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在国外的研究现状论文

因为诗经里面所描写的事物，海外也有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136 更新时间：2005-4-25先秦至隋的诗歌总集。135卷，今人逯钦立(1910～ 1973)纂辑。逯钦立,字卓亭，山东□野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裒集先秦、汉、魏、六朝诗歌的总集,明代有冯惟讷的《诗纪》，近代有丁福保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前者失之芜杂，真伪不辨；后者虽然力纠前失，但匡谬未尽，又失收先秦的歌谣逸诗。二书均不标注引录出处。逯钦立此书的优点是：①取材广博。隋代以前的作品，除《诗经》、《楚辞》外，凡歌诗谣谚，悉数编入。引用四部群籍达300种。②出处详明。每诗,必注明见于何书何卷，即或片辞只韵，无一例外。③异文翔实。各书的异文，或一书不同版本的异文，乃至前人的校勘成果，凡足资参考者统予记录。④考订精审。书中按断多有独到见解。⑤编次得当。依据作者生卒先后分卷编次，能显示出同期作家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易于比较不同的诗风和流派。惟未及最后定稿，纂集者即告谢世，所以不免间有疏误。但统观全书，在同类书中仍属最为完善和使用方便。此书于1983年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文史书目答问 ·唐以前歌诗谣谚的总集——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我国自秦汉迄于隋末，九百年间，战乱频仍，政治多变。然而“摇荡性情”则必“形诸舞咏”，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不论是在品类数量，还是批评理解方面，都十分繁盛。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这个时期仅别集一类，即有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若连同唐初已经亡佚的集子一起统计，则多达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可惜唐宋以降，历经兵燹之灾，汉魏六朝的典籍散佚特别严重，几乎百不存一。今天我们尚能看到的先唐旧集，不过是嵇康、阮籍、陆云、陶渊明、鲍照、江淹六家，其余各家诗文集都是宋以后人所纂辑的。前人的辑佚成果自然有保存资料之功，但其质量却参差不齐。如明嘉靖间冯惟讷所辑《古诗纪》一百五十六卷，号称“溯隋而上极于黄轩，凡《三百篇》之外，逸文断简，片辞只韵，无不具焉；秦汉而下，词客墨卿，孤章浩帙，乐府声歌，童谣里谚，无不括焉；七略、四部之所鸠藏，齐谐、虞初之所志述，无不搜焉”。前人也称赞这部书“自上古以迄陈隋，网罗放失，殊有功于艺苑”（《列朝诗集·冯惟讷小传》）。就搜集唐以前的文学资料来说，冯惟讷堪称荜路蓝缕的开创者，《古诗纪》一书在今天也依然具有参考价值。但是冯氏在考证上却缺乏功力，以致真伪错杂，讹误屡出，甚至把某些唐以后的作品也收了进去，成为艺林之笑噱。清人冯舒对这种粗疏的学风进行了抨击，撰《诗纪匡谬》一卷，纠其失误凡一百一十二条。到了近代，丁福保又尽采冯舒之说，对《古诗纪》加以损益，去其繁芜，正其纰缪，编成《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五十四卷。丁书问世后流通甚广，学人从中获益不少。可是丁书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病，一是不收先秦的歌谣逸诗，还不能作为《全唐诗》的前接部分，二是所录各诗概不标注出处来源，使人无从信据，三是剿袭《匡谬》的按断，未能尽改原书错误之处。由此可见，若以《古诗纪》和《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作为我们阅读和研究汉魏六朝文学的资料书，仍存在有许多困难和局限。一九八三年九月，中华书局出版了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我们阅读和研究中的资料问题，终于获得了很好的解决。此书的出版，为今后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实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逯钦立（1911—1973），字卓亭，山东钜野大义集人。1939年在昆明西南联大毕业后，曾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专门研读汉魏六朝文学。1973年逝世前为东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兼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逯先生有感于《古诗纪》和《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的不足，早在1940年，即立志重新搜集上古迄隋末的歌诗谣谚，另谋新编。他潜心研究《古诗纪》所收各诗，逐一核校，在41年至42年期间，陆续撰写出《古诗纪补》、《古诗纪补正叙例》、《汉诗别录》等专题论文，将自己纂辑研究的心得公之于众。到1947年底，他已经完成了《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出版时定名《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初稿，但由于时势变化，没有来得及校订。建国以后，他由广西应聘到东北任教，校订之事时续时断。又因为本书体例上的改变，直至1964年，全书才最后定稿，前后历时达二十四年。《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共一百三十五卷，除《诗经》、《楚辞》二书之外，从先秦到隋末的歌诗谣谚，无不辑录。其中先秦诗七卷，采录歌谣逸诗、谚语杂辞；汉诗十二卷，兼及古诗和乐府；魏诗十二卷，包括蜀、吴之作；晋诗二十一卷、宋诗十二卷、齐诗七卷、梁诗三十卷、北魏诗四卷、北齐诗四卷、北周诗六卷、陈诗十卷、隋诗十卷，并有释氏篇章及仙道、鬼神歌诗。所收有名姓可考的作者，总计八百余人。全部引书近三百种，可以说前此各种收有唐以前诗作的总集，如《文选》、《玉台新咏》、《乐府诗集》、《广文选》、《古诗类苑》、《苑诗类选》、《古谣谚》之类，均被逯书甄别采录，搜括殆尽。不仅总集、别集细心稽核，而且还广泛参考了经传史地、类书杂著、释道两藏、稗史小说、诗话诗注，甚至纬书字书、敦煌写卷等大量资料。这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在时间上起自上古，终于隋末，中间不曾间断，在内容上博大精到，集群书之大成，因此把它作为《全唐诗》的前接部分，是较为恰当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在内容上远远超过前人纂辑的同类总集，概括地说有五大特点：（1）取材博洽。本书《凡例》说：“是编以冯惟讷《古诗纪》为基础，以杨守敬《古诗存目》为参考，广取群书，悉心校辑，补苴阙佚，订正谬误，编成《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共一百三十五卷。”其所引用之书已超过《古诗纪》一倍，取材不可谓不完备。（2）资料信实。不论全诗或残句，都一一注明始见于何处，载于何书，决不用转手资料，读者征引和复检十分方便。（3）异文详备。所录各诗，凡见于各书的不同文字，或一书而有不同版本的文字，以及前人的校勘成果，并予记录。（4）考订精审。这是编者下力最多，也最能体现本书学术水准的一个方面。诸如辨证真伪、确定时代、订正题目、分合篇章、解析体裁等，编者都有不少真知灼见。（5）编次得宜。明清人编篡总集，往往以帝王宗室冠其首，而以释道、闺秀（妇女）另卷附后，本书则破除陋规，以作者卒年的先后为序，其时代不详或无卒年可考而仅知大略时代者，仍沿《古诗纪》旧例，列在各卷之末。这样的编排脉络清晰，有助于读者知人论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待》的优点当然不止这五个方面，此不过举其荦荦大者。但就是这几个方面，就已经为我们研究文学发展史，从古代诗歌中汲取艺术营养，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集类题解说：“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这里说明了纂辑总集的要求和总集具有的作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既已符合“网罗放佚”、“删汰繁芜”的要求，那么它作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也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本文限以篇幅，不能全面论述，请略举数端，以窥其一斑。一、可以纵观历代诗风的嬗变。我们看世界地图时，其陆海连接，起伏递变，一目了然。把历代的诗歌集为一编，也可以使读者获得居高临下，鸟瞰全局的效果，对各代诗歌创作的盛衰及其彼此关联和影响，会有一些直观的认识。二、便于比鉴不同的流派和风格。例如读魏诗，由三曹和建安七子可以领略建安文学“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风骨”，由阮籍、嵇康又可以看到正始诗文“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品格，两相衔接，恰成对比。这对于我们研究诗歌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诗歌自身的艺术规律诸问题，都非常方便。三、知人论世的可靠依据。鲁迅先生谈及文集编法时曾说过：“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且介亭杂文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虽然不可能将诸家作品逐一系年，但全部作者都按生卒先后为序，就全书而言，已经类似于编年体了。这就使我们能够全面看待某个时代总的文学风貌，分析某个作者在此一时代中所具有的特点，及其在当时和后世所处的地位。四、可补文学史研究之阙。今天我们对于古代作者的研究，一方面是依据现存的作品，一方面是借鉴前人的评论。如果根本看不到存留的作品，这种研究就很难进行了。例如西晋末年有个许询（玄度），《续晋阳秋》谓“询有才藻，善属文”，与孙绰“并为一时文宗”。《世说新语·文学篇》云：“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梁锺嵘的《诗品》也说：“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足见许询在当日声名是显赫的。《七录》载有《许询集》八卷，隋、唐志仅存三卷，宋以后便不见著录。今天要来全面评价许询的文学成就已经不大可能，幸好《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为我们辑录了他的一首《竹扇》诗和四个残句，才约略透露出一点“恬淡”风格的眉目，而且把它们与毗邻的郭璞等人的诗作相比较，也可以探索出一些孙、许“并为一时文宗”的端倪。五、编者的按断可给读者以启迪。逯钦立先生一生致力于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造诣很深，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编纂校勘方面，有许多精彩的见解。例如陆云的“思文有圣”一诗六章题下有按语云：“此诗本集以‘从事中郎张彦明为中护军’为题，割‘奚世都’以下为序，并于题下注‘并序’二字。因序文言奚世都为汲郡太守，《诗纪》遂将‘奚世都’以下移作下篇《赠汲郡太守》之序。按本集、《诗纪》俱误。诗中言‘出抚邦家，入翔紫微’，非仅赠张彦明一人甚明。若从《诗纪》，则题诗冲突，可见‘奚世都’以下不得移赡于他篇。‘从事中郎张彦明为中护军’与‘奚世都’以下实相连为一长题，校刻者不知，误割为二，遂扞格而不通。”（《晋诗》卷六）由此一例可以看出，本书不仅是资料丰赡，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能给人以有益的提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相信读者在研读时会有更多的体会，这里不再赘述。最后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本书仍有疏失之处。譬如有的作者、有的篇章失于考订，沿袭了旧本之误；所收诗句也有遗漏或重出的；一些作者的编次不尽合理，等等。读者在使用时仍需要注意鉴别。但总的说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不失为目前阅读和研究唐以前诗歌的最完整、最精善的总集。

我觉得鲁迅爷爷也挺有研究的类.

《诗经》艺术成就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历史上由于封建“诗教”的影响，《诗经》研究走了很大的弯路，“诗三百篇，各有其旨，传注之学，多失其本意。而流俗狃习，至不知处尚多。”（《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在诗的主旨被严重歪曲的情况下，艺术性的研究就更谈不上了。真正注意并开始研究《诗经》艺术特征的自然不是那些封建经学家，而是道学气味较少的有关学者。所以，历史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取得，都是在不同程度上突破封建“诗教”束缚的结果。自先秦至“五四”以前，关于《诗经》艺术成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诗经》的艺术风格。艺术风格是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总和的认识，突出地体现在作品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上。古代最先注意到《诗经》艺术风格的是孔子。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南宋郑樵解释说《关雎》使“乐者闻之而乐其乐，不至于淫；哀者闻之而哀其哀，不至于伤，此《关雎》所以为美也。”（《通志》卷七十五）孔子显然是从他的中庸哲学出发来评价《关雎》的艺术风格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他认为《关雎》符合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所以才对它大加肯定。其实，《关雎》本无哀伤的内容，孔子的话本是就乐而言（《诗》有《关雎》，《乐》亦有《关雎》），这一点郑樵《通志》、刘台拱《论语骈技》早已指出。虽然如此，孔子之说对后来的《诗经》艺术风格研究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我们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为了搞清来龙去脉，也就不得不“舍近求远”，从孔子关于《关雎》的论断谈起。西汉淮南王刘安《离骚传》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国风》云‘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瞻望弗及，伫立以泣’。其词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贵也。”这些关于《诗经》风格的论述，多从把握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中和”程度上着眼，因而，无论在具体内容上还是在方法模式上都没有完全摆脱孔子的窠臼。清刘熙载《艺概·诗概》云：“‘穆如清风’，‘肃雍和鸣’，《雅》、《颂》之赘，两言可蔽。”这虽无“中和”味道，但由于仅是概而言之，“得其大意”（《艺概·叙》）而没有展开具体论证，所以也只能给人一个大概的轮廓。总之，历史上关于《诗经》艺术风格的研究，多流于模式化、简单化，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没达到应有的程度。（二）从生活实际和真情实感出发反映现实。这个问题当然主要是就《国风》和其他优秀作品而言。创作的出发点与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的原则和特点密切相关。最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司马迁，他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其次是东汉的何休，他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但是，作出较为深刻而系统论述的则是南朝的刘勰。由先秦时代至齐梁，在文体上由诗而辞赋，由散文而骈文；在文风上由要约而淫滥，由质朴而华靡，这引起了他对创作出发点的思考，在《文心雕龙·情采》中，他将二者作了对比论述：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刘勰认为“三百篇”的作者从现实生活出发，根据现实生活所激发“志思”情怀来吟咏“造文”，这样的诗作都是有感而发，有为而发，既有真情实感和充实内容，又有与之相适应的形式，因而可以较好地发挥其社会作用。这里，刘勰实际巳经触及到《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某些方面。由于“三百篇”是“为情造文”，所以具有内在的艺术魅力。即使是十分单纯的诗歌，如《周南·芣苢》这样一首采摘车前子的劳动歌，也自有其难以企及的绝妙诗意。王夫之说它“意在言先，亦在言后，从容涵泳，自然生其气象”。（《姜斋诗话》卷一）所谓“自然生其气象”，方玉润有过十分生动形象的描绘：“此诗之妙，在其无所指实而愈佳也。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机，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即汉乐府《江南曲》一首鱼戏莲叶数语，初读之亦毫无意义，然不害其为千古绝唱，情真景真故也。”（《诗经原始》）“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从切身的生活感受出发，喜怒哀乐皆发自内心，如实写来，而不斤斤于外在形式的华美，赋予“三百篇”以淳朴自然的美质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这正是《诗经》鲜明的艺术特征之一。（三）抒情的方式和特点。“三百篇”中，特别是《国风》中多抒情诗，因此，其抒情特点早就为研究者所注意。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两点：（1）主客观相结合，情与义相统一。抒情诗主要是通过抒发主观情怀来展现抒情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从而塑造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反映现实的某些本质方面。一般说来，“三百篇”不作抽象的抒情，而常常是在对客观物象的描述中，在情与义的统一中，比较自然地完成抒情的过程，从容地达到抒情的目的。杨慎《升庵集·诗史》云：“‘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齐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钟鼓、荇菜芣苢、夭桃秾李、雀角鼠牙，何尝有修身齐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变风》、《变雅》，尤其含蓄。”杨慎这段话明确指出了“三百篇”“意在言外，使人自悟”的“含蓄”之处，道出了寓主观情怀于客观描写之中，这确实是“三百篇”重要的抒情特点。明清之际贺贻孙《水居田遗书·文集》所谓“‘三百篇’惟不言理，故理至焉”，说得也是这个特点。关于情义关系和情景关系，刘熙载《艺概》说得更加清楚，他引真西山《文章正宗纲目》云：“‘三百五篇之诗，其正言义理者盖无几，而讽咏之间，悠然得其性情之下，即所谓义理也。’余谓诗或寓义于情而义愈至，或寓情于景而情愈深，此亦三百五篇之遗意也。”他不但指出了《诗经》寓义于情、寓情于景的抒情特点，而且指出了这种抒情方式比抽象抒情的优长。（2）诗中直接议论，斥责邪恶。“三百篇”在指斥奸佞当道、是非颠倒的黑暗现实时，有时直接议论，表现出鲜明的思想倾向。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若他诗有所指斥，则皇父、尹氏、暴公，不惮直斥其名，历数其愚，而且自显其为家父，为寺人孟子，无所规避。‘诗教’虽云‘温厚’，然光昭之志，无畏于夫，无恤于人，揭日月而行，岂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态乎？”诗人面对邪恶势力，愤怒之情不可抑制，自然流注笔端，形成了直接议论、指斥的抒情特点，这是不同于前边所说的将主观感情寓于客观描写的另一种抒情方式。王夫之对这种抒情方式给以高度评价，认为它无所畏惧，无所规避，其“光昭之志”可与日月同行。王氏之说不受温柔敦厚的“诗教”的束缚，表现出杰出的见地和胆识，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四）关于形象塑造和艺术描写。关于“三百篇”的形象塑造，前人注意到两个方面：一是形象完整统一。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一：“句绝而语不绝，韵变而意不变，此诗家必不容昧之几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降者，玄鸟降也，句可绝而未终也。‘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意相承而韵移也。尽古今作者，未有不率由乎此，不然，气绝神散，如断蛇剖瓜矣。”他还认为《郑风·将仲子》等诗皆浑然整体，“意藏篇中”。《诗经》虽分章而咏，但绝不是各章彼此孤立，自为起结，更不是形象破碎割裂，词语堆砌，而是气脉贯通，浑然成章，意转处韵联，韵转处意属，塑造出难以句摘的完整形象；其次是形象塑造的角度灵活多变。王夫之认为《小雅·出车》是征人自叙之词，“征人归矣，度其妇方采蘩，而闻归师之凯旋，故迟迟之日，萋萋之草，鸟鸣之和，皆为助喜；而南仲之功，震于闺阁。室家之欣幸，遥想其然，而征人之意得可知矣。乃以此而称‘南仲’，又影中取影，曲尽人情之极至者也。”（《姜斋诗话》卷一）所谓“影中取影”即设想对方而出现的画面，全是想象之词。方玉润《诗经原始》注意到《周南·卷耳》也具有这一特点：“下三章皆从对面着笔，思想其劳苦之状，末乃极意摹写，有急管繁弦之意。”这种写法角度新颖，便于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着笔，达到曲尽人情的目的。另外，“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姜斋诗话》卷一）在形象塑造上也是别具新意，同为“三百篇”之创格。关于《诗经》艺术描写的特点和成就，前人早已注意到。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张戒《岁寒堂诗话》：“‘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以‘萧萧’、‘悠悠’字，而出师整暇之情状，宛在目前。此语非惟创始之为难，乃中的之为工也。”这些都总结出《诗经》描写形象具体、生动鲜明，抓住特征，传神写照的特点。（五）关于《诗经》的句式和结构。最早论及《诗经》的句式和结构的是挚虞的《文章流别》，后成伯玙《毛诗指说》等也有论述。明徐师曾《文体明辨》云：“古诗三百五篇，大率以四言成篇。其他三言如‘麟之趾’（《周南·麟之趾》篇）、‘江有犯’（《召南·江有犯》篇）之类，五言如‘维以不永怀’（《周南·卷耳》篇）、‘谁谓雀无角’（《召南·行露》篇）之类，六言如‘我姑酌彼金罍’（《周南·卷耳》篇）、‘政事一埤益我’（《邶风·北门》篇）之类，七言如‘送我乎淇之上矣’《（鄘风·桑中》篇）、‘还予授子之粲兮’《（郑风·缁衣》篇）之类，八言如‘胡瞻尔庭有悬貆兮（《魏风·伐檀》篇）、‘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小雅·十月之交》篇）之类，九言如‘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豳风·七月》篇）、‘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大雅·洞酌》篇）之类，则皆间见杂出，不以成章，况成篇乎？是诗以四言为主也。然分章复句，易字互文，以致反覆磋叹咏歌之趣者居多。”[1]这里不只是谈了“三百篇”的句式特点，而且涉及到诗章结构的特点，是重章迭唱的复沓结构。（六）关于《诗经》的韵律。明陈第《毛诗古音考》开始研究《诗经》的用韵，而首先发现《诗经》用韵之法的是清代顾炎武，他的《诗本音》即通过“三百篇”之章句，求古韵之分合。其后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等都有研究。孔广森《诗声分例》列《诗经》有偶韵例、奇韵例、偶句从奇韵例等二十七例。此外，古人早已注意到双声叠韵读起来抑扬顿挫，有余音回旋之美，这也是《诗经》韵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钱大昕《潜研堂集》和《十驾斋养新录》等著作中对此有集中论述。可以看出，历史上关于《诗经》艺术成就的研究主要揭示了《诗经》在艺术风格、诗歌形象、形式结构和表现方法方面的一些特点。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上局限在艺术技巧、艺术方法等艺术形式范畴自身，而未能将它们与历史背景、社会生活特点、诗人的思想立场、作品内容以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结合或联系起来，进行辩证的考察和综合的分析，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作为艺术成就研究，这些诗话式的随笔和断想，也显得零散片断，缺乏严格的系统性和概括性。“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后，《诗经》艺术成就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达到了新的水平，无论在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出现了新的可喜的变化。现将“五四”以后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特点总结如下：“五四”以后至今，《诗经》艺术成就研究，有些是历史上所没有触及的，属于新的发掘和开拓；有些是在历史成果基础上的继续，属于研究的提高和加深。总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很多论者在分析《诗经》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反映现实的本质的时候，都能密切联系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地位，联系作者的思想倾向和爱僧感情，说明《诗经》真实地反映生活并非偶然，而有其内在的原因。“古代劳动人民虽然还处在生产力发展较低的历史阶段，但由于他们长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斗争，就逐渐养成了敏锐的观察力，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他们善于区别事物的善恶，发现事物的特征，并且通过口头语言和歌舞场景表现出来。”[2]这正是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和前提，现实主义文学无论是写历史还是写现实，其题材都会具有历史的或现实的真实性。《诗经》中的叙事史诗和情诗、叙事诗正是这样。但是它们“并非全是历史的或现实的生活中的原型，而是对其素材经过不同程度的选择、剪裁、集中和概括的，因而也都具有典型性”。[3]所以，《国风》中的抒情诗尽管很短小，但是由于从生活本身和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出发，总是通过对某些具体事物和生活场景的描述，突出生活或人物的某一侧面和特征，反映出现实的本质，抒写作者的感情和认识，体现了题材的真实性和典型性的统一。这些诗歌“不失为概括抒写的好诗”。[4]（二）《诗经》的审美特征和审美观点。到目前为止，从美学的角度研究《诗经》，主要集中在研究它的审美趣味、审美标准及其社会历史根源。例如由很多诗歌所咏唱的美女、美男子都具有“硕大”、“硕”的特点，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上古时代人们审美趣味的历史具体性。《诗经》所赞美的猎人都是勇敢慓悍、敢于同猛兽搏斗的英雄，他们具有无限的力量和战胜大自然的信心，充满了昂扬乐观的情怀。如果说《诗经》对人的外形美的咏唱实际是歌颂了“属于人身体的自然力”（马克思语）的美的话，那么，它热烈咏唱猎人、歌颂粗犷、刚劲的运动的美，则是“向我们展示了上古人们对生活的信念以及不屈不挠地与自然搏斗的毅力”。[5]这种审美趣味产生于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奴隶制社会，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又如《周南·关雎》歌泳的“窈窕淑女”，外形美而不轻佻，内心美而不严峻，“曲折说明了诗中的男主人公在物色对象时所坚持的美学标准是全面的”，他对待爱情，“既不矫情，也不违理，因而保全了一种健全的人格”。[6]而这“正是那一时期的民情世态在文学艺术中的真实反映”。[7]《诗经》的美学理想与社会理想是一致的。把握作品的审美特征可把艺术分析引向广阔的前景，有助于问题的深化和升华，有些论者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尝试，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由于《诗经》的美学探讨起步较晚，直到目前还仅仅处于摸索阶段，大规模的深入的研究尚未展开，所以更有赖于学者们的加倍努力，去填补这项空白。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新课题。（三）活灵活现的人物性格，鲜明生动的诗歌形象。塑造诗歌形象和人物性格的成功是《诗经》的艺术成就的重要方面之一。学者们也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如同是写弃妇，《卫风·氓》主人公悲愤决绝，《邶风·谷风》主人公则哀怨痴情，同是写男女相思，《唐风·葛生》的主人公经受着生死隔绝的苦痛，孤苦凄惨，具有浓重的悲剧气氛，而《邶风·静女》的主人公虽然经受着时间的折磨，焦急烦躁，但却充满了期待的幸福与喜悦，笼罩着喜剧的色彩。各有其鲜明的人物特征。至于《周南·芣苢》的热烈流转，《魏风·十亩之间》的悠闲从容，《豳风·七月》朴素自然的叙述，《小雅·无羊》形色俱备的铺阵，都是非常个性化的。在对诗歌艺术形象的分析方面，栾勋的《试论（关雎>》[8]一文是颇具特色的。他认为这首诗写君子对淑女的倾慕，先写君子对淑女的美好印象，次写他的执意追求，再写长夜难眠的相思心理和“辗转反侧”的动作，表现相思之苦已达顶点。“如果沿着同一个方向继续写下去，文情势必难于生发。于是回波逆折，于低沉中忽起高昂之调，荡开去写他的美好的愿望……妙在这一切写得真实可信，绝非为文而造情。我们在一片文情起伏变幻之中，亲切地感受到了男主人公既有热烈的情感又有清醒的理智，而且是一个充满美好愿望的乐观主义者。当着他的情感与理智发生冲突时，理性制约了情感，而在极度痛苦中激发起来的美好愿望有力地反映了他的积极的人生态度。这一切聚合在一起，构成了他的坚强性格。”文中的论断虽有可商榷之处，但它抓住主人公心理的曲折变化和感情与理智的冲突，努力去把握诗歌形象的具体性质和特点，都是应当肯定的。（四）丰富多采的艺术表现手法。关于《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很多学者都做过研究，他们的意见一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通过丰富的联想，加以艺术夸张，开拓意境，强化感情，使诗歌形象鲜明突出，增强艺术魅力。如《王风·采葛》、《卫风·河广》等。（2）通过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以虚拟或推测的方法，以虚代实来虚构情节。如《周南·卷耳》、《魏风·陟姑》等。运用这种表现手法的诗歌多具有构思巧妙、意境阔大的特点，因而更显得内涵蕴藉、深微，给人以真切的艺术感受。（3）从人物的语言、行动、心理活动以及细节刻划来塑造诗歌形象，抒发主观情怀。如《郑风·女曰鸡鸣》、《邶风·静女》、《陈风·泽陂》等。（4）将主观情怀与客观环境的描写结合起来，构成典型意境，以环境景物衬托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如《王风·君子于役》、《秦风·蒹葭》等。（5）对人物不作正面的勾画和描绘，而迂回回到侧面，集中从美的效果方面来渲染和暗示其特征，这样可以以最经济的笔墨表现尽量丰富的内容。如《周南·关雎》、《郑风·出其东门》等。由于运用了这些富于表现力的艺术手法，很多诗篇构思巧妙，形象鲜明，意境深远，精炼生动，细致委婉地表现分复杂微妙的感情。（五）《诗经》的结构艺术：复沓和“重章互足”。关于《诗经》的复沓结构《毛传》和《集传》已有朦胧认识，这从它们的说诗可以看出。不过，它们都没有专门研究这一问题，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论断。最早正式研究这个问题的是“五四”以后的“古史辨”派。他们考察了《诗经》的结构特点，正式提出了“重沓”、“重奏复沓”、“复叠”的概念。但在具体认识上彼此有很大分歧：顾颉刚认为复沓“不是歌谣的本相”，[9]完全是音乐的关系，各章的意思相同，只是换了几个字。魏建功和钟敬文不同意这一点，认为复沓各章有意义的不同，如程度的深浅和次序的进退。[10]复沓各章在意义上有什么关系，“重章互足”说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对这个问题做了系统研究的是钱钟书和黄焯。这个概念由黄焯首先提出。所谓“重章互足”是指把一个完整的意思分置于复沓的各章之中；读诗时须将各章相互参照而为补足，使意义复归完整。具体说来有这样几种情况：将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或环节分置于各章中，如《周南·芣苢》；将一个事物的不同侧面分置于各章中，如《齐风·卢令》，将同一事物的整体分置于各章中，如《王风·葛藟》；将事物的原因、结果或条件、推论分置于各章中，如《召南·行露》；将协韵同义词分置于各章中，如《王风·黍离》；将事物的必然关联分置于各章中，如《小雅·鹤鸣》。这种方法有以下作用：“从篇章上讲，它可以使结构紧凑匀称，复沓回环；从词语的运用上讲，它表现为用词的灵活丰富，多姿摇曳，从语法上讲，它能使句式变化多样，错落有致；从修辞上讲，它既受音律所限，又能使韵味自出，它既省略了某些成分，但又能造成句子成分的相互包容。”[12]自“重章互足”说提出之后，其名称虽未见普遍采用，但其内容已被广泛接受。此说道出《诗经》结构艺术一个重要特点，已成不刊之论。（六）《诗经》的语言特点和音乐美。《诗经》的语言，特别是《国风》的语言是在民间语言的基础上经过乐官的加工锤炼而成的规范化的文学语言。所以它既有民间语言的朴素、明快，又有“雅言”的典丽、严整。它准确、鲜明、生动，丰富多彩，表现力强。据统计，仅是表现手的动作的字就有五十多个，各类名词和形容词就更是不可胜数了。形象的描绘和传神的写照自不必说，就是一些抽象的事物如感觉等也能通过比喻性的词语予以形象的表述。当时通行单音词，但是《诗经》却提炼出很多双音词和四字词组（很多发展成后来的成语）。这些词语词义明确，彼此界限清楚，富于艺术表现力，早已成为现代汉语词汇中比较活跃的组成部分。《诗经》用韵也比较自由，用韵与否随内容的需要而变化，韵位有三种不同情况：“停头”、“停身”和“停尾”。加上灵活多变的语气词的运用，使“三百篇”读起来琅琅上口，韵律和谐悦耳，优美自然，高低变化，舒缓自如，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后对《诗经》艺术成就的研究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特点值得注意：（一）一般说来，对艺术成就和艺术特点不作孤立静止的考察和研究，而是密切联系社会历史背景、诗人的思想倾向和作品的内容进行辩证的分析，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克服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这方面的局限性。如论证《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能从诗人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倾向寻找主观原因；论证《诗经》的审美特征能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予以说明，结合内容研究《诗经》句式的特点；注意《诗经》的语言对汉民族语言发展的作用等。（二）既注意研究细微之处，更注意总结规律性的东西。建国后的研究注重从整体上作宏观的考察，克服传统研究之不足。如从情与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上阐明诗歌形象的塑造和诗歌意境的构成及动态描写、以虚代实在诗歌形象塑造中的作用。又如“重章互足”的发现也具有普遍性，运用它可以解决一些聚讼纷纭的问题。（三）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来探索《诗经》艺术特点的统一性。《诗经》的取材、描写、比兴方法和艺术概括都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有人从这方面予以阐明并与浪漫主义方法相对比，加深和开拓了研究的深广程度。（四）开展了比较研究和美学欣赏的分析。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不但将《诗经》中的某些篇章相互比较，而且将它们与后代诗歌以致小说、戏曲、外国文学作品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如将《周南·汉广》、《秦风·蒹葭》与古罗马桓吉尔的诗歌、德国古代民歌以及但丁的《神曲》相比较，显其精微之义，有助于人们认识《诗经》的特点。对于《诗经》某些篇章的美学赏析也已经开始，这是人们试图从微观上把握《诗经》艺术的美学特征所作的尝试性努力。注释：[1]“还予授子之粲兮”、“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诸句断句欠妥，分别似应断为：“还，予授子之粲兮”、“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2]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一册37页。[3]蔡守湘等《从<诗经>、两汉乐府民歌看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武汉大学学报》1981、1）。[4]张西堂《诗经六论》，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54页。[5]修森等《<诗经>对人体美的描写》（《江汉论坛》82、6）。[6][7]栾勋《试论<关雎>——<诗经>美学思想札记》（《美学评林》第一辑）。[8]《美学评林》第一辑。[9]见顾颉刚《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10]分别见魏建功《歌谣表现法之最要紧者—重奏复杳》和钟敬文《关于<诗经>中章段复叠之诗篇的一点意见》。[11]分别见钱钟书《管锥编·笔诗正义》和黄焯《诗义重章互足说》（《武汉大学学报》1959、6）和《诗说》一书的有关部分。[12]曹文安等《说<诗经>“重章互足”法》（《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2）。

我也在准备开题，不过国内外研究现状别指望网上有可以直接拿来用的，只能自己泡图书馆搜集资料然后加以总结。可以参考下别人写的述评，或者在期刊网上检索引文，这样查的会比较全一点。

文化是不分国界的。好的文化相信无论是在传播和推广上都是会很快达成共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