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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yekiki
首页 > 职称论文 > 关于四书五经的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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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都贤先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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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书籍。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其实本来应该有六经,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但后来亡于秦火,只剩下五经。目录 [隐藏]1 四书 《大学》 《中庸》 《论语》 《孟子》 2 五经 《诗经》 《尚书》 《礼记》 《周易》 《春秋》 3 参阅 4 外部链接 [编辑] 四书主条目:四书四书为儒家经典,南宋学者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之后各朝皆以《四书》列为科举考试范围,因而造就《四书》独特的地位。甚至宋朝以后《四书》已凌驾《五经》的地位。南宋光宗绍熙远年(1190年),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编辑] 《大学》主条目:大学 (书)《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年—前434年)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人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编辑] 《中庸》主条目:中庸《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年-前402年)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编辑] 《论语》主条目:论语《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编辑] 《孟子》主条目:孟子 (书)《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编辑] 五经主条目:五经五经是儒家作为研究基础的古代五本经典书籍的合称,相传它们都经过儒家创始人之一的孔子的编辑或修改。儒家本来有六经,它们是《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和《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编辑] 《诗经》主条目:诗经《诗经》在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古者《诗》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喜欢诗词的朋友,相信都有读过。[编辑] 《尚书》主条目:尚书 (经)《尚书》古时称《书》、《书经》,至汉称《尚书》。“尚”便是指“上”、“上古”,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相传为孔子编定。《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编辑] 《礼记》主条目:礼记《礼记》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礼记》只是解《仪礼》”(《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虽只是解说《仪礼》之书,但由于涉及面广,其影响乃超出了《周礼》、《仪礼》。《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记》;另一种,也便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编辑] 《周易》主条目:易经《周易》也称《易》、《易经》,列儒家经典之首。《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作者应是筮官,经多人完成。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以前的人们对自然与人圣变幻规律的认识模式,从没有超越阴阳八卦的思维框架。相传龙马驮“河图”出现在黄河,上古圣人伏羲始作八卦;《史记》又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一说伏羲重卦,有说神农),并作爻辞(或谓周公);后至春秋,又有孔圣作“十翼”之说,世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等组成。《传》一共七种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杂卦》和《序卦》。古人把这十篇“传”合称“十翼”,意指“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编辑] 《春秋》主条目:春秋 (史书)《左传》 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官所写)。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编辑] 参阅六经中儒家经典 [编辑] 外部链接“四书五经”漫谈 四书五经 四书: 大学 | 中庸 | 论语 | 孟子五经: 诗经 | 尚书 | 礼记 | 易经 | 春秋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古代一系列经典书籍。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其实本来应该有六经,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但后来失传,只剩下五经。四书主条目:四书四书为儒家经典,南宋学者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之后各朝皆以《四书》列为科举考试范围,因而造就《四书》独特的地位。甚至宋朝以后《四书》已凌驾《五经》的地位。南宋光宗绍熙远年(1190年),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大学》主条目:大学 《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年—前434年)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人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中庸》主条目:中庸《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年-前402年)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论语》主条目:论语《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孟子》主条目:孟子 (书)《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五经主条目:五经五经是儒家作为研究基础的古代五本经典书籍的合称,相传它们都经过儒家创始人之一的孔子的编辑或修改。儒家本来有六经,它们是《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和《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诗经》主条目:诗经《诗经》在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古者《诗》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喜欢诗词的朋友,相信都有读过。《尚书》主条目:尚书《尚书》古时称《书》、《书经》,至汉称《尚书》。“尚”便是指“上”、“上古”,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相传为孔子编定。《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礼记》主条目:礼记《礼记》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礼记》只是解《仪礼》”(《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虽只是解说《仪礼》之书,但由于涉及面广,其影响乃超出了《周礼》、《仪礼》。《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记》;另一种,也便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周易》主条目:周易《周易》也称《易》、《易经》,列儒家经典之首。《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作者应是筮官,经多人完成。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以前的人们对自然与人圣变幻规律的认识模式,从没有超越阴阳八卦的思维框架。相传龙马驮“河图”出现在黄河,上古圣人伏羲始作八卦;《史记》又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一说伏羲重卦,有说神农),并作爻辞(或谓周公);后至春秋,又有孔圣作“十翼”之说,世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等组成。《传》一共七种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杂卦》和《序卦》。古人把这十篇“传”合称“十翼”,意指“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春秋》主条目:春秋《左传》 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官所写)。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四书五经另一篇详细介绍:《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书。 “四书”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书。 其中,《论语》、《孟子》分别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 《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首次把它们编在一起的是南宋著名学者朱熹。不过,在朱熹之前的程颢、程颐兄弟已己大力提倡这几部书了。他们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笔之子书,以授孟子”的。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治儒学最重要的文献。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编在一起。因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参、子思、孟子,所以称为 “四子书”,简称即为“四书”。朱熹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其 中,《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 释因为引用他人的说法较多,所以称为“集注”。值得注意的是, 朱熹所编定的《四书》次序本来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浅入深进修的顺序排列的。后人因为《大学》、《中庸》的篇幅较短,为了刻写出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论语》之前,成了现在通行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顺序。 由于朱熹注释的《四书》既融会了前人的学说,又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切于世用;又由于以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地位的日益上升,所以,朱熹死后,朝廷便将他 所编定注释的《四书》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到元代延佑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考试,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注《四书》之内,明、清沿袭而衍出“八股文”考试制度,题目也都是在朱注《四书》里。由于这些因素,使《四书》不仅成为 了儒学的重要经典,而且也成了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成了直到近代全国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所以,有人把《四书》与西 方的《圣经》相比,认为它是东方的“圣经”。事实上,无论就其流传的广泛,还是就其对于中国人人格心理铸造影响的深刻来看,这种比拟都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五经”指《诗经》《尚书》《周礼》《易经》《春秋》五部。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儒生始称《诗经》。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 据说《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按所配乐曲的性质,可分成风、雅、颂类。“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庸阝风、卫风、王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组成,称为十五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雅”包括小雅和大 雅,共105篇。 “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来自民间。“颂”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 共40篇。颂是宫廷用于祭祀的歌词。一般来说,来自民间的歌谣,生动活泼,而宫廷贵族的诗作,相形见拙,诗味不多。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 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可以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而 《诗经》的语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貌的最重要的资料。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 《尚书》据说原有一百篇,秦代焚书后,汉初仅搜集到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从孔子故宅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称为古文《尚书》,这十六篇不久亡佚。晋人伪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又从今文《尚书》中析出数篇,连同原有的今文《尚书》共为五十八篇,也称古文《尚书》。《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就是经过晋人手术的这种古文《尚书》。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书。《虞书》、《夏书》非虞夏时所作,是后世儒家根据古代传闻编写的假托之作。 《商书》是殷王朝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其中《汤誓》按时代说应为最早的作品,但这篇文章语言流畅,可能经过后人的润色。《盘庚》三篇古奥难读,较多地保留了原貌。 这是殷王盘庚迁都时对臣民的演讲记录,虽然语辞古奥,但盘庚讲话时充沛的感情、尖锐的谈锋,还是可以感受到的,如他说: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炪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盘庚》上) 短短的一段话,用了三个比喻,贴切、生动,具有形象性。其中“有条不紊”作为成语,至今仍被沿用。又如盘庚告诫臣下不要煽动民心反对迁都,说那样便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弄得不可收拾,比喻也很生动。 《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文献。其中《牧誓》是武王伐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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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宋 隋炀帝 时的科举分两科,一称明经,另一称頲士。虽然唐代大大增加了科目数量,䠆明经和进士仍是选拔官员的主要科目㠂 明经科的主要考试内容包括帖经和墠义。帖经有点像现代考试的填充,试顠一般是摘录经书的一句并遮去几个字考生需填充缺去的字词;至於墨义则映一些关於经文的问答。进士科的考试丠要是要求考生就特定的题目创作诗 、 赋 ,有时也会加入帖经。 唐高宗 时代以后,进士科的地位慢慢超越了栎经,成为科举中唯一的重要科目。造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进士科考生需蠁发挥创意方能及第,而明经只需熟读砓书便能考上。而且进士科的评选标准砚严格,考上的人数往往只是明经科的堁分之一。当时曾有一句说话:「三十蠁明经、五十少进士」,道出了进士科砄难度。 另外,在武则天时代开始,亠设立了 武举 考试,用以挑选武官。 宋代大部份晠间的科举内容与唐代分别不大,但 王安石 执政时,曾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把堖经、墨义和诗赋等考试都取消了,改砺以经义 (解释经书) 、论 (对时局的评论) 和策 (提出解决时弊的办法) 作为考试内容。然而, 苏轼 等人对该项改革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元 元代的科举虽然对自身的统治影响不大,但它的内容却有重大转变。第一是 科举不再分科,专以进士科取士。第二考试的指定读物有所变动。新的规定 ,如果经义的考试内容包括 四书 ,则以 朱熹 著述的《四书集注》作为主要的依据㠂 这两项改动并没有随 元朝 而消亡,而是成为明、清两代 八股文 的基础。 明、清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在乡试及会试皆以 ??书的内容命题,要求考生以古人的语 ??阐述经义,「代圣人立言」,用 八股文 作答。八股文有很多格式上的要求,栵为讲究形式。只有到了科举最后一关用以决定名次的殿试,才会改为考时堙策问。但是考生答策的内容很多时都䠦不重要,清朝的皇帝便惯以试--的书泠取定殿试名次的高低。 热衷科举的人 识 四书五经 ,其他以外的知识,统统都成了「杂堸」,很多读书人都是一概不通。讽刺砑举的小说 儒林外史 中便记载了这样的一个笑话:有人对栎朝的进士--开玩笑说:「今下如果是 四川 的 苏轼 来考,文章亦只能是第六等了。」--筠道「苏轼既然文章不好,考不上也罢亠。」原来他竟然不知谁是苏轼。 而就 是对四书五经的内容,科举亦只要求求循前人的思想,以华丽词藻作出合乎式的漂亮文章;不求有独立思考、创新见解。考生的实际见识和才学在八股文的要求下反而被忽略。於是不少考生舍四书五经,专门钻研为应付考试 ,称为“帖括”的八股文范文选刻 。当时一些人称八股文为「敲门砖」意即考取功名后便可弃之如敝屣。曾经有人将八股文与「 鸦片 」、「 缠足 」并列,认为是荼毒中国人的三大害㠂 晚清时力主废除科举的 康有为 与 梁启超 两师徒,可算是一对才学与考试成绩䠍相乎的典型例子。 梁启超十二岁便兠学成为秀才,十七岁举人,被称为神章,算是科举得意。但梁启超中举后自诚「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谓经史也」,遇覠康有为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窍不通,反耠要拜老秀才康有为为师。相反,康有炠书香世家,家中有--,年少已熟读经史子集古今典籍。虽然康有为名满广东,但他十六岁成秀才,获贡生身分后 是乡试六试不售,失意科场二十载。十六岁时方才时来运转中举人,得以徒弟梁启超一同上京赴考,会试最终以首名及第成为会元,高中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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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冰心

四书:《大学》 《中庸》 《论语》 《孟子》五经:《诗经》 《尚书》 《礼记》 《周易》 《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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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月寒水20

中国封建科举制度摭谈--------------------------------------------------------------------------------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要为统治者服务,就有个选什么人、用什么标准选人,用什么方法选人的问题。中国封建时代长达二千多年,这历代统治阶级是如何利用选考、招生来网罗人才的呢?从选拔制度来看,汉代以后、隋朝以前,实行的是“选举”制;从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至清光绪27年(1903年)大约一千三百年,实行的是“科举”制;到近、现代则实行的是招生考试制度(人们一般比较熟悉)。这项工作可以在学校进行,如太学、国子学以及各类学校在学生中招生、考试;也可以通过选考,即“选举”和考试进行。 太学学生基本是按等第、身份来选拔的,不需要入学考试。但学校内有定期考试制度。这种考试只是为了确定官阶官职。考试内容完全是儒家经书。所谓“选举”,一是以身份、门第来挑选“贤良”、“孝廉”、“九品”等;二是以儒家经书作为选举考试的唯一内容。“选举”盛行于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下面着重谈科举的兴起、废止及其影响。一、科举的兴起与废止。科举亦叫开科举士。即由国家设立许多科目,通过定期的统一考试来选拔人才、分配官职。这种制度是从隋炀帝大业二年设立进士科为开端,一直到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隋朝采用士科的方法来选拔官职,以此来代替九品中正(即九品三等,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三级,层层上报直到吏部尚书。始于魏朝,晋及南北朝都相沿袭用)和地方官的选职。从而将读书、迎考、做官紧密地联在一起。这一方面使得世族地主沿着这一方向取得参与政权的机会;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又可以从世族手里夺回选人权力,以此来巩固他的统治势力。所以“科举”是一项新的政治举措,它有力于中央集权,故被以后各个朝代所沿用。不过由于考试内容专重儒经,从一开始就带上了先天不足之症。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趋腐化没落,官方规定的儒经范围、标准,越来越狭窄,从而路子也越来越狭窄死板,直至废除。隋末农民大起义给世族地主以沉重打击,但也有一些世族地主在夺取政权中担任了唐王朝要职。地主阶级内部的这种新变化,不仅为科举制奠定了广泛的基础,到贞观、永徵年间又有了更大发展。唐制取士之科,多沿袭隋制。但参加科举的范围扩大了,来源有三:一是学校出身的学生,每年中央由国子监祭酒和地方各州县学校挑选学业成绩合格的学生,送到礼部应试;二是乡贡。一般读过儒经的知识分子都可以应试。从县到洲,再到尚书省,逐级考取;三是科举,由天子直接招考,大都根据统治者本人喜好和切合当时政治需要而特设科目。据说唐文宗前后共考过数十种科目。武则天还亲自命题考试,开了科考中殿试的先例。此外,还允许学武之人参加科举考试。这种考试由兵部主持,叫武举。唐代科举科目(如秀才、明经、进士等)虽然很多,但最受社会重视的还是进士科。录取的比例差别很大,一般百人中选一、二人。当时有人把中进士比喻像登天一样。有“五十少进士”之说,五十岁作了进士还属年轻的。白居易29岁及第进士,是十七个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个。及第进士后,“凡旨授官,悉由于尚书。文官属吏部,武官属兵部,谓之铨选……其择人有四事:身、言、书、判。”(《通志、选举志》)“铨选”,即衡量选定的意思。其标准指:体貌丰伟,言辞辩正,楷法遒美,文理优长。经吏部考取后才给官做。而皇亲国戚、功臣子孙、贵族则可直接应吏部考试;五品以上子孙还可不考试。宋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和内容,沿袭唐、五代之旧,仍以孔孟之道为唯一内容。不过,由于建国后为防止地方势力的滋长,加强中央集权,需大量补充官员到国家各级政权中去,故大力提倡科举,并在形式上作了调整和改革。首先,放宽考试、录取范围,扩大录取名额;其次减少考试层次,取消了吏部考试一关。一旦录取后立即授予官职,名茅列前的可得到较高官职。再次,确立了殿试制度。宋代考试内容十分重视帖经、墨义,几乎各科都考。王安石变法,还实行“经义”取士,颁布了“三经新义”。后“经义”演变为八股文。元朝带有明显的民族政治色彩。元代科举终止了七十八年。在延佑二年(1315年)才开科取士。以《朱注四书》(宋代朱熹解释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开始于元代,到明清成为法定的唯一内容。明朝“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明史、选举志二》)以八股文取士始于成化年间。清代科举基本沿用明代旧制,但所贯彻的则是民族歧视政策。明清科举弊端更多。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政权,对知识分子实行软、硬两手。硬的,大兴文字狱,实行血醒镇压;软的,控制人们的思想,而科举制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二、八股文的起源、形成及危害。八股文大约从宋朝开始,到明朝己完全形成了,清朝最盛行,“惟读《四书》,谢绝学问,帷事八股。”(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八股文是什么?“是完全没有内容,专讲形式的文字玩弄。这种文章的每一个段落都要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就八股文格式而言,死硬规定每篇必须有破题、承题起讲、题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等几个段落,每段又规定一定的句数。“题比”又名“入手”,是引入正文的开始。“虚比、中比、后比、大结”四个部分属正式议论,又称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股者,对偶之名也。”四个段落各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一般称八股文。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介绍,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要求,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连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再如宏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共两扇立格,则每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八股考试是以《朱注四书》为中心内容的,大约有四百多年。由于题目的限制,为避免重复,防止应举人抄袭成文(实际当时就有应敷科举在市场出售的八股文选本——新科利器),于是出偏题、怪题。有什么单扇题、双扇题、三扇、四扇起,上全下偏,上偏下全,截上截下,甚至有单词独句字的所谓“枯窘题”。“譬如《中席》‘及其广大草木生之’,则上回去‘及其广’,下去‘木生之’三字,但以‘大、草’二字为题,如此之例,不可殚书。无理无情,以难学者。”(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八股取士,从内容看,以孔孟之道为唯一的,存在明显局限性;从考试形式上看,偏题怪题,死记硬背,牵制了人的思想和智力发展;另外,考试要盘查身体看有无藏匿,以考生为敌。不仅场内派军人监督,连场外也要派军警守卫。为防止考生作弊携带东西入场,在入场前要洗澡,换上官方特制的衣服。到清代,考生在考场上的全部用具都作了严格规定。当时有这样的诗句来形容考场实情:“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句功名误煞人。”“闺房磨人不自由,英雄便向彀中求。一名科举三分幸,九日场期万种愁。负凳提蓝浑似丐,过堂呼号直如囚。袜穿帽破全身旧,襟解怀开遍地搜。”(摘自《浙江乡闱诗》)由此可见八股陈腐,形式陈旧,八股取士的科举制的弊端是很明显的,它只能摧毁人才,只能使国家文化学术水平大大下降。可以说八股科举毁掉了一代知识分子。“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当代很少有称职(胜任)的官吏。”(《通志、选举志》)这说明八股科举是培养不出、也选拔不出真才实学的人来。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进步思想家都大声疾呼批判科举,连蒲松龄、吴敬梓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把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地步。他们是以生动的文学形象来全面批判八股科举的。三、科举考试的程序、级别。现以清代科举考试为例,一般包括三级考试:院试、乡试、殿试。院试,在府城或直隶洲地举行。考试对象是及格的童生。在院试前有两次预备考试,在童生参加考试的基础上,选取部分及格者。主考官称“学道”、“学台”,又称宗师。如《儒林外史》第7回说:范进中了进士,‘钦点山东学道’,即由他去主持院试。学道任期三年,期内必须逐个到直隶府、洲去主持两次考试。院试是从童生中考取秀才,并要对秀才进行甄别。院试录取名额,根据府、洲、县的生源多少来定,多者二十几人,少者七八人。像《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范进都是考了几十回、几十年才考中的。“秀才”一般来说没多大学问,只要八股能成篇就有录取的希望。秀才身份比普通人高—等。高在他有了接近官员的资格。秀才见了知县可以不下跪,甚至可以和知县分庭抗礼。中了秀才,生活一般没问题,至少可以教书。乡试,在南京、北京,各省省府举行,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举行。考试时间八月初九至十七。每场三天,一般考三场或四场,故有“九日场期”一说。因考试时间在秋天,故称秋闱。考场一般称“闱房”。参加乡试者必须是秀才。通过了这次考试的秀才,才可取得举人的称号。主持考试的官员称主考。录取名额各省不等,大省百余人,小省五六十人。在明清时代,考上举人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是—件大事。因考上举人后,不但可以参加更高一级的会试,考取进士;既或考不上进士,但也有了做官的资格。范进中举,他自己高兴地发了疯;邻人也多来奉承,送田产、送银子、送奴仆等。这说明一个读书人考上举人,确实是举足轻重的一件大事,因把自己列入了特殊阶层。对老百姓来说,一个举人简直是天上的星宿下凡。范进中举后,他的丈人胡屠户说:“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殿试,由会试、复试、殿试三种组成。会试由礼部主持在北京举行,三年一次,即在乡试的第二年(逢丑、辰、未、戌年)举行。某年举行的称为某科,如壬午举人,就是壬午科举人的省称。考试范围是全国的举人。考试日期为三月初九至十七,考三场,每场三天。四月发榜。因在春天考试,又称春闱。录取名额二、三百人不等。录取者,先以礼部名义发表,称为贡士。主持贡士的官员称大总裁。复试仍由大总裁主持,参加考试者必须是会试录取的贡士,只考一场,考八股经义。复试分一、二、三等,这等级与后来的授职有密切关系。殿试是最高一层,地点在太和殿,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一场。通过会试考取的贡士才可取得进士的称号。殿试分三甲,一甲三名,称进士及第,各有其号,从上往下: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六、七十名,称进士出身。三甲称同进士出身。一、二、三甲总称进士。中了进士,对读书人来说,功名到头了。殿试后还有一个考试,叫朝考,与功名没什么关系,只是为了授予官职。在殿试后若干日举行。通过此次考试,进士可获得他们应得的官职。明清规定:一甲三名在会试揭晓以后,立刻授予官职。状元照例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的编修(正七品)。清代翰林院主管编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起居、典籍文件。四、科举制对人们的影响。从以上介绍可看出,科举制与读书、做官是直接相联的。可以说,越读书,越往科举制度上爬,就越有做官的希望。请看“久旱逢甘雨,异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白马紫金鞍,骑出万人看。借问谁家子,读书人做官。”“学乃人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选白坊刻《千家诗》的眉头)这历代流行的诗歌,讲的中心思想都是读书做官,追求功名富贵。由此可见,科举制极大的剌激了读书人的功名心。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崇尚科举,是因通过这一途经可以走上仕途,获得荣华富贵。它不仅具有强大的刺激力,而且读书做官成了一种强烈社会意识,强烈社会心理。这种意识、势态、风气构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这股强大的社会势力挤压着读书人去走科举之路。不仅读书人、知识分子要沿着这一阶梯往上爬、走上仕途;更可怕的是社会上广大阶层的人也都受到这一影响,并且大而且深。他们也都认为这是一条正轨的路,读书人必经的路。在《红楼梦》一书中,史湘云、薛宝钗,包括袭人都劝说过宝玉要走这一正轨之路。事实证明,在封建社会里,谁在这条路上走得好、爬得高,谁就受重视,谁就能得到荣华富贵。宝钗不就登上了宝二奶奶的宝座吗!而林贷玉由于不说这些“混账话”,不走仕途经济之路,就为贾家所不容。不仅社会是这样,家里人甚至连妻子也是这样。在唐代德宗贞元初,有个读书人叫杜告,他考好多次都落榜了。他妻子压力很大,在杜告又一次落第后,她派人给杜送去一首诗,说他丈夫的的确确有奇才,可为什么年年都没被录取呢?感到害臊,“君若来时尽夜来。”说她丈夫若回家,只能半夜回来,别叫旁人看见。我们看在这种社会风气下,这妻子也对丈夫摆出了一副势利眼。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微型小说《镜听》,说一家两个儿子都是读书人,两个儿媳妇在家料理家务。一年两个儿子都去赶考。报子来报,大儿子考上了,此时两儿媳妇都在厨房里做饭,父母高兴,就到厨房告诉大儿媳妇说,你丈夫考上了,你别在厨房干了,到外面凉快凉快去吧。二儿媳妇一个人在厨房干活,只因丈夫没考上,眼泪汪汪。一会儿报子又来报,二儿子也考上了。二儿媳听说后还没等婆婆说话,把手上活一撂也到外面去凉快了。我们看这种社会心理、这种社会风气,非但进了闺房,也伸进了厨房。所以有人这样总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两句是极好的概括、总结。也正因为一举成名天下知,所以读书人才十年寒窗去苦读;也正因为一举成名天下知,所以大家都往这条路上挤、去奔走、去苦读。读书人在八股科举的诱惑下,变得灵魂空虚、道德低下。由于八股的禁锢,使知识分子,穷则百无一能,愚顽酸腐,做统治者的奴才;达则贪赃枉法,期压百姓,做统治者的帮凶。在这一点上,吴敬梓、蒲松龄等是有比较清醒、深刻认识的。在《儒林外史》第一回里,吴敬梓借助理想人物王冕之口说:“用《五经》、《四书》八股文,这个法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在这里文木山人指出了读书人腐化堕落的根源之—,就是来自八股取士制度,说它不好并给予深刻批判。由于走八股取士之路可以通向富贵,因此人们都往这条路上挤,不惜把自己灵魂变得空虚,道德变得低下。因此把文章学业、道德品行看得轻了,去追求做官,或逃避现实,退隐遁世。这不就把路引偏了吗!这第一回不仅是我们读《儒林外史》一书的总纲,同时也可见吴敬梓那对封建科举制持批判的鲜明态度。他所提倡的是文行出处,而否定、批判的则是功名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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