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论文国内篇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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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朱元璋的功过剖析摘要〕文章深刻分析了朱元璋在历史上的功绩及其取得成功的原因。朱元璋的功绩在于，战略上接受并贯彻“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箴言；体恤民情、休养生息、实施仁政；众揽人才励精图治；大义灭亲，加强中央集权。朱元璋的严重不足和过失是自卑、好色、大量杀戮功臣、错用胡维庸、错立朱允炆以及大搞特务统治。〔关键词〕朱元璋；以猛治国；明律近来电视、书刊论述朱元璋的东西不少，吴晗的《朱元璋传》，张笑天的《传奇皇帝朱元璋》等，读者议论纷纷。但我认为这些名人们对朱元璋的功劳讲得不深，对其过失讲得也比较含蓄。本文试图对朱元璋在历史上的功劳和过失讲深讲透，与同行们共同研究。一、朱元璋功绩评析众所周知朱元璋是削平群雄、打败元朝、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明朝帝国的开国皇帝，那么朱元璋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胜利，而在历史上留下丰功伟业呢?这主要是：（一）接受九字箴言，并付诸实施朱元璋接受了大儒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箴言，在削平群雄，推翻元朝统治的事业中，从战略高度予以实践，这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就是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是要在力量不足时不要称王，以免群雄联合攻击，以免枪打出头鸟。朱元璋从抓军训而强兵，抓屯田而积粮；占领南京后，加固城墙，并尊小明王为君，很长一段时间屈居称臣，这些英明的战略观点，是朱元璋以弱胜强逐渐强大夺得最后胜利的关键。（二）体恤民情、休养生息、实施仁政朱元璋出身低贱，当过和尚，讨过饭，因而在他的思想中有一股强大的主流，就是体恤民情。他登基后首先一条就是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他虽然以猛治国，却是实实在在施行仁政。为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朱元璋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即位当年即下令，凡是老百姓提出的关于水利的建设，地方官吏必须奏报。后来他还专门指示工部大臣，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止旱涝的，都要依照地形加以修治。到洪武十八年，全国开塘堰40，987处，疏通河流4，162处，修建坡堤渠岸5，000多处。这些都为发展农业生产，老百姓吃饱穿暖奠定了基础。朱元璋还奖励屯田，解放生产力。洪武二十四年，全国屯田面积达874，746项，比洪武六年增加一倍以上。洪武二十六年收入比洪武六年增加了三倍，人口增加了700多万。（三）众缆人才、励精图治当他错杀江南才女、美女苏坦妹后，引起了浙西四贤不满，他当即立了罪己碑，吸引浙西四贤之首的刘伯温等先后投其帐下。在他周围文有刘伯温、李善长，前者多谋善谏，堪称朱元璋的魏徵、赵普：后者修明律，掌管朝中大事，堪称朱元璋的萧何。武有徐达、常迂春能征善战，在削平陈友谅、张士诚、元朝势力中立了大功。（四）修明律以猛治国，以身作则大义灭亲他的女婿欧阳伦因贩运私茶遭朱元璋赐死。侄子朱文正因霸占土地受到杀头处分（资治通鉴记载为免去官职发往桐城安置不久死去）。朱文正是马皇后哺养长大，马皇后亲自求情都遭到拒绝。朱元璋以身作则大义灭亲是历代皇帝之楷模。另外朱元璋大力惩治腐败，有名的郭植案牵涉多人均弃尸街头。（五）加强中央集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主要是废中书罢丞相实行特务统治，大权集中在皇帝手中。废除地方中书省，设立布政使门，按照皇上意愿管理地方政事。当时全国设有13个布政门，同时地方上还设主管军事的都指挥使和管理司法的刑按察使，三机构独立并互相牵制。罢丞相是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的措施，汉武帝时经常更换丞相，明朝开始李善长、徐达为相，李处事谨慎，徐达在外打仗矛盾不尖锐。胡维庸为相后大权独揽，结党营私，矛盾加深。皇帝直接抓六部对巩固中央集权有好处。特务统治虽然弄得人心惶惶，但朱元璋得到了不少情报，对巩固皇权有好处。（六）辛勤一生朱元璋为了管好他亲自创立的大明王朝，他不相信大臣，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批阅奏章一直到深夜，没有休息，没有假期，也很少有娱乐调剂。甚至缩小并限制相权，直至取消宰相，政权成为由皇帝直接管理的中央集权。朱元璋办公室贴满了纸条，这些纸条是他随时想起国家大事或一句名言怕忘记而记录下来的。一个皇帝能这样自律，能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真是难能可贵。他是一个事必躬亲、举轻若重的好皇帝，同时也是一个不能发挥大家力量（特别是登基以后）的“日勤不怠”的君主。二、朱元璋的不足和过失（一）自卑朱元璋出身低下，在他的思想中除了恤民的主流外还有一股支流就是自卑感，他不愿意让人讲他当过和尚，如悟因为当着群臣讲了此事被他关进了大牢，经云奇与皇帝讲情才答应如悟出牢，但还是让朱元璋割了舌头，永远不能说话。（二）好色自古皇帝好色不足为奇，但不择手段而集美则有失道德品质。如打败陈友谅后经胡维庸拉皮条，将陈友谅的皇后达兰暗暗藏到后宫，答应达兰守孝三年而封为妃子，后达兰作了朱元璋的真妃。达兰肚子里怀的陈友谅的种而生的朱梓成为她为陈友谅复仇的工具，后事发被杀。再如，为了得到郭子兴的女儿郭惠，假说郭子兴临终时有口头遗嘱“要郭惠嫁给朱元璋”，后说服了郭子兴老伴假传遗嘱硬从兰玉手中夺了郭惠为妃，后因与兰玉私通逼其自杀。另外朱元璋逼江南才女楚方玉当了宫中女宫，企图玷污而未成，楚自杀身亡。（三）杀害功臣徐达被朱元璋列为第一功臣，已经回乡养老得了背疽，这种病最忌吃蒸鹅，朱元璋却在他病重时赐蒸鹅给他吃，徐达深知皇帝要自己的命，只好含着泪水，吃了蒸鹅，没有几天就离开了人世。刘伯温是被朱元璋称为先生的功臣，告老还乡后因为一块坟地朱元璋就要处死他，后经郭艮莲的父亲讲情才得救，后来还是被胡维庸用药毒死。功臣冯胜、傅友德、廖永忠、朱亮祖也因失宠先后被处死。连位居“功臣第一”，年迈退休在家已77岁的李善长及全家70多口人也一齐被杀。（四）晚年错用胡维庸、错立朱允炆朱元璋作为明朝开国皇帝是会识人的，但智者千虑也有失误之处。朱元璋之用胡维庸就为其才能和小聪明所误。胡维庸是心术不正野心勃勃的小人，刘伯温虽劝朱元璋说用胡维庸不是走的快慢而是会翻车的，朱不听所劝，胡从为达兰拉皮条做起，进画师李醒芳，拉帮结派，培植党羽，直至伙同达兰造反以及害死刘伯温、谋害徐达，干尽坏事。后来虽然遭到车裂，但很多人跟其遭难。太子朱标病死后，立谁为太子这是朱元璋马上要办的一桩大事。他深知四子朱棣有魄力有胆识是为君之才而不立，却遵照嫡庶长幼的老规矩立了朱允炆。结果不久朱棣推翻了朱允炆，不仅害了朱允炆，老百姓也多受了几年战争之苦。用人遵循嫡庶长幼之老套而不是任人为贤为清廉。（五）大搞特务统治先是锦衣卫后改为东厂，大张旗鼓地收集百官情报，以东厂威胁百官，楚方玉的遗作中说“大臣们上朝每天均与家人告别，好像上朝后不一定能再回家”。朱元璋用东厂威胁百官，不准后宫干政，其子孙只有信任宦官。明朝宦官专政为历代之最，太监魏忠贤为九千岁，大将袁崇焕带兵打仗，其监军仍为宦官，这些人不懂历史，不懂军事，没有知识却要指挥将军，真是历史罕见。这些都是受明朝皇帝的老祖宗朱元璋的影响。另外朱元璋使用酷刑车裂胡维庸、兰玉，动不动就灭九族，这九族中老师也是一族，是不是太过分了，这是历朝历代少见之事，也说明朱元璋性格中残忍的一面。（六）把孟子清理出孔庙朱元璋为何恼怒孟子，主要是孟子“君为轻、民为贵、社稷次之”的语言。朱元璋是极度自尊、刚愎自用的，他登基以后唯我独尊，哪能理解孟子“君为轻、民为贵”之说，孟子的“民本”思想他无法接受。孟子认为“土地、人民、政事”是国家的“三宝”，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和现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思想是一致的。朱元璋虽然有体恤民情之主流思想，但对孟子的要为民所想，不要把人民厌恶的东西强加给他们“，以德服人”的政治称为“仁政”格格不入，因为民若影响其皇权则忘掉一切，这就是朱元璋。晚年他命令翰林院学士刘三吾对《孟子》进行删节，保留170余条，删掉80条，曰《孟子文》。但到目前为止，人们仍以《孟子》作为范本。综合分析，朱元璋其人文化素质低，对儒生有偏见，对儒教之说虽用之皆生吞活剥而来。没有一套正统的理论是朱元璋性格中矛盾所在。三、结语朱元璋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在削平群雄、打倒元朝的统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建立明朝后注意发展生产，体恤民情，为推动社会前进起了很大作用，总来说是应当肯定的。但其缺点也很突出，杀戮功臣为历代皇帝之最，好色而不择手段也十分惊人，搞特务统治，晚年用人错误造成损失也令人发指。朱元璋用刑之残酷殷纣王之外无人与之相比。

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叙述评价他的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武帝太初年间，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际和政治异见，他对武帝这个时代的评述掺入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偏见。 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 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中华民族获得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 二是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统一货币、专管盐铁、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理想以及价值标准。 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继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五是设计制订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他的目光从16岁即位之初，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屏障以内汉帝国的有限区域，而投向了广阔的南海与西域。 古今之论汉武帝者，惟清人吴裕垂特具卓识。其论略曰:“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遁，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 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辽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能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 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元朔六年诏书又说:“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变。他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变，“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 汉武帝是一位承前启后而又开天辟地的真正伟大的君王。在他之前的历史上，他所建树的文治武功无人可及。他的风流倜傥超群绝伦。他的想象力和巧妙手法使政治斗争成为艺术。他的权变和机谋令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他胸怀宽广，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鉴人之明。 他开创制度，树立规模，推崇学术，酷爱文学才艺。他倡导以德立国，以法治国。平生知过而改，从善如流，为百代帝王树立了楷模。 在后来的魏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努尔哈赤、康熙皇帝的行藏中，多少似乎都可以看到汉武帝的影子。 汉武帝具有超越历史的雄才大略，是一位战略和外交设计的奇才。这种天才使他能运筹帷幄而决胜万里，处庙堂之上，而其武功成就，则足以使西方汉尼拔、亚历山大、拿破仑等驰骋于疆场的将帅暗然失色。但是，汉武帝绝不是一个超俗绝世的圣者。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几乎都具有。但是，尽管如此，即使他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凡人，那么以其一生的心智和行为，他仍然应被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机智超群的智者，一个勇武刚毅的战士，一个文采焕然的诗人，一个想象力浪漫奇异的艺术家，以及一个令无数妙女伤魂断魄的荡子，最坏又最好的情人。 他不仅开创了制度，塑造了时代，他的业绩和作为也深深地熔铸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中。汉民族之名，即来源于被他以银河作为命名的一个年代——“天汉”。在他那个时代所开拓的疆土，从闽粤琼崖直到川黔滇，从于阗阿尔泰到黑吉辽，勾勒了日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而这个帝国影响力所幅射的范围，由咸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支那，则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 伟人和天才是无法描画的，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用通常标准衡量的，也是无法用世俗尺度去衡量评估的。 汉武帝的人生充满矛盾。他爱民如子，同时杀人如麻。他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伟人、壮士、志士和圣者。但是，放置在任何人群中，他都会同样地引人注目。你不可能不钦佩他，也不可能不畏惧他——这就是刘彻。

唐的灭亡实际上是在唐初就注定了！唐随隋制，而隋的一个重大变化便是压制士族，扩大皇权，主要的手段便是科举制、六部制、均田制。隋朝也获得了成功，这主要得益于（一）改革的长远意义还没有呈现；（二）作为统治核心的关陇贵族，以骑射为本，并且可以通过统治地位保有利益，地位优于崔卢郑王等在北方统一战争中失势的一等士族，对此改革故而缺乏敏感性。在隋统一中国后，新制度推广于南方，南方的世家大族因此几乎全部叛乱，随后被镇压。唐建立后，这趋势没有改变，更有利的是士族在隋末农民起义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故而唐太宗可以颁布其可笑的<氏族志>，而没有遇到类如北齐“谤史那样激烈的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治的需要激增，崔卢郑王等山东士族借助科举制或其他手段重新进入统治核心，并为此自得。中国没有再一次出现贵族与皇帝联合执政的局面，是因为此时士族已无实力于皇帝抗衡：如李世民所说“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昂然以门地自负，贩鬻松槚，依托富贵，弃廉忘耻，”，丧失了经济实力，没有了可迅速组成军队的大量依附民，也失去了强悍果敢的精神，甚至由于长期的和平宗族的向心力也消弱了！有几位清流认识到这些？又如何有效的对抗皇权？ 士族代表的地方势力衰落了，以专制皇权为主要内容的中央集权从未有过的扩大了，初次掌握了从未有过的国家力量——这便使唐王朝拥有了给以人深刻印象的机会！可惜在封建时代，专制皇权是无限集中为目标的，于是宦官专权便又一次作为皇权专制的延伸出现了，而无庞大宗族背景的寒族武人尤其是蛮夷武人也让皇权青睐，处与弱势的官僚也只有结党才有某种安全感，士族的地位再一次下降，皇权进一步扩大。皇权的唯一劲敌——士族呢？或许是由于士族因为大唐的长期存在，可以有做官的机会，或不能做官的也可以因有地位有影响有超出小地主的生活而自得，又一次近乎积极的放弃了他们的一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南北朝的可怕混战不能消灭的，能干的少数民族暴君不能消灭的，在甘露之变时卑贱的宦官做到了，黄巢的叛乱与朱温的残杀实际上不过是在棺材上钉上钉子而已。 不这样解释，我们便不能理解何以区区契丹在大唐国力如日升天的武则天时代横行河北，而大唐军队的表现则令人扼腕。这不是某人的愚蠢，是制度所致——在冷兵器时代，对付游牧民族，最有效的不是明英宗的倾国大军，而是豪族的坞堡、宗族子弟兵——这便是以腐败著称的晋朝可以抵抗无数凶恶的野蛮人轮番进攻，而高度集权的宋朝、明朝和罗马灭亡的原因——打败了皇室，便击败了整个帝国！ 在古代，有了真正的贵族，便可以制约专制，民主便有脱胎的机会，科学与平等与自由便可能诞生，民族的活力便不会丧失，可惜中国丧失了机会！英、法则抓住了机会，历史的新篇章产生了！至于唐朝，在专制的恶果——安史之乱发生后，虽有无数伟大的人来挽救，但专制日甚，朋党日兴，士族日衰，藩镇日盛，民族活力日失——大唐成功的原因反过来变成了灭亡的原因！在令人惊奇的长久衰亡了150年后，灭亡了！

论晁错的“新法家”思想体系关键词: 晁错；新法家；历史观；人性论；国家本位；Chao Cuo; New Legalism School;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State-Oriented摘要: 以往研究晁错，多集中于其削藩、守边和重农等政策措施上，而将他作为“思想者”来深入研究则不多见。从秦亡到汉武“罢黜百家”的六七十年，诸子重新活跃，以晁错为代表的“新法家”与“新儒家”、“新道家”形成鼎足之势。“新法家”之“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晁错将商鞅、韩非“直线进化”的历史观变成了近似螺旋发展的循环历史观，并以此反对“无为而治”。二是理政目标由“得天下”变为“安天下”，去除先秦法家的“因人情”，而借用儒家的“得人心”，以让“天下乐其政”。三是在批判秦政的基础上摒弃申不害、韩非、李斯的极端“君主本位”，而向商鞅、慎到的“国家本位”回归，但其“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则没有根本改变。文章引用：龚留柱. 论晁错的“新法家”思想体系[J]. 历史学研究, 2014, 2(1): 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