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女生地位期刊和论文

1.【英】弗吉尼亚·伍尔夫：《妇女与小说2.【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3.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4、【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5、【英】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6、【英】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书店1989年版。7、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8、王绯：《女性与阅读期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9、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0、【挪威】陶丽·莫依：《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林建法等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11、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2、【美】莫瓦：《性别/文本政治》，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3、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女性主义参考书目14、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北京：书店1995年版。 15、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6、林树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7、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北京：书店1995年版。 18、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9、荒林：《新潮女性文学导引》，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20、【德】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习承俊译，北京：书店1995年版。 21、陈惠芬：《神话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22、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北京：书店，1997年版。23、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24、【美】克拉夫：《女性主义思想：欲望、权力及学术论述》，夏传位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7年版。25、王政等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书店1998年版。26、【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等。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妇女与小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2、【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桑竹影、南珊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3、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4、【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5、【英】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6、【英】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书店1989年版。7、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8、王绯：《女性与阅读期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9、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0、【挪威】陶丽·莫依：《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林建法等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11、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2、【美】莫瓦：《性别/文本政治》，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3、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解放初期 中国女人 真的能顶半边天！现在女人 喜欢喝鸡汤 吃性别红利 能吃几年。

中国妇女在解放前后的地位：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妇女代表以新中国主人的形象出现在政治舞台。 回顾百年沧桑，我们欣喜地发现，中国女性的命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结束了长达数千年被放逐在社会历史之外的状况，在文明史上首次书写出作为整体的女性形象篇章。 数千年的男权社会，妇女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没有参政的权利，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最为惨烈的，是妇女的缠足。一双小脚的形成，往往需要数年的缠裹，“小脚一双，眼泪一缸”，一生的幸福从此葬送于这双小脚。与兴女学相伴的19世纪末各地天足会的出现为破除缠足陋习、解放妇女身心拉开了序幕。 20世纪初，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将创办女校列入议事日程。1907年，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推行新政，在教育领域颁布了《学部奏定女子学堂章程》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首次正式把女子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民初中国的女子教育，开始与女子职业相衔接，这一举措进一步突破了用教育造就家庭主妇的观念，使女性进入较为宽泛的领域，拓展了女性就业的选择权，从而提高了女性适应社会、独立谋生的能力。这对从根本上推动中国人力资源的开发、奠定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构成了中国女性争取自身解放的交响曲的前奏。知识女性开始以挑战者的姿态站在反封建的前沿，表现出对封建家庭、性别歧视的精神反叛和投身社会参政议政的热情，在新的生活中塑造新的自我。我们看到，经历“五四”新文化思潮洗礼，女性的恋爱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们追求的不再是得到一个终生的依靠和举案齐眉，而是寻找自己的精神伴侣，是男女人格平等的相处。同时，从清末起步的民法典的编撰，也使两性在法律上处于不平等的局面有所纠正。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从卑贱的一半开始成为享有法律保护的弱者。与此相应，女性在就业、参政等领域的参与权也有所改善。南方数省的女子率先获得参与市场的权利，湖南女子王昌国于1921年当选省议员，这在世界妇女运动史上也是开风气之先的。 20世纪女性投身民族解放斗争的壮举更是可歌可泣。1903年由留日女学生组织了第一个妇女爱国团体———共爱自治会。女性先觉者秋瑾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和呼吁做“国民女杰”的诗篇《勉女权》成为激励女性前赴后继的号角。同年第一部论述女性问题的专著———金一著《女界钟》出版，作者第一次喊出“女权万岁”的口号。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些女性参加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己任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向警予、杨开慧就是这些为理想而献身的女性的杰出代表。随着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激烈，“妇女”概念取代了“女性”概念，觉醒的工农妇女参加到民族解放的洪流当中，在队伍中出现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娘子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妇女运动的目标首先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一直同民主主义运动、同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相联，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1949年以来，中国妇女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她们享有与男子平等的一切权利。她们投身于火热的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生活中，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广大妇女扬眉吐气的口号，也成为生活斗争的现实。 但是，我们在谋求妇女解放的探索中，一段时期曾走了弯路。能顶半边天的口号，被误用作男女体力的抗衡，在这个激进的时代，性别差异被忽视，三八高空带电作业班、铁姑娘班、女突击队相继出现，在体力上与男子一争高下，给妇女的身心带来后来冷静思索时才能意识到的伤害。然而，这个时代在妇女解放上的观念建立，功劳是不可抹煞的。 20世纪是人类有史记载以来首次出现女性群体的世纪，是女性觉醒和革命的世纪。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女性在这一世纪虽然在社会地位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女性整个社会角色得到改变，性别歧视在很多方面还相当严重的，失学女童的比例大大超过男童，下岗女工也多于男性，性商品化在部分地区抬头和泛滥等等。这些问题表明，女性要获得彻底的解放还任重道远。女性的真正解放一方面有赖于自身素质的提高，同时也有赖于整个社会的进步。我们期待女性在21世纪拥有更广阔的天空。

我觉得在当今时代的中国，大多数女性的社会地位都已经赶上了男性，他们之间没有比有什么明显的差距，甚至有的女性社会地位都已经超过了男性，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人能够意识到女性的社会地位已经提高到和男性完全平等了。

中国妇女的地位问题 作者：xiashiru综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主张男女平等、倡导女权主义的思潮已有一两百年，如以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为标志，则有160年。国际社会公认的为凸显妇女社会地位和合法权益的节日——“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迄今也已历经了98个年头。在中国，随着一代伟人毛泽东半个世纪前发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了。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和“妇女能顶半边天”等重视妇女地位及作用的最强音，特别是1954年我国《新婚姻法》颁布执行后，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以至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男人与女人似乎真的可以平分秋色，各顶半边天了。可惜的是，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却因中国社会政坛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鼓吹官僚特权、趋从封建等级等而中断了。特别是随着无序的商业化市场化社会的形成和“一切向钱看”思潮的泛滥，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变得日趋严重，好像又回到了半个多甚至一个多世纪前了。如不信，请看事实： 中国政治生活中男女官员基本上不成比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和部门中，女性领导所占的份额微乎其微，实际上只是一种点缀。女性担任党政一把手的更是一种“万一”，就像“唐朝女皇武则天——千古只此一帝”； 中国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起就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中国公民违规超生的现象一直存在，原因是“生女不如生男”，大家都想生儿子。在这些“超生游击队”中，既有老实巴交的农民，也有失掉“铁饭碗”的城市下岗工人，还有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不过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私营企业主、暴发户、黑社会组织的成员以及各类“名人”等有钱有势的新兴阶层或者说“新贵”，违规超生更是肆无忌惮，十分猖獗； 中国社会近年来的买卖婚姻日趋严重。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更是无买卖不成婚姻，且价码动辄七、八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高得离谱离奇，娶妻者由此落下的债务几代人都还不清。一些地方如本省赣州地区的不少农户，就靠出卖女儿赚钱； 中国贪腐官员卖官鬻爵存在着明显的性别歧视。求官者如是男性可花钱买，这叫权钱交易。倘若求官者是女性，则要拿“身子”来换，这叫权色交易。当今社会流行一种价值观，那就是作为成功的男人，不仅要拥有身价百万、千万甚至亿万的家产，而且还要看养了多少个“二奶”、“情妇”。有人说，在当今社会，成功男子的人生有三大幸事，即少年得志，中年丧妻，老年得子！与之相对应，作为成功的女性，就要看她嫁的老公或者说依靠的男人有没有钱、有没有势； 中国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取缔的“色情场所”又借“改革开放的春风”兴盛于城乡各地，各类“三陪女”、娼妓或者说“性工作者”穿梭于忽明忽暗的世界，过着出卖肉体和灵魂的生活，并诱发出一个经济效益颇为壮观的新兴产业——娱乐业（包括色情业、博弈业等等）。有的党政官员认为，搞经济建设，就需要这些“润滑剂”的行当，无“鸡”不活、无“娼”不富。公、检、法等执法部门的一些人还说，有了“妓院”等色情业，强奸犯就少多了，这对保持社会秩序稳定有好处。无比悲哀的是，妇女在上述那些“观念创新”的“开放者”眼中已不是“人”了，地位不地位的根本就无从谈起； 中国近十几年来的影视作品特别是影视广告，为了追求收视率或票房价值，竟也“创造”性地履行“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职责，对中国妇女地位滑坡大大起了一番推波助澜的作用。君不见那些连年热播的影视作品是何等的欣赏封建男尊女卑糟粕：“女人是祸水，诱惑男人犯错误；女人是陪衬，烘托男人高大无比；女人是青菜，按时论价，中年进入风雨飘摇的弃妇期、爱情乞丐期”。“李双双”过时了，“小花”凋谢了。为适应商业化、市场化社会的需求，中国妇女们大量退居家庭、娱乐场所、后宫甚至青楼。在那些拳头加枕头、离奇加怪异的影视作品中，人们发现男人生而为社会的主宰、赚钱高手，他们天然地被女人追逐、仰仗、供奉，成为女人们争风吃醋、斗智斗勇的生活“明君”、爱情“统帅”或神奇“情圣”…… 总之，由于目前中国社会尚处于腐败高发期、多发期和易发期，因此，现今中国社会尽管“妻管严”的现象屡见不鲜，但中国妇女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提升，相反，还呈日趋严重下降趋势。概括起来讲，与男人相比，目前中国女人的地位是这样的：社会的主宰或者说中心是男人，男人第一性，女人第二性；男人决定女人，是女人的根基；女人依附于男人，是男人的属性、机能和反映。

现在女性的社会地位已经得到大大提升，甚至很多时候已经凌驾于男性之上，尤其在恋爱婚姻中。但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女性的地位依然很低，这是因为很多女性强势，只是表面现象，她们内心深处并不自信，真正的强者不会靠着张牙舞爪来表现自己的强大，也不会有敏感脆弱的内心。个人认为无论男女，无非就是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只有提升自己的内在，学会尊重他人，才能在别人心中有地位。

我认为还是高的，因为在现代社会，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女性也开始投入到职业中去，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追求自我。于是问题来了，当女性怀孕时，便和工作产生了冲突。在商业利益的作用下，企业老板为了企业发展，难免会对怀孕女性产生不公平对待。比如休完产假发现工作已经被他人取代，怀孕时间需排队等等。

女性在这种情况中，追求家庭与工作的平衡最终还是败给了现实。在这里，女性因为生理原因又在工作中处于劣势。生理的天然性本身没有错，但却是在社会分工中产生了矛盾。不过，一些变化也在发生着。家庭主夫开始增加，丈夫也要休产假的呼声越来越高。这都说明这女性的地位是有所改善的。社会分工导致女性处于第二性的地位，而第二性的地位就导致了在一些方面女性成为第一性的消费品和评价的对象。比如美女经济这个概念，在男性占主导的社会，女性的外貌成为吸引商业利益的重要角色。

各种娱乐活动，电视节目中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宣扬女性的外貌与身材，以此为噱头，吸引了不少看客。女明星们出席红毯也多选择暴露的衣着，与其说是大胆时尚，不如说是以身材和外貌吸引掌握在第一性手中的资金。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近几年来男色消费也成为了一个流行词。男明星们被公司包装后，靠着外形和内在吸引了不少女粉丝。男性女性化的明星也受到不少人的热烈追捧。

这本质上还是商业利益的推动。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使得女性手中的资本增加，为了吸引女性增加投资，男色成为一柄利器。类似的腐女文化也是相同的原理。女性有了更多砝码，也就有了更多评论男性的权力，女性也不再是以前不发声的形象了。

当人类进入男性“菲勒斯”（phallus）中心主义时代，人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制造出来的”：“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于是，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1>这一版本的造人说中，女人只是男人的一根肋骨而已。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女性逐渐丧失了其作为“人”的主体性。换言之，“人”其实只是“男人”（man），而人类繁衍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性别“女人”（woman），其存在的意义仅限于“男人的配偶”，是处于沉默失语的、被历史所遮蔽的缺席者。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性别压迫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女性反抗压迫、争取话语权力的努力也从未停息，它们如涓涓细流汇成江河，从星星点点到轰轰烈烈，女性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就是不懈抗争的硕果之一。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植根于西方后现代反主流文化的土壤，以当代西方女权运动为社会政治基础，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她”的波澜<2>。未来学家奈斯比特也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坚持认为“从男权统治走向女性崛起”将成为未来的八大趋势之一。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新闻传播学也自然不可避免的受到女性主义思潮的冲击，这同时也推动了新闻传播学研究向一个更高的理性深度和理论深度发展。但是，我们将女性主义批判引入新闻传播学研究时，不能忽视二者所共处的文化语境——全球范围内大众文化的兴起及其对人类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改造。处于转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可以说是社会成员思想态度与价值取向转型的集中体现，女性主义思潮和新闻传播学研究都在这一语境中变化发展，而我们所观照的正是两条动态曲线的交汇点——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 本论文在历史回顾和显示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选取1994年以来关于媒介与女性的相关研究文章116篇为分析文本，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关注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 女性主义思想的历史可以一直溯源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古代希腊（被誉为“第十位文艺女神”的女诗人萨福，就曾在爱琴海中一个名叫Lesbian的小岛上开办女子学校、创作具有女同性恋色彩的诗歌），但直至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和社会思潮，才开始在欧洲兴起。而女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则是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事了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观念在父权社会的种种典章制度中牢牢地确立起来。中国文化在构造阶级等级的同时确立了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的本体论和价值观。周易和易传的哲学就是从天地、日月、阴阳、乾坤的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的尊卑、内外、刚柔、贵贱的关系；儒学的创始人孔孟的重“人道”的伦理主义把这种秩序人道化和具体化了；到了汉儒那里，从天人合一、感应出发，论证“天不变，道也不变”的秩序的永恒性，从阴阳五行来求证“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宋代理学家从“太极”、“天理”来论证“三纲五常”的普遍性和“灭人欲”以“存天理”的必要性......，到了封建帝国后期，儒释道合流，多重文化构设将性别制度的不平等论证成天经地义的永恒真理。 对于中国来说，女性主义的确是“欧风美雨”下的泊来品。封建社会中，由于传统的中国文化中的纲常伦理思想对女性的极大束缚，中国没有女性主义思想产生的先天土壤。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男尊女卑的观念在父权社会的种种典章制度中牢牢地确立起来，但是中国社会的性别不平等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几千年以来，“慈母”与“严父”这一对二元对立的概念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孝”这一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也赋予了作为母亲形象的女性以相当的家庭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中, 女性的才智和创造力只能体现在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中,发挥着“静能制动”,“柔能胜刚”,“无为而无不为”的家庭关系协调员的作用。但是，在家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女性地位问题带有较大的模糊性和隐蔽性,中国男权社会对待女性的态度是复杂的,决非是卑微与低贱或至高无上所能涵盖的。中国的父权制性别制度作用下的两性关系呈复杂态势：父权制既有压迫、压抑妇女的一面，又有给妇女以生存空间甚至有妇女发挥能动性的机制的一面。因此，很难用一句话来断言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高低。 此外，中国文化中的女性并没有背负上类似西方文化中夏娃那样深重的原罪，她们在男权社会中被当作一个卑弱的群体来看待。加之中国文化在众多学者那里属于阴柔与内倾的性质，在中国不太可能出现西方意义上纯粹、极端的女权主义思想。在女性主义自西方传入中国以后，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这一中国传统的思想的中庸改造。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积极探索着救国救民的真理的中国的革命者，始终维持着“西学东渐”的局面，“向外国学习”成为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所以，虽然当时社会动荡，民生无计，但较为开明的学术思想为国外各种“思想”和“理论”的传入提供了必要的头脑空间。此外，清朝末年，民族危机的上升使得民族主义逐渐在社会话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强调“女子”在尽传统家庭责任的同时，还需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公民责任。这些，为中国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活动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外国女性主义思潮初入中国之时，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扫荡封建桎梏的思想解放运动。20世纪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为暗流汹涌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不少新鲜空气。当时国际上流行的各种“主义”，经由各种途径进入中国，其中就有以“男女平等”为核心内容的女性主义思想。它好比一个不大不小的石块，落入古井水中，激起圈圈涟漪。在它直接影响下，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中国女性文学，响应“个性解放”口号，塑造了许多从旧的封建牢笼里脱身而出的新女性形象，她们或追求婚姻自主，或崇尚爱情至上，或加入了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中，非常鲜明地印着那个如火如荼时代的烙印。 从当时妇女报刊的兴起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新思想呼应着当时中国社会的妇女解放运动。1905年8月20日创刊的《北京女报》是我国最早的妇女报纸，它以“开女智、开民风”为宗旨，前后出版了近三年半，共1216期。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创刊于1907年1月，该报以妇女为主要读者对象，以争女权、争独立、争解放为宗旨，影响较大。这一时期，中国妇女报刊的内容十分丰富，涵盖范围也相当广泛，主要包括：“妇女解放的启蒙、妇女解放的实行、妇女问题的探讨、妇女生活的指导、妇女状况的调查与描绘、世界妇女的报道与介绍，以及妇女文学的表现等。” <5> 从1905年《北京女报》创刊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妇女报刊一直是中国出版界的重要阵地。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地区这一时期的妇女报刊就有110种之多。虽然，这些妇女报刊涛生涛灭，存在的时间一般都较短<6>，但它们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女性主义思潮传入中国之时所激起的女性热情。 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想在经历了民族民主革命之后，就开始了特殊的“本土化”的变异，很长一段时期，女性主义沿着一种抹煞性别的“中性化”方向畸形发展，偏离了它的初衷。 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并不是由独立的女权运动带来的，而是作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它是由整个中国的社会运动带来的。也就是说，20世纪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斗争的对立面不是强大的男女不平等的男性政治、经济、文化霸权，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压在全体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因此，中国妇女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并不是中国妇女自己，而是她们的性别对立者——男性。中国近现代的女性解放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男人摆脱封建桎梏而寻求解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中国女性则是处于被动接受地位的“受惠者”。与其说是妇女解放运动，不如说是男人们的解放妇女运动，或是女性借助于进步男性的力量为处于弱势群体的自己呐喊一番而已。“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妇女解放成为从属于阶级斗争的议题，中国革命未能打破妇女受压迫的根基，从而也未能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 <7> 这一时期，男性是女性主义思潮的主要领军人物。比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为全体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同时，也在为全体女性同胞的解放而努力。当时在解放区以“婚姻自由”为标志的反对封建主义的家庭口号就给千万妇女带来崭新的命运。但是，当男性领导者积极倡导妇女解放的时候，女性自然以这些领导人为楷模，以男性倡导的思想武装自己。在不知不觉间，以男性的眼光来衡量自身的存在，以男性的尺度来测度自身的解放程度。这样就与女性主义思想的初衷相背离，女性的主体意识还是没有被激活。此外，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女性也没有时间去认真反思，在她们取得“男女平等”的同时，实际上忽略了女性自身特殊的自然本性与社会本性。 新中国建立伊始，就将“男女平等”写入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注重妇女的社会性解放、无性别差异的平等权利，但是几十年“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等口号掩蔽了历史上形成的性别不平等制度和观念，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女性新闻人物也大多是一些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铁姑娘”、“女强人”。 女性政治地位的提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弱势地位。而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在有关妇女的法律法规中则又更多地强调妇女的生理、生育的特点和作为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法律法规里种种对女性的特别“点名”，将妇女与儿童并列为受保护的对象，无形中又加深了女性作为弱者的印象。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步与世界重新接轨，加入到全球化格局之中。“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存在着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的趋利倾向：一方面削弱了公众对性别歧视现象的敏感和批判能力，另一方面则潜移默化地强化了部分人群‘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传统观念。” <8>中国的新闻媒介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仍然存在着男性话语权主宰的话语环境特征，且表现出性别角色表达传统化、社会角色展现外型化、审美评价相对模式化、群体位置弱势化等问题。妇女对传播媒介的掌控可能与男性相比十分有限，而传媒对妇女的形象表现和传播几乎一直处于误导状态。同时，妇女经由政策和法律所得到的权利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又在逐步失去。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束缚，社会上，包括妇女自身，对“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等存在一种简单化的认识，即将前者理解为“向男看齐”，将后者片面地等同于妇女走上社会参加工作，担任公职，等等。此类观点的产生源于政府常年实行的以男子的状况为基准的对妇女加以保护的政策，它所导致的妇女自立能力差、依赖性强、女性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薄弱等问题在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放松的情况下逐渐暴露。 当代中国女性不容乐观的生存状态已经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随着国门再次渐渐打开，学术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女性主义思想很快便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此时，西方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的高潮已近尾声，但是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声音日趋洪亮，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业已显露无疑。中国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历了又一场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的“两性平等”也走出沉重的政治意义，女性的生存状况就像女性时装一样，摆脱了千篇一律的“蓝蚂蚁”（Blue Ants）。 由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尤其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以来，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研究一样，中国国内许多高校相继成立了许多妇女问题研究机构，如杭州大学妇女问题研究中心、人民大学女性研究中心等等，女性主义思想也与其他许多学科相融合，产生了许多边缘学科，“女性主义”也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简单的模拟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社会的流变过程：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想来自西方，因而许多研究的理论依据出自西方学者；但与同一时期传入中国的其他思想一样，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近百年的起伏过程里，也被烙上了明显的“中国印”。 女性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一直是作为一种边缘的、非主流的思想而存在的，加之中国缺乏西方女权主义政治运动的文化背景，又造成了今天的这样一种悖论：虽然新中国的成立携带着妇女浮出历史的地表，宣布了妇女的“解放”，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思想还未深入人心。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强化使妇女的受压抑合法化甚至制度化，长期被压抑、受歧视的地位使不少妇女自然形成了对自己性别角色的茫然和抗拒，相当多的妇女至今仍未明白从性别的角度接受解放意味着什么，而一个对于自身解放缺乏足够认识和心理准备的群体来说是很难建立起真正的主体意识来的。参考资料下面网址：

与以前相比，中国女性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女性享受了一些公平，如今的女性可以自由的上大学。但在一些职场上还是有很多单位对女性有歧视，例如男性和女性同事竞争一个职位，大多数单位是选择男性的。

当今社会，女生的地位正在逐步提高。

改革开放后，宪法和其他法律进一步规定妇女享有和男子平等的法律地位，并切实保护妇女政治权力的实现。女性在政坛更加活跃起来，积极进取地参加政治活动同时还不断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女性政治地位的提高可见一斑。 从女性经济地位方面来说，女性经济地位的获得在于她们的经济独立，而女性经济独立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女性就业问题的解决。女性劳动就业权是妇女获得并保有财产权利的重要途径和保障，也是实现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的先决条件。 关于女性的就业问题，五四以前，对女性开放的社会职业十分有限，从事较多的是小学 教员和保育员，再就是医务工作。对于绝大多数妇女来说，仍只是在家里做主妇，抚养孩子与操持家务。

建国后，党和政府制定了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一些列法律法规，从制度和体制上为妇女就业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妇女就业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女性就业问题的解决，使女性取得了经济独立。女性开始积极投身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在经济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诸如女总裁、女经理等等，女性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 从女性教育地位方面来说，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受教育民主化社会思潮的影响，女子受教育的机会无论从入学率而言，还是从层次上来看，都有十分显著的提高。 在女性婚姻家庭地位方面，现流行一种说法叫“女性在婚姻家庭中顶着‘半边天’由此可见女性婚姻家庭地位的重要性。国家对女性婚姻家庭权利的保护在《宪法》、《婚姻法》中均有体现。 《宪法》中明确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人和儿童。”这些规定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具有基础性指导作用，同时也表明了妇女生存环境的改善和社会地位的调高。

《婚姻法》中也明确规定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将女性婚姻家庭地位提高到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上来。同时，我国《婚姻法》还规定了夫妻财产制、夫妻有相互抚养的义务、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力，保障了妇女的财产权利，女性在婚姻家庭中开始正真支起半边天。 现代社会的女性无论是从政治、经济、教育、婚姻来说，其地位都有了突破性提高。女权主义的倡导促进了女性觉醒，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女性也开始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走向世界。女性的自强不息使得她们无论在政界、经济上、教育界都取得了巨大成功。独立、自强、自信成为现代女性的基本特征。

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发展历程走过了一个上升的曲线：在经历了封建时期的变相压迫、近代的觉醒后，现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已逐步趋于男女平等。虽然现代女性地位有很大提高，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说在一些落后地区，女性仍受到压迫与不公正待遇。随着国家经济飞速发展与党的执政能力的不断提高，我们有信心，女人的明天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