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学刊编辑部

1912年1月5日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4月20日又北上担任唐绍仪内阁的教育总长。1912年2月8日，他在《临时政府公报》上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旋改为《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提出了共和时代的教育理念。但在政局纷乱的时代背景下，要把这套超越政治的教育理念从纸上落实到现实之中，却有着不可克服的障碍。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蔡元培的教育新政也存在着一些疏漏乃至于失误。其中最大的疏失，就是停办各省高等学堂，将其并入少数几所大学的预科。蔡元培等人改制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要与大学相衔接，二是要集中教育资源。但当时中国的大学屈指可数，师资力量也不充足，根本不可能接纳高等学堂的所有生源。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停办各省高等学堂，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除废止各省的高等学堂外，蔡元培还曾经做过停办北京大学的错误决定。时任北大校长的严复率先起而反对，撰就《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等文，与教育部据理力争，北大各科学生也纷纷联名发表各种说帖，表示反对和抗议。教育部不得已取消了停办北大之议。 1916年7月12日，范源濂受命任教育总长，他于8月26日请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蔡元培就任以后，在北大强势推行各种改革措施。他的革新措施首先体现在人事方面。蔡元培接受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的推荐，盛邀《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既不是北大专任教员，也没有相应的学历，如果按照既定程序和标准来挑选文科学长，无论如何也不会轮到他。所以，蔡元培先是让教育部出面发公函提出北大文科学长人事任免问题，为自己更换学长人选提供合法性依据，然后再越过相关程序，单独提出陈独秀这个人选，让教育部为其背书。1月11日，蔡元培函致教育部请派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随函附陈独秀履历一份。而事实上，据今人考证，这份履历中的学历和教育资历基本上都是编造的。不过，它的目的并不像考证者所说，是为了“应付教育部的官僚”，而是要给北大教职员工一个虚假的交代。所以，尽管教育部在1月13日即发布第三号令通过了对陈独秀的任命，北大内部对这个文科学长人选却一直存在着争议。 作为一个强势的大学校长，蔡元培对人事布局有着很深的考量。在1917年1月18日写给吴稚晖的信中，他提出了从人事方面整顿北大的构想：“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为此，他在任职后的第一年里，首先对专任教师队伍作了较大幅度的增补和调整，其中以文科教授增补为多。由于蔡元培延聘的这些文化人，在思想倾向上多有区别，过去人们往往以为他对新旧思想人物都是兼容并蓄的。但事实上，蔡元培的用人是有新旧之分的，这在他1917年8月份写给留法同人的一封信中表露得相当直白。信中说：“北京大学拟新设法文学、哲学、美学诸座，请法国方面职员为留意数人，其资格如下：（一）新党；（二）文学博士；(A)自然派文学(Natu-tatisme)；(B)Comte派及Geyan派哲学；( C)Bergson派哲学；(D)长于美学及美术史、兼谙悉美术馆之组织；（三）性情温和；（四）热心教授中国人而不与守旧派接近者……”可见他在思想上对“新党”有着特殊的偏好，而对“守旧派”则是相当排斥的。 除了对教职员进行吐故纳新之外，蔡元培还很注重对议事和管理机构的人事调整。鉴于评议会在学校决策中的重要性，蔡元培在上任两个月后，就以首届评议会成立“事隔两年，已逾改选之期，且旧选各员且有离校者”为由，决定改选一次。评议会成员大多系北大旧人，其中有些人与蔡元培的革新思路并不合拍，改选刚过半年，蔡元培又对评议会进行了改选，把支持他的章士钊、胡适、沈尹默都安插到了评议会。 蔡元培在任职后不久，还对北大学科体制作了重大变更。其主要内容为：（一）改革预科；（二）扩张文、理两科；（三）将商科归并到法科；（四）停办法科和工科，将其归并到北洋大学。预科含有半独立性质，有不服从北大校方统一管理的嫌疑，这是他要对预科进行改革的主要原因。另外在蔡元培看来，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与注重应用的专门学校有本质区别。“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且“文、理二科有研究所、实验室、图书馆、植物园、动物院等种种之设备，合为一区，已非容易，若遍设各科，而又加设医科之病院、工科之工场、农科之试验场等，则范围过大，不能不各择适宜之地点”。所以，他认为北京大学应该专门办文、理两科，而把其他各科转到别的学校，或者成为单科性质的大学。对此，工科、法科师生都是极力反对的。但蔡允许法科留在北大，而对工科却不留余地，决意要将其归并到北洋大学，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另一方面却也不无清除前任校长胡仁源工科班底的嫌疑。更直接的是，他在接任北大校长后，为了消除前任的影响力，当即由教育部出面委派胡仁源前赴美国调查专门以上学校事宜。虽然胡因各种原因并未赴美，蔡元培仍然将胡原任的工科学长一职交由理科学长夏元瑮暂代。这显然是为了防止胡仁源利用学长职务带头妨碍他的改制新政。 基于“思想自由之通则”、“兼容并收之主义”，蔡元培不但创办了《北京大学月刊》以“网罗各方面之说”、“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对于北大师生创办的一些提倡新文化的刊物也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1919年2、3月间，被《新青年》一派当作“桐城谬种”加以批判的林纾，给蔡元培写了一份公开信，攻击《新青年》编辑部中人以“废古书”为“行用土语”张目，颠覆了传统的道德和文化秩序。对此，蔡元培以一校之长的身份，在3月18日撰写的《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中，回应林纾对北大的指责，并从兼容并包的角度提出了他自己对于大学的基本主张：“（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 从理论上来看，蔡元培的这两种主张都是言之成理的，但就事实层面来看，在实现兼容并包的方针时，蔡元培并不是不偏不倚的，而是多有偏重的。陈独秀、胡适等人鼓吹新文学，批判旧文学，主张废文言而代兴白话，有的甚至主张废除汉文而代之以世界语，这种极端反传统的立场显然是与章太炎等人主张保存国粹以激发民气的立场背道而驰的。因此，包括章太炎在内的许多“老新党”，对于他们的主张都是颇不以为然的。 1918年2月6日写给吴承仕的信中，章太炎称：“所称北都现象，令人发笑。然非蔡孑民辈浮浪之说所能平。”这就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以兼容并包自许的蔡元培。而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曾在一篇文章中讽刺新文学派“今世妄人，耻其不学”。另据周作人回忆：“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绰号蔡孑民叫‘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正因为这样，后人才把黄季刚1919年9月从北大的去职与蔡元培联系在一起。这时，北大已成为全国新知识界的思想中心和舆论中心，但其学术影响却并不如人意，这与那些反对蔡元培革新措施的各科学者（包括工科、法科的新派学者和文科的旧派学者）的边缘化其实是有很大关系的。 就蔡元培在北大时期的作为而论，足以说明兼容并包之不易、理想人格之不可恃。如果再联系到蔡元培在政治上的表现，尤其是1927年在国民党“清党”运动中的表现，我们就会明白，蔡元培在与自身利益和权力直接相关的派系斗争中，并不是一个真正能“容忍异己”的人。如果把蔡元培作为一个个案，以蔡元培为中心，对多元背景下的包容之道进行考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多元价值冲突、利益纷争的现代社会背景下，除了思想上的包容和人格上的客人之量以外，还必须建立一种可以容纳、协调和整合彼此之间有着各种矛盾的各个不问利益主体的社会机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项义华：《“兼容并包”理念与现实——以蔡元培为中心的北大改革》， 舒建军、武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0年第2期 ） （原题《“兼容并包”：在理念与现实之间——以蔡元培为中心的考察》，载于《浙江学刊》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