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代人论文范文

写作思路：可以分别列举“40后”的父母、“60后”的自己以及“90后”的孩子不同的教育方式，中心要明，语言要通顺等等。

正文：

我始终相信，只有教育才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才能让一个人从灵魂的最深处剔除因袭的重负注入鲜活的血液，才能让一个民族脱胎换骨。

生于“40后”的我的父母都是标本式的农家子女。所幸，他们遇上了迥异于其父辈的少年时代。粗识几个大字的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显然都有着“惟有读书高”的观念遗传，省吃俭用让我的父母穿行在同龄人艳羡的目光中进入了村办的新式小学。尽管我的父亲刚刚读完高小，母亲也只是初小结业，但在那些无法进入学校读书识字的乡亲们眼里，他们完全是不折不扣的文化人。

我总记得常有不少乡亲拿着服役的儿子、远嫁的女儿寄回的书信请我的父母帮忙读、帮忙回，虽说费了灯油搭上信笺，可我的父母却干得乐此不疲有滋有味；我总记得每到雨雪天农闲日，我的父母总要从箱柜的深处小心翼翼地翻出一两本已经失去封面纸色泛黄的旧书看得津津有味废寝忘食；我总记得我的父母用他们读来的故事给我的童年着上了一层绚丽的色调……

父母那短暂的受教育史使我的家庭氤氲着一种多数农家难以体味到的别样的气息，在贫瘠的农家生活中添加进了些许几乎贵族化了的精神元素。

生于“60后”的我的学龄期刚好与文革重合，而这恰恰是一个知识被无限贬值的时代。到了我升中学时，升学考试已完全被推荐所取代。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父母依然想尽一切办法让我读完了高中——尽管那时的中学已经连正常的课程都难以开设。

1978年高中毕业的我怀着“无知者无畏”的心态参加了当年的高考，那完全是一种“考不上算，考上了赚”的态度。或许正是得益于这种放松的心态，我能在高考中有了比较好的发挥，以至从那些才高八斗的老三届学长们口中分到了一杯羹，考取了一所决定了我终身职业的师范专科学校。那张白纸黑字的粗陋的通知书，让我离开了祖祖辈辈伺候着也养活了祖祖辈辈的土地，先读书，后教书；先乡村，后城里，再到今天我生活的城市发展。

专科毕业的我又通过自学考试、脱产进修获得了学士学位，修完了研究生课程，取得了高级职称。我觉得比起我的父母我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这便是我不仅读书，而且能够写书了——这是我的先辈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感谢写作，让我的业余生活变得高雅，让我的思想得以在天地间放飞。

如今，我有了一个“90后”的孩子。有时，我真的羡慕今天的孩子，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已远非昔日可比。在小学、初中阶段，我让我的孩子享受到了我所在地区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可在中考时他依然脱离了父母的羽翼，填报了一所千里之外的江南名校，远走高飞。三年独立的高中生活，成就了他的学业，更培养了他一颗志向高远的心。

高考时，凭他的分数有那么多大城市的名校可报，可他毅然选择了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吸引他的有两点：一是这所学校优良的学风，二是这所学校极高的深造率。今天除了对付繁重的功课，他正在钻研TOEFL、GRE教程——为了向国外名校发起冲击。教育国际化、全球教育资源共享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注定成为现实。

现在，除了经济上的资助和精神上的鼓励，我给予他的只有默默的祝福，我愿他能成为我们家第一位走出国门的开路先锋，我更希望他学成回国为祖国建设尽绵薄之力。因为他正是得益于这个时代，他惟有以自己的学业回报社会。

回望昨日，我们一家三代人的命运完全和共和国的命运维系在一起，和她一起走过阳光，走过风雨，走进了今天的新世纪。

我祝愿，愿我的祖国强大繁荣，前程似锦；愿我们的人民生活安康，一帆风顺；愿我们的科学教育事业蒸蒸日上，我们国家早日跻身世界科教强国的行列，至少能够与我们日渐强大的国力相称——因为我始终相信，教育不仅是改变国民也是改变国家命运的强大的力量。

以三代人的教育是为题，你是乱慢放了三代人，就是说一定要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说一定要上行下效。

「摘要」青年群体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消费群体，这使青年文化的精神特质极具时代性，大众文化的发展走势影响着青年文化的嬗变，从文革后政治化意识形态的解体到当代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建构，青年文化经历了从解构走向整合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深受大众文化影响的青年文化对旧的政治化意识形态起到解构的作用，而当代的青年文化则依靠大众文化特有的整合力成为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的构造者和承载者，具有理性精神与世俗精神的双重特征，构成了当今时代精神的主流。 「关键词」大众文化，青年文化，解构，整合 一 所谓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产生，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通过大众媒介传播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①所谓青年文化是“青年在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时由其特殊的行为方式所体现出来的独特价值判断、人格倾向、审美情趣及思考方法的概括。”②青年群体是大众文化的主要受众对象，因此大众文化的特质势必影响青年文化的变迁轨迹。 二 青年文化作为一种社会亚文化，总是相对于成人主流文化而言，八十年代之前，青年文化只是成人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和体制文化的复制品。在改革开放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所驱动的青年发展和青年运动，在社会领导层严重老化的背景下，青年文化凸显出与成人社会主导文化规范相冲突的明显的异质特征。八十年代的主流文化基本上是在严肃文化的层面上定位的：批判和反思、引进和创新、价值重估和文化重建。因此八十年代的青年亚文化虽不再追求仿效官方的意识形态和体制文化，但仍有所师承，与第三代人的特质一脉相承的理想主义、理性主义社会和政治关怀成为当时青年文化的明显特征。 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大众文化在中国大陆的登陆，完全独立于主流文化的青年文化的异质化特征渐露端倪。青年文化与成人主流文化的离异，是与大众文化的解构性的文化品格所分不开的。而大众文化的登场则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展开一脉相承。后现代思潮的基本特征和核心精神是解构主义和反逻各斯主义，超越和否定是其基本意旨，消解和解构传统是后现代主义首要而基本的文化功能，后现代主义者的哲学主张极大的启蒙和开掘了人们的批判精神，诱发了价值重建的主体性冲动，这成为大众文化产生的原动力。丹尼尔·贝尔认为大众文化的特征就是“不断的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它尽力扩张，寻觅各种经验不受限制，遍地掘发。”③丹尼尔·贝尔所描述的正是大众文化现象，对个体经验的无限度扩张显示了文化本身的平民化、世俗化倾向，一切传统的理想主义的东西被个体的心理、意志、激情、欲求所刷新。大众文化的平民化、世俗化、个体化一方面使大众文化缺乏理性和深度，另一方面又使大众文化具有文化平等和解构权威的进步意义。 八十年代末，在改革开放进入第十个年头之后，全社会都感到了改革的阵痛和社会转型期特有的价值失落，混乱无序迷惘的浮嚣，知识尊严失落和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严重流失，为大众文化的出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大众文化的霸权势力和征服意义，使众多的知识分子苦心经营起来的自认为日臻完善的知识体系日渐坍塌，具有反叛与消解意味的大众文化如潮水般吞噬消解着以人文精神为价值目标的精英文化和体现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生活于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社会环境，他们不仅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染，而且文革也只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朦胧的童年式的印痕，他们天生具有历史记忆的缺失，而改革开放后潮水般一涌而入的千奇百怪的文化快餐和流行艺术成为他们最直接的精神食粮，这使青年文化中政治化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失效，青年文化发生巨大的转型。而这一时期的青年文化在反叛传统的同时，也没有新的理想归属和寄托，处于价值真空的年青一代在同一生存境遇中选择了不同的人生态度。崔建、王朔、汪国真等成为此时期青年文化的代表。在文化和价值的断裂失去以往真切的理想和信念后，青年群体已迷失了生存意义，但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崔建感受着虚无却不甘虚无，竭力执着的寻找，但是在失去真切的信念后，这种寻找成为一种无休止的流浪。“多少次这样不停的走，可多少次这样一天到头。”（《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而作为大众文化“顽主”的王朔在传统价值体系失效后，则抱着一种反讽的态度对纯文化、精英文化进行恶作剧式的颠覆。正如同崔建的意义不在于他所表现的反叛与宣泄，而在于他所表达的不甘虚无的理想主义冲动。王朔的意义不在于他“游戏人生”的态度，而在于他对传统的消解，在于他对“既往神圣”的反叛。不同于崔建的苦苦追寻，也不同于王朔的玩世不恭的嘲讽，汪国真则以他所特有的轻飘飘的词汇为青年提供一种甜腻腻的抚慰，以小布尔乔亚式的矫情驱赶价值失效后的痛苦与空虚。 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短暂的空场，启蒙意旨的作品不仅与激进的启蒙立场无关，而且也缓解了文化市场商品稀缺的紧张。同时，自八十年代以来，激进的创新运动一直在亢奋中进行。传统的文化制品中断了生产，需求在集聚中膨胀，人们无法忍受“无根”“悬浮”的状态，迫切需要一种心理慰藉。于是，在有效需求市场规则的操纵下，一举导致了怀旧文化的成功。大众传媒不失时机的制作了“怀旧”和“归根”的形象，一种是从空间上归，即家国之恋和乡愁，一种是从时间上归，即童年和历史的回忆与怀旧。正是在充满裂隙、混乱、错位的时空语境中，九○年代中国都市涌动其一股浓重的怀旧和乡愁情调。“跨世纪”的希望与世纪末的彷徨交错杂揉，统统被包装成诱人的商品，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在青年文化中“精神家园”“人文精神”一度再成为时髦语汇，青年群体把乡愁寄托于精心制作的乌托邦，青年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性“恋旧”则是“毛泽东热”的兴起。此时，“毛泽东”成为一个具有浓厚主观色彩意蕴丰富的文化载体，青年群体对毛泽东的崇拜不同于政治化意识形态下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再度成为青年群体的精神偶像只是给青年群体制造一种“归家”的抚慰。“毛泽东”作为形象成为青年群体的文化消费品，青年群体只不过构造了一种“拟历史”的时尚完成了一次精神消费。对于此时期青年文化的嬗变，必须联系宏观的时空境域才看的更为真切。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人在短短十几年走过西方人几个世纪的思想历程，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时空聚变共时并存于当代中国，使人们承受了难以承受的冲击、震荡与裂变。一方面，对进步史观、现代性、工业化的热烈拥抱已经构成独特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铺天盖地的现代化、全球化浪潮面前，又总是感到内心深处的隐隐作痛，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对现代性的反思及后现代思潮暗合。在这两种时空维度的冲突与撕扯中，人们无奈向尘封的记忆寻找安抚，将这种非自觉的文化心理反抗加以合法化，制成一种万能膏药，贴在现代化造成裂痕的与伤口上。 九十年代以后，新生代艺术家为迎合大众口味，逐渐以流行文化来为自身定位，新生代的文化产品直接决定了青年文化的特质，使新生代人从第三代人的文化中分化出来，形成自己独特而鲜明的文化特征，形成一场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到文化范式的全面反叛。青年群体从对社会的历史的共同经验的关注转为具体的个体的独特经历和生命经验的关注，在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之外，开辟与之隔离的另一个话语系统和文化空间，使青年文化从政治的道德的理念的负载之下解放出来。青年文化在解放自身的同时，也造成了青年群体在传统意识形态下所建立起来的完整时空观的破碎，传统意识形态下建立的价值体系失效，终极意义上的关怀与信仰缺失。对真理追求的热忱、对超越的渴望和对传统的反叛共生于青年文化中，青年群体在此时发出了“上帝死了”的呼喊，尼采哲学在青年群体中的一度流行使自我反叛成为可能，而虚无也开始逼近，以虚无主义的态度、非理性主义的方式来追求超越，结果往往是从超越走向世俗。“青年从毛严峻政策中获得自由后，正走向强烈的消费主义文化。在所有的代际差别中，最显眼的莫过于在穿着上，无论青年男女都热情的加入到‘形象革命’中，从年轻女性和保守的老年女性之间反差最大。”④从严肃的主流文化中解放出来的中国青年走向了崇尚形象与时尚的消费主义文化。“追星”成为青年文化的流行时尚，以对大众文化明星的崇拜填补终极关怀的缺失，以寻求暂时的慰藉。同时，弘扬个性也成为青年文化的主旋律。“另类”成为青年文化中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另类作为一种时尚，或标榜精神上的特立独行，或鼓吹风格上的与众不同，或追逐个性上的唯我仅有。总之，另类体现出极强的自我意识，这实际上是生活在后工业社会中的青年为摆脱茫茫人海中的孤独而对异质化表现的渴望，为摆脱现代都市中的孤独，把一些看得并不多么顺眼的东西标上“非我族类”的标签，从而把自己安全地投靠进潮流的大部队里，在寻找到一种得以安身的“归属感”之后，又蠢蠢欲动起来，开始觉得做另类是那么地有性格，那么地引人注目，那么地不平淡，他们便开始摆脱“这类”而加入“另类”。同时，奉流行文化为时尚的青年群体，在流行文化的浸淫之下，又开始按照流行文化的标准来设计自我，在人群中展示他们或怀旧，或忧郁的个人气质，并把自己标为“另类”。殊不知，这种对个性的追求实际上付出了“从众”的代价，这种对旧规则的反叛实际上是对新标准的顺从，这应验了思想家阿多诺提出的“伪个性”，在这里，另类的流行变成了一个悖论。当另类以精神层面上的特立独行博得另类之名的时候，忽然发现一夜之间人人都看似和自己成了同志，曾经的坚定和犹豫、选择和背叛都变作一个轻松的玩笑。

一提我家三代人过年，爸妈就感慨万千。爸爸说：“过年，数你最幸福。”是的，我是生长在改革开放后的年代，祖国经济腾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子越来越富裕，日子越过越幸福。我们现在过日子，天天像过年，天天穿得暖，餐餐吃得饱，顿顿吃得好。 敬告：本文版权归中山网所有，转载时请注明出处，必须保留网站名称、网址、作者等信息，不得随意删改文章任何内容，我社将保留法律追究权利。 http:// 爷爷、奶奶小时候过年，那是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穷人家孩子，过年，穿的是缝缝补补的破旧衣服，过年饭吃的是野菜、芭蕉头、米糠粥，绝对没有一餐鱼肉佳肴，过年与平时一样，过着贫穷苦难的生活。因家庭贫穷，过年了，儿女们谁也不敢向父母要压岁钱、利是钱。 爸爸、妈妈小时候过年。庆幸出生在新社会里，春节一到，做父母的，就会给儿女们做套新衣服，买对新布鞋，吃顿好年饭。在那个年代里，经济较为落后，生活较为清贫，平时没鱼没肉，但过新年，平时节俭的爷爷奶奶总是尽力而为地张罗一大餐鱼肉团圆年饭，让全家人欢欢喜喜过个品味十足的社会主义革命化、新风尚的新春佳节。吃完大年三十团圆饭之后，爷爷给孩子们分利是，每人仅有2角钱，叫压岁钱。 “生在福中不知福”，这是爸、妈给我们的“结论”。是的，苦日子我们确实没有经历过。我们这些青少年生在红旗下，长在甜水里，过着无比幸福的生活。我很小就会骑单车；姐姐读大学，驾驶摩托车去上学；爸爸有小轿车。对于我、爸爸、爷爷三辈人来讲，应该算我这一辈最幸运、最幸福。近些年吃完大年三十团圆饭，爸爸派给我的“利是”由80、180、280元，上升到今年春节的380元，有增无减，说明中山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没饭吃”到“有饭吃”；从“吃得饱”到“吃得好”。这是我家三辈人童年过年的生活真实写照。“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富裕感谢邓小平。”爸爸、妈妈要我们时刻牢记这个道理。今昔对比，使我懂得更加珍惜今天的美满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