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徐东居佳伴
张爱玲小说人物形象的悲剧美学体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引起的……此外还有一种介于这两种人之间的人,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这就是著名的“过失说”,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主人公不是善良的典范,却必须是容易犯错误的人。他(她)陷入逆境而遭难,不是因为有什么恶德恶行,“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而他(她)之所以犯错误,不是由于他(她)对自己身外的事物一无所知,便是由于他(她)的欲望。由此可见,悲剧的结局是悲剧主人公自身的过失造成的。以今天的眼光看待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美学思想,它的局限性肯定是存在的,但它能够成为西方美学理论的主要依据并“雄霸了二千余年”,也足以证明它是有很强的现实生命力和美学意义的。 张爱玲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人”,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悲剧人物(详后)。至于张爱玲是否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张爱玲在塑造她的小说人物形象时无意识地迎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同时我还发现,张爱玲小说人物形象身上所具有的那些特点,要比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更为充分、更为具体。 一、无意识的错误与未加思虑的愚蠢所导致的悲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主人公之所以陷入悲剧境地,是由于他(她)无意识地犯了错误。典型的例子是(在《诗学》里讲的)索福克勒斯笔下的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十全十美的悲剧”的俄狄浦斯王。不过这则悲剧更多表现的是人的意志与命运的冲突,人对茫茫不可知且又无法抗拒的命运的斗争。而张爱玲通过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了对现实的错觉而导致的悲剧。这是来自一种看事不明的人类弱点。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可是三个月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变了,逐渐成为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像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薇龙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说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 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的有力嘲讽。《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罗杰•安白登,开着汽车,春风得意,“他深信他绝对不会出乱子,他有一种安全的感觉”,其实他的周围危机四伏,充满不安。新婚妻子愫细把正常的夫妻生活视为禽兽行为,在新婚之夜离家而去,结果闹得满城风雨。罗杰很快便感到“一片怔忡的庞大而不彻底的宁静”,安全感这时候变成了恐怖感,他最后就在这恐怖感中了结了自己的一生。再如《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是个软弱无能的人,他所面临的任务大于他本身的能力,这无疑也是一种人类的弱点。二十上下的人眼角眉梢却带着“老态”,为人委琐、怪僻。聂传庆的肉体和精神其实是受到了来自他的家庭的严重伤害,父亲不但打聋了他的耳朵,而且骂他 “贼头贼脑的,一点丈夫气也没有”……这一切导致了他病态的心理,变态的性格, “整天他伏在卧室角落里那只藤箱上做着‘白日梦’”。因此他憎恨父亲,憎恨家,希望在言子夜教授身上寻找到理想的父亲形象,当这个企求幻灭之后,他又在言丹珠身上寻找寄托:“言丹珠,如果你同别人相爱着,对于他,你不过是一个爱人。可是对于我,你不单是一个爱人,你是一个创造者,一个父亲,母亲,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天地。你是过去与未来,你是神。”然而丹珠沉默了一会,悄然答道: “恐怕我没有那么大的奢望。我如果爱上了谁,至多我只能做他的爱人与妻子,至于别的,我——我不能那么自不量力。”聂传庆渴望着摆脱以父亲为代表的没落生活,但没有力量改变自己,小说结尾四个字“他跑不了”即证明了他摆脱不了他那变态心理的折磨。二、有意识的错误所导致的悲剧也就是说悲剧主人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肯定会导致悲剧的结局,但仍然坚持做下去。这一点亚里士多德也曾提到过,他在《诗学》中以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为例。在张爱玲小说中最典型的如《心经》中的许小寒,她那种变态的恋父情结,对母亲的嫉妒、排斥,对女孩儿时代的留恋等等。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真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但她因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请听她对父亲的一番发自内心的“表白”:“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有一天我老了,人家都要说:她为什么不结婚?她根本没有过结婚的机会!没有人爱过她!谁都这样想——也许你也会这样想。 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所以我要你记得这一切。”父亲最终和一个与许小寒长的十分相象的女学生同居,从而摧毁了小寒“良好”的打算,她哆嗦着感到她自己已经“管不得自己了”。《色,戒》中的作为学校剧团当家花旦的王佳芝,宁愿牺牲自己的贞操去勾引汉奸易先生,但在执行刺杀易先生行动的紧要关头,忽然觉得有点爱上了眼前她要谋杀的这个人。 “紧张得拉长到永远的这一刹那间”,她若有所悟,“这个是真爱我的”,把易先生对自己的玩弄当成了真爱。这一发现令她“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她放走了易先生,关键时刻救了易先生。就在当天,逃脱了性命的易先生下令一网打尽了佳芝他们一伙人,并且统统枪毙。佳芝的悲剧的根源是她的虚荣心,是她的自恋的幻想,无论在台上还是在台下,她都需要一种“顾盼间光彩照人”的感觉,她之所以甘心牺牲自己去设美人计,有一半也是由于这种工作对她是浪漫神秘的诱惑;她的自恋的幻想甚至也是导致她相信易先生真的爱上自己的一个原因——她愿意相信他是爱她的,潜意识里甚至不能容忍他不爱她。再如张爱玲学生时代的小说《霸王别姬》中的虞姬可以被看成是有意识的错误中的另一类型的悲剧人物。她面临着两种愿望或两种理想的选择和斗争,在这里,悲剧行动就产生于她的嫉妒、恐惧的弱点所导致的有意识的行为。一方面,她深挚地爱着项羽,另一方面是虞姬对自己命运的沉思:“十余年来,她以他的壮志为她的壮志,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然而每逢他睡了,她独自掌了蜡烛出来巡营的时候,她开始想起她个人的事来了。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他活着,为了他的壮志而活着。他知道怎样运用他的佩刀,他的长矛,他的江东弟子去获得他的冠冕。然而她呢?她仅仅是他的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音,轻下去,轻下去,终于死寂了。”如果他得了天下,那就有三宫六院,她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被冷落、被遗弃。她对她的思索“又厌恶又惧怕”。但是这时候虞姬犯不着想那么远了,汉军已经围攻上来,项羽要虞姬随他一起突围,虞姬怕他分心,拔出刀来刺进自己的胸膛。她躺在项羽怀中,给他留下一句他听不懂的话:“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收梢”。刚才的沉思是这谜语式句子的注脚:与其面对那样的命运,还不如有个漂亮的收场。张爱玲借这一历史故事探讨了当代女性的处境:她们意识到自己对男人的依附,洞悉了这依附后面的空虚,却又无力摆脱这种依附,她们就在这两难之境中苦苦挣扎,“虞姬的自刎不是真正的摆脱,而是将这挣扎定格了——定格为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 三、人性欲望的扩张所导致的悲剧这一类人物形象是张爱玲无意识地对亚里士多德悲剧美学理论的发展,而且这一类人物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占的比例非常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明明知道乔琪不过是个极普通的浪子,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他引起的她那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之所以看中“被女人捧坏,从此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的范柳原主要是范柳原的财富和地位吸引了她,用白流苏自己的心里话说,“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范柳原和白流苏之间仅仅存有“一刹那的彻底了解”,如果不是香港的战乱极其偶然地成全了白流苏,那么她最好的结局不过是成为范柳原长期而稳定的情妇。《十八春》中的曼璐,开篇就写她年纪轻轻就独立支撑起养活父母和妹妹的重担,作为一名弱女子她只有去做暗娼,但随着作者对她逐渐膨胀起来的人性深处的恶的展示,正如一位年轻学者所说的,“我们无法不怀疑她这一行为的背后,有多少是为家庭为亲人作出牺牲的成分,有多少是自己贪图享乐、禁不起诱惑的成分,甚至她为家庭和亲人付出牺牲也可以成为她自甘堕落的借口,一种摆脱心理焦虑的伪饰”。话虽是偏激了点,但却是对曼璐这一人物形象的绝好理解。《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下定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随身带着,在那袖珍世界里,他是绝对的主人”,结尾佟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小说似乎成了一则主人公想做自己与环境的主人而不可得的故事,但仔细思考一下便会发现,佟振保的周围不存在什么外部的压力,而是他的情欲一再地拖着他往下沉,“他的抵挡不住异性的诱惑实质上是抵挡不住自己情欲的诱惑”,玫瑰、王娇蕊和孟烟鹂等几个女人的出现不过是充当了他的“情欲的测度计”。对英国的混血姑娘玫瑰,佟振保坐怀不乱,可是事后,“背着他自己,他未尝不后悔”;第一次见到王娇蕊,娇蕊手上的肥皂沫子溅到振保的手背上,“他不肯擦掉它,由它自己干了,那一块皮肤上便有一种紧缩的感觉,象有张嘴轻轻吸着它似的。”佟振保把娇蕊丢在浴室里的头发一团一团捡起来,集成一股塞进裤袋里,“他的手停留在口袋里,只觉得浑身热燥”……正是情欲的无限扩张使佟振保无法成为他的“对”的世界中的“主人”,而只能“又变了个好人”。 《金锁记》中人物的情欲更是“燃烧得象着了火”。七巧得以一个小业主女儿的身份做成门第颇高的姜家的二奶奶,只因为她丈夫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 “骨痨”身子。因此她的正常的情欲难以得到满足且受到很厉害的压抑,但压抑并不能使情欲熄灭,相反,越是压抑得厉害,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 情欲的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起初,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欲之火,结果当情欲变相地借金钱之欲显形时,她丧失了人性。七巧是因为季泽的原因才嫁到姜家的,“为了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和季泽相爱”,多少个寂寞难熬的日子里,她都没有忘记这个美好的初衷,然而时间的流逝和无情的现实迫使七巧一点一点地失望下去,她慢慢地蜕变成了另外一个七巧,她不顾一切地捞取能够得到的物质的东西,企图以此弥补感情上的亏损,但对于季泽,她从来都没有真正忘记过,以致后来季泽来看望分出去的七巧,说出了那一股确实有点儿感情的话语时,七巧惊得陷入了片刻的眩晕之中,“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 ……”,可是毕竟此时的七巧已经不是当初为了爱嫁到姜家去的七巧了,她知道什么才能使她生存下去,她更加知道季泽想要的是什么,于是她暴怒,她发疯,她果断地拒绝了姜季泽。季泽走了,决绝的七巧却又“滴着眼泪”,“无论如何,她以前爱过他,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是这一点,就使他值得留恋,……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一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如果说对季泽的渴望是七巧人性的表现,那么泯灭了那点爱,她便彻底地套上了黄金的枷锁,变成了地道的疯子。不幸她还是人母,是婆婆,她的疯狂不仅使自己走向毁灭,而且将身边的人拉来做陪葬。“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锁,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周围的人恨毒了她”,但是她无法控制她自己,只能让疯狂拖着她往绝路上走。“疯狂来自黄金欲,而黄金欲变成盲目的破坏力量,又是爱情得不到满足的直接结果”。她要报复,报复她为黄金付出的代价,不顾一切,不择对象,情欲就是这样盲目地支配着人。七巧的悲剧是无可奈何的,她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悲剧的根源在她的本性中,她摆脱不了。 中国对于悲剧人物的一般理解是,自身相当完美的人物之所以陷入悲剧境地,是因为邪恶势力的迫害,因而遭致失败甚至毁灭,如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认为“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灭亡”。这些说法概括一句话就是,好人受害是因为坏人作恶的结果,我们也总是以这样的视角去分析具体的悲剧人物形象。这种悲剧类型在张爱玲小说中不是没有,最典型的就是《十八春》,沈世钧、顾曼桢二人的爱情悲剧是坏人顾曼璐、祝鸿才的陷害造成的。不过这篇小说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应是另当别论了。 总之,张爱玲自觉地以情欲、以非理性来解释悲剧,解释人的行为动机,解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假如不是被情欲或是虚荣心所欺瞒,人对现实的了解仅限于这一点: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借悲剧以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起卡塔西斯作用”。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阿•尼柯尔说过, “所有伟大的悲剧都是提出问题,而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见不到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也没有曹禺、巴金“吾与汝偕亡”式的愤怒,没有改造国民性的抱负,有的只是“同情的了解,了解的同情”,有的只是复杂的爱恨情结,剪不断、理还乱的难以明言的依恋。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性,但是,获得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放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
一人一兀
论文关键词:张爱玲;小说;人性意识;悲剧 论文摘要:张爱玲的小说在对人性的探索中,饱含着深深的悲凉情感,它通过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演绎人生,诠释人生;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通过对“无爱”婚姻的描写,揭示了人性的丑恶。张爱玲小说中揭示出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虚伪的人性.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20世纪40年代初,她以小说集《传奇》和 散文 集《流言》名震文坛,成为了红极一时的女才子,1952年,她悄然移居境外,似一颗彗星划了一条美丽的轨道,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论说与回味。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第一次高度评价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杰出的作家”“别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的观察的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的确如此,当我们今天“借助古老的记忆”重新解读她的作品时,我们的灵魂仍被深深地震撼着,仍受到强烈的撞击,我们无法不惊叹于她的才华、她那颗“冷酷”的心、她留下的那些深远的启迪。本文试从张爱玲的经历、创作题材和她介人人生的切人点等方面谈谈她的小说的人性意识。 一、传奇生涯对张爱玲人性意识形成的重大影响 张爱玲出身于上海的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她有着显赫的身世,祖父张佩伦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是李鸿章的幕僚,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但这一显赫的身份并未给她带来任何好处。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母亲是一个受西方 文化 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寂的新派女性。旧习气与西洋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水火不容导致最后的不和,直至离婚。这种生活使张爱玲过早地钡略到了生存的阴暗与没落的一面:“像拜火神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而母亲的世界——洋派、光明、温暖而富足,母亲成了身处幽暗的她拼将全力抓住的一缕阳光。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但有着许多清规戒律的洋房也培育了张爱玲的内倾性格。在张爱玲的生活经历当中,有两件对她的写作乃至一生都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值得一提: 中学 毕业 那年,在一次“糟糕的讲演”中,后母动手打了张爱玲,她给予防卫,便遭到父亲的毒打,并且被囚禁达半年之久,她不仅丧失了自由,连生病也不能请医生,只能躺在床上想着那蓝色的月光,体昧着颜色的杀机、时间的苍凉和生命的暗淡.幻想着逃脱计划.像基督山伯爵、三剑客一样.最后,张爱玲在一个隆冬的夜晚,从那充满腐败气味的家庭逃走,从此再也没回去过。种种不幸,使得张爱玲变得敏感、沉静、庄重而忧郁,过早地接触社会,认识人生,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形成了浓郁的悲观气质。 此外,在香港读大三的时候,香港战争爆发,枪声、炮火给她的刺激是空前的,战争的恐怖已深深地渗入她的骨子里,战争给了她幻灭、虚无和绝望,她亲眼看到炸弹如何把“文明”炸成碎片,将人剥得只剩下本能,所以她坚信:“人性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基于这样的认识,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就具有了某种行为逻辑的一致性,太多坚定地把自身的生存作为第一需要和至高目标。如《十八春》中的曼璐,为了拴住祝鸿才的心,达到“跟定了他”的目的,她竞不惜牺牲自己亲妹妹的幸福,帮着祝鸿才设计占有了曼桢。《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要挽住“时代的巨轮”,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丑恶到荼毒亲生侄女,为满足自己的情欲,以侄女为诱饵来吸引年青人,人性变得何等得冰冷,何等得可怖。 正是由于张爱玲那传奇式的家庭和求学经历,使她对时代的观察、人性的剖析完全站在另一种人性的高度。 二、用人物形象的悲剧,演绎人生,诠释人性 张爱玲说:“写斗争,写壮烈,虽给人’兴奋’,给人‘力’,但投有美,‘缺乏人性’,也不能给人启示,写出来也不能成为好作品”;“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自己的 文章 》)。在她的小说中,她总是以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来演绎人生,诠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对人性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 被傅雷称之为“我们文坛最完美的收获之一”的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是一出最为彻底的展示了在古老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的悲剧。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把自己锁在黄金里的性格变异的女人。她由一个小麻油店业主女儿的身份做成门第颇高的姜家的二奶奶,是因为她丈夫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因此她正常的情欲难以得到满足,从而受到深深的压抑,但压抑并不能使情欲熄灭,相反,越是压抑得厉害,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情欲的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起初,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欲之火,结果当情欲变相地借金钱之欲显形时,她丧失了人性。她的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就在她爱上了风流少爷——小叔子姜季泽,当她的小叔子将祖上遗留的那份家产挥霍得所剩无几,跑到她家向她倾诉起“爱情”来的时候,起初她也感到一种“细细的喜悦”,然而转念一想:“他难道是哄她?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便立即警觉起来,暴怒起来,她把扇子向他掷去,打翻了酸梅汁,泼了他一身。她残酷地扼杀了自己的情欲和希望。她要报复,报复她为黄金付出的代价,不顾一切,不择对象,以至于无法容忍儿女的生命乐趣。儿子长白是个太少爷,他完全受着母亲七巧的控制。她给他娶了“不甚中意”的芝寿,扶正了绢姑娘,却不让他与妻妾同房,整夜陪她“抽大烟”,在她的折磨下,长白的妻妾相继离开了人世,“长白不敢再娶,只在妓院里走走”。她对女儿长安也是一样,给女儿裹脚,使女儿不能正常读书,安排女儿的婚姻,活生生地埋葬了女儿一生的幸福。 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而且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放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是“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三、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 雨果说:“正是从滑稽丑怪的典型和崇高的典型这两者圆满的结台中,才产生出近代的天才。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不但以审美的方式观照世态,同时也以“审丑”的跟光介人人生,还原人性的真实本性。她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暴露出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在她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中,烧着一炉炉“性心理、性变态、情结、人格分裂”的沉香,牵动着读者心头上的一丝丝痛楚。 《花凋》中的郑先生是个遗少,“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尸骸”他“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养了一太群孩子;“全家不断吃零食,坐汽车看电影”,可是当女儿川嫦生病时却“不愿把钱扔在水里”,让其“一寸一寸地死去”,死去后,花钱在其坟头添个太理石的天使,碑上撰制着新式的行述:“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安息吧,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作者通过对一个没落时代家庭的叙述,揭露了一个虚假、做作的旧家庭,展示了在“家”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下,人情、亲情的虚伪、自私、做作。 《沉香屑第二炉香》和《金锁记》两书中的人物蜜秋儿太太和曹七巧经历相同,都是守寡之人,性格不同,但都为了自己失去的完美婚姻,破坏自己女儿的婚姻,有意霸占着自己的女儿,让她们过着与自己一样的生活。作品用深沉的态度,审视着“伟大母爱”隐藏下人性的虚伪。 四、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 恋爱和婚姻是张爱玲的中心题材。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的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写……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张爱玲用“男女问题”作为主线,叙述了一个个牵牵绊绊的情爱 故事 ,但无法找到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爱,小说中男女的世界灰暗、肮脏,弥漫着窒息的腐烂的气味。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是毫无爱可言的,她之所以看中“被女人捧坏,从此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的范柳原,主要是范柳原的财富和地位吸引了她,用白流苏自己的心里话说,“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而范柳原更谈不上爱白流苏这个破落户中离过婚的少妇,他是一个讲究“精神恋爱”的男人,“他要地,可是他不愿意娶她”。在他们之间出现了“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丑恶”。他们本无真心,只是进行一场恋爱的智斗。说到底,他们只是在互相利用互相玩弄。如果不是香港的战乱极其偶然地成全了自流苏,那么她最好的结局不过是成为范柳原长期而稳定的情妇。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男女之间都无真情.人人戴着面具在爱情的舞台进行着玩世不恭的精神游戏。如果说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写自流苏和范柳原还仅仅是一种“无爱的婚姻”,却用“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遮饰着虚伪丑恶”,那么,《心经》中的许 小寒 变态的恋父情结,那已是一种违背正常伦理的丑恶的道德的沦丧了。 《心经》里许小寒与她父亲峰仪之间存在着畸形的父女恋,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真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但她因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请听她对父亲的一番发自内心的“表白”:“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有一天我老了,人家都要说,她为什么不结婚?她根本没有过结婚的机会!没有人爱过她!谁都这样想——也许你也会这样想。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所以我要休记得这一切。”可当她得知父亲因为“有钱,有地位”而与“人尽可夫”的绫卿同居后,出于报复宣布与龚海立订婚,并宣称“我需要一点健康、正常的爱。”她母亲提醒她并不爱他时,她又坦言:“有了爱的婚姻往往是痛苦的。”而她哆嗦着感到她自己已经“管不得自己了”。 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张爱玲就是这样通过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的。 总之,在张爱玲看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一种具有兼容性的人生态度。张爱玲正是用这种人生态度审视着加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的男男女女,给我们讲述“30年前还没完”的“传奇”故事的,她的作品揭示出的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人性之虚伪、自私和丑恶,饱含深深的悲剧感,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秋日偶语
张爱玲的女性观与其人生体验,思想文化品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她的女性观就是拒绝简单的男性与女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拒绝对女性的神化和丑化,她以自己的作品,去掉了人生的浮华,在凡俗的生活中揭示出女性最基本的,最平实的生存本相,为我们重新思考女性的命运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在张爱玲的许多小说中,深刻关注了受压抑女性的女奴意识对婚恋的影响。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人。但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不为禽兽所屈服呢?种婚恋观根源在于张爱玲内心,然而当时的整个时代也有着不可遏制的关系。张爱玲的小说主要以新旧文化交替的三四十年代的殖民地上海为主要社会背景,虽然当时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已冲击到人们的生活,新文化运动使许多女性意识到对个性的解放,但古老封建道德系统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勉维持着,她们仍无法自拔地陷入在对传统旧家庭的眷恋中。在几千年的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中,中国女性普遍沦为男人的工具和附属物,在经济和精神上都已失去了独立性,经济是导致女性的人生悲剧的外在原因,但内在原因则是中国女性根深蒂固的“奴性心理”。在这种物化的婚恋关系中,女性显然处于被动,这使她们根本无法把握自己人生幸福的轨迹,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在婚恋问题上她们受着封建意识的奴役,生生世世为男性附庸的奴性心理使她们生活在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狱里,自觉自愿屈居于男性的脚下。原来悲弱的女性历史,其中有一半是她们甘愿为奴的。无论是社会地位低下霓喜,还是歌舞升平的顾曼璐,无论是出身大家的白流苏,还是家开麻油店的曹七巧,这些女性全被代代相传的封建意识扼制着了喉管,屈从于、甚至是期盼着男性世界的控制,从未想过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这就注定了她们在婚恋中的女奴地位。张爱玲出生在上海一个没落的大家庭中,父亲是满清遗少,继承了遗少的全部荒淫、残暴、专制等特征。她的母亲则是一位流过洋的新派女性,爱好音乐、文学。这一新一旧组成的畸形家庭,无爱可言但却拥有无尽的争斗与倾轧。父母离婚后,张爱玲在父亲处受尽折磨。无爱的父母,无爱的家,在童年的张爱玲的心灵上投下了永难忘记的阴影,促使她敏感而又早熟。童年的母爱缺席,少年的父母离异,青年的远赴香港求学,中年的婚姻变故,晚年的客死他乡,特殊的经历,使她更多地着眼于乱世中的家庭婚姻生活,着眼于世俗人生,而淡化国家、民族、阶级等意识,以冷静、犀利的眼光去审视这个纷繁的俗世,并站在女性的角度去剖析女性在这纷繁俗世中的辛酸与无奈。在这辛酸与无奈的背后,张爱玲看到了女性在漫长的男权社会中,已经逐渐形成的物质上对男性的依赖和无法改变的强烈的虚荣心。这种心理痼疾正是女性难以逃脱悲剧命运的根源。在张爱玲始终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去考察,她们笔下的爱情与婚姻大多数是经济问题,生存问题;婚姻不是作为纯粹的爱情结果而存在,而是作为经济需要而存在。在现代社会中,有钱是人能长期自立并追寻尽可能多的自由的基础。张爱玲的母亲留学法国后,姨太太的百般刁难让张爱玲更相信钱的重要性。继而她笔下的女性大多为金钱物质所困,不惜以爱情、婚姻作抵。她关于女人的看法:“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通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完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如此,《金锁记》里曹七巧亦如此。这不得不让我们想到张爱玲不幸的两次婚姻。如果说与胡兰成的结合是一种女人对男人单纯的爱,那么和赖雅再婚就似乎带着某种利益色彩。而这一切的经历都为张爱玲笔下女性的性格和命运悲剧埋下了伏笔。没有温情,只有婚姻。为此,《连环套》中的霓喜一生都在为一纸婚书苦苦挣扎;《半生缘》顾曼路对了生存也只有嫁给一个小瘪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与范柳原在婚姻的城池大战中,终于以攻破范柳原的婚恋之战而告捷;《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用她一生的青春换来了一把黄金枷锁。这些女性群体在经济上对男性的过度依赖,注定她们要被囚禁在婚姻的经济锁链中。在张爱玲笔下的婚姻爱情总充满磨难,有着或多或少的缺憾,所以作品中遍布着不完美甚至谈不上真诚的恋爱和婚姻,爱情反而是有利可图的实现婚姻的终极目标。在《连环套》里霓喜和不同的男人调情,生活,却始终没有结果。《半生缘》中有真挚动人的爱情描写,但不过是一场梦,经不起现实的轻轻撕扯便会破裂。《倾城之恋》中,香港的沦陷成就了白流苏的婚姻,但并没有成就她的爱情。小说结尾写道:“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读罢掩卷,有几分哀艳,几分惆怅,几分宿命,几分悲凉袭上心头。《金锁记》中七巧对儿女的婚事百般阻挠,使曾对婚姻爱情充满希望的儿女走向和她同样的婚恋悲剧。变态的灵魂,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琐碎,人性的扭曲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写尽了人间百态、人世沧桑。张爱玲对人性的弱点,人生的苦难及婚恋的不完美进行了高度的解剖,笔下不同的婚姻状态却产生了的相似结果,婚姻是金钱交易,是女人对男人的依附,反映出“五·四”思想解放在女性思想解放上的不彻底性。张爱玲笔下古老的女人,她们好像已经存活了几个世纪,或者她们并未真正活过。她们的不幸不仅在于社会的眼中,而是按着传统观念为他们选择一种门当户对的理想的归宿,更在于他们的全部教养和所有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男人预设准备。无论被什么样的男人选择,他们的命运又只能是“奴”只是“性”,是男人的情欲或者自己情欲的奴隶。纵观张爱玲的作品,她凭借女性敏锐的观察力,精确细致地写出了生活中平平凡凡人物的婚恋关系,虽然缺少浪漫的爱情,但现实的表现给人们带来了极大心灵的撞击,好像不小心被别人窥视到阴暗的心灵,张爱玲凭着冷静无奈笔调,深刻解剖了人性的弱点,人生的苦难及婚恋的不完美性。
我们描写月亮时说“朦胧”“皎洁”。张爱玲说:“阳台上看见毛毛的黄月亮。”我们珍惜生命,尊重生命,歌颂生命。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我们都很
莫非mioamy 3人参与回答 2023-12-11 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家,一个旷世才女,一个不愿被人控制写作的作家.就连鲁迅都十分佩服她. 张爱玲女性主体意识的形成主要来自于自身的
咔嚓咔嚓咔嚓啦 4人参与回答 2023-12-08 张爱玲的女性观与其人生体验,思想文化品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她的女性观就是拒绝简单的男性与女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拒绝对女性的神化和丑化,她以自己的作品,去掉了
亓亓小屋 3人参与回答 2023-12-10 论文提纲引言:简要概括张爱玲以及她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没人能够取代的,她成长、生活的背景和其作品所具有的独特个性,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张爱玲在女性文学
Alex@美食 4人参与回答 2023-12-09 我有是有,但自己也要用。下半年可以给你。
美多多lady 5人参与回答 2023-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