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清照的毕业论文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手起笔落处，端正凝重，力透人胸臆，直指人脊骨。“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不是几个字的精致组合，不是几个词的巧妙润色。是一种精髓的凝练，是一种气魄的承载，是一种所向无惧的人生姿态。那种凛然风骨，浩然正气，充斥天地之间，直令鬼神徒然变色。“当作”之所“亦为”，一个女子啊！纤弱无骨之手，娇柔无力之躯，演绎之柔美，绕指缠心，凄切入骨，细腻感人无以复加。透过她一贯的文笔风格，在她以“婉约派之宗”而著称文坛的光环映彻下。笔端劲力突起，笔锋刚劲显现时，这份刚韧之坚，气势之大，敢问世间须眉几人可以匹敌？！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女词人追思那个叫项羽的楚霸枭雄，追随项羽的精神和气节，痛恨宋朝当权者苟且偷安的时政。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仅一河之遥，却是生死之界，仅一念之间，却是存亡之抉。项羽，为了无愧于英雄名节，无愧七尺男儿之身，无愧江东父老所托，以死相报。“不肯”！不是“不能”、不是“不想”、不是“不愿”、不是“不去”。一个“不肯”笔来神韵，强过鬼斧神工，高过天地造化。一种“可杀不可屈辱”、“死不惧而辱不受”的英雄豪气，漫染纸面，力透纸背。令人叫绝称奇而无复任何言语！ 绝句，不是只因其艺术的功力，不是只因文字的机巧，当浩然正气贯于心胸与文学才华浑然一处时，下笔之处，天地惊鬼神泣之力，是缘于她的精神凝聚，气节支撑。 现代文学作品中，有人曾这样的点评项羽，“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喑呜叱咤，千人皆废，为什么身死东城，为天下人笑？他的失败原因‘妇人之仁，匹夫之勇’两句话包括尽了。当其败北之时，如果渡过乌江，卷土重来，尚不知鹿死谁手。而项羽向天长叹：‘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我而王，我何面见之？纵不言，籍独无愧于心？’英雄一世却没能战胜自己的自尊心！放弃了一线生机。” 从作者的切入角度和某个层面上说，我不反对这样的评说，但那只是就其切入角度的层面而言。纵观历史长河之内，英雄无数风流无尽，项羽的慷慨赴死报江东父兄，从容舍身慰男儿之身，如此气节，在他英雄之躯訇然倒地之时，腾空而起，凌云直上，流传千里，摧人至今。宁可无愧而死，不肯惭愧而生，这是项羽之生命换来的抉择之笔，书写着一种忠贞：忠贞于英雄之名，忠贞于大丈夫之气。联想到“霸王之别姬”可见其人文渲染和人格的魅力所至，造就出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慷慨气节、悲壮正气。 李清照本女儿之身。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一个坎坷漂泊的女子，一个沧桑憔悴的女子。笔墨所抒人杰之“杰”，高出众人几层之上；鬼雄之“雄”，豪踞鬼神遍及之处。一个“思”字，标示她的思想所向、志向所指，何等的无畏生死之气。此一绝句在她温香萦绕、弱吟娇叹的文字中，异笔突运，异军突起，这是她另一种的底蕴显露，是她别一种的气质光彩，是亡国之悲忿、爱国之强烈、命运之不屈的铮铮风骨和铿锵见证。 星光灿烂的古典文学长河，群星璀璨无比，这是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一路走过之处，给后人留下的斑斓印记。无法计数的才子佳人以其流光溢彩的才华，在文学史上取得了浓墨重笔书写自己名字的资格。但无论青天白日之下，还是明月当空之时，打开诗词集锦，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绝句，其浩然正气，傲然风骨，总会使人肃然起敬，凝神起思，思而钟情！ 何谓做人风骨，何谓做人气节，从李清照这位以婉约凄美而娇峙文坛的女子身上，我们可以找到最为精准的答案吧！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涵养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灵性生命。她有着“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温柔娇媚，也有着“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倜傥豪放。她就是宋朝婉约派词人李清照。在那个唯男子独尊的年代，她无疑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她的词自成一家。语言清丽而不萎靡，情调感伤而不空虚。在那样一个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社会中，宋代理学家们绝没想到撑起这一时期词的大厦的竟是一个“应该”被封建礼教死死束缚的女子。 生于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的李清照是幸运的，因为她出身非同一般，贵族世家，书香门第。父亲李格非博古通今，多才多艺并以文章受知于苏轼，母亲王氏学识渊博，才华出众。良好的家庭教育和脱俗的气质秉赋，再加上漱玉泉的涓涓细流，便淘洗出了这样一位美貌多情、才华横溢的易安居士。

评李清照《词论 摘要］李清照的《词论》在中国词学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对后来词创作理论产生深远影响，也引起了历代文学评论家的褒贬不一。今天，我们在深化研究《词论》的历史作用时，必须用发展的观点给以公正的评价。［关键词］李清照；词论；别是一家李清照是宋代一位著名的女词人。她在中国文学史上，尤其是在词的创作领域内，占有重要的地位。她的作品留下的不多，至今辑存者仅有五十余首，但由于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和卓越的艺术成就，而一直给人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她的《词论》全文不足七百字，立论鲜明，内涵丰富，充分体现了李清照的词学观，引起了历代文学评论家的注意，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就李清照提出的词“别是一家”的主张谈谈个人的理解和看法。《词论》强调，词“别是一家”，她把当时的词人分成两类：一类是不知词者；认为苏轼等人虽“学际天人”，王安石等人“文章似西汉”，却作不来词。又说柳永“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张先、宋祁弟兄“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对这些人有肯定，有指责。柳永词能协律固然好，但词中夹杂着庸俗、低下的缺点。张先、宋祁等人的词虽有丽句，却不够完整、匀称。另一类是始能知词者：如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等。对于这些人，虽然是懂得词的人，但她仍有所不满。李清照认为晏殊有妙语，却“苦无铺叙”；秦观词虽有情致，但沉溺其中，显得柔弱无气度。正是由于少故实，贺铸的缺憾也是如此；黄庭坚的词一味崇尚故实，又显得呆板，反而又成了疵病。李清照提出自己的词学审美标准，并将审美标准具体化，评价的具体全面，既有风格意境，又讲究铺叙用典等具体写法，使学者便于研习。李清照用她对词的审美标准，将她的前人、同辈等一些词作大家进行毫不掩饰的评判，直指他们的不足之处，作为一个女子，在当时能有这种批判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李清照认为以诗为词，以文为词都不符合词的艺术规律。忽略词的特质，只能使诗词文混淆，这不利于词的发展。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知词“别是一家”，将词独立出来。李清照不但将苏词，而且连欧、晏词都视为“句读不葺之诗”。她主张写词要把握好词的基本要素，即协音律、重典雅、尚故实、主情致、有铺叙。这就不难看出，她对词的要求非常讲究，与诗的区别更为严格。李清照词“别是一家”论断，从词与音乐的角度，提出词要合律，并提出词要分五音、五声、五律等等，以此来区分词与诗，维护了词的传统风格，旨在说明词的界限。的确，词作为一种文艺形式，有着特殊性能和独特形式，自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从词的起源，我们不难发现，词与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某种意义上说，诗与词是同源。我们知道，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都必须追求内容与形式的完美和统一，但是如果形式和内容发生矛盾时，形式束缚了内容的表达时，应该在形式服从内容的前提下设法解决。苏轼的词正好在这一点上，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大胆地摆脱了一切传统形式的束缚，所谓“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形成了他雄健豪放的词风。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苏轼的词并不是都不可歌，他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大江东去浪淘尽……”等等，都是可歌的。这种在词的创作上突破音乐束缚的新特征，可以说正是苏轼的革新和创造。苏轼在拓展词的题材广度时忽视了词体自身的独特性，对此，后人不能求全；同样，李清照在强调词的特性，捍卫词体独立的同时，对词的广度扩延未能顾及，我们也不能责备。诗言志，词缘情。我们应该承认诗与词有不完全相同的体性和风格，但也应该承认词与诗并非完全不相同的事实。有不少专家认为，李清照的《词论》是属于保守派的词学观，词“别是一家”提出后，影响了后代词的发展和创新。我不认为是这样，李清照的《词论》是从内容和形式的两个方面阐述的，一是从内容上说词不同于诗，一是从写作方法上说词不同于诗，也就是说词是合乐以供歌唱的文学，因此要“协音律”。李清照提出的词“别是一家”，并不完全是仅仅醉心于词的形式，突出表现词的诸要素，而是表明一种追求艺术的最高境界，是一种有所追求的规范。这种规范的追求当然是严格的，不是简单就能做到的，就连李清照自己的词也不能完全做到。她的后期词就有突破《词论》的例子。比如《声声慢》中“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永遇乐》中“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等，就是“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的，这就缺少用典、铺叙。至于李清照的《词论》写于她的早期还是晚期，研究家们说法不一，至于词论对当时的影响有多大，本人学识才浅，研究的不够，不敢妄加评论。但从南宋词人辛弃疾的《稼轩长短句》看来，不但打破了诗词的界限，并且拿词赋、散文及书札、语录等体裁来作词，由其取精用宏，及能腾天跃渊，成为宋词集大成的一家。我想，这也是百花齐放吧。李清照的《词论》是第一篇系统论词的文章，在词学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词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对词的特性作进一步认识的必然产物。《词论》对后来词创作理论影响深远，我们应当将其置于词学发展史中进行考察，并给予全面公正的评价。总之，词和诗文一样，作家要根据需要，破除多种观念的束缚，才能进入自由创作的境界。这就是我们今天研究《词论》所应持有的态度和追求。［参考文献］［1］褚斌杰，等编.李清照资料汇编[M].中华书局，1984.［2］刘忆莹.李清照诗词选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李清照研究论文集[M].中华书局，1984.

李清照喜欢将个人的主观感爱揉合于客观景象中，使景物成了感情的载体，既增强了词的含蓄性，又丰富了词的意韵。如《醉花阳》中的起拍，作者把自己的主观感"愁"与"难熬"，分别揉进了客观的空间景物与时间中，巧妙地再现了自己的孤独寂寞...

“别是一家”与“自是一家”——从李清照《论词》看苏轼豪放词（累死累活的考据结论）李清照在其《论词》中总结了前人词家创作上的优缺点，并指出了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的特点及创作标准。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词别是一家”的观点。她认为，词之区别于诗，在思想内容、艺术风格、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应保持自己的特色。总结起来，主要有一下几点：一、高雅李清照批评柳永词“虽协音律，而词语陈下”，反对以俚词俗语入词。主张为词应像南唐君臣那样“尚文雅”，要有文人的清高情趣和格调。二、典重李清照不满贺铸作词“少典重：，认为作词应当端庄典雅，不宜轻佻为之。三、浑成李清照重视文学的整体性，批评张先、宋祁有佳句而无佳篇，“破碎何足名家”。认为词应有整体的意境，浑然一体。四、协乐李清照认为词要严格遵守五音六律及清浊轻重，反对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作词不协音律，并讥其为“句读不葺之诗”。五、铺叙这是由于当时长调慢词盛行，故而李清照认为词要注意铺陈，不满晏几道多为小令而少铺叙。六、故实故实即运用典故，用典得当可以增加作品的典雅，充实作品的内涵，李清照批评秦观“少故实”，而黄庭坚“尚故实而多疵病”。总的来说，词“别是一家”的观点是要维护词的艺术体性和文人词的传统风格，主张在内容与形式上既与诗有所区别，又不流于浅近卑俗，脱离市井坊曲的俚俗之词。而以上数条原则中，又以“协乐”问题最为突出，争论也最为激烈。李清照在《论词》开篇以李八郎的一段轶事表达了作者对词在音乐方面的艺术要求，认为“可歌”是词的最基本的特点。她反对苏轼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苏词“往往不协音律”。的确，苏轼的词常常突破音乐的束缚，在词的双重属性之间偏重其文学属性。清人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毛先舒言曰：“东坡‘大江东去’词：‘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论调则当于‘是’字读断，论意则当于‘边’字读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论调则‘了’字当属下句，论意则‘了’字当属上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字亦然。又《水龙吟》：‘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调则当是‘点’字断句，意则当是‘花’字断句。”点明了东坡词的不合音律。然而，东坡虽亦自云不善歌，但其许多作品仍然是叶律可歌的。这一点从他部分词作的题序以及前人文献资料的记载中均可得到证实。那么，苏轼既然并非不通音律，他的词不能严格遵守音律的原因就在于他有意识地使词趋向文学化而非音乐化。宋赵令畤《侯鲭录》引黄鲁直云：“东坡居士曲，世所见者数百首，或谓于音律小不协。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缚不住者。”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复齐漫录》引晁补之语：“东坡词，人谓多不协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王灼《碧鸡漫志》云：“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陆游《老学庵笔记》云：“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晁以道云：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可见，当时及后世的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了苏轼以其豪放不羁的个性把词从音乐的附属中解脱出来，使词既有能歌的特点，又与诗一样成为独立的文学体式，不为音律、曲调所驱使。在这一点上，与极力维护曲子词体式特征的李清照相左。另一方面，李清照在《论词》中提出的作词要求规定了词的风格、意境乃至内容范畴，即高雅庄重、婉约矜持的风格，认为此乃词之本色，也就是词“别是一家”的主要特色。殊不知词自唐代以来，同时有两个系统，一为民间词，一为文人词。民间词以清光绪年间在甘肃敦煌石窟中发现的数百首唐五代曲子词为代表，题材广泛，风格各异。近人王重民辑《敦煌曲子词》时说：“（敦煌曲子词）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言闺情及花柳者，上不及半。”其中除缠绵悱恻的风格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作品。如：生查子三尺龙泉剑，匣裹无人见。一张落雁弓，百枝金花箭。为国竭忠贞，苦处曾征战。先望立功勋，后见君王面。定风波工书学剑能几何，争如沙塞骋偻罗。手执绿沉枪似铁，明月，龙泉三尺斩新磨。堪羡昔时军伍，谩夸儒士德能多，四塞忽间狼烟起，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剑器词皇帝持刀强，一一上秦王。面贼勇勇勇，拟欲向前汤。心乎三五个，万人谁敢当？从家缘业重，终日事三郎。菩萨蛮枕边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砣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这些词作，有的词情壮烈，有的气势豪放，更有《菩萨蛮》直快袒露，与《上邪》异曲同工，充满了民歌情致。而文人词作为另一个系统，约自盛唐始。黄升《花庵词选》以李白《忆秦娥》、《菩萨蛮》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中唐前后，文人填词之风渐开，许多文人创作了清新明朗的词章，如：李白 忆秦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张志和 渔父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戴叔伦 调笑令边草，边草，边草尽来兵老。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 明月，明月，胡笳一声愁绝。白居易 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岀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些词作，既继承了民歌明快舒朗的情趣，又带有浓厚的文人韵致，有的雄浑跌宕，有的爽朗潇洒，有的悲凉慷慨，有的悠然自得，与诗的风格并无明显分制。晚唐温庭筠是第一个致力于填词的文人，他引晚唐绮丽婉媚的诗风入词，创作了许多风格绮靡的词。其时编辑的《花间集》就是以这种风格为主的。其中又以温庭筠的词作数量最多。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说：“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妖娆之态。”认为词是用于酒筵歌席间供歌妓演唱以资宴饮之欢的，主张词为艳科，应上承齐梁宫体，下附里巷倡风，亦即以绮靡冶荡为本。晚唐五代乃至宋初的词人，多以婉约的词风为本，形成了文人词艳媚的风格特点，并将其视为词的正统，恪守“诗庄词媚”的审美观念，一直延续后世，成为主流，从而影响了李清照的观点。而苏轼却一反当时的传统，创作了与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词风格迥异的词。他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李清照说词“别是一家”，强调词与诗的区别；而苏轼说他的词区别于柳永的婉约词，“自是一家”。他的词写来是供“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的，是“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的，而不是柳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的。胡寅《酒边词序》中说：“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好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很明显，苏轼的豪放词并没有依从当时词坛已将词的风格定位在婉约上的观念，而是直接继承了晚唐以前文人词的风格并加以发展，将词回归到诗词未分的阶段，正是时人所说的“以诗为词”。更重要的是，苏轼还扩大了词的描写领域和抒情范围。除描写男女爱情和离愁别绪的词作外，苏轼还创作了表现劳动者生活、抒发为国建功立业之激情，以及感叹人生情怀、歌颂友人情谊等各种内容的作品，并将宋诗的“理趣”引入词中，达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界，展示了他广阔的视野、丰富的阅历和浓郁的生活情趣，使词走出了深闺小院，而境界更为开阔。清人刘熙载云：“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李清照及持有保守观念的人以婉约词为词之正宗，而斥苏词为变体，可知大谬不然。附：李清照《论词》全文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糜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息。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甚奇，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有押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重典。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矣。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糜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息。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甚奇，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有押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重典。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