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城市化之路论文

内容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是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也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城市化 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涵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想和思路的集中体现，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理念，是实现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进一步促进农村城市化的新举措。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的同时，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生产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大力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加强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发展循环农业。 生活宽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保障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稳定、完善、强化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加强扶贫开发工作。 乡风文明—加快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繁荣农村文化事业，加强县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扶持农村业余文化队伍，鼓励农民兴办文化产业，开展和谐家庭、和谐村组、和谐村镇创建活动。 村容整洁—加快农村能源建设步伐，在适宜地区积极推广沼气、秸秆气化、小水电、太阳能、风力发电等清洁能源技术；以沼气池建设带动农村改圈、改厕、改厨；加强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引导和帮助农民切实解决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问题，搞好农村污水、垃圾治理，改善农村环境卫生。 管理民主—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题，在全国农村深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阵地建设；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健全农民自主筹资筹劳的机制和办法。 可以看出，“十一五规划的论述概括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内涵和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要实现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化、市场化，实现农业的新型工业化、产业化、企业化，实现农村的城镇化，农民成为与城市居民具有平等身份的社会成员，这些都应该包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中。 实行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市场化、工业化、企业化，最终结果是大大节约了农业生产的成本，节约了劳动力，这样就会产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而农村富余劳动力要靠工业化和城镇化来吸纳。农业现代化的结果是，传统农业和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业脱胎换骨，变成现代化的、社会化的、市场化的农业。一部分农民成为新型的现代农业的经营者、劳动者，一部分农民成为工业和其它产业的经营者、劳动者，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现代城镇居民。农村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这也正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城市化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城市化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由农村向城市不断转移以及城市空间不断扩大的过程，包括基础设施的配套、城市功能的健全、生活环境的改善、社会经济的发展等方方面面，而不仅仅是人口、用地规模扩张，城市化需要坚实的经济作基础，兴旺的产业作支撑。既有数量的扩大，又有质量的提高，是一个全方位、多元化、多层次的综合过程，更是逐步的、渐进的过程，需要长期艰巨的努力。 推进城市化要积极稳妥，既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又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经济基础，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与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 我国建国至今，在不同的时期城市化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起步阶段(1949-1957年。这是我国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实现的时期。围绕着156项重点工业项目进行的工业基本建设，吸引了较多农民进城镇和工矿就业，一批重点城市扩建，城镇人口增长极快，从1949年的5765万增加到1957年的9949万，平均每年增加523万人，城市化水平从建国时的增至，平均每年提高。 剧烈波动动荡阶段1958—1965年。这段时期国民经济大起大落，工业项目上上下下，这种国民经济的剧烈波动极大影响了城市化的发展，使其呈现出动荡起伏的特征。 停滞阶段1966—1978年。这一阶段正处于政治动荡，极左思潮泛滥的“文革”时期。由于有效需求缺乏和政治运动的影响，使国民经济遭受到极大的破坏，城市停工停产，工业扩张无力，无法吸收城市自身的就业人口，非城市化的思潮达到登峰造极。 稳定发展阶段1979年-2002年。1979年至2002年，是我国城市化稳定发展时期。这一阶段开始，由于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城市人口增加较快。此外，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到重新认识，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出现了巨大转变。农村生产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出现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镇打工、经商，又进一步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增长。 高速发展阶段2003年至今。2002年的十月，第十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进一步推向高潮。笔者认为，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被明确写进“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更使得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进入了一个独特的高速发展时期。 十六大之前，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眼光仅仅集中在城市的建设和城市人口的增加方面，忽视了农村在城市化发展中极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农村的推力更是不容忽视。十六大确定了大力发展农业、极力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系列重农、惠农政策，从而把城市化的发展重心转向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倡导农民生活方式城市化方面。这首先从理论上符合了城市化的定义：即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的变化所引起的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的过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对城市化的定义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它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城镇人口不断膨胀，城镇数目不断增加，用地规模不断扩大，农业用地逐渐转化为城市性地域；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不断提高；城市文化和价值观念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体，并在农村地区不断扩散和推广，城乡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不断得以改善并逐步实现现代化。 因此笔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与我国的城市化发展一致的，它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经阶段，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城市化之路。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必将带来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质量的显著提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我国城市化的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然要求。 城市化的发展归根结底是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使之在第二、三产业就业，从而提高城乡二、三产业的就业比例；加强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使城市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容量和辐射力；改善农村的环境和基础设施，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进一步缩小城乡的各种差距……而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因素既有来自于城市二、三产业的拉力，也有来自农村的推力，尤其对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忽视农村在城市化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将给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而要消除这种不良影响，使我国的城市化顺利发展，就必须重视农村的建设。目前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正适应了城市化发展的这一必然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阶段。 从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的轨迹来看，城市化的发展呈现出由不平衡发展趋于平衡的规律。在某种形态的城市化开始时，是在首先实现突破的地方取得发展，然后再向更多的地方铺开。当一国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时，也是先从经济发达地区实现迅速发展，再逐步向经济后进地区铺开。例如英国于18世纪后半期首先实现工业革命，到1850年其城市化水平已达到50%。1900年，当世界城市水平为时，英国则激增至78%。直到20世纪后半时，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才发展到与此相当的水平。 我国的城市化发展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如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化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随着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指导思想的全面实施，，这种东西部城市化水平的极度不平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我国的城市化也必将进入一个高速的、趋于平衡的、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阶段。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由之路。 我国的城市化率要提高，就必须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到城市中来，从而提高城市人口的比例。而目前我国城市现有的吸纳能力和就业岗位根本不能满足大量存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即通过推动农村经济自身的发展，尤其是农村二、三产业的大力发展，就地吸收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并改变这些农村地区的面貌，使之成为城市地区；我国城市化的质量要提高，不仅要注重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必须保证农村地域在向城市地域转变过程中的质量，以及新转化为城市居民的那部分农民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而这些技能和素质的提高要靠进入城市之后去学习是不现实的。因此，他们必须在进入城市之前就得到培训。 由此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由不平衡趋于平衡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王伟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N].学习时报，2006 2.颜昌成.推进城镇化应走内涵式发展之路[N].中国建设报，2003 3.余戎,罗清萍.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偏离以农民为本的表现及其对策[J].安徽农业科学, 2005

[摘 要] 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往往更注重其直接的经济效益，而容易忽视其间接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从而导致一系列环境问题与农村城镇化建设相伴而生，进而影响到城镇的持续健康发展。本文在对农村城镇化环境问题具体表现进行探讨的基础上，重点对农村城镇化环境恶化的原因进行了剖析。[关键词] 农村 城镇化 环境问题农村城镇化是农业人口向城镇地域集中和农村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的过程，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在于搞好小城镇建设，而搞好小城镇建设又势必无法回避城镇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果我们对城镇化建设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就会与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背离，进而直接影响到当地城市化、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在新形势下如何兼顾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选择一条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又能实现城镇经济、环境与资源协调发展的城镇建设之路，对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宜居城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农村城镇化环境问题的具体表现1.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和自然之间应该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村城镇化既可使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会加重城镇水、电、燃气等资源消耗的负担，增加生活垃圾、废气、污水等废弃物的排放。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自然伴随着人口增长。但如果城镇的人口增长过快，一旦其产生的各种废弃物排泄量超出了城镇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自净能力，就会带来城镇环境污染。2.生物多样性减少。生物界多种多样的物种是大自然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必要基础，而我国则是物种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由于缺乏合理规划，加之管理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相对淡薄，滥砍树木、乱占耕地、随意改造河塘等现象不时发生，破坏了生物的固有栖息地，致使城镇周围的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进而制约了城镇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3.土地资源短缺。土地资源短缺问题，在河北省乃至全国都表现得很突出。小城镇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固有产物。在农村城镇化建设初期，许多地方对小城镇的功能、性质和定位的认识还不够清楚，把握还不够准确，只追求面积扩大，盲目向外扩张，有的甚至放弃已经形成的原有集镇，重新征地建设新城镇。这样就使得城镇建设用地的集约化程度降低，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使农村人与地之间的矛盾变得更为突出。4.地面沉降。由于城镇地域建筑物密度的增大,以及城镇排水系统等地下设施的大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雨水向土壤的渗透；再加上人们对地下水的过度抽取，导致了地下水位的不断下降，进而引起了地面沉降。地面沉降的程度越大，其沉降区的分布范围也就越大。地面沉降不但可造成地面标高的损失，以及河道行洪能力的下降，而且还可造成房屋破坏、地下管线扭断破裂，进而对当地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5.土壤污染。由于城镇土壤分布多呈现零星分布状态，面积相对小而孤立，土壤的生态系统较为封闭，物质循环与转化过程较为单调和缓慢，土壤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较少，因而其污染物代谢和降解功效，以及环境载荷能力相对较低。当城镇频繁的人为活动所产生的大量固体废物进入土壤，一旦超过了土壤的自净能力，就会造成土壤污染。因为有机废物是可以分解的，而无机废物如不加以处理就会永远侵占我们的土地资源。6.乡镇工业污染。随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城镇环境污染也正在从点到面、从局部向整体蔓延。从目前的情况看，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主要来源于乡镇企业。这是与乡镇工业的粗放式经营有密切关联的。工业生产活动在城镇地区的集中，如果治理不周，工业企业所排放出来的废水、废物、废气和废渣等污染物会在一个位点上集中。当这些污染物排放超过自然系统本身的净化能力后，就会产生环境问题。7.生态环境恶化。农村城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镇的生态环境。由于城镇建设规模的急剧扩张，使得城镇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速度难以跟上城镇发展的需要。到现在，一些城镇尚无系统排污管渠和集中污水处理厂，城镇污水大多是未经处理而就近排放；有的城镇其生活垃圾还主要采用的是露天堆放等简单处理方式。而没有经过处理的污水和随意堆放的固体垃圾，极易对城镇周围的环境造成破坏。 二、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环境恶化的成因1.缺乏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目前大部分城镇都坚持“城镇要建设，规划要先行”的方针。但也有些城镇的建设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指导，盲目追求“高、大、新、全”，从而导致城镇建设摊子铺得过大，城镇布局有些零乱、土地配置有些失当、功能分区不太明显，不仅给城镇的管理带来不便，而且也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加大了城镇环境的治理难度。城镇规划布局的不合理，直接导致了城镇生态环境的恶化。2.缺乏环保意识。城镇环境保护是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重要职能，但一些城镇人民政府却往往忽视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导向，未把环境保护工作放到应有的地位来加以重视。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传统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仍未从根本上改变。重开发建设，轻环境保护；重当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盖厂兴镇不治污，毁林建房不绿化的现象在一些城镇依然存在。更有些人误以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随意利用之物。3.自然资源的过量利用。自然资源能否合理利用将直接关系到环境保护的成效。在人类将自然资源加工成产品、又将生产排泄物返回到自然环境中去的循环往复过程中，如果不能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源，使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那么生产排泄物将会积聚过多，就可能会造成污染。反之，如果能够循环、综合地利用自然资源，提高自然资源的转化率，那么，其生产排泄物就必然会减少，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从而也就相应地会减少。4.环境监控能力薄弱。一是现行环保法律法规缺乏强制手段、操作性不强，排污收费和违法行为处罚标准偏低，在客观上造成了环保执法难的问题。二是环境管理体制无法适应环境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环境管理的工作机制不健全，对外无法有效行使统一监管职能，对内无法形成上下联动、协调一致的局面。三是环境执法能力建设薄弱、执法装备落后，也严重影响了环境监控的正常进行和环境执法效能的提高。5.城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与城市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相比，小城镇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明显滞后于小城镇建设。相当一部分城镇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的建设发展速度不相适应，跟不上城镇环境保护的需要。垃圾和污水的收集处理能力不强，清洁能源的使用率不高，使一些常规技术很容易解决的诸如烟尘、污水、垃圾等污染问题难以得到解决。6.城镇的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不协调。一些城镇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经济效益往往见效快，而且效果比较明显；而生态环境效益则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累积性。一般说来，经济效益容易被人们所重视，因为它与人们的自身权益直接相关联。但如果只是追求一定的经济效益，而忽视相应的生态环境效益，往往就会适得其反。7.城镇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不足。在环境保护人员投入方面，目前城镇环境管理人员的编制还偏少，特别是在环境监督第一线的基层环保力量更显薄弱，远远不能满足城镇环境管理的需要。而且，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人员又多半是从其他管理部门和技术岗位上转岗而来。在环境保护财力投入方面，政府、企业对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也显不足。可以说，环境基础设施不健全，直接制约和影响了城镇生态环境的改善。

中国必须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却有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的困难与阻力，根据1999年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在21世纪，中国将面临“人口、就业、资源、环境上的四大挑战”。那么我们能否正确地处理中国人口的增长问题，使之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能否以经济、产业和技术上的革命，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能否利用相对贫乏的资源，创造性地使社会消费和生产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保障经济环境在持续发展中处于优化状态，均有赖于城市化道路的正确选择。在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目前仍存在严重分歧，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小城镇，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及城市群，有的则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有其局限性，其实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应建立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要遵循城市化发展的规律，立足我国国情，借鉴他国城市化的经验，总结我国以往城市化道路的教训。那么，我们应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呢？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们应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一）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城市化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功能上也是互补的，其规模结构是由内在规律决定的，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我们不能强调一个方面而偏离另一个方面。就大城市（包括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100万—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2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而言，大城市发挥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领头羊”作用。因为它具有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可比拟的聚集效应、规模效应、扩散和辐射效应，可以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地区的迅速发展，而且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体现。无论是工业化起步最早的英国，还是后起的美国、日本、韩国等，其大城市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百万以上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即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集中度），2000年美国是39%，德国是，英国是23%，日本是，韩国是52%，而世界平均水平是，中等收入国家为22%，高收入国家为30%，都大大高于我国的水平。大城市不仅是城市化的主力，而且还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如美国3/4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聚集在大都市市区。日本8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3大都市圈；伦敦占了英国对外贸易货运量的75%；纽约占了全国对外贸易周转额的20%；东京拥有80%的出版社和86%的出版量，纽约和伦敦的文化氛围是世界上其他城市中难以比拟的。大城市的人口聚集、产业聚集，使得大城市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龙头作用，如日本东京的GDP占全国比重为，伦敦占17%，汉城占。大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中小城镇，这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在上世纪50年代300万—500万以上的城市地球上有6个，到90年代初已有30个。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就人口的可比增长速度而言，大城市的发展也是快于中小城市。正视大城市的作用及其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我们推进城市化就不能抑制大城市的发展。只要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必然的，在城市经济增长不可能完全依靠内涵实现的情况下，体现城市规模的人口增加和建成区面积扩大就是难以避免的。上海的浦东开放开发，北京从二环到六环的建设，济南、长沙、杭州等省会城市的一再扩容，正说明控制大城市规模是多么不现实。在城镇体系中，我们既要发挥大城市的龙头作用，同时还要发展若干各具特色、专业化强的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我国中小城市多数是制造业的基地。在本世纪中叶，中国有望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小城市将功不可没。而小城镇的发展也是必须的。小城镇处于城之尾乡之头，易于就近吸纳农民进城。它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促进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小城镇的发展也符合城市梯度成长规律。自发形成的城市都是从小城镇发展到小城市，小城市发展到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又发展到大城市，所以，推进城市化离不了小城镇的发展。综上所述，推进城市化，中国需要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同时需要建设一批富有特点的、专业性强的中小城市以及不可替代的小城镇。应当看到，不同类型的城镇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吸引力，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也会具有大城市所没有的特色，有些人愿意生活在大城市，甚至是小城镇，愿意享受更为悠闲、接近自然的生活，更为清洁的空气和价格更便宜的住房。我们绝不能再进行简单的量的对比，不能“崇大抑小”，也不能“崇小抑大”，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二）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我国国情的内在要求我国地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的差距很大，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人口多、地域广、差距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的京津、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区，人口稠密，经济较发达。工业化处于中后期阶段，交通便利，并有一个或若干个特大型城市、大城市为依托，城镇体系较完整。在这类地区，城市化的重点是完善城镇体系及功能分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特大和大城市的依托下，可以发展起来，而且个别特大城市确实存在过密，需要向周边地区转移工业和人口的问题。对这类地区，合理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就是正确的。但在广大的西部地区，华北北部和东北的西北部，特别是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经济不发达，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乡镇企业不多，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备，且运距很长，缺乏具有辐射力和带动力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小城镇往往是由国家布局的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加工项目形成的，城市功能不完善，对人口的吸纳力很弱，城镇体系不完整。在这类地区，实行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是不现实的。因为你经济基础薄弱，对农民没有吸引力，既使建成起一座座小城来，也只能是空壳。城市化的重点可能主要应是发展和壮大现有大城市和少数中等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吸纳力和辐射力。以上这是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谈城市化模式不能一刀切，下面再从人口国情看，更得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举。从人口国情看，我国的人口基数太大（13亿人），农民太多（约占60%的人口），城市化的任务之重（大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发达国家美、日、德还有发展中的高城市化水平国家，其人口基数和城市化人口规模都比中国小得多，几个或几十个大中城市即可担负起全国城市化的任务。如伦敦680万人，占英国人口的12%；东京1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0%；汉城1100万人，占总人口的20%；墨西哥城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25%。而我国城市化的重任，就是20年内再建100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也只能容纳1亿多人口，自然承受不了巨大的城市化人口的压力，中国城市化目标的实现必须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共同分流。总之，推进城市化，我们应放弃按规模确定城市发展重点的方针，从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转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城市化道路。（三）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对城市化发展经验的总结世界各国在推进城市化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的经验教训。就拿中国来说，以往走的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这条道路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导致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偏低，我国只有的人居住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里，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人口集中度低，导致北京、上海这样全国最大的城市所产出的国民财富也处于较低水平。上海的GDP只占全国GDP的，北京只占，上海的GDP总量仅相当于香港的1/4，日本东京的1/20。因此，我国大城市还普遍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我想建国以来如果我们不走控制大城市发展之路的话，在50年代与日本一块起飞，我们的上海有可能与东京一样并驾齐驱，成为国际大都市，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的综合国力会比现在更强。以往城市化道路除了“抑大”之外就是“崇小”。即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走的是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许多地方都在讲小城镇、大战略，把眼光都盯在了小城镇上，其实，城市化才是大战略，小城镇是一个重要战略措施：适当发展大中城市也是重要战略，甚至是更经济、更有效的措施。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只有大城市，才能更好地形成城市功能，发挥辐射效应和扩散效应，产生规模效益，集聚效益和分工协作效益。过分强调发展小城镇，只能形成“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去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的局面。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不城、乡不乡、小城镇遍地开花。现在有的镇人均只有2000人，这种局面造成了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小城镇占的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得不到有效发展，难以形成产业链、行业群，对人口的吸纳力极低，规模过小的小城镇其实不具有城市功能，过多会占用大量耕地，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所以，小城镇只能是城市化的基础层次。城市化发展的重点不应是小城镇。发展小城镇的关键在于繁荣小城镇经济，把引导乡企合理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使小城镇有产业、市场支撑，特别注意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发展小城镇，应该在政府的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建设小城镇，不能一哄而起，遍地开花，唱空城计，防止有城无市，有镇无产，城镇“空壳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现布局，协调发展。再从城市化发展的国际经验看，片面地发展大城市也不能使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拿墨西哥城来说，上个世纪70年代它就成为人口1000多万的世界第一大城市。现在4个墨西哥人中就有1个居住在首都。但是它与其它城市的发展极不协调。其第二大城市比首都人口差好几倍，由于大城市畸形发展，导致人口过多，交通相挤，污染较重，生态环境恶化。70年代由于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地下水抽取过度，造成地面下沉非常严重，酿成了许多建筑事故。而且，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失业增多，社会治安极差。中国大陆一位学者曾到墨西哥调查贫民窟问题，多次央求，出租车司机才勉强成行，到了那里，不敢熄火，好随时开溜，可以想见那里的治安差到什么程度。再说韩国汉城人口高度集中，污染也较重，现在韩国准备将政府迁到另一个城市。以上事例说明走单一城市化道路不仅不会加快城市化进程，反而阻碍城市化进程。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也积累了少经验。发展大城市带这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国际经验。如美国在北起缅因州，南到福吉尼亚的长达550公里的地带内，以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和波士顿等5个大城市为核心，以上百个中等城市和小城镇为纽带，以周围农村为腹地，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人口最集中的大都市市区。大都市带（区）的出现及发展，就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地域表现）。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发展城市带，既能发挥城市的吸引力，形成国民经济的增长极，又能增强城市的辐射力，扩大城市文明的普及范围，加速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快，经济增长快，原因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后注意了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相对协调发展。综上所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规律使然，国情使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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