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戏班活动方法研究论文

百度百科有~~~

海盐腔纵谈海盐腔是我国戏曲史上一颗璀璨夺目的艺术明珠。在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可谓红遍大江南北,名满神州大地,没有一种戏曲能望其项背。可是,不知何故,好景不长,到万历末年,它就开始衰落,清康熙以后,便销声匿迹了。由于海盐腔“英年早逝”,连注明海盐腔的曲谱也没有一段留存后世,所以,仅凭一些零星的文字记载资料,不但已难识其真面目,要弄清其来龙去脉、发展衍变就更不容易了。到目前为止,许多问题还是一片空白,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对海盐腔没有研究,只是就我对某些资料的理解,谈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一、海盐腔是怎样的戏曲?这似乎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我国所有权威性辞书都认定:海盐腔是明代形成于浙江海盐的戏曲声腔,它与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并称为明代南戏“四大声腔”。有的辞书还说海盐腔、余姚腔等,既是不同的戏曲声腔,又是不同的戏曲剧种。①实际上,这些说法,并不是没有一点问题。近些年,我省戏曲音乐研究专家洛地先生,就曾著文指出:(一)明代没有人将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昆山腔等腔称为“声腔”。古代“声腔”一词的指义是“演出当场演员口中的语音语调”,而不是今天的“戏曲声腔”。(二)我国明代以前的戏曲剧种,都是曲牌体,其唱腔,都是“以文化乐”的,即以文辞句字之字读语音的平仄声调,化为乐音,构成旋律,他称为“以字声行腔”。这种戏曲唱腔,到魏良辅、梁辰鱼改造过的“昆山腔”才发展成熟。在此之前的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昆山腔等四“腔”,“原系四地之语音语调”。因此,明代海盐腔等四腔既不是“四大声腔”,更不是“四个剧种”。②这些见解是闻所未闻、独一无二的,在目前的戏剧理论界,差不多是一种“奇谈怪论”。但是,我认为总的说是很有说服力的,是有科学根据的,我不但赞同他的意见,而且从中得到极大的启发。然而,具体谈到海盐腔,说它也与余姚、弋阳、昆山三腔一样,“原系四地之语音语调”,即四腔只有方言语音的不同,而无音乐旋律的区别,直到海盐腔消失前均如此。对此,我还有些想不通,似乎论据不足,想谈点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海盐腔发展的前期与后期是不一样的。我承认,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等在各地刚刚产生和形成的时候,主要是指各地演员口中的不同方言语音,唱腔上并不象今天的京剧和越剧那样,相互截然不同,各有鲜明的特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等等,都是南宋温州戏文(元代始称南戏)在海盐、余姚、弋阳等地长期流传的产物。起初,海盐、余姚、弋阳等地的戏迷(称“戏文子弟”),出于对温州戏文的爱好,在当地组织戏班演出,演的都是南戏,唱的是温州传来的南戏唱腔,剧目、表演、伴奏、化妆、服饰、道具等,都向温州的南戏学习,因此,各地戏班所演的戏是差不多的,最大的不同是各地戏子口中的方言语音。他们也想学用温州戏文的语音语调演唱,但是,大家都做不到,只得改用当地方言演唱南戏。这样,在各地观众看(听)来,所谓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等等所演的戏,相互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本质的不同,主要是戏子口中的方言语音有很大的区别。他们演的是同属于南戏剧种,唱的是同属于温州南戏所用的声腔(我把“声腔”理解为一个剧种所用的音乐唱腔和伴奏)。因此,初期的“海盐腔”,应该是海盐戏班演出、海盐戏子用海盐话演唱南戏的意思。不能把海盐腔与余姚腔、弋阳腔看成不同的戏曲声腔(不同的戏曲声腔,必须是各自所用唱腔旋律或主奏乐器明显不同),更不是不同的戏曲剧种。但是,洛地还认为,语音语调的“腔”付诸唱,久而久之,会产生一定的音乐旋律,所以,“以文化乐”的“腔”,有两种指义:一是语音语调;二是音乐旋律。音乐旋律是从语音语调衍化而成的。虽然这种音乐旋律的“腔”,要到魏良辅、梁辰鱼改造过的“昆山腔”才发展成熟,在此之前,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等等的音乐旋律是无定的,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并不十分固定,但毕竟还会产生音乐旋律的“腔”,并不是永远停留在方言语音语调上。假定最初的“海盐腔”是指海盐戏子组班、用海盐话唱南戏,其最大的特点是海盐的方言语音,但数十年、上百年以后,在海盐方言语音的基础上会产生一定的音乐旋律,其旋律也会有一定的海盐特色和风格。因为“以文化乐”的戏曲唱腔本身是由语音语调衍化而来的。音乐旋律受唱辞句式平仄的制约,唱辞句式平仄又受方言语音的制约,不同的方言语音会产生不同的音乐旋律。同时,南戏传到海盐、由海盐人演唱以后,还可能吸收当地某些民间音乐入戏演唱,或受海盐民间音乐的影响,因此,使海盐腔所具有的海盐音乐特色越来越浓,使之具有特色唱腔的含义。后期海盐腔的特点和面貌如何呢?我们只要将水磨昆山腔与后期海盐腔的有关记载加以对比,便可知其大概。明沈宠绥在《度曲须知·曲运隆衰》中说魏、梁改革后的昆山腔是:“……尽洗乖声,别开堂奥,调用水磨,拍捱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功深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园,收音纯细。”与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等相比,新的昆山腔除了新增管弦伴奏外,主要有两点不同:一是用规范的通用字读语音演唱,即用中州音演唱,不再用昆山方言演唱;二是唱腔的旋律经过魏良辅、梁辰鱼等人的加工,变得十分细腻、柔婉而优美,犹如水磨过似的,俗称“水磨腔”。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明成化以后的海盐腔已与余姚腔、弋阳腔等有明显的不同,它也是用中州音演唱的,其唱腔旋律亦已相当细腻柔婉了。明顾起元(1565—1628)《客座赘语》卷九《戏剧》条说:“……大会则用南戏,其始止二腔,一为弋阳,一为海盐。弋阳则错用乡语,四方士客喜阅之;海盐多官话,两京人用之。”这段话是尽人皆知的,说明当时的弋阳腔、余姚腔等是各用弋阳、余姚方言演唱的,而海盐腔却已不用海盐方言演唱,而是用中州音演唱了。这里的“官话”,就是上层官僚、士大夫间通用流行的话,即中州音。这与水磨昆山腔是基本相同的。③至于海盐腔的细腻柔婉,明万历间人姚旅《露书》卷八《风篇上》说:“歌永言。永言者,长言也,引其声使长也。所谓‘逸清响于浮云,游余音于中路’也。故古歌者,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勾中钩,累累如贯珠。按今唯唱海盐腔者似之,音如细发,响彻云霄。每度一字,几尽一刻,不背永言之义。”也许海盐腔唱腔之细腻柔婉尚不及水磨昆山腔,但从“音如细发,响彻云霄。每度一字,几尽一刻”来看,似亦与水磨昆山腔相差无几了。洛地把水磨昆山腔(正昆)的唱叫做“曲唱”,认为只有文人音乐家才能为之;而将余姚腔、弋阳腔、海盐腔以及草昆的唱称为“俚唱”(非曲唱),各地艺人皆能为之。我以为,后期的海盐腔与余姚腔、弋阳腔等不同,已经够得上或接近于洛地所说的“曲唱”了。很有可能在魏、梁之前,早已有文人曲家对旧海盐腔作过很大的改造,只是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不知是谁、在何时对旧海盐腔进行了改造而已。如果没有经过无名氏文人曲家的改造,后期的海盐腔,其语音就不会从海盐方言改为用官话;其唱腔更不可能变得那么细腻柔婉。至于后期海盐腔的伴奏,虽然除了锣、鼓、板等之外,有无管弦乐器尚有争论,未能断定,但却已取消帮腔。因此,如果“声腔”一词,按我的理解,是指一种戏曲所用唱腔和伴奏,那么,海盐腔已具有自己独特的音乐特点,可以说,已经形成一种新的“戏曲声腔”。只是现在权威辞书上关于“声腔”的定义概念太混乱,好像既指戏曲剧种,又指剧种中的腔调(指唱腔和伴奏),又说是一个“系统”,实在弄不明白,故还是避而不用“戏曲声腔”一词为好。我们可以概括地这样说:后期的海盐腔,与余姚、弋阳等腔已不同,它不用方言唱念,而用官话唱念;唱腔比余姚、弋阳等腔柔和细腻,并取消帮腔,因而,受到官僚、士大夫的欢迎。它是在水磨昆山腔之前,最为高雅、成熟、优美的南戏。二、海盐腔如何产生和衍变?如前所述,据我推测,海盐腔最初只有海盐的方言语音特色,后来,在海盐方言语音基础上产生了有一定海盐特色的音乐旋律,最后,经过无名氏文人曲家的改造,形成了接近“曲唱”的海盐腔。虽然海盐腔的文字记载不多,其发展过程,亦多属推测,但是,以今度古,作些揣想,亦并非空穴来风。大家知道,明代的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义乌腔、杭州腔、昆山腔等等,都是从南宋戏文、元明南戏分化衍变而来的。现在,我们不知南宋戏文在温州形成之初,是用温州方言唱念,还是用温州官话唱念。据明徐渭《南词叙录》,说南戏“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南宋戏文最初是用温州方言演唱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认为,永嘉杂剧或温州杂剧,是南宋戏文流布到温州之外各地产生的名称。当时,各地群众常看、熟悉(宋)杂剧,见温州(永嘉)戏班所演的戏,与众不同,为与他们平时所见“杂剧”相区别,就称之为“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从各地观众看来,所以称其为温州(永嘉)杂剧,至少一是指温州来的戏班,二是指用温州话(方言)唱念。特别是明祝允明在《猥谈》中,谈到生、旦、净、末等脚色名称来源时,说:“此本金元谈吐,所谓鹘伶声嗽,今所谓市语也。”他说得很清楚,鹘伶声嗽,就是金元谈吐,也就是民间的方言土话(市语)。但在《南词叙录》中,徐渭明确记载,“鹘伶声嗽”是“永嘉杂剧”的别称,即温州人的一种土称。所以会有“鹘伶声嗽”的称呼,正是因为用当地方言土语唱念的缘故。一个剧种诞生之初,无不用当地方言语音唱念的,尤其是在江南。但是,后来,南宋戏文改用温州官话唱念了。原因是,温州方言很难懂,流传地域也很窄,如果南宋戏文始终用温州方言唱念,那么,除温州人外,大都听不懂,根本不可能流传到浙江全省以及全国各地。现在的瓯剧(温州乱弹),远不及南戏流传那么广,却也是用温州官话,而不用温州方言唱念的。明祝允明《怀星堂集》卷二四《重刻中原音韵序》中还说:“不幸又有南宋温浙戏文之调,殆禽噪耳,其调果在何处?”他所说的“南宋温浙戏文之调”,除了说温州戏班所演的南戏,唱腔不合音律,音乐旋律不好听外,还指他们所用的语音是带有温州土音的浙江官话(温浙之调)。据徐渭《南词叙录》,南宋戏文所用之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即其技欤?”从现存南宋戏文剧本《张协状元》看,所用曲牌的确大都是民间歌谣和唐宋词调。但是,民音歌谣、唐宋词调也仍有个用什么语音唱念的问题。例如《张协状元》中还有〔福青歌〕〔福州歌〕〔台州歌〕等曲牌,它们被吸收入戏演唱前,在福建的福州、福清和浙江的台州流传,肯定都是用当地方言说唱的。吸收进《张协状元》后,若仍用福州、福清、台州方言演唱,不但演员不一定能唱,即使能唱,外地观众也听不懂。因此,只能是一律改用温州方言或温州官话唱念。假定南宋戏文在温州形成以后,由温州艺人组班先用温州方言在本地和外地演唱,因外地人对温州方言听不懂而逐步改用温州官话演唱,那么,什么时候,温州戏文有可能传入海盐呢?现知南宋末年的咸淳四、五年(1268、1269),临安(杭州)已有太学生黄可道所作的《王焕》戏文演出(见元刘一清《钱塘遗事》卷六)。海盐离杭州不远,至迟在元代初年应该有温州的戏班来此演唱戏文了。也有可能戏文进杭州的时间比这还要早一些,因为从温州的戏班到杭州来演温州人编的戏文到由杭州的戏班演杭州人编的戏文,须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现在暂时假定温州的戏文班子最早在南宋末年到海盐演出,受到海盐群众的热烈欢迎,甚至迷醉,仅靠温州戏班要过很长时间才能难得来演一次,已无法满足海盐群众的迫切需求,于是在元初由海盐的戏迷们自己组成业余的或专业的戏班,在本地登台演唱戏文。此时,温州戏班来海盐演唱戏文,用的已是温州官话。温州官话仍是带有浓重的温州方言口音的。海盐人要学温州官话演唱戏文也很难,因此,海盐戏班只得改用海盐方言演唱戏文。这样,在元代初期的海盐腔,与温州戏班相比,只有海盐方言语音上的不同,并无其它区别。不过,在元代,江浙一带已有用江浙官话唱念的本地戏班活动了。元代音韵学家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说:“南宋都杭,吴兴与切邻,故其戏文如《乐昌分镜》等类,唱念呼吸,皆如(沈)约韵。”他认为,在元代杭州一带演出的戏文《乐昌分镜》等,用的是沈约所制之韵;而沈约是吴兴(今湖州)人,他所制之韵是江浙语音,周德清认为并非中原正声。可知元代流传杭州一带的南戏,已用吴浙之音,即江浙一带官方通用语了。这应该是浙北、苏南一带的本地戏班所用之语音。如果是温州戏班在这一带演唱,即使用江浙官话唱念,亦必然带有温州方言的影响,只能是“温浙之调”,不可能是纯粹的“吴浙之音”。当然,自南宋末至明中叶,南戏并无统一的语音语调,相反,用方言语音演唱南戏的戏班层出不穷,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之外,又有杭州腔、义乌腔、徽州腔、青阳腔等等的出现,就是最好的明证。所以,很有可能,自元初至明初叶(1271—1449),约一百八十年间,海盐腔的特色从主要表现于方言语音,发展到具有一定地方特色的音乐旋律(唱腔)。这是两个前后相连、密不可分的发展阶段。这时,海盐腔与余姚腔、弋阳腔等还是大同小异的,有点像现在的各路高腔那样,大家都只用打击乐器伴奏,而且都有帮腔,都属于民间戏曲,主要观众是广大农民和城镇市民。海盐腔与余姚腔、弋阳腔等的不同之处,除了所用方言语音之外,已经有了各自在方言语音基础上产生的一定的音乐旋律(唱腔)。遗憾的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缺乏南戏在海盐演出和海盐腔形成的任何记载。余姚、弋阳等腔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以上一切都是据理推测。我认为,南戏各种地方分支(即诸腔),都是各地出现本地戏班、由当地戏子用当地方言语音演唱开始的。但是,各地的本地戏班出现的时间先后和发展生长状况各不相同,有的不等在方言语音基础上萌生出有地方特色的音乐旋律就消亡了;有的虽然已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音乐旋律,但在外地影响不大,没有产生冠以地方名称的腔名;还有的可能在当地和外地都有较大的影响,也已产生冠以地方名称的腔名,但偏偏没有引起文人的注意,没有人加以记载,我们今天仍然不知道。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等,都是外地人的称呼,是海盐、余姚、弋阳等地的南戏戏班在外地演出,有较大的影响,又有文人加以记载的缘故。它们在当地,一般只称“本腔”、“土腔”或“土戏”。例如,据明范濂《云间据目抄》记载,嘉靖、隆庆交会之时,松江(现属上海)崇尚弋阳腔,不但有许多弋阳籍戏班在松江演弋阳腔,甚至有的戏子移居松江。但后来不大有人看弋阳腔了,弋阳戏子就学用太平腔、海盐腔演唱,而“听众愈觉恶俗”,故万历四、五年(1576、1577)以来“仍尚土戏”。当时松江有“土戏”,但没人叫“松江腔”,说明它主要在松江本地演出,在外地没有影响。再如据明陆容(1436—1494)《菽园杂记》记载,海盐、余姚、慈溪、黄岩、永嘉等地,“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之”。说明这些地方戏曲都很发达,有许多当地戏子、戏班演南戏,但是,后来不见有“慈溪腔”、“黄岩腔”的记载。这并不能说明不存在这两种腔,只能说其在外地的影响,还不及海盐腔、余姚腔。现知,称“海盐腔”最早见于主要生活于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年间的祝允明(1460—1526)《猥谈》,比祝早二十余年的陆容(1436—1494),虽说到了海盐戏文子弟之多,海盐戏曲之兴盛,但还没有称“海盐腔”。而我却认为,陆容生活的年代,不但海盐腔早已存在,很有可能,正是此时无名氏文人曲家对旧海盐腔进行了改造,改海盐方言为中州音演唱,把海盐腔加工成相当细腻柔婉的戏曲唱腔了。因为自陆容以后,有关海盐腔的记载日益增多,而且描写越来越具体,不但讲了海盐腔所用语言语音、伴奏乐器、唱腔特点、流传地区,而且记载了海盐腔戏班、著名演员、常演剧目以及受欢迎的程度。这时的海盐腔,已经从民间戏曲发展提高为比较高雅的文人戏曲,其基本观众已从农民和城镇市民变成主要是全国(南北两京)的官僚、士大夫了。·98·综上所述,如果海盐腔从海盐戏子组班、用海盐方言演唱南戏算起,很有可能在南宋末、元初已经有了,但直至元末明初,仍只有海盐腔之实而无“海盐腔”之名。带有海盐特色唱腔的海盐腔,估计最早也要在元末或明初才能形成。明嘉兴人李日华(1565—1635)在《紫桃轩杂缀》中说海盐腔系南宋前期寓居海盐的张钅兹(1153—1211以后)所创,完全是想当然,绝不可能。其时,南宋戏文(温州杂剧)是否已完全形成尚不一定,不可能那么早就流传到海盐。清王士祯根据元姚桐寿《乐郊私语》记叙元代海盐杂剧作家杨梓与散曲作家贯云石(酸斋)交往、唱曲的情况,在其《香祖笔记》中说:“今世俗所谓海盐腔者,实发于贯酸斋。”这也是没有根据的论断。姚桐寿只说杨家之“家僮千指,无有不善南北曲者”,并没有说杨氏家僮“唱海盐腔”。不过,元代的南戏已吸收北曲入戏演唱了,故也有可能杨家所唱南北曲对海盐腔有过一定的影响。特别是据我推想,在元代,海盐戏子组班、用海盐方言唱南戏的初期“海盐腔”已经存在,杨家所唱南北曲对海盐腔的影响可能性就更大。但海盐腔发源于南戏,不是发源于北曲杂剧,因此,也就不可能发源于专写北曲的贯云石和杨梓;早期的海盐腔(仅指方言语音之不同),不可能由任何少数文人作家、曲家创造,而是产生于最初组班、不得已用海盐方言演唱南戏的海盐艺人群体。三、海盐腔为何踪影难觅?海盐腔在明代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和万历(1573—1620)前期是非常兴旺、风行的。如明杨慎(1488—1559)约作于嘉靖三十三年(1555)的《丹铅总录》中说:“近日多尚海盐南曲,士大夫禀心房之精,从婉娈之习者,风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数十年,北曲亦失传矣。”汤显祖(1550—1616)作于万历三十年(1602)的《庙记》说,江西宜黄人谭纶,在嘉靖年间,“自喜得治兵于浙,以浙人归教其子弟,能为海盐声。大司马(指谭纶)死二十余年矣,食其技者殆千余人”。明末人张牧在作于清顺治三年(1646)的《笠泽随笔》中亦说:“万历以前,士大夫宴乐,多用海盐戏文娱宾,间或用昆山腔,多属小唱。若用弋阳、余姚,则为不敬。”但是,到万历末即开始衰落,顾起元(1565—1628)写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的《客座赘语》中说:“今又有昆山,较海盐又为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长,延至数息,士大夫禀心房之精,靡然从好,见海盐等腔,已白日欲睡。”张牧《笠泽随笔》亦说:“今则昆山腔遍天下,海盐已无人过问矣。”海盐腔为什么如此迅速地衰落?现在已难探明其究竟。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海盐腔原与余姚腔、弋阳腔等一样,是民间戏曲,其主要观众是广大农民和城镇市民。自从约在明正统(1436—1449)前后,经无名文人曲家的改造,海盐腔已变为主要为官僚士大夫所欢迎、欣赏的文人戏曲。这在正统至嘉靖年间(1436—1566)是最高水平的戏曲,是独一无二的,因而风靡一时,无人能及。但是,约至嘉靖末年至万历初年,魏良辅、梁辰鱼改造了旧昆山腔,使其细腻柔婉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海盐腔,特别是增加了笛、箫、笙、琵琶、月琴等管弦乐器伴奏,更使其具有最为鲜明独特的艺术特色。这样,海盐腔的基本观众,很快即被水磨昆山腔所夺走,使海盐腔在无情的商品和艺术竞争中一败涂地。这时的海盐腔与弋阳腔、徽州腔、青阳腔等相比,又不如它们通俗、热闹,适应性强,因而,在争取农民、市民观众方面,又竞争不过弋阳等腔。海盐腔高不成低不就地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故失败如山倒就是必然的了。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海盐与昆山、苏州同属于核心吴语区,其方言语音比较接近,而海盐腔长期改用“官话”唱念的经验,恰好为魏、梁对昆山腔语音规范化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二)在“官话”语音语调基础上形成的海盐腔之唱腔,则全部能为水磨昆山腔所吸收,有的可说是原封不动地移用,有的则加以润色加工。(三)海盐腔的戏子自然多为海盐人,但后期海盐腔戏子,苏州人已不少,他们改唱水磨昆山腔就更为方便。④这样,海盐腔所有的,全部被水磨昆山腔所吸收;而水磨昆山腔所创造、提高的,海盐腔却不能拿过来加以运用。这是海盐腔失败、衰落的重要原因。用现在的观点看,海盐腔与昆山腔之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昆山腔有魏良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影戏研究沉寂无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才逐步恢复相关学术活动。这二十年出现的文章与著作在数量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据不完全统计，公开发表的文章达210余篇(其中有许多是属于报道性文章)，是前此文章总数的两倍③，著作20余部(含未公开发行的)。毋庸讳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影戏的主体性还缺乏足够的尊重，这种尴尬局面此时开始得以扭转。一方面，影戏的纵向研究得到拓展和深入，形成了一系列专题性研究成果。如影戏的起源与形成、影偶造型，影戏唱腔、音乐、影卷以及影戏与宗教、民俗的关系等。另一方面，扩大了研究的横向面，学者们立足于全国的影戏，不再局限于某些个案的考察。影戏的本源始终是治影戏史者无法回避的课题。江玉祥的《中国影戏探源》(《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2期)认为：“中国的影戏不是舶来品，它就诞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它是汲取了道士方术的‘弄影还魂术’，变文的影像配说、唱、乐的形式，以传奇文为剧本而形成的一种民间新型综合艺术。形成时间大约在唐代开元、天宝以后。”赵建新的《中国影戏溯源》(《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提出：“俗讲之于影戏，其作用的主要方面还在于‘演故事’一途。影戏‘借灯显影’的形式在受立铺挂像启发的同时，更直接的来源当为‘影灯’(或曰‘灯影’)。”此外，丁言昭的《木偶、皮影和宗教文化》、张晋元的《皮影戏的渊源与流播》等文章均涉及到这一课题的探讨。影偶的造型非常丰富，它蕴含着丰厚的民间文化信息，成为工艺美术研究者关注的一大焦点。魏力群的《中国民间皮影造型考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通过考察我国皮影造型的演化，认为皮影“在造型风格上，早期皮影有着相对的一致性。明清以后，以河北滦州和陕西华县为中心形成了北方皮影和西部皮影两大区域流派，影人造型也形成了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江玉祥的《略谈皮影的造型特征》(《文史杂志》1997年第2期)归纳出中国皮影的四大造型特点：合理的变形性、大胆的夸张性、巧妙的象征性、雅朴的装饰性。毛本华的《桐柏皮影造型》、张谷良的《海宁皮影戏的起源与造型艺术》、刘小娟的《皮影雕刻艺术》等文章均就皮影造型有所探讨和介绍。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以皮影造型为研究主体的专著，如刘小娟的《皮影》(1998)、王韵凤的《腾冲皮影戏》(1998)、马德昌的《皮影艺术的魅力》(1994)等。影戏音乐唱腔的研究也非常活跃，尤其是区域性皮影唱腔的介绍较多。这方面的专著有：刘荣德、石玉琢编著的《乐亭影戏音乐概论》(1991)，韩琢收集整理的《凌源皮影音乐简介》(1984年)，王威信编著的《辽南皮影戏音乐》(1989)，中国民族音乐集成河南省编辑办公室的《河南地方戏曲音乐汇编·灵宝皮影戏音乐资料》(1988年)。这些著作大都为基层文化部门的工作者编写的，理论色彩不强，但其材料具有较强的原创性。影戏剧本亦受到专门的关注与探讨。如陈忆苏(台湾)的《复兴阁皮影戏剧本研究》(1981年，未见)、简涛《山东皮影戏〈八仙过海〉初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 2)、王泽庆的《抄本皮影戏〈西厢记〉浅析》(《河东戏曲文物》1990. 6)、魏力群的《滦州影卷》(《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 4)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庞建春的硕士论文《河北东部皮影戏影卷研究——影卷〈五锋会〉的现代民间传承与表演》(1999. 5)。该文以《五锋会》为个案，从民俗学的角度分析了滦州影卷口头传承的特征。文章涉及影卷的基本形制、影卷的现代传承与演出形态等。研究者的田野作业方法及其对影卷的民俗学阐发值得我们借鉴。影戏艺人及戏班的专题性研究为者寥寥。李十三史料研究组编，高泽、王禾、辛景生执笔的《李十三评传》(1987)一书以丰赡的史料考述了清代乾嘉时期陕西著名作家李芳桂的生平行状和他创作的影戏剧本。此外韩琢编著的《凌源皮影艺人小传》(1998)亦存留有大量的艺人史料。真正从学理上来考察艺人和戏班的是台湾的学者，如石光生的《张德成艺人研究》(未见)与金清海的硕士论文《合兴皮影戏团研究》(1998. 6)。后者在田野访谈的基础上进行戏班的个案分析，论述了戏团的历史与现状、舞台生活艺术以及戏团的影卷。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文本形式均为影戏班社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范本。值得注意的是该期出现了一批综合性研究专著和史料性读物，在更加广阔的层面介绍和研究了我国影戏。江玉祥的《中国影戏》(1992)和《中国影戏与民俗》(1999)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采取历史、文学、民俗、宗教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论述了中国影戏的历史源流、流派、特征及其文化内涵，是迄今为止首次全面介绍和探讨我国影戏的专著，也是作者长期田野调查的结果。另外尚有刘庆丰编著的《皮影史料》(1986. 12)、崔永平的《怎样演皮影》(1987)，四川南充地区文化局编的《川北皮影戏》(1989)、魏革新的《乐亭皮影》(乐亭文史第五辑，1990)，秦振安的《中国影戏之主流——滦州影》(1991. 1)，赵建新编著《陇东南影子戏初编》(1995. 5)等著作从各自的角度对影戏进行了阐释。由上所述，不仅滦州影戏得到进一步的探讨和推介，其他区域如四川、东北、甘肃、河南、陕西等地的影戏亦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影戏资料建设、戏剧本体研究以及研究方法的探索上也获得长足的进展。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尽管文章的绝对数量较多，真正有学术分量的仍为少数。从戏剧戏曲学的角度来看，许多核心问题依然没有突破。该期以民俗学、工艺美术学的学者成就较大，治戏曲史者明显缺席，尤其缺乏大家的参与，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总之，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断探索，二十世纪的影戏研究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均得到极大的拓展。从对滦州影戏的集中关注逐渐扩大到其他区域的影戏；从对影戏一般性的描述扩展至发生与流变、艺术特质、生存环境等诸多因素的讨论。研究方法上除了传统的文献法，开始走向田野，尝试运用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和手段来考察影戏。然而，也有不少值得反思的问题。首先是学术观念的滞后。长期以来，人们囿于传统的戏剧史观，大多侧重于汉族城市戏曲的研究，而对包括影戏在内的民间戏剧没有给予应有的学术关怀。尤其在八、九十年代，戏曲史论界基本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民俗学、工艺美术学等领域的学者们却有所作为。与此相关的是研究方法上的缺陷。自三十年代以来，史论界总体上是借鉴和沿袭传统戏曲的研究套路，以考镜源流、叙述史实为研究指向；尽管后期有所矫正，但尚未形成契合影戏特征的成熟的研究模式。影戏不仅具有戏剧层面的特殊性；作为民间戏剧，它已融入普通民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诉求之中，是一种活态的、生活的艺术。同时，影戏又具有很大的文化包容性，融合了民俗、宗教、音乐、美术等诸多文化因子，是民间传统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如果不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依循传统的思维惯性显然难以建立有效的研究机制。

秦淮八艳 秦淮八艳指明末清初在南京秦淮河畔留下凄婉爱情故事的八位才艺名妓。 明末在秦淮一带的八个名妓，有两个版本： 顾横波 马湘兰 李香君 柳如是 董小宛 卞玉京 寇湄 郑妥娘 李香君 李贞丽 王月 寇湄 陈圆圆 杨宛 王微 柳如是 又称“金陵八艳”。秦淮八艳的事迹，最先见于余怀的《板桥杂记.》分别写了顾横波、董小宛、卞玉京、李香君、寇白门、马湘兰等六人。后人又加入柳如是、陈圆圆而称为八艳。 她们八人有几个共同点，首先都具有爱国的民族气节；秦淮八艳除马湘兰以外，其他人都经历了由明到清的改朝换代的大动乱。当时好多明朝的贪官贪生怕死，卖国求荣，而和她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淮八艳虽然是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在国家存亡的危难时刻，却能表现出崇高的民族节气。然后呢，她们在诗词和绘画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她们八人个个能诗会画，只是大部分已经散失，只有柳如是作品保留下来较多，她们创作勤奋，努力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 故宫博物馆曾展出了马湘兰的兰花长卷，无锡博物院也曾在南京展出了董小宛的蝴蝶图；最后一点就是她们对爱情和友谊十分忠诚。秦淮八艳都是被逼上青楼的。有谁想过这样的卖笑生涯呢？她们无不想找一位情投意合的如意郎君终生厮守，可她们的从良，总是以爱情和友谊为择偶标准，但是却历经坎坷。这固然是当时社会妇女的悲剧，也体现了她们自身高尚的品质。 明朝末年，以色貌才气而名冠秦淮河的金陵八艳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时文人墨客慕名而来者何止百千？诸多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的命运皆与她们有着重大关系。美女爱英雄，妓女爱才子。她们的艳丽不仅令凡俗之人动心，更令许多英雄才子为之神魂颠倒，乃至历史随之改变。 明末的秦淮河一派勾栏瓦肆，歌舞升平，笙歌彻夜的景象。其中青楼林立，尽是风尘女子的世界，俨然成为明代最为繁华的歌舞地。许多青楼都收留有父母双亡，孤苦无依的童女。她们教其琴棋书画，诗词歌舞。待其长成后便成为青楼中的招牌。金陵八艳柳如是、李香君、卞玉京、郑妥娘、顾眉生、寇白门、陈圆圆、董小宛皆是由雏妓养成至秦淮河一“绝色”的。 八艳不仅个个相貌身材一流，而且诗词歌舞样样精通，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们关心天下大事，与继东林党之后的复社文人来往密切，指点江山，激昂文字，当真巾帼不让须眉。她们中的李香君，卞玉京，董小宛与金陵四公子中的侯方域，方以智，冒襄的风流韵事被时人传为美谈。 岂知金陵四公子在当时文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成立的复社是继东林党之后又一重要的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学社团。金陵四公子均是名门望族书香门第之后，诗词文章一流。其中方以智文武双全，为大明朝作过很多贡献。他任崇祯帝翰林院检。明亡后他为光复明朝而奔走，任南明永王定王的讲官，永历帝的宰相。当清朝一统天下成定局之后，他又积极筹备反清复明活动。当时慕其名而投奔者成千上万，其孙方苞便是后来桐城派的鼻祖。 八艳中的柳如是，顾眉生，寇白门后来都从良跟随明末的历史名臣。明亡后，八艳中许多人都因政治原因而遭追捕。陈圆圆，董小宛也由此出现在当时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的生命中。 当时明末将领吴三桂投在闯王李自成的麾下。他控制着长城要塞，抵御清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陈圆圆被献与吴三桂受尽恩宠。两人感情笃深。后来李自成麾下另一将抢夺陈圆圆。吴三桂迷恋与她，因此大怒道：“我手握重兵竟连一女子也保护不了！”将军一怒为红颜，自此吴三桂起兵投清倒戈相向。农民军毕竟难敌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清军入关，如风卷残云般将其歼灭。李自成功败垂成，成为历史上的悲剧英雄。清统一天下后，吴三桂因其功高而被封为西南潘王。若当时陈圆圆未被抢，吴三桂未必会倒戈相向，历史上是否真会有大清朝还未可知。 此系传说，不可信，请看董小宛的词条。 金陵八艳，色冠一方，她们的命运与帝王将相紧连在一起。许多历史事件的背后，帝王将相的许多令常人难以理解诡异出格的行为都可从她们的命运中找到答案。英雄爱美女，金陵八艳之艳，可谓艳之极至！ 一、风骨嶒峻柳如是 柳如是是活动于明清易代之际的著名歌妓才女，她个性坚强，正直聪慧，魄力奇伟，声名不亚于李香君、卞玉京和顾眉生。柳如是名是，字如是，小字蘼芜，本名爱柳，因读辛弃疾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后又称“河东君”、“蘼芜君”。 她是嘉兴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幼即聪慧好学，但由于家贫，从小就被掠卖到吴江为婢，妙龄时坠入章台，易名柳隐，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由于她美艳绝代，才气过人，遂成秦淮名姬。她留下了不少值得传颂的轶事佳话和颇有文采的诗稿《湖上草》、《戊寅卓》与《尺牍》。 柳如是曾与南明复社领袖张缚、陈子龙友好，与陈情投意合，但陈在抗清起义中不幸战败而死。柳氏择婿要求很高，许多名士求婚她都看不中，有的只停留在友谊阶段。最后于崇祯十四年她20余岁时，嫁给了年过半百的东林领袖、文名颇著的大官僚钱谦益。钱氏娶柳后，为她在虞山盖了壮观华丽的“绛云楼”和“红豆馆”，金屋藏娇。柳氏后生有一女。有“红学“者认为，曹雪芹设计的绛云轩是来自柳氏的绛云楼。 当崇祯帝自缢，清军占领北京后，南京建成了弘光小朝廷，柳如是支持钱谦益当了南明的礼部尚书。不久清军南下，当兵临城下时，柳氏劝钱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柳氏“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钱氏硬托住了。于是钱便腼颜迎降了。钱降清去北京，柳氏留在南京不去。钱做了清朝的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由于受柳氏影响，半年后便称病辞归。后来又因案件株连，吃了两次官司。柳如是在病中代他贿赂营救出狱，并鼓励他与尚在抵抗的郑成功、张煌言、瞿式耜、魏耕等联系。柳氏并尽全力资助，慰劳抗清义军，这些都表现出她强烈的爱国民族气节。钱谦益降清，本应为后世所诟病，但赖有柳如是的义行，而冲淡了人们对他的反感。 郁达夫在《娱霞杂载》中录有柳如是的《春日我闻室》一诗。就文学和艺术才华，她可以称为“秦淮八艳”这首。著名学者陈寅恪读过她的诗词后，“亦有瞠目结舌”之感，对柳如是的“清词丽句”十分敬佩。清人认为她的尺牍“艳过六朝，情深班蔡”。柳氏还精通音律，长袖善舞，书画也负名气，她的画娴熟简约，清丽有致；书法深得后人赞赏，称其为“铁腕怀银钩，曾将妙踪收”。 1666年钱氏去世后，乡里族人聚众欲夺其房产，柳氏为了保护钱家产业，竟用缕帛结项自尽。恶棍们虽被吓走，一代才女却这样结束了一生。柳氏死后葬于虞山佛水山庄。 二、倾国名姬陈圆圆 陈圆圆本为昆山歌妓，曾寓居过秦淮，由于她色艺超群，更与重大历史事件相系，所以清人便将她列入了“秦淮八艳”之中。陈圆圆原姓邢，名沅，字圆圆，又字畹芳，幼从养母陈氏，故改姓陈。她殊色秀容，花明雪艳，能歌善舞，色艺冠时。 崇祯末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威震朝廷，崇祯帝日夜不安。外戚嘉定伯周奎欲给帝寻求绝色美女，以舒解皇帝的忧虑之心，遂遗田妃的哥哥田畹下江南觅艳。田畹寻得陈圆圆后，被其姿色醉迷，遂私下占为己有。不久李自成的队伍逼近京师，崇祯帝急召吴三桂镇山海关。田畹对农民起义军整日忧心惶惶，便设盛筵为吴三桂饯行，圆圆率歌队进厅堂表演。吴三桂见圆圆后，神驰心荡，高兴得搂着圆圆陪酒。酒过三巡警报突起，田畹恐惶地上前对吴曰：“寇至，将若何？”吴三桂说：“能以圆圆见赠，吾首先保护君家无恙。”未等田畹回答，吴三桂即带圆圆拜辞。吴三桂在其督理御营的父亲劝说下，将圆圆留在京城府中，以防同行招惹是非让皇帝知道。 李自成打进北京后，吴三桂的父亲投降了起义军，陈圆圆被李之部下所掠。当吴三桂答应投降李自成时，闻圆圆已被李之部将所占，冲冠大怒，高叫“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生为？”遂投降了清军与农民军开战。这就是吴梅村在《圆圆曲》中所曰：“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李自成战败后，将吴之父及家中38口全部杀死，然后弃京出走。吴三桂抱着杀父夺妻之仇，昼夜追杀农民军到山西。此时吴的部将在京城搜寻到陈圆圆，飞骑传送，自引吴三桂带着陈圆圆由秦入蜀，然后独占云南。吴氏进爵云南王后，欲将圆圆立为正妃，圆圆托故辞退，吴三桂别娶。不想所娶正妃悍妒，对吴的爱姬多加陷害冤杀，圆圆遂独居别院。圆圆失宠后对吴渐渐离心，吴曾阴谋杀她，圆圆得悉后，遂乞削发为尼，从此在五华山华国寺长斋绣佛。 后来吴三桂在云南宣布独立，康熙帝出兵云南，1681年冬昆明城破，吴三桂死后，陈圆圆亦自沉于寺外莲花池，死后葬于池侧。直至清末，寺中还藏有陈圆圆小影二帧，池畔留有石刻诗。 三、艳艳风尘董小宛 董小宛是明末有名的秦淮八艳之一，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莲，别号青莲女史，她的名与字均因仰慕李白而起。她聪明灵秀，神姿艳发，窈窕婵娟，为秦淮旧院女子中的一流人物。她的姿色曾引起一群名公巨卿、豪绅商贾的明争暗斗。但这个流落风尘的女子鄙视权贵，巧与周旋，勇于斗争。而明末四才子之一冒辟疆富于才气、风流倜傥，两人一见钟情。冒辟疆容貌俊美，风度潇洒，人称“美少年”，是复社中一位才子。 小宛入冒氏之门后，与冒家上下相处得非常和谐。马恭人（辟疆母）和苏元芳（辟疆妻）特别喜欢小宛，而小宛也很恭敬顺从，服侍她们比婢女还要用心。闲暇时，小宛与辟疆常坐在画苑书房中，泼墨挥毫，赏花品茗，评论山水，鉴别金石。小宛初进冒家，仿钟繇帖，学曹娥碑，每天写几千字，既不错字，也不漏字。 小宛还曾代替辟疆给亲戚朋友书写小楷扇面。从前在苏州的时候，小宛曾经学过一段时间绘画，能够画小丛寒树，笔墨楚楚动人。她15岁时画的《彩蝶图》现收藏在无锡市博物馆，上有小宛题词，并有二方图章印记，还有近人评价很高的题诗。小宛的画传世绝少，该图是一幅难得见到的佳作。到如皋后，她保持着对绘画的特殊爱好，时时展玩新得长卷小轴或家中旧藏。 小宛最令人折服的，是把琐碎的日常生活过得浪漫美丽，饶有情致。小宛天性淡泊，不嗜好肥美甘甜的食物。用一小壶茶煮米饭，再佐以一两碟水菜香豉，就是她的一餐。辟疆饭量喜欢吃甜食、海味和腊制熏制的食品。小宛深知辟疆的口味，她为辟疆制作的美食鲜洁可口，花样繁多。如酿饴为露，酒后用白瓷杯盛出几十种花露，不要说用口品尝，单那五色浮动，奇香四溢，就足以消渴解酲。在喝茶方面，小宛和辟疆有共同的嗜好。他们常常是一人一壶，在花前月下默默相对，细细品尝茶的色香性情。 小宛经常研究食谱，看到哪里有奇异的风味，就去访求它的制作方法，用自己的慧心巧手做出来。现在人们常吃的虎皮肉，即走油肉，就是董小宛的发明，因此，它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叫“董肉”，这个菜名虽然有些唐突美人，但和“东坡肉”倒是相映成趣。另外，小宛还善于制作糖点，她在秦淮时曾用芝麻、炒面、饴糖、松子、桃仁和麻油作为原料制成酥糖，切成长五分、宽三分、厚一分的方块，这种酥糖外黄内酥，甜而不腻，人们称为“董糖”，现在的扬州名点灌香董糖（也叫寸金董糖）、卷酥董糖（也叫芝麻酥糖）和如皋水明楼牌董糖都是名扬海内的土特产。有人把董小宛和伊尹、易牙、太和公、膳祖、梵正、刘娘子、宋五嫂、萧美人、王小余列为我国古代十大名厨，恐不为过。 月色如水，最为小宛所倾心。夏夜纳凉，小宛喜欢背诵唐人咏月及流萤、纨扇诗。为领略月色之美，她常随着月亮的升沉移动几榻。半夜回到室内，她仍要推开窗户，让月光徘徊于枕簟之间。月亮西去，她又卷起帘栊，倚窗而望，恋恋不舍，还常常反复回环地念诵李贺的诗句“月漉漉，波烟玉”。“我和你一年四季当中，都爱领略这皎洁月色，仙路禅关也就在静中打通。”小宛就是这样在自然平实的日常生活中领略精微雅致的文化趣味，在卑微的生命中企慕超脱和清澄的诗意人生。 辟疆说自己一生的清福都在和小宛共同生活的九年中享尽。这清福也包括静坐香阁，细品名香。辟疆最欣赏“横隔沉”，这是一种内质坚致而纹理呈横向的沉香。小宛最珍爱东莞人视为绝品的“女儿香”，他们还蓄有不少“蓬莱香”。辟疆曾从江南觅得一种味如芳兰的“生黄香”，他拿了一两块给广东朋友黎遂球鉴赏，黎遂球叹为观止。小宛还用从内府获得的西洋香方子制作过百枚香丸。他们讲究品香时的情调。寒夜小室，玉帏四垂，点燃两三枝红烛，在几只宣德炉内燃沉香，静参鼻观，就好像进入了蕊珠众香深处。 四、侠肝义胆李香君 在明末那个非常堕落的年代，大部分的朝廷大臣麻木得已感觉不到他们所面对的局势，正日益变得内忧外患。而南京秦淮河畔，那一座座香浓衣翠的绣楼里，却生活着一群对明朝的前途甚感忧心的红尘女子。 位于钞库街中段的媚香楼，就是这些绣楼中的一座。它的主人歌妓李香君，是一个家喻户晓式的人物。其实，在当时的秦淮八艳中，李香君的名气并没有柳如是或陈圆圆那么大。而现在漫步秦淮旧巷，能找到的绣楼也只剩下这一座了。这是一座两层高的绣楼，楼梯狭窄，行走的脚步声，透过楼板清晰地向上传去。崇祯十二年的秋天，年仅21岁，但已名闻四方的复社四公子之一侯方域，刚从河南商丘来到南京，便抛开即将开始的乡试，直接走上了这架暗红色的楼梯。 那一年，李香君正当十六岁花季妙龄，“温柔纤小，才陪玳瑁之筵，宛转娇羞，未入芙蓉之帐。”她坐在绣帘挂落的花格窗前，遥望着秦淮河，她在等待她梦中的爱情。当侯方域蓦然出现在她的面前时，她一定感觉到了她所期待的姻缘已经来临。这本应是一段才子佳人式的风花雪月，只是可惜选错了时代背景。随着满清铁蹄的入关，明朝大厦快速地坍塌。朱氏亲王仓皇南渡，在一片乌烟瘴气中，在南京匆匆地成立了南明政权。 复社的死对头阮大铖，抓住了这个机会，从金陵的深巷中走了出来。他投靠南明佞臣马士英，出现在政治舞台的前台。阮大铖本是一个被清流阶层所唾弃的人物，但他还是想改头换面。于是，他企图用金钱收买侯方域，来达到他个人的政治目的。这一伎俩，很快就被才识过人的李香君识破。她坚决拒绝了阮大铖的金钱诱惑，并要求侯方域立即与之断绝关系，划清界限。老羞成怒的阮大铖，用卑鄙的手段进行报复。侯方域无奈，挥泪离开了南京，这段短暂的爱情也仓促地画上了一个伤感的句号。 不管侯方域后来的表现如何，应该说，李香君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是无可非议的。事后，她还是在这座绣楼上，对友人深深地感叹道：“田公岂异于阮公乎？吾向之赞侯公子者谓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卖公子矣！”对爱情的追求如此坚贞，且是发生在一个秦淮歌妓的身上，实属难得。 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南京失陷，南明成了一团历史中的泡影。对于李香君来说，她所生存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所追求的爱情最终也因侯方域的北返而破灭。这个在书本上被标榜为有报国之志的名士，曾经的官宦子弟侯方域，在政治气节上，并没有坚守多久，他于顺治八年又参加了由清朝组织的科举考试，结果又一次以失败而告终。在爱情生活上，他也没有像《桃花扇》中所写，在栖霞山与李香君重逢。再翻读侯方域的人生历程，他应该是一个很失败的人。 顺治十二年（1655年）的暮春，满树的桃花已经凋谢，落红遍地。李香君悄悄地合上了那把题有侯方域诗句的扇子，凄切地收拾好行装，与过去诀别。她独自来到栖霞山下，在一座寂静的道观里，出家为道士。史书言，李香君后不知所终。 五、侠骨芳心顾眉生 明末清初鼎鼎大名的“秦淮八艳”中，顾横波是地位最显赫的一位，她曾堂皇受诰封为“一品夫人”，柳如是陈圆圆亦有不及；同时，她也是最受争议的一位----据说先有一位与她私订终身的才子由于她的背盟殉情而死，后来她那仕于明朝晚节不保的丈夫龚鼎孳每谓人曰“我愿欲死，奈小妾不肯何”，俨然一个红颜祸水，不是害人性命就是毁人名节，与多数人印象中“秦淮八艳”的侠骨柔肠，深明大义迥然有异。著名史家孟森先生尝作《横波夫人考》一文，对龚顾之人品大大不以为然，认为夫妇二人皆是势利无耻之徒，利欲熏心之辈。曾被誉为““礼贤爱士，侠内峻嶒”的横波夫人，真就如此不堪吗？ 顾横波，生于1619年，本名顾媚，字眉生，又名顾眉，号横波，又号智珠、善才君，亦号梅生，人称“横波夫人”，婚后改名徐善持，上元(今南京)人。据《板桥杂记》记载，顾横波“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鬓发如云，桃花满面；弓弯纤小，腰支轻亚”，她通晓文史，工于诗画，所绘山水天然秀绝，尤其善画兰花，十七岁时所绘《兰花图》扇面今藏于故宫博物院中，十八岁与李香君、王月等人一同参加扬州名士郑元勋在南京结社的“兰社”，时人以其画风追步马守真(即出生较早的马湘兰，也是秦淮八艳之一，明代知名女画家，尤善画兰)，而姿容胜之，推为南曲第一。(南曲，泛指卖艺不卖身的江南名妓)又精音律，尝反串小生与董小宛合演《西楼记》《教子》。 顾横波居于眉楼，“绮窗绣，牙签玉轴，堆列几案；瑶琴锦瑟，陈设左右，香烟缭绕，檐马丁当”，时人戏称“迷楼”----有人谓“迷楼”系指顾横波风流迷人，访者无不神魂颠倒，实属望文生义。“迷楼”本系隋炀帝时建于扬州的别院，因该处“曲折幽深，阁楼错落，轩帘掩映，互相连属，如仙人游”， 故名“迷楼”。以“迷楼”戏称“眉楼”，始作俑者的余怀系江南才士，当时又正对横波一往情深，所言当为褒意，指“眉楼”建筑巧夺天工，布置匠心独具，观之仿同仙境。此誉一出，即不胫而走，广为延用。顾横波个性豪爽不羁，有男儿风，在秦淮八艳中与柳如是较像，时人尝以曰“眉兄”呼之，颇似柳如是之自称为“弟”。但较之柳，又多几分任性嫉俗。 相传当时的理学家黄道周(后抗清殉节于江西）尝以“目中有妓，心中无妓”自诩，东林诸生乃趁其酒醉时请横波去衣共榻，试试他是否真有柳下惠的本事。这个传闻未必尽实，却反映出时人眼中顾横波不以世俗礼教为意的作风。她的这种我行我素，毫不在乎世人眼光的作风，恐怕是她后来能与江左才子龚鼎孳缘定三生比翼齐飞的重要原因，然而她的备受争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个性招来的恶果。顾横波才貌双绝，有“南曲第一”之称，自然广受风流名士们的青睐，以致眉楼门庭若市，几乎宴无虚日，常得眉楼邀宴者谓“眉楼客”，俨然成为一种风雅的标志，而江南诸多文宴，亦每以顾眉生缺席为憾。 六、长斋绣佛卞玉京 卞玉京名赛，又名赛赛，因后来自号“玉京道人”，习称玉京。她出身于秦淮官宦之家，姐妹二人，因父早亡，二人沦落为歌妓，卞赛诗琴书画无所不能，尤擅小楷，还通文史。她的绘画艺技娴熟，落笔如行云，“一落笔尽十余纸”喜画风枝袅娜，尤善画兰。18岁时游吴门，居虎丘，往来于秦淮与苏州之间，是明末清初的一位秦淮著名歌妓。卞赛一般见客不善酬对，但如遇佳人知音，则谈吐如云，令人倾倒。 卞赛曾与明末清初的著名诗人吴梅村有过一段姻缘。崇祯十四年春，吴梅村在南京水西门外的胜楚楼上饯送胞兄吴志衍赴任成都知府，在这里他遇见了前来为吴志衍送行的卞赛姐妹，看到卞赛那高贵脱俗而又含有几分忧郁的气质，不由想到江南盛传的两句诗：“酒垆寻卞赛，花底出陈圆”。席间吴又对卞赛的文才进行了探试，令吴不由倾倒，以后二人交往频繁，感情渐深。后来吴在长干里寓所得到卞的一书简，知道卞想嫁给他，心里很矛盾。因吴听到一消息，崇祯帝的宠妃田氏的哥哥田畹最近来金陵选妃，已看中陈圆圆与卞赛等。吴在权势赫赫的国舅前胆怯了，只在卞赛的寓所吹了几首曲子便凄然离去。 二年后，卞赛嫁给了一诸侯，因不得意，遂将侍女柔柔进奉之，自己乞身下发，在苏州出家当了女道士，依附于70余岁的名医郑保御，郑筑别宫资之。卞赛长斋绣佛，持课诵戒律甚严，为报郑氏之恩，用三年时间为郑氏刺舌血书《法华经》 此时吴梅村当了清朝的官，心情颓伤。顺治七年的一天，卞赛在钱谦益家里看到了吴的《琴河感旧》四首诗，方知吴对她的思念。数月后二人在太仓终于相见，卞赛为吴氏操琴，吴感怀不已，写了《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赠之，诗中道出了卞在这十年中的情景，点出了清军下江南、玉京“弦索冷无声”，一派凄凉状况。卞赛后来隐居无锡惠山，十余年后病逝，葬于惠山柢陀庵锦树林。 七、风流女侠寇白门 寇白门名湄，字白门，是明末清初的秦淮八艳之一。《板桥杂记》曰：白门娟娟静美；跌宕风流，能度曲，善画兰，相知拈韵，能吟诗，然滑易不能竟学。正由于白门为人单纯不圆滑，而决定了她在婚恋上的悲剧。 崇祯十五年暮春，声势显赫的功臣保国公朱国弼，在差役的护拥下来到了钞库街寇家，几次交往后，白门对他留下了良好印象，斯文有礼，温柔亲切，所以在朱氏提出婚娶时便一口同意。是年秋夜，17岁的寇白门浓妆重彩地登上了花轿。明代金陵的乐籍女子，脱籍从良或婚娶都必须在夜间进行，这是当时的风俗。朱国弼为了显示威风和隆重，特派5000名手执红灯的士兵从武定桥开始，沿途肃立到内桥朱府，盛况空前，成为明代南京最大的一次迎亲场面。 朱国弼实际上是一个圆滑狡黠的官僚，他迎娶寇白门是一时的需要，数月后他那儇薄寡情便渐暴露，遂将寇氏丢一边，依旧走马于章台柳巷之间。1645年清军南下。朱国弼投降了清朝，不久入京师，又被清廷软禁。朱氏欲将连寇白门在内的歌姬婢女一起卖掉，白门对朱云：“若卖妾所得不过数百金……若使妾南归，一月之间当得万金以报公。”朱思忖后遂答允，寇白门短衣匹马带着婢女斗儿归返金陵。寇氏在旧院姊妹帮助下筹集了20000两银子将朱国弼赎释。这时朱氏想重圆好梦，但被寇氏拒绝，她说：“当年你用银子赎我脱籍，如今我也用银子将你赎回”当可了结。 寇氏归金陵后，人称之女侠，她“筑园亭，结宾客，日与文人骚客相往还，酒酣耳热，或歌或哭，亦自叹美人之迟幕，嗟红豆之飘零”。后又从扬州某孝廉，不得意复还金陵，最后流落乐籍病死。当时文坛祭酒的东林领袖钱谦益作《寇白门》诗追悼曰：“寇家姊妹总芳菲，十八年来花信迷，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红泪一沾衣。丛残红粉念君恩，女侠谁知寇白门？黄土盖棺心未死，香丸一缕是芳魂。” 八、才华横溢马湘兰 马湘兰(1548——1604)可以称为明代的女诗人、女画家。据《秦淮广记》载，她名守真，字湘兰，小字玄儿，又字月娇，因在家中排行第四，人称“四娘”。她秉性灵秀，能诗善画，尤擅画兰竹，故有“湘兰”著称。她相貌虽不出众，“姿首如常人”，但“神情开涤，濯濯如春柳早莺，吐辞流盼，巧伺人意”。 马氏在绘画上造诣很高，当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接连三次为《马湘兰画兰长卷》题诗，共7句，记载在曹寅的《栋亭集》里。《历代画史汇传》中评价她的画技是“兰仿子固，竹法仲姬，俱能袭其韵”。在北京故宫的书画精品中也间杂着马氏的兰花册页，发着独异的光彩，她的绘画在国外一直被视为珍品。在文学上马氏亦颇具才华，曾撰有《湘兰子集》诗二卷和《三生传》剧本。马氏多才多艺，还通音律，擅歌舞，并能自编自导戏剧。在教坊中她所教的戏班，能演出“西厢记全本”，随其学技者，备得真传。 马氏生长于南京，自幼不幸沦落风尘，但她为人旷达，性望轻侠，常挥金以济少年。她的居处为秦淮胜处，慕名求访者甚多，与江南才子王稚登交谊甚笃，她给王稚登的书信收藏在《历代名媛书简》中。在王稚登70大寿时，马氏集资买船载歌妓数十人，前往苏州置酒祝寿，“宴饮累月，歌舞达旦”，归后一病不起，最后强撑沐浴以礼佛端坐而逝，年57岁。马氏死后葬在其宅第，今白鹭州洲公园的碧峰寺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