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辉毕业论文

创新高等教育模式 ——中国科大“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教育创新成功范例 （一）案例内容摘要：“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科学院利用自身优势创办中国科大，为“两弹一星”培养急需、尖端科技人才的创新举措。它强调科研与教学结合，科学与技术结合，中国科学院调动一流的科学家登台讲授专业基础课程，高年级学生派到研究所参加科研工作，撰写毕业论文，从而培养出直接能够从事新兴、边缘、交叉科学研究的复合型科技人才。50年来，中国科大成功的办学实践已经证明，“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是中国高等教育创新的成功范例。 1958年，中国科学院提出“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创新举措，创办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50年来，中国科大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国家培养出4万多名科技人才，本科毕业生中每千人就有1位院士和700多名硕(博)士，比例位居全国高校之首，享有“科技英才的摇篮”的美誉。她的成功源于中国科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创新理念，中国科大的办学实践充分证明“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是中国高等教育创新的成功范例。 “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提出及其具体措施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订出《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中国科学院根据国家部署，于1958年启动“两弹一星”等尖端科技领域的研究，急需补充优秀的后备力量。新中国建立之初，参照苏联“专才培养”的教育模式，对全国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这一措施贯彻了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为百业待兴的新中国培养了大量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然而，“专才培养”模式造成了理科与工科的分离，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狭窄，无法直接从事新兴、交叉的科学研究工作。鉴于当时高校的理工科毕业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难以满足科学发展的需要。中国科学院决定利用自身优势，采取“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法，创办一所新型的大学，围绕“两弹一星”的国家需要，培养新兴、边缘、交叉的科技人才。 1958年7月，学校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一次系主任会议。会上讨论了由于办学时间仓促，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全院办校、分头包干’，各系教学、管理工作由有关研究所对口分包”。在这次会议上，“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思想已经初步形成，并在以后的几次筹备会中得到升华和确定。 在具体措施方面，中国科学院原院长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大校长；科学院各研究所围绕国家目标，结合各研究所具体情况筹建相关的系和专业；而各所所长或副所长将兼任对口系的系主任或系副主任；教学设备由各相关研究所负责；教学大纲的制定和教材的编写由各所科学家和研究员讨论编写；主要师资力量也由各所抽调研究员兼任。马大猷、贝时璋、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吴有训、柳大纲、赵九章、赵忠尧等一批国内最有声望的科学家亲自登台授课。这样就使得科大创办伊始就与国家科技发展规划紧密相连，在师资队伍、教学、科研等方面有了比较高的办学起点，奠定了宽口径培养复合型科技人才的坚实根基。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直接为大学生登台授课，学生的毕业论文到科学院的研究所里去做。这样的教育方式既让学生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又使他们在科研第一线上培养出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当时中国科大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思想，即理工结合，而不是理工分离。同时还强调科学和技术的结合。不仅要有科学，还要有技术，特别是新兴、边缘、交叉的科学技术。科大还强调教学和研究的结合，教师要在科学研究的第一线。其他大学的教师多以教书为主，很少开展科学研究，而中国科大的教师多数都是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他们很注重科学研究工作。理与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结合、科研与教学结合，这些中国科大的特色也是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具体结果。不同时期“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制度安排在5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科大从肇启京华到“文革”下迁再到重新崛起，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执行条件和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其贯彻的方式和制度安排有着显著的不同。 1．创建初期(1958年～1966年) 这一时期，中国科大与中国科学院比邻共处，中国科学院调动全院资源建设中国科大。学校各系与对口研究所的科研活动紧密结合，各研究所抽调一部分研究员任中国科大兼职教师，讲授专业课程。高年级(四、五年级)学生到研究所进行科研实习和毕业论文、毕业设计。中国科大学生在高年级都能较早接触到研究所的高水平科研实践，从而具备较强的动手实践能力。 “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模式使得高等教育与科研工作紧密结合，同时打破了当时理工分家、教学与实验分离的格局，实行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得中国科大一开始就走上了符合培养创造性人才内在规律的道路。截止到1966年，科大为国家级的科研机构输送了约4500名后备人才，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迅速成长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骨干力量。 2．扎根合肥时期(1978年一2003年) 中国科大在这一时期南迁合肥，在颠沛流离之中不仅师资和设备损失严重，而且曾一度剥离与中国科学院的关系(1972年～1973年间中国科大被划归为三机部与安徽省共管)，“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办学方针也被迫中止，中国科大的发展举步维艰。1977年8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中国科大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继续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中国科大进入恢复发展和重新崛起的新时期。1978年4月，中国科学院领导李昌、严济慈率20多位局长和科学家专程来合肥进行实地调研，解决办学条件，推动所系结合，并动员一些研究所的所长、副所长到中国科大兼任对口专业的系主任，加强了中国科学院与中国科大的联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再次延续。1978年中国科大各系主任名单 续表 然而，由于丧失了地域的优势，那些居住北京的科学家无法长期来中国科大授课，学生也不能到研究所进行科研实习。这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大对“全院办校、所系结合”进行了新的调整。首先，中国科学院把中国科大定位为教学中心和科研中心，进一步给予办学自主权；其次，中国科学院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为中国科大争取办学资源，促成中国科大在“七五”、“八五”期问持续得到国家的重点建设支持；第三，中国科学院支持中国科大筹建国家同步实验室等一些重点实验室；第四，中国科大实施大学生研究计划，选送一部分大学生到中科院各研究院所开展大学生科研实习，使本科生尽早受到前沿科学技术研究的锻炼。这些“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新模式和新机制，使中国科大在“文革”之后获得新的生机，并迅速成长为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一棵招风的大树”(英国《自然》杂志评语)，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教育界一枝独秀。 3．创新发展时期(2003年～现在)为了支持中国科大创建一流研究型大学，积极推动与研究院所的进一步合作，2003年11月，中国科学院在中国科大召开了“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座谈会，会议讨论形成了《中国科学院关于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贯彻新形势下“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办学方针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这标志“全院办校、所系结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新的形势下“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制度安排是：①中国科大与中国科学院各研究院所建立全面合作关系；②促进优秀师资的交叉、互聘；③共建新兴系科专业。例如中国科大与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共建系统生物学系，与广州生物医药健康研究院共建医药生物技术系等；④鼓励本科生到各研究院所参与科研实践；⑤研究院所在中国科大设立奖学金，鼓励大学生到研究院所继续深造；⑥中国科大积极向研究所推荐优秀毕业生；⑦中国科大与研究院所联合培养研究生；⑧中国科大与研究院所共建联合实验室；⑨合作承担国家重大科学工程。 2007年，中国科学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中国科大在新形势下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办学方针的实施意见》，其指导思想是：“坚持‘全院办校’，继续集中全院力量和优势支持中国科大办学，促进中国科大一流研究型大学建设。推动‘校为全院’，发挥中国科大作为我院重要的教育基地和综合研究机构的作用，为研究所的发展提供支持、支撑和服务”。它为“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指明了一条“优势互补、互动双赢”的新型合作道路。这种合作关系既是符合双方内在需求，又能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共同解决国家战略需求。新时期“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实施成效 应国家需求而育，倾全院之力而筹，得所系结合优势而生。中国科大从一诞生就光芒四射，在建校的第二年就跻身于16所全国重点大学之列(排名第四)，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创新举措无疑是铺垫其与众不同的基石。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大在中国高教界独领风骚，1984年英国《自然》杂志撰文称：“在中国，最令人鼓舞的学校要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她的蓬勃朝气与成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中国科大的本科毕业生中，平均每千人就产生1名院士和700多名硕(博)士，比例位居全国高校之首，享有“科技英才的摇篮”的美誉。经过50年的发展，中国科大现已成为国内著名、国际上享有盛誉的高等学府。 近些年来，“优势互补、互动双赢”的新模式使中国科大与中国科学院各研究院所紧密合作，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更为显著的成效。自2004年以来，中国科大先后与中国科学院的12个分院签署了合作协议，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已有14个研究所与中国科大对口专业建立了联合实验室；有200多位各研究院所的专家在中国科大兼任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大与20余家研究院所共建系科专业；到各研究院所参加大学生研究计划、专业实习或撰写毕业论文的本科生总计有3377人；中国科大每年约有l／3以上的推荐免试生到研究所深造；中国科大与各研究所联合承担了一批“973”、“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知识创新工程”等重大或重点项目，合作承担的科研项目总经费超过2亿元，年增长率达15％。中国科大与各研究所共建的联合实验室 中国科大每年推免到研究所深造的学生人数 “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指引着中国科大走过50年的风雨历程，它是中国科大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不贰法宝，体现了科技人才培养和一流大学建设的客观规律，丰富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内涵，是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创新的成功典范。 中国科大与研究院所联合培养的研究生人数 点评：当今，国家间的实力竞争，说到底是一种人才竞争，高科技人才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中国科大在创建初期借鉴苏联“专才培养”模式，造成理科与工科分离严重，造成学生知识面狭窄，无法与世界科学的发展潮流同步。在发现“专才培养”模式弊端后，中国科大迅速改变了教学模式，利用中国科学院的宝贵科研与教学人才资源，实施了“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这一创新理念实现了双赢，中国科大的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就可以接受一流科学家的施教和科研指导，同时也为中国科学院各院所输送了不少优秀人才。这一举措对进一步加快我国高科技人才培养，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撰稿人：张志辉 何昊华)（二）知识点简介1.制度创新是指在人们现有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条件下，通过创设新的、更能有效激励人们行为的制度、规范体系来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变革的创新。制度创新被认为是一种高层次的创新，它对组织以及其他创新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2.从制度创新的方式或动力机制角度看，制度创新可以分为强制性创新与诱致性创新。3.强制性制度创新是指政府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自上而下推进的体制改革。这种创新对经济生活的影响通常是全局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诱致性创新是指创新者或制度企业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驱使下，为获取创新利润而自发进行的体制改革。强制性制度创新的特点：强制性制度创新，其主体是政府。具有强制性、自觉性、交易费用节省性、风险性。强制性制度创新与诱制性制度创新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三）案例思路1.主要问题新中国建立之初，参照苏联“专才培养”的教育模式，对全国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然而，“专才培养”模式造成了理科与工科的分离，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狭窄，无法直接从事新兴、交叉的科学研究工作。鉴于当时高校的理工科毕业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难以满足科学发展的需要。为“两弹一星”培养急需、尖端科技人才，国家如何进行制度创新，实现科研与教学结合，科学与技术结合成为问题。2.主要原因参照苏联“专才培养”的教育模式，并非完全适合中国国情，而且产生了一些弊端，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对于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人才的需求量增强，理工科学生的数量与质量无法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3.主要对策（1）国家部署远期发展规划，向全国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订出《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中国科学院根据国家部署，启动“两弹一星”等尖端科技领域的研究。（2）中国科大确立“应国家需求而育，倾全院之力而筹，得所系结合优势而生”的办院宗旨，将院部发展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通过国家强制行为实现院部工作部署。（3）中国科学院决定利用自身优势，强力采取“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法，创办一所新型的大学，围绕“两弹一星”的国家需要，培养新兴、边缘、交叉的科技人才。（四）分析提示1.核心思想中国科大在创建初期借鉴苏联“专才培养”模式，造成理科与工科分离严重，造成学生知识面狭窄，无法与世界科学的发展潮流同步。在发现“专才培养”模式弊端后，中国科大迅速改变了教学模式，利用中国科学院的宝贵科研与教学人才资源，实施了“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这一创新理念实现了双赢，中国科大的学生可以接受一流科学家的施教和科研指导，同时也为中国科学院各院所输送了不少优秀人才。而这一举措是在中国科大“应国家需求而育，倾全院之力而筹，得所系结合优势而生”的办院宗旨下实现的，这对进一步加快我国高科技人才培养，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问题结点（1）中国科大创建初期的“苏联教育模式”与“专才培养模式”出现了问题，已经不利于现实需要，进行制度创新迫在眉睫。（2）中国科大实施的“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离不开当时的大背景下，国家在其中必然要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3）“创新高等教育模式——中国科大“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教育创新成功范例”这一案例实质上反映的是制度创新的方式问题，本案例采取了强制性制度创新而非诱致性制度创新，强制性制度创新有着独特的优势。3.解决路径（1）此案例中，以前的“苏联教育模式”与“专才培养模式”化之所以会出现问题，必须总结经验，走出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与人才培养模式，摆脱有模式的束缚。（2）中国科大实施的“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是在国家强力部署《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并且启动“两弹一星”等尖端科技领域的研究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国家起到了强力主导的作用，之所以中国科大能够改革成功，原因在于确立了“应国家需求而育，倾全院之力而筹，得所系结合优势而生”的办院宗旨，借助于国家的强力推动与主导，实现了国家与学校，学校与社会的双赢。（3）制度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诱致性制度创新方式，一种是强制性诱致性制度创新方式。中国科大之所以采取强制性制度创新方式，原因在于国家主导科学发展的大背景，中国科大与中国科学院有着特殊关系，以及强制性制度创新具有诱致性制度创新所没有创新优势与特点。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在强制性制度创新的主导下，中国科大又自发地形成了自己特色的诱致性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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