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文献東陽新志参考格式

初中语文合集百度网盘下载

链接：

简介：初中语文优质资料下载，包括：试题试卷、课件、教材、视频、各大名师网校（人教、新东方）合集。适合各阶段学生日常辅导，中考冲刺，技能提升的学习。

中西方文学狐意象的性别指向之比较华师大中文系 郑梅珍摘要："狐"是中国文学中一个典型的意象，在这方面的研究已获得丰硕的成果。而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交际单位，西方文学中的狐意象却并未受到关注。本文诣在从一个细小而有趣的角度--狐意象的性别指向--作为切入点，初步对中西方文学狐意象进行整合，并以文学人类学的方法考察和揭示二者性别指向差异背后的文化因素。从方法论来说，本文希望不是简单的整合，而是希望能以人类学的眼光反观"狐"这一普遍意象中的异质性。关键词：狐意象 性别指向 中西方"狐狸精"，在现在中国民众的世俗心理中，指的是以美色媚人、对男性具诱惑力的女子，通常带贬义、蔑视的感情色彩，这一点没有多少异议。中国传统的文学审美中，也有一部经典的《聊斋志异》塑造了一批生动鲜活狐女形象。"狐--女性"，作为一种固定的联系积淀在我们的审美意识里，似乎成了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然而，狐这一意象，并非中国文学作品所独有，它是世界文学的一个典型的动物意象；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单位，狐意象有共同的属性特征：机智、狡猾、有灵性等。但东西方民族的审美心理、文化背景存在差异，狐意象势必会表现出自身的个性。西方文学的狐意象，笔者发现其性别指向更趋向于阳性，或者说是男性。即便是中国文学，狐意象也有自身演变发展过程，其性别指向经过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粗糙到细致化，从男性倾向占主导向女性倾向发展的漫长过程，最终逐渐固定下来成为至今仍保持的"狐狸精是女子"的观念。一、 中国文学狐意象性别指向的演变及定型早在先秦时期，狐意象就出现在神话与文学作品中，这时的性别指向不甚固定，女性、男性兼而有之。狐与女子互相幻化，狐是，女子的象征，这一原型可以追溯到上古"禹娶涂山女"的神话。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卷六《越王无余外传》记载：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夫其度制，乃辞云："吾娶之，必有应矣。" 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 狐，九尾庞庞。……"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从这个上古神话来看，九尾白狐是涂山女的象征，二者实际上合为一体。但这里狐所象征的女子却能给禹带来吉祥之气，并非后来广泛接受的"淫妇"。而我们又可以在屈原《天问》中找到"狐--淫妇"的原型。" 浞娶纯妻，眩玄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这讲的是寒浞与纯狐氏之女玄妻合谋杀死后羿。"纯狐玄妻"，闻一多的看法是纯狐可以实指狐狸，今人龚维英则认为纯狐氏是图腾氏族仭?但不管玄妻是否为动物的狐所幻化，"纯狐玄妻"的主要意义在于具有狐妖为性淫之女性的原型意义。从涂山女和纯狐氏这两则神话来看，狐意象均与女性相联系。但在先秦，狐的性别也指向男性，并出现"雄性淫狐"的原型观念。《诗经•齐风•南山》云：" 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鲁道有荡，齐子由归。既曰为止，曷之怀止？"郑玄释云："雄狐行求匹藕于南山之上，形貌绥绥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为淫佚之行。其威仪可耻，恶如狐。"诗用雄狐起兴，用狐作比，讽刺齐襄公与其妹私通的淫耻行为。这成为六朝狐意象男性倾向的基础。六朝狐意象性别指向逐渐走向自觉，狐也分化为不同的类形象，不同类的狐确立起固定的性别指向。《中国狐文化》指出："汉人对'雄狐绥绥'的解释已露出狐为淫兽的端倪，实际上已经初步建立起'雄狐'-雄性淫狐-的原型观念。到六朝时期，这一观念进一步发展，狐妖的雄化倾向和性淫特征被反复强调着，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雄狐'型故事，这就把'雄狐'的原型明确化定型化。"? 在《搜神记》中，写了许多雄狐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的故事。六朝雄性狐除了淫惑女子外，又形成了"狐博士"的类型。《搜神记》中"狐博士"是教授诸生的儒师，《异苑》里的"人物"胡道洽也是爱好音乐医术之事。狐妖表现为学狐、才狐、儒狐，也在后世文学中反复出现，如《聊斋志异》除了塑造众多痴情美貌的狐女，还有一部分学士狐。这一类型的狐都化为男性形象。这一点较容易理解。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只有男性才可作为知对ú┑男蜗蟊煌瞥纭S氪送�保�����拥墓勰钜苍诜⒄沟敝小6���薄缎�屑恰匪?quot;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初学记》卷二九引《玄中记》作："千岁之狐为淫妇，百岁之狐为美女。"《搜神记》卷一二亦称："千岁之狐，起为美女。"《名山记》："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为阿紫，化而为狐。"在六朝，虽然狐意象男性化指向占多数，但我们可以看到淫妇与狐妖互化的观念也进一步得到加强。唐代，狐妖雌化倾向就更为明显，不但开创了狐与妓相结合的狐妓原型，深化了狐性淫的观念，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狐妖化为美与善统一的完美女子形象。这一原型后来在《聊斋志异》里广泛使用。这两者虽然在道德标准上看似相悖，但在本质上都是狐与女性的同构性的强化。到宋金元的传奇文学中，狐化女子诱惑男子或与男子相恋的情节屡见不鲜。北宋的《青锁商议》、《云斋广录》，南宋志怪小说集《夷坚志》等文学作品，绝大多数狐妖化为女子。明清时代，狐意象的女性指向悄然转化为固定的审美心理，广泛见于文学作品。代表性的有明代长篇章回小说《封神演义》，冯梦龙的《平妖传》、凌蒙初的《三言二拍》、吴承恩的《西游记》。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狐意象的集大成者，涵盖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狐意象的各种类型、特性。《聊》中写狐精的有七十五篇，其中为男性的"学士狐"、"友狐"约二十篇左右，包括《胡氏》、《淮水狐》等；狐女形象的篇目达四十几篇，占一半以上，有《娇娜》、《莲香》、《红玉》、《鸦头》为代表。此外有十几篇未指明狐的性别，一般以动物性出现。可以看出，清代狐意象的女性指向在经过历潮历代的发展后不断得到加强，不但固定为文学中的固定审美，在世俗心理中，"狐狸精"也与女性必然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类女子的特称。《红楼梦》第二十回李麽麽骂袭人"一心只想妆狐媚子哄宝玉"，第六十二回晴雯骂芳官"你就是狐媚子"，第七十七回王夫人骂芳官"唱戏的女孩子，自然都是狐狸精了"，晴雯对宝玉说"我虽生得比别人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从历代文学作品可以发现，狐意象的性别指向是有其发展变化过程的，从男性倾向到女性倾向，到用"狐狸精"作为惑人女子的代名词，"狐为女性"便成为固定的审美心理，这说明狐意象的女性指向更符合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审美感受和女性观念，并与西方文学中的狐意象的性别指向形成了"对立"。二、西方文学狐意象阳性指向的发现与证明西方文学狐意象的文学传统尽管不像中国文学那样典型，但并不能因此忽略它本身的文学价值和背后的文化蕴涵。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就有许多关于狐狸的寓言故事，如为人们所熟悉的《狐狸与葡萄》、《狐狸和大鸦》、《狮子和狐狸》。《伊》中狐狸的故事有三十几篇，但其中并没有明确的性别指向，包括其他动物，几乎看不出性别来。《伊》所塑造的动物虽然被人格化，但还只是某种典型特征的符号，狐狸只成为"狡猾"的代名词，更没有中国观念中的性淫的特征。后来法国拉•封丹的寓言诗，俄国克雷洛夫寓言故事所涉及的狐狸故事也如《伊索寓言》只作为"狡猾"的符号。但在中世纪欧洲流传的《列那狐传奇》，列那狐不但是一个充分人性化的动物形象，更关键的是它以一个男性的面貌出现的。它展示了男性英勇的特质，与象征封建统治阶级的狮子诺布勒、驴子贝尔纳、伊桑格兰狼作斗争，充分体现反抗精神。同时列那狐也欺凌弱小动物，暴露狡猾、残酷的一面。列那狐这一形象的塑造，已不仅仅是"狡猾"的代名词，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性。这里狐意象的性别指向是明显的。有趣的是，在英国现代作家劳伦斯一部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狐》中，我们又可以清楚地发现狐意象仍是以男性作为象征对象，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从这篇小说发现了西方狐意象的阳性倾向或许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存在着必然性的理据可寻。小说《狐》表面上写了一个爱情故事。两个年轻女子玛奇、班福德沉郁地生活在农庄里，两人形影不离，关系暧昧。玛奇的性别意识受到压抑，整日以中性的装扮束缚自己。但突然有一天，一个叫亨利的年轻男子介入了她们沉寂的生活，玛奇的性别意识迅速激活，她被亨利的男性魅力所吸引了。而亨利不但主动追求玛奇，并杀死阻碍他们结合的班福德。最后亨利和玛奇如愿生活在一起，获得新生。小说以"狐"作为题目，具有象征性、统领性的含义。从象征的内涵来看，狐是男子亨利的象征，或者说亨利在女主人公玛奇眼里，就是"狐"的化身，两者合为一体。从小说的叙述结构来看，狐是整个故事情节发展的推动力量。故事多次以狐的出场（在现实或在玛奇的梦中）作为故事发展隐喻、铺垫。狐作为男子亨利的象征，也是触发玛奇性意识萌动和觉醒的直接原因。通过对玛奇、狐、亨利三者关系的解读，我们可从文本中发现"狐"对玛奇，代表了一种阳性崇拜，这也是决定狐意象男性指向的一个关键。小说中，原先偷鸡的狐狸扰乱了玛奇的生活，玛奇对狐狸持仇视的态度。但当那只狐狸出现在她面前时，玛奇被一种莫名的力量所控制，陷入恍惚的状态中，类似于中国的"狐媚"。小说中这样描述："它认识她。她像被迷住似的动弹不得。她，明白它是认识她的，所以它才那样笔直地望着她的眼睛。""她已经被它迷住了，它成了她看不见的精神主宰。"所以当夜幕降临（狐狸出动的时间），"她的心又一次为了狐狸，为了那只狐狸而激烈地跳动起来。"这样的描述，如同一个女子对一个男子的一见钟情，完全像异性间的吸引。当年轻男子亨利出现时，玛奇又被他迷住了，因为"玛奇觉得他就是那只狐狸。……她认为那小伙子就是那只狐狸，她无法想象他是什么别的东西。"可见，在她眼里，狐狸与男子合成一体，不论是狐狸还是男子，对她的吸引都是一种异性相吸。狐狸与男子的同一性在劳伦斯笔下被反复强调。"她认出他就是狐狸--它就在这儿，她用不着去找它了。……她终于可以沉醉在狐狸的气味里了。""他的黄卡其军服的闪光使她回忆起梦里那只狐狸鲜亮的毛皮。""玛奇觉得他转过头在的时候，眼睛里又冒出了上次她在狐狸眼里看见的狡黠、嘲讽和会意的火花，这个火花又一次飞进她的灵魂里。"小说又通过玛奇的梦，给我们暗示了狐在玛奇潜意识里代表了一种阳性崇拜。"它的颜色非常黄，非常耀眼，像玉米一样。……它好象就在很远的地方，她想摸摸的它。她伸出手去，它忽然一口咬住她的手腕，就在她缩回手的一瞬间，狐狸转过身准备跳开。它那毛茸茸的尾巴一下子拂着了她的脸庞。这只尾巴像着了火似的，烧着了她的嘴唇，烫的她疼痛难耐。"这个梦预示后面的故事：亨利"像闪电一样飞快地在她嘴唇上吻了一下……使她浑身上下每一根纤维都燃烧起来。"加拿大人类学家约翰•B•维克利有一篇文章《D•H•劳伦斯中篇小说中的神话与仪式》，对这个梦做了这样的阐释："这一梦境不仅预示了他俩的关系，而且也揭示了狐狸和亨利的本性。对于任何一位熟悉《金枝》的读者来说，上述对与狐狸的描写暗示，它应该等同于原始人的生殖之神，更明确地说等同于谷物精灵狄奥尼索斯。意味深长的是，在收获季节，最后一位用镰刀碰到谷物的人被称作'狐狸'，而在那天晚上，他要和所有姑娘跳舞，因此，在弗雷泽和劳伦斯笔下，生殖之神，人类和动物，这三者是相关的。……梦境预示尼莉（玛奇）和亨利间的那种阳性崇拜关系。"?弗雷泽《金枝》记载，在欧洲有想象谷物精灵变成动物的传统，如变成狼、狗、山羊、野兔、猫等，也包括狐狸。在法国东南部的布列斯地区，收获时节的最后一捆谷子就代表狐狸。在这捆谷子边留十二根谷穗不割，当作尾巴，每一个收割者后退几步，对准他扔镰刀，谁把他砍断了，谁就"割断了狐狸尾巴。"? 并且据《金枝》记载，一般谷物精灵也可以被认为是生殖之神，比如阿多尼斯，又是太阳之神；奥锡利斯不仅是谷神，也代表树神、生殖之神；狄俄尼索斯也可以作为生殖之神。所以，化为狐狸的精灵又与生殖崇拜相联系，这些生殖之神大都为阳性，那么作为他的化身的"狐"便自然而然是阳性指向。此外，小说中"狐的尾巴像着了火"，这一点也可作为预示一种阳性崇拜的一个证据。"火"这一意象往往与阳性崇拜有密切联系。《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一书指出，火崇拜与日崇拜具有叠合意义，太阳、火与生命力的崇拜具有一定的同构性。… 那么狐的尾巴也可以视为阳性崇拜的一个侧面，狐承担阳性崇拜的角色便更有信度了。据此，可以得出结论，《狐》这篇小说以"狐"作为阳性的象征并不是作者随意性的选择，换个角度说，狐意象在这里的男性指向也不是偶然、巧合。不论是西方文学传统，还是确实存在的文化习俗，都是耦合的。在西方世俗心理，"狐狸"也一般指称男性。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斯蒂芬就骂教长是"老狐狸"。西方用"狐狸"形容一个人，其对象习惯上为男性，这和我们中国人世俗心理正好相悖。在军事上，西方也喜欢用"狐"来指称战斗机或部队。如前苏联曾研制过一种型号的战斗机，被北约称之为"火狐"。海湾战争中，美军代号为"沙漠之狐"。虽然不能说是明确的男性指向，但可以看出"狐"在西方心理中更具有一种攻击性，实际上也是阳性特征的一个侧面。三、文化背景原因初探中西方文学狐意象指向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所致。这里初步从三个角度进行观照。首先，就审美心理来看，对狐狸这一动物的视觉感受，可能就存在很大差异。日本学者吉野裕子在《神秘的狐狸》一书谈到"狐狸的美丽"，她说"狐在多数的动物中显得特别美丽。狐狸具有曲线优美的身资，尾巴丰实漂亮，它的眼睛的大而清澈，鼻子细而笔挺，显得非常聪颖，如果是人，就使我们想起秀丽的美女。……"? 正因为狐的这些生物特征，容易让人们的审美心理上建立起"狐和美女的心理认同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如此牢固，以至于"狐化美女之说迅速传播后世，逐渐成为狐化传说的主体。"? 所以中国狐意象的女性化是具有审美上的基础的。西方对狐狸的视觉感受如何，在《狐》这个小说中，我们可以得出一点结论。女主人公把狐狸的外貌与男子亨利的长相联系起来，以她的审美，狐狸与男子更容易建立起同一关系，因为他与它的外貌可以契合。女主人公玛奇眼中的亨利"长长的浅头发粘着汗水贴在他的前额上，他的眼睛是蓝色的，非常明亮、敏锐，在他面颊的细嫩的绯红皮肤上长出了一些浅色的绒毛，像汗毛一样，不过比汗毛更明显。"以至于玛奇觉得他是狐狸，因为"他喜欢把头往前探"或者"因为他的绯红颧骨上长着的浅白色柔毛在微微闪光"抑或"因为他那双明亮锐利的眼睛"。第二个原因，与狐的图腾崇拜有关。据《中国狐文化》的解释，中国上古时期九尾狐化美女的观念与当时的图腾崇拜相关。"涂山氏在渔猎经济活动中接触到狐，进而产生了崇拜心理，把狐奉为图腾神。涂山氏当时处于母系社会，所以图腾对象表现为一只雌狐。"狐为九尾，包含着生殖崇拜的意义，"雌狐阴户临近尾根，所以兽类交配叫交尾，因而这里显然存在着这样一种含义，尾多则阴户多，阴户多则产子多。……这里九尾尽可理解为九阴，是女阴崇拜的曲折表现。"? 可见中国上古狐的女阴崇拜可能积淀在民族心理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影响中国人心目中狐的形象与内涵，也指导中国文学狐意象的女性化倾向。西方对狐的图腾极有可能是一种阳性崇拜，这一点在前文已经论述过。两种不同性别崇拜的图腾渊源，也决定了狐意象的性别差异。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女性观念及狐性淫的思想，也决定了狐意象的性别指向与西方的差异。中国自古就把狐狸视为淫兽。《虞初新志•烈狐传》说："狐，淫兽也，以淫媚人。"《埤雅•狐》："其为物性淫。"朱熹《诗集传》注《诗经•卫风•有狐》："狐者，妖媚之兽。""狐性淫"在中国人心里达成共识。虽然早期亦有雄性淫狐的原型，可惜在六朝后更把性淫女子与狐相联系，这具有深层的文化原因。在中国传统的男权社会，女性是从属于男性的客体。在道德观念上，男性可以性欲放荡，寻花问柳而合情合理；女性在性爱方面却受到严厉压制，不论是思想上还是行为上有过失，便"理所当然"被称为淫妇。女性是男性的玩物，只是空洞的能指，长期处在"失语状态"。"女子性淫"的观念是男性话语下的产物，并且连女性自身也自觉不自觉对这一观念形成认同感。女子的性淫与狐性淫就存在一种同构关系。另外女性自古被视为红颜祸水，一个王朝的衰亡往往归结为女人的祸害，褒姒、妹喜、妲己、西施、杨玉环都作为"狐狸精"的典型，反映了"女色禁忌"的观念。把美女比作狐狸精的幻化，意在告戒不可迷恋于女色之中。白居易的《古冢狐》一诗，是这种禁忌观的有力证明："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狐假女妖害人浅，一朝一夕迷人眼。女为狐媚害即深，日长月增溺人心。何况褒姒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君看为害浅深间，岂将假色同真色。"以上种种，导致"狐者，先古之淫妇"的观念，狐与女性的同一性，被不断强化，成为中国人心里抹不去的文化积淀。在西方文学中，还未发现把狐视为淫兽的传统，即便对女性的观念也如同中国把女子视为尤物，那么狐也未必会和女子紧密联系，所以狐意象的性别指向就不必为女性。中国"狐狸精--女子"的集体意识久已确立，它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便被忘却。忘却的结果是，我们相信这一基本观念具世界和历史的普遍意义，是不证自明的真理。本文对中西方文学狐意象的性别指向的初步梳理，足以说明"狐--女性"的观念并非我们原先所不曾怀疑的普遍意义。对造成"狐为阴性"在中国审美心理的最终定型和稳固传承，以及西方狐的阳性指向的原由，本文以相对显见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为底，并用文学人类学的方法彰显出其隐性的原始基因，以求能向中西方狐意象差异的缘起和文化蕴涵更靠近一点。注：*李剑国 ：《中国狐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年月6版, 第31页＊同上 第71 页＊收在《神话与文学》（美）约翰•维克雷编，潘国庆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年4月版＊弗雷泽：《金枝》，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大众文学出版社 1998年版… 高福进：《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3 月＊引自李剑国 ：《中国狐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年月6版，第 73 页＊同上 第73 页＊同上 第27 页参考书目：李剑国 ：《中国狐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年月6版弗雷泽：《金枝》，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大众文学出版社 1998年版高福进：《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3 月卢润详：《谈狐说鬼录》，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年1 月孙绍先：《英雄之死与美人迟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9月约翰•维克雷（编）：《神话与文学》，潘国庆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年4月版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王楠（中华书局编辑） 来源:《史学月刊》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在我看来问题出于两方面：一，汉学论著翻译著作既非文艺作品，也不是科技论文，但它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对它的翻译要求译者的专业功力和外语水平同样不凡。而目前我们的一些译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满腹经纶但译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免贻笑大方。二，由于这项工作方兴未艾，既缺乏经验的累积，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原则，因而出现翻译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齐，译、校等编辑、出版流程较为混乱等问题。以下就我所见汉学论著翻译作品中的一些情状，尤其是审读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中译稿时发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对翻译原则和规范的理解。 一．文化的还原 寻根溯源是汉学论著翻译中不可忽视的技术问题之一。汉籍本身浩如烟海，文化内涵又广博精深，海外学者对它的征引宛若随意采撷，典故难寻；对它的解释或体认有时推陈出新，有时又似是而非，因此译文难于处理。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汉文人名、中文史料、历史背景的还原就成了首要问题被提了出来。 汉文人名的还原。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马克斯·韦伯所著《儒教与道教》一书在描述汉代儒士反对司马迁的重商思想时，把反对者"PenPiao"译为"彭彪"（第193页，注2），但实际上此人当为"班彪"。 又《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艾尔曼著，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倒数第1行："储同舒（音译，Ch'uTung-Tsu）《清代中国地方政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此处把"Ch'uTung-Tsu"误译为"储同舒"，实际应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历史学专家，著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47年）一书的"瞿同祖"先生。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1998年）一书中第172页有语："可敦尽管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风俗，但她很信任中国大臣汉延惠，后者使契丹人开始走向文明。"文中"可敦"即指辽国萧后，那么中国大臣当为"韩延徽"，不知译成"汉延惠"的史料来源是什么？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原文页765，注9，VillageandtownlifeinChina（《中国的城乡生活》）著者为和。此处的原著者显然是中国人名的简写，译者仅译为（郎）。笔者作为此书的责编之一先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的英文版，著者的全名写成T'aoLiKung和LiangYu-kao。又阅读此书的《序言》得知，两人均为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中国学者，此书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生活。此书出版之后，T'aoLiKung回国任教，而LiangYu-kao则留在英伦。既然.T'aoLiKung已回到本国，那么《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应该有其一席之地。果然T'aoLiKung即是中国社会科学家北大著名社会人类学教授陶孟和（陶氏字以行，1888—1960年）的原名"陶履恭"的音译。查找LiangYu-kao更加困难，因为其始终旅居国外，本国很可能没有介绍他的专文。只好仍以陶氏为线索，终于在多卷本的辞书《北大人》中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另一作者LiangYu-kao的中文名为"梁宇皋"。 类似情况还有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页，文下注②："见于君芳《Chung-fenMing-pen与禅》，载陈学霖与狄百瑞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与宗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此处未译的"Chung-fenMing-pen"应为元代禅师"明本（字中峰）"，英文遂写成"中峰明本"。有关资料可参考《元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和尚行录》和《天目中峰广录》。（见《碛砂藏》589-591册；或参见《天目明本禅师杂录》三卷，《续藏经》2-27-4，商务印书馆，民国初年。） 同人名的还原一样，中文书刊名称的还原也需要谨慎核对。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者把"TsingHuaJournalofChineseStudies"译为《京华中国研究学刊》。在遍查材料未获后，才以其中的一篇论文为线索查知此刊应该是《清华学报》。 材料的还原。刘东先生所译《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89有文曰："在古代，上流社会中流行一种习俗：每10天洗一次澡，而‘沐日'也可作为官员们归休不视事政事的借口。......而有关洗浴的中文词也就得到了‘十天之期'的涵义，‘起先的洗浴日'、‘中间的洗浴日'、‘最后的洗浴日'分别意指着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译注：此词中文出处不详，权且直译出来，留待方家指教原文所本）"此处典故可以在《初学记》、《唐会要》卷82《休假》，尤其是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3《时序·三澣》中找到："唐制，官吏十日一休沐，沐为沐涤，故一月有三澣。后以上澣、中澣、下澣称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像刘东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在译文中尚且出现此种搁置情况，可见史实还原之难。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preliminaryaddress"作"疏意"，审读译文时未查到出处。但根据文意应为"序言"的同义词，即"疏头"：僧道拜忏时焚化的祝告文，上写主人姓名及拜忏缘由等。（参见《辞源》页2130；《汉语大辞典》第8册，页508）改"疏意"为"疏头"既比较符合原意，且更准确。 又此书页724，注4，把《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通典》简称为《通考》和《通典》。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四部书，应根据历史学规范简写成《清通考》和《清通典》，不致误导读者。 在审读《法国汉学》第四辑中有如下译文："在上引《隋书·经籍志》中所记述的道教仪式之外，还用一种不太肯定的口气记录了一种道士们所宣称但却未必如此的箓的古代传说。（中略）虽然隋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了这个不太可能的道教的说法，（中略）很难证实隋代的编年史学家们......"《隋书》是唐代史学家编纂的，此处应改为"隋史的编纂者"或"唐代的历史学家"。同类者尚有侯旭东在《误译丛生的一部书——〈佛教征服中国〉中译本琐谈》（载《中华读书报》）文中的举例："如原书页19‘intheHou-Hanchi,afourthcenturyhistoryoftheLaterHandynasty,'中译作‘在记载公元4世纪后汉历史的《后汉记》中，'（页29）令人啼笑皆非。按《后汉纪》（译文作‘记'误）为东晋人袁宏作，书成于四世纪，而后汉亡于三世纪初，中译应作‘在《后汉纪》——4世纪成书的关于后汉的史籍——中'"。这种常识性史料还原的错误应在译文中绝对杜绝。 对背景文化还原的难度还应在前两者之上。因为背景知识准确的掌握不仅包括对史实的确切了解，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感，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且能心领神会，并运用自如。不止是一个词，一段话的索骥，而应把文化内涵整个地融入行文之中，至此才使译文达到风格上的忠实与流畅。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句原文"Within，theprincipalpalaceswerearrangedonanorthsouthaxis......"，原译为"（故宫）各大宫殿按南北向轴心排列"。这容易引起歧异。事实上，原作者不是想强调宫殿的南北对称，或者是要说明所有宫殿都是南北排列。因此译为"重要的宫殿座落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就更明了。又同书"Confuciancommentators"译作"儒家评论家"也不能算错，但"清议"一词可能比较符合传统，也更典雅。又比如称南方地区下级管事者为"teacher"，译作"蒙师"不如"师爷"确切。 袁筱一等译法国马丁·莫内斯蒂埃著《人类死刑大观》（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340、341页两副插图下的注文分别为"西方军事势力代表对‘拳击手'施斩首刑"和"拳王的斩首刑（中国，1901年）。"。"boxer"在此处不应直译为"拳击手"，而是专指1900年前后中国民间反侵略组织"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一词。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注72"见L·S·杨的两篇文章，......收入的《汉学中的远行》（ExcursioninSinology）"。"L·S·杨"即杨联升。1"Excursion"一词本身有远行之意，但用在中国书籍和文章的名称当中，应释作"短文"，又可引申来表达中文特有的文体"赋"、"策"等。如苏东坡《赤壁赋》，英国名汉学家翟理斯（）把它翻译成"AnExcursionBelowtheRedWall"，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李杏村则译为"AnExcursiontotheScorchedCliff"，都使用"Excursion"表示"赋"一词。所以杨联升"ExcursioninSinology"一书或译成《汉学散策》可能更为恰当。 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5和1997年由不同译者翻译了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仅从两书一些章节标题翻译文字的差异就可想象其内容的大相径庭。第5章第4节，江苏版译为"儒家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商务版则为"儒家教育在社会学教育类型中的地位"，两书所提概念绝对不属于同一学科范畴。又如第6章第12节前者译为"早期儒学的激越"；后者为"早期儒学的悲歌"，孰是孰非难以明确，且会令读者啼笑皆非。 当然细读所译内容，其中是有高下之分的。如江苏版译为："同样的，一个人能否像非士人阶层那样在祖庙中享有一个祖宗牌位，也取决于其官阶。甚至连城市之神在众神中的地位都得看此一城市官员的级别而定。"（页138）；商务版则译："倒是正好反过来：一个人的官品决定着他是否能有祖庙（没读过书的人只有一个祖宗牌位），祖庙中能供多少祖先。就连万神庙里城隍的级别也取决于该城父母官的官品。" 又如，江苏版译为："宋代的常备军，除了‘近卫军'以外，尚有由地方军队和民兵组成的两个编队，但它们一旦融合之后，便告瓦解。"（页92）；商务版则译："宋朝统治时期，除了地方军（厢军）和民兵（乡兵）这两支互相融合而衰亡了的军队以外，还有作为常备军的‘禁军'。"（页129） 再有，江苏版译为："王安石于1086年死后被封为圣徒，受人供奉，而在12世纪，对他的供奉连同圣徒的称号统统被取消了。"（页93）；商务版则译："他（1086年）死后的封号和祭奠安排，在12世纪又被取消了。"（页131） 把"城隍"译为"城市之神"，"禁军"译为"近卫军"，"地方军队"和"民兵"不说明特指中国传统文献所称的"厢军"和"乡兵"，从行文上还可勉强接受的话，那么把王安石说成是"圣徒"则甚为乖谬了。文化所囊括的内容既宽泛又细微，因此对它的还原绝非易事，非学养深厚、细心琢磨不可为之。 二．形式上的统一 讲求学术规范是提高整体学术水平与扩大学术交流领域和层面的基底。汉学论著翻译作为学术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否则就会降低其价值，甚至误导读者。 形式问题之一：在审读汉学译著时，历来把核对有关海外学者的名号与著述题目的看作是译文的关键，也是难点。目前所遵循的原则是：国外汉学家已有汉文名字，或约定俗成的中译法的应遵从；其他所有外国人名都应以通用字典，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各国人名译法辞典为据，并在首次出现时用括号标出原文。专著或论文的题目也当如是处理。如法国汉学家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分别被译为"席佩尔"、"史波儿"、"施博尔"。在参加了一次Schipper在京举办的讲座中，我才知道他的正式中文名字是"施舟人"。又比如《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54页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以擅长中国语言学和历史学闻名、撰写过《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中华书局，1999年）的蒲立本先生（EdwinGeorgePulleyblank）译作"普利布兰克"。《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一书的著者Schafer被翻译为"谢弗"，其实他有中文名字，叫"薛爱华"。 或者过分强调译名的精确度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中文是不同于西方表音字母文字的一种音、形、义相结合的表意文字，每一个汉字都有固定的含义，通假和转注则有特别的规定。就算在阅读姓氏名称时，出现同音异形的字，也会被认为是指示不同的人物或事物。使用此种与西文截然不同文字的中国人在阅读时也养成了更重视识别文字字形而不是读音的习惯。而且长期以来汉语对外来词的消融力是古今一贯的，并形成了以意译为主或意译与音译杂糅的翻译规律。2这种意译法的使用更加强调字符形态与音读对应的确定性和准确度。所以译者采用了不同译名来反映一个人或一件事物，就会误导读者，即翻译时差之毫厘，理解时必然谬以千里。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译者把日本学者林友春的论著译为"《元明时期的学堂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而且出版地未译出。但核对了日文原著才知，其名当为《元明时代的书院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史研究》，东京国土社出版。同样的错误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第222页也出现了。日本中国学者及其论述往往夹杂中文或者全部使用中文，这既为译者提供了方便，又增加了工作量，因为稍稍疏忽就可能因未查检而出现译文不准确的情况。 形式问题之二：对史料翻译形式的规范化处理是衡量译者学术水准的标尺。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之中译本则较好地体现了形式统一、内容充实的原则。文中所有涉及中文史料的地方，译者都先根据外文把原著者对这段史料的理解文字忠实译出；再把原始的中文史料附见于后，并改变字体，用括号括出以示区别。例如：此书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8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做科学的解释和推广。 樊迟请求学农，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农民。'他又请求学园艺，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园艺。'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这本来可以认为是对传统技术人员的谦虚态度，然而不幸的是： 樊迟走后，孔子说：‘樊迟真是一个眼界狭窄的人！......如果一个君主或官长喜好良好的习俗、正义和真诚，人民就会背负着他们的孩子从各地都来归附他。这样，他还需要知道怎样去务农吗？'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好义......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又如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也采取类似的格式。随举一例： "礼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这一事实：人是生来就有欲望的，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人就必定要追求它们。当这种追求进行得没有限度或分寸时，必定会发生争执。随着混乱就出现了耗竭。古代的君主憎恨这种混乱，就把礼和正当性加以法典化而设立必要的限制，于是欲望就会得到调剂而他们的追求也就得到了满足。他们以这种方式使得欲望不会被事物无限扩大，而事物也不会因欲望无度所耗竭。从而这两者可以互相配合而共同滋长。礼就是从这里来的。（《荀子集解·礼论第十九》第一章）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第十九》第一章]"（第13页） 全书均沿用此格式的意义有二：其一.对中国古文的解释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国内也并没有任何称得上是绝对权威的译注，学者们的新知灼见往往正基于对文本的深入解读。因此国外学者对原始材料的重译，既兴许是误读也很可能是变换角度，用有别于传统的思维方式重新阐释原典，不容忽视或省译。其二.附之原始材料及出处则更方便了读者，使读者对原著的水平有直接的对比和判断而省却了检索的麻烦。当然这也是使译者更能吃透原文，忠实原著的必要手段和过程。 形式问题之三：上文所提到的江苏人民版和商务版的所译韦伯《儒教与道教》的两部译著，前者未附任何参考文献目录和索引，后者则附有译名表，这在使用价值上有明显差别。 青海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1年和1998年出版了法国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的中译本。商务本把法文原书的脚注和书末索引全部翻译过来，而青海本在增加《著者参考书目》的同时写道："本书作者格鲁塞在编写其书过程中曾参考了大量西欧出版的史学著作与有关东方学的论文，为了说明资料的出处，他在各页注脚内简略地提到著作的书名与页码。我们认为这种注脚对汉文译本的读者是多余的，首先那些资料是很难找到的，其次在印刷上也有许多困难。......"（第589页）青海本的译者魏英帮先生亲聆过格鲁塞教授讲授的《远东史》，所以增补的《著者参考书目》肯定极具价值，但参照商务本就可得知被青海本省略的原书脚注的学术含量仍旧丰富，因此决不"多余"。如此情况还在青海出版社1998年根据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译著的《东方的文明》一书中出现，脚注一律未译，这总与此书较好的文字翻译质量不相匹配，并且无法让读者得知其书使用材料的来龙去脉。 因此不光为查找、检索的便利，各种文后注释和书末附录更进一步展示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动态。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附之《缩略语表》、《1800年以前的中文书籍》、《1800年以后的中文和日文书籍及论文》、《西文书籍和论文》以及包括人名、论著和主题词等多类词条的《索引》，此内容不亚于一部国外有关中国古代科技的研究史，甚至更可说是内容广泛、涉及诸多领域的中国学研究概述，值得后人仿效。 再有，如果把译者经验的不断累积看作是汉学论著翻译水平整体提高的前提条件，那么后附文献参考目录和索引实际上就是这种积累的明晰体现。因为附录往往包含了众多学术信息，译者对它的翻译经常需要查阅国内外大量资料。几种同类书籍参考目录和索引的汇集甚至可以说是这一学科领域权威材料的总编。这种全面的搜集再加上谨慎的译法，就为后人在翻译学术著作时提供了最详实、准确的参考文献，而且在译作方法上、对译著的规范化处理上都有所借鉴。更重要的是它避免了重复劳动，有益于汉学论著翻译质量和水平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推进。 如法国学者戴仁著，耿升先生翻译的《法国的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附有法国中国学者译名对照表，就为审读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法国汉学》第四辑的译稿提供了类似工具书的作用。而在此人名表上进行增订和补充，则有关法国汉学从早期发展到最新概况，并涉及诸多学科的完整资料就全部提纲携领的凸显出来了。因此对汉学著作的附录不仅不能随意删除，且应在格式上继续规范化。 三.使汉学论著翻译规范化的其他辅助手段 1.多译本的互相参照是翻译界常用的方法和技巧，它不仅能为揣摩原著提供多角度、深层次的见解，而且还能改正原著的错误和译文中的误译。如审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时，我曾用此书的日文本（晃洋书屋，1989年）进行核对，补译和改正了原著和译稿地图中的一些问题。比如《长江上游图》漏"自流井"之名；页248图中有两处"长沙"，据日文本改一处为"重庆"；图35"赵家渡"误写为"赵家府"，又补译"石笥场"一地；图34补译"邛州"一名等等。又如：译者把eclectic（折衷的）误识为electric（电力的），我是翻看日文本时才偶然发现并改正过来的。 参考其他语种的相关资料也会有意外的收获。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稿中，许多地方志方面的材料无法还原成原有的文言形式，因为原作者引用的史料大多来自国外图书馆保存的中国方志；还有一些则因反复转引却未注原书书目而无法查找。尤其是第二编第五章《市镇和水道》，其中引文都从英文转译。但我发现此章的大量材料都转引自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专著和论文，因此从西嶋定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文学部，1966年；此书有中译本）查知注10文字引自万历《嘉定县志》卷19《文苑》载万历二十三年王锡爵《永折漕粮碑记》。从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东京：亚纪书房，1974年）知注25出自《吴中水利全书》卷14《章疏》；注26出自《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苏上》。以及由载《东洋学报》的川胜守《明末清初江南的圩长》，日本《史学杂志》的大山正昭的《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专论江南三角洲》，《东洋史研究》的山口迪子《清代漕运与船商》等等文章都查到了相关材料的出处。试举一例，原译稿译自英文为："若不带货，勿雇小船。可自东栅口乘小舟赴嘉善，复由此登棉纱船去松江，向无一人欲乘大船者。"查知应出自日本尊经阁水库藏之《水陆路程》卷7《苏松二府至各处水》，原文曰："无货勿雇小船。东栅口搭小船至嘉善县。又搭棉纱船至松江，无虑大船。"由此自知在从事汉学论著翻译和译文审读中少不了对其他语种资料的翻检之工。 2.为保证与国外中国学领域的快捷对话和进一步提高汉学论著翻译作品的质量，学界亟待及时编写和出版相关领域能展示最新研究动态的工具书。而目前有关书籍却少而陈旧，不太能满足译者的需要。如现有的海外中国学手册仅有《国外藏学研究概况》、《俄苏中国学手册》、《日本的中国学家》、《美国中国学手册》等。而且除了《美国中国学手册》在90年增订过以外，其他都截止在70-80年代初。有时为找寻一个学者的名字或一篇文章的译法要把近年来所有有关汉学论著翻译的论著和书刊全部检索一遍，这与翻译本身发展的速度极不合拍，这也使译者处于一种孤军奋战的境地。因而学界急需解决的是旧有工具书的定时增订和新种类、多用途、更广泛的工具书的编纂。3甚至尽快用计算机网络代替纸本工具书，以提高信息更新的速度和检索效率。4 另外，由于前些年海外学人所用中国的资料大多来自港台，因此对这两地学界的学术情况应给予一定的重视。在国家图书馆可查的台湾书目文献限于近代和解放以前，1949年以后的出版物仅借到王世庆主编的，美国亚洲学会台湾研究资料专刊之一《台湾研究中文书目（史地之部）》（台湾环球书社1976年）一书。其他目录则散见于年鉴或分类学科的论文索引中。近十年内的最新著述目录仍无处获知。在查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的港台人名、作品时，几乎是借一种刊物仅能核对一条材料。如查出"张谷城"编写的《新竹丛志》（新竹市：新竹丛志编辑委员会印行，1952年），非"张古城"；毕庆昌等编《新竹新志》（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年），不是"毕青长"；《鹿港开港史》载《台湾文献》第19卷第1期（1968年）著者不是"王世清"，而是"张炳楠"......都是无工具书可依。而且书中仍有一些音译无法还原。 总之，汉学论著翻译的规范化和精确度是与编写便利、及时、全面、准确的工具书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合作才能使汉学研究与世界充分接轨。 3.高质量的汉学译作的推出还要求译与校的努力和协作。 《从理学到朴学》第226把"柳诒徵"误排为"柳诒征"。而且书中所有涉及清人"方东树"的地方都印为"方东澍"。 《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从撰写到翻译都堪称精品，但在排印和校对是却把近十处提到著名的日本僧人"圆仁"都误作"园仁"；第44页，《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印成《入唐求法巡行记》；第54页，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印成"《四书》集注"。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中《〈柳毅传〉及其类同故事》一篇注14（第255页），把编写《唐大诏令集》的"宋敏求"，误印为"宋敏秋"；注55（第257页），叶德辉《双梅景暗丛书》排成《双梅景暗业书》；注57（第258页）撰写《唐会要》的王溥，印成"王蒲"。由于审核的疏忽使译作白璧微瑕是非常遗憾的事，也只能俟再版时弥补了。 四．翻译与研究的统一 不言而喻，优秀的翻译著作应达到翻译与研究的完美结合。因为译者如果是某一领域的专家，那么他翻译这一领域中的外国著作就会在占有材料和了解新的学术动态方面胜人一筹，得以与原著者并驾齐驱，甚至可以作高屋建瓴的评判。如陈裕菁在翻译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54年）的《序言》中写到："纪元十二年夏，日长无俚，汇全文译之。参稽考订，几忘溽热。既成，觉尚有余蕴，因不揣简陋，发箧陈书，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