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方面的研究论文角度

我想这个问题要从文学史的各个层面去回答，还要结合赵树理的作品。比如从地域的角度，特殊的历史时期，以及他的创作体裁三个角度结合作品去分析。此外还要注重赵树理对于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意义。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如果做起来的话，怎么也要1、2千字。简单单的百度回答，并不完全解决问题

赵树理（1906一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 《小二黑结婚》作于1943年春，是赵树理的成名之作，也是体现他的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形成主题的创作思想的代表作品。他被称为“地摊文学家”。 小说塑造了三组各具特色的人物。 A．新型农民的典型：小二黑和小芹。 他们是解放区新+代农民的典型由他们’敢于斗争，主要表现掌握自己的命运’譬坚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大胆地自由恋爱当二诸葛为儿子收留了一个八。九岁的女孩传童养媳时，小二黑含糊地说；“您愿意养，你就养若，反正我不要”。当三仙姑要将小芹嫁给—个旧军官做续续时，小芹坚决反对，并明确表示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去”。两人并在斗争中，自由恋爱结婚。反对封建迷信。小二黑原先也跟他爹二诸葛学些算卦之类的事，后来在事实面前逐渐清醒，开始厌恶。反对父亲的迷信行为。小芹也对她母亲的弄神行为不予理睬。反对恶势力。当恶势力金旺、兴旺利用被窃取的职权设下圈套。斗争小二黑和小芹时，他们毫不示弱，敢于面对面地以理抗争。并在党和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克服了自身的旧思想和旧道德，树立了新的思想道德，新的思想愿望，最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B．落后农民的典型；二诸葛、三仙姑。 他们由于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既不明白自己受苦的根源，又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地位，便养成了落后、守旧、自私、迷信的性格。 二诸葛迷信思想报重。“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包办儿子的婚姻，给小二黑找了个七、八岁的童养媳。在恶势力的面前不分是非，软弱屈从，只会哀求“恩典恩典”。三仙姑好吃懒做，用迷信唬弄人，装神弄鬼取钱财。包办婚姻，给小芹找了旧军官；心理“变态”，讲究不合时宜的穿戴打扮，对小二黑和小芹表现出一种极不正常的心理和感情。两个落后农民，他们的思想都与新的时代格格不久但他们毕竟是受封建毒害的善良农民，他们的思想也是可以改造的。在作品的结尾，三仙姑改变了打扮，二诸葛也撤去了香案。 C.封建恶势力的代表：金旺、兴旺。 金旺兄弟利用农村新政权的稚嫩和农民的保守思想摄取了基层政权的职位，为非作歹兴风作浪，调戏小芹，非法斗争和捆绑小二黑和小芹，把持乡村政权。但他们最终还逃不出人民政权的惩罚。 思想意义：小二黑和小芹的胜利说明人民政权是人民实现自主婚姻的最可靠的保证。同时它也揭示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小二黑和小芹的斗争，已经不只是他们个人的事情，他们斗争是解放区人民反霸除暴的民主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全社会建立新的婚姻观念，消除封建迷信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作品也表达了作者的一个隐忧，那就是，基层政权有可能会被封建恶势力所把持。金旺和兴旺这两个形象说明：农村的基础政权中只有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才能造福于人民。但作品也同样表现了作者的某些农民意识，诸如对于三仙姑形象的丑化，特别是对她的穿着的嘲讽性描写，都显示了作者对女性的贬抑态度。 这部小说在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作者学习了中国传统的说唱艺术和古典小说的长处。这主要表现在： (1)在结构上，采用单线发展的手法。情节连贯，故事性煮划构严谨，首尾照应。作者按照民间习俗，老百姓爱听故事晌习惯，善于把矛盾斗争，一环扣一环地集中起来，发展下去。 小说开头写二诸葛和三仙姑两个神仙，接着写小芹，再引出金旺兄弟，后写小芹的恋爱对象小二黑，然后矛盾爆发，出现了第六节（“斗争会”），第七节“三仙姑许亲”。而第八节“拿双”是矛盾的顶点，最后几节，由区政府出面支持新人物，惩罚坏人，教育帮助落后。分章分节的形式，集中地叙述人物和事件，既构成了相对独立的小故事，又不破坏故事的完整性和连贯性。结局，对前面的人物有所交待，又首尾呼应，造成结构的严密。特别是大结局的“大团圆”符合中国民间的喜剧欣赏习惯。戏剧性强，情节出现多次逆转。在人物塑造上，以人物自身的行动和语言来显示性格；在情节开展中，运用白描手法和细节描写来刻划人物。 （2）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展现人物的心理。“不宜栽种”“恩典恩典”——二诸葛的迷信、迂腐。“米烂了”“看看仙姑” ——泼、赖。三仙姑去区里见区长的言、行、打扮这—细节。在语言运用方面这部小说真正做到了大众化（群众化、口语化）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 （3）人物的类型化。将主要人物分成三类，分别灌注了三种具有抽象理论特性的观念。 （4）山西的地方特色。语言的山西风味——对于三仙姑“下了霜的驴粪蛋”的比喻；给人物起诨号的手法。具有浓重的淳朴的地方风味，又幽默有趣。 总之，《小二黑结婚》以崭新的思想内容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化，大众化的形式。获得了群众的赞赏。赵树理小说艺术风格的概叙 （1）赵树理小说的艺术成就在于创造了一种新颖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他的作品可以说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所描写的人物是地道的中国农民，所写的事都具有中国农村的气派和特色。 （2）语言是真正的群众语言，朗朗上口，并富于幽默感。 故事是通俗易懂，雅俗共赏。 （3）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大家，创造了“山药蛋”派这一文学流派。赵树理“评书体”小说大量运用经过加工提炼的群众口语进行叙述、描写，沿袭中国传统小说“讲故事”的结构特点，讲究情节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人物的来龙去脉、故事的发生、发展和结局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但又摒弃传统章回体的形式框架，把人物放到故事情节的发展中，放到矛盾冲突中进行塑造，不作静止的心理描写。例如《李有才板话》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和语言驾驭上，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所创造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小说民族形式，开辟了新文学发展的新生面。后来人们把这一群体的作家，形象而友善地称为“山药蛋派”，赵树理是这一文学流派的当然的领袖。赵树理是继鲁迅、郭沫若、茅盾这些新文学奠基人之后与巴金、丁玲、老舍等人齐名的一位大师级人物；“山药蛋文学流派”已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乡土文学品牌”；“农民化的文学范式”和口语化的“工农语言文体”给文学语言注入新鲜活力：《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作品以独特的叙述艺术形式和美学价值，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独具特色的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农村题材小说，填补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空白。 为了实现写好农村、农民的诺言，赵树理坚守“乡土文摊”作家纯朴的本色，从不以大作家自居。他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作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一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两三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封建小唱本的阵地。”他还说：“中国的文坛太高，普通群众攀不上去。希望是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因为那些欧化的长句子，干枯而深奥的叙述，各种古怪的表现形式和毫无生活内容的作品，在农村农民中间根本没有市场。” 《李有才板话》是继《小二黑结婚》之后又一力作，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中，大胆地把传统小说里的“诗话”变异成了通俗的“板话”。把说诗的人叫做“板人”，以新颖的表现手法，为读者奉献出了一个乡土气息非常浓厚，富有生活情趣的经典之作。 《李有才板话》描写的是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建设问题。毛泽东《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抗日期间，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民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付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以防豪绅地主把持政权。”这部作品描写的是太行山区一个村庄叫闫家山，闫家山村里的“闫恒元派”就属于民主政权要专政的对象，他们把持“闫家山”政权多年。村长闫恒元下了台退居在幕后，由侄儿闫喜富继续干村长抛头露面。他们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还利用种种手段取了“模范村”的荣誉。而老槐底下的“老字辈”“小字辈”们祖祖辈辈受尽了西头“闫恒元派”的欺压。对于这一部作品，各研究专家和文学大师都对其赞赏有加。董大中先生说：赵树理是一位艺术形式的革新家，《李有才板话》是他在文学民族化上的重大贡献。郭沫若、茅盾等大师都有中肯的评论。 赵树理是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与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创作成就卓著的人民作家。他为我国的文学宝库留下了一大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文学作品，他的创作主张和人格魅力影响了我们许多作家和广大文学爱好者。他是中国作家的一面旗帜。不管是思想意义上，还是艺术形式上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资源。在今天，我们可以是先锋的、现代的，但一定是要民族化的、中国化的。我们一定要寻求一种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和中国作风，而赵树理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应当说，赵树理代表了一种深刻影响中国20世纪文学创作的思潮。” 赵树理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他甘守“文摊”作家的寂寞，决不攀“文坛”，他能身体力行，多才多艺，他会唱上党梆子，同时能拨弄好几样乐器，嘴打梆子还不误唱，创作了很多“群众喜欢看”“时代起作用”的优秀作品。这一切都深刻地映照出这一位人民艺术家崇高的文学精神和文学原创精神的追求。值此百年之际，我们怀念赵树理，像赵树理那样真切地关注人性，关注民生疾苦，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常态，关注和思索时代最重大、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关注民族命运，更要关注活文化，要发挥文学艺术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是：（1）第一个真正出身于无产阶级的作家（因为鲁迅、茅盾、巴金等现代大家都是从没落的旧式家庭走出来的）。（2）对文学作品的语言和内容大众化作出了有益的探讨（在此以前的作品很少把农民作为歌颂对象，大多数文学作品只是暴露其落后、麻木、受压迫的一面；而且这些作品都是以知识分子的笔写农民，多少有些“失真”）。（3）最早描写解放区农民生活风貌的作家之一（因为在40年代前根本没有“解放区”这样的字眼）。上述三点，都是文学发展与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人民需要自己的文学家与艺术家。当然，今天我们评价赵树理，不得不承认他身上有着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性，打着政治的烙印，我们不能片面抬高赵树理的文学地位，但是他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是不容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