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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浓寻觅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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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育文化与生育观生育包括生殖和养育,是人类历史得以延续、人类得以生存繁衍、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环节。古往今来,关于生育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即生育文化。关于生育文化的定义很多,其中有广义的、也有狭义的。生育文化是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是影响生育主体生育行为的各种因素的综合,也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对生育行为产生的一种综合力,是生育主体的一种观念,它可以决定生育主体的理性程度。各种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可以有完全不同甚至相悖的生育文化。评价一种生育文化的优劣,关键是看在这种生育文化指导下的生育行为是否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能否促进当时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而与多生少生无关。人们在生育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对生育行为的目的、实质和意义的根本看法,即生育观。作为一种观念,生育观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它表现了人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同时也受生育文化及影响生育文化的各种因素的制约。各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人们的生育观会有很大差异,这主要由当时当地生产力水平和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生育观随社会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而中国农村生育观变化趋势及原因如下: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有很大改变。人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就不可能创造出社会物质生活,尤其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生产的基础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从而人口的增长更加灵敏地反应在社会生产中[1]。男人是古代生产力的代表,女儿是要嫁出去的,是人家的人,只有儿子才可以维持和光大家业。于是中国古代便产生了诸如“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各种观念。尽管传统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关注的重点是人口的数量和结构,而今天知识经济时代关注的是人口的质量,即人力资本。可以说,未来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取决于该国的生产效率和科技创新能力,而科技创新又取决于人的素质。经济的发展,使得传统的多代共同生活的大家庭而成为今天所谓的“原子家庭”。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如图1:1971—1995农村独生子女比例(%)出生年度女男1971—————资料来源:根据国家计生委张二力、陈利提供数据计算。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城镇化,尤其户籍改革(实质是承认了大批在城镇工作、生活的人口,他们的身份已不是农民,这样做是为了促进农村城镇化。)加之乡镇企业的发展,使乡镇工业代替了国有企业,成为中国工业的组成部分,从业人员也大增。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这些使养儿防老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中共三代领导集团对中国人口问题认识也是不断深化和总结的。全面实行计划生育,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形成了一个系统的行政组织机构,有一整套的相应的政策措施、强硬的领导、明确的目的、周全的服务,充分利用了行政、法律、经济手段,取得辉煌成就。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的发展,使妇女教育水平提高与生产率上升。这一方面使得生育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农村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改变了小孩对于家庭中的消费属性,因为某些地区生育的原因之一是妇女无事可做。生小孩来养就像城里人养狗、猫当作宠物一样。生育成本对于农村的生育主体来说是较为实在的东西。人们往往从小孩的经济效益来进行考察,即生育一小孩的成本和小孩成长后可能带来的效益的一种比较。而这种比较的结果则是影响农村生育主体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如今社会较高的生育成本毕然使得生育主体少生孩子,也使“超生游击队”减少。西方文化传入中国,西方的生育观念、个人独立的观念在中国农村也悄然兴起。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对生育问题的看法绝对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代。另外西方文化的介入,人们对婚前性行为和同性恋的宽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欲望和对未来小孩的期望。综合上面因素传统“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观念终于改变,儿童出生率也下降了,如图2:中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变化(‰)年代19521962197019750361997出生率自然增长率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9月三、中国传统中的重男轻女现象大为改观,但男女性别比例仍较高中国封建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男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到个体家庭的经济状况乃至整个家族的兴蓑。妇女主内,处于从属地位,社会地位低下,有的甚至无什么社会地位。而如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妇女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也显露出了,于是,随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男女平等地参与工作、参与竞争。尤其在今天,教育水平提高,妇女知识水平提高,男女地位进一步平等,于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育观中,女儿也是传后人。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巨大的性别偏好,即男性偏好,已经形成了一种定势、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性的思维定势若是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在如今农村中仍有不少人,在他们眼中仍觉得“无儿”使自己在他人面前“无脸面”、“愧对列祖列宗”,仍觉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至理名言、金科玉律。这是中国传统的遗留,已经成为一种思想问题,不可能随随便便地用人为的力量来改变,只能用教育感化来使他们渐渐改变,这就要用很长时间。同时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人口的数量加以限制,这种生育选择空间的过于狭窄和传统意义上的“偏男生育意愿”过于强烈相互冲突、相互挤压,加上现代高科技检测设备如B超等出现使人们很早就可以预测婴儿的性别,这些造成了中国当今男女性别偏高。而且从80年代就开始出现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例升高的现象,在90年代仍在继续。[2]如图3:图3 90年代出生婴儿性别比计划生育报表国家统计局1998年调查年份性别比性别比年龄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98年的调查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98中国人口》目前,中国农村中大多数农民虽已摒弃了多生多育的观念,但对婴儿的男性偏好的改观仍不大。四、提倡“优生优育”,重视婴儿“质量”,“生殖崇拜”现象减少中国古代社会中生活水平低下,医疗设施简陋或根本没有什么医疗设备。加之人们尤其农村中人民们对婴儿的不大重视(在当今安徽农村仍流传一句话:小孩子就像小狗一样,只要给吃给穿即可),使得婴儿死亡率高(这也是古代多生的一个原因),而且婴儿“质量”不高。如今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科技进步,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先进的医疗器械和设施,可以及早地为婴儿甚至胎儿进行检查治疗,从而大大提高了婴儿的存活率,保证了婴儿的质量。据《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全国孕产妇死亡率由1995年的万下降为2000年的万。早在1996年,江泽民就强调优生问题是关系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大事,他说:“只有出生的婴儿是比较健康的聪明,我们的民族与国家的未来发展才会有希望。”可见,国家不仅为“优生优育”提先进设施,而且参与重视优生优育工作。另外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人们认识到了在知识经济时代重点是人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不仅要生孩子,更重要的是使子女得以良好教育,使其成才。生育成本越来越高,培养一个孩子,往往要支付各种费用。高额的生育成本使得父母必然放弃数量,转而重视“质量”,也就倾向于优生优育。而农村中重视优生优育主要是注重婚前检查,进行胎教和胎儿保健,妇女保健等,如图4、图5:图4:不同年代产前检查率(%)年代251996检查率.0资料来源:由《人口研究》1998年第一期中肖自力等人的《农村地区产前保健状况分析》中表演化。图5:已婚妇女参加有组织的新婚知识学习情况年 份结婚人数参加有组织的新婚知识学习人数%1963————资料来源:高燕秋的《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知识及健康教育》,《人口研究》,2000年第五期。以上两表说明农村越来越重视优生优育、婚前检查、妇女保健等工作。中国古代科技水平低下,人们的认识能力低下,对各种不能理解的现象认为有一种神秘力量在操纵。其中不可理解的就有生殖现象,于是就产生于生殖崇拜。尤其是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生殖崇拜更加严重,至今仍有部分遗留。生殖崇拜是指对女性或男性生殖器及生育力的崇拜。如我国各少数民族常以象征性的石头、岩洞、洼地来表示女阴加以祭拜,云南白族妇女以剑川石窟象征女阴的石雕“阿盎白”为祭拜求子对象。[3]但是当今社会生活中,科技知识广泛普及,生殖对人们已不再有什么神秘而言,除了个别地区外,全国基本上无生 殖崇拜。五、早婚早育、近亲结婚现象减少、非意愿性生育比例下降知识经济的发展,教育水平提高,一方面人们希望利用大好青春来增长知识、提高自身,以期在以后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另一方面使人们对生育含义和人体发育的各个阶段及其特点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人们尤其广大女性明白了早婚早育(尤其在十七岁以前生育),对于少女身心的影响是有弊无利的,同时可能造成母婴生病率和死亡率大增。因为少女虽然可以怀孕生育,但由于身心尚未发育完善,尚不具有健康生育的能力和抚育后代的能力,而且还影响学业和以后的择业、就业,影响生育婴儿“质量”(包括体能、智力、反应能力等)。与此同时人们也认识到晚婚晚育的优点和各自发展完善(包括身心,知识,能力等)的重要性。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人们也追求一种自立的生活,这也使得晚婚晚育成为可能。科技的发展表明血缘关系太近易造成出生婴儿智力低下,甚至产生痴呆儿,另外婴儿的生病率和死亡率也较高。于是《婚姻法》规定:禁止直系血亲或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但是现在即使没有法律,传统意义上的“亲上加亲”的观点在人们意识上也被否定了。所谓非意愿性生育(或计划外生育)是指生育主体本不打算要生小孩但由于采取措施不得当而造成的怀孕生育。在中国古代社会以及新中国刚建立不久,由于经济、科技、医疗等各种技术设备十分欠缺,加之青少年(尤指改革开放后)无知性行为,使得生育主体得不到行之有效的避孕措施而产生了非意愿性生育。现代社会中,各种高科技避孕手段、器具的产生,又加上各种“人工流产”、“无痛流产”等手段使得非意愿性生育比例大大降低。六、关于婚前生育、非婚生育(无婚生育)和单身(亲)家庭婚前生育是指没有进行结婚登记,只举行了婚礼或经“红人”说合而“确定了关系”而同居生育。婚前生育早就有了,但在现代农村中好像多了起来,它其实上是一种面对计划生育而采取的一种投机取巧的办法。想在婚前“神不知鬼不觉”先生一个,一则可以多生一个,二则可以多一个生男孩的机会。有的在婚前甚至生了多个孩子(往往都是女孩,或只有一个男孩)。这种产生了许多计划外生育儿即“黑户”、“黑头”。这种现象是在中国计划生育高压下一种畸形产物,也是造成中国男女“生态比例”失衡的又一原因。非婚生育既包括前面讲的婚前生育,同时也包括达到法定生育年龄没有结婚、不愿意结婚或离婚无后、丧偶无后的女性的生育。2002年11月1日通过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4章第30条即明文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手段生育一个子女。”当然由于这牵涉到伦理、科技、妇女生育权、男性生育权甚至人权等各个方面,所以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是生育权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在不违反计划生育法和各种国家法律的情况下,无婚生育理应给予理解和支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也产生了巨大变化,西方思想的传入,使得中国传统的妇女“从一而终”的观念淡化以至消失。于是离婚、再婚也为广大人民所接受。离婚好像成为一件“平常事”,许多单身(亲)家庭产生。当然单身家庭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某些人在事业和家庭无法两全时而做出的一种唯事业美的生育观,而且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人们对婚前性行为和同性恋的宽容,单身家庭正有上升之势。七、关于抱养现象抱养现象是计划生育高压政策和传统男性偏好相互冲突和挤压的又一畸形产物,它一方面调和了男女比例;另一方面使得溺婴、弃婴现象大大减少。但是它也造成了中国“黑头”人口增多。但是这些“黑头”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已有了户口。而现在计划生育观念已深入人心,人们关心的也不是把“代”传下去,而是如何生活好,更何况女孩也是接代人呢?抱养现象只是“风靡一时”,现在已有所改观。八、小结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口生产要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当人口生产适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时可以促进物质资料生产发展,反之,则阻碍它发展。如今中国面临严峻人口形势,所以一定要坚持一手抓物质生产,一手抓计划生育。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人口增长是有周期性的,加强人口的道德抑制,[4]使计划生育成为一种小痛苦,小代价的人类自律行为。综合上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滞后性制约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形成和完善,所以我们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和对代生育问题,把生育同国家前途,共产主义目标结合起来,按照人口规律和中国具体条件,宣传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帮助广大人民树立无产阶级生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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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个圈圈

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人口问题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一、引言

30多年来,我国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总方针的指导下,依托“宣传 教育 为主,节育避孕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的工作 方法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总体而言,婚育新风已牢固扎根于人民心中,少生不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发展的必然,优生成为广大人民特别是已婚育龄人群的共同期盼和追求。这些具有转折意义的思想客观共同组成了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固的决定性的内在因素。它潜发性地要求我国现行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必须与时俱进,由兼顾全面,重点解决人口数量问题向优化出生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迈进。

二、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所历所思

符合政策生育率是衡量地区性计划生育水平的重要目标。过去,在人民生育观念十分落后的背景下,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政府不得不采取多种形式的行政手段,即所谓的“土办法”。这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土办法”曾为推进计划生育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现在,随着和谐社会建设和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面对违规违法生育行为,基层工作人员能够做到的主要是生育前的宣传教育和生育后的依法行政(即征收社会抚养费),而后者在具体执行中绝非易事。随着人口流动的日益社会化,从取证到立案到依法征收,这一过程必须事实清楚,程序到位。其目的是为了惩前毖后,以达到遏制政策外生育的效果。同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避免恶性案件的发生,在征收过程中,面对特困人群,又不得不缓征,少征,甚至是事实上的免征。

为了鼓励按政策生育行为,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的奖励 措施 。如:针对计划生育户的奖励抚助金,中考、高考加分,农村合作医疗减免等。这些政策的出台及实施确实对广大育龄人群起到了较好的引领作用,但同时,必须看到在实施这一系列政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从制度的设计上,为了保证计生奖励抚助金发放的准确性,要求对每一位未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60岁左右的对象进行深入调查,其取证材料涵盖与对象面对面的询问笔录,背靠背的旁证记录,村民代表大会记录,村级、街(乡)镇级、区(县)级证明或案查,表格材料达十份之多。

笔者曾在参与此事时,目睹农村老人为了享受到每年近1000元的抚助金,不得不陈述自己年轻时在婚姻,生育方面的种种无奈和尴尬,每每想起,仍然觉得心中隐隐作痛。笔者不断 反思 ,政府设置奖励抚助金利于民情,示范他人,为何非要强调婚后未生育者或婚后不能生育者就不能享受呢?要知道,这本身就是对象户心中的伤疤。为了证明事实的真实性,为什么要制定出那么多的表格材料?这其中很多材料除了增加基层劳动量和行政成本外,并无太多益处。笔者认为,为了达到奖励抚助所带来的示范效应,确需调查对象户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但无需过多地究其原因。即便需要追求其准确性,也无需自我设置层层障碍,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完全可以简化程序,分级负责,事后追责,并依据事实取消不合理的享受资格。

为了控制政策外生育行为,我国长期推行行之有效的避孕节育措施。上环和结扎曾经是控制违法生育的重要手段。现在节育意识已深入人心,选择不同的节育方式更是家喻户晓。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将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作为一个指标下达给基层。卫生计生部门完全可以通过宣传引导来实施。节育既是工作需要同时也是育龄人群生活的需求。本来可以顺流而下的事情何苦要逆流而上!

为了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条例》已明文规定:户籍地与现居住地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原则。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要求户籍地与跨地区流动的现居住地同为主管,同时上报出生人口。户籍地必须掌握外流人群的婚姻状况,怀孕状况,生育情况,节育情况并实行跟踪管理。这其中的硬指标,一是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二是孕情上报及时率,三是符合政策生育率。人口的自然流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问题是,户籍地特别是位于山区的户籍地政府,要及时掌控流出人口特别是长期流出且流入地较远及随意性较强的流出人口的计划生育信息何其难!要实行跟踪管理何其难!户籍地村(居)委会为了掌握信息,达到跟踪管理的要求不得不随时捕捉流出人口的返乡时机,有时踏着红线利用村规民约在为流出人员出具证明,落实农村优惠政策时设置关卡,虽能起到一定效果,却使干群关系紧张,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再者,户籍地为了落实跟踪管理责任,不得不经常组织专班跨区、跨市、跨省外出,在付出较大的差旅成本消耗后,往往效果欠佳。目前,国家正在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居住证将代替户口本。笔者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将成为平等国民待遇,推动社会进步的新引擎,而卫生计生部门理当顺势而为,不断优化管理方法,为推动计划生育管理方式注入切实可行的新动力。

计划生育,利国利民。计划生育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功不可没。1979年以前,我国由于未能推行计划生育国策造成了重大的人口失误,人口的过快增长导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负担沉重,举步维艰。目前,人口计划生育的内在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必须重新审视和定位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将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放到大人口的范畴内去权衡。

三、对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建议

1、权衡人口总量

笔者生于20世纪60年代,有兄弟姐妹4人,那时正是我国人口生育高峰期。笔者本人育有一女,现年21岁,正处于我国人口低生育水平阶段。这种生育现状是同龄城镇人口生育状况的缩影。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后代绝大部分都将自觉地晚婚晚育,主要原因不是生存的压力,而是教育、就业、创业所需要的时间量及对生活更高层次的追求所需要的时间量共同决定的,这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并大有延续趋势的事实。这一现实给我们带来了如下忧虑:一是将来在我们后代的人群结构中,含农村青年,能够为我们整个社会提供多大比例的一线劳动者?二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青年一代组成家庭后将同时赡养几位老人?这也许主要不是经济上的负担,但可以肯定地说是年轻一代精力上和精神上的压力。而这些问题依靠正在完善的养老体系恐难以解决。我们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的人民将生活在怎样的一种物质世界和感情世界中?这些问题即便要解决,依据人口出生及成长的周期性,仍需将近20年的时间才能得到缓解。三是年轻的独生子女们,生活上养尊处优,精神上唯我独大,尽管接受了丰富的 文化 和现代科学技术教育,面对国防需要和社会前进的种种艰难险阻,他(她)们所具备的应对心理、能力和素质实在堪忧。

在农村,一对夫妻生育一个男孩后,不能再生育第二胎;生育一个女孩后,可再生育一孩。这样的生育政策初衷是充分考虑到了农业生产劳动力的需求,解读时不应该带着片面的观点和歧视的眼光。但相对城镇人口而言,农业人口中尽管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政策外生育行为,当今的农业人口依然处于低生育水平。究其原因,一是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坚持:适龄人群得到了较为便利的节育手段;政策外生育给适龄人群带来的生存压力;征收社会抚养费所产生的社会辐射力。二是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广大农村青年更大范围地接受了现代文明所传播的新的生活观、工作观和生育观。新一代广大的农村青年,也许仍怀着生育二胎的意愿,但可以肯定的是只有极少比例的夫妻想生育3个或3个以上的孩子。

值得关注的是,生活在多子女家庭的孩子,从心理素质,吃苦精神,奉献担当上都普遍强于独生子女。在几年的征兵工作中,笔者也注意到,愿意入伍并且能安于部队的绝大多数都生活在多子女家庭,他们正承担着高难度高风险的国防重任。

为了督促户籍地和现居住地共同管理流动人口,对于新出生人口,计划生育部门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两地共同管理,均需上报。但这不仅在客观上增加了户籍地掌握孕情,跟踪服务,控制政策外生育的难度,而且,由于现居住地在迎检时可以采取一赶了之的手段,躲而避之的办法,实际上弱化了现居住地的管理服务责任。再者,双边统计上报给新生人口造成的数据上的增量也是不容忽视的。

2、权衡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的权衡不仅要从目前的老、中、青、幼人口构成及其走向来考虑,还要考虑到目前的青年人口性别比例及新生儿性别比例。我国人口发展的总趋势是比例已经过大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已经失调并将更加失衡的青壮年人口。这必然导致一线的财富创造者、社会高难责任承担者日益不足,人民生活压力、情感压力日益严重以及婚姻需求严重失衡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在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问题的双重压力下,该如何应对呢?从双独生育二胎到单独生育二胎标志着生育政策的较大调整,这确实考虑了国情,顺应了民意。

值得注意的是,单独家庭生育二胎政策的放开,并没有迎来新的生育高峰,相当比例的家庭放缓了生育二胎的步伐或者说准备放弃生育二胎的权利。这一现象说明了人民生育观的巨大改变,多子多福,传宗接代不再是社会生育观的主流思想。人民群众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康地成长,受到较好的教育,有较好的工作,较好的生活。也许,许多家庭仍然期望能够生育两个孩子,但同时,男女平等、女儿也是传后人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当然,这还得依据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真实调查和科学论证。而若此判断正确,则应该果断加快二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的进程。权衡二孩政策全面放开的利弊,既要从理论上考虑它对人口总量的影响,也要从现实的单独二胎生育政策放开后所掌握的数据中作出分析和评估。

同时,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也是有效调整新生儿性别比例的需要。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一胎生育基本是自然生育状态,二胎生育时,大都考虑到了性别问题,这就导致了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终止妊娠行为。目前控制新生儿性别比的主要做法是从药品销售到B超鉴定的严格管控,旨在通过严厉打击“两非”行为,消除选择性生育,达到自然生育的效果,这一观点是建立在自然生育就能使得性别比相对平衡的认识前提上的。

然而,它却忽视了这一认识的基点:大自然之所以能调节性别比,内在地要求一对夫妻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从人群总数而论,在生育第二胎时,大多会生相反性别的孩子。因此,可以认为正是目前的生育政策给新生儿性别比带来了巨大的负效应。在广阔的农村,一对夫妻生育一个男孩后不能再生育,这就自然地相对消减了女性基数而又增加了男性基数,而在生育一个女孩后,又会渴望生育一个男孩,姑且不论违法的选择性生育,就是自然的力量也会致使生育二胎时男性比例居多,这又在一个层面上增加了男性的基数。

客观的讲,生活在城镇的夫妻,在新生儿性别的问题上,大都心态平和,顺其自然。综合农村、城镇及“超生”因素,目前一对夫妻平均约生育了个孩子。从科学角度出发,一对夫妻平均生育个孩子,才能有益于性别比的基本平衡。根据专家预测,即使我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平均一对夫妻也只会生育个孩子,这无疑只能有限地对我国新生儿性别比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在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问题上,严厉打击“两非”只是一种战术行为,然而,再完美的战术也不能从根本上弥补战略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漏洞。

过去,我们没有遵循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致使人口盲目过快增长,犯下了难以挽回的错误。今天,在看到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给我国带来少生4亿人口辉煌成就的同时,如果看不到人民生育观念的巨大改变所蕴藏的稳固低生育水平的内在保障力,看不到人口政策的适度变化对于提高人民幸福指数,化解人口老龄化,性别失调,劳动力不足的现实性和潜在性的矛盾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许我们同样会犯下历史性的重大错误。人口问题是战略问题,必须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战略范畴内去思考,去设计。

3、权衡人口素质

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不仅能大范围地化解计划生育的节育目标,还能大范围地化解孕情跟踪管理、社会抚养费征收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切实将从事人口计生工作人员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宣传教育,优质服务上。人口素质事关民族前途命运,优生工程是人口素质保障的第一步,孕前优生检测又是优生保障的前提条件。

现在,上级部门将孕前优生检测指标当任务下达给下级,然而,在操作过程中至少存在着如下弊端:第一,指标本身仅要求孕前检测,忽略了孕中检测;第二,检测必须到户籍地的区级计生服务站完成。由于大量的育龄人群外流,致使户籍地街、乡级计生部门组织困难,成本投入较大。由此可见,我们所追求的优生在实施过程中并不完善。卫生计生资源的整合从客观上为优生工程的实施提供了更强大的组织保障和技术支持,国家免费的优生检测利国利民,本应得到广大育龄人群的积极响应,但实际效果欠佳。结合目前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笔者认为主要矛盾存在于目的与手段的脱节,没有解决好群众“一步之遥”的问题。上级部门开展工作已经习惯于下任务、下指标,让基层不计成本东奔西走,让群众不辞辛劳来回奔波。

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卫生计生部门必须探索打破户籍障碍,以流畅便捷的工作方式,让育龄人群满怀喜悦,满怀期盼地走最短的路程,既能获取他们想要的孕育结论,又能获得新生儿成长所需要的卫生计生关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理论联系实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法宝。人民群众期盼后代一生下来就聪明健康,而孕前优生检测和出生缺陷干预工程正回应了这一期盼。如何到群众中去,将这一事关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好事做好,除了必备的技术到位,手段到位外,其操作过程的科学化,规范化,简易化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只是简单地下任务给基层,让常住人口走较远的路程到达指定的监测点,让流出人口来回奔波回到户籍所在地的指定点接受检查,则组织者的难度,群众的辛苦度可想而知。

类似于这样的做法,还体现在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 ,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党的温暖阳光普照,上级主管部门如果只是采取任务下派的方式来安排工作,解决问题,基层政府不堪重负不说,“小政府,大作为”又将如何体现?更主要的是一系列的利国惠民政策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程才能到达群众的面前。信息技术推动社会进步,让人民群众知道惠民政策不应该是一件难事,难就难在相关主管部门是以怎样的责任担当,以怎样的行事方式拉近政策的执行与群众的距离。社会管理是一个大课题,社会管理进步又将从更深层面上推动社会进步。不要抱怨群众不领情,而要自我查找原因,不仅要从目标正确性的角度,还要从目标运行方法的角度去认真审视。运行方法的可行性,可操作性是战术手段,战术手段的好坏以及运用战术手段的人的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共同影响着战略目标的实现。

多年以来,就提倡计生工作必须由行政型向服务型转变。我们要向广大育龄群众提供避孕节育服务,生殖健康服务,优生检测服务,出生缺陷干预服务以及抓好诸如计生奖励抚助金等各类计划生育优惠政策的落实。我们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必须时刻反问自己,人民群众觉得满意吗?笔者认为,优质的服务至少应具备如下特性:

其一,掌握了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要求,不是大且泛,而是精且准。既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避免意义不大的资源消耗;

其二,优良的切实可行的落实方案。优良要体现目标的明确性,安排的系统性和服务人员对所提供服务责任的担当性。可行性要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得到服务的路径是坦途而不是征途。要做好一件事情,必先事前调查其要素,把握其规律。有的事情确需责任分解,分级负责;有的事情也需责任分解但上下主次不同;有的事情无需责任分解,完全可以利用事物本身具有的正能量所产生的向心力由高至低,由低到高形成互动,直达目标。

在目标决策的过程中,需要信息互动,上下互通以达成决策效果,而决策形成后,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执行力。在很多时候,我们为人民群众提供计划生育服务时,不是人民群众不积极响应,而是人民群众在响应的过程中需要付出太多的无奈和艰辛。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不仅需要从群众中来,真切地了解群众的心声,更要知道怎样到群众中去,让群众所享受的服务更轻松、更舒适。

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三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矛盾,又共为一体。它就像三个支柱共同支撑着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因此,人口的战略决策既要保证三个支柱个体坚挺,又要保证三个支柱在正确的方向,恰当的位置;既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又保证人的可持续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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