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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职称论文 > 关于晚清地方自治述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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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在中国古代,通过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明代正式形成,一直沿用至清末。对这一制度的评价,今人几乎都持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之见,认为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如有的学者说:“八股的考试制度……残酷地愚弄了和腐化了中国的聪明和智慧的学者至五个世纪的久长。”它“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1]。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全面论述,容俟他日,本文仅就这一制度一个不容忽视而又并非小小的作用,略陈己见,作为献给尊敬的何兹全先生九十大寿的一份薄礼。我以为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除着眼于立法意图、制度利弊、直接作用外,还不应忽略一个视角,即将这一制度与明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毫无疑问,我国古代的平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文化为极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所垄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十分低的。可是在明清几百年中,却出现、发展了一个突出现象,即广大平民中的一部分人拼命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逐渐摆脱了文盲、半文盲境地,转化成为士人。关于这一可喜的进步,远的不说,将宋金元的士人数目与明清的士人数目加以比较,便可了然。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北宋仁宗年间行“四年一贡举”之制,全国各地经府州解试,贡举至京师者“恒六七千人”;英宗改为三年一试,贡举名额减少,“四分取三”,当为四五千人[2]。同书载欧阳修“上言”,当时解试“东南州军……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十人取一人”。由于东南文化发展,西北落后,如全国取人按高比例计算,平均八十取一,则可推知当时应举士人约40万[3]。金朝占领北方,士人数量大减。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金朝中期最下级的乡试等于虚设,后且罢去;其上府试、会(省)试录取比例多为5:1,而每次会试中试者五六百人。由此可以算出:参与会试者每次2500人至3000人[4];则参与府试者仅有万人。当然,如考虑到北方经长期战乱,一些汉族士人隐居不仕,士人实际数量应多一些,但不会有很大变化,也是可以肯定的。南宋情况则不同。由于未经大的战乱,北人大量南下,文化又比较发达,士人数量显著增加。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南宋省试为17人取1人。每一次录取名额据学者研究平均当为474人[5],则参加省试者约8000人。府州试录取如全按北宋“东南州军”百人取一比例计算,全境应举士人当有80万[6]。也就是说,南宋与金之士人比北宋约增加一倍多一点。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四《选举考·举士二》:自元仁宗行科举至元亡50多年,开科16次,每科取士多者百人,少者35人;“旧例……会试三分内取一分”,则取士百人,参加会试者只有300人。其乡试(等于宋之府州试)比例即使按百人取一计,全国投考士人总数也不过3万人。再看学校。同上书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元世祖末年司农司上报全国学校万余所。这或可被引作元重儒学之证。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一是所上学校绝大多数应是设于农村,属于启蒙性质的“社学”,远非宋金以来培养、提高士人以应科举的府州县学,所以才由掌农桑等包括“立社”以劝农桑的“司农司”而非礼部上报[7]。二是即使就少数的府州县学包括书院言,实际生员人数也很少。如据一史料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在文化发达的建康路,除路学达64人外,涉及的明道书院、南轩书院、上元县学、江宁县学,其生员多者14人,少者7人,4学一共仅40人[8]。而且同一时期的郑介夫上奏更说“今内而京师,外而郡邑,非无学也,不过具虚名耳”。学校已为虚设[9]。其所以如此,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重吏轻儒政策所决定的[10]。所以虽元仁宗一度重儒,元朝后期社会风气依然是“时人翕然尚吏”[11];“今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矣”。苏天爵以为这是“天下之通患”[12]。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无论是行科举,或是设学校、书院,都很难收到多大实效,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的大势是无法改变的。由此推定其总数应远少于南宋与金之和——80万,当无大误。可是明清两代的情况就大不同了。顾炎武曾估计:明末“合天下之生员(秀才),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13]。清朝秀才,据近人研究,太平天国前任何一个时期大体为52万余人[14]。比秀才数量多若干倍的士人,还有参加童试然未考中的童生。清朝太平天国起义前童生之数,据近人研究,一个县在1000至1500人,全国总数“可能达到近二百万”[15]。清末童生,康有为估计为300万人,“足以当荷兰、瑞典、丹麦、瑞士之民数矣”[16]。梁启超也估计:“邑聚千数百童生……二十行省童生数百万”[17]。早于清朝的明末童生,总数无考,但从其秀才数与清朝秀才数大略相等推测,童生数纵使略少,也不会相距甚远[18]。这样,明清两代任何一个时期的秀才加童生,亦即一般士人的总数,按保守估计,也有二三百万[19]。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我们知道,宋金元地方上科举考试,实际上只有一级,相当于明清的乡试,录取后即为举人,所以其应试者总数,本应与明清应乡试的秀才,以及为取得秀才资格而应童试的童生二者总数大体相当,或后者略高一些[20]。可是,如上所考,元代士人总数当远低于80万,而现在明清秀才加童生的总数竟有二三百万,后者增加了三四倍或五六倍。原因何在?我以为主要当从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中去探寻。众所周知,明清科举制度和宋金元相比,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地方上乡试前,增加了童试,以选拔进入府州县官学读书的秀才;而和乡试、会试一起,考试内容是八股文,则是另一大特点。这两个特点,共同构成八股文取士之制,影响巨大:第一,自宋以来,府州县官学一般多非考试入学[21],直到明初,秀才依然“听于民间选补”[22],实际上由官员决定,选补的多是官僚、绅士子弟,平民子弟对之不抱多大希望。大体从明英宗起,渐行“考选”之制[23],后又发展为童试,通过考八股文,实行平等竞争。这一基本制度在与以下措施结合之后,就对平民子弟也企盼读书应试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首先就是录取名额大增。宋金元的第一级考试,如前所述,是选拔举人。全国每次录取总数,最多的如南宋,也只有8000人;而明清第一级考试——童试,全国每次录取秀才总数,一般达到2万多人[24]。而且宋金元按制度这一考试是三年一次,而明清童试则是三年两次,曰岁试、科试[25]。这样,作为一个同样是参加第一级考试的士人,在明清,录取的可能性显然增加了好几倍。当然,秀才资格不如举人,特别是不能直接参加会试,但是仍享有若干特权:一是秀才需入府州县官学读书三年,由学官教授经史和八股文体。一般来说,只有秀才方能参加高一级的、选拔举人的乡试。换言之,凡获得会试资格,有可能中进士,飞黄腾达的举人,一般必须从秀才中选拔。这样必然提高秀才的社会地位。二是对秀才生活,国家给予补贴。明代“……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后有所增加,“廪馔月米一石”[26]。而且“生员之家……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27]。清代对秀才“免其丁粮,厚以廪膳。……一应杂色差徭,均例应优免”[28]。秀才还享有免笞杖,见县官不下跪等特权。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一为秀才“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29]。所有这些,也就必然有利于秀才发展成为地方绅士[30]。这样,一方面和过去的第一级考试相比,如参加明清童试,录取的可能性激增了数倍;另一方面如考中秀才,又可享有若干民间十分羡慕的特权,甚至进一步发展成为地方绅士。平民子弟中稍有条件的一部分人,对读书应试怎能不动心呢?第二,以上只是就“硬件”而言,如果没有良好的“软件”配合,这一制度仍然不能发挥作用。所谓“软件”,是比喻考试内容。如果新制度仅具备上述诱惑力,但考试内容,特别是童试内容很难,平民望而生畏,则还是无法促成他们真正投身于读书应试的潮流之中。然而在明清,事实上是这一“软件”出现了,这就是内容改用八股文,从而形成八股文取士之制。这一变化对平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考试难度下降,不是高不可攀的了。下面略作阐释。八股文考试,其答题要求包括三方面:经义、代圣贤立言、八股对仗[31]。三者之中,经义是实质内容,代圣贤立言是阐述经义的角度,八股对仗是阐述经义的文体。故其核心仍是宋以来科举所考的经义。但是明清又有不小的发展,这就是除《五经》外,沿元制加考《四书》;而且经过摸索,逐渐演变成以《四书》为考试主要内容,所谓“专取‘四子’书”[32]。《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四书类二·四书大全》提要便说:明成祖时编《四书大全》,“尊为取士之制,……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清朝康熙时依然以“《四书》艺为重”[33]。乾隆时“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34]。特别是童试,在乾隆中叶以前很长一个时期明定“正试《四书》文二,复试《四书》文、《小学》论各一”,竟不考《五经》[35]。乾隆自己也说:“国家设科取士,首重者在《四书》。”[36]和上述措施紧密相配合的是,明清全都明定:阐述《四书》义,必须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否则不予录取[37]。所有这些同样是考经义而发生的重大变化,从明清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看,主要在于以此进一步宣扬程朱理学,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更好地维护新形势下的王朝利益[38]。可是对于一般平民,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考试难度的显著降低。过去主要考《五经》,内容艰深,文字晦涩,加上汉唐诸儒烦重的训诂注释[39],平民子弟基础薄弱,不能不对之望而却步,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换为重在《四书》,分量减少,内容比较浅显[40];特别是朱熹《四书集注》,摈弃旧的注释,注意“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即引导)学者自求之”[41],被评为“很讲究文理”,和其他宋儒解经一样,“求文理通顺”[42]。由此平民子弟就不难读懂其内容,领会大义了。再加上阐述经义的角度要求代圣贤立言,不许涉及后代史事[43],客观上减轻了平民子弟应童试的负担[44]。至于文体八股对仗,虽麻烦一些,但毕竟只是形式问题,一般经过一定时期的揣摩、练习,便可驾驭[45]。这样,总体上说,考八股文便为平民子弟读书应试,首先是童试,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不但心羡秀才,而且敢于参加童试,为一领青衿而拼搏了。故清初杨宁曰:“入仕之途易,则侥幸之人多,而读书又美名,此天下所以多生员也。”[46]一方面,如果只行童试,而所考内容艰深,不是八股文,则平民子弟不敢应试,也不会关心读经书,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但另一方面,八股文虽比较浅显,如不以之取士,平民子弟同样也不大可能有读经书、以提高文化素质的积极性。清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即八股文)者。上问张文和(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47]而只有将二者结合,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平民子弟才真正会为摆脱文盲、半文盲境地而行动起来。试举二例: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回:明代山东汶上县薛家集百十来户“务农”人家,其所以要“做个学堂”,请老童生周进来教“像蠢牛一般”的孩子读书,不就是因为他过去教过的顾小舍人“中了学”(考中秀才),希望自己子弟也能“进学”吗?而“进学”,在他们心目中,其预兆竟会是正月初一“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头上,可见分量是何等之重[48]。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六:清代“彭雪琴(玉麟)侍郎,先世务农,贫无田,佃人之田。其先德鹤皋赠公,幼读书,年逾弱冠,府县试屡居前列,而未得入学[49]。其伯叔父及诸昆弟啧有烦言,曰:‘吾家人少,每农忙时,必佣一人助作。此子以读废耕,徒费膏火资,又不获青其衿为宗族光宠,甚无谓也。’”这事再次证明,务农之家不惜全家劳动,勉强供一人读书,目的就是要他“青其衿”,即考中秀才,“为宗族光宠”。八股文取士制在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提高其文化素质,使之转化成士人上的巨大作用,是再明显不过了。当然,无可否认,明清两代确有不少尖锐抨击八股文取士制的言论,甚至认为它是明代灭亡、清代官员愚昧无能的罪魁祸首[50](近人对此制持全盘否定论者,也不乏引此作为佐证),但那是因为他们全都从造就、选拔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角度,以比较高的标准来衡量全体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来要求、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再加上涉及情况复杂,看法很容易出现片面、极端[51]。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将留诸他日。本文立论角度则不同。如前所考,主要由于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明清社会增加了数倍士人,涌现了几百万童生,几十万秀才。如完全按或基本按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绝大多数的确难以达标[52]。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明清社会的实际出发,将他们去和未行八股文取士制以前,原来的亿万文盲、半文盲相比,成绩便十分明显,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不同程度上读过《四书》、《五经》,至少能撰写八股文,文化素质大为提高的知识分子。梁启超便赞誉数百万童生“皆民之秀也”[53]。他们的存在,构成由宋金元最多80万士人,到现代“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54]这一梯链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这些童生、秀才,除一小部分后来成为官员外,绝大多数以其参差不齐的知识,默默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亿万文盲、半文盲所发挥不了的作用[55],从而使整个明清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推动着历史的进步。追根溯源,八股文取士制的这一功绩,是明明白白的,是不应被抹杀的。最后再补充一点,这就是据先辈学者研究,八股文逻辑性强。钱基博先生便说:“就耳目所睹记,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还认为近代“纵横跌宕”、“文理密察”的文章,多源于八股文的基础。他说:“章炳麟与人论文,以为严复气体比于制举[56];而胡适论梁启超之文,亦称蜕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57]如果这一见解不偏颇,则八股文取士制在促成明清士人注意逻辑思维上还有一功[58]。正确理解顾炎武八股文取士“败坏人才”说多年来,提到八股文取士,有关论著几乎是一片否定声,而且是全盘否定;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又几乎无不引用顾炎武这样一段话,见于《日知录集释》卷十六“拟题”条: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可是,顾炎武果真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之制吗?否!1.顾炎武此话是针对同篇上文“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云云,而发的激愤之语。所谓“拟题”,指的是下述弊病:从明初以来,科举所考经义(由于后来文体要求八股对仗,俗称八股文),《四书》是全文,但字数不多;《五经》内容多,但只考其中一经,后来还削减了一些篇章。由于整个说来可出的有意义的考题不过一二百道[1],渐渐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些“富家巨族”预先“延请名士”,将这些可出之题各撰成一篇八股文,令子弟“记诵熟习”。因为“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将所记之文抄誊一过,便可中式,结果导致“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2]。顾炎武把这叫做“成于剿袭,得于假倩”之风,并说“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接着抨击“败坏人才”云云。类似的话亦见于《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3]。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故败坏天下之人才……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显然,所谓“败坏人才”,只就“今日”流弊立论(坊刻时文约“兴于隆、万间”[4],自亦属“今日”范围)。所以在另一地方顾氏又说:“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如能成功,“科场亦自此而清也”[5]。既然清除“今日之弊”后科场可“清”,则自亦意味出现此弊以前的明代前、中期科场是“清”的。这是逻辑之必然。且有下证。2.《亭林文集》卷三《与彦和甥书》曰:“万历以前八股之文可传于世者,不过二、三百篇耳,其间却无一字无来处”;希望其甥集门下士“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除事出《四书》不注外,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注释这些“八股之文”,竟要求如李善之注《文选》,此顾氏视其内容充实,用典渊源有自之证。顾氏对“八股之文”的类似看法还有:“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6];“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7]。这些看法也有顾氏同时学者言论为之呼应。如黄宗羲便说:“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祖)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8]。也是将流弊定在“今日”,而与“高、曾”之时大量读书对比。3.对“今日”流弊,顾炎武无一字涉及文体八股对仗。相反,在断言这一格式“盖始于(宪宗)成化以后”,接着具体介绍明世宗嘉靖以前八股对仗的形成过程及破题、承题等作法。对这一文体,顾氏不但未表示鄙弃反对,而且引《孟子》语,视之为“规矩”;并对“嘉靖以后,文体日变”,略有微词,称“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顾氏甚至认为“今之为时文者”是在走向“裂规偭矩”。在介绍文体的最后一个环节“大结”时说:“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指有关科举等法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接着发出感慨:“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9]。从其语气可以看出,顾氏仅不满于万历以后的文体。这和上述他对流弊出现前后八股文内容的不同评价,也是一致的。4.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一有两封《与李霖瞻(书)》,其一曰:“小儿……衍生,亦颇谨饬。本经《毛诗》已完,令节读《五经》,兼诵先辈八股文百篇,意不在觅举也。”[10]人所共知,顾氏大义凛然,坚决拒仕清朝。此信又反映他不许儿子“觅举”。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衍生诵读八股文百篇,并与节读他最尊崇的《五经》同时进行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即顾氏对这些“先辈”的八股文十分欣赏、尊重。这和上引他的话“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也是相呼应的。或许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顾氏早年的看法呢?肯定不是,证据就在此两信中:第二信称衍生原是顾氏“犹子”,后“立以为子”;第一信称“从弟子严今将六旬,连得二孙,今抱其一为亡儿之嗣”[11]。由此可见:第一,从弟已将六旬,则顾氏自已年六旬左右或六旬以上。信中还自称“老身尚健”、“桑榆末景”云云,均证两信乃晚年之作。第二,顾氏本有一子而亡,至晚年方立犹子衍生为子;后又以从弟之孙为“亡儿之嗣”,则衍生年纪不大[12],刚读完《毛诗》亦可理解,这与两信乃顾氏晚年之作,并不矛盾。以上情况表明:赞许“先辈”八股文乃顾氏晚年定见,不容置疑。综上四证,可以肯定,顾炎武所谓“败坏人才”云云,仅针对明代后期的科场流弊而言,并无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制之意。如果这一看法不错,则人们常引用顾氏的另一些抨击八股,时文之语,也就不难正确理解:1.《日知录集释》卷十六“经义论策”条:“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这段话是接着上文及原注宋代“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或“窃袭人之语,不求心通者相半”(相当于明代“节抄剽盗”坊刻时文或名士所撰之文),导致不读经史而言的。自与明代前、中期士人能“读书千卷”,所写八股文“无一字无来处”之制无干。故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八引胡燮斋解释顾炎武其所以“痛诋时文”的心理曰:“彼盖疾夫藉圣贤之言为梯荣钓宠之术,转相摹仿,愈趋愈下,遂发此过激之论耳。”2.同上条:“赵鼎言:(王)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这里指的是另一种流弊,即一些科场八股文虽非“节抄剽盗”,但因未读经史,学无根柢,其代圣贤所立之言[13],只能是随意捏造,信口开河,而无经史之依据,此即所谓“杜撰无根之语”。但这种流弊同样有时间限制,因为紧接上文顾氏便出一“原注”说:“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据此,这种“杜撰无根之语”非指明代前、中期的时文或八股文,是很清楚的。3. 《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十八房”条:“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这里的“八股”,切不可误会为泛指明代八股文取士制之八股文。据上下文可知,它仅主要指明代后期万历年间开始,由考官十八房(如《诗》五房、《易》四房等,分阅《五经》试卷)所选定、刻录的八股范文,即程文。这些程文,有的是“主司(考官)所作”,有的是“(中式)士子所作”[14]。它们和前述坊刻时文一起流行,目的原想以此范文指导士人学习,使之写出高水平的八股文来[15]。但结果相反,由于“天下之人惟知此物(程文)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而他书一切不观。……举天下而惟十八房(程文)之读”,导致经史之学,“文武之道,弃如弁髦”[16]。正是针对这一弊病,顾氏发出前举两句感慨。其“八股”与“十八房”,涵义是互补的。意谓十八房所刻“八股(程文)”兴盛,导致人们惟此之读,治国安邦的经史之学反而无人过问了。很显然,这一感慨或抨击,也有着时间限制,而不可能是指向明代前、中期之制的。总之,如何评价明代八股文取士之制,对它究竟应不应该全盘否定,这可以讨论;但举顾炎武“败坏人才”说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根据以上小考证,则似应认为是不符合顾氏原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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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sun1989

在清朝,中央与地方可以认为是以皇帝为核心的皇室,八旗,京都部院是中央,地方则是外省的督抚,驻防将军之类。也可以分为内朝与外朝。乾隆时期,进士秦蕙田说:“设官分职,内外相维,体统相制。”①清代的督抚制度承继明朝,至乾隆朝正式确立完整的地方管理形态。 清朝入关后至清帝退位,清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博弈的两种情况:其一,清政府自立国后到鸦片战争爆发打开国门,这一时期,清政府是集权的,甚至是极权。其是重用汉人还是满人,完全是取决于其政权需要的,是一种主动的让出极小一部分的权利。例如道光时期梅曾亮在《上方尚书》中曾说:“窃念国家炽昌熙洽,无鸡鸣狗吠之警,一百七十年于今,东西南北方制十余万里,手足动静,视中国之头目,大小督抚开府持节之吏,畏惧凛凛,殿陛若咫尺,其等檄下所属吏递相役使,书吏一纸若子孙,非从中复者,虽小吏毫发事,无所奉行,事权之一,纲纪之肃,推校往古无有伦比。”② 其二,19世纪中叶,由于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的尖锐和西方入侵的影响,导致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大爆发,起义席卷大半个中国,时间持续呈现前所未有的长,使清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原有的军事力量――八旗和绿营已腐朽不堪,无力承担维护封建统治的重任。为了平定威胁政权的农民起义,清廷不得不授予各省在籍官员以编练军队和筹饷的大权。从而使中央的部分军权、行政权、财政权用人权转移至地方,从满人移向汉人,形成了汉人地方督抚领导的区域性集政治、经济、司法、军事于一体的格局。这其中权利由中央转移至地方,是一种被动的让权,以稳定统治。如《清史稿》称:“时督、抚权宜行事,用人不拘资格,随时举措,固不能以大计举例绳其后也。”③ 毋庸置疑,清廷的让权是不得已而为之,谁都不会轻易地主动地放下手中的权利,除非已到非常时期,实属无奈。然而,清廷的这一无奈之举,正是加速清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各个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已经不可改变,也反映出皇权已不再威严。随着地方督抚权力的上升,凡遇到中大的事情,如中央的政策性问题以及军国大事,清政府都要援引疆臣的意见,以至于发展为朝廷将重大决策交由地方督抚复奏的成规。如在对待“海防”与“塞防”问题上,也可以认为是湘系与淮系之争。“海防与塞防并重”的国防思想也让左宗棠成为民族英雄。 然而,作为统治者的清朝政府,是绝对不会就这样将权力拱手于人。必然还要再起反击。即进入清朝中央与地方博弈的第二阶段。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政府试图再次确立中央高度集权的军事统治体制,比如:在军事方面,化勇为兵,将勇营体制导入中央集权的军事系统中,同时为了控制各省勇营人数,于1878年下旨命各省淘汰勇营的十分之一。在财政方面,清廷通过摊派,指定协饷京饷等措施,去约束地方财政权利,仍能一定程度地控制地方财政权。在任免人事方面,清廷通过控制各省督抚的任免权及调署权,可随时对督抚的职务予以罢免或调任。 但是即使是这些措施也无法换回着已经注定要被分化权利的局面。其一,中国海关权利的丧失。中央财政的基础来源之一被阻断。从《南京条约》开始,中国的自主关税权被受到制约,直至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时,中国的关税完全被帝国主义所控制了。即使未有地方的分权,清政府也不可能有完整的财政自主权力。 其二,洋务运动的兴起。19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洋务运动从创办军事工业开始。1864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写信给奕:“中国欲自强,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④奕于是上书同治皇帝提出了著名的“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⑤的论断。倡导自强,向西方学习,建立机器制造企业,发展军事。其中首当创立企业的要数地方督抚,如1865升任两江总督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在金陵创办机器局;闽浙总督左宗棠于1866年在福州创办船政局等等。另外随着大批军用企业的创办,地方督抚逐渐认识到资本的重要性,遂提出“求富”的口号,并创办了一系列的民用企业: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天津的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张之洞设立的汉阳铁厂等等。洋务运动在军事和经济上给地方督抚扩大了自主权。 其三,随着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清朝以十几万的陆军去抵抗日本大船坚炮利,只有失败告终,北洋海军也被摧毁。清政府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这给原本势力已经悬殊的倾听中央与地方督抚的关系变得更加突出。甲午战争后期即1895年清廷授予荣禄为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其推荐袁世凯编练新军。企图编练中央控制下的新军以代替地方兵勇,重建中央军事支柱。然而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使得清政府的设想破灭了。《马关条约》的签订,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更让民众反感,已经越发的要推翻这个腐朽的王朝。 随着甲午战败,签条约,要赔巨款的局面。一批进步的维新人士纷纷上书言变法,要求地方自治的呼声也风起云涌。虽然慈禧太后以强硬态度使得变法破产,但要求变法、地方自治的改革之声已经深入民心。 随着庚子国变、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清政府已如惊弓之鸟,箭在弦上。虽然还维持着统治与被统治、服从与被服从的传统中央集权的局面。但是再这一阶段的博弈之中,明显可以看出清朝政府中央已经处于下风,地方分权并未得到遏制,反而加强了。 但是清政府还在做最后的挣扎。从1901年至1912年清帝的退位,清廷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博弈显得更加紊乱,而且这种博弈也显得剧烈与紧张起来。1901年6月21日清室发向十一国宣战的御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并未执行清廷宣战的谕令,反而扣押了这道谕旨。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如两广总督李鸿章致电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⑥各督抚在东南各省公然违抗清政府支持义和团的命令,并联系在上海的盛宣怀与各参战国签订互保协议,称东南互保。于是在清末出现了清朝中央政府对外宣战,而地方督抚却与个参战帝国勾结互保的奇怪局面。不得不说清朝中央政府的威信已经下降到一个很低的层次。 1901年1月29日,在西安避难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可以明显地看出,1901年变法的核心在于剥夺地方督抚的军事、财政等大权,重新恢复以往强盛中央集权的统治。迟到的“新政”开始了。清廷下诏在京内外官吏两个月内提出全面维新的意见,并设立“督办政务处”来筹办新政。两江、湖广总督,刘坤一与张之洞等提出的意见被称之为《江楚会奏三折》成了新政的主要蓝本。这无疑又是地方督抚的意见影响中央政策之大的又一力证。筹措军饷,训练新军,“新军”的编练是“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军权一般被认为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清政府编练“新军”意在裁汰旧绿营兵,以制约各省地方练勇的膨胀,重新掌握军权。同时清政府命令各省巡抚改建各省兵制,并宣布在中央建立“练兵处”以使各省“军制、操法、器械归于一致”。1904年清政府决定改建整个兵制,并把新军建成36镇,归练兵处控制。每镇官兵12500人,总数有45万人,组成常备军,由朝廷统一调动。⑦清政府的这种集中央军权的行为使得个地方督抚强烈反对。首先在编练“新军”的经费上。筹饷是练兵的前提,清政府筹饷的对象变主要是富裕的东南各省。通过筹饷,一方面可以打破地方督抚对财源的垄断,恢复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另一方面,以丰富的财源可以重建中央政府集权的军事支柱。然而情况并不是清政府想像的那么美好,早已对地方控制很深的地方督抚对于清政府的如意算盘也了如指掌。他们或联合或公开发表言论行动抵制中央的筹饷政策。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曾公开宣布地方收支“遽难和平托出,必须稍留余地”。⑧其次在于“划一营制”问题上。地方督抚当然不愿意由自己掌握的兵权轻易地给别人,所以在对待这一问题上,除了袁世凯,他们大多选择的是“沉默不语”。在新政中,清朝政府还设置了财政处,商部来主导全国财政,控制地方财政。设立巡警部,统一管理全国的警政。设立学部,统掌教育事务。所有的一切举动,无不表示着清廷想削弱甚至要收回地方督抚的权利,然而一切也不尽人意。 1906年8月12日,袁世凯奏陈立宪预备。各地积极响应,以著名实业家张謇为最。各项相继设立咨议局,讨论立宪之事宜。9月1日,清政府下诏“预备仿行宪政”。第二日,清政府成立整体改革委员会――编定官制局。这是清末官制改革的开始,同时这也是清廷内部一次权力大博弈,因为这次官制改革的结果是曾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被罢免官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被迫辞去八项差事,湖广总督张之洞被调至京师,实则明升暗降。反而满族贵族势力大增,“虽然清政府不能削弱督抚等高官的地方权力,却成功地增加了中央政府中满族官员的权力。在只任命一位大臣领导政府的每个部之后,在13个高级官员(即军机大臣和各部大臣)之中,有7个满人、5个汉人和一个蒙古旗人。这个蒙古旗人当然是蒙古族,但他是属于满人阵营的。因此中央政府改革的结果是在最高级官员中满人与汉人的比例为八比五。而与以前满人与汉人人数相等的安排相比,清政府在取消种族区别待遇的公平原则下,巧妙地将对中央政府的控制进一步置于满人的手里。”⑨清政府的这种做法使得汉族地方官员心里极度不满。这种情况在1908―1911年更为严重,光绪和慈禧太后先后辞世,三岁的溥仪在他父亲醇亲王摄政辅佐下登基,袁世凯被迫以足疾为由到河南隐退,几个月之后张之洞也随之死去。两位晚清最有权势的地方大臣相继远离甚至永远离开朝野,主政的醇亲王以为可以大张旗鼓的从事改革了。于是皇族内阁应运而生,似乎中央集权又开始了,然而保路运动的开始,以及1911年10月10日,地方起义――武昌首义爆发了,面对澎湃的革命军起义,以醇亲王为首的清室手足无措起来,北洋军阀完全不受中央的控制,节节失败。于是皇室不得不启用在河南“养病”的袁世凯,袁虽为隐退,但暗中控制着他一手建立的北洋新军。袁也不是个容易对付的主,出山可以,得掌有军权并保证有足够的军饷,无奈大势已去的清政府必须答应。 清政府不得不在国家危亡的时刻答应袁的要求,解散皇族内阁,任命其为内阁总理大臣,镇压武昌起义。其实袁也并不是真心要将革命军打败,他一面以武力压迫南方革命,另一方面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革命党人也认为袁世凯是能领导中国的政治领袖。如黄兴给袁的信中写到“明公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难破伦、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载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王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勿坐失。”⑩袁似乎已成了清室的代言人,然而不要忘了,袁是地方督抚的代表。革命党节节败退,武汉三镇已被袁世凯北洋军攻下两镇。为了结束南北对立,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清帝逊位,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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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意思就是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担忧分愁,为天底下的人民幸福出力,表现出作者的远大政治抱负。今天我整理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议论文 作文 供大家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文1

庆历四年春天,滕子京被降职远调到岳州当知州。他没有因为仕途失意而意志消沉。他把岳州治理的井井有条。到第二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于是就重修岳阳楼。范仲淹应他所求,写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在文中,范仲淹表达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伟大政治抱负,希望以此与朋友共勉。这种“先忧后乐”的情怀是令人敬佩的,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大力弘扬的。

从古至今,中华民族就不乏具有“先忧后乐”的伟大情怀的仁人志士。

战国时代,列国纷争,战火连天,老百姓辗转沟壑,水深火热。孟子对此深感忧虑,他提出了“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政治理想,要求统治者与天下人同忧同乐。唐代柳宗元被贬谪到永州当司马,有职无权,心情非常失落。但他同情人民疾苦,写出了《捕蛇者说》,揭露中唐苛征重税的罪恶,希望统治者关心民生。海瑞一生两袖清风,他关心百姓,无论是饥荒还是水灾,都时刻奋战在一线,冲风冒雨,亲劳胼胝。像这些“古仁人”,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僻处江湖,他们担忧的就是百姓,就是国家。

晚清以后的近现代,中国积贫积弱,列强环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孙中山先生要实现世界大同,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统治,实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鲁迅先生忧虑国民精神的衰落,弃医从文,用他笔下的 文章 来唤醒沉睡的国人。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幸福”,几十年出生入死,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革命先辈“以天下为己任”,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为了实现天下人“共同富裕”的理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新时期的领导者,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正确策略,把“科学发展”、“改善民生”放在了重要的位子。他们也正实践者古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政治抱负。

作为这个时代的莘莘学子,我们也应该学习古往今来一切优秀的人物,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抱负,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努力读书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文2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早在宋朝时就已经记录于范仲淹老前辈的《岳阳楼记》中。在天下人忧之前先忧,天下人乐之后而乐。事实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们何尝不想?只不过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太多太多的欣欣向荣、国泰民安,心中的那一抹颤心的感恩渐渐的、渐渐的早已褪去了它原本的颜色。世殊事异,情随事迁,处在现实生说中年少轻狂的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那一份忧国忧民的缠绵愁绪,那一腔慷慨激昂的热血激情,那一颗精忠报国的赤诚之心。自然前人的古训对于我们来说不免有着些许的牵强,而我们也不想背负着民族太过极端的千年期望,去承受理想与现实间不可泯灭的差距,从容不迫地去迎接未来属于我们的那一个个挑战。

物极必反,带给我们的只能是穷途末路。易不因人制宜?化悲观为乐观,以自己的种.种主观意愿去克服重重客观发展。每每心中千沟万壑,立时化为一滩止水。

先天下之忧而乐,后天下之乐而忧。

当遇到挫折时,太多的忧患只能使某些心理承受压力出的人将事情做得更加糟糕,如果我们换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去看待问题,又有谁会知晓你是不是下一个赛翁呢?倘若如此,是否会有另一番境地呢?每当浩劫来临之际,原先忧患成风的人们可能会愈加得沉重,更有甚者,可谓“心理变态”。我们不妨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以诚心去善待身边的一草一木,以缓解沉重的心情。这样做未尝不可呀!

人逢喜事精神爽。是非恩怨,难免会由喜忧参半。当我们遇到兴味之事时,有人便会喜形于色,忘乎所以。古往今来,乐极生悲比比皆是。我们可以在心中暗暗地为自己轻轻地敲一下警钟,可不是警钟长鸣哟!

成不了大事并不是你的错,差之毫厘决不是谬之千里,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另辟蹊径,以独到之处敖于众人之中,大可不必为人所知。做不了范老爷爷那样的人,我们可以做自己,活出自我。

在大悲之前“喜”一下,在大喜之后“忧”一点。正所谓“先天下之忧而乐,后天下之乐而忧。”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文3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的千古名句。意思就是说:“在天下人忧之前先忧,在天下人乐之后再乐。”范仲淹乃一代贤人,能写出此句更显其品德高尚,他能看破世俗,独驾于青云之上。此乃人之极境也。

范仲淹是“进亦忧,退亦忧。”时时忧国忧民而丝毫不为自己着想,从来不“忧”自己。他如果是现代人,一定是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二世”。为共产主义事业奔走,为全国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竭尽全力,定是他的毕生目标。

“然则何时而乐耶?”那他什么时候才快乐呢?忧来忧去,忧得死去活来,忧得肝肠寸断,忧得潸然泪下,视物而叹惋,此种忧愁,乃忧之最高境界,可摧残自己的身体呀。《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两眉弯弯如双月并行,妩媚双眼如星辰闪隐,甜甜小嘴如点点樱桃,秀发飘逸如淡淡微波。如此国色天香之人可惜整日哭哭啼啼,病魔缠身,正似那双月并潜,星日隐耀,樱花悠悠而凋焉。给人之感,乃是怅然若失,可悲可叹矣。忧可伤身,此乃事实,故忧需有度也。

人需忧之后而乐,此乃现代人之公理也。娱乐也是必要的。娱乐可以放松身心,缓解现代人的精神压力,从而提高以后的工作效率,这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

人不是机器,因此不可以不停地工作,否则零件经常出现故障。现代人有很大的精神压力,若不及时娱乐以缓解压力则会被压瘪在果壳之中,永世不得翻身。娱乐并非荒废时间,而是为了以后更好地“忧”(工作)做准备,以提高工作效率,这样工作比忧着工作情况要好得多。

综上所述,余诫仲淹叔曰:“忧而有度也,乐亦有度也,则事皆成矣!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文4

范仲淹应友之邀,在岳阳楼上挥毫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此,这成了为官的准则。

范仲淹先生生活在兵戈四起,战火纷飞的北宋王朝,这注定了他纵然奇才旷世,纵然忧国忧民,也终究免不了被朝廷所抛弃。

北宋的重文轻武使这个脆弱的王朝面临着严重的戎狄外患。国难当前,范先生以书生之躯毅然奔赴战场,弃笔提刀。“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恰似当年的霍去病将军,将敌人拒之于边关之外,以换江山社稷无忧,黎民百姓安康。

边关风沙烈,漠北霜雪寒,但范先生始终认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他和众将士们在这里受的每一分苦,都是为了他们的君王不受外族辱,百姓不受战火之苦。为祖国分忧,这应当是他的骄傲。

然而,“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并非所有的一腔热忱都能换来惺惺相惜,黑暗腐败的朝廷远比边关苦寒可怕。

回朝之后,范先生对存在问题的朝政提出质疑,与朝中一众奸佞斗智斗勇,可命运与君王并未眷顾于他。一次又一次的不低头,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贬谪。被贬的地方越来越偏远,前来送行的官员也越来越少。朝中的黑暗势力一手遮天,已经不是他可以抵抗的了。

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忘记天下的泱泱众生。他的君王可以不要他,但他祖国的人民需要他。

他数年如一日吃着白粥与咸菜,把自己的钱财匀出来资助投奔来的穷苦求学者。他提携了不计其数的后生,救助了不计其数的百姓。就连他辞世的前夕,还忙碌在赈灾的事上。或许他的日子还没有大部分百姓过的好,可却乐在其中。

范先生谥号“文正”,意为立德立功立言者,算是一个安慰吧。他的一生都在为了天下忧愁,为了天下欢乐。不得不说,范仲淹这一生,便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最鲜活的写照。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文5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一文中,抒发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理想。近千年来,这句格言一直影响、 教育 着后人。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担优分愁,为天底下的人民幸福出汗流血。历史上的文天祥在国家危亡之时,置个人生命于不顾,明知凶多吉少,念及“国家至此”,毅然前往和元军谈判;被捕后,几度挣脱敌人魔掌,以期重整旗鼓,收复大宋江山,表现了这种精神;1958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冒着丢官舍命的危险,反映民情,说出真话。他为人民忧,为人民愁,为人民大声疾呼,尽管被罢官,仍然矢志不移,真正做到了忧在百姓前,为人民鞠身弓尽瘁。

国家的利益与个人的私欲这组矛盾,从古到今始终在拷问着每个人的灵魂。“先天下之优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胸怀这种忧乐观的人,理想远大,精神崇高,追求真理,视国家民族的振兴为己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文天祥、彭德怀不正是这样不平凡的人吗?相反,有的人经不起物欲的引诱,享一时之乐,贪一己之利,而置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不顾,鬼迷心窍,灵魂丑恶,行径肮脏,犯下了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罪行。原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为了个人多提取“好处费”,竟然下令压低土地出售价格,使国家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在他眼里、心里,哪有“天下人”的位置?只有他自己!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个人世界观的反映。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必须加强品德修养,陶治自己的情操,向历代民族英雄和志士仁人学习,汲取其精神滋养。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各种诱惑接踵而来。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尤其是领导干部,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时刻记住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并代表着人民,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且慢行乐,切勿忘忧,更不能大肆挥霍,贪污受贿,中饱私囊,为一己之乐,造成百姓之优、国家之优。

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像一口古老的洪钟,常鸣在人们的心间。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文6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我国宋代范仲淹的千古名句。诚然,范仲淹有忠于封建君主思想的局限性,但是在豺狼当道的社会里,能够以天下为重,也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在古代,忧国忧民的英雄人物就不乏其例,像屈原、岳飞、文天祥等等,他们为了国家民族,不惜慷慨捐躯。他们的 事迹 ,将流芳百代,为人们所称颂。

在革命年代里,为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中国,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英雄人物更是数不胜数。李大钊同志,双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革命英勇献身。鲁迅先生的一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敬爱的周总理,为人民披肝沥胆,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革命的征途中,正因为有千千万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英雄人物,革命事业才兴旺发达,历史的车轮才能滚滚向前。

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急需一大批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有 文化 科学知识的专门人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青年人应当担负起历史的重任,为国分忧,为民尽力,用青春的光和热换来祖国的繁荣昌盛、人民的幸福康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在我们青年中,也有少数人只顾个人的安逸享受,不顾国家的前途命运,他们一事当前,先为自己打算,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这些人鼠目寸光,心胸狭窄,连封建时代的范仲淹都不如,更不用说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品质了。在伟大的时代面前,这些人应当感到惭愧和羞耻。

革命在发展,历史在前进,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应当时时刻刻想到国家,想到人民,为共产主义千秋大业而奋斗终生。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文7

古往今来,世事变迁,为国立志,为国捐躯的前辈如滔滔江水般源源不断尽。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是“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陆游;亦或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多少仁人志士心系天下,心怀已任,他们以一颗炽热的报国之心,在国家需要之时,挺身而出,为国奋斗;他们志向坚定,有远大抱负,即使“烈士暮年”,也“壮心不已”。

苏轼,说到这位流芳百世,孺妇皆知的大文人,想必各位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文学作品。而我所要说的,是他的官职生涯,苏东坡从小立志苦读,年少成名,却因在官场上执己见而被一贬再贬。试想,苏东坡本可以在官场上多附和他人,多顺皇上之意,这样也许他就不会被一贬再贬,而是锦衣玉食,无忧无虑;再者,他本也可以在当官时剥削人民,以获取小利,但又为何尽心尽力让百姓的生活过得滋润,过得幸福?显然,是因为他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在官位时,他提出自己最为真切的建议,希望能对国家治理有所帮助;被贬后,他也不会因此而堕落颓靡,而是凭借一种随遇而安的情怀,管理好一方土地。他把百姓、国家的利益高架于个人利益之上,心忧天下,心系国家。正如范仲淹所写的:“居庙堂之高则忧胜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苏东坡也因为对天下、国家无悔的信念而被众人称颂至今。

除了古代,当今社会,拥有责任与担当的人也比比皆是,他们又何尝不是忧国忧民的作文勇士呢?

1999年3月14日,公交司机黄志全在驾驶过程中心脏病突然发作,在生命的最后一分钟,他强忍剧痛,做了三件事:一、把公交车缓缓靠向路边,并用最后的力气拉下了手动刹车闸。二、打开车门,让乘客们安全下车,三、熄灭发动机,以确保人们的安全。他用生命最后一分钟的努力,体现了一个普通司机的责任与担当。如果他当时并无法冷静地处理事情,无法考虑车上人民的安全,也许就不只是他一个人逝世,而是一车人。如果不是他的舍身为人,他的那颗心忧百姓的心,他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担当,又怎能挽回这一车人的生命?不禁想起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而黄志全又怎不是此类为民舍己的勇士!

我们作为立身于现代社会的青年,又应当如何做呢?我们的前辈已经为了祖国奉献了太多,乃至自己的生命,他们所创造的悠久文明,他们所打下的大好河山,岂能毁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天的我们同样也要心存天下,心怀已任,学习前辈们的坚韧不拔,勇于奋斗,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要不断地提升自己,心存忧患意识,为国着想,为民思虑,有一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心。青年的肩上不应只是风花雪月,还肩负着属于自己的那份担当与责任!

心忧天下,乃青年之志;报国心切,待明日之时。新时代的号角已然吹响,我们已然成为新时代好少年,就让我们扛起祖国的大旗,昂首挺胸,不负众望,让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文8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中的一句 名言 ,它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应把大众利益摆在第一位,把个人利益摆在第二位,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忧虑,在天下人快乐之后快乐。

俗话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一个人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大众的利益是分不开的。如果国家衰败,生灵涂炭,那么个人利益又从何谈起呢?只有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安居乐业,个人才有幸福可言。因此,一个人应该有为国家、为大众谋利益的理想,为人民着想,在天下人尚未感到忧虑之前就为之忧虑,直到天下人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才谈自己的个人幸福。优秀的共产党员周文雍和陈铁军,他们生前尽管爱情的种子已经在心中扎根、发芽,但是他们都把它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他们顾不上谈个人的爱情,而是积极地为党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才举行了刑场上的婚礼,把一腔热血洒在黄花岗上。他们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贵品德,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 今天,我们的祖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为了实现“四化”,振兴我们伟大、古老的祖国,让五千年文明发扬光大,我们年轻的一代更应该树立起伟大而崇高的理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四化”而努力奋斗,贡献自己美好青春。在这一伟大的历史时期,绝大多数的青年也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奋斗,谱写着一曲曲壮丽的青春赞歌。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也有那么极少数的青年人,胸无大志,整天只顾自己个人的利益,忙忙碌碌为的是个人的小家庭。他们碌碌无为,虚度年华,有的人甚至为了个人私利走私贩私、盗窃行,成为青年中的败类。我们应向这些人击一猛掌,使他们明白:只有抛弃个人主义,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献给“四化”,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凡华夏子孙怎可无爱国之心?是中华儿女安能无报国之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让我们牢记范仲淹的这一名言,为伟大祖国,为天下大众,为“四化”大业而贡献青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青春史上,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文9

城门向中缓缓闭上,将四起边声、牧马悲歌隔绝于外。可总挡不住这萧条荒凉之意。

雁字南飞,雁归人不归,将范仲淹埋在心底的思乡之情丝丝勾起,到最后这如潮涌的思念终是崩溃决堤。角声悠远,相思长远,泪珠顺着范公的脸颊流下,融进毕生的沧桑。举起浊酒一杯,望千山耸云,孤城紧闭,只叹燕然未勒,仰首痛饮。觥筹交错之际,神情恍惚,似乎又回到了接旨的那个夜

窗外夜色如浓稠的墨砚,深沉的化不开,一位霜染鬓发的老人独坐窗前,眉头微蹙。街上行人匆匆穿梭,谁也未曾料到的雨款款落下,就像毫无准备的他接到陛下派遣他前赴陕西御敌的圣旨一般,始料未及。要知道,他,范仲淹,如今已过知命之年了啊,他已然老了,他不得不承认岁月的残酷,他还有力气在黄沙满天的塞外城楼之上统领战士杀敌御外吗?他还有心力浴战杀敌吗?母亲年迈,相伴度过数十载的妻子灵牌刚立不久,而自己已经悲痛到“酒未到,泪已成”的地步了,割舍得下吗?窗外雨声依旧,灯火阑珊,灯芯冉冉,又像是他忠心报国的热火星星不灭,他当然是可以以年迈体乏,丧妻之痛为由推辞掉的,但为国计、为民生的那颗心,那种情,却压制不住。

雨声渐大,滴落在青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灯光在雨雾中朦胧,但范公的心好似变清晰了。雨滴重重击在屋顶,发出 清明 响亮一声,一声定音!范公依然选了家国,选了百姓,视天下兴亡为己任。风尘仆仆奔赴到延州,与黄沙角声,金戈铁马为伴戍守边关,忠心为国。

酒意渐渐退了,黑夜也涌了上来,羌管悠悠,白霜满地,夜色清凉凝成霜,却寒不了范公为国为民的热忱之心。

延州或许没有了飞舞的黄沙,但永留的是范公那“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忠心。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文10

世界之大,人口之多,事物纷繁复杂,对于幸福的看法就有各种各样的回答。路易十五这个暴君不是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言外之意,就是唯我独尊、及时行乐,哪管人民的悲苦、后代的幸福、他人的快乐。但裴多菲却这样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是裴多菲的幸福观。他把对自由的追求看作是幸福,而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当然,各人对幸福的解释是不同的,但从这些解释中不难归纳出一个道理,不同阶级的人,为不同目标奋斗的人,有不同的幸福观,而且无非是两种:一个是为自己,一个是为人民。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种为人民,也就是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我们这个时代又赋予它新的含义,就是为人民着想,把自己的幸福同人民的幸福连结在一起,为实现人类美好的理想而奋斗。这是一种高尚的幸福观。这和路易十五的唯我独尊、及时行乐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一个是为广大人民以至人类的幸福,一个是为渺小的个人的所谓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种高尚的幸福观。

马克思在中学 毕业 时就具有了这样高尚的幸福观。他说:“我的幸福属于全人类。”他就是以此为目标,为人类的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贡献了一生。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也是以天下为己任,从小就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雄心,他为中国人民鞠躬尽瘁,受到人民的无比爱戴。马克思、周总理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榜样。

在新中国的青年中也有许许多多以人民的幸福作为自己的幸福的人。杜芸芸是一个平凡的女工,生活朴素艰苦,但她把继承的十万元遗产全部交给了国家。有人说她太傻了,现成的福不享。可是她说她把钱交给国家支援“四化”建设,等到“四化”实现了,人民都富裕了,这就是她的幸福。这是多么真挚的话语,表达了她美好的心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她高尚的幸福观。她是真正懂得幸福的人,而那些以为自己不傻的人,想不费吹灰之力得到财富而享清福的人才真正是傻子,是庸人。他们只想到个人的享受,是一种可怜的、唯我的、自私的幸福观。

我也是一个新中国的青年,我应该像杜芸芸那样,把自己的幸福和人民的幸福连结在一起,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人民。

雨果说:“世界上最大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大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大的是人的心灵。”这心灵就是伟大的心灵,它装着人类的幸福。我要有一颗这样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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