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继承制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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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可以从WTO中获得的利益 WTO是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体制，其目标就是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营造一个自由、非歧视、可预见、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WTO的一切活动，无论是主持贸易谈判还是进行贸易政策审议，都是围绕这个目标展开的。各国政府经过谈判，改善了市场准入的环境，使企业可以把这些贸易减让转化为贸易机会。 1、给货物和服务的出口商带来的利益 第一、进入市场的安全性 对于货物贸易，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关税都受到了约束，不再提高。因此，由于关税削减而改善的市场准入环境就有了保障，进口国不会突然采取提高关税或其它进口限制的措施。 对于服务贸易，各国承诺，不会超出各国服务减让表所列的条件和限制而限制外国的服务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这些由于各国承诺的约束而带来的安全性，使得出口商可以在一个确定性的环境下进行投资和制定生产计划。 第二、进入市场的稳定性 WTO要求各国实施统一的规则，各国有义务确保其海关估价和检验符合强制性的标准，发放许可证也必须遵守有关协议的规定，因此提供了进入市场的稳定性。 2、给原材料和其它生产投入的进口商带来的利益 企业为了生产出口产品，往往需要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和服务。WTO的基本规则要求，进口产品支付了关税后，就不应受到进一步的限制，并且在边境所适用的规定，必须与协议所制定的统一规则一致。这些都便利了进口。进口商的需求因此可以不受延迟，并且不会有不合理的花费。此外，关税约束还能够保证进口商的进口成本不会由于关税的提高而有所增加。 二、WTO给企业创设的权利 这些权利包括两个方面，都是企业针对政府所享有的权利。一个是国内生产商和进口商对其政府所享有的权利，另一个是出口商在其利益受到外国政府行为的影响时所享有的权利。 1、国内生产商和出口商的权利 WTO的许多协议都要求成员通过立法，对其国内生产商和出口商规定某些权利。政府有义务根据国内的法律制度实施这些权利。对于另外一些权利，政府则应"尽最大可能"确保有关企业可以充分享受。 应实施的权利包括《海关估价协议》要求政府授予出口商的权利，即在海关对申报的价值的真实性或准确性有疑义时，出口商有权证明这些价值；出口商有权要求海关当局书面说明其申报的价值被拒绝采用的原因，以便对这一决定向更高的当局上诉。 政府应"尽最大可能"保证的权利包括《进口许可程序协议》所指的权利，即许可证应在收到申请后的一段特定时间内颁发，出口商有权期待在此特定时间内得到许可证。 当然，这些权利的实现必须满足规定的条件。例如，企业有权要求政府采取保障措施或征收反倾销、反补贴税，但该企业必须证明其代表足够的产业。 2、出口商的权利 例如，在进口国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时，出口商有权提供证据。当然，如果进口国调查当局没有给予出口商这种权利，出口商并不能直接要求更正，而是应当向其本国政府提出，由它与进口国进行双边磋商，并在必要时提交WTO解决这一争端。 三、企业在WTO中的作用 1、有效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了解WTO的制度，有利于企业帮助其政府充分利用WTO的机制，监督各项协议的实施，解决争端。只有在出口企业将营销中遇到的由于外国违反协议而产生的问题提请本国政府注意时，本国政府才有可能在有关的委员会中寻求解决这些问题。此外，政府也只有在企业提出问题并提供有关信息时才能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中提起诉讼。 2、影响未来的谈判 企业的责任并不只限于向政府提出已经出现的问题，企业还可以密切跟踪WTO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WTO的诸多协议的形成，并不意味着谈判就此结束了。在实施阶段，还常常举行对贸易产生重要影响的谈判，而在对有关协议的实施情况进行审议以决定是否需要修改有关规定时，情况尤其如此。来自企业的反馈对政府修改协议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WTO决定是否开始新领域的谈判时，企业的意见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企业只有密切跟踪WTO对各项协议的审议以及在新领域的谈判，他们的利益和关注才能在政府那里得到反映。过去，企业跟踪WTO的活动有困难，因为WTO的会议是不对公众开放的，并且这些会议的文件和报告也是有限制的。WTO成员现在正在采取措施扩大透明度，使文件在6个月后例行开放，争端解决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也应公布。所有这些文件都在WTO网上对公众开放了。 人们逐渐认识到，代表商业、环保、消费者、商业协会和农民等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只要得到定期的通报，则在增加WTO活动的透明度方面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WTO秘书处正通过举办研讨会等方式，增进与民间社团的联系。现在，非政府组织可以参加部长会议的前期会议，WTO秘书处也经常向他们通报大会工作会议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WTO未来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提高其活动的透明度，增加人们的了解。 3、利用自由化的措施 除了帮助政府制定政策之外，企业还有责任通过适当的出口促进和发展的策略，将关税减让和自由化的承诺转化为贸易的机会，而要制定这样的策略，就必须非常熟悉货物和服务方面的减让以及可能带来的潜在利益。 应当指出的是，贸易不会由于关税减让和贸易障碍的消除而自动扩大。企业应当在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采取适当的贸易发展策略。 四、关于企业在WTO中将遇到的挑战 贸易自由化给企业带来了机会，也带来了挑战。挑战主要是随着关税和其它障碍的消除，国内、国外市场的竞争增加了。企业应当正确认识这些挑战。首先，政府会利用WTO允许的手段，例如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国际收支平衡、国家安全等，保护国内产业。其次，企业应当看到的是，关税、非关税壁垒等贸易保护措施，只是有利于部分企业的，即政府对某些产业进行了特殊的保护。这在客观上对另外一些企业是不公平的。这些障碍消除后，只对这些产业产生了影响，而对其他产业应当是有利的，使所有的企业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从事生产和贸易。当然，对于那些曾经受保护的企业来说，更应当看到，依靠政府的保护只是暂时的。企业要在市场经济中得到良好的发展，关键还是靠增强自己的竞争力。 五、WTO具体协议对企业的影响 （一）多边货物贸易协定 新的货物贸易协定包括了农产品和纺织品，使这些产品也受到基本规则的约束，即对国内生产的保护不能使用数量限制的方法，而只能使用关税的方法。谈判还在所有国家的关税约束方面取得了进展，使得关税保持在一个低的水平。这就鼓励了企业进行投资和贸易。此外，关税约束还使出口生产企业在进口原材料时，本国的关税不会提高。 货物贸易协定所确定的国民待遇原则，使得进口产品一旦进入国内，就享受与当地产品同等的待遇，即在进口产品销售、流通时，在税费和标准方面，不会高于对当地产品的要求。 1、农业协议 对于企业来说，WTO的规则开始约束农产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农业协议要求进行新的谈判。因此，企业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跟上农产品自由化的进程；任何解决各国在履行其当前的承诺时，管理关税配额的不同方法给出口企业所带来的问题；使国营贸易企业的行为受WTO规则的约束；确保农产品贸易满足有些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 2、纺织品和服装协议 纺织工业对配额取消的速度可能会感到失望。但配额完全取消后，国际市场的竞争肯定会增强。另外，纺织品限制取消后，其利益在出口国之间的分配也不会是平衡的。因此，纺织工业应具体考虑限制取消后对本行业是否有好处。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肯定会有优势，而那些落后的企业应加快增加竞争力。当然，那些不受限的国家也应考虑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 另外，很多企业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但随着发展中国家关税的降低，对纺织品的需求将有所增加。因此，企业应注意到这一发展趋势。 3、技术壁垒和动植检协议 两个协议都鼓励成员参加国际标准化的组织。但发展中国家政府由于资金和技术方面的原因，参加这些国际组织的活动并不积极。因此，企业应开展科研活动，推动政府参加这些组织的活动。 协议要求政府所采取的技术和动植检措施不构成对贸易的障碍；国内外生产商应有权对有关规定的草案提出意见。协议还要求公布有关措施，并通报WTO秘书处，确保更大的透明度，以实现这一目的。 4、投资措施协议 协议覆盖的范围是有限的。协议只指出了5种不符合GATT的措施，而对其他措施则没有明确禁止，例如，各国可以要求当地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要求外国投资者提供先进技术和在当地进行适当的研发活动。 协议要求取消当地含量的要求，这对国内有些企业可能会有所影响。但取消当地含量的要求可能会更多地吸引外资，因此很多国家都在主动考虑取消这一要求。 5、反倾销、反补贴协议 了解这些规则，可以预先采取措施，防止外国采取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措施。企业应尽量避免出口价格低于其国内价格，但如果这两个价格之差是微不足道的，进口国调查当局也不会征收反倾销或反补贴税。调查当局会考虑出口国的产品在总进口中所占份额，因此，当外国可能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出口企业就应当控制对其出口的数量，或者将贸易转向其他的市场。 调查开始后，出口企业及其所在商会或协会有权进行抗辩。出口企业有义务提供生产成本和其他情况的资料，填写问卷。出口企业与调查当局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否征收反倾销税是根据每个企业的情况决定的。 协议还要求调查当局将开始调查的情况通报出口国政府。出口国政府有权提供证据，保护其出口商的利益。抗辩的法律和经济成本很高，常常超出中小企业的承受能力，因此有必要寻求政府的帮助。 协议带给企业的另一面是，保护其利益免受外国产品不公平价格行为的损害。受影响的企业可以请求本国的主管部门对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或反补贴申诉是由于长期受到高水平保护的国内产业不能适应高关税和其他壁垒消除后的情况。因此，对协议的理解也有助于企业正确使用自己的权利。 另外，反补贴协议协议禁止采取出口补贴，因此，现在从政府补贴受益的企业应当做好相应的准备。当然，政府也应当研究有些可以采取的补贴，对企业进行适当的帮助。 6、海关估价协议 协议的基本目的是保护诚实商人的利益，海关应使用进口商实际支付的价格作为征税的依据。协议承认，对于同一产品，不同的进口商可以有不同的价格，价格的不同本身不足以让海关否定交易价值。海关只有在有理由怀疑进口货物申报价的真实性或准确性时，才能解决使用交易价值。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海关也应与进口商进行协商，进口商也有权要求证明其价格。 除此之外，协议还要求各国通过立法给进口商提供以下权利：在确定海关价值有延误时，撤回进口货物；要求海关对秘密资料进行保密；可以就海关的决定提起诉讼。 7、装船前检验协议 依靠检验公司核定价格，只是一种临时的做法。协议的目标是使海关具备监管的能力。 协议设立了审理申诉的机制，出口商可以要求进行独立的审议。 协议还有利于加快货物的清关，减少海关的腐败。 8、原产地规则协议 采用统一的确定原产地的标准，将解决出口商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特别是现在使用配额的纺织品问题。统一化还将消除各国原产地规则的差异，从而减轻出口企业的行政负担，对受到数量限制的产品不再需要满足不同国家的标准。 9、进口许可程序协议 协议要求进口国采取公正的原则和程序颁发许可证。因此，出口商和生产商都会从中受益。出口商还有权要求许可证应在规定的时间内迅速颁发，并且不会因为细小的文件方面的错误而受到处罚。 10、保障措施协议 根据协议的规定，进口国政府不能再要求出口国政府让其企业通过自动出口限制的方式限制出口，企业也不能自己建立这样的安排。 另外，进口国的企业则可以要求其政府采取保障措施，保护其商业利益。 （二）服务贸易总协定 在乌拉圭回合及其后举行的谈判中，各国已经迈出了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第一步。但与货物贸易不同的是，不可能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将产生的贸易影响进行量化分析，因为服务行业没有等同于关税的东西，并且服务贸易的保护是通过歧视外国服务提供者的国内立法实现的，消除这些保护措施所能产生的影响也不易量化。但人们普遍认为，多数国家都承诺不撤回或修改其已采取的自由化措施。因此，出口服务的企业可以从这些承诺中获得安全进入外国市场的好处。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则有以下好处 1、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产业，主要的好处来自竞争的增加所带来的效率。外国电信、银行和保险等服务业的进入，将促使受到高度保护的国内产业采取新的措施，提供更好的服务，从而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服务业的改善不仅对公众有好处，而且对出口制造业也有好处。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是否有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国内的电信、金融等服务业的效率。 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还可以从开放中得到与外国服务业合作的机会，从他们的先进技术中受益。本国服务业可以利用政府在谈判中对服务业市场准入所设限制，要求外国合作者提供先进技术，培训员工。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与外国企业商谈合作时，遇到的一个很大问题是不熟悉服务和技术的商业性和技术性内容。WTO服务贸易协议就要求发达国家建立联系机构，为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提供有关信息。 2、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将从WTO中获得新的出口机会。 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的或者需要技术高度熟练的人员。从这些比较优势看，发展中国家以下产业的贸易将得到很大的发展：商业服务，包括管理咨询服务、计算机服务、职业服务和租赁服务；建筑和工程服务；教育服务；环保服务；健康服务；旅游、旅行服务；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 在已经结束的服务贸易谈判中，很多成员都承诺允许自然人流动，而不要求设立办事处或公司。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已经通过有技术的自然人的流动输出计算机软件和健康方面（护理）的服务。当然，在有些成员作出承诺时，对其公司雇佣临时的技术人员都附加了一些条件，例如要求本国公司只与那些外国的法人签订合同。因此，在向国外提供服务方面，设立公司远比单干有优势。 另外，服务贸易的谈判也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提供服务和进行合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各国都在服务业方面作出了一些承诺，但这些承诺都是与国内的法律相联系的：有些只是确认了现有的做法，例如批准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有些在是接受了新的义务。因此，服务业应将各国的服务减让表与其国内立法对照看。当然，WTO要求各成员建立咨询机构，可以使企业获得这方面的资料。 三、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知识产权协定将在很大程度上统一世界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该协定对执法的要求也将使知识产权在国内和边境的实施得到加强。 知识产权协定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企业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挑战和利益。 1、挑战 本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将发生变化。例如，协定规定专利保护期为20年，计算机程序和软件应象文字作品一样受到版权法的保护。到2005年，对药品和农用化学物质也也应提供专利保护。这都要求有关发展中国家国家的法律进行修改。因此，企业应对这些法律变化做好准备。 2、利益 知识产权协定将为企业带来很大的利益。 第一，鼓励发明创造。对知识产权加强保护，会鼓励发展中国家的发明创造。 第二，在商业条件下进行技术转让。保护知识产权将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与外国企业建立合资或合作的关系，以在商业的条件下获得技术。实践证明，知识产权保护好，就能吸引更多的外资，并且鼓励外资在东道国进行更多的研究开发。这样，东道国的企业就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影响这些研究的内容和重点。虽然在短期内药品和化学品等企业会付出更高的代价，但从长期看，对发展中国家的创造性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三，对假冒商品贸易产生影响。协定要求各国控制假冒商品的生产和贸易，这从根本上是符合国内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的。 企业应当增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对知识产权协定进行研究，并且将他们的关注告诉政府，使得政府在未来的知识产权谈判和审议中反映企业的利益。

论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内容摘要: 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不仅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而且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方法性原则。该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始终,贯穿于知识产权的所有制度与规范之中。它是一种对知识产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赋权的方法,体现了知识产权立法的显著特点。将该原则确立为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其正当性。该原则具有重要功能,对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进行正确分析和定位,能够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应选取适当的立法模式,应不断创设和确认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应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并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应符合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趋势。关键词: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正当性/制度创新知识产权是私权,是民事权利的新型类型之一。知识产权的确认和产生有赖于知识产权的立法活动。在知识产权立法中,遵循着一项重要的方法性原则,即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该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没有同其他一般民事权利那样实行意思自治原则,而是充分地实行着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这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显著特点。知识产权立法之所以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不仅具有充分的根据,而且具有其正当性。一、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内容（为了论述方便,本文中“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中的“法”以及“知识产权立法”属于广义上的使用,既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内立法,也包括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等）综观知识产权的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可以发现,知识产权立法的一个共同规律是始终贯穿着知识产权法定的原则。该原则已成为知识产权立法的特点之一,并通过知识产权规范及其制度得到深刻地体现。（一）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法定从一般意义上说,“知识是关于一切新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信息、管理、美感、善德等等具体知识的一般抽象形式”[1]。对于知识产权的内涵和外延,理论界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如郑成思教授认为,知识产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知识产权,可以包括一切人类智力创作的成果；狭义的知识产权包括工业产权和版权两部分；详见郑成思:《知识产权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8-63页。也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是人们基于自己的智力劳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而依法享有的权利。详见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1—4页。）尽管如此,对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予以界定,这已是知识产权立法的共性所在。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都对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予以规定,以此表现一个国家对本国保护知识产权所持的态度以及所确定的不同保护范围,或者用以表现参与缔结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国际条约的不同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所持的共同态度或者确认的共同标准。由此形成了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法定,即一国国内或者国际上的知识产权内涵和类型都由知识产权立法予以直接规定,当事人不得自行约定知识产权的内涵,也不得自行创设知识产权的类型。（二）知识产权关系的构成法定知识产权关系由主体、客体和内容构成。知识产权立法,无论是采用国际公约、条约的形式,还是采用国内立法的法典法形式（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单行法形式（如我国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对构成知识产权关系的三要素都会予以明确规定。具体来说:其一,知识产权的主体法定。知识产权立法一般都对享有知识产权的主体资格和条件予以明确规定,不是一切民事主体都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的主体,一般说来（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原始主体而言）,只有实施智力劳动并取得创造性智力成果的主体,才能成为享有知识产权的主体。其二,知识产权的客体法定。一定时期内存在于社会中的知识产品类型及其总量极其繁多,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产品都能被纳入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范围之内。为此,就需要知识产权立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范围予以选择,划定知识产权客体的范围。其三,知识产权的内容法定。知识产权的内容包括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两方面。但具体说来,知识产权立法针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分别规定了其各自不同的内容。（三）知识产权的利用、使用、限制和转让等法定首先,知识产权立法的价值在于推动知识或者智力成果的利用、使用,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增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为此,其对促进和推动各种知识和智力成果的高效率利用和使用做出了周全的规定；其次,知识产权立法在赋予知识产权主体以知识产权的同时,也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等方面的考虑,而对知识产权给予不同方面的法定限制。如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强制许可使用等限制；我国《专利法》规定的强制许可（包括防止专利权滥用的强制许可、为公共利益目的的强制许可、交叉强制许可）、不视为侵犯专利权行为的情形等限制。再次,为了实现国家对知识产权的干预和管理,维护经济秩序的安全、有序和高效,知识产权立法对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的转让条件、程序都予以规定。（四）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法定其一,知识产权的受保护条件和程序法定。并不是一切知识或者知识产品都能够获得知识产权立法的保护,知识产权立法对其所保护的知识或者知识产品的类型和范围都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知识产品只有符合法定保护条件并履行相应的程序时,才能获得知识产权立法的保护。其二,知识产权受保护的地域范围法定。知识产权的国内立法一般规定,在一国赋予的知识产权,只在该国领域内受该国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而对超出该国领域范围的知识产品不予保护,并由此形成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原则。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条约的规定,则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法定的例外。其三,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法定。知识产权立法对各种受保护的知识产品都规定了特定的保护期限。对于在法定保护期限内的知识产权给予保护,而对于超过法定保护期限的知识产权不给予保护。其四,知识产权的救济制度法定。知识产权立法为了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保护知识产权制度做出了充分规定。如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类型法定、侵犯知识产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法定、侵犯知识产权的责任类型法定、不同类型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承担方式法定、侵犯知识产权的赔偿额法定,等等。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始终,贯穿于知识产权的所有制度和规范之中。可以说,在民事权利体系中,没有其他类型的民事权利像知识产权这样能够将权利法定原则体现得如此彻底,运用得如此充分。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已成为知识产权立法的特色之一,并成为其重要的方法性原则。由此也使其确立为知识产权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成为必要。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正当性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既是知识产权制度本身的基本原则,又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方法性原则。所谓方法性原则,即为了科学、完整地表述知识产权立法内容而采用的方法或者技巧的原则。方法性原则不仅涉及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本身,而且涉及知识产权的立法技术,是准确表述知识产权制度内容而采用的必不可少的立法方法,是一种对知识产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赋权的方法。知识产权立法之所以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是基于实现对知识产品保护的需要,具有其充分的根据和正当性。（一）知识产品“天然”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对其保护的前提条件是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其一,知识产品具有无形性。知识产品是一种知识形态的精神产品,其存在不表现为一定的外在形体,不占有一定的空间。由此决定了知识产品的“天然”非排他性。人们对知识产品的“占有”,“不是一种实在而具体的控制”[2],即不是一种事实上的实际控制。一项知识产品“可以为若干主体同时占有,被他们共同使用。知识产品一旦传播,即可能为第三人通过非法途径所‘占有’”[3]。法律对民事权利予以保护的条件之一是该权利客体应具有排他性。权利客体只有具有了排他性,才能确保权利人能够有效地控制和支配该权利,实现自己的利益,并排除他人的不法侵犯。在知识产品不具有“天然”排他性的情况下,要实现对知识产品的法律保护,只能依靠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赋予知识产品以法律排他性,即依靠法律的强制性而使知识产品具有排他性。正是从此意义上说,“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赋予当事人对一部分知识财富有权排除他人利用的法律制度”[4]。其二,知识产品具有源自其无形性的利益界限模糊性。知识产品的无形性,导致难以确定知识产品的利益界限,进而使知识产品的创造人无法实现其利益,无法依靠自身实现对知识产品的保护。知识产品的无形性决定了“它的保护范围无法依其本身来确定,而要求相关法律给予特别的规定。在限定的保护范围内,权利人对自己的知识产品可以行使各种专有权利”[5]。因此,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能够明确界定知识产品的利益界限,即它“是由立法者人为界定的一个无形的利益边界”[6],“是由法律强行为权利人划出一道无形的边界”[7],为知识产权的创造人实现其利益提供条件,并依此确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范围,防止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发生。（二）知识产品的社会特殊属性决定了对其进行保护的必要条件是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知识产品具有源自于知识的外部性或者公共性。“知识的外部性就是私人所生产的知识成果,容易扩散或者溢出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成为社会所公有的知识的性质。知识的外部正效果能够给知识的非产权所有者带来巨大的潜在利益”[8],知识的外部性导致了知识产品的外部性。而知识产品具有的外部性,决定了“通过私人手段很难控制,即具有难以控制的特性”[9]。为此,只能依靠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克服知识产品的外部性弊端,赋予知识产品以私人性,以法律形式赋予知识产品的创造人或者相关的特定主体享有对于知识产品的垄断性权利或者享有基于知识产品而垄断市场资源的权利,实现对知识产品的保护。（三）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是赋予知识产品以财产属性或商品属性所必需的一种标的要成为一种财产,一种利益或者权利要成为一种财产权,应具备有用性、稀缺性和可界定性三个条件。[10]而知识产品成为财产的三个条件都须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予以赋予。其一,知识产品的有用性须由法律加以确认。一般说来,知识产品对其创造人、对他人具有价值性和可使用性,但为了更加体现出他人对知识产品创造人的尊重,仍需由法律对知识产品的有用性加以强调；其二,知识产品的稀缺性须由法律规定。知识产品本来具有源自于其非消耗性的天然的非稀缺性。知识产品的非消耗性,即知识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不具有物质损耗性,不会因使用而被消耗,“被消耗掉的只是其载体”[11],知识产品“永远不会因为不断使用而减少,反而会越来越完善,越积累越多,是永恒资源”[12]。“知识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后,也就不存在稀缺性了。”[13]因此,知识产品本身不具有天然的非稀缺性。知识产品这种非稀缺性的客观存在导致了知识产品的创造人本人无法实现对知识产品的充分利用和自我保护。为此,只能依靠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赋予知识产品具有“依赖于人工的、自我创造的稀缺”[14]性,以实现对知识产品的保护。其三,知识产品的可界定性须由法律规定。“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作用首先在于使知识产品具有可界定性,成为人们可以拥有、愿意拥有的财产。”[15]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赋予知识产品成为财产的必备条件,进而使知识产权具备了成为财产权的必备条件。三、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功能确立知识产权法定成为知识产权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功能。（一）有利于实现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和战略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是为了充分鼓励人们进行知识产品的生产和创新,增长社会财富,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我国应从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知识产权保护的战略意义,对此,我国已于2005年6月正式启动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基于此,应通过贯彻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将一切有利于实现上述目的和战略的政策和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而获得普遍遵守的效力,并以此推动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现。（二）更加强化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特殊重要作用知识产品的特点决定了知识产品的创造人自己难于依靠自身的力量和能力实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只能依赖于国家的保护,即知识产权的保护对国家有着极强的依赖性。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表明,知识产权制度的内容取决于国家的意志和政策,知识产权制度中蕴含着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价值取向和政策倾斜。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中居于核心地位。国家有效的扶持、鼓励措施有利于提高我国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国家的强制力能够为之提供坚强的后盾。因此,应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更加充分发挥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最大效益。（三）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的效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知识是资源、是资本、是财富。”[16]知识产品同时又是知识商品,“知识产权是指知识商品的产权”[17]。“知识经济的精髓在于把知识变成财富。”[18]知识产权作为商品,只有转化为产业,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因为知识的价值和知识的经济效益都反应在知识产业上”[19]。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能够赋予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对知识产品享有排他性的使用、生产和经营的垄断权,为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提供周全的保护,从而增强了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充分利用、使用知识产品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的商品转化率,进而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的利用效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四）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有利于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利益关系知识产权法的核心在于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对知识产品所享有的垄断权。但是,若对知识产权实行绝对化的保护,就可能会影响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为此,就应寻求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点。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能够恰当划清知识产权的权利人享有权利的合理界限,划清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范围界限和时间界限。即在法定范围和期限内赋予知识产权人专有的、排他性权利,为权利人实现其个人利益提供充分的保护,而在法定范围和期限之外,知识产权人不再享有专有性权利,可由国家和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共享权利,并借此兼顾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五）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有利于解决或缓解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矛盾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比如知识产权的垄断使用与公共利用之间的矛盾、知识产权的保护与限制之间的矛盾、知识产品信息的公开和保密之间的矛盾、知识产品的社会性与专有性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解决和协调,有赖于知识产权法定原则。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为不同法律主体配置均衡性的权利、义务、责任关系,设计出能够消除或者缓解各种矛盾的知识产权制度。四、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知识经济是一场巨变的社会革命。它不仅要求不断地进行知识创新,因为“创新是知识价值的核心,创新越是高,知识价值也越高”[20],而且要求进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因为“知识产权制度是知识经济的主要支柱,没有知识产权制度就不可能有知识经济的社会”[21]。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产权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使得知识产权制度面临着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只有不断地进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实现其与知识经济发展的与时俱进,才能使之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通过对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分析和论证,能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一）应选取适当的立法模式贯彻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是依靠不同的立法模式得以贯彻和实现的。该原则并不片面强调只采用某一单一立法模式确立知识产权制度。为了更好地贯彻该原则,我国应根据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和知识产权制度设计的需要,选择适宜的知识产权立法模式。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范围广泛,其中既有实体性内容,又有程序性内容；既有私法性内容,又有公法性内容；既有国内法内容,又有国际法内容。为了准确表达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设计出科学的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立法应采取适宜的立法模式贯彻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我国民法通则设立了专节对知识产权做了列举式、概括式规定,并根据不同知识产权的类型分别制定了若干知识产权单行法,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制度内容予以规定。此外,我国已加入了若干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国际条约,进一步扩展和充实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内容。如何处理和链接民法通则、单行法、国际公约和条约等关于知识产权制度的不同立法模式之间关系,颇值研究。我国目前正在进行民法典草案的起草工作,在民法典草案中是否应规定知识产权制度？如何设计其内容？学者们正在讨论和定位。若在民法典中规定知识产权制度,民法典与单行法、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的关系如何协调,也需对其科学性、可行性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二）应不断创设和确认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知识产权以知识产品为客体,知识产权是法律对知识产品确认和确权的结果。对新型知识产品的确认,就意味着知识产权新权利类型的增加和更新。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知识经济的深刻变革,知识产品的新类型必将不断产生和涌现。为了更好调动知识产品创造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为了更好地发挥知识产品在知识经济中的作用,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应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及时调整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确认和增加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如商品化权、基因与转基因专利权、创意权等。[22]即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既要遵循法定的内容,又不宜将该原则僵化,更不能过分强调“知识产权法定”而封闭知识产权的权利类型和权利体系。（三）知识产权制度应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并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知识经济时代具有知识经济化的特点。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不仅应符合传统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而且更应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首先,应在知识产权立法中强化知识财富和知识财产权的精神和理念,提升知识财富和知识财产权在财产权体系中的地位。其次,应全面规定和充实知识财产权制度。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知识财产权的内容较薄弱,为此,应予以强化。再次,应确立以知识产权的利用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强化和提高知识产权的利用效率,实现知识产权立法的重心由注重知识产权的静态保护转向注重知识产权的动态利用保护的转变。知识产权是一种重要的财产权。财产法的发展历史启示我们,财产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从注重财产的静态所有到注重财产动态利用的转变。在现代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制度也应更加注重和提高知识产品的利用效率。与传统的民事权利相比,知识产权属于新的民事权利类型,它具有不同于传统物权、债权、继承权、人身权的特征。“相对于以保护物质（能量）的归属和流转为主干的传统民事权利原则理念、规范体系而言,知识产权有着太多的特殊性。”[23]传统民法设计的保护物权、债权、继承权、人身权的制度和规则,不能完全适用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此,我国应创造和构筑符合知识产权特征和保护规律的特殊规则。首先,应更加全面地规定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定内容,及时克服知识产权立法中的欠缺和不足。其次,应恰当地确认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针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分别规定长短不同的保护期限。也就是说,应结合具体情况,使所确定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既不能过短,也不易过长,而是长短适中。再次,应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民事责任制度,如应完善知识产权的法定赔偿制度,使之更加公平、合理,更具有可操作性。最后,应探求知识经济中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推广知识产权保护的成功经验。知识产权立法应及时吸收通过总结知识经济中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而归纳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将凝聚着知识产权保护实践经验和成果的内容及时、全面地规定于立法中而加以推广。（四）知识产权制度应符合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趋势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和创新,不仅应符合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的原则和国际惯例,而且应吸收其他国家知识产权立法中的成功经验,寻求不同国家知识产权立法中的共同规律和共同规则,尽可能消除由于不同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差别性而给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造成的障碍,实现与其他国家的相互合作、相互配合,进而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和一体化。注释:[1]夏先良.知识论[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3]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4]郑胜利.知识产权法定主义[A].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5]吴汉东,胡开忠.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6]梅夏英.财产权构造的基础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7]梅夏英.财产权构造的基础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8]夏先良.知识论[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9]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0]龙文懋.知识产权法哲学初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1]齐建国,等.知识经济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2]齐建国,等.知识经济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3]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4]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5]龙文懋.知识产权法哲学初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6]秦言.知识经济时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7]齐建国,等.知识经济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8]齐建国,等.知识经济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秦言.知识经济时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秦言.知识经济时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1]郑胜利.知识产权法定主义[A].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2]易继明.知识产权的观念:类型化及法律运用[J].法学研究,2005,（3）.[23]郑成思.知识产权——应用法学与基本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P90-9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