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历史进化论研究论文

严复,字又陵,福建侯官人.在中国近代史上,严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严复所生活的时代,正值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特殊历史时期,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力图在西方寻求到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他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等西方著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思想介绍到中国,在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严复本人受西学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这一点集中地反映在严复的进化论伦理思想中.一、进化论的自然法则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是一部关于进化论思想的代表作.严复根据这本书翻译完成了《天演论》,这是严复进化论伦理思想形成的标志.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中,赫胥黎根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揭示了自然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然而赫胥黎却认为这一法则仅适用于自然历史领域,人类社会发展所遵循的是人类自身所特有的伦理法则.严复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仅是自然界所遵循的普遍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所遵循的普遍规律.这正是严复进化论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严复的这一思想是同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分不开的.当时中国正面临着列强入侵、国家四分五裂、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在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忧,在努力寻求一条挽救民族灭亡的救国之路.严复翻译《天演论》绝不是仅仅想对这部书作一般的自然科学介绍,而是希望通过介绍进化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自然法则来告诫每一个中国人：如果我们再不奋发图强,改变落后、被动挨打的劣势,那么中国就很有可能成为这一自然法则的验证者.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发出了令人发聋振聩的声音.因此,要究其翻译这本书的思想本质,乃是出自严复深厚的民族情感、忧患意识和爱国思想.那么中国到底“劣”在何处?西方到底“优”在何处?这是严复进化论伦理思想中首先涉及到的问题,其实质是对西方的重新认识和对中国自身的沉重反思,尤其是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在这方面,他接受了斯宾塞的思想.1861年,斯宾塞出版了《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一书,提出了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所决定的,其主要包括“血气体力”、“聪明智慧”、“德行仁义”,即力、智、德三个方面.严复认为中国国民素质低下,关键在于力、智、德之不如人,而这三个方面的强胜劣败,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说：“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1]18“人欲图存,必用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胜者非他,智德力三者皆大是耳.”[2]1351-1352严复由此提出了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重塑国民人格和提高国民素质的“三民”主张,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样严复有机地将进化论的自然法则运用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领域,并形成了其独特的以“三民”主张为核心,以倡导西学、道德重建、人格重塑为实质内容,以功利主义为特征的进化论伦理思想.二、剖析国民人格,批判封建道德严复在剖析国民人格时,对中国国民劣根性进行了反思,对造成国民劣根性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道德进行了尖锐批判.严复认为,中国国民劣根性首先表现在国民的“奴性”上.中国人奴性之缘由,出自于中国封建千百年来的宗法等级观念.“中国自秦以来,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然而,可悲的是不仅统治者“以奴待民”,而且“民亦以奴虏自待”[1]931.中国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是中国人“奴性”形成的罪魁祸首.劣根之二在于“民愚”.民愚的根源在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整个都奉行愚民政策.严复认为中国当前之急,在于“治贫、治弱、治愚”,而三者之中尤以治愚为最急.1902年,严复在《外交报》撰文指出：“有一道于此,致吾于愚矣,且由愚而得贫弱,虽出父祖之辈,君师之严,犹将弃之.”[3]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叛精神和大无畏的气概.劣根之三在于“德败”.严复沉重地指出,中国之道德风气,已堕落到足以亡国灭种的地步.最突出地表现在“顾私而忘公”.他写道：“善夫!姚郎中之言曰：‘也固有宁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贵.故推鄙夫之心固若曰：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故其端起于士大夫之怙私,而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1]94严复直接将“德败”的原因归结于封建宗法制度,他指出：“民所恤私之恤者,法制教化使之然也.”[4]994对于当时社会道德沦丧,严复忧心忡忡地指出：“夫社会之所以社会者,正恃有天理耳!正持有人伦耳!天理亡,人伦堕,则社会将散,教则他族得以压御之,虽有健者,不能自脱也.”[1]168劣根之四在于“尚权”.严复认为中国封建统治所奉行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的腐朽制度.他说：“中国自古至今,所谓教育者,一语尽之曰：学古入官已耳!一夫使一国之民,二千余年,非志功名则不必学,而学者不过词章,词章极功,不逾中式,揣摩迎合以得为二则何怪学成之后,尽成妇隶之才.”[5]281-282因而在中国求学不是为了获取知识和真理,而在于入仕为官.为了做官可以不择手段,如在考场上“通关节、顶替、请枪、联号诸寡廉鲜耻之尤”.一旦做官之后,便以“巧宦为宗风,以趋时为秘诀”[1]41.因此,严复认为八股取士的教育制度,不仅导致了整个社会道德堕落,而且也是中国科学不兴、国弱民衰的直接原因.劣根之五在于“崇古”.中华民族生息繁衍数千年,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具有强大的内聚力.然而千百年的历史沉积,也使中国人养成了因循守旧,喜好“以古为宗”,普遍恪守“数千年前人所定之章程的传统”.尤其是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观念在中国人思想中根深蒂固,使得中国长期以来妄自尊大、因循守旧、盲目排外,这是中国在近代落伍的直接原因.严复尖锐地指出,封建统治者所极力维护的“礼”和他们大肆宣扬的“纲纪”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道德学说；孔孟的“诗书礼乐之教”是使中国不能自存的“亡国之教”.因而严复主张弃古从今,以西方的新学代替封建旧学,以新道德代替旧道德,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彻底的改造.三、“倡导西学、道德重建,人格重塑”的提高国民素质计划严复认为,中国要避免亡国灭种,当务之急在于通过“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来摈除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进行道德重建和人格重塑.首先要摈除中国人“奴性”之劣根,倡导“自由、平等”之精神.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旧观念下,百姓不是国家的主人,因而,他们也就没有国家责任心,民族责任感,这正是中国人“恤私忘公”德性之由来.自由、平等观念的确定,其意义在于对个人独立人格的承认,人民真正成为国家之主人,只有去掉了“奴性”才能“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而赴公战如私仇者”[1]31.其次是要为中国人治愚疗愚,而治愚疗愚之良方就在于要“倡西学、开民智”.封建传统的礼教旧学、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使得中国人变得愚昧无知,使得今日之中国“力、智、德”均不如人,故国之衰可知也.严复认为改变这种状况只有一个办法：“有一道于此,是以愈愚矣,且由是而疗贫起弱焉,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3]148也即是说要倡导西方资产阶级“新学”.严复认为西学是开启民智的钥匙,是国强民富的关键,他于是发出了当前教育当务之急是发展物理科学的呼声.严复称：“举凡水火工虞之事,要皆民智之见端,必智进而后事进也”,“农工商之民,据其理以善术,而物产之出也,以之益多,非民智日开,能为是乎?”[2]1351在严复看来,抛弃封建旧学,以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知识武装中国人民的头脑乃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关键.再次就是要在“开民智”的基础上“新民德”,即进行道德重建.严复认为道德在维系人心,固国强家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旦“道德扫地,人心窳坏”,社会就将失去维系,心散国乱,民族必衰.因而严复称：力、智、德三者中,尤以新民德为最难.他主张用新的道德观念代替旧的封建道德,其主要内容有：(1)用平等、自由观念代替三纲五常的宗法等级观念,严复认为自由乃是道德之前提；(2)改造旧的封建习俗,倡导新的社会风尚.严复专门就婚姻家庭道德作了中西对比来说明封建陈规陋习对人性的压抑,比如妇女缠足等礼俗就是“贻害民力”之行为；(3)树立全新的义利观.严复明确指出追求合理利益对强国富民的重要意义.他说：“大抵古今教育不同,古之为教也,以从义为利人苦己之事,必其身有所牺牲而后为之.今之为教,则明不义之必无利,其见利而忘义者,正坐其人脑力不强而眼光短平,此德育教授新法之大略也.”[5]285最后就是要“鼓民力”.即要增强国人体质.在严复看来,要提高国民素质就应当“力、智、德”三者并重,互相促进.严复通过倡导“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中国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提高国民素质的计划,在当时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四、严复进化论伦理思想的特征——功利主义道德观在中国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时刻,严复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一方面源于旧制度、旧思想、旧道德影响下的国民劣根性；另一方面源于中国经济落后,国贫民困.因此,中国要想免于灭顶之灾需从两个方面入手.除了道德重建,改造国民性之外,还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实现国强民富.在他的译著中,严复介绍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主张在中国实行“开明自营”,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介绍西学的过程中,严复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功利主义道德观.

《天演论》于1896年译成，他说：达尔文的书，在欧美两洲，几乎家置一编，妇孺皆知，其学说最要有二，一曰物竞，一日天择。此外，严复还把《天演论》译稿给梁启超等人看过。因此，《天演论》正式出版虽在1898年，但其物竞天择的理论在此以前早已在思想界传开。《天演论》从翻译到正式出版，经过3年时间。这3年，即1895年到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很不平常的3年，甲午海战惨败，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维新运动持续高涨。这时候《天演论》出来了，物竞天择出来了，自然引起思想界强烈的震动。以文名世的同治进士吴汝纶看到《天演论》译稿后，赞不绝口，认为自中国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这位五十几岁的老先生，激赏之余，竟亲笔细字，把《天演论》全文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藏在枕中。梁启超读到《天演论》译稿，未待其出版，便已对之加以宣传，并根据其思想做文章了。向来目空一切的康有为，看了《天演论》译稿以后，也不得不承认从未见过如此之书，此书“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青年鲁迅初读《天演论》，也爱不释手……一位头脑冬烘的本家长辈反对鲁迅看这种新书，鲁迅不理睬他，“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侍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于此可见《天演论》深受当时社会的欢迎。在《天演论》问世以后，“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充斥报纸刊物，成为最活跃的字眼。有的学校以《天演论》为教材，有的教师以“物竞”、“天择”为作文题目，有些青少年干脆以“竞存”、“适之”等作为自己的字号。胡适回忆：(在澄衷学堂)有一次，他(国文教员杨千里)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得很。他出的作文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战屡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多少年轻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据统计，自1898年以后，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论》就发行过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当时任何其他西学书籍都不可比拟的。其之所以如此风行，除了它的思想足以警世这一主要原因以外，译笔古雅耐读，也是原因之一。回顾落后贫困、思想封闭的祖国，严复深受震动，于是，他更关注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孜孜不倦地研究“中西学问同异”，探求中国富强之道。回国后，始在福州马江船政学堂任教习。光绪六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严复被调任学堂总教习，后又出任总办（校长）之职。这些学历和经历，使严复具备了成为思想家的必备素养和参与政治的条件。甲午中日开战，国家危亡悬于旦夕，《马关条约》的签定更激起国人的无比愤怒。严复于1885年2月4日至5月1日，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五篇政论文，疾呼变法，其惊世骇俗的议论，使之声名日响，为世人瞩目。在《原强》一文中，他首次向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物种起源》及其生物进化论观点，同时又介绍了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及社会学家斯宾塞的优胜劣汰学说，撮合二者，阐述自己救亡图存的见解。而这一思想的深入论述，即是体现在《天演论》一书的翻译过程中。《天演论》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这是一本宣传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通俗小册子，书的前半部分讲进化论，后半部分讲伦理学，严复选译了部分导言和讲稿的前半部分。严复翻译此书不尽依原文，而是有选择地意译，甚或借题发挥，因此鲁迅先生说严复“毕竟是做过《天演论》的”。一个“做”字，入木三分地刻划出严复翻译此书的良苦用心。

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社会早期传播的文化背景研究邢志华 【摘要】： 进化论(演化论)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它在我国享有特殊的影响。这种理论不仅在生物学并且在哲学、甚至意识形态上都有其不可低估的影响力。这种影响是如何产生的?这是每一个对进化论(演化论)感兴趣的学人所力图解决的问题。而问题的解决方法之一就是进行历史分析。毕竟，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分析就从哪里开始。因此，本文就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从史料的考证入手，从科学、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出发，力图从整体上对此问题给出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希望能够把问题深入一步，得出一些比较新颖的结论。 另外，笔者试图对此问题进行澄清的同时，也对一些和本文关系密切的问题颇感兴趣，并产生了对其进行初步解决的想法。比如：一种自然科学理论进入社会科学领域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一种“威权”词汇的产生是如何可能的问题等等。而笔者的目的就是想从科学与哲学、文化、社会等关系角度出发，把科学真正投到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中去理解，并试图去理解这种文化和为这种文化所化之社会。 本论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进行正名。进化一词的原始意义是指通过叙述、显露等方式使知晓，展开之意。从一开始，人们对进化的理解就是把其生物学意义和哲学、社会学意义相混淆的，尤其是在斯宾塞那里。斯宾塞把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规律应用于人类社会并加以详细阐述和充分发挥，他提出了代替“自然选择”的词汇“最适者生存”。 第二部分主要是对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早期传播史研究。最早把进化论介绍进中国的并非严复。但是严复的翻译绝对是一个历史的起点。他在翻译《天演论和伦理学》的过程中，对原意进行了一定的篡改并加注了自己的理解，成了名副其实的“严复的进化论(天演论)”。严复的天演学说在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是，严复为什么直到19世纪末会突然对一种进化理论感兴趣呢?笔者发现这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具有很大的关系。 本论文的第三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主要是探源进化论在中国迅速传播的原因。要对这个发杂的问题进行阐释，就不得不从诸多方面进行分析。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情境下，这种传播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而进化论就偶然地充当了这种历史必然性。而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社会的科学实践则为这种传播提供了理论契机和物质基础。最后，进化论在当时具有一个“科学”的标签。这个标签在科学日益上升为“威权”词汇的过程具有着其本身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这种“威权”词汇的产生本身也需要诸多条件。【关键词】：【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学位级别】：硕士【学位授予年份】：2001【分类号】：N09【DOI】：CNKI:CDMD:【目录】： 序论7-9第一章 何谓“进化论”?9-14第一节 达尔文的进化理论9-11第二节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由来11-14第二章 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早期传播14-23第一节 进化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14-15第二节 严译《天演论》15-18第三节 天演学说的巨大影响18-21第四节 早期传播的几个问题21-23第三章 探源进化论在中国迅速传播的原因23-30第一节 历史选择了进化论23-25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为这种传播提供了理论契机25-26第三节 我国古代科学实践26-28第四节 一种具近代科学品格的世界观28-30结语: 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法30-32注释32-34参考文献34 推荐 CAJ下载 不支持迅雷等加速下载工具，请取消加速工具后下载 阅读器支持所有CNKI文件格式，AdobeReader仅支持PDF格式 给《中国文化》投稿 个人英语水平测试（EF英语专家推荐免费） “CNKI . 翻译助手”－论文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