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科技成果问题研究论文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谈科技创新的毛概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科技创新与创新驱动》

摘要：从历史借鉴和中外对比等视角，分析科技创新与上层建筑领域创新的关系，探讨如何消除科技创新的非技术障碍，以便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促使科学技术更好地发挥第一生产力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科技创新：创新驱动：上层建筑

历史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靠创新驱动。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往往首先由科技创新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而由生产方式、思想文化和体制机制的创新驱动，合力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

当今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从科技创新到生产方式创新，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较好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适应。但在上层建筑领域，从思想文化到体制机制，却还有许多方面禁锢束缚着创新驱动力的发挥。本文将从历史借鉴和中外对比等视角，分析科技创新与上层建筑领域创新的关系，探讨如何消除科技创新的非技术障碍，以便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促使科学技术更好地发挥第一生产力的引领作用。

1、创新驱动的历史借鉴

人类的文明历史，主要从东方开始。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都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而同为世界文明发祥地的古希腊，则更具文明创新的特征。毕达哥拉斯的数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物理学、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赫拉克利特的辩证唯物论、苏格拉底的哲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体系、柏拉图的理想国、伊璧鸠鲁的无神论、梭伦的政治改革和伯里克利的民主政治等等，无不对世界的科学、哲学、文化、教育、伦理和政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当然，这些成就并不完全是希腊人的发明，却体现了希腊人的创新。

14世纪到16世纪，是欧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并开始发展的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改变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封建观念和制度，在科教哲文等方面表现了许多创新理念。他们以“人文主义”为旗帜，开始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哥白尼、伽利略、培根、但丁、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莫尔、莎士比亚等代表人物，犹如灿烂群星，照亮了欧洲中世纪黑暗的上空，从思想上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

18世纪是一个启蒙的世纪，一个继文艺复兴后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以牛顿经典力学为代表的科学发现，以瓦特蒸汽机发明应用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但同时受到封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严重障碍。面对“万马齐喑”的封建禁锢，不仅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思想家，哥德、席勒、笛福等文学家，还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加图等经济学家，边沁等法学家、伦理学家，与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共同造就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世纪。

启蒙运动作为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和文化创新，促进了欧洲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创新，激发了18世纪到19世纪欧、美、日、俄的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使“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语)。启蒙运动还孕育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的代表人物黑格尔等均诞生于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运动也促进了美国的独立，杰斐逊就是根据启蒙运动的理念起草了《独立宣言》，并激励美国人民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

人类进入20世纪，一场以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力学理论创新推动的原子能、无线电、电子信息、航天航空以及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技革命席卷全球。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普及，更是对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等都产生着革命性的变革。由此产生的多元文化和多种经济成份的融合，正以浩荡之势，促进着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及组织结构的不断创新。

2、非技术创新驱动的中外对比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15世纪前曾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四大发明(活印、火药、指南、造纸)、五大技术(瓷器、纺织、造船、建筑、水利)都产生过世界性影响。然而当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技术革命、工业革命推动欧洲和美、日、俄等国家快速发展时，我们却一次次错过了发展机遇。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创新驱动的非技术因素严重束缚了科技创新能力，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思想文化的历史对比

中国是人类灿烂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特别在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出现了空前的思想活跃，形成了一批影响后世2000多年的独创思想和优秀文化。但自秦汉开始，统治阶级出于封建统治需要，先是“焚书坑儒”，继而“废除百家、独尊儒术”，将“三纲五常”的封建教义加以固化，在“万口一辞，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可知也”的思想禁锢下，民众中逐步形成唯书唯上、墨守成规的保守风气。“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观念严重束缚着人们的创新热情。相比之下，欧洲国家虽然也有上千年的“中世纪黑暗”，但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数次思想解放的洗礼，培育了深厚的创新文化。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勇于创新、宽容失败的理念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当然，欧洲国家科学精神与创新文化的形成，也是他们许多代人奋斗牺牲的结果，正是布鲁诺以生命的代价捍卫哥白尼的“日心说”，赫胥黎以“斗犬”精神宣扬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从此自然科学才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恩格斯语)。

科学素质的历史对比

中国是一个尊师重教的国家，却又是一个国民科学素质不高的国家。据中国科协公布的2000年中国科学素养调查：中国每千人只有14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这一比例仅为美国的1/23和欧盟国家的1/15。造成这种差异，首先是教育理念和目标的不同。中国千百年来把读书做官作为目标，把四书八股作为教材，把朱熹的“集注”作为唯一标准，不能越雷池半步，使人们从读书起就被扼杀了创新精神，缺失了科学知识。而欧美国家办学以培养对社会有用人才为目标，教授内容也以自然科学、实用技术为主，人文思想也强调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因而培养了大批创新人才。如牛津、剑桥两所大学就培养了培根、牛顿、达尔文、雪莱、亚当・斯密等著名人物和上百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次是对科学普及认识重视程度的差异。在我国，虽然对科技创新已高度重视，但对科学普及的相辅相成作用认识不足。创新型国家则把科普看作科技的应有之义，如各种专业博物馆为代表的科普场馆在欧洲国家数不胜数，更是市民的必去、常去之处，成为这些国家重视国民科学素质培养的生动风景线。

体制机制的历史对比

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本身缺乏对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制度性设置和安排，相反封建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对科技创新形成严重禁锢。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工作，形成了较完整的独立科研体系。但由于我国尚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型期，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而在创新型发达国家，早在18世纪就形成了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体制。到19世纪，这些国家科技创新的企业主体地位、社会组织的管理功能和创新活动的市场竞争机制等，均已较为成熟完善。企业、社会组织和市场机制对科技创新起到了主导作用，政府则主要从政策导向、税收杠杆和法律保障方面进行宏观引导、管理和规范。因而创新成果与市场直接接轨，更有利于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商品化。

法治环境的历史对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重视科技法规的建设，先后制定了《专利法》、《科技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著作权法》、《科学技术普及法》等科技法律，对我国的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但我国的科技法规大多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科技进步的促进作用还不够深远，加上我国长期的封建人治影响，有法不依、知法违法等现象仍很严重。而在创新型发达国家，鼓励和规范科技活动的法律早在200多年前就形成体系，一些国家还在根本大法中鼓励和保护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普及。如美国在1787年宪法中就规定“为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普及，对作家和发明家的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专利权的保障”，从而促进了美国的各种发明创造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并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生产力的发展，使之在20世纪初跃为世界头号强国。

3、思想文化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对策

综上所述，人类社会的进步，总是科技、经济、思想、文化、体制、机制等不断创新而推动的。它们互相依存制约，又相互转化促进。当社会渐进发展时，科技的创新对生产力起主要推动作用，当量变积累到质变，进人飞跃发展阶段时，思想文化、体制机制的变革创新，就成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的更重要方面。在我国，由于改革开放和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集聚了足以产生部分质的飞跃的物质能量，因而也对上层建筑的制约因素提出强烈的改革要求。

就科技创新而言，新中国已建成多学科完整的科研体系，并拥有上万亿资产的科学仪器和技术装备，拥有3 300多万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国家统计表明，2007年全社会研发支出达3 664亿元，国家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的拨款达2127亿元，应该说，我国的科技创新已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我国规模以上企业75%没有研发机构和研发活动。99，7%的企业没有专利申请和自主知识产权，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全国每年产生数万项科技成果，其转化和产业化率不到10%。这种不成正比的投入产出，说明制约我国科技创新的主要矛盾方面，已从物质条件的制约正逐步转为思想文化、体制机制等非技术因素的束缚。为此，提出如下对策。

弘扬创新精神。培育创新文化

创新精神是科技创新的灵魂，创新精神说到底是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正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世界观的本质体现。创新文化是科技创新的土壤，土壤深厚成果才丰硕。但在思想文化战线，我们面对的是2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沉重积淀，封建文化残余的影响不容小视。这就要我们以思想解放大讨论为契机，深刻理解创新文化的内涵，并与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比较分析，对其糟粕应坚决批判摈弃，对其精华应与创新文化加以有机融合，努力在思想理论、文艺创作、舆论宣传等方面确定创新精神和创新文化的主体地位，并在各级领导中带头加以宣扬，使之日益深入人心，逐渐蔚然成风。

加强科学普及，提高科学素质

纵观世界科技发展史，科技进步总是靠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两轮驱动的。科技创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哪个方面，科学普及也会跟踪到那个方面。胡锦涛曾指出“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科技工作的两个重要方面”。但目前，相对科技创新而言，科普工作无论从领导重视程度、科普投入力度，还是人员队伍和设施建设，都明显是一条短腿。如财政投入，中央财政2006年对科普的投入还不到对科技投入的百分之一。科普工作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重要方面，要逐步消除国民科学素质较低对科技创新的基础性制约，实现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就要对科普工作高度重视，特别是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能真正如中央领导所要求的“像抓发展那样抓科普，以抓科普来抓发展”，全民科学素质才会在较短时期内有较大提高，中国的科学发展才有最为重要的坚实基础。

明确创新主体。加快制度创新

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在现阶段，是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解放生产力的关键。体制机制问题，首先要有利于促进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通过体制机制的制度性安排，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骤：其次，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创新体系和市场激励机制;三是使创新人才包括创新型企业家的形成机制更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规律。体制机制的创新，既要促进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进一步适应，更要改革上层建筑中行政管理体制甚至政治体制中对经济基础的不适应部分，使相关的机构设置、管理职能、运作程序等更有利于科技创新的需要。

完善法制体系，营造法治环境

完善的法制体系是科技创新的根本保障。针对目前科技创新的法制体系不完善、不够刚性及国民的法治意识淡漠等状况，一方面要进一步修订和补充相关法规，并注意在立法中坚持与时俱进、科学合理、公平公正，防止部门利益法律化;在地方立法中要根据实际，使必须条款尽可能具刚性，使各方都有切实可依的法律准绳。另一方面，要大力开展科技创新法规的普及教育，使相关法规深入人心，从而切实增强法治意识。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

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驱动又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应系统推进，更要根据发展的不同阶段，抓住主要矛盾。现阶段，一方面，要下大力气继续抓好科技创新;一方面，要把更大的力量用于实现思想文化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才能取得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新突破。

中国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受制度、投入、市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使科技成果转化不畅，造成了科技成果转化率、转化效益和对经济发展贡献度偏低等局面。

（一）制度因素

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因素是指对成果转化起消极作用的制度或政策。主要包括科研立项体制、企业经营机制、职称评定制度和成果评估及利益分配机制等4个方面。

1.科研立项机制

科研选题立项是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关系着科学研究能否顺利进行，而且关系到科学研究成果能否顺利转化。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项目的立项和科研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科研经费长期以来一直由国家拨给，科研成果也是由国家组织鉴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科研项目从选择立项、确定研究的深度与方向到项目的评价等，大都是为了获取相当级别的学术奖项，科技人员不必花费精力去考虑成果的转化，更没有必要为完成科技产品的后继开发而在市场中苦寻商机，致使重研究轻转化的问题严重。这样，由于缺乏市场对科研成果应用价值的评判，大量的科研成果理论性强，但适用面窄，少有市场需求大、产业价值大的成果，对企业的吸引力降低，企业对科技成果转化各方面的投入也相应减少，致使大量的成果“赋闲”与有钱找不到好项目的不平衡现象十分突出。

2.企业经营机制

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产品的开发、设计、生产、扩散等，都是由政府控制的，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成为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的主体，政府则演变为宏观经济的调控者。企业功能的转变由于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旧的科研体制阻碍着企业作为科技转化主体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在：①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还留有计划经济的痕迹，现阶段企业在战略管理及决策上还受到政府及上级部门的约束，企业的自主权难以发挥。②企业的经营活动在很大程度还是受到政府的干预，众多企业产权关系不明确，使他们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③我国的科技主力主要集中于研究院所和高等院校，企业缺乏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高科技人员，无法对科技成果的先进性、适用性、市场前景做出正确的分析。正是由于以上因素的存在，使企业缺乏依靠科技进步实现自身发展的动力，而是凭借现有的资源和工艺维持现状或依赖生产资料投入量的增加片面追求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管理的决策者也往往不注重长期投入，致使企业的科技成果研究与转化具有明显的短期行为。

3.职称评定制度

目前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职称评定指标体系一般都以科研论文（著作）发表数量和质量、科研成果获奖数量等量化指标为依据，而且是必须达到一定标准才有资格参与职称评审，对于是否申请专利、是否产生经济效益却不做要求，也没有把这些指标作为晋升、评奖、计算工作量的条件之一。这一制度使得高校和科研院所将科研工作的重点放在科研成果的学术水平和获奖登记上，促进了科研成果的产出量，但对成果转化水平和质量则重视不够，导致科研人员不注重市场信息收集与研究，缺乏对市场需求的认识，花费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及其论文的撰写，而少有精力考虑到科技成果的可行性、实用性、经济性，研究成果与市场需求明显脱节，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低下。

4.成果评估及利益分配机制

科技成果本质上是对科技开发研究的创造性的活动做出价值判断的过程。我国虽然于2003年颁布了《科学技术评价办法》，但该办法对科学技术评价的基本程序和要求仅做了原则性规定，再加之科技成果本身的成熟程度、市场未来的不可预知性以及缺乏权威的科技成果评价机构等原因，我国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尚不完善。评价方式上，重视对结果的评价，忽视对过程的评价，过分强调学术产出和学术水平从而产生了学术上的浮躁心理和急功近利现象。评价过程上，重视转化前（科技的研究、开发、小试、论证）评价，忽视后期（科技的中试、转让、转化、应用）评价，导致实验室产品无法顺利进入市场（欧阳迪，2010）。评价对象上，多以科技人员为主，忽视了从事科技成果推广的广大科研管理人员，使得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专门人才普遍缺乏（李建成，2008）。

利益分配是一个关系复杂的问题，牵扯到诸多的利害关系。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人员由于缺乏市场谈判和交易经验，在不完善的技术交易市场中常常处于劣势，再加上市场信用、科技评价、法律法规等因素的约束，致使其利益难以得到真正的体现和尊重（李玮，2006）。尽管国家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法规，但缺乏配套的实施细则，协调和监督都十分乏力，造成供需双方在价格和利益分配上有分歧，影响成果转化的结果。

（二）投入因素

投入因素是指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在人力、财力、物力上投入的不充分。科技成果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人才、物质条件等要素资源，并将各种要素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才能实现成果转化。投入机制不健全会影响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

1.资金投入不足

资金是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转向企业商品化的重要保证和前提。由于成果转化是一项高风险、高投入、高收益、周期长的活动，决定了难以从常规的商业渠道中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对于高校和科研院所来说，自身并不具备自我转化的资金实力；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处于安全的考虑，大多数愿把资金借给一些有名气、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对企业来说，面对承担高风险的巨大压力，企业希望通过有关政策与风险投资机构、金融机构共同承担风险（刘海燕，2002）。没有资金的支持，成果转化就无从谈起。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金融市场有了巨大发展，但尚未形成由国家、地方、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及其他组织或个人共同投资的多渠道、多层次的投融资体系，倾向于科技研发的风险投资依然较少，用于中试、商业化和产业化环节的资金更加有限，不利于科技成果的转化。

2.高水平人才缺乏

人才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关键要素。专业化科技推广人才缺乏是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中较为普遍的问题。相关人员缺乏市场工作经验，既不能对成果进行深层次的评估和咨询，又不懂得市场营销技术，对科技成果的转化多以组织参加各种成果展览、交易、信息发布会的形式进行，服务工作没有深度，导致成果推不出去，资金引不进来，具有市场前景的科技成果多数停留在理论和实验阶段，难以成熟和应用，成熟的技术又难以迅速地抢占国内国际市场，经济和社会效益没有发挥。

3.技术及设备配置不合理

科技成果转化的复杂性决定了其需要相关技术和设备的配套，包括科技图书文献资源的利用、大型仪器设备条件资源的共享等。目前科技图书文献资源和大型仪器设备资源主要集中在高校、科研机构，除了一些资金雄厚、有实力的大型企业外，一般中小企业很难承担技术及设备的费用支出，但是高校、科研机构的科技资源多限于内部使用，外部企业很难共享其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

（三）市场因素

市场因素是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主要障碍。主要包括市场交易平台欠缺、中介服务机构不健全等方面。

1.市场交易平台欠缺

市场交易平台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保障。近年来，我国科技成果的技术市场从无到有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科技信息交流会、技术交易会、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开发招标会等是我国主要的技术交易形式。但技术市场发育尚不完善，成熟度比较低，组织不够健全，缺少区域性、全国性的信息网络（詹静涛，林皎，1996），高校科技信息交流多为区域内流通，系统内循环，而与生产部门的供需信息交流还不畅，不能满足技术交易需要。同时，科技成果转让法规不健全，管理不够规范，对信息的真假、来源鉴定不够，致使虚假信息介入市场，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

2.中介服务机构不够健全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是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是转化、扩散科技成果和有效配置科技资源的重要渠道。虽然近几年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中介机构发展迅速，为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科技中介机构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中介服务机构大多功能单一，结构不健全，服务能力较弱，提供信息服务不及时或缺乏准确性，导致科研机构的很多成果找不到需求者而无法实现转化，企业需要的技术成果也找不到合适的供应者，无法实现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有力支撑。中介机构良莠不齐，服务能力差距较大，懂技术、懂经营、熟悉法律的技术人才严重匮乏，并且缺少专业的风险评估、技术评价、技术定价的能力，使得企业对于科技成果的价值风险很难做出判断，市场实现困难（欧阳迪，2010）。因此，在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过程日益依靠中介服务体系提供各种服务的情况下，我国中介服务及其机构却从数量和功能上都远远不能满足科技成果转化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