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主题活动的论文

“我的城市故事”主题活动征文(10篇)

我国城市发生的可歌可颂可喜的变化，涵盖经济、文化、民生、教育、旅游等领域的内容，反映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下面是我给大家带来的“我的城市故事”主题活动征文(10篇)，以供大家参考!

苏州的美，是合二为一的;苏州的风格，是文武双全的;苏州的人，是具有双重性格的。

小桥流水人家，醉里吴音相媚好。在古朴的环境中，苏州独有一份高贵的内敛与矜持。到那矮墩墩的小石拱桥之上，静静欣赏两岸有些沧桑却依然朴素高贵的粉墙黛瓦。木屋楼群如摄下的彩色像片，一帧帧从眼前移过，青石围砌的墙门和细木格的窗户形成恰好的配合，宁静的两侧水街，你会偶然看见有几位少妇和孩子在上下河埠，生活的悠闲保持了平静的格调。低头，宁静的河水，如飘扬的薄荷色丝带，前赴后继，飘向那下一个桥洞看向芳草青青的河边，橙色的斜阳打在飘忽的柳枝上，水面上密麻而错落地洒着金色的纸屑。风卷残云后，落下个清秀无瑕的天地，瞭望河上，却已分不清是枝撩金波还是屑洒柔发了。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那闹腾中也夹杂着几丝无声而宁静的和平。几声淳朴娇好的吴音使得心头忽然一热，那是乡情的温暖：汏衣裳啊——挨——体会着古镇平实悠然的平民心境，体会着历史文化所带给古镇的华筵饕宴，在这天堂般的苏州的日子便这么悠悠地过去了。

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繁华，先进，是苏州另一大美景。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畔，有座匠心独具的雕塑，呈现螺旋上升结构，雕塑上刻着两个字—圆融。这是苏州城市科技化的一个鲜明标志，它所表达的深刻含义就是—传统与现代、科技与人文的互融共生。

显然，苏州就是一个沿着传统与现代交汇互融的方向走去的城市，不但古风依旧，又一步踏上了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轨道。原因之一也许是，苏州人深谙双面绣之道。婉约淡雅的苏绣，如远古飘移而来的俏女，至今驻颜清丽，与苏州共享婵娟。苏州的城市发展就如同双面绣：一面是科技，一面是人文;一面是传统文化，一面是现代经济，协调地合为一体。

苏州也是一个人文荟萃之地。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产生了沙曼翁、费新我等知名书法家。而我6岁时便已经被那清秀的墨香所吸引：楷书清秀端庄，隶书浑厚典雅，行书行云流水在书法中，我感受到了清新、稳健、大方、潇洒而古典音乐也让我痴迷其中，黑白琴键是我的另一片天空

苏州又是一个健儿汇集之地：羽毛球场上蔡赟扣杀的雄姿;举重场上陈艳青轻松挺举的表情;跳远场上张晓一惊鸿一瞬的飞跃;马拉松赛场上周春秀蓄势待发的起跑;篮球场上唐正东和胡雪峰的投篮与扣球于是，在这许多世界健儿骄人成绩的感染下，我的运动细胞也被充分激活：毽子双飞在同龄人中有得一拼，单杠双杠使我变成了灵巧的小猴，乒乓球是每天饭后的小幅活动，羽毛球是休息时的家常便饭

所以，这古韵今风也熏陶出了苏州人的双重性格：清秀、内敛、平和，大方、活泼、洒脱，我的双重性格：安静时沉醉于一个或者简单或者深奥的世界中，活泼时闹腾于这灿烂繁华的世界中，动静结合，协调发展。

协调的两重风景、协调的两重风格、协调的两重性格，构成了这协调的苏州。而我，愿与苏州一起，在协调中发展，在协调中走向下一步辉煌!

现代的苏州，是怎样的一座城市?苏州人喜欢用两句话浓缩改革开放以来的家乡形象——苏州，用古典园林的精巧，布局出现代经济版图;苏州，用双面刺绣的绝活，实现了东西方对接。

如果用让我最简短的语言概括古今苏州，我依然会钟情于“小桥、流水、人家”这六个字，这才是苏州的本来面貌，一个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城的本来面貌。然而，积二千多年的历史遗存，聚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苏州人用八个字概括自己的城市精神——崇文、融和、创新、致远。

是的，她是一座水城，以她的精致典雅，跨越两千年沧桑岁月，固守着一片以水文化为特征的天堂家园，崇文千年，典雅千年。以苏州的学府来说，首推当是苏州中学了。苏州中学历史悠久，可上溯至千年前。宋朝文学家范仲淹首开府学，沿传至今，才有了今天的苏州中学。今天的苏州中学，人才济济，每年都有许多学子出国留学或是进入我国名校——清华、北大，为苏州抹下一笔浓重的文化色彩。

是的，她是一座名城，以她创业、创新、创优的世纪奇迹，把“洋苏州”、“新苏州”、“古苏州”共同融汇在这座缤纷城市，山水相融，古今相融。眼观苏州，既有古韵浓厚的七里山塘，又有工业发达的工业园区;既有富有本地特色的园林建筑，又有外商云集的苏州高新区;既有苏州传统的评弹刺绣，又有来自四海的各色餐点。现在的苏州，既保持着古朴的风貌，又蕴含了浓重的现代化气息，正可谓“和谐苏州，发展苏州”。

是的，她也是一座永远进取、用实力作证的城市。至去年底，苏州GDP达到4027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9909亿元，进出口总额达到140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达到亿美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870亿元，地方一般预算收入达到亿元，上述数据，均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苏州，以她自加压力、争创一流的发展精神，率先争胜，致远创新，描绘着炫目的发展图卷,向着明天，向着未来……

崇文、融合、创新、致远。苏州人带着他们的城市精神在中国乃至世界优秀城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苏州就像是天堂在水中的倒影，美丽又羞涩，却与她的精神同在，影响着每个苏州人。

桥，苏州的融和。苏州以“小桥流水人家”著称。身为一名苏州人，我就像是一座桥，背负着重要的任务——沟通。每一座桥都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正因为有了我们这些可爱的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多了，也更加亲切了。正因如此，社会才会如此的融和与和谐。

水，苏州的致远。《论语》中有：“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聪明的人都喜欢水。为什么呢?因为水是最宁静的，它能以宽广的胸怀包容一切。我们苏州人也与苏州水一样，宁静致远，怀着平静的心态，淡泊名利。我们并不图眼下之利，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苏州更好的未来。

文人墨客，苏州的崇文。苏州是一个极其古老而富文化的城市，从古至今，苏州的人才济济。其中之一便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广博的胸怀不正是我们每个人所要学习的吗?只有我们崇尚文化，好好读书，将来才能为苏州献一份力。

教育，苏州的创新。如今，古老的城市——苏州也在一点一点地创新。工业园区、高新区都有了新加坡学校、外国语学校等。苏州的教育正在吸取西方的教学特色，完善自己，争取更大的创新。而作为学生的我们，更要有创新意识，“与时俱进”啊!

精致的园林，和谐的双塔，迂回的流水，动听的评弹……一切景致都反映出了苏州的精神——融和、致远、崇文、创新。每一个苏州人都应为苏州而感到骄傲、幸福。

苏州是一个著名的历史名城，山水秀丽，古典园林多姿多彩，充满韵味。它享有“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的美称。

我是一个苏州人，生活在苏州已有13的历史了。我发现苏州这几年在不断地创新和改革，所以苏州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了;经济发展飞速前进;人民的生活质量也在不断地提高，使苏州这个城市更美丽。

我原来是住在自家造平房里的，因为拆迁，我和爸爸妈妈住上了新村。新村的环境很好：路不是以前的石子路、水泥路，都铺上了柏油，使人们行驶很方便，。马路两旁设了路灯便于天黑行驶。可不像以前，天黑了就什么也看不见，黑压压的一片。马路旁也种上了一棵棵蓬勃生机的大树，楼房前后都有绿油油的草坪。另外，新村里还设了健身房、老年人活动中心、游乐园等等。这些事物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我十分喜欢现在的生活，我每天都好开心!

虽然，苏州大部分地方都建了公寓，但许多地方还有小桥流水人家。一条窄窄的小河旁造着许多房屋。淡淡的墙，黑黑的瓦，方格的窗，充满了古典的韵味。虽然有些窗纸破了，但还是非常德望美。河边的墙上有一扇门，通着楼梯，人们可以在和里洗洗菜，捉些小虾米。河水十分纯请，一阵清风吹过，河面荡漾起微波。河面上时不时有几条小船划过。小船弯弯的，划船的大伯弯着腰划着浆，身体一摇一摇的，还唱着歌。大伯的嗓音苍亮，脸上洋溢着笑容。

爸爸经常带我出去看看苏州的古典园林和名胜，给我说说苏州悠久的历史，使我增长了许多知识，对苏州有了一定的了解。

苏州这个城市历史悠久、风景秀丽，着重于创新发展。作为一个苏州人，我真的很自豪!

蝴蝶在花丛中飞，鸳鸯在湖中嬉戏玩耍，一缕阳光照下来，仿佛给公园披上了一件金纱衣，美极了。我和猪八戒来到长湖公园，猪八戒立刻对公园感兴趣，如痴如醉，就像一位情圣--摘下三朵玫瑰，对着天喊：“嫦娥，你嫁给我吧!我会保护你一辈子的，嫁给我吧!”看它那么真情、那么痴心，我笑着给它两百元，说：“猪八戒，你拿这钱去买礼物给嫦娥吧，她一定会喜欢你的!”“真的，我送她礼物，她会喜欢我吗?”“如假包换。”“好，等我回去取完西经后，一定要去娶嫦娥的!”“我祝福你和嫦娥早成一对，就像那河中的鸳鸯!”“好!我们就去河中玩吧!”在碧波荡漾的河面上，有着我和猪八戒的欢笑声：我朝猪八戒扔去一条鱼，猪八戒却躲开并朝我泼了一盆水，谁知，他摔了一跤，脸都是黑泥巴，看起来，就像一头大黑猪，我看了，把我引得哈哈大笑。

红红的朝霞印红了半边天，太阳脸上洋溢着微笑慢慢地朝山的那边落去，傍晚到了，难道我和猪八戒的友情到此结束?

“傍晚了，我要回去见师傅他们了。”猪八戒说道。“不，你不能走，你是我的好朋友!”我伤心极了，我哭了。猪八戒走进时空机里，说：“我要走了，记住你是男子汉，不能哭!”我还是忍不住了，哭了：“那你也要娶到嫦娥啊!”猪八戒笑了：“好，记得来喝我的喜酒哦!”我擦了擦眼泪：“好!我一定来，我们是兄弟嘛!”只听猪八戒说：“保重，后会有期!”随即，时空机关上，“嗖”的一声升上天空，在天空划出一条弧线，就像一个笑脸，看着红红的朝霞与那笑脸，我耳朵边仍荡漾着一个声音,“记住!你是男子汉，不能哭!”

从小就在城市里长大，爸妈希望自己的孩子;伶俐乖巧，当个真真正正的城市人，便迁离了开门就是小巷街道的老家，在襁褓中的我就随他们绑到七层楼高的小区里。

小区的样貌十年如一日般崭新依旧，就如汕尾的发展一样协调，不紧不慌、慢条斯理。然而，作为一名城市人的我却与它产生了代沟，这种代沟不是二者间的意见分歧，而是一种建立在陌生上的隔阂。原因是我不清楚城市的楼有几幢，数不清道路有几条，更滑稽的是别问汕尾市长大人的尊姓大名，我不知道……梦里花落知多少?或许我只管上好学，读好书就行了，外面纷杂的东西与我无关，因为高考不考这些。

说了这么多，不得不承认：我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城市人，因为我有最权威的证明——居民户口证书。 如果有一天，我在城市中迷失了方向，或者说窜进了某一条巷子绕不出来，请记得，别笑话我。

如果有一天，我在城市中迷失了方向，或者说窜进了某一条巷子绕不出来，请记得，别笑话我。

如果有一天，我在城市中迷失了方向，或者说窜进了某一条巷子绕不出来，请记得，别笑话如果有一天，我在城市中迷失了方向，或者说窜进了某一条巷子绕不出来，请记得，别笑话我。

昨天这是一座村庄，生活多少年来一个模样，这就是昔日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改革开放给他们插上了翅膀，似春燕在田野上飞起，传递着新的信息，描画着美好春光。

啊，这难道是我的故乡吗?当我来到我的故乡，我望着河岸上一幢幢的高楼，和那些眉开眼笑的人们，不禁呆了，我陷入了沉思……。记得我七岁那年，我和爸爸一起来，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坏极了，房子是用竹子、茅草搭成的，矮小又潮湿。我一点也住不惯。回故乡过春节，可饭桌上只摆着一小碟猪肉，其余都是蔬菜。大年夜里，本该是最热闹的夜晚，可我偶尔只听到传来的几声鞭炮响。唉!那个春节真冷清啊!

“嘟、嘟”的汽笛声打断了我的沉思，该下船了。我向河岸上望去，只见小姨在那里笑吟吟的等着我们。接过我们的提包，亲切地对我说：“走，快回家看看!”走在路上看见原来的茅草屋不见了，在我眼前出现的是一排排整齐高大的楼房。进门一看屋里摆着沙发、洗衣机、冰箱、摩托车、电磁炉……使我感到惊奇的是那光亮的组合上还摆着一台29寸的彩色电视机。我迷惑了，就追问小姨：“这是你们的家吗?”小姨笑嘻嘻地说：“是的，孩子，你一定感到惊奇吧?告诉你，自从改革开放我们家就富裕了，科学种田呀，发展种殖业生产呀，一年收入就达到二三万元，现在家家都富起来啦。”听了小姨的话，我更惊讶了。

这次回到故乡，不是过春节，可饭桌上摆着鸡、鸭、鱼、肉还有饮料，多好的酒菜啊!我美美地吃了顿饱餐。晚上小姨又带我和妹妹弟弟去看电视，游公园……多么愉快啊!我的故乡在变化，变成了城市。当我在回来的路上，眺望远处故乡，心里无限舒畅，啊!我在成长，城市也在成长啊……

每当我站在宽宽的柏油路面前，瞧着城市里那一条条张灯结彩的繁华街道，望着街道上那一辆辆来来往往的车辆，如梭如织时，我总会想到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在注意交通的同时注意我们的环境了吗?

如今的环境已经大不如从前，因为交通，人们过多排放汽车尾气，使城市空气被破坏。汽车尾气中含有大量的一氧化碳、碳氧化合物、二氧化碳、三氧化碳与臭气等一些刺激性气体，严重破坏坏空气，形成臭氧。当汽车排放的臭氧达到一定的浓度时，将会对人类的健康造成危害。汽车尾气中还含有铅，人体吸入过多后，会损害脑细胞，导致铅中毒，可能还会痴呆。

公共交通是城市的基础设施，是关系祖国人民的利益事业，为城市居民提供安全、舒适、快捷、经济的出行方式。这是人民生活的'提高，是科学的飞速发展，是政治好的体现。尽管如此交通安全也涉及千家万户：据材料记载，每年全球死于车祸的人数上万人。

作为初一生的我呼吁大家︰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打造一个井然有序﹑和谐的交通秩序。9月22日是世界无车日，让我们这一天内做到不开车，共同乘坐环保公交吧。

大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之所以一开始就想起这句诗，是因为它不仅包含诗人对家乡的热爱，更包含一种坚毅的时代精神和中国梦——“龙”的气息，让我为之激动和振奋。面对这片养育我们的热土，我们可爱的恐龙之乡。

在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中，作为龙的传人，我应该怎样与创建文明城市同行?做一个“创文”的小天使?

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河源人民乘着精神文明的春风，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巨变。当这座年轻的城市沐浴在清晨和谐的晨风中时;当这座美丽的城市沉静在夜幕的宁静中时，您可曾留意过她日新月异的变化?一座座花园式小区拔地而起;一条条绿油油的柏油马路宽广平整，充满着盎然生机;不久前还是荒芜贫瘠的土地，如今一个个工业园勃然兴起。

清晨，鸟语花香，到处是晨练的人群;傍晚，万家灯火美不胜收，一派祥和安宁!多么和谐美丽的一幅画卷!特别是去年以来，市委市政府下了很大的魄力，实行“三赛”、“大城管”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大街小巷几乎看不到垃圾。但是，仅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也有维护城市文明卫生的义务和责任。

城市是我家，创建靠大家!那么在洁净的街道上，突然飘来一片纸屑，一个塑料袋，我们要主动把它捡起来;当我们漫步在花园、广场，要自觉把所吃剩的果皮杂物扔进垃圾箱;当我们在为小朋友讲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时候，要亲身力行，植树造林，绿化家园。

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时刻在鞭策着我的言行。那是去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天气闷热，在广场乘凉，路过垃圾箱的时候，我母亲随手把手中的空饮料瓶一扔，没想到扔到了垃圾箱外边，我们当时没在意，继续往前走，“妈妈，这个阿姨乱扔垃圾，不爱护环境卫生”。

稚嫩的声音如同六月的惊雷划破了天空，在我们耳边惊响，我们尴尬地转过身，看到的是一双天真无邪的眼睛，那充满童真的目光写满了不解和疑惑，如同麦芒一样扎在我们的脸上，当看到孩子的小手正拿着我妈扔出的瓶子扔进垃圾箱的时候，当孩子的母亲一边露出对孩子赞赏的目光，一边向我们透出歉意微笑的时候，我们脸红了，我们被孩子的行为深深的打动了，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深深的自责!

孩子的行为向我们诠释了一个讲了不知多少遍却都从来都没有去认真去实践的言论，那就是爱护环境卫生，从我做起!只有从自己身边的小事一点一滴做起，才能美化我们的家园。

作为城市的主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齐心协力，共同奏响这首创建文明城市的凯歌!——“花香蝶自来”。城市的环境卫生搞好了，城市的品位和层次就提高了，就可以聚集和吸进高端人才，使他们乐于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才能得到更多投资者和创业者的青睐，才能大力促进城市建设，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步伐。

我爱生我养我的河源这片热土，守护美丽的家园。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一起来做好创建文明城市的工作。相信我们创建文明城市一定能成功，与河源同成长，那样我们的家园会变得更美丽!河源的明天会更辉煌!

乡村，是城市人眼中的淳朴乐园;城市，是乡村人心里的生活天堂。在乡村我看到得是一大片澈蓝的蓝天;在城市中我听到的是此起彼落的吆喝声。乡村与城市，犹如两个世纪的缩影。城市中，永不熄灭的招牌灯聚集成一座灯火通明的不夜城;乡村里，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农家，到了夜晚，一户一户跟着黄昏的脚步进入了星星一起入眠。每个地方都拥有自己的一片风情，只要用“心”去体会，我相信每个人看到属于自己的乐园。

“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小小的乡村里孕育着无数个惊奇，一进入村子里，对面的三合院就伸出双手来欢迎我，细细观察，房子朴素却又不失古典的优雅，一砖一瓦诉说着传统的智慧。两旁的稻田就像整齐的棋盘，微风徐徐吹来，金黄色的稻米如波浪般的卷来，一旁的农夫也没闲着，一顶斗笠、一根锄头，大地全成了他的“织布”，汗水，如雨般的洒下也预告着收成的来临，流的开心，也流的值得，田里的小水鸭更是拚命的吃着虫子为这块田地出一份心力，一齐分享这幸福的喜悦!走着走着，穿越一条又一条蜿蜒的小巷，看到柑仔店里邻居呼朋引伴的来这闲话家常，谈着自己的子女、生活起居，小朋友们更是个个拿着一枝钓竿，跑到河堤边，钓着小鱼小虾，互相较劲，到了傍晚萤火虫领着他们，一起聆听丰富的自然交响曲，这，就是悠闲而美丽的乡村生活。

如果世界文明是一艘火箭，那么城市就是它的推进器，现今西方最具代表性的纽约、伦敦;东方有着华夏文明的上海、湖南，城市里头包罗万象，城市彷佛是一个万花筒，食、衣、住、行样样都可以在城市中发现。穿过城市，仰头一望天际，万丈高楼直指天空，走上高楼眺望，市区的美景一览无疑，那居高临下的感觉令人无法比拟，然而整齐方正的街道上，一间连着一间的商店更是引人注目，商店里头藏有任何千奇百怪的商品总让人炫目不已，最新潮的服饰让你走在流行的尖端;声光效果一流的电影让你置身有如童话般的仙境;最高科技的电子产品让你活在未来时代，任何新奇都在这里发生，走进博物馆发现世界历史;走进小摊贩吃到最赞的美食;走进机场体会异国风情，还有坐上城市的交通系统，时间、步调瞬间被拉快，熙来攘往的火车站有着各式各样的商品，国家的核心，在城市中为人民的福祉努力，晚上的城市越夜越美丽，你能说：“这样的城市不让你爱忍释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居住的地方，但喜欢和必须，往往都成为多层面的考虑，纵然我心里有一丝丝向往恬淡闲适的乡村情怀，我还是选择远离农田与鱼虾的城市，这样的繁华是我熟悉的味道，给我安稳踏实的感觉，更是我成长的地方、我读书求学的殿堂、是我甜蜜的家，每件事情都要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自会看清他们不同的面貌，或许哪天在你眼中能看见城市丛林里的生意盎然!

促进物业管理发展 营造美好家园 随着城市的改扩建进一步加快，成片的新建住宅小区拔地而起，为我市竖起了一道亮丽的景观，但如何管理好这些小区，不至于一年新、二年旧、三年破，值得大家深思并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吉安晚报推出的《加强物业管理 共建和谐家园》专栏，就是针对我市目前物业管理行业和住宅小区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业主和物业企业搭建一个全方位的沟通平台，更好地协调和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努力营造和谐文明的美好家园，实现社会、经济、环境三个效益同步增长。物业管理作为小区管理的一种好的形式，它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已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他包揽了小区的多种管理和服务，是政府各职能部门涉及小区管理职责的一个社会总代管，不仅解决了小区的后顾之忧，让业主实现了安居的梦想，而且能营造一个又一个和谐的小环境，对建设和谐平安吉安、创建“三城”活动都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从目前情况看，凡值得参观、学习的小区，规划和建设的档次都比较高，都有完善配套的软硬件设施和良好的物业管理，开发企业和物业企业都舍得投入，希望打造精品小区。但由于，我市物业企业基础较差，物业行业发展较慢，城区老的住宅小区难以普遍推行物业管理，新建住宅小区有的在规划和建设中也忽视物业管理必要的设施要求，因此，城区物业管理覆盖率还不高，已管的小区也因客观、主观等原因，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矛盾，收费难、收费标准低，导致物业企业普遍经营困难、寅吃卯粮，长此下去将难以为继，脏乱的小区可能随时出现。可是住宅小区作为城市的一个基本单元，管理的好不好，能直接反映出城市的文明卫生状况，小区搞不好，城市的脏乱差就解决不了，而在一个脏乱差的环境中是造就不出高素质的文明市民，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就会在此滋生蔓延。 通过这次专栏节目，广泛宣传物业管理政策法规，引导人们对物业管理的正确认识，明确业主和物业企业之间的合同关系，让业主克服买了房子就买了一切，只要服务不想交费，或是交了有限的费用享受无限服务的行为；让企业克服把物业管理看成一种权力，重管理轻服务，多收费少服务的现象。其实业主和物业企业之间有矛盾实属正常，关键是求大同存小异，因为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搞好小区管理。所以要求企业不断自我完善，提供规范而又满意的服务；业主树立住房消费意识，主动配合物业服务；加强沟通联系，时常换位思考，不断密切关系以及行业主管部门的协调监督，这样我市的物业管理行业就能健康稳步的发展。西苑小区物业服务处 涂2010.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