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本纪论文知网

刘邦任泗水亭长时，曾押送服劳役的犯人到骊山去，一路上开小差的人不少。于是刘邦干脆把犯人的绳子统统解开，《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可见刘邦并没把什么职衔放在眼里，也没把什么王法放在眼里，更不会因为要保住亭长的差使就什么出格的事都不敢干。只要他认为该干的事，就会去干，没那么多小心眼，也没那么多小算盘。这说明刘邦的豁然大度与性格的豪爽。纵观刘邦手下，真是什么人都有：张良是贵族，陈平是游士，萧何是县吏，韩信是平民，樊哙是狗屠，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彭越是强盗，周勃是吹鼓手，刘邦都能一视同仁，各尽所长，毫不在乎别人说他是杂牌军、草头王。任贤为能的统治才华；悟性极高，善于纳谏的明君刘邦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能够把大批杰出的人才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比如会带兵的韩信，善谋略的张良，会管账的萧何等等。《品三国前传—之汉代风云人物》的作者易中天概括刘邦的用人之道有八大特点：知人善任，不拘一格，招降纳叛，不计前嫌，坦诚相待，用人不疑，论功行赏，暗中控制。刘邦正是运用了这些管理人才的手腕，成就了自己的帝王大业。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刘邦是懂得领导艺术的，具备当领导的素质的。不错，与贵族世家出身的项羽比，刘邦出身贫寒，但要论资质，刘邦确实无愧于领袖的称号，一个领袖人物必须具备的素质他都有，而张良、萧何等人给他出的主意大都是针对现实问题和具体操作性的，谋略和战略性建议都有，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沛公已定关中，项王随后入关，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对沛公先入关心有不悦，便使人去讨好项王，欲以求封。项王大怒，欲攻沛公，项王叔父左尹项伯与留侯张良素善，夜驰沛公军中私见张良，具以实情相告，欲使张良活命。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遂又以实相告知于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这一点就连其后世子孙刘备也与之有非常惊人的相似之处：何其相似乃尔）经张良私下稍一点拨刘邦灵机开窍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因项伯文谕项羽，项羽乃止。一场鸿门兵险就此化解。故刘邦往往是一点就通。这种洞察力、判断力和悟性，简直就是与生俱来的。韩信说他“将将”的才能“此乃天授，非人力也”，这并非完全是在恭维，更不是讽刺。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刘邦最大的优点是“知人”。这里所说的知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尊重人才和善用人才，而是懂得人情人性，既了解人性中的优点，也了解人性中的弱点，这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又能孤立敌人各个击破，终于运天下于股掌之中。得天下，也就是得人，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刘邦很懂这个道理。他似乎天生就会和人打交道。《史记》说他厌恶读书，却天性聪明，胸襟开阔，能采纳最好的谋略，连看门人和最底层的小兵，一见面都能成为老朋友。除因他性格豪爽大度，不拘小节，易与相处外，还因为他懂得一个道理：“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因此他把所有的人都看作宝贵的财富和资源，惟恐其少，不厌其多。刘邦在进入秦都咸阳之后，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不杀子婴，优待俘虏。《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详。”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第二件事是约法三章，废除苛法。 “吾与诸侯约，先入关中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史记.高祖本纪》）第三件事是刘邦自己不受犒赏。《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从刘邦所做的这三件事，可以看出刘邦之所以能够一步一步走向胜利，并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大一统，正因为他头脑清醒，肯虚心纳谏。具有卓越的领导才华。建国之后，摆在刘邦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困难重重，形势复杂多变。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如何安定社会和恢复生产；如何消除来自北方匈奴的侵犯；如何保证刘姓江山能够万世永固。这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是每一个开国皇帝所必须面对的当务之急，尤其是对于一个出身平民的皇帝来说，问题似乎显得更为复杂。刘邦建国后，总结秦亡的教训，而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楚人辩才陆贾是最早向他提出这个建议的。以“无为” 、“宽舒”、“中和”为理论根据，既否定秦朝“用刑太极”的政策，又要求汉初统治者顺其自然，对人民采取少加干扰以及轻徭、薄赋、节俭、缓刑等政策。刘邦以“无为”和“顺守”为宗旨，继承了秦朝的各项基本制度，又进行了某些变革，这就是所谓的“汉承秦制”。刘邦对社会生产经济的恢复发展，归纳起来有八项措施：劳力归农（增加农业劳动人口）、鼓励生育、减轻徭役、薄敛赋税、节约财用、抑制商人、迁徙大姓豪强和安定环境（移民边境）。另外，他和战匈奴，制订和亲政策。刘邦这些措施，对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休养生息的政策意义深远，开了“文景之治”的先河，从而使汉帝国走向了繁荣昌盛。在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建立了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继秦之后的大一统王朝。然而，摆在刘邦面前的现实问题却是困难重重，首先是如何从争霸者转化为统治者；其次是如何处理与那些诸侯、功臣的关系等诸多复杂而又矛盾的问题。显然后者是刘邦最为头痛棘手的事情。和许多历朝历代的开国君主一样。刘邦为巩固刘氏政权，对开国功臣大肆屠杀。刘邦在剪除异姓诸侯王时，首当其冲的就是大功臣韩信。本文仅以韩信被杀事例为证，作以说明。韩信虽无匹夫之勇，却有妇人之仁。在楚汉战争的最后紧要关头，韩信的地位十分的特殊。用项羽的说客武涉话说，是“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史记.淮阴侯列传》）用齐国辩士蒯通的话说，是“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为楚则楚胜”。（《史记.淮阴侯列传》）总之，韩信已成为刘、项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完全可以独立称霸于一方，与刘、项二王三分天下。而韩信没有听进这些话，原因是他根本就不懂得“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功高震主”的道理。如果说，妇人之仁使韩信坐失良机，那么，小人之心则使他铸成大错。韩信杀钟离昧以讨好刘邦，至少犯了三个错误。第一，他卖友求荣，在道德上输了一着。第二，他讨好献媚，说明心中有愧，在心理上也输了一着。第三，主动屈膝，说明自己心虚，在战术上又输了一着。其实现在看来，刘邦收拾韩信等异姓诸侯王功臣，那都是迟早的事情，因为刘邦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刘姓汉家王朝。可以说，刘邦收拾韩信等人，都是一步一步有预谋有计划性的。政治斗争讲究的是“有理、有利、有节”。刘邦深知此理。韩信虽是死于吕后之手，但也是刘邦忍耐已久，暗中允诺的。故当刘邦从平定陈豨叛乱的战场归来，听到韩信被处死的消息后，《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记载其反应是“且喜且怜之”。好一个“且喜且怜”，实在是刘邦真情的写照，也是他对韩信的欣赏与厌恶、怜爱的复杂感情写照。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人格。也不允许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不允许有自己的看法思想，倘有，便是“不臣”，就要剪除。刘邦并非杀人狂，他的诛杀功臣，完全是政治需要，或者说是专制政治的需要。因此，刘邦的一连串屠戮，应该说是专制主义杀了韩信、彭越、臧荼、陈豨、卢绾等人，还差点杀了樊哙。不过是“专制政治必不可免的一项作业”。后人批评刘邦斩杀功臣和异姓王，并非过错。但是忽视了刘邦必须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作出很多妥协：郡县制虽然是秦帝国灭亡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完全废除郡县制，那么只能是回到春秋战国时代，那么汉代的统一就会变得没有意义，国家和社会只会重走老路，汉代将不会是一个统一和稳定的政权，如果施行如同周代的分封制，无论同姓异姓皆封王，虽然可以起到暂时安抚各种政治集团利益的目的，但是无疑埋下一大堆的定时炸弹，内战只是迟早的问题。刘邦的选择其实比较精明，他保留了郡县制，因为他需要郡县制保持全国的统一和中央的权威，同时他也列土封王，但那都是封给自己人，也就是同姓王。刘邦实际上在做着和秦始皇同样的事情，就是一统天下，但是刘邦的手段就要高明的多，他既要考虑到未来政治的走向，又要兼顾时下的政治格局。不能不说刘邦的政治哲学其实已经达到了炉火纯清的境界，这种郡国并行的国家政体，看似非常别扭，实则是中国政治的一大创新，而且一直延续到清末，历时两千多年。当然其中的演化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了。

关于教育学论文800字

当今社会，教育究竟是什么以及该如何定义，这一问题已引起人们广泛思考，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整理的关于教育学论文800字，欢迎阅读。

《试谈汉代家庭教育特点及启发》

[摘要] 千百年来，家庭教育问题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在不同的时代，家庭教育的内容和侧重点各不相同。就汉代家庭教育而言，侧重强调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家庭成员均注重自己的品德修养，以及相互间的积极影响，与后世“棍棒之下出孝子”的家庭教育理念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也反映出汉代家庭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关键词] 汉代；家庭教育；品德修养

自古以来，家庭是社会构成的最基本单位，它既是个人生存的重要依托，也是社会构成中的重要元素。所以，无数健康和谐的家庭就会构成和谐的社会，而良好的家庭教育则是和谐家庭的重要保证。因此，千百年来，人们对家庭教育的重视是一贯的。但是，过去许多人认为，家庭教育是指家长对儿女的教育，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虽然不同时代的家庭教育存在不同的特点和侧重，但家庭教育的共性则是，不仅父母教育子女，夫妻之间还存在期待和劝勉，兄弟姐妹之间存在表率和示范，晚辈对长辈的规谏和交流等均属于家庭教育的内容。[1]也就是说，家庭教育不仅包括家长对孩子学业、技能等方面的教育，更包括道德层面的修养教育，以及相互间的影响等。在以两汉时期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家庭教育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通过对这一时期家庭教育的特点进行一番梳理和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两汉时期的家庭教育内容对今天的家庭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扑责不是家长对孩子进行教育的特权

所谓扑责，是指杖责或鞭笞。千百年来，“棍棒之下出孝子”是众多家长教育孩子时最直接有效的理念和方式，甚至被奉为家庭教育中的真理。正如《史记律书》所云：“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其实，整个两汉时代，家长对儿女进行教育时很少采取杖责或鞭笞的方式。据我们统计，整个前四史中，“杖”字仅仅出现308次，与之搭配成的名词或术语只有“授几杖”“衰杖”“法杖”或“鼓杖”等，而且这些词汇或术语大多不属于家长教育范畴，其中家长用杖责方式对儿女进行教育的方式仅有3例。一是《汉书陈万年子咸列传》载，陈万年因儿子陈咸不听话而举杖责打，“万年大怒，欲杖之”。二是《后汉书刘平传》所载，薛包的后母厌恶自己，责其分家独自生活，薛包不愿意。“包日夜号泣，不能去，至被欧杖”。三是《汉书崔烈传》所载，崔烈花钱买官后，因儿子抨击其行为属铜臭之举故而恼之，而“举杖击之”。上述仅有的三例属于家庭教育中的特殊情况，并不是家长对儿女的常态教育行为。不仅如此，有时候儿女犯了错，家长恼怒自己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反而要杖责自己。据《后汉书淳于恭传》载，“后崇卒，恭养孤幼，教诲学问，有不如法，辄反用杖自棰，以感悟之，儿惭而改过。”该句话的意思是：叔父淳于恭在教育不听话的侄子时，不但没有杖责侄子，反而要杖责自己的失职，结果使侄子大为感动，使其羞愧而自觉改过自新。从总体上来说，两汉时期，家长以杖责方式教育儿女的方式比较少见。相反，我们发现，杖责行为出现比较频繁的记载多见于皇帝、官员对臣子或下属的责打。从心理惯性的角度来说，这些情况体现了皇权的优越性，而家长很少扑责儿女则体现了家长爱护儿女的天性。同时说明，在家庭教育中也基本上不存在后世所谓的“家庭暴力”。

二、家庭成员注重品德教育和相互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家风”或“门风”是家庭成员在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生活模式。在日常生活中形成良好的“家风”或“门风”是所有家长的共同心愿。但良好“家风”和“门风”的形成取决于所有家庭成员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而且要通过所有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潜移默化之中形成所谓的好家风或好门风。两汉时期的个体家庭教育已经开始注意家庭成员的道德修养，强调相互影响的重要性。首先，家长自觉注意道德修养，并影响儿女。在汉代个体家庭教育中，父母并不是单纯对子女进行说教，而是注重自身修养对儿女起到的表率作用。正所谓，“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凌，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2]具体来说，两汉时期，家长的品德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求儿女“近有德”、尚节俭，注意心灵美的陶冶。据《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刘邦临终写《手敕太子》，反省自己年青时认为读书无益的错误，告诫太子刘盈要勤奋学习，对开国元勋“萧、曹、张、陈诸公侯”要以礼相待。据《后汉书郑玄传》载，东汉郑玄以书信的方式教诫儿子郑益恩时，要求他“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蔡邕作《女诫》篇教育女儿：“……夫面之不饰，愚者谓之丑；心之不修，贤者谓之恶。愚者谓之丑，犹可；贤者谓之恶，将何容焉？”蔡邕要求她不仅要注意日常的梳理打扮，更不可忽视心灵道德的修饰。第二，父母坚持道德准则，为儿女作表率。据《后汉书张湛传》载，张湛“矜严好礼，动止有则”。张湛严于律己，不但做好妻子儿女的表率，即使对待乡党，也是“详言正色”。被周边地区的士大夫奉为楷模，“三辅以为仪表”。《汉书王陵传》亦载，王陵与刘邦有故交，秦末分别起兵，后王陵归顺刘邦，项羽为了逼迫王陵投降于己，于是把王陵的母亲抓住作为人质，“欲以招陵”，但王陵的母亲悄悄对汉使说：“愿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勿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上述事例中的父母均身体力行，以“好礼”“忠”“义”等良好的道德准则，在精神上给予儿女们极大的教育和表率。其次，儿女以良好的品德影响父母。与父母重视儿女品德教育相映成辉的是，儿女也可以用自己良好的品行来感化或影响父母。

据《后汉书乐羊子妻》载，有一天，别人家的鸡跑到乐羊子家，婆婆据为己有，并“盗杀而食之”，乐羊子妻载饭桌上“对鸡不餐而泣”，且曰“自伤居贫，使食有它肉”。意思就是说，都怨自己不能干，让家里这么穷，否则，就不会让餐桌上出现别人家的鸡了。婆婆听后甚为惭愧，“竟弃之”。《三国志吴书全琮传》亦载，父亲全柔“尝使琮賫米数千斛到吴，有所交易。”儿子全琮竟然“皆散用，空船而还”。父亲大怒，全琮解释说：“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悬之患，故便赈赡。不及启报。”意思是说，我们要买的东西并不是很着急，而如今连士大夫们都没米吃了，救人性命乃头等大事，所以，我就把米救济给缺米的人了。最终全柔对儿子的行为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认为全琮很有出息。上引事例中的乐羊子妻和全琮，分别以高尚的品行和急人所难的大义之举，分别影响了自己的婆婆和父亲。这种事例无论是在汉代，还是在今天的家庭教育中，其意义尤为突出。第三，晚辈对长辈可以规谏。两汉时期，晚辈对长辈的规谏也应该属于家庭教育的范畴。而且这种规谏文献中是经常见到的。据《后汉书杨厚传》载，“厚母初与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岁，思令和亲，乃托言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惧然改意，恩养加笃。博后至光禄大夫。”杨厚对母亲不能善待异母兄长杨博的行为不以为然，用绝食的方式进行抗议，终使母亲幡然改悟。同时代的典籍中也对晚辈的规谏持赞同，甚至鼓励的态度。《孝经》云：“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所以，有人认为，谏诤是善意的，作为臣属、子女，能够在君主、父母有不义行为时，不是听之任之，而能够以谏诤的形式加以劝阻，使他们往好的父母发展，这就维护了个人、家庭的利益。而且，谏诤对愚忠、愚孝有一定的抵制作用，具有一定的民主性[3]。所以，谏诤不仅在国家治理中，而且在家庭事务和家庭教育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从总体上来说，两汉时期，品德修养是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如果父母能够严于律己，就可以为儿女做好表率，就可以树立良好的家风和门风，反过来，儿女们具有良好的品德也可以给父母带来积极的影响。上升到国家、社会的高度，德政和德教是汉代士人的理想追求，也是他们对统治者斗争的武器[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代的家庭教育对推动社会的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

三、家长重视子女的学业教育，家学盛行

两汉时期，修习经学的风气较为流行，尤其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念被统治者认可之后，很多儒生通过修习经学得到察举、征辟，一跃成为公卿，从而提高了家庭声誉和门庭地位。正如《汉书儒林传》所载，“自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并封侯，天下学士糜然乡风矣”。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兴家”的理念迅速流行起来。而且，专门从事教授的人也迅速增多，其中有一部分教授之人侧重于对子女或族人的传道授业。我们这里所说的授业角色，主要是指家庭（或家族）内部成员。在封建时代，父辈是家庭或家族之长，他们担任着家庭教育的主要角色[5]。汉代典籍中，有关家传学业的记载比较多。如《汉书刘向子刘歆传》载，“刘向三子皆好学：长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赐，九卿丞；少子刘歆，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汉书王吉子骏传》载，王吉与儿子王骏，“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骏以孝廉为郎。左曹陈咸荐骏贤父子，经明行修，宜显以厉俗。”《后汉书耿弇传》载，耿弇父耿况“学《老子》于安丘先生”“弇少好学，习父业。”从上引事例和文献所载我们发现，两汉时代，很多家庭中的授业学习大多是儿女受长辈的.影响而自觉学习，并不是因家长的强迫而学习。同时，到东汉时期，很多家庭的儿女自觉继承并发扬了父辈的学业，也就是所谓的子传父业。据统计，《后汉书》中有关子传父业且影响较大的记录就达近二十条。正如吕思勉先生所云：“谓汉世百家之学皆衰非。”[6]这应该是对汉代家学教育发展情况最中肯的评价。汉代教育执行的是“通经致用”的原则，昭帝、宣帝时期，治经儒生更多地以经术参与到政治活动和政权建设之中，经学在施政过程中的作用大大增强。家长鼓励子女研习经典与汉代的选官制度存在很大关系。客观来说，家长鼓励子女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走上仕途，进而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在任何时代均具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在汉代家庭教育中，单纯就学业教育而言，家长对对子女的规划和管理是得当的，对后世的家庭教育也产生巨大影响。

四、汉代家庭教育的特点对当前家庭教育的启示

汉代家庭教育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是那个时代社会现实的产物。这一产物虽然产生在两千多年以前，但其本身所具有的积极因素，对促进当时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即使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积极因素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现代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

首先，就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权力而言。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父母（尤其是父亲）是家庭的主宰，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儿女必须无条件执行父母的决定，否则就是家法伺候，“棍棒之下出孝子”就是最好的诠释，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或多或少地存在。其实，汉代家庭教育中，强调更多的是父母的义务和责任，而权力是次要的。也就是说，对儿女的品德修养、学业，乃至择业、择偶等方面，父母均有权参与，但都不是强行做主。相对而言，在各方面高度发展的今天，很多家庭中父母的“霸权”仍然顽固存在着，他们肆意干涉着孩子的方方面面，从小学择校，到读大学专业的选取，甚至在配偶的选择等，时时处处闪现着父母的干涉和权力，从而引起儿女的逆反和反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家庭教育与管理中，有些父母的思想和认识远远落后于汉代的家长，这也是现代家庭教育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二，在儿女的教育与择业方面。两千多年以来，“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一直深入人心。随着汉代“经学”兴盛，尤其在设立“五经博士”之后，家庭生活中，父母非常希望儿女“通经致仕”，但父母更多地是为儿女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教育环境。他们虽然很希望自己的儿女通过修习“经学”而走上仕途，但一般不会强迫。也就是说，年轻人是否通过修习经学而走上仕途，往往取决于自己的爱好或志愿，而不是父母的决策，更不是迫于父母的高压。即使在一些经学大师的家庭教育中，父母也是对儿女进行引导，而不是强迫。汉代个体家庭中，父亲是儒生或官员，而儿女从事其他职业的情况是常见的。这种家庭教育中的“民主”不但保证了家庭的稳定与和谐，也可以让年轻人更容易发挥自己的特长和爱好。所以，这种情况对现代家庭教育的启示应该更具有实际意义。

第三，在儿女的品德修养与熏陶方面。汉代家庭教育中，在品德修养方面最明显的特点是父母的表率作用与相互影响。汉代父母并不是单纯对儿女进行说教，而是更强调家长自身品德修养的表率作用。也就是说，家长一方面要求儿女“近有德”、尚节俭，注意心灵美的陶冶，同时，父母的言行非常注重坚持道德准则，为儿女树立好榜样。与父母重视对儿女进行品德修养教育相映成辉的是，儿女也可以用自己良好的品德或行为来感化或影响父母的不当之处。有时，儿女还可以用劝谏或交流的方式来影响父母。上述这种情况则是现代家庭教育理念中“言教不如身教”的最好证据。现代家庭教育中，对孩子的品德修养教育方面，很多家长停留在“言教”层面，而且不少父母没有起到表率作用，其教育效果可想而知。虽然我们不能强调每个家长都要去读一下汉代典籍，但其中的一些典型事例，其借鉴价值是很高的。从总体上来说，汉代家庭教育所呈现出的特点虽然有时代的因素，但其普遍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两汉时期，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理念对中下层个体家庭产生了重要影响。反映在家庭教育事务中，家长虽然具有较高的权威，但在对儿女进行教育时，十分强调家长的表率和示范作用。同时，所有家庭成员注重加强品德修养，并相互产生积极影响是当时家庭教育方式的主流。过去，有学者认为，“家长握有儿女的教育权、择业权。家长不但有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主观意向教育子女的权力，还有权为子女选择教师，为子女择业定向，而不考虑子女个人的需要和意愿。”[7]这种观点应该是针对后世的家庭教育而言的，套用到汉代是不恰当的。因为，两汉时期，在家庭事务中，家长的绝对权威尚未完全确立，更多强调的是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加之特定的历史环境，在当时的家庭教育中还存在不少“民主”的成分。这些“民主”的成分，对现代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范喜茹.两汉家庭教育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5-13.

[2]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第一.治家[M].北京:中华书局,2010:40.

[3]梅良勇,张方玉.《孝经》的家庭伦理思想研究[J].学海,2000(5):116-120.

[4]王洲明.汉代散文风格与汉代经学的关系[J].泰安师专学报,1999(5):28-29.

[5]曹建平.魏晋南北朝家庭教育钩稽[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8(2):104-106.

[6]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686.

[7]王玉波.中国古代的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36.

《高祖本纪》出自《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作者为西汉时期的史学家司马迁。本文记述了汉高祖刘邦从布衣到皇帝的传奇一生。刘邦，汉朝开国皇帝，庙号太祖，谥号为高皇帝，所以史称太祖高皇帝、汉高祖或汉高帝。他对汉民族的统一、中国的统一强大，汉文化的保护发扬有决定性的贡献。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酒阑，吕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季箕帚妾。”酒罢，吕媪怒吕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吕公曰：“此非儿女子所知也。”卒与刘季。吕公女乃吕后也，生孝惠帝、鲁元公主。

匈奴是一个经常出现在秦汉时期 历史 典籍中的势力，匈奴是如何兴起的？与之前的戎和胡有什么关系？与之后的乌桓鲜卑等又有何联系？匈奴是如何消亡的？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了《匈奴全传》系列的创作，希望通过创作一系列的文章，来讲清上述问题，也希望能供各位朋友一观。

由于正史（《史记》和《汉书》）对匈奴的起源记载比较含糊，因此，我在写本文时参考了一些正式发表的期刊学术论文，所以本文参考的资料来源有两类：

第一类：正史类

1.《史记》的《匈奴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蒙恬列传》、《高祖本纪》和《韩信卢绾列传》。

2.《汉书》的《匈奴传上》。

第二类：学术论文类

1.王兴峰，论汉代匈奴的南迁及其治理方式。

2.王永安，试论匈奴民族起源及强盛之道。

3.安英，苏明明，论匈奴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

4.杨泽宇，人类学家的史学情怀——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对匈奴族研究的学术贡献。

5.李焕青，张宇，李月新，匈奴名号考。

6.王翔宇，中西史籍的匈奴记载差异比较。

（一）匈奴起源说法的汇总——正史

参考了上述资料后，发现匈奴的起源并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说法。

《史记》只提了一句：“ 匈奴的祖先是夏朝王族的后裔，名字叫淳维。 ”

写完这句话后，《史记》就没有再介绍匈奴，转而开始介绍自夏朝开始，华夏北方和西方的游牧群体（比如戎、狄、翟、胡等）与中原各诸侯的交集，因为这些记载不一定都是关于匈奴的（例如，夏朝衰败后，周朝始祖公刘及后来的古公亶父与戎狄的记录、申侯联合西戎灭西周、齐桓公助燕伐北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等等），所以不一一展开介绍了。

（二）匈奴起源说法的汇总——学者

专业的学术界对匈奴的起源存在争论，并没有明确的说法。有

学者总结了近代学者王国维、梁启超、张其昀、缪凤林、宋文炳、吕思勉和王桐龄等人的观点，虽然这些人的观点也存在很大差异，但其中有一条观点我本人比较认可，即王国维、梁启超和吕思勉等人提出的：

匈奴夏、商、周三代之时西北“鬼方”之遗种。

他们认为古文献中记载的“荤粥、猃狁、獯粥”等皆是在不同 历史 时期“他族”对“匈奴”的特定称谓。

匈奴起源问题足可以写成专业的学术论文了，这里不再讨论，感兴趣的可以自己查阅相关文献。

匈奴的起源虽然不可证，但匈奴的兴起却是共识。《匈奴列传》中关于匈奴的兴起是从介绍冒顿单于弑父篡位开始的，实际上，《史记》的其他记载，也有关于匈奴的介绍。为了更全面地介绍，下面先介绍匈奴冒顿单于弑父篡位前的匈奴与中原的交集。

（一）记载一：赵国名将李牧与匈奴的战斗

李牧是战国七雄之赵国的良将，关于李牧的记载出现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我在写赵国灭亡的那篇文章时写过李牧的详细记载，这里只介绍李牧与匈奴的作战记载。

从整个中原文明这个大范围来看，战国七雄的秦国、赵国和燕国都担负着抵御夷狄侵扰的责任。

战国后期，匈奴开始逐渐发展起来，赵国北边是匈奴和林胡等势力的地盘，当时的赵国不但要和秦国作战，还需防备来自匈奴的侵扰。

李牧作为赵国的良将，被派往赵国北部的代地雁门等边境戍边，主要是防备匈奴（常居代雁门，备匈奴）。

李牧为了一战就把匈奴打怕，作了很多准备，主要有：

第一，李牧将边境的赋税收入全部收归自己的幕府，用来供给赵国军队的日常开销。

第二，李牧经常带领士兵练习骑射技术。

第三，李牧建立了一整套防备系统，包括充分利用烽火台，派出很多间谍监视匈奴、打探敌情。

第四，优待守边士兵。

第五，李牧规定：如果匈奴入侵，要迅速集合士兵，退守营垒，不准出战，有敢擅自抓取匈奴做俘虏者斩。

在李牧建立的防备制度下，虽然每次匈奴入侵时，赵军都退守营垒，不和匈奴作战，而实际上，赵国却并没有什么损失，也没有人员伤亡。反而让匈奴人认为李牧胆小怕事，甚至连赵国守边的士兵们也觉得李牧胆怯。

时间久了，大家都开始质疑李牧，赵王派人来责备李牧，但是，李牧却继续按照上述制度守备边境。后来，赵王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召回了李牧，派其他人来做边境主将。

在新任边关主将的领导下，匈奴每次入侵赵国时，赵国士兵总是出兵迎战。但赵国士兵每次出战都会有损失，甚至多次被匈奴打败。更糟糕的是，赵国边境的损失也越来越大，赵国边境的居民不敢再放牧牲畜，已经无法开展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赵王只好再次启用李牧，李牧坚持要求赵王同意他继续采取以前的战略守边才答应复出。赵王也只好答应。

李牧重新回到边境后，还是采取他以前的战略守备边境。匈奴虽然还是频繁来入侵，但始终捞不到任何油水，但也始终认为李牧胆怯。

李牧觉得时机成熟后，挑选战车一千三百乘、良马一万三千匹、精锐勇猛之士五万名、擅长射箭的士兵十万名，日夜训练，积极备战。

大战前，李牧让赵国边境的老百姓随便放牧，任意驱赶牲畜，放牧之人和牲畜漫山遍野。

匈奴人看到漫山遍野的牲畜，口水都流到胸前了，他们派出小股部队试探，，李牧却命令赵军假装逃跑，还故意将几千人丢给匈奴。匈奴单于听说后，马上出动大军来抢牲畜并顺便入侵赵国。

李牧率军与匈奴主力大战，破杀匈奴骑兵十几万，匈奴被打得再也不敢来赵国边境作乱。

（二）记载二：秦始皇派蒙恬伐匈奴

我之前写的关于秦朝的文章也介绍过，秦始皇在一次出巡时，燕人卢生献上他抄录的所谓仙书，仙书上面写着：亡秦者胡也。

秦始皇看到这几个字后，非常生气，派遣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向北攻击胡。蒙恬攻击的胡，在《蒙恬列传》里就被记载为匈奴。

蒙恬率军一直打到黄河最北边，攻取整个河套地区，然后开始修筑长城，蒙恬在北方驻守了十余年，威震匈奴。《史记》原文：是时蒙恬威振匈奴。

结合《匈奴列传》，这一时期匈奴的首领是冒顿单于的老爹——头曼单于，因为《匈奴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就在蒙恬驻守北边的这一时期，东胡势力强盛，月氏也开始兴盛。而匈奴的头曼单于打不过秦朝军队，就开始向北迁徙。

直到后来，秦二世即位，在赵高的阴谋下，蒙恬被处死，同时，中原大乱，没有任何势力可以压制匈奴，所以，匈奴开始反扑，逐渐吞并了河套地区，与中原的边塞接壤。

（一）匈奴的废长立幼隐患

废长立幼带来的隐患和灾祸并不是中原君主的特例，对于匈奴也适用。

匈奴头曼单于的太子叫冒顿，但后来头曼单于宠爱的阏氏（相当于妃子）生下了一个小儿子，头曼单于想废掉冒顿而立小儿子为太子，就把冒顿派到月氏国去当人质。

当冒顿到了月氏后，父亲头曼单于却加紧攻击月氏国，这显然是想借刀杀人。冒顿害怕被杀，就偷了月氏的良马逃回了匈奴。

头曼单于却因此而认为冒顿勇猛，反而给了冒顿一万士兵让他统领。这就是找死了，先要杀，再给兵，还把人家冒顿的未来太子之路给堵死了（头曼单于要立小儿子），作为君主，这真是找死。

（二）冒顿弑父篡位

果然，冒顿有了父亲头曼单于给的一万士兵之后，就开始了自己的报复计划。

冒顿制造了会发出声响的箭，也就是鸣镝，以此来训练自己的一万士兵。他命令士兵：凡是我的鸣镝所射之处，你们必须也射过去，如果不射，就斩首。

约定完毕，冒顿出去打猎时，用鸣镝射鸟兽，不射响箭所射之处的士兵被立刻杀死。冒顿又用鸣镝射自己的好马，有的士兵不敢射，冒顿就立即杀死了不敢射的人。不久之后，冒顿又用鸣镝射自己宠爱的妻子，有的士兵非常害怕不敢射，冒顿再次杀死不敢射的士兵。

后来，冒顿出去打猎，用鸣镝射了父亲头曼单于的好马，士兵们都跟着射了这匹好马，冒顿得意地笑了。

冒顿跟着父亲头曼单于去打猎，用鸣镝射向头曼单于，士兵们也都跟着射向了头曼单于。头曼单于被射成刺猬而死，冒顿然后马上杀死继母和弟弟，还有那些不服从自己的大臣，自立为单于。

（三）示弱的冒顿单于

前面提过，当时，东胡强盛。所以，当东胡听说冒顿杀死父亲自立为单于时，就派使者对冒顿单于说：想要得到头曼的千里马。

冒顿单于问大臣们怎么办，大臣们都说：千里马是匈奴的宝马，不能给东胡。

冒顿单于却说：和人家做邻居何必吝惜一匹马呢？就下令把千里马送给了东胡。

不久之后，东胡以为冒顿单于胆怯，就来向冒顿单于索要阏氏（妃子）。冒顿单于再次询问大臣，大臣们表示愤怒，并想攻击东胡。但冒顿单于还是把自己最宠爱的阏氏送给了东胡。

（四）统一北方

东胡王被惯得越来越骄横，开始向西侵犯匈奴。

东胡与匈奴中间有一片方圆一千多里没人居住的土地，双方各自在这片地区的两边修建土堡岗哨。

东胡派使者对冒顿说：匈奴和东胡间的土堡岗哨外面的空地，匈奴不能去，我们要占领那里。

冒顿问大臣们怎么办，大臣们有人说：这是废弃的空地，给他们也行，不给他们也行。

冒顿非常生气地说：土地是国家的根本，不可以送人。所有说可以给土地的大臣被全部斩首。

带着匈奴对东胡历次积攒的愤怒，冒顿下令全军出击攻击东胡，后退者斩。

匈奴大军向东攻打东胡，东胡轻视冒顿，没有防备。很快匈奴大败东胡军队，并且杀死了东胡王，掠走了东胡的人口和牲畜（有一部分东胡人逃到了乌桓山，成为了后来三国时期兴起的乌桓）。

灭掉东胡以后，冒顿向西驱逐了月氏，向南吞并了楼烦国和白羊河南王的领地。然后，趁中原大乱，匈奴全部占据了之前被秦朝蒙恬所占的匈奴故地，匈奴与汉朝以原来河套以南的要塞作为边界，占据了整个北方地区。

这时的中原地区正是刘邦和项羽楚汉争霸时期，中原地区被战争所拖累，因此冒顿单于得以自强，势力迅速扩张，拥有装备弓箭的士兵达到了三十多万。

后来，匈奴又向北进军，逐渐征服了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部族。

至此，匈奴的贵族和大臣都认为冒顿单于贤能是个好领导，而在冒顿单于的努力下，匈奴建立了 历史 上第一个统一北方草原等广大区域的强大势力。

（一）知己知彼：匈奴的官职与制度

知己知彼是双方交战必须做的，中原地区在此之前一直是高高在上的存在，匈奴的崛起给了中原文明巨大的冲击。

随着匈奴的势力迅速扩张，中原地区对匈奴的了解也慢慢多了起来，根据司马迁的说法，正是由于匈奴和中原的较量，才使中原逐渐了解匈奴。

司马迁将当时匈奴的主要官职和制度收入了《匈奴列传》记录了下来：

1.匈奴的官职

匈奴的官职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称贤者为“屠耆”，所以通常任命太子为左屠耆王。

从左右贤王以下到当户，大的拥有一万名骑兵，小的拥有几千名骑兵，共有二十四位长官，取名为“万骑”。众大臣都是世袭的官员。

官职中带有左的（例如，左贤王等）官员，基本上居住在东方，最东方与秽貉、朝鲜接壤。而官职中带有右方的官员，则居住在西方，最西方与月氏、氐、羌接壤。他们都有各自的领地，追逐水草而迁徙。

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地位最高，左右骨都侯辅佐单于处理政务。二十四位长官也各自设置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类的官职。

而作为匈奴的总头领，单于有属于自己的地盘，这个地盘叫作“王庭”，单于的王庭自然是水草肥美、土地相对富饶的地方了，当时冒顿单于的王庭就很大，他的王庭一直延伸到汉朝的代地和云中郡等地。

2.匈奴的制度

匈奴是游牧集群，其主要制度与中原差异很大。

（1）聚会制

每年正月，匈奴的大小官长在单于王庭小规模聚会，举行春季祭祀。

五月，匈奴在茏城大规模聚会，祭祀祖先、天地、鬼神。

秋天，马匹肥壮，在蹛林大规模聚会，计算核对人口和牲畜的数目。

（2）法令

匈奴的法令规定：

有伤人意图者，只有将刀剑拔出一尺就要被处死；

盗窃者没收全部家产；

犯小罪的施加碾压处罚，犯大罪的处死；

因罪关押时间不超过十天，全国的囚犯只有几个人。

（3）风俗

单于每天的任务：早晨走出营地，祭拜初升的太阳，傍晚时祭拜月亮。

座次：位高年长的坐在左边而且面朝北方。

重视带戊、己等地支纪事的日子。

送葬用棺椁、金银、衣裘装殓，没有坟墓，不穿丧服。也有殉葬习俗，单于的近臣、侍妾殉葬，有时多达上千人。

（4）作战

起兵征伐前要观测月亮和星星，月亮是圆的就发动进攻，月亮有亏缺就撤退。

匈奴擅长用少量士兵为诱饵来发动袭击。

战斗中斩杀或俘虏敌人就赏赐一壶酒，得到的战利品归个人所有，抢来的人可以做奴隶，因此匈奴作战时都很有动力，但当匈奴士兵作战不利，就会像云消散一样土崩瓦解。

战斗之后能把死者运载回来的人，就能将死者的全部家产归为己有。

（二）匈奴与汉朝藩王——韩王信

刘邦建立汉朝不久，北方面临匈奴的威胁，最明显的就是北方的代地直面冒顿单于的王庭（冒顿单于的王庭南至代地）。

被封为韩王的韩国旧公族韩信（不是汉初三杰的那位韩信，为区别以下都叫“韩王信”），由于刘邦担心韩王信材武且封地属于中原要冲，因此，刘邦把韩王信的封地改为太原以北，顺便让韩王信去北边防守匈奴。

韩王信最初想防备匈、守卫边境，但当时汉初初立，国力空虚，正处于休 养生 息状态，而刚被冒顿单于统一北方的匈奴却异常强盛。所以，韩王信的都城马邑很快就被冒顿单于包围。

为了保住自己的势力，韩王信频繁派出使者去向冒顿单于求和。而皇上刘邦并没有忘记抵御匈奴，他在征调军队后马上派人来增援韩王信。

但是，因为韩王信频繁向冒顿单于求和，刘邦怀疑韩王信与匈奴勾结，谋反之心已显，就派人去责备韩王信。

韩王信害怕，就直接投降了匈奴，匈奴联合韩王信的军队，顺势带兵向南越过句注山，攻打太原，来到晋阳城下。

（三）白登之围

刘邦亲自带兵前去对抗匈奴。但当时正赶上冬季，天寒地冻，又天降大雪，汉军士兵被冻掉手指竟然达到了十之二三，也就是说每十名士兵，就有两三人冻掉了手指。

匈奴这边，冒顿单于假装战败，向北逃跑，引诱汉朝军队向北追击。

汉军在追击冒顿单于的过程中，冒顿单于故意命令精锐部队隐藏起来，只向汉军展示老弱残兵，上当的汉军全军追击，汉军共计三十二万人，而且大多数是步兵。

刘邦带着先头部队率先赶到平城，但由于速度太快，汉军的步兵主力并没有完全抵达平城。

冒顿单于马上派出精锐骑兵四十万，把刘邦包围在白登山。这一围，就围了七天。

被围的汉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逐渐陷入绝地。

另外，汉军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住了：匈奴的骑兵部队军容雄壮，城西骑兵全是白马，城东骑兵全是青马，城北骑兵全是黑马，城南骑兵全是红马。

刘邦采用陈平之计，派人去向冒顿单于的阏氏（妃子）送厚礼并说：中原女子角色，单于如果侵入中原，阏氏肯定失宠。

嫉妒的阏氏就冒顿单于吹枕边风，说：两个君主不应该相互围困攻击，匈奴即使得到汉朝的土地，最终却不能居住。况且汉朝皇帝也有神灵保佑，请单于慎重。

实际上，以冒顿单于的雄才大略怎么可能听信妃子的话就撤兵呢？完全不可能。

真正的原因应该是时局：韩王信投降匈奴后，韩王信的部将王黄和赵利正在赵地，他们和冒顿单于约定了出兵攻击汉军的时间，但是王黄和赵利并没有如约而至，这让冒顿单于产生了怀疑，他怀疑王黄和赵利以及汉军有阴谋，于是就顺利成章的采纳了阏氏的建议。

决定不赶尽杀绝的冒顿单于还是要面子的，很显然他不可能听老婆一句话，就主动撤兵。冒顿单于命令打开包围圈的一角，给刘邦留了一条出路。

刘邦带着汉军从打开的这一角冲出了包围圈，并且很快就和汉军步兵主力会合。这样，冒顿单于撤兵也有了借口，鉴于汉军主力已到，匈奴撤兵，刘邦也知趣的撤兵回朝。

（四）汉朝叛将（最早汉奸）和陈豨的反叛

白登之围之后，韩王信成为匈奴的将军，与部将赵利、王黄等人多次侵扰辱掠汉朝的代郡和云中郡。

为此，刘邦派陈豨来到代地防备匈奴这边的汉朝叛将。但是，陈豨这个人太张扬，出入声势浩大，有人向刘邦进言，说陈豨恐以后会反。

刘邦让人去追查代地的一些官员，以至于牵连到了陈豨，陈豨害怕，就决定反叛。

陈豨暗中联络韩王信的部将王黄和曼丘臣，准备反叛事宜。不久，陈豨就联络王黄等投降匈奴的汉将反叛了，陈豨自立为代王，和韩王信等叛将一起谋划，经常攻略赵地和代地。

刘邦派樊哙来平叛，樊哙重新收复了代、雁门、云中等郡。陈豨等叛乱很快被平定，但这时的匈奴，由于得到了很多汉朝降将，所以经常来代地侵扰劫掠。

面对无解的强大匈奴，刘邦和匈奴和亲，并将皇族之女献给冒顿单于作为阏氏，而且还每年送给匈奴进贡，匈奴和汉朝约为兄弟之国。

冒顿单于就暂时停止了对汉朝北方边境的侵扰。

（五）汉朝藩属——燕地与匈奴的来往

1.燕地背景简介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后不久，派武臣、张耳和陈余率三千多人渡过黄河攻略赵地，武臣在张耳和陈余的辅佐下，顺利拿下赵地大部分地区。

之后，武臣自立为赵王，陈胜虽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只好承认武臣是赵王，并让武臣向西攻秦。

但赵王武臣听张耳的计策，不向西攻秦，而是派出将军韩广去攻略燕地，韩广到了燕地，自立为燕王，坐镇燕地。

后来，项羽封诸侯，封跟随自己入函谷关的燕将藏荼为燕王，新燕王藏荼回到燕地后，杀死旧燕王韩广，成为燕地新主人。

刘邦和项羽的楚汉争霸期间，燕王藏荼坐享太平。刘邦获胜后，马上带兵来攻击燕地，燕王藏荼很识时务，立马投降。

刘邦立自己的发小卢绾为燕王，这时燕地成为汉朝的藩属，也是汉朝东北边境重镇。

从燕王韩广到燕王藏荼，《史记》没有记载燕地和匈奴间的任何记载。到了燕王卢绾时，开始有了燕地和匈奴的来往记载。

2.燕地和匈奴的来往——最终导致燕王反叛

陈豨反时，燕王卢绾带兵协助汉军攻击陈豨。陈豨面临不利局面，就派人去匈奴求救。凑巧的是，燕王卢绾也派手下张胜去了匈奴。

这个张胜在匈奴遇到了上一任燕王臧荼的儿子，臧荼的儿子劝张胜不要让燕王去攻击陈豨，而是让燕王卢绾和匈奴修好，这样燕才能长久被保留。

张胜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但燕王卢绾认为张胜这是谋反，就向刘邦上书，请求诛灭张胜家族。

但张胜对燕王卢绾说了臧荼之子的观点，燕王卢绾觉得有道理，就找了一个替身代替张胜而死，还放出张胜的家人，让张胜在自己和匈奴之间联络。同时，也派出使者去联络陈豨。

后来，陈豨被灭，陈豨的部下对刘邦说：燕王经常有使者来和陈豨联络。

刘邦派人召见燕王卢绾，卢绾称病不敢来，刘邦派人去燕地调查。

因为当时，刘邦封的几个异姓王中，除长沙王吴芮外，韩王信叛逃匈奴、楚王韩信、九江王黥布、梁王彭越等人都已被杀。

所以，燕王卢绾说：现在异姓王就只剩下我和长沙王吴芮了，杀韩信和彭越都是吕后干的，现在皇上病重，吕后掌权，她肯定会继续诛杀异姓王。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燕王卢绾的这些话被泄露了，刘邦听说后，非常生气。

碰巧，匈奴投降汉朝的人说：燕王卢绾经常派使者张胜往来于燕和匈奴之间。

刘邦认为卢绾果然谋反，就派樊哙去攻击燕王卢绾。

但燕王卢绾其实并不真想反叛，于是，他把所有亲属和燕军都安置为长城之下，想要等刘邦病好之后，亲自去向刘邦谢罪，毕竟他和刘邦是铁杆发小。

事与愿违，很快刘邦就死了，燕王卢绾只好投降匈奴。

匈奴封卢绾为东胡卢王，投降匈奴的燕军，往来于上谷以东地区侵扰汉朝。但同时，卢绾也受到了匈奴人的欺负，经常想着回到汉朝。可惜，背叛就是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