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小论文范文1000

首先区分一下概念西欧封建等级制度：西欧封建等级制度是以土地关系为纽带，通过层层分封而形成的。主要作用是协调和维护封建主内部的利益，更有效地统治下层人民，其基本特征是封主和与附庸的臣属关系的建立。由于土地是层层分封的，附庸只承认自己直接受封的人为封主，对自己封主的封主则没有臣属关系。所以，在西欧出现了“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现象。这种情形使封建等级制度复杂而混乱。如封建主甲可以是乙的封主，而乙的封臣又可以是甲的封君，往往一个封建主有多个封臣，从而加剧了封建主之间的争夺和冲突，出现割据混战局面。采邑制：是中世纪在西欧实施的一种土地占有制度。最初是查理.马特在担任法兰克王国宫相时（735年左右）实施的，将土地及当地农民一起作为采邑制分封给有功劳的人，以服骑兵役为条件，供终身享用，但是不能世袭，含有赏赐的意思。到了查理·马特的儿子时，把大部分土地当作采邑制分封给臣下，查理大帝也把通过战争夺来的土地分封给有功将领，这样使得采邑制遍及全国。英国则从威廉一世开始也实行采邑制，规定每个骑士采邑供养一名骑士，为国王服役。此后，国王下面的大封建主也把自己的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给下属，而这些下属又把自己的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给自己的下属，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土地为纽带的领主与下属之间的关系，这样领主既要负起保护下属土地的责任，而下属也有义务效劳，为领主作战。采邑制这种形式对于提高国家的战斗力很有帮助，而且通过采邑制逐渐形成了一种封建等级制度。一）、形成西欧封建制度的诸因素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其基础来自三个方面：①古希腊、罗马的遗产，②基督教的传统，③日耳曼人的社会模式．换句话说，西欧封建制度是由罗马封建因素，日耳曼因素，通过基督教会对二者的不断结合而形成的．⒈罗马封建因素随着罗马帝国对外扩张的中止，帝国的经济在公元三世纪已发生严重危机：人口锐减，城市败落，一些大土地所有者便退居乡村，建立了以隶农为主要生产者的、实行租佃分散经营的田庄制，形成自然经济，政治上则形成独立王国．如此在公元三世纪，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商品经济已经过渡到隶农制自然经济．另外，罗马很早以来就存在一种保护关系，一些人因败落而寻求富有的庇护人的保护，成为他们保护下的平民或附庸，帝国衰落后，这种保护关系更为扩大，成为日后西欧封建制度的起源之一．⒉基督教会与经济的变化相适应，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发生变化，原来的罗马古典文化开始让位于普通人民群众的大众文化，这就是基督教文化．在危机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从崇奉奥林匹斯诸神：朱庇特，宙斯，阿波罗，转奉能解脱个人罪恶，能使个人得到拯救的基督教．因为前者虽然气势磅礴，给人力量，但却不能给人安慰；人是伟大的，但人不能总是显示伟大，人还需要安慰，尤其是在危机时代，人们需要一种神秘主义的哲学体系．在公元三世纪的罗马帝国，这就是新柏拉图主义．经过百般曲折，四世纪以后罗马终于成为基督教国家，教会组织普遍建立，受罗马制度的影响，教会的法律、制度，组织结构都建立起来．正是基督教会，在日益加深的混乱状态中起到了维护秩序的稳定性作用，并且成为日后教化日耳曼蛮族，把罗马古典文化和日耳曼文化结合起来的承担者．另外，教会所建立的修道院制度，也对中世纪早期的西欧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修士最初一般都是西欧最优秀的农民，他们开垦荒地，排干沼泽，改良土壤，推广三圃制，对恢复和发展西欧农业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还保存了罗马人的一些建筑技能，发展了木刻、金属制造，纺织、玻璃、酿酒等工艺．⒊日耳曼因素日耳曼人刚从原始社会走出，为陷如绝境的西欧社会带来了活力和生机．与罗马法律相比，耳耳曼法律是习惯法，粗犷、迷信、采用神裁法，但对日后西欧封建政治仍有重大影响．日耳曼法律产生于人类古老的习俗，而不是统治者的意志，所以法律超越王权，没有一个国王可绝对专制，这种王权有限制度是中世纪西欧政治发展的一个特点．所以有人说，民主起源于日耳曼丛林之中．日耳曼人的亲兵队制度，建立了首领和亲兵相互间契约关系的观念，直接促进了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日耳曼人还带来了农村公社制度（其特点之一是自治），它对西欧城市的形成、行会制度、以至于议会制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日耳曼因素对西欧社会影响之大，以至于全球通史的作者认为：正是日耳曼人的到来，毁灭了西欧的古典文明，从而为西欧新文明的开端，扫清了道路．在中国，在印度，昔日的文明传统一直没有中断，并得以保存，但这仅是旧生命的延续．而西方，在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却出现了一个新的开端．他并且认为，这是西方历史的独特性之所在．西方史学界在西欧封建制度形成问题上主要分为两派，日耳曼派和罗马派，以后又形成综合派．（二）、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过程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具有两条相辅相成的线索，一是封主封臣制和封土制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一是自由农民的农奴化过程，我们把这两个过程称之为封建化过程．⒈西欧封建化过程的起点——萨利克法典法兰克人五世纪时分为两支，一支迁莱茵河中游，称河滨一里普阿尔人，一支进入北高卢，称海滨一萨利克人，即克洛维为王的那一支．萨利克法典是萨利克人的习惯法汇编，形成于六世纪初， 511 年前后．它反映了五、六世纪法兰克人在进入高卢以后的社会生活状况，既包含了日耳曼人的社会因素，也反映了一些高卢一罗马人的社会因素．西欧社会的封建化过程，就以此为出发点．克洛维进入高卢后，把所占领的无人居住的土地交给法兰克人的农村公社，他自己占有罗马皇室的土地，并把一部分赏赐给贵族和亲兵，形成日耳曼大土地所有制，对高卢一罗马地主和教会的大地产，则很少侵犯．所以法典反映的土地所有制就有三种：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王室土地所有制，贵族地主土地所有制．一般认为，农村公社是从氏族公社发展而来的自由农民的社会组织，特点是土地公有私耕，行政自治．但也有人认为，它是在中世纪地主庄园内重新形成的．⒉自由农民的农奴化最初，法兰克自由农民都是公社成员，有权利和义务参加战争，分取占利品，使用公社土地，参加社员大会．到六世纪下半叶，国王希尔伯利克（ 561 ～ 584 年）颁布一道修改萨利克法典的敕令，规定死者如无子嗣，土地由其女儿继承，而不再交还公社．这样，公社的耕地逐渐变为可以买卖的自主地．这时的公社称作马尔克．公社农民内部的经济分化加剧．但是，法兰克农民农奴化的主要原由，并不是经济分化的结果，因为当时系自然经济，经济分化缓慢，而主要是外部暴力所造成．外部暴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教俗贵族地主利用特权强力兼并公社农民的自主地，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投靠大地主，逐渐变成农奴．二是 6 ～ 10 世纪战争兵役频繁，对外扩张，外族入侵，社会不安定，豪强官吏勒索，这一切使自由农民无法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军事制度也有变化，从原来的步兵或轻装骑兵发展成为重装骑兵，战斗力加强，但费用开支也大大增加．据估计，当时四家小农方能装备一名骑兵．这种状况，使许多农民干脆就近寻找一教俗贵族保护，把土地交给贵族而由自己耕种，只向此贵族一人纳税服役，既避免了官府沉重的军役、捐税，也避免了他人的勒索和盗匪的抢劫，此称为“委身式”，也叫“投托”．久之，这些农民就变成了农奴．他们在法国被称为“维兰”．在法国，还有一些农奴称为“塞尔夫”（ serf ） , 他们大多是奴隶的子孙，地位比维兰更低．维兰实际是永久性佃农，份地世袭，劳役有一定传统标准．塞尔夫则由主人任意剥削，并可随土地一并买卖．一般来说，维兰比自由农、佃农的境遇往往要好．八世纪前半期查理·马特采邑制改革以后，法兰克农民农奴化进程加速．847 年，西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的墨尔森法令规定，“任何自由人都必须选择一主人，或是国王，或是国王的臣属”．自由农民的农奴化过程一直延续到 11 世纪．⒊封主封臣制与封土制的形成与发展第一阶段：墨洛温王朝时期，六、七世纪，国王采取赐地封土的办法给其官员，封地与公职相联系，这种土地分封是无条件的，久而久之，大贵族势力上升，国王军事经济实力削弱．第二阶段：到八世纪查理·马特任宫相时，进行采邑制改革，将封地与附庸制度结合起来，从而向西欧封建制度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采邑制改革的另一契机是军事制度发生变化．西欧在与阿拉伯人的接触中，学会了使用马蹬，马蹬的出现，使骑兵从轻装发展为重装，铠甲及贵族族徽都随之出现．更重要的，是由此需要专职作战的骑士，普通法兰克农民既难以负担，也无此技艺，而骑士则需要土地和农民来养活．这样，马蹬→军制改革→社会制度（采邑制）改革．中国明末时传教士铸造的西洋火炮为何不能引起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顾准这样提出了问题．马特没收了叛乱贵族和教会的大量地产，分封给他的附庸骑士．受封者，即封臣则以服骑兵役为条件，并向封主宣誓效忠，这种军事封地称为采邑．受封者若不能履行封臣的职责，封主有权收回采邑．这种权利和义务是双方的，是一种契约关系，封主也要保护封臣，不能欺侮他的妻女，若违反，封臣也可另找封主．西欧封建制度的特征就是它的相互性，在封建制度下，没有人是权力无限的统治者．若上面对下面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可反抗的，那就不是西欧封建制度，而是绝对君主制了．这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中国封建制度的概念大不相同．查理·马特的采邑制改革，到加洛林王朝的矮子丕平和查理曼时继续实行，因为即使查理曼当时也无足够财力搞职业军队．而各级领主，也有自己的附庸骑士，形成层层分封．打仗时，这些附庸的附庸在王室军队中参加其直接领主指挥的军队，并且只是单线联系，形成“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采邑制的广泛推行，导致以下后果：①加速了封建化进程，大小封建主竟相争夺劳动力，把自由农民变成农奴；②巩固了中小封建主的地位，奠定了骑士制度的基础，排除了农民当兵的权利；③形成了金字塔式的、依次互为主从的封建等级制度．每一骑士都靠自己采邑的农民的赋税和劳役生活，这一骑士对自己的采邑拥有行政、司法、税收等管理权．国王有时还把一些豁免权赐给一些大领主和教会贵族，豁免权也叫特恩权，指这些领主的领地可不受国王代理人或官员管辖．这样一来，就使采邑领地具有独立王国的趋势．第三阶段：采邑原本是终身的，封臣死亡，采邑交还封主，不得世袭．封臣的继承者若要继续从前的关系，要重搞受封仪式．到九世纪，采邑逐渐变成了世袭领地． 877 年西法兰克的秃头查理颁布克尔西敕令，承认采邑和特权世袭．查理曼死后，王权的分散，无休止的内战，外族的入侵，使原本有序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统治走向混乱．原来的封疆大吏一一伯爵，以自己的附庸为后盾，从王室官员演变为独立的地方王公。从本质上说，政治分裂是封建制度最正常、最普遍的社会状态。对王权而言，封建制度的兴盛正是王权的阴暗时代。（三）、西欧封建制度确立的标志国内史学界一般认为，西欧封建制度确立的时间是九、十世纪，主要根据是 877 年的克尔西敕令．确立的标志：封臣制（附庸制）与封土制（采邑制）相结合，土地所有权与政治统治权相结合，大贵族在其世袭领地内具有独立的政治经济权力，而王权衰落．u 但注意，并不是西欧所有的农民都变成了农奴，也并非西欧所有地方都形成了封建制度；这里只是说，封建制度和农奴制从此在西欧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以法国最为典型。四、西欧封建制度形成时期的基督教会基督教最初没有教皇，教皇一词的本意是ραρα，是对所有主教的尊称．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由于罗马主教所在的地理位置，使其拥有较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五世纪日耳曼人入侵，帝国政府迁拉文那，实际把罗马的管理权交罗马主教，使其地位提高．进入中世纪教皇一词逐渐为罗马主教所专有．西罗马帝国灭亡，以主教区为基本单位的教区系统依然存在，并从败落的城镇向广大农村发展．八世纪以后，西欧广大乡村教区开始形成．教皇的传教团在异教地区传教，也不断取得成功． 496 年在高卢的法兰克人受洗入教， 597 年成立了英格兰教会，七世纪创立了伦巴德教会，八世纪创建了德意志教会．到公元 1000 年左右，连匈牙利的马扎尔人，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的诺曼人也进入了西欧的基督教世界．在日耳曼人征服西欧之后，基督教也征服了西欧，并且还征服了日耳曼人．在广泛的传教过程中，教会和修道院获得了大量教产． 810 年亚琛宗教会议，把主教区和主教依教产分三级： 3000 ～ 8000 处领地为一级， 1000 ～ 3000 为二级，不满 1000 处为三级主教区．一般认为，中世纪罗马教会占西欧各国耕地的三分之一，各级主教实际上是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修道院也拥有大量庄园，他们招收大批农民，开垦荒地．修道院庄园往往能改进耕作制度，例如三圃制，就最早由修道院庄园实行，成为日耳曼贵族庄园的示范．5 ～ 11 世纪以前，教皇的权力一直受很大制约．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对意大利的征服，使教皇一直受拜占廷长期控制． 678 ～ 752 年的十三任教皇中，有十一任是希腊人或叙利亚人．但随着伦巴德人进入意大利，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埃及、北非，拜占廷干预西方的能力大为减弱，于是罗马教皇不失时机地与法兰克人结盟． 751 年加洛林王朝和 756 年教皇国的建立， 800 年查理曼的加冕，直至 962 年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都是西欧政教联盟的反映．有了查理帝国的支持，教皇从此敢与拜占廷皇帝分庭抗礼，西欧基督教会从此自成体系．也正因为如此，加上西欧拉丁文化和东南欧希腊文化的差异， 1054 年东西方基督教会大分裂，西欧的基督教称西方公教（天主教），东欧的基督教称东方正教（东正教）．应该看到，西欧的教权与王权这时的相互支持，对双方都是有利的．通过基督教会，加强了法兰克国王的统治地位，基督教成为其精神支柱；通过基督教会，罗马帝国时期的典章制度，教会法规，教阶制度等，逐渐为法兰克统治者所接受，从而使法兰克国家上层建筑各部分日益完善．正是基督教会对日耳曼因素和罗马因素的不断结合，促进了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教权和王权这一时期的相互利用和相互勾结，有利于西欧社会的发展．尽管如此，教权与西欧王权相比，仍处于从属地位．十一世纪前西欧的主教区和修道院大都是在世俗王权和领主统治之下，主教由世俗王权和领主任命，乡村教士也由庄园主选任控制（这时教士尚未实行独身制）． 962 年以后，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甚至在一个时期能随意任免教皇．不过，随着教会势力的发展，到十一世纪后半期，教权逐开始向王权发起挑战．

林则徐西学思想论略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者,他不仅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虎门销烟,指挥了抗英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尊严,而且与清王朝长期奉行的盲目排外、闭关锁国政策不同,以务实的态度和作风开了了解西方情况、学习西方知识,并将之付诸行动的先河。林则徐与“民主”政治林则徐在广东禁烟,面对西洋的坚甲利兵,不得不作“西夷”背景的了解,因此有《四洲志》之编著。《四洲志》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当时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概况,内容包括地理历史、政治制度、财政经济、军制武备、对外关系、科技文艺、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以及许多新知新闻。这部书对于当时的中国,犹如一股清新的“民主”空气吹进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的堡垒,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为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高扬“民主”大旗制造了舆论。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该书竟然提到了西洋的议会,特别是英、美、法三国的上下议院,颇有相当篇幅。该书叙述英国上下两院的结构时,谓上院议员多王公贵胄,全院约426人;下院议员来自地方,“由各部落议举殷实老成者充之”,共658人。谈到议院的权力,指出“国王虽有权裁夺,但必由‘巴里满’(Parliament)议允”;国王行事有失,承办官员要交“巴里满”议处。美国是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军国大事,必“西业”会议而后行。西业即今之参议院(Senate),其议员经由选举产生。选举是将选票“暗书弥封存贮公所”,“以推荐最多者为入选”。法国设“占马阿富”(LesChambres),其制度与英国相近。①《四洲志》讨论英、美、法议会的组织、权力关系、选举等。林则徐介绍这些观念时,相关的名称都是音译,例如上院译为“律好司”,下院译为“甘文好司”,原来就是House of Lords及House of Commons的音译,但均未予转换,不谙原文者,读之有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林则徐似乎对自己的著作并不满意,加上内容需要进一步充实,因之决定敦请魏源作全面性的补充。然而,魏源的补充并未超越林则徐的《四洲志》,原因是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限制了其个人视野,重点放在了解英人的坚甲利兵,于议会政治甚少措意,大多转抄《四洲志》的内容,没有进一步的发挥。比较突出的一点是,魏源提到了议院多数决的原则,“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循同”,感觉其为一美好制度。②作为“民主”特别是民主政治的具体运作———议会思想进入中国,加快了中国的民主进程,由此,才有了清廷之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不仅深入理论,同时考求实施的技术,至此中国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实行时期。议会思想于1840年前后进入中国,这无疑推进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当时引进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传统有功名的绅士,如冯桂芬、王韬等;一类是政府官员,如林则徐、魏源等;一类是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如麦都思等。林则徐是最早注意到西方“民主”政治的中国官员。林则徐与“论用兵”为了准备反侵略战争,对西方军事、科技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便成为林则徐重点关注的内容。从《澳门月报》第四辑“论用兵”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论用兵”收集了广东、福建的一些海战材料,林则徐根据从澳门翻译的书报中对这些海战的评论“具知西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渔船蛋户”,③又了解到英舰害怕我用火攻,这进一步发展了林则徐“民心可用”的思想,因此,在反侵略战争中,他招募渔民、蛋户编成水勇,并采用火船出其不意进攻敌人,且屡获胜仗,大大增强了其抵抗侵略的决心和信心。通过对西方军事情况的了解,林则徐认识到英国在军事方面的优越与先进,为了学习英军的“船坚炮利”,他还从澳门购买了军事技术资料,组织摘译了有关欧式大炮瞄准发射技术的书籍,训练军队学习使用欧式大炮,并在广东防务中应用。为了改变中国的军事落后状态,林则徐通过澳门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船炮,譬如,他从澳门“设法密购西洋大铜炮及他夷精制之生铁大炮,自五千斤至八九千斤不等,务使利于远攻”,④这些铜铁大炮被用以装配虎门炮台和广东水师船只。外国的帆舰无法引进,他便通过美国商人购买商船“甘米力治号”,将其改建为兵船,船上共装有34门英制大炮。林则徐曾试图与水师提督关天培合作,以这条船为模型来推行水师的近代化,这可说是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最早萌芽。战争规律告诉我们:知己知彼首先是战争实践的要求。19世纪4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罪恶的鸦片贸易和控制中国这个广大市场,对华肆逆称兵已是迟早之事。林则徐在禁烟过程中,通过接触外界认识到“必须时常探访夷情,志气叙事”。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鸦片战争作准备,是在“林则徐自去岁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具知西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渔船蛋户”。正是通过对对方的了解,林则徐不仅看到了中国水师的腐败和人民力量的伟大,也看到了英敌的怯懦,从而相信“民心可用”,继而招募渔民、蛋户丁壮5000人,变为水勇,日夜操练,成为后来抵抗英军的强大的战斗力。除调查研究英敌动态外,他们组织专人翻译外文书报,编译《华事夷言》、《四洲志》和《各国律例》等,介绍外国的政治经济、地理位置和风俗习惯,使中国人民对外国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也使林则徐认识到英距中国“历海程七万里”,从而在广州严密设防,“以逸待劳、以守为战”,使英舰逡巡海上而不敢冒犯广州,被困于海面。尽管鸦片战争中我方处于防御地位,但是林则徐在了解敌情的基础上却充分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即使被撤职后,他也不忘对地方的研究。1841年4月14日林则徐应邀筹议战守时,仍高兴地呈上了一份长达2000余字的防御粤省计划,计划中对对方进行了这种阐述:“周密探报敌情,捉拿汉奸,英军行动‘朝夕变迁’,并非一致,必须派遣妥干人员,或轮流改装分路确探,或在澳门暗中坐探。”这再次展示了林则徐对敌方研究的高度重视。林则徐与“新闻纸”澳门被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占据之后,西方国家人士就不断地移居澳门,使澳门逐渐成为西方商人的立足点、鸦片贩子的贩毒中心以及外国侵略者(尤其是英国)的情报收集站和给养基地。正因此,大量的西方近代文化、知识和各种信息也随之带进澳门,这也带动了澳门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和繁荣,“新闻纸”也就应运而生。澳门汇聚大量西方文化和信息,成为林则徐了解西方的一扇窗口。由于清王朝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在文化上则实行愚昧的专制主义,不允许任何背离“经书”的“邪说”、“异端”存在,禁书之严为历代所罕有,阅读“夷书”更属大逆不道。因而,西方近代先进的文化、知识等很难进入中国内地。而澳门由于已成为西方人的居留地,无形中成了中国唯一能够接触西方事物、获得西方信息的地方。在澳门,不仅有各种西方书籍传入,而且西方人还办有各种报刊,如《广州周报》、《广州纪事报》(这两种报纸原在广州办,1839年5月移至澳门)和《新加坡自由报》等,这几种报纸被统称为“澳门新闻纸”。此外还有《澳门杂录》、《中国丛报》等。这些报刊的主要内容涉及外国人对有关时事政策的反应、报道和评述等,而这正是林则徐在禁烟活动和反侵略斗争中需要的。因此,林则徐一到广东,就将澳门作为其了解外部世界的首选之地。用林则徐自己的话说:“其澳门地方,华夷杂处,各国夷人所聚,闻见最多……又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刷出,系将广东事情传到该国,并将该国事情传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彼本不与华人阅看,而华人不识夷字,亦即不看。近年雇有翻译之人,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⑤从1839年3月到1840年11月,林则徐组织翻译了澳门的外国报刊和书籍,金安清在《林文忠公传》中说:“公独设间得其新闻纸,及外洋记载,通以重译,能中其窥要,而洋人旦夕所为,纤悉必获闻,西酋骇为神助。”⑥可见澳门独具的西方知识与文化信息汇集的条件,正好为林则徐等有识之士了解西方、了解外部世界打开了方便之门。林则徐作为封建王朝的封疆大吏,能够冲破保守势力的藩篱,努力探求西方新知,向西方学习,其影响是深远的,这在当时或多或少地延缓了中国被英国殖民地化的进程,同时为中国文明与开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