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服从行为研究论文

Milgram, S.（1963）. 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371-378. 如果一个在你之上的权威人士命令你对另一个人施加电压为350伏电压的电击，原因仅是因为这个人在回答多项选择问题时答错了，你会听从命令吗？没有人会这样做。如果有人愿意去做这件事，你会认为他或她是一个残酷的人或是虐待狂。耶鲁大学的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所做的这项研究，试图检验服从权威的想法，并得出了一些令人深感不安的结果。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研究和津巴多的监狱研究（见研究37）在整个心理学史上极负盛名，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几乎在每一本普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教科书中都会提到该项研究。如果你与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交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这些研究要比对其他研究更熟悉。由这项研究引发米尔格拉姆写了一本关于服从心理的书，拍了一部与此相关的专题片，该片在大学心理学课上反复放映。这个实验不仅涉及有关服从行为的讨论，而且还影响了关于在心理学研究中采用人类被试的伦理问题的全部讨论。 米尔格拉姆的这项研究方案来自于他的一个想法，即他想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人们怎么会仅仅因为别人的命令而对他人施加巨大的伤害。米尔格拉姆特别提到纳粹在二战期间犯下的可怕暴行，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提及此前及现在因服从命令而发生的不人道行为。米尔格拉姆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人类服从倾向是如此强烈而根深蒂固，它抵消了个人的道德、伦理，甚至是同情。 在行为科学家决定要研究某些人类行为复杂面的时候，他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对发生行为的情境进行有效控制，以便能用科学的方法对它进行研究。这对于研究者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要在实验环境中模拟现实生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米尔格拉姆的问题是如何创设一个受控制的情境，在这个情境中一个人可以命令另一个人去体罚第三个人，且实际上并没有人真的受到伤害。这就是对研究者的一个挑战！ 米尔格拉姆最初的理论假设是，人类有一种服从权威命令的倾向性，即使这个命令违背他们自己的道德和伦理行为准则。例如，米尔格拉姆认为，虽然许多人从未有意伤害过别人，但在他们认为是权威人士的命令下，他们很有可能会对受害人做出伤害行为。 也许这项研究最巧妙的部分就是米尔格拉姆开发的在实验室里验证服从力量的技术方法。米尔格拉姆设计了一个看起来非常骇人的电击装置，一个电子设备有30个调节开关，每个开关上贴着标签表示不同的电压，电压从30伏开始，每次以15伏为单位递增，一直增加到450伏。这些开关被分成三组，分别标着“轻微电击”、“中等电击”和“高压危险电击”。主试欲用这个装置让权威人士命令被试不断地增加电压去电击另外一个人。在你得出米尔格拉姆是一个施虐狂的结论前，请注意，那是一个非常逼真的模拟电击装置，它并不会让人真的受到任何痛苦的电击。 这项研究中的被试是40名年龄在20-50岁之间的男士，其中15人是熟练工人或不熟练工人，16人是售货员或商人，9人是专业人员。研究者通过报纸广告或直接发信的方式征集志愿者，邀请他们参加耶鲁大学的一项关于学习与记忆的有报酬研究。每位被试都是单独参加实验。为了获得较多的被试，研究者付给每位被试美元（记住，这是1963年的美元，相当于现在的30美元），并清楚地告知所有被试，报酬在他们来到实验室后便付清，而且不管在他们到来之后发生什么事情，这些报酬都是他们的。这就确保被试知道他们可以随时退出研究，而且不会因担心得不到报酬而感觉被强迫以某种方式行事。 除了被试之外，研究中还有两位关键人物：一位是研究者的助手（一名47岁的会计），扮演另外一名被试；另一位是演员（穿着一件灰色的实验室工作服，看上去非常正式），扮演主试的角色。 当被试到达耶鲁大学社会互动实验室时，工作人员安排他坐在另一名被试（研究者的助手）的旁边。很明显，实验的真正目的是不能告诉被试的，因为那样将会彻底改变他们的行为。所以，实验者给被试讲了一个假故事，解释说这是一项对“学习中的惩罚”效应的研究。然后让被试通过从帽子里抽签来决定谁当老师，谁当学生。这个抽签是事先安排好的，因此真正的被试总是抽到老师，而研究者的助手则总是抽到学生。请记住，那名“学生”以及“主试”都是研究者的同伙。 然后，“学生”被带到隔壁房间，被试看到工作人员将他绑在椅子上，缠上电极（加入电极胶以“避免皮肤起泡或烧伤”），这些电极和邻近房间里的电击装置连在一起。虽然学生的手臂被绑着，但是他仍可以够得着标有A、B、C、D符号的按钮，并以此来回答隔壁房间里教师提出的问题。 主试向“老师”和“学生”清楚明了地交代了学习任务。简单地说，该任务是让学生对各种各样的单词配对进行联想记忆。单词表很长，因此这是一个并不简单的记忆任务，扮演老师角色的被试把每对单词读给学生听，然后检查学生的记忆情况。主试要求这些被试在学生作出错误的反应时给予电击惩罚。最重要的是，每增加一次错误反应，“老师”就要将电压强度提高一级。所有的这一切伪装得极为逼真，没有一名被试对电击的真假表示怀疑。 扮演学生的助手的反应是预先安排好的，所有的被试都以相同的顺序作正确或错误反应。而且，当电击总量随着错误的反应增加时，“学生”开始从另外一个房间发出痛苦的叫喊（这也是预先安排好的，包括其叫喊的话语内容及其心脏不舒服的事实）。当电压达到300伏时，“学生”会猛撞墙壁，要求工作人员放他出去。超过300伏电压之后，他变得完全沉默，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主试告诉“老师”，用对待错误反应的方式来处理不反应的情况并继续进行应有的电击程序。 大部分被试在电压达到某一点时会转向主试询问是否继续进行电击。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主试会命令被试继续，且在此过程中很有必要向被试发出一系列语气渐重的命令。 命令1：请继续。 命令2：实验需要你继续。 命令3：继续进行是绝对必要的。 命令4：你别无选择，你必须继续。 通过记录每位被试拒绝继续进行的电压水平，就可以对服从行为进行测量。在这个电击装置上有30个开关，每位被试的得分在0-30之间。进行完全部过程，获得满分的被试被称为“服从的被试”，而在较低电压水平就中断的被试被称为“对抗的被试”。 被试会服从主试的命令吗？他们最多会用多高的电压？你预测的结果是什么？想想你自己、你的朋友和一些普通人。你认为有多少人会使用所有30个电压水平，达到最高的450伏——高压危险电击呢？在讨论这个实验的真正结果之前，米尔格拉姆让一组耶鲁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四年级学生以及许多其他同事预测结果。人们的估计最低是0%，最高是3%，平均为。也就是说，一百个人中会对“学生”施加最高电压电击的不足三人。 表10-2展现了令人惊讶的实验结果。在主试的命令下，几乎所有被试都将电压提升到了300伏的水平，直到“学生”猛击墙壁，要求离开实验室，并拒绝回答问题为止。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使用全部30个电压水平并使电压达到最大值的被试数量。 尽管有14名被试不服从命令，在达到最高电压之前中断了实验程序。但40名被试当中仍有26个，也就是65%的被试按照主试的命令继续进行实验，并使用了最高电压。这并不是说被试能心平气和或很高兴地去做这些事情，许多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并为受电击者的境况而担忧，甚至对主试非常愤怒。然而，他们还是服从了命令。研究者担心一些对他人施加电击酷刑的被试可能在心理上也遭受痛苦，尤其是在最后三次电击中，“学生”不再作出任何反应。为了帮助他们缓解这种焦虑，在被试完成实验后，研究者将这个实验的真正目的以及全部的实验程序，包括对他们的欺手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们。此外，研究者还对被试进行了访谈，了解他们在实验过程中的感受和想法。作为助手的“学生”也来与每位被试见了面。 米尔格拉姆对研究结果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点上：首先是被试惊人的服从倾向。这些被试是同意参加一个关于学习的实验研究的普通人，绝不是冷酷的虑待狂。米尔格拉姆指出，从童年开始，他们就知道昧着良心去伤害别人是不道德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呢？主试是一个处在权威地位的人，但是你仔细想想，他到底有多少权力呢？他没有任何权力发号施令，被试若拒绝执行命令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很显然，是情境本身有一种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创设了服从的氛围。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关键是，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被试因执行了主试的命令而表现出极度的紧张和焦虑。研究者猜测，被试只要拒绝继续进行实验，这种不适感就会减轻。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米尔格拉姆引用了一个观察者的话（此人通过单向玻璃观察被试）： 在文章的结尾，米尔格拉姆列举了几点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种特殊的情境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服从倾向。从被试的角度来看，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a）如果这项研究是由耶鲁大学发起的，那它一定是好事情，没有谁会怀疑这样的著名学校；（b）实验的目的似乎很重要，因为我是志愿者，所以我会尽力完成我的任务来配合研究者实现这些目标；（c）毕竟，“学生”也是自愿来这儿的，他对这项工作也有责任；（d）嘿，我是老师，他是学生，这纯属巧合——我们是抽签决定的。其实另一种情况也很有可能出现，即我是学生，他是老师；（e）他们为这事给我报酬，我要尽力做好；（f）我完全不知道心理学家以及被试的权力，所以我将屈从于他们的安排；（g）他们告诉我们，电击是痛苦的，但没有危险。 自从这项研究发表后的40多年以来，米尔格拉姆的研究仍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米尔格拉姆本人用耶鲁大学以外的其他类似被试重复了这一实验过程，他们是义务参加实验的大学生志愿者和一些女性被试，每次得出的结果都是相似的。 另外，通过实施一系列的相关实验设计，米尔格拉姆进一步拓展了他的研究发现以揭示促进服从行为或限制服从行为的原因（参见Milgram，1974）。他发现，受害者（指“学生”）与“老师”的身体和情感距离的改变制约着服从倾向的强烈程度。当“学生”在另外一个房间，他与“老师”在彼此不见面也听不见对方的声音的情况下，出现了最高的服从率（93%的被试用了最高电压）。当“学生”与被试同在一个房间内，主试要求被试强迫“学生”把手放在电击板上，此时的服从率最低，只有30%。 米尔格拉姆还发现，权威人物（指主试）与被试的身体距离也会影响服从行为。被试离主试越近，其服从倾向越强烈。在一种实验条件下，主试离开房间，并用电话对被试发出指令，结果被试的服从率仅为21%。 最后，有一个现象较为令人乐观，即当主试允许被试用他们想用的电压水平惩罚“学生”时，没有一名被试使用的电压超过45伏。 米尔格拉姆的研究不仅影响着我们对服从行为的理解，而且使人们对用人类作被试的道德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即使没有一个人受到电击，但当你认识到自己仅是因为一个身穿实验室工作服的人的命令而去残酷地电击别人（很可能致死），你会作何感想？人们对米尔格拉姆研究方法的批评主要是（参见Baumrind，1964；Miller，1986）在实验期间，被试所承受的压力是让人无法接受的。此外，他们还指出，这种潜在的消极影响可能会长期存在。当被试经历内心折磨后，主试告诉他们这是个，他们会怎样？也许他们会感到自己受人利用，感到难堪，而且有可能在他们未来的生活中不再相信任何心理学家或是合法权威。 另外一种批评意见主要集中于米尔格拉姆研究结果的效度方面（如，Brief et al.，1995；Orme & Holland，1968）。这一批评经常被引用的基础是认为，被试与主试间的关系不仅有信任的成分，还有依赖的成分，并且实验室对于被试来说也是一种陌生的环境，在那里表现出的服从行为并不代表现实生活中的服从行为。因此，批评者声称米尔格拉姆的研究结果不仅效度低，而且由于其效度低下，实验对被试所实施的处理也就是不适当的。 通过在被试参加完实验后对他们进行的调查，米尔格拉姆对这些批评意见作出了回应。他发现84%的被试很高兴参加了这次活动，而只有1%的人对这次经历表现出后悔。另外，一个精神病专家访谈了40名被认为是在实验中感觉最不舒服的被试。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遭受长时间的心理折磨。因批评者认为实验室并没有反映现实生活中的行为，米尔格拉姆的意见是：“来到实验室的被试是主动的、有选择权的成人，他有能力接受或拒绝在实验中给予他的命令。”（Milgram，1964，） 这里所报告的米尔格拉姆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以人类为被试的实验中道德问题的深刻思考。事实上，该研究是对心理学服从行为研究领域的影响更大，还是对心理学研究以人类为被试的道德政策问题影响更大，仍是极具争议的（正如在本书前言中所讨论的）。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研究继续对目前的研究发挥着广泛的影响，这一点可以在近期研究的不少注解中得到证明。这些研究主要是在米尔格拉姆早期实验方法和结果的启发下进行的。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米尔格拉姆从事他的研究以来，每年都有与此有关的研究出现，这些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米尔格拉姆理论的完善以及关于对权威人物服从倾向的详细阐释；另一类是关于在实验中对人类被试施行欺手段的道德问题的争论。 作为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研究和职业生涯的权威评述者以及米尔格拉姆传记《电醒人心》（ The Man Who Shocked the World ）的作者，托马斯·布拉斯（Thomas Blass）回溯了源于米尔格拉姆早期服从实验的所有研究及其社会意义（Blass，1999；2002）。总体上来看，布拉斯发现各种研究普遍支持米尔格拉姆最初的研究结果。更重要的是，在米尔格拉姆第一次发表他的结果之后的40多年里，服从率似乎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改变。这与美国人的直觉判断相矛盾，一般而言，他们会认为自己已经不像40年前的美国人那样敬重权威，当权威人士命令他们做自己不同意的事时，他们会做出反抗。 另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对米尔格拉姆早期研究中性别问题的关注。事实上以前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是男性。仔细想想，总体而言，男性与女性谁更倾向于服从权威？布拉斯从米尔格拉姆的后期研究和其他人的研究中发现，男人和女人在服从率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想要更详细地了解米尔格拉姆的研究工作所产生的历史影响，请参见布拉斯的网站，网址为： 。） 与 米尔格拉姆 的发现紧密衔接的一个研究，调查了路易斯安那州监狱负责执行死刑的“行刑小组”成员的心理体验（Osofsky & Ososky，2002）。研究者访问了50名直接参与行刑的警官，结果发现，尽管比大多数人更多地面对痛苦和死亡，这些被试并没有出现临床上的抑郁症状。被试报告说他们依靠宗教信仰、对同行群体的认同和对责任进行扩散的能力来应对痛苦情感。“然而，这些警官体验到矛盾的情感并且时常报告在执行社会‘终级处罚’时感觉很糟糕。”（） 在伦理方面，一项研究使用米尔格拉姆的研究范式考察在互联网上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潜在的棘手的伦理问题（Pittenger，2003）。今天，大量的研究是通过国际互联网进行的，而且此类研究的数量在将来还会显著增加。皮滕杰（Pittenger）主张，研究者必须警惕侵犯隐私、未获得被试的知情同意，使用欺手段等潜在的违背道德伦理规范的情况。“互联网为研究者提出了独特的挑战，”皮滕杰写道，“其中包括需要清楚地界定在网上进行的个人行为与公众行为的区别，确保获得被试有效知情同意的机制以及对被试进行调查询问的机制，核实所收集到的数据的有效性。”（）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保护被试在心理学研究中免遭不合理的欺手段的伤害，而又同时允许某些科学研究进行所必要的欺继续存在？温德勒（Wendler，1996）建议在研究涉及欺手段时，研究者应给予被试更高水平的知情同意权（参见本书前言部分对此概念的讨论）。这就意味着，在你同意成为实验被试之前，工作人员会告诉你在此实验中可能会用到欺手段，尽管你可能并不会意识到欺的确切内容。温德勒声称：“这种对于可接受的欺的二级许可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来协调二者的关系，即既要尊重被试，又要满足科学实验所偶尔需要的欺过程。”（） 研究米尔格拉姆的史学家托马斯·布拉斯（2002年）在其所著的关于米尔格拉姆生活和工作的传记中给本研究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结论：

服从的意思就是顺从 从字面上看就是顺着走的意思 服从对于每个人碰到的每件事和每个环境都会有不相同的认同 不能一概而论之

1：遵从;顺从例：服从命令2：屈服于别人的意志或权力例1：服从外国的法律例2：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资治通鉴》服从，就是“不管叫你做什么都照做不误”.

社会生活中，人们总是不得已要作出某些行为，比如小学生要完成作业才能出去玩，员工必须完成领导的命令才能得到绩效分数，司机只有遵守交通规则才不会被开罚单，这些行为就是服从行为。 一、那什么是服从行为呢？服从行为指的是由于外界压力而使个体发生符合外界要求的行为。外界压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他人，一个是规范。比如很多人会服从地位高的人或具有权威的人的命令。比如一些政策法规、组织纪律、约定俗成的惯例，我们都会服从。 服从和从众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共同点就是都是由压力引发的行为，都是属于社会影响的产物。但是两个都有明显的不同。二、影响服从的因素 1、命令者的权威：命令者的权威性越大，越容易导致服从。职位越高、权力越大、知识丰富、年龄较大、能力突出等，都是构成权威影响的因素。另外，如果命令者手中有奖惩的权力，也会使服从行为大大增加。 2、他人支持与服从：假设在群体活动中，有人拒绝服从，那服从率会降低。社会支持增加了人们对权威的反抗。 3、服从者的道德水平和人格特征：在涉及道德、政治等问题时，人们是否服从权威，并不单独取决于服从心理，还与其世界观、价值观密切相关。另外，容易产生服从感的人具有明显的权威主义人格特征。具有这种人格特征的人，十分重视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主张对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进行严厉惩罚。追求权力和使用强硬手段，接受权威人物的命令，表现出个人迷信和盲目崇拜。 4、权威的靠近程度：权威越靠近，完全服从的比例越高。权威的压力由于距离的扩大而减小。比如一个在现场，一个不在现场，那么在现场的服从比例会比不在现场的服从服务更高。 5、行为后果的反馈：行为后果的反馈越直接、越充分，人们服从权威的可能性就越小。相反，如果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后果了解比较少那么服从权威的可能性就越大。比如现代武器技术已经发展到控制武器发射的人丝毫不接触受害者的水平。这就存在着一种危险，即武器系统操作人员对自己工作的危险性认识越来越缺乏，就好像他们的工作对象是武器本身，而不是可能造成成千上万人丧生，甚至毁灭城市的现代恐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