尛小尛111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摘 要]新文化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它取代了经济一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关键词]新文化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后现代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 1989年,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旗号。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在“导论”中,亨特借用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t)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道:“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①[1](P22)她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的研究而成为历史学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一次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1](p10)。为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Jarab Burckhardt)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相区别,这一新的文化史取向又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它可以看作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最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在另一本书中,亨特对新文化史作了说明: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2](p198)。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种西方学术思潮共同作用影响的产物。抛开传统文化史写作对新文化史在历史编纂上的传承和借鉴作用不谈,新文化史有三个主要的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今天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 ①卡尔的原文为“历史学愈注意社会学.社会学愈注意历史学,则对两者愈有利。”(Edward Hallett Cart,What is History?New York:1965,p.84.) 一 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对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的重要贡献早已毋庸置疑,对于新文化史而言,其形成首先便是建立在对这两种“新史学”范型的“反叛”基础上的;另一方面,这两种史学本身在70年代后的新发展,又进一步拓宽了文化史的研究视野,成为了世界性的新文化史运动的一部分。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谈到:“社会文化史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更确切的说,它是对六七十年代影响着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的反叛。一是卡尔·马克思类型的社会史,二是计量史(通常但并不总是经济史)。计量史学又表现为两种形式:美国的‘计量史学’(diometrics)和法国的‘系列史’(hlstorie serielle)。”[3](p27)不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风气,还是60年代布罗代尔(Femand Bmudel)如日中天般的“结构”或“长时段”历史模式,或是与之相对应的计量史学方法,大都相信历史的“科学性”,并且借用马克思的经典命题,认为经济和社会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基础,而政治和文化只是随之而变的上层建筑。 不过,如同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最初的萌动正来自传统史学内部一样,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反省同样出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年鉴学派内部。早在1963年,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骤一问世,便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汤普森本身是英国社会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又是主动超越社会史并把研究方向引向新文化史的一位历史学家。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他一改当时社会史研究常见的诸如用计量的方法统计工人的工资收入、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折算成可度量的标准进行比较等做法,而是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是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他写道:“除非我们把阶级看作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成,否则就无法理解它。”[4](p11)在他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时,使用的也完全是文化的术语,比如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和习俗等。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汤普森又通过比较文化同经济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对自己的方法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我正在提出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即可以用‘经济学’名词来形容生产方式,但却把文化置于次要的地位,而生产方式的组织正是围绕着这个关键概念而展开的”[5](p18)。汤普森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挑战,他不仅把“文化”引入到沉闷的社会经济史中,更将它放到了历史学家研究课题的中心位置,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为了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他的观念也常常被人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尽管汤普森还常常被归入到六七十年代社会史时代的历史学家之列,但他对文化的关注却极大地开阔了历史学家研究的视野,尤其在70年代后更是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不同的是,在法国,第三、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们用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心态”(mentalités)来概括他们的文化史研究趋向,从而开创了“心态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这一历史研究的新领域。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Coff)在评价心态史的作用时写道:“‘心态’这一广泛、含糊而又常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的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带来了新鲜空气。”[6](P31) 勒高夫所说的心态史对经济史的平衡作用,显然是指法国史学自布罗代尔之后那种经济一社会史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中,气候、生态、人口以及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因素,是长时段的结构,而政治、文化等都只是浮于表面的可变量。而到了60年代末,以勒高夫为首的年轻一代的年鉴派历史学家开始主张恢复年鉴学派创始人注重精神状态史研究的传统,将研究重心逐步由社会一经济史为主转向以研究人们的心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一文化史,反对把文化和心态看作是属于第三层次的次要因素,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结构。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把这一转变称为“从地窖到顶楼”的进步。它意味着对过去历史整体架构的把握,历史的认识也更为全面真实。 许多早年以研究社会经济史闻名的历史学家,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在某种“心态”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弦易张加入到了心态史家的行列之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一度声称要固守“地窖”、坚持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勒华一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拉杜里利用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和其他档案,重新勾勒和描绘了中世纪后期法国西南部一个叫作蒙塔尤的小山村在几十年里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及思想状态。在研究方法上,勒华拉杜里综合了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以及心态史等多种研究手段,其中尤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他用心态史的方法将蒙塔尤村民内心中对现实的种种看法展现在读者面前,包括了对性、婚姻爱情、家庭、儿童、死亡、时间和空间、自然和命运、巫术、宗教、犯罪等的态度及观念。正如作者在书中写道的:“我们下面的考察将改变方向,它将更注重层次,更加细致,涉及个人会少一些。我们将不再从住家和窝棚等领域做面上的考察,而准备向深层探索。在最底层,我们将努力探讨一个充斥日常生活的颇有讲究的各种举止。此外,爱情生活、性生活、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和人口问题也将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最后,我们还要充分利用有关村落、农民和民众的文化与社交的丰富资料。这里的‘文化’当然是指人类学家所说的总体含义的文化。”(7)(p194)伏维尔高度评价了勒华一拉杜里在《蒙塔尤》一书中的突破和创新,指出:“今天他对蒙塔尤地区的研究已生动地表明他把握了整幢建筑:从地窖到顶楼,即从土地结构到乡村集体心态中最为复杂的种种形式。”[6](p136) 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事实上便是新文化史的一个开端,它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一起,颠覆了社会经济史独霸的格局,为“文化”平反正名,从而确立了文化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在新文化史中的中心地位。年鉴学派的这种新的文化史研究取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心态史研究也引起了其他国家历史学家的共鸣。其中最主要的国家当首推美国,尤其在一些法国史研究者中间,对文化的重新认识首先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他们是最早接触也是最先接受这一趋势并开始新文化史研究实践的。 二 在美国,对文化的重新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又被添加了更多新的内容,补充了新的理论和观念。1999年,在《新文化史》问世十周年之际,由林·亨特参与组织编写的另一部题为《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新方向》的论文集出版了,历史学家会同社会学家及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对新文化史十年来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总结。在两位主编维多利亚·邦奈尔(Victoria E.Bonnell)和林·亨特共同撰写的导论中,对新文化史的产生背景回顾道:“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的分析模式开始取代社会史,宣告了所谓语言学或文化转向的开始。”[8](p2)随后,两位作者列举了几部出版于70年代前后的重要理论著作,指出正是这些著作的影响,使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将视野转向了文化研究的方向。这些著作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也就是新文化史的另两个理论来源:一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一是文化人类学。 在这部论文集的导论中,邦奈尔和亨特还特别提到了两部出版于1973年的著作——海登·怀特(Hay- den White)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和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解释:论文选》。这两部著作分别代表了新文化史的两个理论来源。除了怀特和吉尔茨之外,整个六七十年代活跃的各种西方学术思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邦奈尔和亨特紧接着列举的一系列作者中,有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最为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此外,还有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Narshall Sahlins)、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①。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上述这两种理论阵营。 —————————— ①这些作者的主要作品的英译本或英文原著基本都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如巴特的《神话学》(Mythologies,1972),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1977),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1976),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An Ar- 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1970)、《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1972)和《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 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1977),以及萨林斯的《文化与实践理性》(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1976)和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 首先来看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对新文化史的影响。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所有历史的文本,不管其研究类型和方法是什么,基本上都是建构在作者的“诗性行为”之上的。他写道,所有历史著作“都包含了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通常是诗性的,在本质上又是语言的,作为一种危急时刻确立起来的范式而使‘历史’解释区别于其他学科”[9](Pix)。邦奈尔和亨特指出,“他(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深层思维结构通过对语言模式即比喻手段的选择,便预示了研究的领域。反之,语言模式又决定了研究计划的其他方面,包括结构和解释的模式”[8](p2)。怀特的观点借鉴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在文学批评领域就语言、文本和叙述的作用所提出的思考,并将之应用到对历史学文本和写作的分析上。怀特并不是最早从文本和叙事的角度挑战历史研究的人,但他的影响却无疑是最直接的。《元史学》问世后,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它不仅动摇了人们传统中对历史学的认识,让历史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模式,也启动了美国史学的“文化转向”。因此,有人甚至把怀特称为文化转向的“守护神”。有研究者评论道:“历史学的新文化方法的一个真正独特的特征,就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的普遍影响,它教会了历史学家去认识到语言、文本和叙述结构在历史事实的创造和描述中的积极作用。”[10](p97—98) 怀特提出的历史叙述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史学,实际上就是集合了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话语、文本等的种种思考,然后将之介绍到美国,并把它放在了历史学的语境中来进行讨论。因此,不少新文化史家常常把他们的理论源头一直追溯到福柯那里。帕特丽西亚·奥布莱恩(Patricia O’Brien)在他关于福柯的论文中谈到,尽管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第三、第四代历史学家的心态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出现的弊端,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径,但这种改变并不彻底,即便是一些新文化史家也担心,“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后年鉴派的文化史研究,也许会因为抛弃了那些不再具有说服力和强制性的世界观,而陷入到相对主义、关注枝节、好古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泥沼”;而此时,“福柯极具争议的著作为新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11](p26—27)。作为历史学家的福柯尽管写下了诸如《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史》等极具原创性和洞察力的“历史”著作,但他的基本出发点事实上却又是“反历史”的,因此,他的历史实践并没有在历史学家中得到真正的响应和直接的继承。不过,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析、对话语的阐释以及其探究历史的独特视角却指引历史学家走向了新的方向——“历史学家必须在‘最没有希望的地方’——感觉、爱欲、意识、直觉,寻找权力的缝隙”[11](p37)。他所指向的,正是新文化史所前进的道路。 新文化史借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进一步颠覆了传统政治一思想史和新社会史所坚持的关于历史真实的架构,放弃了对“科学化史学”的追求,而用新的话语结构来赋予历史学新的内容。美国历史学家马克·珀斯特(Mark Poster)在他关于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文集中写道:“文化史对历史学家提出的挑战,就是让他们去对抗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认为写作具有再现力量的现实主义的或以理性为中心的假设,更确切的说,认为文本是具有创造性的物质。在此观念中,作为过去事件的历史总是以书面文件为中间媒介的,而作为一项知识形式的历史学其本身总是一种话语。”[12](P6) 后现代主义对话语权力的批判、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在根本上改变了新文化史的叙述方式。新文化史的历史叙述方式相较于过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述中的虚构性所作的反思;一是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写于1979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所提出的,是“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13]。 过去的西方历史学家,在写作中往往套用小说的叙述模式,“创造性地建立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时间框架、组织顺序,来说明因果关系、突出角色、安排场景、构想情节、制造‘真实效果’——所有这些都是从全知的叙述者口中以一种单一的、统一的观点说出来的”[14](p166);而新文化史在叙述中,首先承认了话语和文本本身的虚构性,因此不光在自己的叙述中尽量避免主观和绝对的做法,而且还把作为史料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揭示其中的话语结构和文化意义。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历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档案中的虚构:18世纪法国的宽恕故事和它们的叙述者》了。作者将叙述本身作为研究的中心,通过研究保存在16世纪法国档案中大量因杀人而向国王请求赦免的信件,解读其中的故事及其当事人和作者,考究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分析其中的虚构成分,检验当时人们的叙述技巧;从语言和文本入手,通过史料考证和文本分析,通过与当时一般的写作风格和叙述技巧的比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展示16世纪的法国社会及其文化。除此之外,有些历史学家还开始尝试采用新的叙述结构,“用多重的声音和视角来代替全知的叙述者和统一的观念,抛弃统一的结论而采用开放的结尾,突出差异和矛盾而非支持其叙述的‘真实效果’,并且开诚布公地说明研究和解释的过程”[14](P166)。斯通的《叙事史的复兴》早已为我们所熟知,但他的论断如果放在新文化史兴起的背景下则更易被理解,他所注意到的在“一小群但却极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可以观察得到的内容、方法和风格的转变”[13](p3),也就是由经济一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变;而新文化史的转向体现在历史叙述上的特点之一,正是斯通所谓的“从分析转向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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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jiontheway
1、 浅谈中国货币制度的变革。 2、 浅谈中国古代土地制度。 3、 何谓“封臣建国”。 4、 浅谈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性质、影响和意义。 5、 浅谈汉民族的形成史。 6、 浅谈古代西域经济文化。 7、 古代东北的民族兴起与衰落。 8、 古汉语“普通话”的变革。 9、 唐代的宗教文化。 10、古代民俗服饰的演变。 就先这些吧,也不是很少了,呵呵呵,要还有意见,那就把你的问题再细致点好啦。
mercury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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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浅谈中国货币制度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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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敌花花Nancy
墨西哥战争,美国走向帝国美国自从1783年独立战争中获胜以后,便决定要控制整个北美洲。1835年美国煽动墨西哥得克萨斯地区的种植园主叛乱,1845年,美国吞并了得克萨斯,并提出更大的领土要求,不仅要划定得克萨斯与墨西哥的疆界,还要向墨西哥强买加利福尼亚及新墨西哥。于是战争终于不可避免了。1846年,美国对墨西哥宣战。美国第11任总统波尔克(1845年~1849年)派出了一支3500人的正规军,在扎卡里·泰勒(后来成为了第12任总统)的率领下,出击墨西哥北部。波尔克的目标是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亚力桑那、新墨西哥、科罗拉多和怀俄明。衣衫破烂的美军在得克萨斯,一支大约6万人的志愿军加入了泰勒的队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根本就还没有做好应付残酷战争的准备,制服五花八门,甚至破烂不堪。当时的陆军中尉拿破仑·达纳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作了如下描述:“我们这里的人按照自己的喜好穿着各色各样的衣服,有的着五颜六色的衬衣,有的却偏好夹克;戴草帽的有之,戴宽边帽的也不少,甚至有些人还穿着棉裤,看看,这就是我们当时打仗的样子……我戴着一顶旧草帽,穿着宝贝亲自织的蓝色格子裤,可惜的是两个裤腿都磨破了,眼对眼洞对洞。你还记得我的那个外套吗?现在它已经洗白了。这样也好,敌人的子弹就认不出我是个当官的了。”尽管美军已经逼近了边境,但墨西哥人仍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因为从人数上看,墨西哥军超过美军3倍,甚至外界也纷纷看好墨西哥。伦敦的《泰晤士报》就明确说墨西哥军队“强于美国军队”。历史学家罗·菲尔德并没有把分析的目光仅仅停留在双方的制服上,他勾画了一个更加真实的图画:“形势明显对墨西哥不利。墨西哥的人口是725万,只及美国的一半;而且墨西哥正处于一个统治不稳定的政府领导下……军队不可避免地卷入国家权力争夺的内讧中,这样对士气和军纪都是一个相当大的影响;直到1847年墨西哥军队还要求士兵在长官面前必须致敬或者脱帽行礼。”尽管在战场上,墨西哥军队拥有一批新式骑兵,如枪骑兵、轻骑兵、重装骑兵,但美军的优势在于他们的指挥系统。泰勒和斯科特以及其他的一些高级指挥官都是非常优秀的将领,他们有着一批大约200人的、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各级指挥官加以支持。这其中就包括罗伯特·李和尤里西斯·格兰特,也即是这批下级军官在以后的南北战争里却各持一方,互相厮杀。民主党政府派出了军队,但他们从没有真心希望自己的子弟兵顺利凯旋,相反,波尔克总统倒是希望斯科特在通往墨西哥的路上犯足够多的错误。北部战场的胜利使得波尔克冷落了泰勒在最初的几次交锋中,美国在墨西哥以北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取得了先机。然而他们的成功很快就被可怕的流行病大打折扣,霍乱、麻疹和黄热病开始爆发,1846年夏天至少有1500名士兵倒毙。9月份,泰勒进抵蒙特里(现为加州西部一城市)。得克萨斯的骑兵队与美国的正规军一起占领了环城高地上的炮兵阵地,然后他们调转炮口猛轰蒙特里。这次行动造成了120名美军死亡,368人受伤,而墨西哥的死伤人数就更多。攻占蒙特里的消息在美国引起了轰动,大家额手称庆。如此一来,泰勒就成了反对派总统候选人的最佳人选,波尔克本来想就此收手停止战争,但遭到了舆论的强大批评,反对派说总统对墨西哥人太仁慈。波尔克骑虎难下,他只好命令泰勒驻守在蒙特里,他的大部分军队则加入斯科特的队伍,准备直捣墨西哥心脏。从两栖登陆到决战为了彻底打败墨西哥,美国总统波尔克命令美军向墨西哥首都挺进。由于从陆路攻占墨西哥城需要走800公里乡村道路,波尔克决定利用美国的制海权运送一支9000人的军队通过墨西哥湾直抵韦拉克鲁斯(墨西哥东部海港),这支军队由斯科特率领。韦拉克鲁斯是墨西哥东海岸的最大港口,具有重要战略价值。斯科特集中军队万人,配备50门大炮,在海军墨西哥湾分舰队的支援下,进攻该港。海港有4000墨军防守,工事坚固。为完成两栖攻击,斯科特专门订购了特制的登陆艇,并对部队进行了强化训练,做好了周密的准备工作。3月9日开始,美军在韦拉克鲁斯东南5000米处的海滩开始登陆。因墨军未抵抗,美军8000人无一伤亡,顺利登陆。接着,美军开始围攻韦拉克鲁斯,美72艘军舰和陆军的大炮对维拉克鲁斯进行了连续几天的野蛮炮击。在美军猛烈的炮火下,城市受到严重破坏。占领了韦拉克鲁斯后,美军直扑墨西哥首都,9月份,美军兵临墨西哥城。墨西哥总统圣塔安把大部队放在了墨西哥城内,同时在两翼布置了数量可观的军队:一个是马力莫附近的磨坊和另一个是能够俯瞰城内的查培尔佩戈要塞。9月8日,美军乘着夜色偷袭了马力莫,这次冒险非常成功,墨西哥军队被迫撤离了磨坊,后来人们才发现,这个磨坊并不是生产枪炮的地方,而是一个储放粮草的仓库。5天后,对查培尔佩戈的进攻开始了,斯科特调来炮兵对着要塞猛轰了一整天,9月13日早上,500名志愿兵拿着云梯开始强攻。这是一次残酷作战。冲在最前面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们这次行动还写进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之歌》),而突击行动总指挥特威格斯少校拿着心爱的双筒猎枪身先士卒,结果阵亡于此。由于海军陆战队如此英勇,23名军官里有13名在战后立即得到晋升。墨军也毫不含糊,军校里的学生们冒着枪林弹雨,奋勇还击,美军死伤遍地。墨军子弹打光后,与敌展开了白刃格斗。最后,有6名少年学员战斗到最后一人,光荣牺牲,被誉为“少年英雄”。9月13日晚上,圣塔安见大势已去,率领军队就从城里撤退了,他释放了监狱里的全部犯人,为的是给进城的美军添加麻烦。墨西哥城市长向斯科特求情,要求他的军队尊重他的人民的权利。第二天拂晓,美军大批进城。“在入城的时候,美军处处遭到了偷袭,”格兰特在《自传》里写道,“街道上渺无人烟,几乎成了一个死城,除了时不时从隐蔽的地方传来偷袭的枪声外。”一个奇怪的特使还在战争尚未结束的1847年4月,美国总统波尔克派遣国务院秘书尼古拉斯·特里斯特随部队前往墨西哥,他的使命就是要和平地让墨西哥放弃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但到1847年10月,随着战争顺利进行,总统不仅要求更多的土地,而且认为特里斯特有辱使命,要将其召回。但特里斯特拒绝回国。1848年2月2日,特里斯特以最初的指示为基础,谈判并签署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条约规定,美国将付给墨西哥1500万美元,并赔偿因本国公民对墨西哥作战造成的损失费325万美元。作为交换,墨西哥让出了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毫无疑问,波尔克总统对这家伙的自行其是感到不可思议,而国内的扩张主义者也认为美国得的领土太少,但3月10日,参议院居然批准了这个条约,那位无视总统命令的特里斯特先生,一点事都没有。1849年,一直病痛缠身的波尔克拒绝参加总统连任的竞选,回到了田纳西州的家中几个月后就病故了。由于他为美国开拓了大片新边疆并且和平解决了与加拿大的边界问题,被历史学家评为“接近伟大”的总统。美墨战争是美军第一次在异国作战,战争中第一次使用蒸汽战舰。这次战争也是美国第一次由职业军队单独进行的战争。征服的胜利是“伟大的”,但代价并不低廉:至少100万美元的军费以及万名士兵的性命为此作了注脚。而且正如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所说,边疆的扩大,随之而来的是蓄奴州的扩大,并最终使得美国走向了南北战争。美国史论文《美国的西进运动》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打乱了我们的正常学习,不过这也给了我们充足的时间去阅读一些书籍。在何老师的推荐下,我阅读了人民出版社《美国通史》中的《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与《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这两本书,对美国的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感叹于美国由一个地处一隅的小邦在几百年时间内奇迹般地变成一个泱泱大国的同时,我也被美国人民对此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顽强的创业精神所折服。由于我是从甘肃考到北大的,现在西部大开发又进行的如火如荼,所以我对书中的“大陆扩张 西进运动”这一章特别感兴趣,因此就以此来作为我的读书报告。19世纪发生的西进运动是美国人民由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部地区进行经济大开发和领土扩张的过程,它是美国经济飞跃的重要因素。自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大约经历了100年左右的时间,使美国版图由独立战争时大西洋沿岸13块殖民地至19世纪末延伸到太平洋沿岸的广大地域,它是美国历史上一次跨越时空、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社会迁移运动,被美国历史学家特纳称之为体现“美国精神”的伟大运动。千百万的美国人民胼手胝足、艰苦奋斗,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飞跃,使美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1783年美国赢得了独立。按照《巴黎和约》的规定,美国领土从独立前13州90多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30多万平方公里,它南至佛罗里达,北接加拿大与大湖地区,东起大西洋沿岸,西止密西西比河。然而这一点领土并不足以满足美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美国开始向密西西比河以西扩张,用购买和战争手段兼并了法国、西班牙、英国的殖民地和墨西哥的大片国土。1803年,美国乘拿破仑忙于应付欧洲战争之际,从法国手中以1500万美元价格购买了称为路易斯安那的广大地区(面积约为83万平方英里)。1810年和1819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得佛罗里达;1846年,又强迫英国订约,把美国北部北纬49度的国界线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排挤走了这个地区的英国人。1846年和1853年,美国与墨西哥发动战争,胜利后购买了墨西哥的大片国土,总计约95万平方英里。到1853年,美国已把它的国境线推进到太平洋沿岸,领土面积达777万平方公里,比宣布独立时的版图增加7倍多。在大陆扩张的过程中,“天定命运”的理论也随之诞生。1845年7月,美籍爱尔兰人民党纽约刊物《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主编约翰•奥沙利文宣称,外国政府企图阻止得克萨斯合并,这样限制了上帝把天定命运扩展到北美大陆的意志,从而首次提出了“天定命运”的口号,接着众议员罗伯特•温思罗普1846年1月3日在国会中提出:“我们天定命运的权利是扩展到整个大陆。”奥沙利文又积极鼓吹他的理论,1845年12月27日在《纽约晨报》上再次大肆渲染:“上帝赋于我们在整个大陆发展的权利是天定命运。”其基本含义有三点,其一为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的必然性;其二为美国领土扩张的合法性;其三为传播民主制度的神圣性。由于1837年至1845年经济危机的打击,各种新的社会思潮的涌现,以及人口迅速增加的巨大压力,“天定命运”说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盛极一时,被统治阶级视为恢复经济的一剂良方,也成为美国扩张主义者的有力工具,在当时被广泛地用来论证美国吞并俄勒冈、兼并得克萨斯、侵略墨西哥的合理性。在大陆扩张的同时,美国也开始了向西部广大地区的移民和拓殖过程,即西进运动。美国的西部是指阿巴拉契亚山以西至太平洋沿岸这一广大地区,但又以密西西比河西岸为界将西部一分为二:密西西比河以东为旧西部,以西为新西部。习惯上人们又把新西部一分为二,其分界线是落基山,落基山以西至太平洋沿岸称远西部,以东至堪萨斯城南北一线为大草原。在西进运动中,首先是对旧西部的开发。联邦国会分别于1784年、1785年和1787年连续颁布了有关开发旧西部的3个土地法令和土地条例;不久又颁布了在旧西部建立领地制的法令,根据该法令遂于同年(1787年)建立了“西北领地”,1790年建立了“西南领地”。旧西部的开发正式开始了,并出现了南北两大开发区:西北开发区(西北领地)、西南开发区(西南领地)。所谓“领地制”就是在开发的地区由联邦国会任命的总督、书记官和3名法官来治理,一旦该领地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建立州政府加入美利坚合众国而成为一个州。在这些优惠政策鼓舞下,那些来自东部沿大西洋各州的拓荒者以及海外的投资者首先涌入俄亥俄河以北地区,并于1787年~1788年在西北领地建立了第一个移民点;部分移民沿俄亥俄河顺流而下,在今辛辛那提亦建立了移民点。1803年,西北领地的俄亥俄地区符合建立州的条件,便建立了自西进运动以来的第一个州,即俄亥俄州。西北领地的不断开发与移民的大批涌来,相继又建立了一些领地,如印第安纳领地(1800年)、密执安领地(1805年)、伊利诺斯领地(1809年)。到1802年,印第安纳领地已有人口万人,伊利诺斯领地有人口万人。到1814年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交汇处以北至五大湖地区被开发出来,形成美国最大的粮仓,即有名的大湖平原。大湖平原的被开发是美国西部开发进程中的一大胜利,为美国建立了一个大农业基地。美国政府为了进一步开发西部,又分别于1800年、1804年和1820年颁布了更优惠的土地法令。如1800年的土地法令规定:每英亩(等于市亩)土地以两美元价格出售,一次可购买320英亩,在20天内付清地价的1/4,4年内付清其余地价,其土地便成为购者的地产。1804年的土地法令规定:地价降为美元一英亩,一次可购买160英亩。1820年土地法令再次降低地价和缩减购买土地的数量,每英亩地价下调到美元,每次可购买80英亩。这样一再下调地价和缩小购买地皮数量的政策,目的是鼓励中小农牧场主到西部来,也是为防止大地产的产生和土地投机的猖獗。到1830年,拓荒者和移民便涌入肯塔基、印第安纳波利斯和威斯康星等地,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领地。自1831年起,来自东部和欧洲的移民继续向西北领地涌来,从而又建立了衣阿华和明尼苏打两个领地。到1858年,上述所有领地都相继符合建州条件,建州后都加入了联邦。旧西部的西北领地就这样开发出来了。在开发西北领地的同时,西南领地亦逐步被开发出来。西南领地为旧西部的第二大开发区,来自美国东部诸州以及国外的移民亦如潮水般地汹涌而来,6年后便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州,取名田纳西州。到1800年在西南领地定居开发的人口已达30万人之多,主要从事种植玉米和烟草。1793年,惠特尼发明轧棉机,这一发明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棉花种植业的发展,而棉花种植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各类移民向墨西哥湾以北的大平原涌入。到1819年仅在海湾平原定居的人口达20万人,向他们出售的土地达228万英亩(万市亩),他们在1817年和1819年分别建立了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并成为合众国的成员州。拓荒者们在这里大规模地种植棉花,所产的棉花占全国棉花的1/2,被称为“棉花王国”。棉花种植园主们和其他拓荒者越过密西西比河向阿肯色扩张。1819年阿肯色获得领地地位,到1835年该地人口已达7万人。南北战争前夕,旧西部形成了南北两大平原开发区:大湖平原和海湾平原,前者在北,以生产玉米和小麦为主,使用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海湾平原在南,以生产棉花和烟草为主,利用奴隶进行生产。这样就造成了美国那时的“一国两制”的局面,而南北战争爆发的原因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劳动制度。随着南北两大平原的开发,表明整个旧西部已基本上被开发出来了。随着旧西部的开发,新西部的拓殖也逐渐展开来。1804年,杰斐逊总统为了开发新西部派遣了两个考察团,一个考察团从圣路易斯城出发,沿密苏里河与哥伦比亚河前进,在新西部的北方地区考察,向西一直抵达太平洋沿岸;另一个考察团在新西部的中南地区考察,向西直达红河。这两个考察团的活动拉开了开发新西部的帷幕。在开发新西部的进程中,首先开发的是远西部,它的开发是和4件大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第一,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以武力和外交手段从邻国墨西哥手中夺得了得克萨斯、新墨西哥、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和亚利桑那等地,并开始向这些地区大规模地移民,进行开发,到19世纪末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工农业基地,为合众国的州成员。第二,大规模地建筑交通设施。拓荒者们最先在这无路可走的荒原开辟了由旧西部西行,越过大草原,翻过落基山通往太平洋的数条通道,其中最有名的是“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小道”。这些通道的开辟在铁路和公路未建造前起了莫大的作用,成千上万的拓荒者和各种类型的移民就是通过它们到达远西部开发的。1862年,联邦国会决定成立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太平洋铁路公司,并确定由这两个铁路公司建造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与此同时还建造了从堪萨斯城向西横穿大草原到丹佛的铁路,并且在夏延与联合太平洋铁路接轨。1864年联邦中央政府批准建筑北太平洋铁路。1879年建成托皮卡至圣菲的铁路。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后掀起了建造铁路的热潮,到1893年在旧西部和新西部建成以四大干线为核心的铁路网:联合太平洋铁路(1881年)、北太平洋铁路(1882年)、大北方铁路(1893年)和芝加哥—圣保罗铁路。美国仅在1862~1893年在其西部建造的铁路就高达万公里,比目前我国全国铁路至少多两倍。此外还开辟了许多内河航线,开凿了多条运河,修筑了数万公里的公路。大规模地建造近现代化的全国交通运输网是美国开发新西部和旧西部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同时也是开发西部的主要内容。第三,19世纪50年代在远西部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淘金热”,从而拉动了远西部的大开发。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发现了金矿。淘金者从美国各地和世界各国蜂拥般的向远西部奔来,因而远西部人口大增,也因此使这里的开发进入了高潮。“淘金热”一方面吸引来大批的移民,另一方面也给美国的西部开发,尤其是远西部的开发带来巨额资金。到19世纪60年代“淘金热”过去之后,大批淘金者转入工业、商业、农业及其他行业,远西部亦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第四,南北战争(1861~1865年)以北方的胜利而结束,消除了阻碍国家发展的分裂局面,可以集中国家的主要力量来进行西部尤其是远西部的开发。对大草原的开发是在南北战争之后开始的。过去拓荒者们在旧西部开发出来后没有在大草原停留下来便直奔远西部去了,这是因为大草原降水量很少,每年平均降水量不足51厘米,是干旱荒无人烟之地,移民们无法在这里定居开发,只好越过它。但是南北战争后出现了促使其得以开发的许多重要因素。首先是农业技术的新发明,如旱地农业耕作法和适用于开发大草原的农具;其次是大规模建造铁路和其他交通设施;再次是1889年3月经总统批准的《宅地法》亦适用于大草原,根据这一土地法令,任何美国公民只要缴纳10美元证件费就可以得到160英亩(市亩)土地,在该土地上耕种5年便可获得绝对产权;第四,工商业不仅在东部发达地区而且在旧西部甚至在远西部亦发展起来,因而对原料产地、工业品、销售市场和资本投资市场的需求日益扩大。这些因素,形成了推动开发大草原的强大动力,进而推动了美国的进一步发展。这样,到19世纪90年代,北起美国加拿大边境,南至墨西哥湾,东起堪萨斯城南北一线,西至落基山这样一片广大的草原终于开发出来了,形成了美国最大的牧业基地和农业的又一个大基地。189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向世人宣布:“现在未开发的土地大多已被各个独自为政的定居者所占领。”美国史学家特纳就此发表评论说:“这一简略的官方说明表示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运动已告结束。”特纳所说的“伟大的运动”显然是指美国的西进运动。西部大开发彻底改变了美国的面貌:大片荒地被开垦出来,大批的资本主义农场建立起来,西部农业的发展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原料、出口产品和国内市场;使美国的劳动力布局有所改变:促进了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东西部互补性贸易迅速发展;西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还满足了工业发展的需要,交通运输业也飞速发展……美国的西进运动激发了美国人的创造力和经济活力,提高了美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对美国整个国民经济的起飞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它扩大了美国领土,巩固了资本主义政权。此外,在西部新开辟的土地上,是按北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经营还是按南方种植园奴隶制的生产方式经营,成为引发南北战争的原因之一,南北战争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进一步开辟了道路,使资本主义统治进一步巩固。更为重要的是,持久而艰巨的西部开发,磨练了美国人的意志品质,增强了美国人的民主意识,培养造就了美国人那种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积极探索、锐意进取、勇于开拓的民族精神。同时形成的独特的西部文化,影响也十分深远,成为世界文化瑰宝之一。美国干涉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探析在墨西哥1910-1917年资产阶级革命期间,美国政府曾两次出兵对其进行干涉。与美国历史上其它无数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相比,这两次侵略行为尽管微不足道,但与同一时期美国对拉丁美洲地区频频发动、成果颇丰的军事行动相比,这两次军事干涉行为又具有“规模最大和军事成果不明显”的特点。由于这两次军事行动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美国参加欧洲战争之前,这一特殊的历史大背景对于促使美国参加欧战、进行军事改革、增强军事力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通过探讨这两次军事行动,也可以折射出同一时期美国出兵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性质和某些特点。 对于这两次军事行动,许多论著和材料只是作了粗略的概述,或仅就某个或某些方面进行了简单论证,没有作详尽的全貌记载和深入细致的论述。笔者对两次军事行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首先简单回顾了两次军事行动前美国国内迅猛发展的经济力量、日渐涌动的扩张思潮和在世界各地频频发动的军事行动,重点论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对于19101917年革命前墨西哥的国内状况和1910-1917年革命的经过,也作了简单介绍。文章进而从经济、政治和军事战略等方面分析了美国进行武力干涉的原因,较为详尽地论述了两次军事行动的导火索、战争目的、计划和进程。文章最后从性质、美国失败的原因、历史影响和特点等几方面对两次军事行动进行了述评。同时,也驳斥了某些资产阶级学者的错误说法和观点。从性质上看,美国的两次军事行动无疑是典型的侵略之举;战争的性质、墨西哥各阶层的反抗、拉丁美洲等国际进步力量的有力支持和美国日益卷入欧战的危机形势等因素让美国的干涉行动遭到了失败。同时,两次武装干涉行动对美墨两国的历史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军事层面讲,两次军事行动无异于美国军队的一次大演习和大练兵,为即将参加的欧战树立起了一种战争精神,更重要的是暴露了美国军事上存在的许多问题,使美国政府和军方得以及时改正;两次军事行动也加速了美国《1916年国防法》等军事法律的产生,加速了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脚步。对于墨西哥而言,美国的干涉行动阻碍了其历史进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强化了墨西哥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维护国家资源的意识。两次军事行动有以下特点: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美国的两次出兵,规模大、时间长、耗资多,但军事成果微乎其微;两次军事行动也显示了现代战争的雏形或某些特点;“潘兴远征”具备了美国当代“低强度战争”的许多特点;在两次干涉墨西哥革命中,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上演,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在两次军事行动中发生了的激烈的碰撞、冲突和矛盾,理想主义最终遭到破产。
詹姆斯尐雪
理解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 IPHCC 国际中国文化出版社 任京生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她包含一个民族长期积累形成的深层的心理积淀。说到两个民族思想与行为的不同,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实际上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由于文化的不同,会产生思维模式的不同;由于思维模式的不同,又会产生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的不同。就像两个不同的根系,会生长出两棵不同的大树一样。中国与美国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差异,首先要理解中美两国文化方面的差异。中、美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中、美文化的几个特性之上。 一、中国文化的古老性与美国文化的现代化 中国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这古老的岁月本身就具有无尽的财富,文化也同名胜古迹一样,时间愈久远,便愈具有无以伦比的价值。然而她也像一棵千年古树,一方面根深蒂固,枝繁叶茂;一方面又含有一些枯枝败叶。中国的先哲们给后人留下了丰美的历史宝藏,也留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你望着这棵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你会为她的苍劲美丽而折服,你也会想象有多少岁月神奇的秘密蕴藏其中。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深深植根在中国这片土地之上的,她已不可能被移植,中国的一切现代文明都只能在这棵大树上进行嫁接而成;考虑中国的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历史这个无形的手对现实的影响。中国的社会关系也就好比这棵大树的根系,树越古老,根系越繁杂。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形成的理论基础,对中国的社会关系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 而美国只有两百年的历史,美国的文化,是一群现代人,按照现代人的意志和思维模式构建起来的一座现代文明的宫殿。美国人没有丰富的历史宝藏可挖掘,但也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去承受,美国人完全在按现代人的需要去创造科学,创造财富,创造民主的社会制度。美国的人际关系也是按现代人的标准建立起来的。美国发达的商业文化、科学技术是其现代文化的突出标志。 二、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与美国文化的多元化 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90%以上,其他56个少数民族在肤色、人种上也与汉族基本相似,因此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单一人种和单一文化的国家。儒家、佛家、道家文化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尤其是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占有统治地位。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性。 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人口构成极为复杂,世界各国的人才在这里群英聚会,各种文化交相辉映,形成了各种民族、各种文化的大熔炉。因此美国的文化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并且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三、中国文化的政治性与美国文化的经济性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两千多年来,要统治这样一个地域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的大国,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统治失调,就意味着国家分裂、诸侯纷争、战乱不休。因此,自古以来,稳定和统一,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件大事,政治是统帅,集中统一是灵魂。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上层建筑中的一系统,与上层建筑中的政权统治形成相辅相成之势,儒家文化中含有大量的关于教育统治者施仁政,教育百姓遵守伦理教化等方面的人文科学,中国古代社会一直重农轻商,重文轻商,科举制度使文化与政治密切相连,文化中带有很强的政治性。贯穿在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而美国是一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的国家,文化具有浓厚的经济性,与经济建设相适应的科学、技术、经济管理等文化占有很高的地位。而好莱坞电影、迪斯尼乐园、麦当劳快餐等等发达的商业文化更是受世人瞩目。美国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也带有浓厚的经济色彩,亲兄弟明算账。 四、中、美两国主文化与亚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 很多探讨中美文化差异的文章都指出中国文化注重集体主义,美国文化注重个人主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使我们产生困惑。生活在中国社会中,我们会发现,许多人个人主义思想也很严重,缺乏团结的现象时有发生;而当我们来到美国,却发现很多的美国人很关心社会和集体。有人做过这种观察,一群美国人开大会,会前不同观点会展开很激烈的争论,但一旦会议主题决定了,大家就会安安静静地一起开大会;但一群中国人在一起,却往往是上面开大会,下面开小会,各自为政。关于这个文化与现实的差异问题,我们从社会学中找到了答案。一个社会中,不仅有统治阶层所推行的正统的主文化,也有在民间流行的亚文化。亚文化往往是对于主文化的一种逆反,一种对立和统一。由于中国文化过分宣扬国家和集体,轻视个人,所以民间社会的亚文化又使个人利益得到补充,得到平衡。美国过分地宣扬个人主义,人们不满足于彼此隔阂,彼此冷漠的现象,又重新回到互相关心,热心公益事业的和谐的社会关系上来。由此我们知道,要想真正地了解一个国家,不仅要从书本上了解他的主文化,还要到那个民族中去生活一段时间,从民间去了解那个民族的亚文化。另一方面,在人的本性上,有些东西是人类共有的,如个人主义思想,在美国是得到公开承认,而在中国却被加以批判,但不管你怎么否定,它却是深藏在人们心底的。就像中国古代宣扬禁欲主义,但不管你怎样宣扬,男女相悦却是怎么也不能从人们心底抹去。 五、中国文化的两极性与美国文化的多极性 中国古代哲学非常注重阴与阳的辩证统一,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阴阳两极组成的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如:上与下、左与右、正与反、内与外、男与女等等。中国的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也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两极性。儒家文化主张积极进取,而佛、道文化主张消极避世,组成了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中国古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在青年时期往往尊奉儒家文化,奋发图强;当仕途多有磨难,到了晚年时又遁入佛、道文化,从佛老思想中寻求内心的安宁。儒家文化就好比一架云梯,激励着仁人志士们努力攀登,去摘取事业的果实;而佛、道文化就好比是一张安全网,有人从云梯上跌落下来,就有这张大网将其接住。因此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这两极文化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文化系统。 而美国是一个多种文化兼容并蓄的国家,不仅有英国文化、法国文化,还有西班牙文化、墨西哥文化,以及中国的儒家文化和佛、道文化,等等。美国的文化不是两极,而是多极,提供给人们更多的选择机会。 六、中国文化的内向性和美国文化的开放性 中国属内陆国家,中国文化就是在这大片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内陆文化。中国自古以来不断遭受外族侵略,因此不断地修筑长城,闭关自守。受此影响,中国文化也演变成了保守的陆地文化,自成体系,对外来文化有很大的排他性。从清朝的戊戌变法到今天的改革开放,每一次打开国门,都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中国文化不断地同化着外来文化,却从来不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就连接受西方文化最彻底的台湾、香港、新加坡来讲,也并没有完全西化,而是仍然保留着许多儒家文化的传统。然而,与正统文化相对立的是,开放式的中国民间文化却是以敞开的胸怀迎接着外来文化。好莱坞电影、麦当劳快餐店、西方哲学思潮,等等西方文化,无不是借着中国民间文化的东风吹遍了中国的村村落落。 美国的主流文化源于欧洲,是一种开放型的海洋文化。而美国的民主与法律制度又保护了美国的文化自由发展,不受政治的打击和控制。加上美国每年招收大量的外国学生与学者,同时也带来大量的不同文化与碰撞。美国对于各种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吸收其中优秀部分以使自己变得更加丰富。 七、中国儒家主文化与美国基督教主文化 中国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国家,儒家文化注重家庭关系,宗族血统,中国古代家庭关系的两大特点是,第一,讲究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父母管教孩子,孩子孝敬父母,二者不可逾越。第二,以亲情、血缘为纽带,由此延伸到社会,讲究朋友之间以兄弟相称,四海之内皆兄弟,讲哥们义气。 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流文化的国家,大部分美国人信教,相信上帝。按基督教义,无论什么人,都是上帝的儿子,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家庭,只是替上帝抚养孩子的场所,因此,即使是父母,也不能随意打骂自己的孩子,否则,将会受到法律的追究。基督教讲究博爱,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中,也体现了这一价值观。 八、中国文化的统治性与美国文化的大众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中间小,两头大的社会。即中产阶层占少数,统治阶层与普通大众占主体。而统治阶层又驾驭普通大众之上,对于文化具有绝对的影响力,中国传统文化充分体现出统治阶层的利益。 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占多数,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美国文化充分体现了中产阶层的利益。加上严密的民主与法律制度,使普通大众得以自如地参加文化的构建。因此美国文化表现出浓郁的大众性。 九、中国文化的人文性与美国文化的科学性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家文化中又以伦理道德为主体。伦理道德与诗词歌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条主线。伦理道德注重于社会关系的协调,诗词歌赋注重于情感的宣泄,因此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和性格中,自古重人文、重情感。 美国人以欧洲移民为主体,人数最多。因此美国文化是在欧洲文化基础上发扬光大的现代欧美文化。欧洲文化的重理性、重科学等特性在现代美国文化中也有所继承。美国人协调社会关系用法律,而不是用人情;美国人热爱科学,相信实力,以发达的科学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向世人说话。 了解了深层次的文化差异,再看彼此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就会有一种拨开云雾见天日的豁然开朗之感觉。因此研究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彼此的社会和社会关系,有利于增进双方的理解和交往。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差异的对比,认清自己的不足,吸取他人的优点,在交流与学习中取长补短,发展自身文化。
内务府大总管
要做一篇十分重要的论文了,其重要程度等同于毕业论文。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认为历史学就是研究政治史和经济史,经过一年多的学习,我的思路可以说是开阔了一些。历史,从广义上说,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因此无论是什么问题,其实都可以纳入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只是“术业有专攻”,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科分类越来越精细,因此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和历史,主要由理工科类去研究,而“历史”作为一个学科,主要或是说完全转向了人文、社会领域的研究。 除了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其他的诸如服装、各种文化现象、思想发展潮流等等都可以成为历史学科的研究范围。我个人现在更对文化史感兴趣。这部分历史和问题,与社会学、心态学、哲学、思想潮流都有极其紧密的联系。而且研究的问题也都更有趣,更轻松。但要做成学术论文的样子还是很难。 这次要做的论文,我想写写“八大胡同与娼妓文化”的相关事情,想把自己从政治史和经济史中解放出来。这个题目挺变态,但老师没说存在什么道德上的问题。这只是正常的学术讨论和写作,只是了解我们不知道的历史。老师还说让我实地考查。但我现在对历史非常的排斥,论文也许写起来会很痛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心情翻阅资料和书籍…… 对历史研究认识的狭隘,也是现行中学教育的一个的弊病。迫于各种考试,我们的历史课几乎是只将政治、经济和军事,这就给学生造成了极大的误区。而孰知,历史也许就隐藏在那些不起眼的角落中……
帮您找到了以下几篇:谈谈培养高一学生辨析史料的能力 1 历史文化名镇——寨市旅游开发初探 2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历史分析 3 收入分配理论的历史
你这个是一定要按照论文的形式写么?我们开过美国史的课,不过论文我不会写,但是可以给你1000字的思路,然后你改成论文的格式。只是这分数确实有点低了,什么时间要?
据学术堂了解,历史学论文的关键词众多,可供检索的有如历史学、史学理论、史学思想、北美洲、美利坚合众国、辽宋金元时代、史学研究、思想体系、社会科学、两宋时代、马克
陆海大扩张。1776年独立后的美国,疆土仍局限于大西洋沿岸的13个州。但美国人很幸运,在他们的西方以及南方,有着无比广阔而肥沃的土地。通过购买和战争强夺等手段,
具体能不能报考,你可看当时的招考职位的条件,符合就可以,有些说要通过四级或425分以上的,那你就不可以了,因为你没有通过.具体还有其它的什么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