(1996)通过对舞弊公司的分析发现独立董事比重、董事会审计人员比例、会议次数可以纳入舞弊公司预警信号中来[15-16]。Summers 与 Sweeney(1998)从舞弊三因素理论入手，采用案例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上市公司舞弊手段进行分析，发现大型上市集团公司大多采用关联方关系弄虚作假的方式，通过伪造、变造虚假买卖合同等手段作高收入，利润自然也增加。研究还指出隐藏内部关联方交易事项，也是企业财务报告舞弊的常见现象[17]。Abbott Parker 与 Peters(2002)运用案例剖析，通过正反例子对比说明治理层结构设置对预防财务舞弊的重要性，再一次强调了建立审计委员会的必要性，在研究中也指出内部机构审计专业性较弱也容易滋生财务舞弊，应合理安排董事会人员，增加财务或审计相关专业人才，面对公司重大财务决策可以着重听取其有益建议[18]。Doumpos(2005)在对公司财务舞弊研究时把本国 57 家公司作为取样对象，从这 57 个样本中分别获得资产、负债、收入费用、利润等数据计算负债率、销售净利率、资产周转率将得到的指标带入回归模型，经过检验分析得出总资产周转率在辨别企业是否存在舞弊行为方面具有显著性[19]。 文献评述财务舞弊自企业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从最初单业务造假到各个报表联动造假愈演愈烈，因此关于财务舞弊的手段、特征以及对策的国内外文献研究也较多。已有文献中，实证过程中只将能够量化的财务比率作为研究变量，研究变量类别较为单一，因此得出的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有待商榷。在分析财务舞弊的具体特征方面，对于企业发生财务舞弊时宏观环境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特征并没有论证，本文将财务舞弊的宏观环境特征与微观特征相结合，全面分析财务舞弊特征。研究领域偏窄。现存的文献研究大多是财务舞弊特征与识别，如若能将财务舞弊的特征识别与计算技术结合，不仅能够弥补研究上的不足，而且也能极大的提高该研究的实用性以及操作性。 研究方法及框架 研究框架本文一共六章。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阐述了该课题研究背景和意义，回顾关于财务舞弊案例的文献，说明研究方法和框架。第二章阐述财有关务财务舞弊的定义及中医药企业发展现状及趋势。第三章从医药行业角度出发分析了行业的财务舞弊成因、特征以及影响。第四章以新华制药为例，利用新华制药财务舞弊案例资料探讨新华制药财务舞弊的成因。第五章提出抑制财务舞弊的措施。第六章概括全文，得出结论。

国外专门对利润操纵（包括合法的盈余管理和不合法的会计造假）进行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但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文献却很多。如黑利1985年[52]、莫叶1988 年[53]、斯威尼1994 年[54]、马德方和派克1997 年[55]分别关于企业管理人员奖金计划、政治成本、负债契约、总经理变更等与盈余管理进行了实证研究；而迪舟、所罗安和斯威尼则关于盈余管理的动机、原因和结果进行了实证研究后发现：被 SEC 起诉高估收益的公司进行盈余操纵的重要动机是试图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外部融资和逃避负债契约的限制；产生盈余操纵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司薄弱的治理结构；盈余操纵行为一旦被发现和披露，则公司的资金成本将显著上升。波因顿等2002 年在《会计研究杂志》发表了题为“盈利管理与公司可选择最低税收”一文。该文针对美国1996 年税收改革法案中公司可选择最低税收(Corporate alternative minimum tax,简称AMT)账面条款而可能做出的盈利管理反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证明:公司的纳税与会计报告盈利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纳税至少常常被企业视为其计算报告盈利的一个重要目标。在此过程中,盈利管理是一个可以使用的工具。企业根据其纳税需要,对主观应计部分进行上调或下调,以得到所需的报告盈利。国内研究现状国内会计界专门研究上市公司和大型国有企业利润操纵相关问题的文献较多。如刘锋 2001 年对会计信息失真，特别是违法造假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以四川红光实业公司的案例为分析对象，从我国现有制度安排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现有的制度安排本身排斥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并诱发会计信息违法性失真。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不仅仅是一部《会计法》或相应的会计技术规范所能解决的，相关的法律制度安排才是解决会计信息失真的治本之举；林钟高等1999 年关于大型国有企业会计信息造假成因及治理对策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私营企业大都表现为虚减利润，以达到税负最少的目的，而国营企业则大都表现为虚增利润，以形成代理业绩好的经营形象；黄世忠教授在其讲稿《会计报表粉饰及其识别方法》中认为会计报表粉饰的动机主要包括：①为了业绩考核而粉饰会计报表，②为了减少纳税而粉饰会计报表，③为了获取信贷资金和商业信用而粉饰会计报表，④为了政治目的而粉饰会计报表，⑤为了发行股票而粉饰会计报表，⑥为了推卸责任而粉饰会计报表；王性玉教授 2002 年在其博士论文中对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进行分析研究时，将博弈论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工具，分别建立静态及动态的博弈模型来进行分析。尽管他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上市公司和大型国有企业的，但他们的研究结论及分析问题的方法对进行中小企业利润操纵的研究有着诸多启示。国内关于中小企业利润操纵相关问题的研究比较零星、分散。首先，祝立宏等 2002 年认为中小企业盈余管理的动因一般可区分为最终动因和中介动因两个层面，获取私人利益（经济的或非经济的最大化）是盈余管理的最终动因，中小企业盈余管理具有多样化的中介动因，具体表现为：筹资动因、避税动因、政治成本动因、债务契约动因。而关于中小企业盈余管理的治理对策他们提出了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以及从加强外部监督和加大监管力度三个方面做了简单的论述。其次，钟秋绮 2005 年认为中小企业会计信息造假的原因有：利益驱动、逃避税收、融资困难、违规成本过低、外部环境影响、会计基础工作薄弱以及会计人员整体素质偏低几个方面，并且也从加大会计违法犯罪的处罚力度、加强外部监督力度、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会计人员业务培训以及狠抓会计诚信建设等几面入手来探讨治理对策。最后，田钊平等 2005年认为我国民营企业会计造假的重要诱因是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地方政府的诚信缺失，外部原因是政府监督部门对民营企业管理监督不力，内在原因是民营企业管理体制的先天不足和企业负责人法律意识淡漠，并认为治理民营企业会计造假的有效途径是把教育放在首位、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健全与完善会计监督体系、提高会计机构的独立性以及搞好会计诚信建设几个方面。2006年中小企业会计信息造假的原因也是利益驱动、融资困难等原因，对经济活动造成不可忽视的危害,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应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完善核算办法,加强监督力度,狠抓会计诚信建设,避免假账出现。2006 年2 月15 日，为同国际会计准则接轨，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的情况下，新会计准则在多次反馈和修改中应运而生，确定于2007 年1 月1 日在上市公司中首先推行，同时鼓励其他企业使用，而大部分中小企业也使用的新会计准则，由于新会计准则刚刚推出使用不久，所以中小企业会计信息造假现象不是很严重，当前重点任务是防止企业借新旧会计准则转换“钻空子”造假。

关于关联方交易相关会计问题的探讨 "论文关键词：关联方交易 非公允关联交易 信息披露 论文摘要：交易是否公允已成为企业的债权人、股东和其他企业信息使用着日益关注的问题。在我国市场上，为数不少的上市公司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关联交易。本文利用盈余管理的相关理论分析了关联方交易产生的原因。并在综合以上条件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些能够规范关联方交易的相关措施，使关联方交易能够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0 引言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关联方交易在企业的全部交易活动中占越来越大的比重。关联方交易是否公允已成为企业的债权人、股东和其他企业信息使用着日益关注的问题。关联方交易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各式各样和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相互之间名目繁多的交易活动影响各方经营活动和会计信息的结果。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大量的关联方交易。 1 关联方交易的主要动机：盈余管理 关联方交易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控制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股权控制主体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利益，可以利用关联方交易获取超额利润率，或者通过关联方交易转移部分利润以达到获取超过非控股股东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信息控制主体可以通过关联方交易产生最符合其收益最大化的经济信息，如净利润、资产水平和净资产收益率等经营成果或财务状况。 盈余管理的内涵 斯考特认为，盈余管理是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经济后果的一种具体表现。只要公司的管理人员有选择不同会计政策的自由，他们必定会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或使公司的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会计政策。盈余管理是为了获得某种私人利益对外部财务报告进行有目的的干预。目前普遍被认可的是Healy和Wahlen对盈余管理的定义，即当管理者在编制财务报告和构建经济交易时，改变财务报告，从而误导一些利益相关者对公司根本经济收益的理解，或者影响根据报告中会计数据形成的契约结果。 盈余管理的关联交易手段 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的盈余管理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关联购销、资产重组、托管经营、承包经营、租赁、资金占用费以及其他费用或收入转让等。以上各种形式的关联交易按照调节手段可分为关联方关系调节和定价调节，即确认调节和计量调节。首先，由于关联方关系构成的复杂性，公司可以通过关联方关系的确认与否对所需要遵循的会计准则进行选择，即进行确认调节。关联方交易的这一特性加大了盈余管理的可调控性。其次，定价调节是对交易的收入或成本费用所进行的调节。通过定价调节可以调控交易利润，进而达到调节公司利润的目的。 基于盈余管理的关联交易产生的条件 基于盈余管理的关联交易产生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契约磨擦(contracting frictions)，一是沟通磨擦(communication frictions)。首先，根据契约理论公司可以看作是契约的联结，包括与雇员、供应商、资本提供者等的契约。公司是一系列契约的结合，公司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尽量降低契约成本。某些关联方交易可以降低契约成本，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保护公司及经营者自身的利益。如果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没有契约磨擦，没有磨擦成本，也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那么此类盈余管理发生的概率不大。当委托人——股东与代理人——公司管理当局两者的目标不一致，公司管理当局利用信息优势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十分明显。因此，股东与公司管理当局通过签订管理合约使两者的目标趋同。 例如，目前国际上许多公司的管理层所享受的股权激励计划就属于比较典型的此类合约。其次，沟通磨擦主要来自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阻碍了信息交流和沟通。公司管理当局是信息提供者，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成本，从而使管理当局倾向于有计划，有选择地披露部分信息，从而使盈余管理成为可能。 2 规范非公允关联交易的对策 关联交易已经成为上市公司利润包装的工具，并对二级市场股价走势构成显著影响；从发展趋势来看，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规范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行为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基于以上原因，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规范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以减少非公允关联交易对其他投资人的不利影响。 不断完善关联交易披露的会计准则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规定关联方交易的披露应当遵循重要性的原则，但由于重要性原则的运用，更多要依靠职业判断，对于披露的内容只是指导性的，因此有些企业对于一些较敏感的关联交易该披露而不披露。因此，应不断完善关联交易的会计准则，使信息披露有章可循。 规范市场中介，发挥中介机构的监督作用 关联交易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关联交易的价格、资金占用费、资产评估价格等价格因素。而这些信息的最终披露要通过注册会计师等社会中介机构的审计。但许多会计师事务所的运作极不规范，会计师事务所为了从上市公司获得审计业务，常常迎合上市公司的不合理要求，与上市公司沆瀣一气，降低了审计质量，为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利润开了方便之门。因此应进一步规范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事务所的运作，把好审计、资产评估等社会中介性工作这一关，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 加大执法力度 对没遵守准则进行的披露应进行惩罚，对已造成实际损害的尤应严惩。控股股东在没有相应制裁措施约束的情况下，利用控制权操纵关联方交易，将更加倾向于侵害公司利益，造成中小股东的利益受损。为此，应在会计法中规定：当公司股东迫使公司行为违背正常的商业条件，给第三者造成利益损失时，应对其行为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可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制定相应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和控股股东赔偿制度，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规范关联企业关系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目的之一是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很多企业上市采用控股的子公司上市，这种“剥离上市”和关联企业自身行为的不规范，使上市公司与控股大股东或第一大股东之间发生关联交易的频率过高。为了避免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操纵利润，在企业改组上市过程中，应该规范关联企业之间的关系，对有关企业上市之前的改制，资产重组时应将供应、生产、销售组成具有独立完整的系统并迫使上市公司具有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这样会大大地减少关联交易的产生，为杜绝不当关联交易打下坚实的基础。 加强自律机制 毫无疑问，上市公司经济行为要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使其规范运行，但政府的监管总是在事后起作用，而自律机制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防范于未然。 要通过提高上市公司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的素质，使其不仅具有较高的管理水平，还应有丰富的会计知识；同时要使其认识到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国家、投资者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信息披露意识；以保证其自觉遵守国家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使关联交易信息的披露更加全面、规范。 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 要得到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至关重要。为了规范上市公司法人治理，保障股东合法权益，各国一般通过制定公司法提供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律依据，我国公司法亦不例外。从我国公司法对法人治理结构各种描述来看，揉合了美国为主的外部治理模式和德日为主的内部治理模式，但明显存在断章取义之嫌，忽略了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形成的状况。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缺陷在于监事会的职能与责任不匹配，造成整个治理结构的混乱。监事会是内部治理模式特有的机构设置，在德国公司治理机构中是最高权力机构，称为监督董事会，简称监事会。之所以设置该机构是为了方便相关利益人行使监督权利，是外部治理机制不完善情况的必然选择，美国公司治理结构中之所以未设置该机构是因为有发达的外部市场治理。在我国不但外部治理机制欠缺，而且不存在“合格”外部相关利益人。德国公司治理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与企业关系密切的“主银行”，这些银行尽管直接持有企业的股份较少，但是通过掌握其他投资者投票权，实际上控制了企业的经营决策，较好的制衡了企业内部人经营行为。在我国一方面监事会的地位较低，不能形成对以董事会为主的内部人有效监督，另一方面也缺乏类似于德国主银行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因此，撇开外部治理机制有效性，仅从公司治理内部机构设置来说，我国公司治理机构需做以下完善：①在股东大会名存实亡的情况下，可以提高监事会的地位，发挥它对公司经营管理层监督制约作用；②还应调整监事会的人员构成，大力发展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使他们成为监事会主要组成部分，增强他们对经营管理层的制约监督作用和对大股东利益侵害的制衡作用；③采取多种渠道减持国有股，使国有资本从非国计民生领域战略性退出，引进其他投资者[论文关键词]历史教学，目标，知识 论文摘要：历史教学的第一个步骤便是制定教学目标，教学目标的第一个程序则是梳理历史知识。无论我们依据哪家哪派的教育理论或采纳怎样的教学方式，知识目标既是有效教学的基础，也是教师教育、教学观念转变的基石。引申说，对学科知识性质的认识，关乎学科教育的质量。所以，欲深究教学目标的有效性，理应从知识目标人手。 一、历史教论文关键词：关联方交易 非公允关联交易 信息披露 论文摘要：交易是否公允已成为企业的债权人、股东和其他企业信息使用着日益关注的问题。在我国市场上，为数不少的上市公司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关联交易。本文利用盈余管理的相关理论分析了关联方交易产生的原因。并在综合以上条件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些能够规范关联方交易的相关措施，使关联方交易能够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0 引言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关联方交易在企业的全部交易活动中占越来越大的比重。关联方交易是否公允已成为企业的债权人、股东和其他企业信息使用着日益关注的问题。关联方交易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各式各样和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相互之间名目繁多的交易活动影响各方经营活动和会计信息的结果。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大量的关联方交易。 1 关联方交易的主要动机：盈余管理 关联方交易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控制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股权控制主体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利益，可以利用关联方交易获取超额利润率，或者通过关联方交易转移部分利润以达到获取超过非控股股东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信息控制主体可以通过关联方交易产生最符合其收益最大化的经济信息，如净利润、资产水平和净资产收益率等经营成果或财务状况。 盈余管理的内涵 斯考特认为，盈余管理是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经济后果的一种具体表现。只要公司的管理人员有选择不同会计政策的自由，他们必定会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或使公司的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会计政策。盈余管理是为了获得某种私人利益对外部财务报告进行有目的的干预。目前普遍被认可的是Healy和Wahlen对盈余管理的定义，即当管理者在编制财务报告和构建经济交易时，改变财务报告，从而误导一些利益相关者对公司根本经济收益的理解，或者影响根据报告中会计数据形成的契约结果。 盈余管理的关联交易手段 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的盈余管理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关联购销、资产重组、托管经营、承包经营、租赁、资金占用费以及其他费用或收入转让等。以上各种形式的关联交易按照调节手段可分为关联方关系调节描述来看，揉合了美国为主的外部治理模式和德日为主的内部治理模式，但明显存在断章取义之嫌，忽略了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形成的状况。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缺陷在于监事会的职能与责任不匹配，造成整个治理结构的混乱。监事会是内部治理模式特有的机构设置，在德国公司治理机构中是最高权力机构，称为监督董事会，简称监事会。之所以设置该机构是为了方便相关利益人行使监督权利，是外部治理机制不完善情况的必然选择，美国公司治理结构中之所以未设置该机构是因为有发达的外部市场治理。在我国不但外部治理机制欠缺，而且不存在“合格”外部相关利益人。德国公司治理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与企业关系密切的“主银行”，这些银行尽管直接持有企业的股份较少，但是通过掌握其他投资者投票权，实际上控制了企业的经营决策，较好的制衡了企业内部人经营行为。在我国一方面监事会的地位较低，释 笔者将1980年以来出版的历史教学法(包括历史教育学)著作做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整理，有关历史知识的认识大致有三个主要特点：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大家的看法趋同；研究主体有较强的依附性(主要在历史科学概论和教育原理两个方面)；与时俱进。从研究脉络看，还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约从1980年到1985年，着重从历史知识的特性方面加以概括。比如，历史知识具有过去性、具体性、史和论的统一性、历史人物、历史概念、规律性知识等。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已经萌芽了“将知识能力化”的观点。 第二个阶段，约从1986年到2000年，最显著的进步是将知识和能力作为一对关系来理解，在强调培养学生能力的同时，进一步关注对历史知识结构及组织方式的研究。比如，认为历史知识不仅是有系统、有结构、有层次的整体，而且历史知识的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模式，它可以在纵横分聚中做出新的排列和组合，并认为历史知识结构就是按年代顺序和分块组合的统一体。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10年间，在出台大历史教育观念、素质教育观念、创新教育观念的同时，历史知识的整体性、结构性(抑或层次性)、可控性等主张相继被提了出来。 第三个阶段，约在2000年以后形成特色，即从心理学方面探究知识的性质并进行更有学术价值的分类。比如，有学者将历史知识分为陈述性知识(包括历史概念与历史规律)；程序性知识(指技能性知识，有具体性与可操作性特征)；策略性知识(更多地针对学习者自身，涉及的面则较广)。有学者将历史知识分为陈述性知识(主要用于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这类知识一般通过学习与记忆，便能获得并加保持)；程序性知识(是回答“怎么做”的问题，它由概念和规则所构成，与我们所理解的学习能力相吻合)。 还有其他观点。比如，从知识教育的目的着眼，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思想认识视为三个交叉层面，以此强调借助历史知识培养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力和认识。认为对历史知识的研究，既要涉及知识本身的结构和特性的问题，也要涉及知识本身的内容意义和素质陶冶的问题，即采纳广泛的知识概念。再比如，从学习方式着眼，并糅合学习理论阐述历史知识性质，主张“引导学生用新的表述方式对历史现象进行新的说明；引导学生从新的角度去认识历史现象，发现其中包含的新因素；引导学生重新组合知识，构建新的知识体系，发现知识间的新联系；引导学生体察教材间的差异与变化，从中捕捉新的信息；引导学生根据新的材料去创设并阐释新情景；引导学生质疑，鼓励其进行独立的创造性思维；引导学生初涉学术争鸣，激发思维的创新火花；引导学生用新的方法掌握历史知识。” 总之，二十余年来历史教学界在摸索与历史教学效益相关的知识定位与理解时，走过了一个由经验感知到有初步的理性思考、由非学术的整理旧故(苏式教学法)到用学术的眼光研究问题的过程。但是，由于教学法的痼习过深，加之研究视野始终没有打开，且资源空乏、学术氛围复杂等原因，尽管我们行的方向不错，可依然没有使学科知识脱去“教怎样的知识”的衣钵，而最终看重的是选择知识的“教的功能”。从以往研究成果的直接形式看：(1)知识是学习内容的载体。先是单一表述学习内容，后是与能力捆绑，表述的内容或是个别的乃至孤立的知识点，或是平面且单一的纵向知识线索。(2)知识的基本性质是区分“所教内容”的内在结构。先是简易的分类学习内容，后是关注各学习内容间的交叉。但总体而言，因都没有深入对学科教育知识本质的研究，而使上述所有研究成果皆徒有其表，该放弃的思路依然继续且仍属主流——如功能主义的研究思路；该拓展的课题未能很好地结合学科自身特点予以深入阐释——如知识建构主义的研究路子。所以，我们一向模糊教学目的与教学目标之间的关系，致使理应落实的知识目标始终处于笼统、琐碎的状态，结果是教师为一节课设定的知识目标，要么简单到只是教科书的知识点——为考而服务，要么复杂到宏观的教学任务——几乎没有落实点。 究其根本原因，历史教学研究包括目标研究，没有应有的新哲学视野和较为扎实的史学专业基础。至于此次课程改革推出的两个《历史课程标准》，不仅未能超越原有的研究水平，而且在严谨性、明晰性和可控性方面又逊于《教学大纲》。 对改善公司治理非常重要。在外部治理模式(如兼并收购机制)短期难以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以上措施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总之，只有充分的了解关联方交易的性质，能够明确界定正常的关联方交易与非公允关联方交易，才能在经济活动中利用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正常的关联方交易，杜绝非公允关联方交易。使关联方交易能够充分的发挥其积极作用，抑制和避免关联方交易的消极作用，才能使国民经济健康的发展。而会计在这一过程中就可以通过其特有的方式规范关联方交易，因此，应在会计工作的各个方面给予关联方交易足够的重视，这样才有利于各种措施的有效实施，以推动关联方交易的合法性和有序性。 参考文献： [1]杨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行为的思考”，中南林学院学报，2004年6月。 [2]葛家澍.“财务会计的本质,特点及其边界”，会计研究，2003年3月。 [3]李洁.“企业盈余管理存在的根源”，经济论坛，2004年第21期。 [4]黄本尧.“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监管问题研究”，深证综研字第0073号，2003年5月。 学法对历史知识的阐释 笔者将1980年以来出版的历史教学法(包括历史教育学)著作做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整理，有关历史知识的认识大致有三个主要特点：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大家的看法趋同；研究主体有较强的依附性(主要在历史科学概论和教育原理两个方面)；与时俱进。从研究脉络看，还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约从1980年到1985年，着重从历史知识的特性方面加以概括。比如，历史知识具有过去性、具体性、史和论的统一性；历史知识要在科学性与思想性的统一基础上，把握它的过去性、具体性和综合性。再深入一些的说明，比如，“把传授知识和发展智力相结合起来，促进学生的智力发展”；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时间过去性和现实性的统一，材料与观点的统一，具体知识性和规律性的统一等。另外，研究者们还从教学的角度对历史知识进行了分类。大家比较认同的分法是：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概念、规律性知识等。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已经萌芽了“将知识能力化”的观点。 第二个阶段，约从1986年到2000年，最显著的进步是将知识和能力作为一对关系来理解，在强调培养学生能力的同时，进一步关注对历史知识结构及组织方式的研究。比如，认为历史知识不仅是有系统、有结构、有层次的整体，而且历史知识的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模式，它可以在纵横分聚中做出新的排列和组合，并认为历史知识结构就是按年代顺序和分块组合的统一体。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10年间，在出台大历史教育观念、素质教育观念、创新教育观念的同时，历史知识的整体性、结构性(抑或层次性)、可控性等主张相继被提了出来。 第三个阶段，约在2000年以后形成特色，即从心理学方面探究知识的性质并进行更有学术价值的分类。比如，有学者将历史知识分为陈述性知识(包括历史概念与历史规律)；程序性知识(指技能性知识，有具体性与可操作性特征)；策略性知识(更多地针对学习者自身，涉及的面则较广)。有学者将历史知识分为陈述性知识(主要用于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这类知识一般通过学习与记忆，便能获得并加保持)；程序性知识(是回答“怎么做”的问题，它由概念和规则所构成，与我们所理解的学习能力相吻合)。 还有其他观点。比如，从知识教育的目的着眼，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思想认识视为三个交叉层面，以此强调借助历史知识培养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力和认识。认为对历史知识的研究，既要涉及知识本身的结构和特性的问题，也要涉及知识本身的内容意义和素质陶冶的问题，即采纳广泛的知识概念。再比如，从学习方式着眼，并糅合学习理论阐述历史知识性质，主张“引导学生用新的表述方式对历史现象进行新的说明；引导学生从新的角度去认识历史现象，发现其中包含的新因素；引导学生重新组合知识，构建新的知识体系，发现知识间的新联系；引导学生体察教材间的差异与变化，从中捕捉新的信息；引导学生根据新的材料去创设并阐释新情景；引导学生质疑，鼓励其进行独立的创造性思维；引导学生初涉学术争鸣，激发思维的创新火花；引导学生用新的方法掌握历史知识。” 总之，二十余年来历史教学界在摸索与历史教学效益相关的知识定位与理解时，走过了一个由经验感知到有初步的理性思考、由非学术的整理旧故(苏式教学法)到用学术的眼光研究问题的过程。但是，由于教学法的痼习过深，加之研究视野始终没有打开，且资源空乏、学术氛围复杂等原因，尽管我们行的方向不错，可依然没有使学科知识脱去“教怎样的知识”的衣钵，而最终看重的是选择知识的“教的功能”。从以往研究成果的直接形式看：(1)知识是学习内容的载体。先是单一表述学习内容，后是与能力捆绑，表述的内容或是个别的乃至孤立的知识点，或是平面且单一的纵向知识线索。(2)知识的基本性质是区分“所教内容”的内在结构。先是简易的分类学习内容，后是关注各学习内容间的交叉。但总体而言，因都没有深入对学科教育知识本质的研究，而使上述所有研究成果皆徒有其表，该放弃的思路依然继续且仍属主流——如功能主义的研究思路；该拓展的课题未能很好地结合学科自身特点予以深入阐释——如知识建构主义的研究路子。所以，我们一向模糊教学目的与教学目标之间的关系，致使理应落实的知识目标始终处于笼统、琐碎的状态，结果是教师为一节课设定的知识目标，要么简单到只是教科书的知识点——为考而服务，要么复杂到宏观的教学任务——几乎没有落实点。 究其根本原因，历史教学研究包括目标研究，没有应有的新哲学视野和较为扎实的史学专业基础。至于此次课程改革推出的两个《历史课程标准》，不仅未能超越原有的研究水平，而且在严谨性、明晰性和可控性方面又逊于《教学大纲》。 对改善公司治理非常重要。在外部治理模式(如兼并收购机制)短期难以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以上措施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总之，只有充分的了解关联方交易的性质，能够明确界定正常的关联方交易与非公允关联方交易，才能在经济活动中利用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正常的关联方交易，杜绝非公允关联方交易。使关联方交易能够充分的发挥其积极作用，抑制和避免关联方交易的消极作用，才能使国民经济健康的发展。而会计在这一过程中就可以通过其特有的方式规范关联方交易，因此，应在会计工作的各个方面给予关联方交易足够的重视，这样才有利于各种措施的有效实施，以推动关联方交易的合法性和有序性。 参考文献： [1]杨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行为的思考”，中南林学院学报，2004年6月。 [2]葛家澍.“财务会计的本质,特点及其边界”，会计研究，2003年3月。 [3]李洁.“企业盈余管理存在的根源”，经济论坛，2004年第21期。 [4]黄本尧.“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监管问题研究”，深证综研字第0073号，2003年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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