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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lviali1109
首页 > 职称论文 > 中国高等教育杂志社李石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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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是管仲管仲(约公元前723年-645年)汉族,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法家的重要代表之一,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史记·管晏列传第二》)管仲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齐桓公执政以来,在管仲的辅佐下,经过了内政、经济、军事等多方面改革,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实力,适时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服。“尊王”,即尊崇周王的权力,维护周王朝的宗法制度。“攘夷”,即对游牧于长城外的戎、狄和南方楚国对中原诸侯的侵扰进行抵御。齐桓公实行的“尊王攘夷”政策,使其霸业更加合法合理,同时也保护了中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文明的存续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孔子感叹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他的办法乃是“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轻重鱼盐之利”及“徼山海之业”是否是汉代盐铁官卖的滥觞,我们现无可征信的材料。管子书中的记载言:管仲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管子·海王》)。若此记载为可信,则于管仲时就已经实行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了。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这种“准平”制,不但是一种平衡粮价的政策,并且,也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并且还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这种经济政策,亦为经济层面的国君集权。管仲的著作,收入《国语·齐语》和《汉书·艺文志》。刘向编定《管子》时共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馀10篇仅存目录。此书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地理、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著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管子·牧民第一》《管子》是先秦诸子时代百科全书式的巨著。管仲的继承者、学生,收编、记录管仲生前思想、言论的总集。于战国初年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稷下学宫,由管仲学派所编撰成书。为最宏伟的中国先秦单本学术论著,其价值不亚于同时代的《商君书》。《管子》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是哲学,核心是政治和经济理论。管仲在《管子》里提出“水是万物之本”,早于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水是世界本原的唯物主义哲学本体论者。《管子》的政治思想以顺民心,利民生为原则,在历史上最早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霸言》)。《管子》不主张君王享有绝对的权威,认为“独国之王,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形势》、《形势解》)。在具体安邦治国的方略上,《管子》设计了一整套国家基本管理体制和制度。如“金字塔”式的基层编制设置,启发了秦始皇帝国的郡县制,并一直为现代所借鉴、运用。《管子》的伦理法治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和制度规范并重的原则。既讲究按法度办事,又恪守“礼义廉耻”的“国维”观,类于今天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的方略。这与他坚持“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管子》的教育思想属于典型的古典素质教育的范畴。它重视和提倡民众的道德教育、职业教育(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生活教育、军事教育和教育考核。并把教育、育人作为国家存亡战略的“百年大计”,加以倡导和施行。《管子》还是一部卓越的军事著作和政治谋略著作。主张“服人以义而不以兵,必不得已而用兵,亦先之以义,节之以财,而以伤于民危于国为戒”。同时非常重视用兵的谋略和智慧,首创并实践用“商利战”,战胜制服别国。而对士兵训练和兵器重要性的认识,也非常合度、合理。《管子》的卓绝之处,在于它还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提出了“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民生主义的思想。关于刺激消费和侈靡消费的理念,把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当做发展经济杠杆的理论,甚至放在今天也是非常“前卫”的观念,使人觉得早在二千六百年前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较为发达的“原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理由认为,管子政治经济学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具有现代经济萌芽形态的系统经济学理论,这比西方同等层次的理论,居然早出现近两千年。在这个意义上,管子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也是人类非物质历史文化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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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对大学的理解是“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1917年在北大就职演说上又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认为“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梅贻琦在就职演讲中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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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美食的飘飘

没有最出色,只有更出色.个人比较追崇张居正 一、春秋齐国管仲 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 二、战国秦国商鞅 战国时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三、秦朝名相李斯 战国时楚国上蔡人,是著名思想家荀卿的弟子。后辅助秦始皇统一中国,官至丞相,为秦始皇定郡县之制,下令焚书坑儒,以小篆为标准统一文字。秦始皇死后,李斯听从赵高阴谋,矫诏杀太子扶苏,立胡亥。秦二世继位后,赵高专权,污蔑李斯谋反,李斯被腰斩于咸阳,夷灭三族。 四、西汉名相萧何 西汉初年政治家。秦沛(今江苏沛县)人。早年任秦沛县狱吏。秦末佐刘邦(见汉高祖刘邦)起义。攻克咸阳后,他收取了秦丞相、御史府所藏的律令、图书,掌握了全国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并知民间疾苦,对日后制定政策和取得楚汉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刘邦为汉王,以萧何为丞相,萧何推荐韩信为大将军。楚汉战争时,他留守关中,侍太子,为法令约束,使关中成为汉军的巩固后方,不断地输送士卒粮饷支援作战,对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代起了重要作用。汉代建立后,以他功最高封为侯。采摭秦法,重新制定律令制度,作为《九章律》。又协助高祖消灭韩信、英布等异姓诸侯王,被拜为相国。高祖死后,他辅佐惠帝。惠帝二年卒。 五、汉初名相周勃 沛县(今中国东南部的江苏沛县)人,是汉高祖刘邦的大将。周勃的祖先原是河南卷县人,后来迁到了沛县。刘邦起兵反秦时,他就跟随着南征北战,建汉后,又参与平定诸王的叛乱,最后封为绛侯。他先后俘虏相国一人,丞相二人,将军、郡守各三人,独自击破敌军二支,攻下城池三座,平定五个郡,七十九个县,可谓战功赫赫。周勃为人朴实忠厚,刚直无私,刘邦对他很信任,认为国事可以放心地委托他去办。周勃后来病死,谥号为武侯。 六、汉初名相陈平 西汉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他足智多谋,锐意进取,屡以奇计辅佐刘邦定天下,汉初被封为曲逆侯。汉文帝时,曾升为右丞相,后改任左丞相。而汉初三杰,韩信受谤,被擒于云梦泽,死于钟室;萧何遭谗,曾械于牢狱;张良惧祸,托言闲游。陈平却久居相位,且得善终,足见他官场权谋之老道,远在三杰之上。 七、蜀国名相诸葛亮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诸葛亮娴熟韬略,多谋善断,长于巧思,千百年来一直做为智慧的化身,其传奇性故事为世人传诵。 八、初唐名相房玄龄 唐代初年名相。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玄龄博览经史,工书善文,18岁时本州举进士,先后授羽骑尉、隰城尉。隋末大乱,李渊率兵入关,玄龄于渭北投李世民,屡从秦王出征,参谋划策,典管书记,任秦王府记室。每平定一地,别人争着求取珍玩,他却首先为秦王幕府收罗人才。贞观三年(629)二月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十一年封梁国公。与杜如晦、魏征等同为太宗的重要助手。至十六年七月进位司空,仍综理朝政。曾受诏重撰《晋书》。太宗征高句丽时,他留守京师。二十二年病逝。 九、大唐名相魏征 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魏征有胆,敢言他人所不敢言之言,而且不达目的不罢休,创了历史上君“畏”臣之先例,树了历代君臣关系的典范。魏征曾向太宗面谏五十次,呈奏十一件,一生谏诤多至“数十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坚定,在中国历史上只有魏征一人。难怪魏征一死,太宗大发感概“魏征殁,朕亡一镜”! 十、大唐名相狄仁杰 唐代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武则天时期宰相,杰出的封建政治家。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 十一、北宋名相王安石 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自从领导了一场轰烈和悲壮的熙宁变法,王安石便独撑大旗步入历史漩涡,成了历史上最受争议的人物。变法之前王安石被誉为“当世圣人”,变法后,司马大骂其为欲谋朝篡位的大奸臣;后来的宋徽宗对王安石推崇备至,而到了宋钦宗那里,竟成了北宋灭亡的魁首。 十二、北宋名相寇准 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景德元年称相。时值辽兵来攻,寇准力排众议,坚主抵抗,促使真宗前往督战,与辽订“澶渊之盟”,后王钦若陷害寇准,被罢相。寇准居官清廉,为世代楷模,他终生不蓄钱财,家中无歌伎,“有官居鼎鼎,无宅起楼台”,是时人对他的形容。 十三、元代名相耶律楚材 出身于契丹贵族家庭,生长于燕京(今北京),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成吉思汗时,被召用,随后双扈主西征,观天象,卜吉凶,力劝成吉思汗不要妄杀无辜,得成吉思汗信任,遂为成吉思汗股肱大臣,尊宠至极。耶律楚材,上谏针贬时弊,保江山稳定,改革税制,武功文治,使蒙古统法者收到极盛之效。 十四、明代名相张居正 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明代政治家,改革家。万历初年,与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当时明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居正主持裁决,前后当国10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他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亦颇有成效。万历十年(1582年)卒,赠上柱国,谥文忠。死后不久即被宦官张诚及守旧官僚所攻讦,籍其家;至天启时方恢复名誉。 张居正作为一名改革家,不在王安石之下,他没有贸然全面整顿财政,避开了统治势力的“痛处”,改革成功,国富民安于一时。张居正作为一代宰相,为国于民鞠躬尽瘁。 十五、清代名相刘墉 诸城县逄戈庄(今属高密市)人。清乾隆、嘉庆两朝重臣,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以奉公守法、清正廉洁、峭直敢谏闻名于世。其书法味厚神藏,有廊庙气度,是清代最有名的帖学大家,作书喜用浓墨,故世人又称其“浓墨宰相”。 十六、清代名相曾国藩 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人,现属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清代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他步入仕途后,曾十年七迁,37岁当上二品京官。他奉行“立言、立功、立德”。立言,他著述、家书、日记,广为流;立功,他挽救了大清朝;立德,他事事以身作则。因此,他除了“一品侯”头衔之外,还有“中兴第一名臣”、“洋务运动领袖”、“圣贤”、“近代史之父”诸等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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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cqdaniel

中国传统学术并无哲学之名,只有经学、子学、道学、理学、心学诸说。自本世纪初“哲学”一语由日本传入,(1)这一被当时的启蒙思想巨擘梁启超、王国维等定位为“宇宙人生根本之学”的学问,才在中国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在现代学术学科化意识的强力笼罩下,一方面西学如潮,大量的西方哲学家和他们的思想学说被渐次介绍到中国,为人们诵习研究,构成了本世纪中国人知识领域的一个重要层面。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模式的范型和导引下,现代学人依样画葫芦,不断挖掘和阐释中国古代的材料,建构起了“中国哲学”的历史;并且尝试会通二者,创造出中西合璧的现代体系。回顾这一百年“哲学在中国”或“中国的哲学”之历程,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总结方式和分析入路,(2)叙事的话语和描述的境况也常常相去甚远。本文是试图以柯文()所谓“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的史学立场,〔1〕超越传统与现代的对峙,弥合中哲、西哲和马哲三者之间的分歧,将20世纪的中国哲学大略分为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三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后、八十年代以来等五个阶段,来分别概述其主要的成绩与特点。 一、 20世纪中国哲学的揭幕,是发生在维新变法失败、今文经学宣告破产、传统经学彻底解体的情况之下。此时,诸子学复兴,异端蜂起,大批去国东渡日本的学人努力追求新知识,把大量的西方学术介绍到国内,再加之上海新的文化环境、机制、物质条件等种种助缘,使得一时间西潮汹涌,新学大盛。具有西学背景的、作为现代学术体系之组成部分的“哲学”,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当中,并成为新世纪中国学术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之一。 晚清学术经历了考据学由盛渐衰的历程。伴随着汉学的衰落,经世致用之学复振,关注制度变革的今文经学崛起,具有思想解放先导作用的诸子学开始流行。正是在汉宋、今古文、经子三大争论和学风转换的过程之中,一步一步迎来了经学时代的结束。〔2〕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同邵懿辰、戴望、王阖运、皮锡瑞等遵守经学的游戏规则(“家法”)、与古文家构成良性学术对垒的今文经学是完全不同的。他“喜以经术作政论”,“轻古经而重时政”,〔3〕以《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二书,掀起了一场离经叛道的颠覆性运动。梁启超在总结“其所及于思想界之影响”时,概括为四点。一是“汉学宋学,皆所吐弃”,为学术别辟新地;二是将孔子抽象化为一创造精神;三是彻底否定了儒家经典的神圣性,一切皆可怀疑批判;四是“夷孔子于诸子之列”,定于一尊的观念完全被打破。〔4〕可见康有为是经学时代的终结性人物,同时也是新学术的开山。康、梁,及谭嗣同,均是旧学营垒中冲杀出来、打破传统学术藩篱、试图将旧学新知和中外学问溶于一炉的思想先进。和今文家的“托古改制”不同,具有古文经学背景的晚清革命派,走的是复活古史、提振子学、高扬民族主义的“国粹”之路。章太炎在《谢本师》之后,与传统经学分道扬镳,不但批评儒学,将儒家降格与诸子齐列,而且将矛头直指孔子。其《订孔》、《论诸子学》等文“激而诋孔”,言词之峻烈在当时无出其右,实开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先河。当时的今古两家,除了表彰诸子、涉猎佛学之外,同时对西学也仰慕备至。章太炎至迟在《膏兰室札记》(1893年)中已经引用西书来诠释诸子。1897年,他走出诂经精舍到上海参加维新活动之后,接触和吸收西学的天地更是洞开。随后两渡扶桑,新知大增。以诸子批儒、“激而诋孔”之时也是他学习西学最为勇猛精进之日。所以,从经学阵营中冲杀出来的晚清诸大师,一手复活了百家诸子,一手援引了外来的西学。 当然,对西学输入更为直截了当的是来自新学阵营的人物。清末渐次输入的西学在戊戌变法之后慢慢地系统化了,开始出现完整介绍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客观性著述和引进这些学科的呼声,这就和戊戌前笼统地将西学称为格致之学、以与中学相区别有了根本的不同。纯西化的新学,可以避开以中学格义西学的尴尬,以及比较中西的过程中难免附会的无奈,而直截了当地将西方学术全盘引入。当时严复就表示,为“瘠愚”计,“惟求之能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只要能“疗贫起弱”,“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等而上焉者无论已”。〔5〕清末,介绍和传播西方哲学的重要人物首推严复,这位被蔡元培等称之为“介绍西洋哲学至中国之第一人”的启蒙思想家,开启了西方哲学作为学科形态整体移植到中国的闸门。严译名著八种,关涉到社会哲学、法哲学,特别是逻辑学,这些对于中国人来说前所未闻的新知识,第一次原原本本地被介绍进来,引起思想界的极大震动。除严复外,戊戌后的梁启超、章太炎,本世纪最初几年的王国维、蔡元培、马君武、李石曾等人亦是引介西方哲学的晓将。特别是王国维,因其学术兴趣转移,早年介绍西方哲学的业绩被其辉煌的史学、语言学成就所掩,哲学地位相比之下彰显不够。前几年,由佛雏先生系统整理的《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一书出版,从这44篇、20余万字的文献,我们不得不重新估量王国维的价值和贡献。〔6〕往后论说20世纪的中国哲学,王氏的行履与学术不能不是浓重的一笔。 二、 如果说清末民初的中国哲学尚能保持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格局,那么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则面目全非,经学、理学渐成为历史概念,退隐到思想之幕的背后,而西方哲学的观念、问题、方法和典范逐一进入到学术场景的中央,形成时代的焦点。“输入学理,再造文明”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成为当时一切哲学思考的前提和背景,无论是激烈反传统的,还是对传统尚有一丝温情的,在学术形态的根本转换方面并无二致。冯友兰先生说:“自本世纪初以来,他们重新审查、估价的对象,不仅有他们自己的过去的观念、理想,而且有西方的过去和现在的观念、理想。欧洲、亚洲各个伟大的心灵所曾提出的体系,现在都从新的角度,在新的光辉照耀下,加以观察和理解。随着哲学中新兴趣的兴起,老兴趣也复兴了。”〔7〕从实用主义、生命哲学,到实证主义、唯意志论,直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论,这些19世纪在西方先后兴起的思想流派和学说也纷纷在中国复演了一遍。 缘于当时启蒙和救亡的特殊背景,不论是西哲的输入,还是旧学的翻新,无不关注于社会政治层面,而较少留意到真正的纯哲学问题(如本体论和知识论)。所以,用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等非哲学化的社科术语来概括此一时期的哲学思潮最为恰切。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胡适,他将近代英美文化的主导性理念作了翻版和复制,开启了20世纪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和实证论倾向之理路。胡适的哲学观念和方法均来自西方,对中国传统基本上是全盘打翻和重加改造,即以西方的哲学范式来评价和重述中国思想,改造中国的传统哲学乃至转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的《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具有学术典范转换的意义;特别是后者,堪称是整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蔡元培在哲学上的贡献虽不及胡适重要,但他的教育理念和出掌北大、令人崇敬的实践活动,实充当了自由主义之守护神的角色。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由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力主中国走俄国的道路,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正像杜维明教授所说的,陈、李痛感时艰,“把植根现代西方启蒙而又排斥欧美资本主义的马列思想带进中华大地。在五四时代,马列的革命理论只不过是百家争鸣的一种观点,而且其影响力还不能和自由主义同日而语,但在三四十年代,唯物主义、辩证法和阶级分析便成为知识界耳熟能详的概念。李大钊和陈独秀所提倡的社会主义能在中国哲学界大行其道,固然是客观情势所迫,但初机可贵,否则历史进程究竟如何极难设想”。〔8〕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相比,保守主义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更多地带有中国性。但仔细分析,不论是早期的东方文化派,还是较晚的学衡派、现代新儒家,他们的问题意识和致思背景无一不和西方思潮有关。张君劢对科学主义无限膨胀的忧思,实根植于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思想界,与其说是他面对中国情景想出来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受教于倭铿等人而带回来的问题。所以科玄论战绝不是地方性知识的话题,而是全球文明视野中的问题,它和西方的现代思潮是同步的。梁漱溟的比较文明话题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激起了长久的回响,他的文化类型说和模式论,可能是当时中国人找到的能抵御全盘西化的最为有效的理论武器。 透过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潮之思想交锋的硝烟,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此期纯粹哲学之思考的果实是那样的模糊和不确定,以至于用哲学家的名号来称呼这些重要人物的时候总显得有些迟疑,不像叫他们思想家(或其他)时来得那么干脆。毁坏大于建设,引进多于自创,思想压倒学术,明显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的基本特点。除了三大主潮之外,一些边缘领域的思想也颇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其中尤以南京支那内学院系统的居士佛学和释门新派领袖人物太虚法师的学说为重要。 三、 新文化运动时期摧枯拉朽般的思想风暴为新哲学体系的诞生扫清了道路,大力引进的西方哲学范式和各种思想也为中国哲学的新时代叙述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正是在经历了传统学术的解体和痛苦裂变、以及学术形态的彻底转换之后,中国哲学才迎来了它的新生,开始进入一个生机勃勃地创造时期。在三四十年代,先后诞生了20世纪中国哲学中最为重要的几个哲学体系,产生了一批学院化的专业哲学家,奠定了现代学科形态下中国哲学的基础——包括它的专业分类、叙事框架、话语方式,以及交流的办法和训练的途径等等。这些基本游戏规则的确立,使得哲学在中国成为一门具有现代知识形态意义下的学问,进入到了大学的教育体制当中。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完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特殊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具有很强实践性品格的哲学学说,一旦融入到人民群众伟大的实践活动之中后,便焕发出了推动社会变革的惊人的力量,深刻地影响到了20世纪的中国,也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本世纪后半段中国哲学发展的道路。 在三四十年代创立自己学说体系的哲学家当中,熊十力、冯友兰、张东荪、金岳霖、贺麟这五位前辈成就显著,影响也最大。(3)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平章华梵、融通中西、跨越今古,将印度佛教之唯识学、中国传统之易学、宋明理学,以及西方哲学中的某些资源溶于一炉,创造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但又不乏时代感的本体论学说,在现代哲坛中独树一帜,影响深远。他不仅被公认为是现代新儒学的大宗师,学脉宏大,承续者众;而且在国际哲学界享有盛誉,被视为是20世纪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哲学家之一。冯友兰的“新理学”以阐旧邦辅新命为志帜,努力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血脉中发掘有永恒价值的思想亮点,将这些观念和想法用现代哲学的术语重新加以阐释,并试图运用逻辑的方法将这些资源建构成一个严密的体系。冯先生穷毕生精力,孜孜以求,先后撰写了三部《中国哲学史》,为这一学科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作为中国哲学史家的突出地位和巨大影响是无人能比的。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开了中国现代哲学知识论形态的先河,他的《新哲学论丛》和《认识论》等书,不但在西哲中移的历程当中发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在仿照西哲创立新哲学系统方面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所以汤一介先生说:“从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上看,张东荪无疑是我国20年代至40年代颇有影响的哲学家,他不仅努力把西方哲学介绍到中国,而且企图建立一新的哲学体系。”〔9〕只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张东荪哲学几乎被湮埋了半个世纪之久,这是极其不公正的。和张东荪的“内在关系说”、“间接呈现说”、“非写真说”等认识论主张不同,金岳霖创造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另一个影响重大的知识论系统。他的《论道》试图将中国哲学概念和西方思想观念捏合在一起,希望用逻辑分析和逻辑论证的方法来探究中国人的形而上心灵世界。《知识论》则直接连上了英国经验论所作的哲学思考,对休谟的归纳问题做了出色的演绎,构成20世纪中国哲学中运用逻辑分析方法的某种典范。贺麟的“新心学”在系统性上似乎比不上上述几位,但他的问题意识和富有远见的指向,使之齐列于本世纪一流的中国哲学大师之列而毫不逊色。 以上的五大哲人,群峰并峙,气象各异,构成了三四十年代中国哲学花团锦簇之春色的最亮丽处,他们代表了20世纪中国哲学前期发展的最高水平,是中国哲学专业化、学科化走向成熟的标志。这一时期的哲学内容,本体论和认识论已稳居于核心的位置,最重要的哲学家都试图构建自己的本体论系统,并且熟练和自如地运用着西方哲学的范式和方法,在中西思想的会通方面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除了主流的本体论哲学之外,其他分支领域和相近的学科,如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历史哲学与政治思想史、宗教研究等,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一批奠基性的著作和开山元老式的学者。这其中,汤用彤和吕微的佛学研究,朱光潜和宗白华的美学研究,都具有某种学术典范的意义,因而长久地影响着这些学科的发展及其走向。 四、 50年代后,中国哲学创造的繁荣时期为不断掀起的政治风暴所打断,在随后的30年中,哲学发展的道路曲折而艰辛,留下了许多沉痛的教训。先是专业哲学家无休止的自我批判和忏悔,冯友兰写了《新理学的自我检讨》,贺麟写了《两点批判、一点反省》,金岳霖也写了《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在这些文章中,哲学家们一个个上纲上线,毫不留情地痛骂自己。随后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对胡适、梁漱溟等人的政治围剿,更是声势浩大,迫使大部分弄哲学的人都下了水。经过一系列的旨在破旧立新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运动之后,哲学界的思想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一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违背的思想学说均遭到清除,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等政治大帽子而不断地遭受敲打、一点一滴地洗涤。强大的政治压力和严密控制下的文化体制,扼杀了一切具有思想创造意义的哲学活动,真正的哲学家没有了,只剩下大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和宣传者。作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思想主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和生机勃勃的研究也陷入了僵局,马克思主义被严重的教条化了,斯大林式的教科书体系雄霸哲坛,全国从上到下只剩下一种哲学模式,只能听到一种“哲学”的声音。在三四十年代,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哲学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哲原理中国化,同时也复活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所以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50年代后,随着意识形态的不断纯化和强固,马克思主义哲学却遭到了严重的歪曲,它的人学本质被抹杀,极为丰富的思想被狭隘成了几个干巴巴的教条,创造性的精神活力丧失殆尽,哲学最终沦为了现实政治的玩偶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工具。到十年动乱期间,封建法西斯主义横行,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不分古今,无论中西,均遭受到无情地毁坏和践踏,这时的哲学界更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哲学可言了。 这一时期流寓港台海外的一批中国哲学家,相对来讲,有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和稳定的工作条件,所以能不间断地从事哲学思考和著述活动,创造出了一些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成果。这其中,尤以港台新儒家诸哲的成绩显赫,影响也最大。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均是熊十力先生的弟子,所以他们的学术工作和三四十年代的哲学有明显的延续性。唐君毅学术堂屋甚广、哲学视野开阔,在比较哲学、道德哲学、文化哲学和中国思想之现代诠释方面,均有重要的建树。他晚年的集大成之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以“三向九境”的大会聚、大融通,构筑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唯心论系统,可能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中最为庞大的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哲学体系。诚如其学生吴森所说:“从他的哲学使我们可以发现对东方与西方的空前全面的综合。”牟宗三是迄今为止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中国哲学家之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对中西哲学的比观与融合,以及原创性极强的哲学体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近十来年的学术论辩中,牟宗三始终是中国哲学话题的焦点之一,正像傅伟勋所说的:“牟先生是王阳明以后继承熊十力理路而足以代表近代到现代的中国哲学真正水平的第一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课题也就关涉到如何消化牟先生的论著,如何超越牟先生理路的艰巨任务。”〔10〕徐复观相比较而言,更具有思想家的气质,敏锐而仗义,是一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他对形而上哲学兴趣不大,所以并无严密体系的着意建构,著述参差而散。除了新儒家之外,诗哲方东美、自由主义者殷海光、佛学大师印顺、士林哲学中坚罗光,也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对20世纪的中国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五十年代后的中国哲学,最重要的时代背景就是两岸三地的离散,在紧张的政治对峙和意识形态激烈冲突的氛围之中,哲学话语往往荒腔走板,哲学家说了许多非哲学的话,做了许多和哲学无关的事。两岸的长期隔绝也使得话语场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夹层,同是中国哲学,但言说方式和思考理路,甚至用语,都出现了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最令人担心的。政治上的短暂分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上的裂散,只要中国文化的凝聚态保持坚强有力,任何分裂的图谋终究是不能得逞的。 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又焕发了勃勃生机,一扫30年死气沉沉的阴霾,而进入到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这2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绩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中国哲学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将左倾路线所带来的蒙昧主义、唯心主义、专制主义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解放思想,激发起了人们从事哲学思考和理论探索的勇气,麻木的心灵开始复苏了。尽管这个开端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但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哲学来说,仍不失为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随后的人道主义大讨论和《手稿》热,进一步冲破了僵化的政治教条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所谓哲学的党派性原则受到了根本的质疑,哲学的政治化标准开始瓦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学术化的取向日渐占了上风,从马恩的经典著作而不是领袖的意志和某些理论程式来解释和探索问题逐渐成为学者的共识,各种理解和观点都可以畅所欲言、展开争鸣。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人学研究等,先后形成热潮,具有相当大的学术规模和容量,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学说和理论观点也潮水般地涌来,像法兰克福学派和卢卡奇等人的思想,不仅为人们所熟悉,而且被自觉地运用到各种新哲学系统的建构当中。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和繁荣之外,一批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主要观点影响的哲学家也开始创立自己的学说。如李泽厚的人类学本体论,坚持以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现实生活为体,以“工艺社会结构”为本,强调客观的历史规律,明显承袭历史唯物论之余绪。但当他回到美学、走近康德,大讲人类内在的心理结构时,却又引向一种情感本体。“情本体”赋予自然以生息,使宇宙感情化,外在的客观描述、规律揭示、理论架构反而都显得不重要了,本体就成为某种当下的感受。这套情本体论显然超出了马哲的论域,而是李先生自己的创造。冯契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是贯通中西的学说,既深受马哲基本原理的影响,又试图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挖掘出民族性的智慧。他晚年所著“智慧说三篇”,实际上是将三种资源作了高度的融汇: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体系;二是西方的逻辑经验论,也间接继承和光大了乃师金岳霖先生的学问;三是中国古代儒、道各家哲学中的重要思想。 更直接地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各种理论系统中寻找滋养,为治中西哲学史的学者所采用。张岱年针对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提出了得到普遍响应的综合创新说。他将自己30年代就已主张过的文化创造主义和辩证唯物论旧说翻新,结合中西哲学会通之路几十年来所得到的经验和教训,强调中西哲学的互补和合则两美,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性原则。肖楚夫反思中国哲学近代发展的道路问题,重新提出了启蒙解释说,从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的角度分析20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汤一介借鉴西哲的认识论学说,试图从范畴概念的分析入手,来建立中国哲学思维结构的现代诠释系统;又大力提倡“中国解释学”的探索,将古老传统引向现代性的论域。庞朴着力追寻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从古史考辨和文化人类学的启示获得灵感,展示出古代儒家和古代道家哲学智慧的源头活泉。张世英则在相当深入的层面上,将中西哲学的资料化约为可资比照的问题,将中西哲学比较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代表了目前从哲学问题而不是从一般的文化层面来进行中西比较的最新趋势。张立文通过弘扬中华文化的和合精神,而提出了创建“和合学”的系统构想。 近20年的另一个大转变是两岸三地学术的交融,对外开放,给中国哲学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经过30年天各一方的隔绝之后,中国哲学作为民族大团结的符码重新得到了整合,相互交流,互动互惠,已成大势。海外新儒学在第二代人物形而上体系建构已达其极的情况下,又开始向其他的领域拓展,并且日益活跃在国际学术的前沿地带。杜维明无疑是当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他的第三期儒学发展的构想曾顷动一时,声扬海内外;启蒙反思、文化中国、文明对话等议题,也先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刘述先是当代新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他对新儒学发展历程所作的总结和展望,以及对当代西方思潮的积极回应与吸纳,都给新儒学的发展增添了重要的活力。除了新儒家人物之外,海外的华裔学者以开阔的视野和得天独厚的条件,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建设作出了许多原创性的贡献。如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唐力权的“场有哲学”等等。 20世纪的中国哲学在经历了欢欣与痛苦的种种曲折艰难之后,今天终于迎来了它最为辉煌的前景。当利科尔、哈贝马斯等当代哲学大师的身影出现在北大的讲台上时,不禁令人想起五四时代的杜威、罗素。和国际哲学界的紧密联系与频繁交往象征着中国哲学的开放与活力,预示着它的创造性的美好未来。当哲学家们勇敢地从事思想的探险,百无禁忌,一凭真理,说自己想说的话,有独辟蹊径之志,存创立学派之想,那么中国哲学的再度繁荣也就为时不远了。注: (1)日本哲学家西周在《百一新论》(1874年)中首次使用了“哲学”一词翻译Philosophy,之后日本学术界迅速流行。可能过了25年左右,才渐渐影响到中国。在江南制造局译书馆(当时是最大的译书机构)1899年印行的《东西学书录》上,哲学类译著尚用“理学”之名,到1904年印的《译书经眼录》才改为“哲理”类。文廷式是当时与日本学术界交往较深的人物之一,他写于1900年前后的《纯常子枝语》一书有四、五处探讨及哲学的译名问题,所据皆为日人著作。大约在1902——1905年间,围绕学术分类和学堂章程等,就哲学概念的合法性问题,在保守的文化大员和开放的知识人之间曾有过种种辩论,背景均与日本学术界有关。 (2)大约有三种不同的基点和叙述模式:一是长期居于权威地位的官方话语,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线,围绕这一核心来选取材料,展开讨论。二是以西方哲学的进入和影响作为基本的线索,用西哲的范式和观念系统来清理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所走过的道路。三是较具本位色彩的表达,强调“中国的”哲学,而努力追求一种历史的延续感,把传统的资源及其现代转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而叙事带有强烈的民族性。当前哲学界的三拨人马(马哲、西哲、中哲)基本上是各执一端,按照自己熟悉的套路和运作惯性来描述百年中国哲学的历程,所以讲的内容往往有很大的不同。 (3)十多年前,我曾提出过“四大哲人”之说,即认为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贺麟是三四十年代自创体系的中国哲学家当中最为杰出的代表(见《熊十力与中国现代哲学》一文,载《东西方文化评论》,深圳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现在看来,遗漏掉张东荪是很大的缺憾,应该说有“五大哲人”,而不仅仅是四位。在编选《百年中国哲学经典》(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时,我们已将张氏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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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大人过司考

中国最出色的宰相当然是周恩来总理! 全世界公认的, 你能说他不是吗?

我大致看了看, 也同意大学所列举的那些贤相, 也很佩服他们! 我找了找, 找到了一个你也未必听过的, 看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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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要减肥

史上名相 管仲 田单 魏冉 商鞅 吕不韦 李斯 萧何 曹参 周勃 曹操 诸葛亮 陆逊 王猛 谢安 房玄龄 杜如晦 狄仁杰 姚崇 赵普 寇准 王安石 司马光 文天祥 陆秀夫 于谦 张居正 李东阳 方孝孺 谢迁 刘统勋 张廷玉 纳兰明珠 索额图中国宰相列表春秋战国管仲 伍子胥 商鞅 张仪 魏冉 范雎 吕不韦 秦朝王绾 李斯 冯去疾 赵高西汉高帝朝萧何惠帝朝 曹参 陈平 王陵高后朝 审食其 文帝朝 4人 周勃 陈平 灌婴 景帝朝 4人 陶青 周亚夫 卫绾 刘舍 武帝朝 13人 卫绾 窦婴 许昌 田鼢 薛泽 公孙弘 李蔡 庄青翟 赵周 石庆 公孙贺 刘屈牦 田千秋 昭帝朝 霍光(以大将军、录尚书事总理朝政 ) 4人 田千秋 王&211; 杨敞 蔡义 宣帝朝 霍禹、霍山(霍光死后以大将军、录尚书事总理朝政,前66年被杀 ) 5人 韦贤 魏相 丙吉 黄霸 于定国 元帝朝 史高、萧望之 2人 韦玄成 匡衡 成帝朝 王凤、王音、王商、王根、王莽 王商 张禹 薛宣 翟方进 孔光 哀帝朝 师丹、傅喜、丁明、傅赏、韦赏、董贤:以大司马、录尚书事总理朝政 朱博 平当 王嘉 孔光 马宫 平帝朝 王莽:平晏 新朝王莽 王寻 张邯 更始刘玄 刘演 刘赐 李松 东汉 光武朝 邓禹 吴汉 王梁 宋弘 伏湛 侯霸 李通 马成 韩歆 窦融 戴涉 蔡茂 朱浮 刘隆 杜林 张纯 玉况 赵熹 冯勒 冯鲂 明帝朝 赵熹 冯鲂; 虞延 郭丹 范迁 伏恭 牟融 周泽 邢穆 王敏 鲍昱 章帝朝 赵熹 牟融 鲍昱 第五伦 桓虞 邓彪 郑弘 宋由 袁安 任瑰 和帝朝 窦宪 宋由 袁安 任瑰 丁鸿 尹睦 刘方 张酺 张奋 吕盖 韩棱 巢堪 张禹 徐防 鲁恭 陈宠 殇帝朝 邓骘 张禹 徐防 陈宠 梁鲔 尹勤 安帝朝 邓骘 张禹 徐防 鲁恭 梁鲔 尹勤 周章 张敏 夏勤 李修 刘恺 司马苞 马英 袁敞 李郃 陈褒 杨震 刘授 刘憙 冯石 阎显 顺帝朝 梁商 梁冀 刘授 刘憙 冯石 李郃 陶敦 朱宠 朱伥 刘光 许敬 张皓 庞参 王龚 刘崎 孔夫 黄尚 王卓 郭虔 刘寿 桓焉 赵戒 赵峻 胡广 李固 冲帝朝 梁冀 赵戒 赵峻 胡广 李固 质帝朝 梁冀 赵戒 胡广 李固 桓帝朝 梁冀 赵戒 胡广 李固 袁汤 杜乔 张歆 吴雄 黄琼 房植 尹颂 韩演 孙朗 祝恬 盛允 虞放 种皓 刘矩 刘宠 杨秉 许栩 周景 陈蕃 刘茂 宣酆 灵帝朝 窦武 胡广 陈蕃 刘矩 刘宠 许栩 周景 宣酆 王畅 闻人袭 刘嚣 许训 郭禧 桥玄 李咸 来艳 宗俱 袁隗 杨赐 段颎 唐珍 陈耽 刘逸 刘宽 陈球 孟戫 张颢 袁滂 袁逢 刘郃 张济 许戫 邓盛 张温 崔烈 张延 许相 丁宫 曹嵩 樊陵 马日磾 刘弘 刘虞 何进 献帝朝 董卓 刘虞 杨彪 黄琬 荀爽 赵谦 种拂 马日磾 淳于嘉 王允 皇甫嵩 周忠 朱俊 赵温 张喜 曹操 曹丕 三国 蜀汉 昭烈帝朝 诸葛亮 后主朝 诸葛亮 蒋琬 费祎 董允 吕乂 姜维 陈袛 董厥 樊建 诸葛瞻 孙吴 大帝朝 孙邵 顾雍 陆逊 步骘 阚泽 朱据 废帝朝 诸葛恪 孙峻 孙綝 景帝朝 孙綝 濮阳兴 末帝朝 濮阳兴 陆凯 万彧 张悌 曹魏 文帝朝 贾诩 王朗 华歆 钟繇 夏侯敦 曹仁 曹休 曹真 明帝朝 王朗 华歆 钟繇 曹休 陈群 董昭 卫臻 陈矫 韩暨 崔林 曹宇 曹爽 司马懿 齐王朝 孙资 刘放 卫臻 曹爽 司马懿 满宠 蒋济 赵俨 高柔 王凌 孙礼 司马孚 司马师 郑冲 高贵乡公朝 司马孚 司马师 司马昭 高柔 郑冲 卢毓 诸葛诞 王昶 元帝朝 司马昭 王昶 王观 王祥 钟会 邓艾 何曾 荀顗 司马望 司马炎 西晋 武帝朝 贾充 王沈 裴秀 荀勖 武陔 羊祜 李熹 司马伷 司马圭 司马亮 司马晃 司马泰 王业 李胤 卢钦 山涛 刘毅 王浑 胡奋 朱整 卫瓘 魏舒 杨骏 杨珧 惠帝朝 杨骏 杨珧 华廙 王浑 荀恺 何劭 卫瓘 张华 裴頠 王戎 王衍 崔随 乐广 羊玄之 荀藩 司马亮 司马晃 司马泰 司马彤 司马繇 司马越 司马伦 司马颖 王湛 高光 怀帝朝 司马越 王衍 高光 荀藩 和郁 郑球 傅袛 山简 刘暾 曹馥 愍帝朝 索綝 司马保 司马睿 东晋 元帝朝 王导 王敦 刁协 司马羕 周顗 荀菘 王邃 纪瞻 荀组 明帝朝 王导 陆晔 司马羕 荀菘 纪瞻 郗鉴 卞壶 邓牧 陆玩 诸葛恢 戴邈 成帝朝 王导 苏峻 祖约 庾亮 庾冰 何充 孔愉 王舒 王彬 褚翜 陆晔 司马羕 荀菘 纪瞻 郗鉴 卞壶 邓牧 陆玩 诸葛恢 康帝朝 庾冰 何充 诸葛恢 蔡谟 顾和 穆帝朝 何充 诸葛恢 蔡谟 顾和 顾众 谢尚 周闵 江斑 司马昱 王彪之 哀帝朝 桓温 司马昱 王彪之 王述 废帝朝 桓温 司马昱 王彪之 王述 简文帝朝 桓温 王彪之 孝武帝朝 桓温 王彪之 谢安 谢石 谢玄 谢琰 王劭 王蕴 王珣 陆纳 司马恬 司马道子 安帝朝 司马道子 司马元显 桓玄 王国宝 王珣 王雅 王谧 何澄 孔安国 孔靖 孟昶 桓谦 谢琨 谢裕 刘柳 刘耽 袁湛 刘道怜 王弘 司马德文 刘穆之 徐羡之 刘裕 恭帝朝 徐羡之 刘裕 南朝刘宋 武帝朝 徐羡之 傅亮 少帝朝 徐羡之 傅亮 谢晦 文帝朝 徐羡之 傅亮 王弘 王敬弘 郑鲜之 江夷 殷景仁 王球 刘宏 何尚之 褚湛之 徐湛之 王僧达 刘恢 刘义康 刘义庆 刘义宣 刘义恭 孝武帝朝 刘义恭 何尚之 褚湛之 刘延孙 刘秀之 王僧达 萧思活 刘遵考 刘宏 戴法兴 柳元景 刘恢 前废帝朝 刘义恭 刘祎 刘昶 柳元景 颜师伯 明帝朝 谢庄 刘祎 刘休仁 刘休范 王景文 蔡兴宗 袁粲 褚渊 后废帝朝 王景文 蔡兴宗 袁粲 褚渊 刘秉 王僧虔 萧缅 萧道成 顺帝朝 袁粲 褚渊 刘秉 王僧虔 王延之 柳世隆 何戢 萧道成 南齐 高帝朝 褚渊 萧嶷 王俭 王延之 萧嵩 武帝朝 王俭 王延之 萧嵩 李安民 王奂 柳世隆 萧嶷 萧晔 萧子良 郁林王朝 萧子良 王晏 谢胐 徐孝嗣 萧鸾 萧锵 萧铄 海陵王朝 萧鸾 萧锵 王晏 徐孝嗣 萧子懋 萧子明 萧钧 萧铉 沈文季 何胤 明帝朝 王晏 徐孝嗣 萧铉 沈文季 萧昭粲 东昏侯朝 沈文季 徐孝嗣 江祏 王亮 王莹 任昉 萧昭粲 萧坦之 萧惠休 萧遥光 萧懿 和帝朝 王亮 王莹 任昉 萧颖胄 萧衍 南梁 武帝朝 沈约 范云 谢胐 王亮 王莹 王志 萧秀 萧憺 柳惔 王份 袁昂 夏侯详 王茂 王暕 张稷 张充 柳仲礼 张缵 徐勉 何敬容 谢举 王骞 王克 朱异 萧宏 萧樽 萧伟 萧伦 萧渊藻 侯景 简文帝朝 王克 柳仲礼 萧会理 萧恪 侯景 元帝朝 张绾 王褒 王僧辩 萧恪 敬帝朝 王冲 王通 王劢 王僧辩 陈霸先 南陈 武帝朝 王通 沈众 文帝朝 王通 王劢 谢哲 到仲举 王固 沈君理 陈顼 废帝朝 陈顼 王通 谢哲 到仲举 袁枢 沈钦 宣帝朝 袁简懿 沈钦 徐陵 谢嘏 袁宪 张种 王劢 王玚 沈君理 周弘正 陆缮 陈伯固 陈伯恭 王克 孔奂 后主朝 陈伯恭 陈伯智 陈叔卿 袁宪 徐陵 谢伷 蔡征 姚察 江总 十六国 前秦 王猛 北朝 北魏 道武帝朝 长孙嵩 拓跋仪 拓跋遵 崔逞 崔宏 拓跋嗣 明元帝朝 长孙嵩 拓跋屈 崔宏 崔浩 奚斤 拓跋焘 车路头 王洛儿 卢鲁元 太武帝朝 长孙嵩 崔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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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十五人 李固言 李石 杨嗣复 李珏� 崔郸 牛僧孺 崔珙 李德裕 陈夷行 李绅 李让夷 崔铉 杜悰 李回 郑肃 宣宗朝 宰相二十三人 李让夷 李绅 郑肃 李回 白敏中 韦琮 崔元式 李德裕 卢商 马植 周墀 崔龟从 任铭 魏扶 令狐绹 裴休 魏谟 崔慎由 郑朗 萧邺 刘瑑 夏侯孜 蒋伸 懿宗朝 宰相二十一人 令狐绹 白敏中 萧邺 夏侯孜 蒋伸 杜审权 杜悰 毕諴 杨收 曹确 高璩 萧置 徐商 路岩 于琮 韦保衡 王铎 刘邺 赵隐 萧仿 崔彦昭 僖宗朝 宰相二十三人 萧仿 崔彦昭 郑畋 卢携 王铎 李蔚 郑从谠 崔沆 豆卢瑑 王徽 裴澈 萧遘 韦昭度 郑昌图 杜让能 孔纬 张浚 韦保衡 赵隐 刘邺 裴坦 刘瞻 刘崇望 昭宗朝 宰相二十五人 韦昭度 孔纬 杜让能 张浚 刘崇望 崔昭纬 徐彦若 郑延昌 王抟 崔胤 李溪 陆扆 孙偓 郑綮 朱朴 崔远 裴贽 裴枢 王溥 独孤损 柳璨 陆希声 苏检 卢光启 韦贻范 哀帝朝 宰相六人 裴枢 独孤损 崔远 柳璨 张文蔚 杨涉 五代后梁 太祖朝 张文蔚 杨涉 薛贻矩 韩建 于竞 张策 赵光逢 杜晓 敬翔 郢王朝 赵光逢 杜晓 敬翔 末帝朝 赵光逢 杜晓 敬翔 姚洎 于竞 郑珏 萧顷 李琪 后唐 庄宗朝 豆卢革 卢程 赵光胤 韦说 明宗朝 豆卢革 韦说 郑珏 任圜 冯道 崔协 王建立 赵凤 李愚 刘昫 闵宗朝 陈兴云 刘昫 李愚 末帝朝 刘昫 李愚 卢文纪 姚顗 张延朗 韩昭胤 马胤孙 冯道 后晋 高祖朝 冯道 赵莹 桑维翰 李嵩 和凝 出帝朝 冯道 赵莹 桑维翰 李嵩 和凝 刘昫 冯玉 景延广 后汉 高祖朝 苏维吉 苏禹圭 窦贞固 李涛 隐帝朝 苏维吉 苏禹圭 窦贞固 李涛 杨邠 冯道 后周 太祖朝 冯道 苏禹圭 窦贞固 王峻 李榖 范质 世宗朝 范质 李榖 景范 王溥 魏仁浦 恭帝朝 范质 王溥 魏仁浦 北汉 世祖朝 郑珙 赵华 睿宗朝 赵华 卫融 赵弘 郭无为 张昭敏 少主朝 郭无为 张昭敏 英武帝朝 郭无为 刘继文 刘继颙 李恽 前蜀 高祖朝 王宗佶 韦庄 张格 王锴 周庠 庾传素 后主朝 张格 王锴 周庠 庾传素 许寂 后蜀 高祖朝 孟仁赞 赵季良 后主朝 赵季良 毋昭裔 张业 李昊 徐光溥 范仁恕 欧阳迥 吴 高祖朝 徐温 严可求 徐知诰 睿帝朝 徐温 严可求 王令谋 宋齐丘 徐知训 徐知诰 徐知询 徐景通 徐景迁 徐景遂 徐景达 南唐 烈祖朝 宋齐丘 张延翰 张居咏 李建勋 徐玠 李景遂 元宗朝 宋齐丘 张居咏 徐玠 周宗 李建勋 李景遂 李景运 冯延巳 杜昌业 常梦锡 孙晟 钟谟 严续 游梦言 殷崇义 李弘冀 李从嘉 后主朝 严续 游梦言 殷崇义 南汉 高祖朝 赵光裔 杨洞潜 李殷衡 倪曙 刘浚 赵损 王定保 王翻 殇帝朝 赵光裔 杨洞潜 刘浚 刘弘昌 中宗朝 刘浚 王翻 刘弘昌 刘弘杲 陈渥 黄琼芝 卢膺 后主朝 陈延寿 李托 钟允章 龚澄枢 闽 惠宗朝 王延禀 王继鹏 李敏 康宗朝 王延曦 叶翘 王倓 景宗朝 李敏 李真 王亚澄 杨沂丰 余廷英 李仁遇 李光准 福王朝 王继昌 潘承佑 楚 马賨 马存 高郁 吕师周 廖偃 姚彦章 许德勋 吴越 武肃王朝 钱元瓘 杜建徽 文穆王朝 杜建徽 曹仲达 沈嵩 皮光业 陆仁章 仰仁诠 许明 钱弘佐 忠献王朝 曹仲达 皮光业 仰仁诠 林鼎 郭师从 元德昭 吴程 钱弘倧 忠逊王朝 元德昭 吴程 钱弘俶 忠懿王朝 元德昭 钱弘亿 吴程 裴坚 吴延福 鲍修让 沈虎子 崔仁冀 钱惟浚 北宋太祖朝 宰相六人 范质 王溥 魏仁浦 赵普 薛居正 沈义伦 太宗朝 宰相九人 赵普 薛居正 沈义伦 卢多逊 宋琪 李昉 吕蒙正 张齐贤 吕端 真宗朝 宰相十二人 吕蒙正 张齐贤 吕端 李沆 向敏中 毕士安 寇准 王旦 王钦若 丁谓 李迪 冯拯 仁宗朝 宰相二十三人 王钦若 丁谓 冯拯 王曾 李迪 张知白 张士逊 吕夷简 王随 陈尧佐 章得象 晏殊 杜衍 贾昌朝 陈执中 文彦博 宋庠 庞籍 梁适 刘沆 富弼 韩琦 曾公亮 英宗朝 宰相二人 韩琦 曾公亮 神宗朝 宰相九人 富弼 韩琦 曾公亮 陈旭 王安石 韩绛 吴充 王圭 蔡确 哲宗朝 宰相十一人 司马光 文彦博 王圭 蔡确 韩缜 吕公著 吕大防 范纯仁 刘挚 苏颂 章敦 徽宗朝 宰相十二人 章敦 韩忠彦 曾布 蔡京 赵挺之 何执中 张商英 刘正夫 余深 王黼 李邦彦 白时中 钦宗朝 宰相七人 李邦彦 白时中 张邦昌 吴敏 徐处仁 唐恪 何&258; 南宋高宗朝 宰相十五人 李纲 黄潜善 汪伯彦 朱胜非 吕颐浩 杜充 范宗尹 赵鼎 张浚 秦桧 万俟卨 沈该 汤思退 陈康伯 朱倬 孝宗朝 宰相十八人 张浚 汤思退 陈康伯 朱倬 史浩 洪适 叶颙 魏杞 蒋芾 陈俊卿 虞允文 梁克家 曾怀 叶衡 赵雄 王淮 周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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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木震雷 1人参与回答 2023-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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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珠珠123999 3人参与回答 2023-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