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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职称论文 > 肺癌术后免疫治疗的临床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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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通过阻断肿瘤,有效抑制免疫系统T淋巴球,唤醒T淋巴细胞,以解决肿瘤再生问题。

一名52岁陈女士,七年前因右中叶的非小细胞肺癌第三期早期接受手术切除,术后不到两年半,疾病持续进展转移到纵膈腔及上腹部淋巴腺多处部位,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吴铭芳表示,陈女经评估接受肿瘤免疫治疗,淋巴腺顺利缩小许多,三年多来与身上肿瘤和平共处,到目前都能维持良好的生活品质。

化疗后肿瘤再生可以免疫疗法抑制

吴铭芳指出,癌患接受化疗或标榜药物治疗后,过一段时间,肿瘤细胞就会对药物产生抗药性,促使肿瘤再度生长,导致治疗成效有限,这时可透过免疫疗法来帮助杀死癌细胞。陈女士,接受手术切除后,辅助化学治疗和纵膈腔放射线治疗,同年发生肋膜转移,再度接受肋膜转移肿瘤的手术切除及化学治疗,术后不到两年半,疾病持续进展转移到纵膈腔及上腹部淋巴腺多处部位,后来又因淋巴腺转移,导致难以进食。

癌细胞不断转移免疫疗法抑制肿瘤再生

吴铭芳说,因陈女士肺癌没有表皮生长激素受体的基因突变,或间变性淋巴瘤激酶的染色体错位,没有合适的标靶药物可治疗,过去这样的病患存活期是很难再有三个月;检测陈女士的肿瘤细胞PD-L1表达为>50%的高表达,透过肿瘤免疫治疗,也就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经两个月注射后,淋巴腺顺利缩小许多。主要是透过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通过阻断肿瘤,有效抑制免疫系统T淋巴球,唤醒T淋巴细胞,以解决肿瘤再生问题。

免疫治疗副作用少单独使用优于化疗

吴铭芳医师进一步解释,目前发表的第二线使用PD-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较于欧洲紫杉醇化学治疗于无基因突变,肿瘤PD-L1有表达的非小细胞肺癌的第三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接受肿瘤免疫治疗病患存活时间明显延长而且治疗副作用比化学治疗少,且在肿瘤PD-L1高表达(>50%)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病人,一线单独使用甚至优于化疗。

吴铭芳提醒,肿瘤免疫治疗单独使用有效的对象约15至20%,有些依赖肿瘤PD-L1检测结果,如何挑选适合对象仍是重要研究课题;吴铭芳医师强调,包括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典型何杰金氏淋巴瘤、泌尿道上皮癌等都能适应于癌症免疫治疗药物,虽副作用比起传统化疗少,还是有可能会发生免疫系统对于正常组织的攻击,引起身体各器官与组织发炎反应,因此若有严重症状出现时,则需立即暂停免疫疗法,并透过类固醇甚至免疫抑制剂,直至改善为止。

121 评论

Cherry6151123

肺癌 是致死率较高的癌种,死亡病例一直高居世界癌症死亡榜首。近年来,随着免疫治疗的发展,以免疫疗法为基础的综合治疗大大改善了预后,并已成为治疗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的主要方法。 新辅助免疫治疗 包括术前和术后。其主要目的是激活患者的免疫系统,诱导已经浸润到肿瘤内部的免疫细胞发挥抗肿瘤作用,杀灭肿瘤细胞,缩小肿瘤,降低肿瘤分期。 近期,一项 新辅助免疫治疗 研究项目NADIM刊发了其3年随访结果,显示新辅助免疫治疗联合化疗,能够为可切除IIIA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带来病理缓解和生存获益。 NADIM是一项II期研究,共纳入46例IIIA期可切除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具体的 治疗方案 如下: 01 患者接受三个周期的纳武利尤单抗+紫杉醇+卡铂治疗,每21天为一个周期。 02 在治疗结束后6-7周内进行手术。 03 手术后的第3~8周开始接受为期1年的纳武利尤单抗术后维持治疗。 此研究的主要终点是24个月时的无进展生存期,结果在之前已经发表过:无进展生存率为,主要病理缓解率为。这次发表的论文主要涉及次要终点——3年总生存期和生物标记物的分析。 研究人员按照ITT人群和PP人群来评估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 ITT人群:包括所有接受新辅助治疗的患者。 PP人群:包括所有接受肿瘤切除并至少接受一周期辅助治疗的患者。 此次研究随访数据表明,治疗完成3年后: 01 ITT组和PP组的存活率分别为和。这是IIIA期非小细胞癌患者前所未有的高存活率,其生存时间是以往历史系列报道的三倍。 02 两组患者36个月和42个月的无进展生存率均为,病情进展的患者的中位进展时间为个月。 03 接受手术的患者的总生存期显著改善(HR:;95%CI)。 04 27例()患者在辅助治疗过程中出现1级或2级不良事件,最常见的是疲乏,在10例患者()中出现,5例()患者出现3级或4级的不良事件。没有注意到长期毒性。 生物标志物方面,研究人员发现: 01 PD-L1在肿瘤细胞中表达的高低与无进展生存期或总生存期的改善无关,无法作为预测预后的指标。 02 肿瘤突变负荷的评估与生存结果无关,无法作为预测预后的指标。 03 循环肿瘤DNA水平不但与肿瘤大小显著相关,而且,比起循环肿瘤DNA水平高的患者,循环肿瘤DN水平低的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显著改善,提示循环肿瘤DNA可以作为预测预后的生物标志物。 小知识 循环肿瘤DNA是肿瘤细胞在坏死或凋亡过程中产生的,是一种特征性的肿瘤生物标记。 这项3年随访结果表明,新辅助纳武利尤单抗联合化疗,能够为可切除IIIA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带来病理缓解和生存获益,而循环肿瘤DNA有望作为长期生存的预测指标。 不过,由于此次II期研究的样本数量较少,接下来还需要更大样本的III期随机对照试验来进一步验证。参考文献: Provencio M, Serna-Blasco R, Nadal E, et al. Overall Survival and Biomarker Analysis of Neoadjuvant Nivolumab Plus Chemotherapy in Operable Stage IIIA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ADIM phase II trial)[J].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2022: JCO. .

233 评论

37856552ah

目前,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恶性肿瘤之首,是危害极大的 健康 杀手。其中非小细胞肺癌(NSCLC)占比80-85%[1],而NSCLC诊断时七成为晚期,其中25–40% 的NSCLC患者属于局部晚期(III期)[2-7],约 30% 的局部晚期(III期)患者属于不可手术切除[4]。对于不可切除的III期NSCLC患者的治疗,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三项临床研究:EORTC (N=331) [8],Jeremic et al (N=169)[9],Jeremic et al.(N=131)[10]均证实:同步放化疗的疗效优于单纯放疗,从而奠定了同步放化疗为不可切除III期NSCLC的标准治疗方案,受到各大指南:NCCN指南、ASCO指南、ASTRO指南、ESMO指南、CSCO指南的一致推荐。近十几年来,多个临床研究也尝试改进或者优化该治疗策略,但均以失败告终。尝试的策略包括:PROCLAIM[11]研究尝试不同的化疗药物 (培美曲塞+顺铂);CALGB[12] 和CALGB (Alliance)[13] 研究尝试在放化疗前进行诱导化疗;KCSG-LU05-04[14 ]和Hanna et al[15] 研究尝试在放化疗后进行巩固化疗;SWOG[16]研究尝试加入EGFR-TKI靶向治疗;RTOG[17] 研究尝试增加放疗剂量;这些尝试均未能改善患者生存且增加患者的毒副作用,因此III期不可切除的NSCLC的同步放化疗标准方案一直未被修改或更新。

直到最近,随着以PD-1/PD-L1抗体等免疫检测点抑制剂为代表的免疫治疗的出现,极大改变了肺癌的治疗格局。特别是免疫治疗在III期NSCLC的首次 探索 -PACIFIC研究[18]的成功,标志着免疫治疗成功突破局部晚期肺癌治疗瓶颈,实现抗击肺癌的“诺曼底登陆”,改写了治疗指南。

PACIFIC临床试验研究结果显示,同步放化疗后使用度伐利尤单抗注射液免疫治疗,降低了III期不可切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近32%的死亡风险,中位无疾病进展生存期(PFS)为个月18,3年总生存率(OS)更是高达57%[19],预期5年生存率将超过50%。随着PD-L1免疫疗法度伐利尤单抗在中国获批上市,III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给III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带来了临床治愈的希望。

放化疗后使用度伐利尤单抗注射液的PACIFIC模式已被美国NCCN指南列为III期不可切非小细胞肺癌的标准治疗方案。

基于PACIFIC模式,免疫治疗联合放化疗的进一步优化策略也在研究之中,包括:PACIFIC 2 研究[20]尝试在放化疗阶段就联合免疫治疗,后续给予免疫治疗进行巩固;DETERRED研究[21]尝试在放化疗阶段联合免疫治疗,后续给予化疗联合免疫治疗进行巩固;NICOLAS研究[22] 尝试在放化疗前先进行诱导免疫治疗;AFT-16研究[23]尝试在放化疗前先进行诱导免疫治疗,完成放化疗后继续免疫治疗进行巩固治疗。相信随着这些研究结果的公布,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策略将得到进一步优化,患者的生存将进一步延长,其最终成为慢性病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 Research UK. Lung Cancer Risk Factors.

. Accessed November 2017;

2. Aupérin A, et al. J Clin Oncol. 2010;28:2181–2190;

3. Provencio M, et al. J Thorac Dis. 2011;3:197–204;

4. Scorsetti M, et al. Radiat Oncol. 2010;5:94–102;

5. Fournel P, et al. J Clin Oncol. 2005;23:5910–5917;

6. Johnson DH. Chest. 2000;117:123S–126S;

7.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NSCLC survival rates by stage.

. Accessed November 2017;

8. Schaake-Koning C, et al. N Engl J Med. 1992;326:524–530;

9. Jeremic B, et al. J Clin Oncol. 1995;15:452–458;

10. Jeremic B, et al. J Clin Oncol. 1996;14:1065–1070

11. Senan S, et al. J Clin Oncol. 2016;34:953–962;

12. Vokes EE, et al. J Clin Oncol. 2007;25:1698–1704;

13. Lilenbaum R, et al. J Thorac Oncol. 2015;10:143–147;

14. Ahn JS, et al. J Clin Oncol. 2015;33:2660–2666;

15. Hanna N, et al. J Clin Oncol. 2008;26:5755–5760;

16. Kelly K, et al. J Clin Oncol. 2008;26:2450–2456;

17. Bradley JD, et al. Lancet Oncol. 2015;16:187–199

18. Antonia SJ, et al. N Engl J Med. 2017;377(20):1919–1929;

19. Gray JE, et al. 2019 ASCO Abstract 8526

20. Identifier: NCT03519971

21. Liu S, et al. Presented at WCLC 2018. #

22. Peters S, et al. Presented at ASCO 2018. #8510.

23. Ross HJ, et al. ASCO 2018. Abstr TPS8585. NCT0310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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