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方法论文

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

农村人口流动是中国人口流动的主体，对中国的人口空间格局和区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农村人口流动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伴随这一过程，农村人口流动日益加剧。农村人口流动的数量多、规模大、结构复杂、原因多样。这种流动给广大乡村造成了严重的治理性困境。

一、农村人口流动的成因分析

(一)农村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1978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与此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农村的推广，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率都大幅提高，然而，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多，土地少矛盾也日益显现出来。拿我国的四川省为例，四川省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人均面积不到一亩，整个四川省有超过五千万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力每年有半年是空闲时间。除此之外，全国每年还有大批男女青年满十八周岁，加入外出务工队伍，成为新的流动人口。改革开放以来，每年农村大约有一千万的新增劳动力。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

(二)农村人口流动的可能条件：城市建设与发展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

从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加快城镇建设的速度，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城市发展的政策，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全面展开。从八十年代开始，国家对城市建设的投入大幅增加，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大，这就要求有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

(三)经济利益的诱惑是农村人口流动的直接动力

长期以来，农村生活条件差，经济来源有限，仅仅依靠农业收入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的需要，同时，城市的高收入对农村劳动力是极大的诱惑，因此，外出务工成为众多农村劳动力的首要选择。经济利益成为推动农村人口流动的直接动力。

二、农村人口流动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流动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农村人口流动在给城市建设及流动着本人带来积极效应的同时，也给农村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政府必须要对这一社会现象密切关注，如若不然，这些人口的流动可能会对农村社会带来不良影响，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

(一)流动促使“乡政村治”下的“草根民主”逐渐蜕变并引发乡村政权“内卷化”

正常情况下，人口流动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然而，由于我国国情的独特性，人口流动并没有给我国社会带来长足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民工潮”逐渐兴起，但这并没有给农村社会的发展带来优势，相反，人口外流的同时，也带走了农村大量的人力、技术和知识。农村人口的流动主要是青壮年的劳动力和高级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想在农村地区实行“村民自治”，推行 “草根民主”，从而达到对乡村的有效治理。然而，由于人口的流动，乡村社会发展中最需要的人才、劳动力以及资金等都随着人员流向了城镇，这对农村社会的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通过大量的调研证实，在这些外流的人口中，青年占到了80%以上，农村留下的人口的整体素质远远低于流出的人员。基层民主建设中的“草根”逐渐衰弱、减少，农村“两委”的建设呈现“内卷化”的趋势。

(二)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并未在人口流动中有所发展，反而造成了农业发展“过密化”

由于农村人口压力过大，农业用地少的原因，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极为有限，仅仅为养家糊口用。对农村来说，土地是生存的必需品，是解决吃饭问题不可缺少的资料，是农民的生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土地分散的各个家庭，虽说农民的积极性增大了，但是土地更加分散，而且土地流转的难度较大，不利于规模经营的开展。人口的外流也造成了农村土地的大量荒置，很多地方出现了无人耕种的现象，使得农业的生产效率大为降低，严重危及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农村人口的流动加剧了农村留守人员的“相对剥夺感”，使得乡村治理难度加大

研究表明，人口流动有助于流动者本身素质的提高，有助于现代性的增强。农村在流动的过程中，不断接触新的事物，学习新的知识，有助于农民政治 文化 水平的提高。这对农村社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然而，在我国农村人口流动的过程中，这些有利的因素却没有出现。相反，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留守农村的农民通过各种途径更加感受到城镇居民生活条件比农村优越，生活环境更加好。这些信息使得农民更加向往城市的生活，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不平等感。在农民的眼中，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的差距应该是逐渐缩小的，但事实上城乡的差距却逐渐拉大了，相对的农村的生活水平更低了，期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无法弥合，这就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现阶段，由于这种“相对剥夺感”的扩散，在农村引发了不少群体性事件，农民对政府不信任，对政府不满意，这是我国农村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乡村治理的有效策略

在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中，想要实现对农村的有效治理需要政府、社会和乡村的共同努力，对农村现有的资源进行优化组合，政府要不断进行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一)解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促进社会资源的有序流动

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策略。这个矛盾主要体现在国家在政策制定上的失衡。政府出台的大多政策，都是优先发展城市经济和工业，在资金和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但对于农村经济，这种政策倾斜很少，这就导致大量的资本和人力集中在城市，农村发展需要的资源配置十分有限，对农村的发展非常不利。在这种资源都集中在城市的情况下，农村想要发展非常困难，发展空间非常有限，农村经济发展迟缓，经济凋敝，这对乡村的治理非常不利。作为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逐步打破这种政策的不公平状态，加快解构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为乡村的有效治理营造良好的环境。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户籍制度的改革，要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的改革。

(二)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促使土地的“规模经营”

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没有取的成效的重要原因就是弄村土地配置并没有因为人口流动而形成“规模经营”，相反，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土地搁荒、撂荒等现象。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缺乏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在我国农村，依然是通过对单位土地投入劳动力的增加来提高土地的产出，并不是主要通过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来提高产出。所以，政府必须加快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步伐。首先，要加快土地流转的相关法律的制定。尽快制定并出台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规范土地流转的途径，使农村土地流转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其次，要设立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乡镇政府可以依托相关的政府机构建立土地中介组织，管理土地流转，为农村土地的顺利流转搞好服务。最后，明确乡村组织在土地流转中的地位和角色，搞好管理和服务工作。

(三)加强农村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组织建设，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

在我国推行的基层民主中，维护社会成员权利、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社会组织。组织能够凝聚农民的力量，提高农民意愿在政府政策制定中的地位，保障农民的权利，提高农民的话语权。并且，通过组织，农民的意愿受到政府的重视，这也有利于农民参政积极性的提高，同时，组织内部传播的文明规范、组织成员间进行的技术交流等都有利于农民素质的提高，对乡村治理的有效开展有积极的意义。所以，政府应该支持这些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的建设，通过组织把农民有效的聚集起来，使大家的技术和特长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使农民可以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利，增强农民参与基层民主的积极性，实现“乡政”和“村治”之间有效的沟通。

参考文献

[1] 徐勇.挣脱土地束缚之后的乡村困境及应对：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的一项相关性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2).

[2] 周晓红.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钟海，陈晓莉.农村流动人口视阔下的乡村治理困境及对策[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2).

[4] 张志伟，胡石清.我国人口流动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浅析户籍制度改革下的农村人口流动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不断放宽，政治色彩逐渐弱化，为农村人口流动提供了便利，但仍然存在着很多障碍。所以进一步推行户籍制度改革是促进农村人口流动，促进城市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户籍制度;制度变迁;社会流动;二元社会

户籍制度是国家的一项重基本行政制度，是国家依法收集、确认、登记公民出生、死亡、亲属关系、法定地址等公民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制度，以保障公民在就业、 教育 、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人口流动是人口在短期离开后又返回原居住地的现象，一般指离家外出工作、读书、旅游、探亲和从军一段时间，未改变定居地的人口移动。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也在不断的发生变革，农村人口流动也在逐渐活跃起来，但户籍制度仍然是农村人口流动的户籍壁垒，只有打破壁垒，才能逐渐为农村人口流动敞开大门。

一、 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指新制度的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作为替代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更高的制度替代原制度;作为转换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生产过程;作为交换过程，制度变迁是制度的交易过程。

(一)城乡二元框架内户籍制度调整

这一时期主要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始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也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农民涌向城市，出现了民工潮，冲击了改革开放以前静态的，二元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首先，在原来二元框架内开始出现户口迁移政策。如国务院1984年发出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中规定了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及时办理入户手续，发给“自理口粮户口薄”，统计为非农业人口。①这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第一个规范性文件，打开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大门，原来的二元户籍制度开始松动。其次，改革户口管理制度，实行户口登记制度。这一时期国家颁布的政策主要有1985年全国人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安部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其中第十四条规定：“公民在办理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权益的事务时，可以出示居民身份证，证明其身份。”从此就开始了中国证件制道路，开始对人口实行户口制度、身份证制度、暂住证制度、寄住证制度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再次，原有户籍制度的政治功能减弱。原有的户籍制度直接与粮油供应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等诸多制度相挂钩，但户籍制度改革将直接弱化这些附加的功能。

(二)逐渐突破二元户籍制度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市场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作为上层建筑的户籍制度也不断的做出改进和突破。第一步是对小城镇户口试行全面开放，不再进行限制。这是国家在从二元户籍制度向一元户籍制度过渡中的必然选择。第二步是不断完善户口登记制度，建立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住户口三种管理形式，并且取消了农业与非农业两个类型，一律以“家庭户”、“集体户”进行。

(三)逐渐建设城乡一元户籍制度

这主要是从2002年至今，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需要不断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党的十六大指出要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进一步为建立城乡一元户籍制度指明了方向。这一时间段，户籍制度改革逐步进入大城市，建立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但各省各城市也应因地制宜。同样国家着力扶持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避免因政策放宽大批农民涌向城市。

二、 户籍制度下农村人口流动现状

户籍制度自被打上政治色彩时，就认为的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划分出了一条防线，所以户籍制度严重影响了农民人口流动。户籍制度下农民流动也呈现出由固化到逐步流动的一个过程。

(一) 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村人口流动提供的便利

首先，农民可以自由流动，有利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口流动更加常态化，人口流动在数量上与社会发展更加契合，质量上更加实现人尽其才，尽其用的目的。其次，户籍制度的政治功能对农民流动影响减弱，农民在流动中更加注重个人利益。最后，户籍制度下各项派生制度对农民流动影响减小。由户籍制度派生的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婚姻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进入城市不再设阻。

户籍制度下农村人口流动起来，主要涌向城市，促进了中国城市化过程。户籍制度的放宽对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二) 户籍制度下农村人口流动困境

户籍制度改革虽为农村人口流动提供了便利，但仍然存在着很多困境。首先是城市对农民仍然有排斥心理，这体现在农民工在城市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很难享受到与城市人一样的权利。其次，与户籍制度一系列配套制度改革未深入，同样对农民造成了困难。如教育上，很多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仍然享受不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待遇;在就业方面，大学 毕业 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里找工作仍不是很理想，很多单位更倾向于选择城市员工，这样更加方便解决工作住房等问题;在福利待遇方面，农业户口的人在城市里仍然享受不到一些福利政策，如社保，养老 保险 等。所以农村人口流动仍会遇到户口身份的阻碍。

三、 减小户籍制度对农村人口流动影响的对策建议

为推进农村人口流动，推动农村城市化，促进中国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有必要进一步推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首先，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以及特大城市对户籍的限制，逐步对农民开放。这将直接影响农村人口流动趋向，促进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我国的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更加契合。其次，逐步取消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附加功能，这将弱化户籍对人身份的影响和诱惑。再次，加快对户籍制度派生制度改革，消除户籍身份在其他方面的影响，这主要是指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制度。最后，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这是从根本上解决户口对农民的诱惑和限制的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户籍制度经历了僵化到逐步活跃的一个改革过程，这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一系列农民工潮的冲击。同样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放过来促进了农村人口流动和社会流动，促进了我国城市化过程。户籍制度改革不仅仅是对身份的改变，对农村人口流动和农民的社会流动将会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单位：西南 财经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刘宜君.户籍制度改革与社会人口流动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2003

[2]赫广义.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研究――社会影响、改革成就、现实困境及发展路径.[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28)

[3]魏万青.户籍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2(1)

[4]孙文凯 白重恩.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1)

注解：

①刘宜君.户籍制度改革与社会人口流动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第2页，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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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在沿海发达地区与我省乡村之间统筹农民劳动力非农就业。这几年我省经济发展很快，但农民收入提高主要源于非农就业，且40%以上的非农就业是通过经济利益自发引导流向沿海地区实现的。

它向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思路，即解决我省“三农”问题和农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应在尊重市场机制调节的基础上，大力鼓励农民工到省外沿海地区就业，而不应只是着眼于从湖北省范围就地解决农民工的非农就业问题。

二、应把解决农民劳动力非农就业作为核心的经济政策目标。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会逐渐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转移的速度基本与经济增长相适应。

但我省农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农民劳动力非农就业形势严峻。

因此，作为农业大省的湖北应选择创造就业的经济增长模式，把经济增长同解决非农就业与“三农”问题紧密联系起来，要像重视城镇下岗职工再就业一样，把解决农民劳动力非农就业作为核心的经济政策目标。

为此，政府应鼓励企业采用在发现和使用新资源、开发新品种、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劳动强度与物质消耗、改善生产和自然环境等方面的新型技术。

减少技术进步对农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替代作用，同时强化技术进步对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作用。

在主导产业选择上，应将增加就业增长率作为首要衡量指标。

三、应为民营经济吸纳农民劳动力非农就业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据劳动部门统计，我省城镇新增的就业岗位40%以上是由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提供的，可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对吸纳农民劳动力就业意义重大。

为促进我省民营经济发展，政府部门应强化服务意识，坚决杜绝与民争利的行为。在民营企业设立上，要依法、依政策办事，简化审批程序，强化规则意识，杜绝人为因素干扰。

在对待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上，应一视同仁，公平对待，杜绝政策歧视和次国民待遇现象。

在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种优惠政策上，应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树立诚信政府，使民营企业对发展前景有稳定的政策预期。

在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上，要坚决杜绝各种巧立名目的“三乱”现象，切实铲除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本来就不需要承担的负担。

四、应建立与省情相适应的农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土地政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土地仍然是大多数农民最基本和最后的生活保障。

因此，在没有别的手段可以替代土地作为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之前，通过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建立使农民在城乡之间能够双向自由流动的就业机制，是确保农民利益、保证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

扩展资料：

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之一。

目前，关于如何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应采取什么政策安排与之相配套等问题，社会已经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对于这种转移有可能导致的一些新问题却相对认识不足。第一，农业劳动力供给结构失衡。在土地、资本、技术乃至相关制度安排为既定的条件下，农业产出可视为农业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函数。

这种供给结构主要表现为农业劳动力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一般而言，在其他各方面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由恰当的农业劳动力供给结构所带来的产出肯定高于其他供给结构的产出。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有可能从农村或农业中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并非通常意义的边际过剩人口，而是那些拥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且身强力壮的农村人口。这些人口实际上是目前条件下农业生产最需要的劳动力。

城乡“二元结构”使这类劳动力原本就具有跳出“农门”的强烈冲动，即便是在过去传统体制的严重束缚下，素质较高的农业劳动力的这种冲动也表现得毫不逊色。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包括农业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闸门被逐渐打开，这种冲动的释放就已经形成过几次“民工潮”。

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

而且，在某些地方正在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试点，也向这些农业劳动力传递着利好消息；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相联系的一些措施的相继出台，又给这些农业劳动力提供了强大激励。

不难想象，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完全有可能导致农业劳动力供给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严重失衡，从而损害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应与防范农业劳动力供给结构失衡有机结合起来，才可能更加有效。第二，农村内部产业结构失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内部的产业结构状况虽有明显改善。

但由于受到仍显低下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总体上主要表现为产前、产中和产后等社会化服务体系残缺不全；

法律、科技等咨询服务体系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乡镇企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且缺乏后劲，等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内部产业结构间的协调发展虽然离不开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和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但更为基本的仍取决于农村内部“第一产业”即种植业的发展水平。

因为根据产业结构的一般变动规律，第一产业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第二产业，甚至是第三产业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产业基础，而这种变动规律同样适用于农村内部的产业结构。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后，劳动力人口的下降会使种植业在短时期内表现出一定的效率，例如人均产出增加。不过，这种短期效应很快就会消失。具体理由是：

（1）农业劳动力人口中的高素质人口的转移会使留守在种植业中的劳动力人口的素质偏低，这既不利于原有种植业产出增加，也不利于种植业本身的结构调整。

（2）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种植业的这种经济发展水平难以经受住社会化大市场的冲击，不可能抓住由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具有挑战性的机遇。

（3）种植业人口的人均纯收入不可能随时间推移出现可持续增长。在此情况下，种植业很快就会进入边际生产力递减阶段，从而阻碍农村内部的社会分工。

不但种植业得不到应有发展，而且也会造成农村内部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缺乏相应的种植业基础，最终导致农村内部产业结构严重失衡。

第三，“农户+小块土地分割承包”经营模式复归。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以塑造“农户+小块土地分割承包”经营模式为开端的。

当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尚待拉开序幕，政府严格控制农资销售价格，同时又上调农产品收购价格。

这使广大农户从一开始就充分享受到“政策好”的制度安排，加上“天帮忙、人努力”，“农户+小块土地分割承包”经营模式在推行之初就表现出良好的绩效。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和价格体系有序放开，“农户+小块土地分割承包”经营模式原有的绩效基础不再存在。

客观上提出了转换农业经营模式的迫切要求，“农户+公司”和“职工+公司”等经营模式就是适应这种要求而先后产生的。就“农户+公司”经营模式而言，它成功地解决了单个农户不足以进入市场的难题，合理地避开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将碰到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空白。

农业经营的社会化程度得到了一定提高，但农户与公司并非纵向一体化单位，而是两个分别独立的经济主体。

农户是独立的生产主体，公司是农户产品的购买和销售主体。“农户+公司”的实质是“农户+小块土地分割承包+公司”，并没有实现经营模式的转换。

就“职工+公司”经营模式而言，农民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而成为公司内部职工，职工与公司纵向一体化了，成功地摆脱了“农户+小块土地分割承包”经营模式。从理论上讲，这种新型的经营模式反映了转换农业经营模式的要求。从现实性方面讲，这种经营模式的形成需要具有战略眼光的投资家，需要所投资的农产品具有较高的回报率。

这两种约束决定了在我国目前乃至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农户+公司”和“职工+公司”的经营模式不可能在农村中全面铺开。

这样，转换“农户+小块土地分割承包”经营模式的重任在某种程度上还得依靠农村内部素质较高的那部分劳动力人口的创造作用。

但是，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步伐加快，这种人才基础将会被极大削弱，有可能导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归“农户+小块土地分割承包”经营模式。

因此，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应与防范“农户+小块土地分割承包”经营模式的复归有机结合起来，才可能更加有效。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如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