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智能时代文献综述论文

摘   要 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经济体正处于一个更先进更高级的经济阶段——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传统产业正不断向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发展。因此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为深入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数字经济；实体经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产业转型升级 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涵义 （一）数字经济的涵义 什么是数字经济？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是DonTapscott，DonTapscott（1996）在《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和危险》中指出，数字经济是“利用比特而非原子”的经济。[1]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数字经济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各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及发展重点也大相径庭。 在中国，一般以2016年杭州峰会《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表述为准，提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2]同中国一样，韩国和俄罗斯也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经济活动，但是韩国对其的定义更为广泛，认为“数字经济是基于互联网在内的所有信息通讯产业为基础的所有经济活动”；俄罗斯认为这种经济活动是用来保障国家利益的。[3]反观美国、法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是基于数字经济的测算，美国对于数字经济的测算包括电子商务和数字服务两部分[4]，法国则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进行测算的。英国研究委员会（2010）对数字经济的理解着眼于产出角度，认为其是通过人、过程和技术发生复杂关系而创造社会经济效益。[5]澳大利亚则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通过互联网、移动电话和传感器网络等信息和通讯技术，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球性网络化的社会进程。[6] （二）实体经济的涵义 次贷危机之后，各业界频繁使用“实体经济”，美联储从行业市场区分的角度将实体经济定义为除去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之外的部分。刘骏民（2003）却不主张这种做法，他认为实体经济是以成本和技术支撑的价格体系。[7]而成思危（2003）从物质生产角度对实体经济进行定义，他认为实体经济就是与具体的产品生产及为增加产品价值的经济活动。[8] 但对于服务业是否属于实体经济，学者们的争议不断。金碚（2012）认为实体经济应该包括一、二、三产业中直接服务业和工业化服务业[9]，所以金碚认为部分服务业也隶属于实体经济。同时，金融时报词典（Financial Times Lexicon）和经济术语（Economic Glossary）中都认为实体经济是一种可以通过使用各种资源生产商品和服务一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的经济活动。吴秀生和林左鸣（2006）对此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实体经济仅仅包括物质生产活动，[10]服务业不属于实体经济，应隶属于广义虚拟经济。刘晓欣（2011）则根据马克思的“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分类”来定义实体经济，她认为狭义的实体经济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以及相关的物质生产但不包括服务业，但广义的实体经济包括第一、二产业，还有部分第三产业，如虚拟经济、高端服务业。[11]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基本理论 （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内涵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近几年才提出来，因此学者们对这个概念研究的不多，同时融合涉及不同方面、层次、内容，是一个极为抽象、宽泛的概念。其中于乐和潘新兴（2012）认为：狭义的是指数字信息技术与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以及相关的物质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广义的是指工业化的社会进程和数字化的社会进程相结合的进程。[12]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关系 1、实体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基础 学界对于数字经济是融入而不是取代实体经济这一观点达成共识。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无疑奠定了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我国全面小康的目标不能片面的强调数字化，而应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出发，将数字经济融入农业、工业、服务业，整体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于乐，潘新兴，2012）离开了实体经济，数字经济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数字化和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两面，两者缺一不可。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数字经济是融合性经济。闫德利（2018）认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产物就是“数字化的实体经济”，它是数字经济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主体属于实体经济[13]；邬贺铨（2016）基于数字经济就是数字化的工业经济、数字化的农业经济的理解，认为数字经济就是实体经济[14]。马云（2018）也指出数字经济本身就是实体经济，它们既非各自独立存在，更非相互对立地存在，因为只有拥抱了数字技术的实体经济，包括制造业、服务业、流通业，才是真正健康、有前景的实体经济。 2、数字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动力源泉 国内外学者对数字经济的认识基本呈一致观点，他们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驱动实体经济发展，是实体经济的动力与源泉。其中Brookes, Martin和Zaki Wahhaj（2000）通过观测电子商务对日本和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认为电子商务作为信息技术应用的典范，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15]另外，Georgion（2009）测算电子商务对英国、德国等13个西欧国家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电子商务通过提升公司市场表现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16] 王亚男（2011）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结合制造业的优势和不足，提出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仅能改变制造业原有的增长模式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更能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寻找制造业新的增长点。[17]刘吉超和庞洋（2013）认为基于信息技术的制造数字化革命和分布式能源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将带来分布式、社会化、网络化的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形成分散、开放、合作的社会商业架构和商业模式，以信息化改造生产制造和经营管理全流程、通过服务化将经营重心向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延伸、推动制造业向绿色化方向发展，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主要路径。[18]马化腾（2017）认为，“互联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手段，目前“互联网+”带来的各行业的改变只是开始，但在不久的将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会重塑各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19]陈养才（2018）发现煤炭行业在两化融合的推动下，转型升级效果显著，具体体现在产业结构发生调整、产业技术得到升级、实现产业化发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提高，煤炭绿色发展落到实处以及煤机装备制造水平提升。[20] 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进展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后才开始信息化发展，所以国外学者直接探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问题比较少，多数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产业转型、企业发展之间的关联。（1999）认为将信息技术嫁接到传统产业、产品和工艺方面，会提高相关企业的生产率。正如Salvador和Ikeda所说，互联网可以通过信息透明化释放巨大的价值，大数据时代会产生新的产业形态和组织间管理规则。 然而，Michael等（2001）认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并不一定能够直接增强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对竞争优势的潜在贡献则是通过其对独特组织能力的开发和利用的影响。[21] Anna Giunta和Francesco Trivieri（2007）通过对约万家公司进行了抽样调查，并使用IT采用指数作为因变量，对这些公司进行了有序的probit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地理位置、员工的职能构成、研发活动、分包、出口和企业之间的合作都是意大利中小型制造企业采用信息技术的重要决定因素。[22]。 Moosa（2011）通过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和制造业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现融合中的企业能够利用信息化网络来构建拓展生产模式，从而实现网络化、集约化制造，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和客户之间的联系，进而利用更加人性化的生产组织来降低经营风险。[23] Concetta Castiglione（2012）使用translog和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估计1995年至2003年期间意大利制造公司的信息通讯技术（ICT）对技术效率(TE)的影响，结果信息通讯技术（ICT）投资对企业的技术效率（TE）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4] （二）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对企业效益或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上进行研究。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企业效益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由于各地区融合水平各有差异，导致融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异。 何帆和刘红霞（2019）利用A股2012～2017年数据考察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数字化变革显著提升了实体企业经济效益，而且发现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降低成本费用、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以及增强创新能力，可以有效实现企业数字化变革的经济效益提升。[25]李晓钟和黄蓉（2018）为研究分析了实体经济（纺织产业）与数字经济（电子信息产业）融合发展及其驱动纺织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机理,基于产业融合理论，通过构建两大产业融合评价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度和产业融合水平呈正相关，同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纺织产业创新能力、出口规模及出口质量等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26]杨德明和刘泳文（2018）为探讨“互联网+”对传统企业业绩的影响，采用2013—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并构建反映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的指标，实证研究发现传统企业与互联网的融合显著提升了公司业绩[27]。倪萍（2013）基于重庆市数据对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关联性分析，结果表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动信息化建设，会显著加快重庆市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且后续作用会互相产生积极发展的影响，[28]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提出之前，被称作两化融合，即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由于两化融合提出较早，国内学者对其研究较为丰富。主要研究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作用机理与区域差异。 张亚斌等（2014）利用协调发展系数法和SBM-Luenberger指数法分别测度了区域两化融合质量和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结果表明，重化工业化趋势不利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而区域两化融合质量的提升可以有效改善，提高区域工业环境质量绩效，进而促使工业向绿色发展转型。[29]谷唐敏（2016）通过对全样本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进行回归分析我国30个省市2010－2014年考察两化融合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影响效果与区域差异。结果显示：两化融合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呈现显著区域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大，但东、中两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却逐步减弱。[30]焦勇和杨蕙馨（2017）研究表明，两化融合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政府干预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同时发现不同区域融合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呈现出正向影响。[31]刘桂林（2017）以基础环境、工业应用和应用效益三个测度两化融合水平的分指标探讨了两化融合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基础环境和应用效益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相对显著，其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提升应用效益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32]马欢欢（2018）分析了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两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显著的正向效果，且作用最强；且不同区域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不同，其作用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东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33] 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在网络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过程中，同样会出现诸多问题。而我们只有充分了解认识融合发展中问题，并及时解决，才能够持续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健康发展。 （一）产业结构发展失衡 网络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应用，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转型升级，但发现存在三次产业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第三产业数字经济发展远超一、二产业；而且，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极不不均衡；同时，数字经济生产领域技术、资源投入不如消费领域多，在创新、设计、生产制造等核心环节变革上远低于发达国家。（鲁春从，孙克，2017[34]；孙克，2017[35]） （二）传统产业转型压力大 数字时代的到来，给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但是由于许多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力普遍不足，存在着资金、技术和融合性人才缺乏，而导致缺乏创新，数字技术运用水平低下，以及涉及数字技术的领域其从投入应用到产生收益周期较长，亟需完善传统产业软硬件的基础发展。（严震，2018[36]；康伟，姜宝，2018[37]；方晓红，2019）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使得实体经济逐渐出现企业退出、不良资产积累等问题，对实体经济造成不小的冲击，反过来因为融合后主体、行为、环节更为复杂，联系更为紧密，从而导致无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便极可能波及整个经济。（孙克，2017） （三）新旧动能转换支撑不足 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但多数传统产业存在着高转换成本、搞试错成本和风险、大信息化投入、强资产专用性、长投资周期、等运用数字信息技术的动力不足问题；传统产业存在着较强的固化思维，使得数字信息技术子在实体经济中应用难度大，并且由于新兴产业刚进入，行业标准不够完善甚至缺乏，严重制约了企业前进的脚步；由于传统企业内部大多信息化基础较差，应用数字技术的能力不足，使得企业内部基础无法与外部服务体系相协调。（方晓红，2019）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会使得企业原因的生产方式、生产模式发展变革，会对传统产业相关部门造成不小的冲击，因此这些组织部门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变化，但据研究表明，这个适应性调整的时间，即从数字信息技术投入到产生收益所需时间为3-10年。（孙克，2017） （四）高层次人才缺乏 数字经济产业在我国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精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知识的人才本来就缺乏，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便要求复合型人才，这远不能满足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特别地，对于依稀中小制造企业来说，由于缺乏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无法实现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与生产制造产业完美的进行融合，从而严重制约了其发展。（方晓红，2019）同时，普通高校培养方向重理论、轻实操，课程设置跟不上企业实际需求。（康伟，姜宝，2018） （五）自主创新能力差 近年来，虽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但是，从技术方面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只是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应用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强，而在生产领域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较弱。（方晓红，2019）从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来看，我国的技术创新力水平低下，其中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主要来源于国外。从目前来看，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并没有没有形成技术扩散后的吸收和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反而大多数企业基于眼前的利益，往往在引进核心技术后便进行模仿，以至于制造业产品仍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状态。（王亚男，2011） 五、总结性评述 （一）评述 综上所述，学者对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研究，对我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发现西方学者直接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文章较少，大多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对两化融合研究相对较为丰富，然而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实证研究仍旧太少。但实证分析侧重于研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即基于整个国家或区域的视角研究产业间的转型升级，没有具体到某个省市、某个产业内的转型升级。由于我国各省份产业发展状况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各地区的主导产业不同，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具体产业的发展不具有针对性，相关建议适用性不强。 从目前文献来看，对于数字经济的研究大多基于“数字”或信息技术视角，从经济视角的较少，并且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2016年才提出来的，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咨询机构、互联网企业等相比学者来说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其中具体的细分领域入手进行的实证和案例研究较多，系统性的理论分析较少。 （二）展望 数字经济发展历史并不长，且仍处于初级阶段，未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容融合发展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需要加强相关理论与实证的研究。理论方面，今后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本质与内涵，来挖掘数字经济的价值对传统产业的作用机理，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出明确的道路；实证方面，今后的研究可以具体到省市的具体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具体作用，以弥补目前研究领域的空白。 同时，现今的研究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测定的研究相对较为丰富，但是缺乏系统的关于数字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测度的指标，因此今后应注重融合的测度及评价。因为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不仅可以准确把握数字经济的特点，还充分考虑到实体经济的结构特征。此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正是为了反映两者融合的成熟度，从而可以指标帮助企业及政府有效找出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因此，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今后研究中的一大重点，应该分别构建一套完备、系统、权威的总体评价指标模型和反映区域、各行业的评价指标模型。 参考文献: [1] Don Tapsc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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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看，根据数字经济的定义不同，其参与到实体经济的程度也是有所不同。例如对于移动互联网来说，通过手机APP下单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中普遍性的消费习惯，而其背后便是各大互联网等数字化技术应用平台的支持，而如果将数字经济定义为如ERP一类的产业信息化系统，我们可以发现此也在很多大中型的厂商中普遍存在，对其财务、生产、销售、采购等多个部门产生信息提升效率的影响。按照不同定义的对应的经济场景，其中既有数字化的成分，也会有实体经济的发展，可根据场景的不同来区分具体两者的结合形式。首先，类似上述提及的产业信息化、移动互联网中的TO B、TO C等场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具体的营销方式有所改变，例如从过往线下的卖场促销转变为现在线上的生态会议、直播卖货，但本质的商业机理仍是以实体经济的供应链作为基础的商业模式，数字经济和技术的助力更多是在渠道方面进行改革，从而最终以更加直接的方式促成订单。基于渠道方式的改革，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流量的巨大提升，不仅仅带来的是各类实体商家的渠道方式转变，还为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技术的支持商带来了巨大的头部效应，典型的便是随着数据量的巨量沉淀，对于数据耦合架构、数据颗粒度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升，以至于可以明显看到云计算作为新赛道开始参加到各类数字化系统之中。在过往若干年的发展过程中，结合国产自主等方面要求的提升，以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开发，开始向更加深入的产业应用进军，典型面临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通过数字化系统，在更少人力等资源的投入下产出更多的成果，尤其是在建筑工程等传统范式较强的行业之中。以建筑工程为例，由于其涉及产业链条长、专业逻辑强、参与利益相关方等因素，数字化的软件工程需要结合强业务逻辑澄清相关场景的需求和痛点，从而定向开发出适合客户工作需要的功能和应用。如此的业务开发，除了产品逻辑上的定性，其关键基础在于软硬件架构的支持，硬件方面来源于算力的充足支持，软件方面需要符合松耦合、资源可伸缩的特点，在软硬件的前提架构下，根据客户不同阶段的需求来针对性的开发功能，并保持功能模块之间的可组合性，例如针对正向设计阶段的三维审图平台，施工阶段的项目问题协同平台等，其中的自动语义识别模块、BIM模块、任务处理模块等，都可以作为独立的功能模块，在类似低代码系统进行另外系统的组装。如上，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界限愈加模糊，最终评判的标准便是数字化是否真正为现实客观世界产生降本增效、开源增利的成果。

文献综述范文

文献是指有历史意义或研究价值的图书、期刊、典章。下面是我整理的文献综述范文，希望大家喜欢！

一、序言

伴随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市场更加开放，竞争日益激烈。相关领域(产业)不同程度、有条件、分步骤地放宽市场准入，大批外资企业涌入我国市场，参与市场竞争。

竞争力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我国走市场竞争的道路不过20来年，企业竞争力的研究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伴随市场竞争程度的不断深入，有关企业竞争力方面的研究愈发重要。企业竞争力研究对企业良性成长壮大至关重要，也是培育与提升企业综合实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迄今为止，国内外众多学者和相关组织对企业竞争力的研究颇多，从不同的角度和假设前提出发，在研究对象、评价方法等方面重塑竞争力内涵，构建竞争力评价指标及体系，分析企业的优劣势，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本文浏览、搜集有限的文献资料，通过综合、归纳、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以求达到引导论文写作的目的。

二、关于竞争力的不同定义

从目前看，企业竞争力的概念(定义)各式各样，众说纷纭。研究方法、内容及侧重点也不尽相同。

刘晓斌在《零售企业竞争力定量评价分析》一文里通过综合能力论、生命论、功能论、状态论、机制论、素质论这不同研究角度和假设前提下的六方面得出零售企业竞争力的初步概念可以简单明了地归纳为：零售企业竞争力是零售企业在竞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综合能力。包括在服务、品牌和市场营销体现出来的外显竞争力，在经营能力、信息技术体现出来的内在竞争力，以及在企业文化、企业制度等方面体现出来的核心竞争力。

贾玉花在《企业竞争力评价研究》一文中通过美国《产业竞争力总统委员会报告》，世界经济论坛(WEF)1985、1994年《关于竞争力的报告》和日欧学者的比较研究等对企业竞争力归纳为：企业竞争力是指企业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通过配置或创造企业资源，在企业持续生存和发展方面所形成的比较能力。

这一概念体现了以下特征：

①企业竞争力最终体现在持续生存和发展能力上，即体现在企业的目标上。

②企业竞争力是个多层次含义的综合性范畴，不仅涉及到了企业内部要素结构和经营管理过程，而且涉及到企业的外部环境;不仅关系到了企业自身的市场占有率和盈利能力，还关系到国家福利的多寡;不仅仅是静态的比较能力，更是动态的进化的发展能力。

③企业竞争力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即它是动态的产物，不是静态的结果。企业只有通过各种资源的配置，在战略规划，产品设计，市场营销，采购，生产，销售及管理过程中逐渐形成企业的竞争力。

④企业竞争力是一种比较能力。这种比较能力是以厂商的竞争为前提的。它存在三种类型：强势竞争力，均衡竞争力和弱势竞争力，是被评价企业与竞争对手之间竞争力的对比关系。

⑤企业竞争力是一个系统性概念。它是由市场指标来表征，由企业内部素质(信息、知识、创新能力、人力资本、企业文化等)来决定的。竞争力的强弱用单一指标是无法衡量的，需设计一套综合性指标体系，对其进行科学评价。

同时该文还比较得出：“企业竞争力”是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研究的，特指企业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通过配置或创造企业资源，在企业持续生存和发展方面所形成的比较能力;“企业核心能力”更多地是从管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强调企业组织内部的学习、协调、凝聚功能。

从字面上来看，“企业竞争力”应当是较“企业核心能力”或“企业核心竞争力”含义更宽的概念，因为它不仅包括内部能力，还包括企业外部的'产品性能、价格或成本等方面的比较及由此形成的市场份额的重新划定能力。基于以上理由，可以用“企业竞争力”的概念统一“企业核心能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概念，或者把“企业核心能力”作为“企业竞争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意在消除概念之争和促进理论研究的深化。

刘忠敏《企业竞争力评价及其应用研究》一文中对比狄昂照、吴明录、波特、钱德勒、普拉哈拉德等国内外学者和相关组织的研究成果认为，企业具备强势竞争力或竞争优势的根源在于企业的核心能力，同时认为企业竞争力是竞争力的形态之一，是指企业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通过配置或创造企业资源，能够持续地、有效地向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能力，主要体现占有市场、创造价值、持续发展等方面与其他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比较能力。

这一定义包括以下几层涵义：

①企业竞争力是以企业之间的竞争为前提的。

②企业竞争力概念本身并不能表明竞争力的强弱，因为竞争力是一种比较中的能力。

③企业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占有市场的能力、创造价值和利润的能力，以及创新发展的能力。

④企业竞争力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

⑤企业竞争力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张晓文等在《企业竞争力的定量评价方法》中认为：企业竞争力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竞争主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通过能力资源、制度与机制及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使其内外资源有效整合与优化配置，呈现比竞争对手更具优势的良性循环态势，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张东风、杜纲的《现代零售企业竞争力评价研究》中认为：现代零售企业竞争力是指零售企业在不断整合供应链资源，提高效率，使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达到市场份额的扩展和成本被有效降低的能力。其主要体现在零售企业的内部经营管理、顾客服务、关系营销、供应链管理、零售物流等方面。

三、关于企业竞争力的评价方法及其体系构建

刘晓斌在《零售企业竞争力定量评价分析》一文中运用层次分析法，把零售企业竞争力的评价因素和分析因素分成三部分，也即：

①基本要素(由外显竞争力、内在竞争力和制度竞争力组成)，

②评价要素，即在基本要素的基础上，依据零售企业的特点，选取表示三个层次企业竞争力的要素，

③指标层，把各种评价要素的状态进一步细化，用评价指标来表现。

由此建立的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由10个评价要素，31项评价指标构成。最后从整体、全局出发，对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其中，对竞争力指标体系中的定性与定量采用不同的赋值方法，建立模型，归属数据权重，比较分析所研究零售企业的竞争力状况。

张晓文等的《企业竞争力的定量评价方法》从系统理论的观点出发，构建了企业竞争力的函数关系式以及企业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数学模型。从能力资源、能力制度与机制和能力状态三大方面外加环境因素构建竞争力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建立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11个评价要素，21项评价指标。

邵一明、钱敏《零售企业竞争力指标与评价模型》一文中以市场占有能力、营运能力、获利能力、信息技术水平、人力资本这五大方面内容来设计竞争力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以上及细分评价指标的权重，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根据零售企业竞争力系统中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建立系统的递阶层次结构图。通过比较判别法确定及计算各项评价指标的相对权重。并且运用综合模糊评价的思想将各指标转换成相应的分值，然后加权平均，得出总分，以此确定零售企业竞争力高低。从而转换成具体的公式，进而建立模型，结合数据，最终计算得到零售企业竞争力的综合得分。即得出零售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弱，为零售企业改善经营，抵制外资零售企业的强烈冲击，确立竞争的优势，缩短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黄河在《企业竞争力的评价及提升研究》一文中建立了以财务报表数据为主要依据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企业的显在争竞力进行评价，同时力图反映企业未来竞争能力的真实状况。该评价指标体系分12大类，包括企业规模、营运能力、经营安全能力、盈利能力、市场控制力、技术创新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人力资本、企业文化、资本运营能力、跨国经营能力、环境协调能力。各大类下又有若干小指标，共58项。

黄河在设计的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在指标设置、评价准则，尤其是度量方法上遵循指数化原则。根据资产类和过程类的分类处理原则将58项指标分为六类，且按上述六类指标将各企业的每类指标内所含的具体指标的数值进行加总并求出平均值，从而便利相互间比较。再通过将每类指标各个被评企业的平均值加总然后再求出行业的平均值，以行业平均值作为标准参数同各企业的数值进行比较。最后分别用各个标准参数与各企业相对应的综合指标平均值相除，得出各企业六类指标相应的竞争力指数。评价体系建立及方法的运用关键在于权数的合理分配及方程的准确建立。

李飞、刘明葳的《中外大型零售企业竞争能力比较研究》将零售企业竞争力的内容分为作为竞争资源的核心层、作为核心能力的中间层以及作为竞争优势的表现层，而文中着重强调中间层竞争能力的比较，也是该文的一大核心支出，文中提及的中间层比较包括业态创新能力、店铺扩张能力、营销管理能力、成本控制能力、财务运作能力。

祝波、吕文俊的《商业零售企业竞争力评价体系及模糊综合判断》把对商业零售企业的评价指标重点放在财务指标的数据上，通过企业的财务数据,计算企业的财务状况,从表面反映企业的竞争力状况。

祝波、吕文俊从企业的基本资源状况、经营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文化亲和力等主因素方面入手，衍生出包含人力资源状况、经营管理能力、营销服务能力、市场创新、管理创新等多项评价的零售企业竞争力的子因素，从而构建了零售企业竞争力的综合评价体系，最后运用AHP方法，确定各层级评价指标的权重，对零售企业竞争力进行模糊判断，建立零售企业竞争力模糊综合判断模型，并运用层次分析法求解模型。

王桂根在《我国零售企业竞争力研究》一文中认为国内外的竞争力研究文献中，对零售企业竞争力测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企业总体层面上，大多偏重于定性分析,没有做出定量分析，缺乏直观性和实际应用意义，也很难为企业提升竞争力提供依据。

因而作者采用量化的财务指标体系(选取了4个财务指标体系，即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增长能力)，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企业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研究。

张东风、杜纲的《现代零售企业竞争力评价研究》中独辟溪径地吸收“供应链”理论和“平衡计分卡”原理来设计现代零售企业的竞争力评价体系，作者认为完整的零售企业竞争力评价体系由2部分构成，即服务绩效(顾客服务绩效+供应链服务绩效)和内部绩效，同时从从财务、客户、流程、学习、成长4个角度形成了同样是4个角度的现代零售企业竞争力评价的“四流评价体系，依据四流评价体系,构建了现代零售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对定性和定量评价指标分别采用多指标的综合评价(数据标准化)和语义差别隶属度赋值方法进行竞争力评价。

四、内外资企业的选取及相关竞争力指标比较

刘晓斌在《零售企业竞争力定量评价分析》认为，销售额排名第一的零售巨头沃尔玛，它的发展运营策略、顾客策略、人力资源策略创造其骄人的业绩。天天平价，始终如一、自有品牌全新感受、物流配送世界第一、营销互补共生共容等是沃尔玛成功的关键。沃尔玛的竞争优势在于后勤物流配送(存货补充)能力和吸引客户忠诚的经营能力，由沃尔玛的例子得出竞争力具有时间性，难于评价，受影响的因素很多。进一步讲，对竞争力指标体系设计，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李飞、刘明葳的《中外大型零售企业竞争能力比较研究》选取了10家进入中国的世界零售50强公司和10家中国本土最具竞争力的零售公司，着重在中间层的竞争力的五方面(创新能力、店铺扩张能力、营销管理能力、成本控制能力、财务运作能力)进行差别比较研究。最终得出中外零售企业的均值和最优值。

刘星原的《零售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_兼析中外零售企业的竞争力》从中外零售企业出发，对这两大团体在拥有良好的商业门店地理位置、拥有经营管理人才以及员工学习与培训体系、掌握能满足顾客需求的、具有异质性特点、其他企业难以模仿的经营内容或经营模式、具备对企业运行环节全过程的管理、成本控制、销售能力、资金筹集能力与利润率水平、企业的利润率、销售额、资本积累与资金筹集能力这些方面进行了定性的陈述。

王桂根在《我国零售企业竞争力研究》选取30个零售业上市公司作为评价对象，结合统计因子分析法的原理和挑选出的30个零售业上市公司2005年的数据资料，进行零售企业竞争力评价分析。选取分析变量，计算相关系数矩阵以及各特征向量，确定主成分，然后分析出各个因子及其贡献率后，构造出F函数。计算各个样本在每个因子上的得分并得出其F值，以F值为标准进行判别。

五、企业竞争力研究的普遍意义

刘忠敏的《企业竞争力评价及其应用研究》认为对企业竞争力进行评价，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①进行企业竞争力的定量评价，可以从定量角度科学、准确地描述和把握企业竞争力的状况及其变化趋势。

②企业可以根据综合评价的结果，进行竞争力的综合排序(特别是行业内部排序)及分布状况研究，从而激励企业发挥优势，弥补不足，全面提高竞争力。

③开展企业竞争力综合评价，便于企业对影响竞争能力的内部因素进行分析，为企业提供自我诊断的有效方法。

④企业竞争力综合评价方法研究可以为形成长期评价制度奠定基础。

⑤企业竞争力评价有助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提高一国的综合国力，并为政府政策及宏观决策提供依据。

六、小结

近年来，中外学者对企业竞争力的研究方兴未艾，企业竞争力也愈发受到有关人士特别是企业管理者的注意。虽然研究成果较多，成果也较丰富，但是作为核心力本身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一方面，不同的学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来研究、诠释有关竞争力的不同方面;另一方面，关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评价向来纷繁复杂，也由于竞争力评价的定性与定量比例不当(后者较难，前者较空洞)，此外，对于内外资企业的数据对比分析实例由于种种原因往往涉及较少。正因为如此，也为论文的写作选取了不错的突破口。

相信通过本文的概述能够为论文写作指路。

1、前言

我通过登陆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和查找有关文献，共搜集有关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文献资料二十几篇，其中大部分都集中在04、05年。现将有关的资料归纳如下：

2、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

不同类型社会体育指导的培养

刘平江、赵立《浅谈社会体育专业人才的培养》(2002年)一文中提出：“要培养一专多能的社会体育专业的学生。”在邓星华《论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2001年)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体育的特点和锻炼群众的需要，可以将社会指导员分为健身健美类、医疗保健类、竞技运动类、休息娱乐类等四类。”从上述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培养各个层次类别的体育指导员，可以全方位地为社会体育指导服务。

加大高校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力度

廖军在《充分发挥高校优势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2003年)一文中表明：“高校体育专业担负着为国家培养高层次体育专业人才的任务，根据社会对个类体育人员的客观要求，其培养目标应主要是适应面广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因此高校应该把培养和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列入其职责范围。

3、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管理

管理社会体育指导员应更加细化

倪同云、白云、陈琳等在《完善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管理体制的研究》(2002年)一文中明确指出：“对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具有国情特色的较细分类，如在大类上可分为管理型、经济型、技术型等，再在每个大类上分细，如技术型可分为：青少年指导员、老年指导员、妇女指导员等。”

建立健全的我国社会体育组织管理体制

早在1987年，日本由文部省公布了《关于社会体育指导员知识，技能审核事业来认定规程》。在《邓星华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2001年)一文中指出：“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法规，从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申报、培训、考核、授予称号、上岗经营、年审注册、晋级权利和义务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从上可以看出，建立完善的社会体育组织管理体制的重要性。

4、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现状

社会体育指导员总体数量情况及分布

如付明、李飞杰在《武汉社会体育指导员现状调查与研究》(2005年)一文中归纳出：“武汉三镇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表现出第一总体数量偏少，第二等级结构失调，国家级一级所占比例太少，而三级比例过大。”何敏学、都晓鹃在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特点研究》(2005年)一文中指出：“我国人均社会体育指导员约为1：3994，京津沪辽江浙等市处于领先地位。”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性别构成

李小燕在《宜昌市城区社会体育指导员现状调查与分析》(2002年)一文中指出：“女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大多为职业女性和离退休人员，这一分布是与女性工作生活生理结构以及对体育的价值观念相应的。”在武笑玲、马美荣等《城市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2004年)一文中指出：“目前洛阳市城区社会体育指导员性别结构与国家1998年的统计基本吻合，性别结构基本合理，男性高于女性，调查还发现女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多为职业女性如文艺工作和离退休人员。”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年龄结构

孙培初年《龄结构偏大文化层次偏低---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现象调查》(2005年)一文中明确指出：“以上海为例：70%以上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由街道社区聘请专业教师授课培训各区省自己发证，除少量街道社区文教干部外，绝大部分是离退休人员和下岗职工，其中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34岁，平均57岁。”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文化素质状况

庄永达在《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问题研究》(2004年)一文中提到：“我国已经拥有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约20万人，这样的发展速度和规律应该来说是来之不易的，说明我国的各级体育部门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但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如此高速度大规律地发展背后的质量保证问题。”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职业分布状况

付明李、飞杰在《武汉市社会体育指导员现状调查和研究》(2005年)一文中表明：“武汉市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职业分布中专业社会体育指导员占，兼职的人员最多达到，其次是离退休人员占26%，体育教师所占的比例最少为，其他的为。我们可以看出体育教师所占的比例过少，说明体育教师的积极性还没充分的调动起来。专职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所占的比例不大，说明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先阶段还不能作为一种主要的谋生手段。”

5、总结

通过以上的文献资料可以了解到，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管理等方面的理论以及它的一些现状。荆州地处我国中南部，社会环境经济实力体育发展水平和体育人口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还处于落后状态。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虽然要顺应我国这个大环境，但也必须体现指导员鲜明的地方特色，因时、因地制宜建立适合本地区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