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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资本论》参考文献(列国志数据库  供交流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出版。该著创立了所谓的“七类文献法”,用于进行指导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和构建。

Ⅰ.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论》第1~4卷,人民出版社,2004。《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资本论》第1卷(德文一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32卷,人民出版社,19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34、47卷,人民出版社,200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剩余价值学说史》,郭大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剩余价值理论》,人民出版社,1975。《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97。《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84。《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2012。《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0。《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1999。

Ⅱ.国学《周易》(杨天才等译注),中华书局,2011。《国语译注》(汪济民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老子译注》(罗义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论语译注》(杨伯峻),中华书局,1980。《大学中庸译注》(王文锦),中华书局,2013。《孟子译注》(杨伯峻),中华书局,2012。《杨伯峻〈孟子译注〉商榷》(白平),中华书局,2013。《楚辞译注》(董楚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吕氏春秋译注》(张双棣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61~2014。《史记》(韩兆琦译注),中华书局,2007。《春秋繁露》(张世亮等译注),中华书局,2012。《全唐诗》(彭定求等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唐诗一万首精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唐宋词鉴赏辞典》(唐圭璋等),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李商隐诗集疏注》(叶葱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李清照全词》(刘瑜编),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红楼梦》(周书文点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熊十力选集》(景海峰编),吉林出版社,2005。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熊十力:《论六经·中国历史讲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熊十力:《原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熊十力:《新唯识论》,商务印书馆,2010。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2006。国学大师丛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

Ⅲ.历史和思想文化卜正民等:《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古伟瀛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冯天瑜:《“封建”考论》(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13。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侯家驹:《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2008。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Routledge,2001)。金观涛等:《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增订本),法律出版社,2011。金观涛等:《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1。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楩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帕特森:《马克思的幽灵——和考古学家会话》,何国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马春文等译,长春人民出版社,2006。宋鸿兵:《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2007。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1。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熊彼特:《经济分析史》,杨敬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2011。程恩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第1~5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张一兵:《资本主义理解史》第1~6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张之洞:《劝学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Ⅳ.政治和哲学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Martin Heidegger,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William Lovitt),New York:Harper Colophon Books, 1977.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2010。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马元德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余大章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布洛维:《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程恩富等:《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德赛:《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江澄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戈尔巴乔夫等:《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豪斯曼:《经济学的哲学》,丁建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郝敬之:《整体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洪银兴:《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人资本及其收入的属性——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现代应用》,《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胡大平:《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简新华等:《论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几个难题》,《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简新华:《再论“资本中性论”——答侯廷智教授的商榷》,《中国经济问题》2004年第4期。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高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杨启潾等译,人民出版社,1984。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刘永佶:《劳动主义》,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牟宗三:《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钱广华:《开放的康德哲学——重读“物自体”》,《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荣兆梓:《资本一般与公有资本》,《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0期。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李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施密特:《历史和结构——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张伟译,重庆出版社,1993。孙中山:《三民主义》,九州出版社,2011。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孙正聿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孙正聿:《“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孙正聿:《〈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期。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吴宣恭:《从生产关系的主导因素探讨中国经济学的主线》,《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1期。吴宣恭:《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根源和解决途径》,《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11期。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仰海峰:《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及当代效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杨志:《论资本的二重性——兼论我国公有资本的本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姚顺良:《马克思“三大社会形式”理论的原像——析望月清司对<大纲>解读的两个“贯穿”和一个拒斥》,《现代哲学》2011年第1期。俞吾金:《从康德的“理性恨”到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哲学研究》2010年第8期。俞吾金:《被遮蔽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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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其他艾凯:《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第三版),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许光伟:《马克思企业理论:现代范式》,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07。《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陈叔平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伯恩斯坦文选》,殷叙彝编译,人民出版社,2008。《拉法格文选》,人民出版社,1985。《卢卡奇自传》(杜章智编),李渚青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王亚南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1989。《卫兴华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

许光伟_百度百科

许光伟[1]  (概述图来源[2]  ),《保卫〈资本论〉》一书作者。[3]  当下一位写作风格特立独行的历史经济工作者、研究者。[4-5]  1971年8月生于安徽滁州。[2]  工作于江西财经大学,教授[1]  、硕士生导师[6-7]  。涉猎《资本论》[1]  、当代中国经济[1]  、企业理论等多个研究领域与专业方向。[1]  目前从事中国经济学研究。[2]

本着“多路进,狭路退”的治学理念,酝酿了十载,运思了十年[8]  ,于2014年底推出学术成果《保卫〈资本论〉》[9]  ,副标题: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3]  。其贯串了许光伟教授的前期成果[10-11]  :各个研究路径和类型的学术论文[12]  ,贯串其所喜爱之历史和文化。[9]  由于信奉中华历史和世界历史“和而不同”,致力于书写“学术整史”逻辑[13]  ,于是演绎出“国学马克思主义[13] + 中国经济学”[14]  的相生相克[15-16]  的经济思维来[14]  ,使学术呼吁成为了实实在在的话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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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ietee1997

爱因施坦认为,如果一个方程看上去不美的话,那理论一定有问题。在新的《艺术》教材中将“艺术与科学”的课题放入教材,与传统的教材相比大不相同,教师在拿到教材时对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就必须做出思考。在此,我就从艺术与科学的角度谈谈对这一课题的理解。 一、人文与科学的关系 先来看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与科学的关系。文艺复兴解放了被宗教禁锢的思想,绝不仅局限于人文文化,它涉及到思想文化领域的几个方面,由人文主义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新科学运动所构成,这些运动都渗透着一种理性主义,通过理性主义恢复了人的尊严。这个时期产生了许多思想和学术的巨匠,他们在科学与人文的领域中充分施展着多才多艺的天赋,他们跨文化创造的建树起到了将科学与人文结合起来的作用。在这方面可以列举出许多人的名字,如里昂·巴蒂斯塔·亚尔培蒂、韦罗丘、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尤其是达芬奇,他不仅对各种艺术无不擅长,而且对各种知识也无不研究,从他的手稿就可以看出,他观察和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包括了人文与科学的各个领域。他不仅是著名的画家,还可以称得上是雕塑家、工程师、建筑师、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而其在每一学科中,他都在当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被公认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杰出的艺术家和科学家。将科学与艺术结合最好的是达芬奇,可他并不是将科学与艺术结合的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在科学家中李政道就是其一。李政道教授是物理学家,但他对历史、诗词、绘画、音乐等文化艺术,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也十分喜好。他积极倡导将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从1987 年起,先后多次与艺术家合作创造艺术作品,举办“科学与艺术”研讨会,并出版了《科学与艺术》的大型画册。时至今日,科学与艺术的融通,应该是一种时代的要求,是人类自身发展的需求。它已不单在较高层次上广泛进行,而且逐渐在成为一个“公众话题”。 科学与艺术的融通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例如我国提出的申奥口号,就是要把2008年北京奥运会办成绿色的奥运、人文的奥运和科技的奥运。在教育活动中,科学与人文的并重已经成为了一种教育理念。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个性和谐健全的人,教育的功能就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而一个科学与人文日益融通的社会就需要培养既有科学知识也有人文素养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新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明确指出:“新课程的目标应体现时代要求。……要使学生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与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 ”艺术课程在目标定位上,提出要以培养学生的艺术能力和人文素质的整合发展为目标。在艺术门类、多学科的艺术教育活动中,通过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情感、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科学的联结,达到学生艺术能力、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的逐步形成和提高。并进一步提出,艺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在这里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已经是双重的关系了,它同时体现出人文与科学的关系。在新的教育理念中人文与科学的结合已成共识。 二、艺术想像、审美要求对科学的影响 新的《艺术》教材编写原则中有一条是多门类、多学科相融合的原则。在编写时注意到了科学与艺术的关联,例如,中学教材第一册安排了“艺术与数”的单元教学,使学生初步感受和发现艺术中的“美”与科学中的“数”的关系,沟通美与数的联系,从综合的角度关注艺术、关注科学,达到感性和理性的平衡,使学生能在艺术与科学的关联方面做些探索。第三册的“表现星空”则从另一角度对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做出探索,使学生进一步理解艺术与科学的关联。艺术的和谐与天体的规律之间观念互动。科学的观念和艺术的观念可以通过互相借用、互相启发、互相融通来促进二者的相互渗透。教材选择从科学的角度切入来学习艺术的有关知识,不是简单的一般意义上的词语移植,而是在精神境界上趋向一致。 李政道说过: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艺术,例如诗歌、绘画、雕塑、音乐等,用创新的手法去唤起每个人的意识或潜意识中深藏着的已经存在的情感。情感越珍贵,唤起越强烈,反响越普遍,艺术就越优秀。科学,例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对自然界的现象进行新的准确的抽象。科学家抽象的阐述越简单,应用越广泛,科学创造就越深刻。尽管自然现象本身并不依赖于科学家而存在,但对自然的抽象和总结乃属于人类智慧的结晶,这和艺术家的创造是一样的。科学家追求的普遍性是一类特定的抽象和总结,适用于所有的自然现象,它的真理性根植于科学家以外的外部世界。艺术家追求的普遍真理性也是外在的,它根植于整个人类,没有时间和空间的界限。由人类优秀文化积淀、凝聚、孕育而成的人文精神,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人文精神是由优秀文化孕育而成的内在于主体的精神品格。人文知识、人文科学是泛指对社会现象、文化艺术进行研究的学科和知识。在艺术领域内人文与科学的结合将建立起一个生态文明体系。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又主动保护客观世界,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良好的环境所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成功的总和。“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宇宙观就是人文与科学的关联,把人对自然的认识,自然对人类的作用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建立和谐的文化生态环境,即生态文明体系。培养高素质的人必须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下进行,把人放在宇宙环境之下,把人放在历史的“链条”上去,使其在综合的文化环境氛围中成长。在现实生活中艺术活动往往是综合的,很少进行单一形式的活动,并且是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进行的。 中国教育存在的突出缺点:重教有余,重学不足;灌输有余,启发不足;复制有余,创新不足。熊十力认为:人的智能(心智)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叫性智,一种叫量智。性智可以通过艺术、音乐、绘画来培养;量智则可以通过分析、数学、物理的训练来培养。人的性智与艺术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视学琴棋书画。古人要学习的这些东西,所培养的就是人的性智,也就是把握全局的能力。量智是指计算机能力与逻辑推理等,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实现;而目前的计算机不能实现人的性智,因为人的许多知识不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且还包括许多直接经验所获得的知识、直观的能力等,如果要机器完成这样的一种直观判断就太难了。从人的智能开发的角度来看问题,《艺术》教材在培养学生的性智的同时,与培养量智相结合,才是对学生进行全面艺术教育的路子。正如姜璐教授认为对学生的培养要知识全面,数理结合、文理结合、技术与基础的结合。当然艺术教育不可能包揽一切,建立新的“双主题”的教学模式仅是为了确立一种新的教育理念而提出的现阶段的教学方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艺术教育在科学与人文的相互融通下会有更多的教学方式出现,也正是我们的希望所在。有不少专家认为,未来的竞争表面上看来是科技竞争,但归根结底是人才素质的竞争,而提高人才素质主要是人文和科学素养的共同作用,成功进行综合艺术教育势必对人才素质的提高发挥重要作用。 三、科学发现,科技进步对艺术发展的促进作用 在艺术与科学的融合中,科技与艺术的结合更为紧密。科技的发展为艺术提供新的表现手段,拓展了艺术的表现空间。例如:公元前6世纪,毕达歌拉斯学派就把最新的科技运用到建筑和音乐中,将琴弦长短粗细与音律的关系的研究运用到乐器制造中,将美与某种比例的关系研究运用到建筑及音乐中。我国湖北随县曾候乙墓出土的铜编钟,运用了当时十分先进的音律技术、冶练与铸造技术;古代埃及的金字塔是在当时数学、天文学、物理学高度发达的前提下建造的;西方油画的发展与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光学是分不开的。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艺术的式样也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如:电影、电视、时装、工业造型设计、电声音乐等。 总之,现代科学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极大地丰富了艺术表现力,拓展了艺术表现空间:如电脑绘画、电脑设计建筑、电子音乐、电脑动画等已成现实。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科学与艺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艺术与科学的沟通是必然之势,让艺术与科学在相互融合、相互补充中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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垚垚姐姐。

先生于大学三年级时,从游于黄岗熊十力先生之门,三十一岁获交唐君毅先生,一师一友,相得最深。熊先生以为北大自有哲学系以来,唯先生一人为可造。而唐先生则于未尝晤面之先,见其文而知其人,之后又谓先生天梯石栈,独来独往,高视阔步,有狂者气象。敬维先生之所成就,是真可告无愧于师友矣。[2] 这段文字是对牟宗三与熊十力和唐君毅的师友关系的“盖棺定论”。数十年以来,牟宗三与熊十力和唐君毅的师友情谊有口皆碑,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检视牟宗三的自传以及其他文字材料,熊十力与唐君毅在精神上给他带来的不同的影响,以及他们师生三人在精神上的相契相知,牟宗三亦有亲切而诚挚的记述,他的缅怀与感念之情呼之欲出,溢于言表,十分动人。他说过一句言之凿凿的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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