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尼电影主题分析论文

1942年，他与罗伯托·罗塞里尼（Roberto Rossellini）合作写出《飞行员的归来》（Un pilota ritorna）的剧本，也在Enrico Fulchignoni的电影《I due Foscari》之中担任助理导演。1943年，安东尼奥尼去法国协助马赛尔·卡尔内拍摄《夜来恶魔》（Les Visiteurs du soir，又译为《夜间访客》或《夜间来客》）。安东尼奥尼在1940年代开始拍摄短片，《波河的人们》（Gente del Po）是说在波河贫穷渔夫的故事（安东尼奥尼自1943年到1947年在波河工作）。这些短片是新写实主义（Neorealism）的风格，有着对当地居民的生活作半纪录片的研究。 然而，安东尼奥尼的第一部长片《爱情编年史》（Cronaca di un amore，又译为《爱情纪录》、《爱情故事》、《爱的故事》、《爱情纪事录》或《某种爱的记录》，1950年）借由描写中产阶级而逃脱了新写实主义。他继续创作一系列的影片：《失败者》（I Vinti，1953年），是叙说在不同国家（法国、意大利与英国）所发生的青少年犯罪系列故事；《不戴茶花的茶花女》（La Signora senza camelie，1953年）描述一个年轻的电影明星与她的堕落；以及《女朋友》（Le Amiche，1955年）叙述都灵的中产阶级妇女。《公路之王》（Il Grido，又译为《喊叫》、《流浪者》、《呐喊》，1957年 ）重新回到工人阶级的故事，叙述一个工厂的工人和他的女儿。每一个故事都与社会异化（social alienation）相关。1972年，在《无限春光在险峰》与《过客》之间，安东尼奥尼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在文革结束之后访问中国。他拍了纪录片《中国》（Chung Kuo - Cina），但是该片却被中国当局以“反华”与“反共”为理由严厉谴责。这部纪录片在中国的第一次放映是2004年11月25日在北京，由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一个纪念安东尼奥尼贡献的影展之中。1980年，安东尼奥尼拍了《奥伯瓦尔德的秘密》（Il Mistero di Oberwald），这是一部在色彩电子处理上的实验：先用电视摄影机拍摄（使用625线、50图场的格式），再转成胶卷，跟一般直接用胶卷底片拍摄的手法不同。这也是首度用电视摄影机（video）拍摄一部长片，可说是数位电影的先锋。该片由时常与安东尼奥尼合作的女星莫妮卡·维蒂（Monica Vitti）主演，改编自尚·科克托（Jean Cocteau）的故事《双头鹰之死》（L'aigle à deux têtes）（尚·科克托于1948年拍过同名电影《双头鹰之死》）。 电影《一个女人的身份证明》（Identificazione di una donna，1982年 ）在意大利拍摄，主题又再次处理三部曲系列的相同议题。 1985年，安东尼奥尼中风，让他半身瘫痪，无法言语。然而，他继续拍片，包括与文.温德斯（Wim Wenders）合拍的《云上的日子》（Al di là delle nuvole，又译为《在云端上的情与欲》，1995年），将他的四个短篇故事改编搬上银幕。文.温德斯担任候补导演，并负责拍摄四段影片中的桥段。这部影片在威尼斯影展中与《三轮车夫》（Cyclo）同时获得影评人费比西奖（FIPRESCI Prize）。 同年，他获得美国奥斯卡终身成就奖。颁给他的是杰克·尼科尔森。数月之后，小金人被夜贼偷走，后来又被偿还。在这之前，他曾因《春光乍现》入围奥斯卡最佳导演与最佳剧本奖。 安东尼奥尼最后一部电影，是在他90多岁时拍的，是一部电电视系列剧（anthology film）《爱神》（Eros，2004年）的其中一段〈欲〉（Il filo pericoloso delle cose）。本片制作的原始动机是向安东尼奥尼致敬，最终由三部短片构成；公开表明深受安东尼奥尼影响的导演王家卫和史蒂文·索德伯格各拍了一段，加上安东尼奥尼自己的注脚。这个短片集是由许多朦胧的构图与卡耶塔诺·维罗索（Caetano Veloso）所作曲并演唱的歌曲〈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所架构而成。 这部影片的美国DVD发行时包含了安东尼奥尼另一部在2004年拍的短片《米开朗基罗的凝视》（Lo Sguardo di Michelangelo）。 安东尼奥尼于2007年7月30日逝世于罗马，享年94岁，另一个伟大的电影导演英格玛·伯格曼也在同一天过世。安东尼奥尼的遗体目前放置在罗马市政府，直到2007年8月2日的丧礼。市政府也在灵堂设了大萤幕呈现安东尼奥尼黑白的连续画面，包括了影片的背景与后台。电影历史学家弗吉尼亚·莱特·魏克斯曼（Virginia Wright Wexman）叙述安东尼奥尼对于世界的观点，是一种“后马克思主义（postreligious Marxism）与存在主义知识份子”的方式。[10] 安东尼奥尼在戛纳的一段致词说到关于《情事》（L'Avventura，1960年）。他说在这个理性与科学的现代世代，人类始终借由著“苛刻且死板的道德被认为且承担了懦弱与全然的怠惰”存活。他说电影能够洞悉矛盾－我们非常仔细的去审视那些道德看法，我们细心研究且分析他们直到筋疲力尽。我们有能力作，但我们没有能力去发现新的方式。[11]九年后他在一个访谈上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他说，他蹭恨道德这个字：当人变得安于自然，当精神空间变成他真正的背景，这些字和看法（指道德）将会失去它们的意义，而且我们也不再需要使用它们。 因此，安东尼奥尼电影当中循环的主题之一，就是忍受倦怠（ennui）的主角们的生活除了声色之娱的满足或物质财富的追求之外，皆空虚且毫无目标。电影史家大卫·鲍得威尔（David Bordwell）写说，在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假期、派对、以及艺术的消遣追求，都无法掩饰主角目标与情感的缺乏。性行为是随意的诱惑，且主角不惜任何代价地追求财富。 安东尼奥尼的电影倾向于省略情节与对话，且大部分的时间都花费在徘徊特定的境景，例如在《过客》（Professione: reporter，1975年） 中十分钟的长镜头，或者在《欲海含羞花》（L'Eclisse，1962年）中莫妮卡·维蒂（Monica Vitti）好奇的瞪著电子看板，搭配着环境音与电路当啷声。弗吉尼亚·莱特·魏克斯曼（Virginia Wright Wexman）是如此解释他的风格的： “...摄影机放置在中景远比特写多，频繁地缓慢移动，镜头容许借由著剪接以延长连续性。如此一来每个画面会更复杂，比一般较小环境被构筑的那种风格，能够乘载更多的资讯…在安东尼奥尼的作品中我们必须详细的了解他的画面，他迫使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借由著持续的镜头，直到镜头被剪断...”安东尼奥尼也被受瞩目，因其在他的电影风格中开发了色彩为重要的表现元素，特别在他的第一部彩色电影，《红色沙漠》（Il Deserto rosso，1964年）片中。大卫·鲍得威尔（David Bordwell）认为安东尼奥尼的电影在艺术电影有巨大的影响力：“比起其他导演，他更能鼓励电影工作者去探索简约风格且开放结局的叙事方式”。 安东尼奥尼的简约风格与无目的的角色并不被所有的评论者所欣赏。英格玛·伯格曼曾说他欣赏一部分安东尼奥尼的电影因为影片中不带感情且有时带有朦胧的特质。然而当他想到《春光乍现》与《夜》时，他称安东尼奥尼其他的电影很无聊，并说他不了解为什么安东尼奥尼这么受尊敬。

[转] 《红色沙漠》和安东尼奥尼的《奇遇》、《夜》、《蚀》感情三部曲一样，都是以一个女人的精神状态和混乱的内心作为影片的中心内容。在这部影片中女主人公承受着一种难以言传的焦虑，在烦躁不安的情绪的折磨下她和丈夫无法相处，对于他人的爱意又不能理解从而也无法接受，在精神其实并不错乱的情形下，女人却做出许多有悖于常理的事。影片敏感准确的再现了现代人的内心世界。工业文明推动了人类世界的进步，但同时工业文明又使人的主体陷落了。人类创造文明是一种进步，而文明却反过来压迫制约着人类，这是怎样的一个悖论！安东尼奥尼把现代人的心态和现代工业文明一起表现，影片的思想指向从而也更加明确，造成人的情感荒芜如沙漠一样的原因可能就是工业技术的高速发展。是导演对现代文明的一种高度质疑。 在这部影片中，安东尼奥尼创造性的运用色彩作为影片的一个元素，难怪有评论说：《红色沙漠》是电影史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彩色片。色彩在影片中似乎不只是自然色的再现，更多的具有了主观性、情绪性。沼泽地是灰色的，是因为主角当时的心情决定了它应该具有的灰色，房间里一片粉红，因为情人正沉浸在一片桃色之中。影片的画面构图充满张力，有着浓浓的抽象派绘画的意味，突出了女主角的混乱的不稳定的精神状态。和安东尼奥尼一贯的风格一样，演员的表演是模糊的、中性的。 其实这个意大利老头在影片中到底表达了些什么，我不太懂，什么文明、什么工业我都不大懂，可是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看完影碟后的虚无和无力相信也是必然的。那么请回答我这个问题： 爱的背面是什么？ 是恨么？至少安东尼奥尼在这部电影中的答案不是。 也许是“MO”吧，行同陌路的陌，漠然相向的漠，深夜那一声绵长而落寞的叹息里的寞。

可以说，《红色沙漠》是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探索方向的一个转折。在它之前，导演已经参与了21部电影的拍摄，有了相当的经验，并于1960年前后拍摄出“现代爱情三部曲”《奇遇》、《夜》与《蚀》，探讨了“爱情的困难——说得准确些，是爱和被爱的困难”[1]而这部1964年的作品就好像是前面几部成功之作的一个小结。之后，安东尼奥尼开始感到意大利社会的束缚，其探索目标开始转向国外。十年间，他的足迹遍布全球，从伦敦（《放大》1967）到加利福尼亚（《扎布里斯基角》1970），从中国（《中国》1972）到非洲和西班牙（《职业：记者》1975）正是通过在不同文化领域中的探索，他表现出对隐喻手法的偏好，但这些影片大都得不到众人的认同。从情感上，我更容易接受安东尼奥尼60年代的这几部关于爱、痛苦、虚无、无益与脆弱等生存状态的影片，《红色沙漠》就是其代表。影片讲述了一个精神似乎异常的女人朱莉亚娜，在现代工业社会环境污染与人情冷漠的世界中挣扎、逃离与回归（最后导演或许暗示我们她回归了）。她的生活除了被一些巨大冰冷的带有隐喻性的工厂轮船机器所包围，还有她的丈夫、儿子、丈夫的朋友（她后来的情人）科拉多以及一些其他的朋友，他们组成了一个对朱莉亚娜来说难以理解的关系的网络。但是，在这张网中，朱莉亚娜并非网上的某个结，她游离于网的空隙中，她不属于这种实际的关系又与这种关系有着复杂而矛盾的牵连。她无法满足又无法逃脱，精神处于极度敏感与脆弱的边缘，那就是别人眼中的疯癫。埃米尔·马尔说：“疯癫就是已经到场的死亡。”[2]在这部关于探讨现代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的影片中，我更想探讨的是这部影片中的女主人公朱莉亚娜的情感世界以及她是如何一步步坠入“死亡”深渊的。一种感同身受的女性经验的亲和力指引着我的目光。 被给予的不满足 福柯说，有一种疯癫是由于爱得过度而失望，“别无出路，只有诉诸疯癫”。[3] 朱莉亚娜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的爱与她所爱的世界充满着悲哀的矛盾。她爱她的家，但是找不到平静与关怀；她爱她的丈夫，得到的却总是敷衍；她爱她的孩子，可孩子却能轻易地捉弄戏耍她的情感……“只要有一个对象，疯狂的爱就是爱而不是疯癫，而一旦徒有此爱，疯狂的爱便会在谵妄的空隙中追逐自身。”[4]她的爱在冷漠的现实中找不到对应物，朱莉亚娜就是这样陷入迷惑与困顿的。影片通过朱莉亚娜的丈夫乌戈的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模糊的背景，那就是朱莉亚娜曾经出过车祸，受到过惊吓。但是，朱莉亚娜在和乌戈的朋友科拉多的对话中，曾经描述过她在住院期间遇到的一个女孩的体会（影片的后面，她承认那个女孩就是她自己）。她说：“她想到一切……医生告诉她，你要学会去爱，爱某个人或某样东西，你的丈夫、儿子、工作，甚至一条狗……”但是，爱的结局是什么呢？ “整层楼好像在动，像要倒下来，有被淹的感觉，没人帮她，她丈夫也不帮她。” 朱莉亚娜的世界是孤独的，不满足的。她的这种不满足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而是“被给予的不满足”。影片中，她有家有丈夫有孩子，还有一个看似能与她沟通的情人，但这些都是虚无而不可把握的。当她真的需要时，所有的手都会抽回去，没有人能受得了她，也只有她在和生活较真儿。我们都已经习惯去忽略一些东西，丈夫（妻子）的敷衍与忽视、孩子的不体谅和不尊重、爱情的虚伪性……我们对这些人或事表现出不在乎的姿态以保护自己脆弱的内心，认真地质疑与反思只会使生活出现不和谐的音符。朱莉亚娜不是这样的，她被给予了一切形式，却得不到真正的爱与关怀。她的内在是无法满足的。 关于斥力 朱莉亚娜与她身边的男性是有斥力的，它主要表现为语言和身体上的斥力。语言可以帮助我们洞穿一切隐藏在语言之下的人们的真实思想与情感。比如科拉多在得知朱莉亚娜要开商店时特地开车去找她，但见面时却说自己只是刚巧经过。但他又马上感到了不自然，于是他说（请注意，这时的语言很有意思）：“不，我不想开始就说谎”“开始什么？”朱莉亚娜很直接地问。显然，科拉多被问住了。“开始”意味隐藏着一种目的，而朱莉亚娜此时比任何女人都冷静而不给对方留有余地。所以有些人认为他们一见钟情的看法是不可信的，那只是科拉多一厢情愿而已，因为他被对朱莉亚娜的好感与好奇冲昏了头脑，才会让朱莉亚娜抓住漏洞。之后，他还是自以为是地想走进朱莉亚娜的世界，想同她交流。但是，他们的语言通常表现为自说自话或是科拉多的一种明显的拉拢。他想博得朱莉亚娜的芳心，所以在得到之前，他可以耐心的倾听和附和。以下是他们之间的另一段对话：朱：“永远不会平静。不会。”科：“我时常怀疑工作是为了什么？”朱：“我的眼睛湿了。我用眼睛看什么，用来看什么？”科：“你不知道要看什么，我不知道如何生活。我们一样。”朱莉亚娜在影片中时常被许多不寻常的噪音包围着，工厂的机器声，轮船的汽笛，家中孩子的玩具，以及一些莫名其妙却暗示了她的精神开始出现紧张与异常的像耳鸣一般的声音……所有这些都暗合了朱莉亚娜混乱复杂的心绪与异化的主题。所以她说，永远不会平静。但是科拉多却提及现实的工作，两人考虑的事情完全不同。接着，科拉多把朱莉亚娜的“眼睛看什么”的问题类比于他的现实“如何生活”的问题，并且自以为合理地说，“我们一样”。这是一种明显地拉拢，以表明自己与朱莉亚娜是一样的，是亲近的。然而可惜的是，他完全不了解朱莉亚娜的痛苦，即便她已经将自己的痛苦与害怕最后都告诉了他，他也不能理解，他只是倾听并且或许正在思考该怎样才能最终地得到这个女人（肉体）。所以，当朱莉亚娜趴在世界地图前问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好地方的时候，科拉多却贴在她的身后，把手渐渐地摸上了她裸露的脖子。他在实在无法应答朱莉亚娜的问题时，只能说，“我们都受过折磨，多少而已，我们需要帮助”这样笼统的应和是另一种敷衍。在肉体的满足未实现前，他还能忍耐和敷衍。但是当他强行占有了迷茫中的朱莉亚娜后（非常无耻），他便露出了本相：“朱莉亚娜，你想干什么？太荒唐！”他口气生硬并且理直气壮地呵斥着。可怜的朱莉亚娜站在那面她想涂成蓝色（或许象征着压抑、冷漠与孤独）的墙壁前，似乎没有听见科拉多的话，其实那个人在她的心中从来就没有很重要过，重要的是她的丈夫和孩子，他们给她的失望才真正让她难过。于是，她平静地对科拉多说：“我完成了一切，去改变现实。我似乎成功了，我已经努力了。有些现实是可怕的，但没人告诉我。你也帮不了我。”科拉多听后气愤地离开了，这段恋情随着肉体占有的完成，在男性心中终于可以圆满地画一个结。但是，他最大的失败是，这个女人从来就没有被他的意志征服过，这个女人的痛苦与深刻，只会使他在镜头前更加的肤浅而可笑。表现在身体上的斥力，成为视觉上的一种极为不和谐。比如当丈夫乌戈在抱朱莉亚娜的时候，朱莉亚娜的身体是冷淡而略带拒斥的。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和科拉多在宾馆中的情景。当朱莉亚娜颤抖地跪在床边说着“我害怕。街道、工厂、颜色，怕人们和一切”时，科拉多立刻趁势抱住她。或许他以为拥抱与性爱就可以解决一个女人内心的恐惧与焦虑，给她需要的安全。可是导演展现给我们的并不是那个女人的满足，而是加倍的恐惧。朱莉亚娜被科拉多抱着、压着、吻着，但她的姿势却因为紧张和痛苦而扭曲，手臂外拐，手指屈张，像是沙漠中的仙人掌，十分恐怖。她以为那个男人是爱她的，需要她的，但是她错了，她又一次被伤害了。 情感的沙漠 朱莉亚娜在排斥的同时，精神上仍然展现着极强的倾向性：渴望被理解，渴望被爱与需要。在影片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这一点。小木屋一段最精彩，朱莉亚娜和她的丈夫以及男男女女几个朋友一起在小木屋中逗笑调情。他的丈夫伏在一个女人的身旁，把手放在那女人雪白的大腿上，抚摸。朱莉亚娜吃了碗中的蛋，在小屋中投入地跳着艳舞，随后，她两次对她的丈夫说：“我想做爱”，“你知道吗？我真的想做爱”。朱莉亚娜的眼中第一次有了异样的光彩。可他的丈夫没有反应，那是一种权利，性的权利。朱莉亚娜感到失落，似乎小木屋也渐渐冷了，越来越冷。女人们的表现最明显，她们冷（或许不只是身体上的），但她们的男人却无法解除她们的痛苦，于是，女人们便开始尝试烧火取暖。这是一种更为实际的方式，或许做爱可以带来温暖，但并不能独立地自主地得到满足。后来，他们把小屋的红色木板拆下来，把椅子砸烂，都当作柴禾热热闹闹地烧了，电影也终于不再沉闷，有了大面积的笑声和欢呼声，所有的人似乎都醉了。而那鲜红色（或许象征一种原始的热情与渴望）的木板，就像人们的爱情一样，在功利而直接的取暖过程中，化为灰烬。影片中，朱莉亚娜的儿子也与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朱莉亚娜到旅馆找科拉多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她的儿子假装生病站不起来，对母亲冷淡而漠然。朱莉亚娜一进门，科拉多就问：“你儿子呢？” 朱莉亚娜站在门口失魂落魄地说：“他很好。他不需要我，我需要他。”多么可怜的母亲。所有令她不安的东西都是孩子认为有趣的，所有托付给孩子和丈夫的爱都只能在虚无的空中的漂浮，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熟悉的人又或者是同一个世界的陌生人。朱莉亚娜从理性的丈夫逃到不能体谅爱护她的孩子身边，又从孩子逃到自以为爱她的科拉多的身边，从科拉多的寓所，她再一次惊慌逃离。这一次，她无路可走了，她在黑暗中失去了光明与方向。她走到一艘轮船前，对着一个陌生的船员（也就是对着观众），说出了作为一个女性内心真正的失落——“我决定不了。我不是一个单身女人，但我总是感到孤独。不，不关我丈夫的事。我是指我的身体感到孤独。我一直很痛苦，但是……我要忘记它们。我必须想到发生的这一切，就是我的生活。”镜头中的朱莉亚娜在一片深蓝色的背景映衬下，瘦弱而无助。在情感的荒漠中，她如同行将枯死的小树。而影片的结尾似乎又在暗示她的“回归”，这体现在她和孩子的对话上。孩子指着烟囱问：“为什么烟是黄色的？” 朱莉亚娜说：“因为有毒。”孩子又说：“飞过的小鸟都死了。”答：“但是现在小鸟知道了，它们不会再飞过去了。走吧。” 朱莉亚娜领着孩子走开了，她又穿上了或许象征重生的绿色外套。但是，她真的可以像鸟儿那样解决自己的问题吗？她可以在知道“有毒”之后逃离吗？她是成功地逃离了还是无奈地被湮没了？显然，导演在影片的结尾给了我们一个开放的收笔。或许，影片没有结尾会更好，因为，在现实中，我们确实不会总能为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出口。对于女性，更是如此。女性的生存，是一种胁迫，一种挤压，一种将女性的血肉之躯变为钉死的蝴蝶的文明暴行。我们哪也逃不掉，我们只能忍受。要么，把它忘掉，要么，就在红色沙漠中走向疯狂。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