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士人心态研究论文

明朝中后期在社会各个领域上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这些社会各个领域上的新变化导致了明朝后期社会新现象的形成，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风尚的变异。明朝前期的高压统治氛围下，社会风尚是敦厚朴实、诚朴、俭约乃至刻板的。由于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提高了消费水平，影响了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特别是冲破了原来的思想观念的禁网。大抵在正德年间，重利趋商、浮靡奢侈、违礼逾制的习气逐步蔓延。

思想上，理学的衰微和王阳明心学的兴起，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宣扬个性自由，都促进了社会风尚的变迁。这种变迁尤以嘉靖、万历朝以后变得更为突出，人们互相效仿、攀比，铺陈、挥霍财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引发大量逾越礼制的现象。

家族制度的下移。明代家族制度是在宋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其突出特点是明代中期以后祠堂、家谱和族田逐渐由社会上层向民间深入，并开始普及化，从而使明代家族制度呈现下移的特点，家族制度开始走向庶民。这对于明代家族体系的强固以及维护专制统治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明代祠堂的祭祖礼俗在传承中发生了较大变化，宗祠开始普及。明代以乡约推行为背景，促使家族组织化。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推行乡约的时代，形成了通过乡约治理基层社会的教化特色，给予明代以后社会历史以深刻影响。

士绅阶层的兴起。“士绅”作为明代准官僚阶层与官僚集团的合称，比较明晰和全面地概括了形成于明代的这一新兴社会阶层的特征。“士”即举人、监生、生员等拥有科举功名而待入仕者，“绅”则指现任或离职的官僚。

明代士人成为官学生，也就同时取得了科举的第一级功名，获得了伴随终身的身份。具有这种士人身份，其地位就高于一般百姓，享有政府赋予的种种政治、经济、法律特权。例如，士绅见礼于官长，遇地方政府词讼有案牵涉到自己，不行跪拜，免于笞捶，且在势力极盛时也常把持官府、包揽词讼，与地方政府合谋。

明代士绅居于乡里，则为“乡绅”。乡绅为“官之在民者”，既是官僚集团在基层社会的代理人，相对于国家来说又是基层社会的代表，具有两重性，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媒介。

市民阶层的初成。古代的市民阶层，主要是中小商人、手工业工人等，他们是明代城市的基本群众。明代后期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将一大批地主、农民从土地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使之投入到城市、城镇的工商业之中，推动了商业和手工业的高度繁荣。

海内外贸易的繁盛，城市经济的发达，商人资本的积累，手工业规模的扩大，均为新兴市民阶层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城市的发展，是市民阶层形成壮大的前提和基础。明代已处于中国城市发展的新阶段，开始由古代型向近代型转换，其性质与功能均开始改变。

明代大部分城镇不再是以往军事政治型或纯粹消费型的城堡，而是新的工商业城市。这个变化表明，中国的城市经济，经过了几千年的艰难跋涉后，在明代终于步入一个新的里程。

明朝中后期，虽然政治上有宦官专权、政治腐败，但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这些新的变化促成了明朝后期社会新现象的形成，影响深远。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才，打破贵族世袭的现象，以整顿吏制。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

地位更高了吧

明朝时的士人由于受到宋明理学的影响，大部分在思想上比较僵化保守，为了科举考试，只背诵四书五经（主要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知识也比较狭隘，因此明士人不如唐朝士人奔放有气魄，不如宋朝士人文雅有情致。当然明朝中后期的启蒙思想家们又另当别论了。

明朝以往的朝代，都是“刑不上大夫”，言官无论怎么和皇帝据理力争或者批评皇帝，都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唐朝和宋朝这两个朝代最具有代表性，而明朝开始，刑具随时是设于庭上，杖臣于庭乃至死那是常有的事情，这个风气是由太祖朱元璋带起的，因为他是由贫苦身份出身而夺得的天下，因此在管理国家方面是非常卖力，他也坚信他一个人的能力能够管好整个大明，而下属的官员只需要执行其命令即可，因此对那些与他有不同意见的言官——即士大夫，是一有不同意见便杖之，而且对其私下言论也管得非常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