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改革主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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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网络的到此一游

摘 要：供给主体多元化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政府应从过去的单一供给主体转为供给主体之一，与其他供给主体平等竞争。此外，政府作为供给主体，不仅要进一步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更应从制度和方法上对高等教育供给整体进行管理和监督，使其能够满足社会有效需求，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高等教育改革；公共产品理论；改革路径选择；供给主体多元化 公共产品理论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最初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它是为适应国家干预经济的需要而确立的，从理论上说明了政府行为是与市场经济活动融为一体的。所谓公共产品，是指在消费上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萨谬尔森对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是：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 高等教育，无疑是国家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天之骄子，也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希望之源。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发展和深化，许多问题也使得我们困惑不已，如扩招后教育教学质量的滑波问题、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等。面对社会的质疑，高等教育改革何去何从，业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高等教育作为一种适度规模下的公共物品（也有人称为准公共物品或者俱乐部公共物品），政府有义务、有责任利用看得见的手去介入、影响和校正高等教育改革的思路、路线和目标，使其向着有利于社会进步、国家强盛的方向发展。 一、基于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下的高等教育特征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不少进展，特别是高校扩招以来，大大增加了人们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有利于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促进了整个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1.高等教育的公共特质。不同教育性质的确认，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如厉以宁从供给主体和教育经费承担方式来看，认为我国现行教育产品有以下五种类型：具有纯公共产品性质的教育（如义务教育）、基本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教育（如政府投资提供的各类学校教育等）、具有混合公共产品性质的教育（如某个组织为自己的成员设立的学校或培训班等）、基本具有私人产品性质的教育和具有纯私人产品性质的教育。王善迈从教育属于非营利的公共部门出发，认为教育提供的是公共产品或混合公共产品，而不是私人产品；义务教育属于公共产品，非义务教育属于混合公共产品。劳凯生则认为，从教育非垄断性质、公共产品与市场的关系、产品的竞争性和可分性程度来看，教育这种公共产品可以进一步转化为私人产品或准私人产品。 高等教育属性的确认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政府是高等教育唯一的供给主体，且完全承担教育经费，此时的高等教育属于纯公共产品的范畴；第二阶段，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高等教育供给主体和经费承担方式的变化，使得高等教育的性质也相应改变，具有混合公共产品的特点，我们可称之为准公共产品。 所谓准公共产品，是指不严格遵守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即高等教育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是却可以轻易地做到排他。例如，高校向学生收取一定的费用，来为特定的群体提供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在一定的规模下（学生数量）具有良好的外部效应，但是超过一定规模后，必将发生拥挤效应，从而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数量和质量。因此，我们又可以称之为俱乐部产品。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具有公平性和正的外部效应。所谓公平性是指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它是面向社会全体成员的，每一个人均能够享受这种产品和服务。如早期的高等教育，通过公平竞争（高考）被择优录取的考生能够免费获得这种教育的权利；当前的高等教育同样需要通过公平竞争（高考），才能够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只不过教育经费不再由国家承担。正的外部效应是指个人获得高等教育之后，不仅个人受益，而且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如从知识传递的贡献来说，它对于提升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弘扬本民族文化、传播人类科技和文化知识、提高大众的民主意识等起着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高等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如表1所示。 2.高等教育的经济特质。高等教育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会产生巨大的效益。首先，个人精神层次的提升（精神收益）和社会文明程度的进步（社会收益）等等，这些无形的收益是无法具体测量和估算的。另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也具有相当的经济特质，具体表现为： (1)新的增长点。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拉动消费、扩大内需的手段乏力，什么才能够成为我们社会新的增长点？显然，高等教育无疑处于声名显赫的位置。这在世界经济和教育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多项调查表明，目前我国家庭储蓄的首选目标是用于子女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投资，正是这一具体国情强化和放大了高等教育的经济特质。 对此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博士早在1999年2月19日《经济学消息报》中就提出，若三年内使我国高校的招生量增加一倍，且新增学生一律实行全额自费，学费每年1万元，其他费用每年4—5千元，则届时高校每年可多收学费200亿，其在校消费约为40亿。再考虑这笔钱所带动的间接消费，用我国的投资乘数来计算，这240亿可拉动近1000亿左右的投资与最终消费。在笔者看来，此观点可信度多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高等教育确实能在短期内大大拉动国内消费需求，刺激短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居民具有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支付意愿和能力，这就使得高等教育成为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点有了可能。 (2)产业化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势头迅猛，特别是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高校扩招重大决策后，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据教育部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底，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在校生数211210万人，居世界首位。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是马丁·特罗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创立的，他分别将15％和50％作为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即将毛入学率低于 15％的高等教育称为精英教育，在15—50％范围之内称为大众化高等教育，而在50％以上称为普及化高等教育。我国巨大的高等教育需求和相关数据表明，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已到来，为此很多学者提出了高等教育产业化发展的口号。 所谓教育产业化，是指运用现代产业发展机制和管理方式推进高等教育办学主体多元化、办学方向社会化和办学投入产出效益化的过程。尽管教育产业化问题见仁见智，争论很大，但事实上，当前在我国还是有具体表现的——主要就是利用社会闲散资本兴建并经营大学城、职业院校、二级学院以及民办高校等，并允许营利的一系列行为。 二、政府在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的责任 作为高等教育供给主体之一，政府不仅需要在财政投入、制度和管理水平上努力提高，还需要强化市场意识，并在宏观上对高等教育领域进行全面的规范和引导。 1.加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构建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大财政投入，优化配置，整合各种教育资源，搭建强有力的高等教育平台，能够发挥显著的引领作用，从而有效地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稳定发展。以“211工程”和“985工程”为例，政府集中资源对部分基础好、水平高的高校进行重点建设，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模式的成功尝试。这两大工程很好地实现了通过重点建设进而推动整体发展的战略构想，较大程度改善了高校的办学条件，提高了高校培养高层次创新性人才和进行高科技开发的能力，一批重点学科已成为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主要基地。 2.不断调整知识结构和教育模式，满足社会有效需求。高等教育作为专业教育，直接为社会输送各类高层次人才和服务，因此必须与市场保持紧密的联系。而我国传统高等教育存在的与市场需求联系不紧密、办学模式封闭滞后等弊端，导致其不能及时准确地反映经济发展态势，无法满足社会有效需求的变化。因此，政府必须洞悉当前社会的需求发展态势，审时度势，不断对高等教育的知识结构和教育模式进行调整，从而引导高等教育保持正确的前进路线。 3.建立现代产权理念，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从产权理论的角度来看，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是我国高等教育取得快速发展的前提。政府和高校的关系并非不可变化，应该看到，由传统政府控制型向政府管理型转变应是高等教育改革目标之一。因此，建立现代产权理念，实现高校所有权和办学权的分离，使高校成为具有经营自主权的产权清晰的市场经济主体，既是重构政府和高校关系的契机所在，也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内在要求。 4,建立严格的准入、核查和激励制度。随着高等教育领域向社会（私人）资本开放，使得某些院校的办学规模、质量等指标没有一个严格而统一的标准。更有甚者，仅仅把高等教育当成自己的摇钱树，只重视自己的经济效益，一切向钱看，最终会导致我，国高等教育体系遭到社会的质疑，从而失去公信力。因此，政府首先应设立一定的门槛，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及配套措施，对高等教育供给主体进行资格审查，并在其提供高等教育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实行有效监督。其次应对其提供的高等教育产品进行全面评估和核查，保证质量，提高消费主体的竞争力。第三，建立合情合理的激励制度，通过诸如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或者其他市场化手段对提供优质高等教育服务和产品的供给主体予以奖励。 三、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困境分析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供给和需求的发展不平衡，单一的供给无法满足日益多样化、多层次的社会需求。高等教育资源的这种短缺具体表现在其供给数量的匮乏和供给质量的缺陷两个方面。 1.人口基数过大。随着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显旺盛。尽管近几年来，高等教育获得了快速壮大和发展，但相对于我国过大的人口基数，仍然显得有些供给不足。笔者参阅教育部相关数据，总结了我国2003。2006年的高考招生数据，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虽然2003—2006年高校招生名额增加了150万人，但是随着报考基数的增加，高考毛录取率却下降了6个百分点，因而2006年就有 420万人得不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可以预见在未来五年之内，毛录取比例在达到人口峰值之前还有可能下降，还会有更多人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笔者认为，庞大的人口基数是造成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之—。 2.低质供给和知识结构的错位。高等教育供给不足不仅包括数量上的供不应求，还包括质量上的低质供给以及知识结构上的错位，导致该资源供给无效或者低效，进一步加深了其供给不足的程度。 首先，由于消费高等教育资源的绝对数量不断增加，从而使得拥挤效应的发生率大大提高，出现了规模低效的现象，使得教育资源的消费质量大打折扣，主要表现在教师总量不足、组织管理水平落后、教学事故发生率（诸如旷课等）提高等方面。据有关部门对99所高校外语教师情况调查，周课时一般为14节以上，其中20 —29节的占教师总数的32％，30节以上的占％。而据研究外语教师周课时在8节左右最为适宜。班级教学规模膨胀过快，合班上课，一两百人上大课现象增多，教师组织教学难度加大，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3.高投入和低产出的矛盾。2006年8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了一项由8777人参与的调查，结果显示，％的受访者在谈到自己的大学生活时，都觉得“后悔”。高等教育的消费不仅具有抽象的精神收益，还有看得见的经济收益，因此我们就无法逃避对其投入产出进行比较分析，也就是说要看高等教育的回报率是否大于（或等于）预期。许多教育经济学家在一般教育投资和高等教育投资等方面作过深入的研究，也给出了不同的估算值。表3是关于不同收入国家对于不同类型的教育投资社会回报率及个人回报率的估算。 从表3可以看到，高等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无论对社会还是个人，都是非常高的。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不同国家高等教育投资的回报率随着其收入高低呈递减趋势，也就是说，收入高的国家，高等教育的回报率比低收入国家普遍要低。这说明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的收入越高，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将逐渐减低。换句话说，假定投入（不计机会成本投入）一定，抛开其他诸如知识结构、专业设置不合理等不利影响，当前中国对高等教育投资的产出是低于其预期水平的。 四、我国高等教育供给主体多元化的改革路径选择 由于高等教育的公共产品特性，供给高等教育的产品和服务成为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我国传统的计划指派特点以及人们对政府的强烈信任，更使得政府当仁不让地成为高等教育供给的核心力量。然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政府供给并不等于政府生产。政府供给。可以通过政府直接生产和委托社会（私人）部门生产两种方式来提供高等教育产品和服务。 1.政府直接生产。所谓政府直接生产，是指政府建立高等教育机构对高等教育产品和服务进行直接生产。根据我国历史现状，政府对高等教育的供给可以划分为两种形态：

12月21日上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应何厚铧邀请在澳门出席“2009两岸四地大学校长高峰会”。这次高峰会是在澳门回归祖国10周年之际，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主办、澳门大学承办的，来自内地和港澳台地区的近30位大学校长到会，围绕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展开研讨。 袁贵仁在开幕式上作了主题讲演，分析了当前世界高等教育的态势，回顾了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历史性成就，阐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形势下的机遇与挑战，展望了未来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思路。他指出，从现在起到2020年是我国教育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将努力实现高等教育发展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战略性转变，更加重视保证教育质量持续提高的有效机制，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使结构体系更为合理，办学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水平及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为把我国建成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知识贡献。 袁贵仁强调，当前内地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要在三个方面下更大的功夫。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深化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以培养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核心，鼓励高校进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验，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改革，依法明确政府管理高等学校权责，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积极鼓励支持和宣传推广成功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二要健全多元化人才评价体系，在政府主导下充分调动全社会积极性。建立科学的教育发展观、事业政绩观和人才质量观，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设置、运行方式进行宏观调控。明确政府、企业、社会和高校共同承担起人才培养、使用、激励的责任，建立多角度评价人才发展潜质的测评机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个体发展相协调。三要继续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终身学习机制。加大“985工程”、“211工程”建设力度，加强重点特色学科建设，加强中西部和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以终身学习理念为指导，搭建多层次多类型的人才成长“立交桥”，从有条件的地区做起，逐步建立弹性学习、工学交替，教师和企业科技人员相互兼职等制度，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袁贵仁高度赞扬澳门回归祖国10年来高等教育的可喜成就，对加强两岸四地大学合作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高等学校师生的交流，促进人才联合培养，取长补短，为造就更多的拔尖创新人才和学术领军人物而努力；二是充分发挥中华文化优势和四地高等教育资源优势，加强学术合作，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形成更多原创性、先进性的科研成果；三是进一步凝聚共识，搭建更多更好的交流合作的平台和载体，使两岸四地大学交流与合作常态化和规范化，构建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大学群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会后，袁贵仁会见澳门特别行政区新任行政长官崔世安，双方畅谈了对胡锦涛主席为澳门大学题词“爱国爱澳、博学笃行”的深刻内涵和深远意义，回顾了澳门回归祖国10年来同内地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历史，表达了遵循“一国两制”方针、深入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意愿。（实习编辑：刘艳艳）

浅谈高等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积淀，我国高等教育在世纪之交经历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跨越：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这个转变不仅圆了千万个家庭的“大学梦”，也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培养规模和水平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我国已经成为高校在校生人数居世界首位的高等教育大国。 作为高等教育来说，随着其 发展 速度不断加快，水平越来越高，高等教育的分工必然越来越细，分层越来越明确，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都以追求和发展自身的特色为荣。特别是在美国，有名闻全球的哈佛、耶鲁这样的常春藤名校或是一些名声稍逊的州立大学。由于它们各自明确了自身在整个高等教育分层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能够根据自身的情况尽可能地展示自身的特色。各高校对自身特色的不懈追求，恰恰体现了全美高等教育的特色，那就是趋异性越来越强。反过来，这种分层又进一步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着名高等教育学家克尔十分中肯地指出：各高校都应该根据自身条件来发展,“模仿将是毁灭性的”。可以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分层将越来越细，不同高校有必要根据自身特点定位于某个层次并尽显自身特色，形成百花齐放的高等教育格局，这也许是美国高等教育对我们的重要启示。� 在如何发挥我国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特色方面， 中国 当代高等教育学的奠基人潘懋元先生进行了深入的 研究 ，其基本观点便是明确各高校的定位，充分发挥各高校的不同作用和功能。他特别指出：如何引导全国高校分类发展 ，解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与单一化的发展目标的矛盾 ，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也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工作。类型划分是高校定位及确定发展方向的前提。而从高等教育的发展 规律 看，特色正是任何高校不断发展和繁荣的基本要求。特色化有利于构成各高校独特的人才市场体系；特色化是指高校在办学过程中对那些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符合教育规律，有利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特色”的自觉追求。而特色化的前提必然是高等教育的分层和各高校在分层基础上的合理定位。�� 新中国成立伊始，由于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短缺，我国高等教育仿照前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细化专业，大力加强专业人才培养，适应了当时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进入90年代后，我国则以西方（主要是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为蓝本来设计中国的高等教育。 学习 先进的高等教育理念是提高自身水平的大趋势。学习是深入领会其内涵和实质，并结合我们的具体国情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的前提。然而，我们现在却常常不顾国情、校情去竭力追赶世界一流高校。由于政府主导了高校自身的定位，导致资源配置严重不平衡，政府在资金投入上出现了多者越多、少者越少的“马太效应”。相应地，社会公共资源的配置也出现严重倾斜，各高校只有“力争上游”，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配置。� 这种“赶超”现象也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赶超情结”和“赶超思维定势”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反映。在国内一流高校追赶世界一流高校的浪潮中，国内许多二流、三流高校也忽视了自身的基础条件和办学水平，同样地追赶国内一流高校，形成了一股蔚为大观的追赶潮，因而出现了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径依赖”偏差，概括起来便是追求“高、大、全”。� 所谓“高”，就是不论什么类型的高校，都仰头望高，以北大、清华为追赶目标。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其实已经存在事实上的分层：首先是处于顶尖水平的，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985工程”大学；其次是“211工程”大学；第三是各省、市、自治区重点建设的大学；第四是省市共建、以地级市为主的地方性院校。这种分层是办学水平、投资方向、学校特色和发展趋势的集中体现。不同类型的高校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特色体现，都能够在符合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办成名校，成为一流，相互不可替代。� 然而，在求“高”的 影响 下，许多高校放弃了自身之长。例如，一些刚刚升本的学校明确提出要抓住重点，加大投入，在若干年内争取拿下硕士学位点，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若干年建设拿下博士点，导致最重要的本、专科教育质量急剧下滑。当这些目标短时期内无法实现时，许多高校便期望通过开展大规模的考研活动来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办学层次，成为名副其实的“考研基地”。� 所谓“大”，也是近年来许多高校片面追求的目标。这种“大”，一是体现在校园面积大。许多高校想方设法多征地，多盖楼，建造具有标致性意义的国际会议中心和超大型广场，建设豪华型校园等。为此，他们不惜大规模举债，美其名“超常规发展”。二是不切实际地扩大招生规模。由于学生人数迅速增加，师资力量匮乏，许多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都是若干个班级合在一起上课，甚至连专业课也是如此。这种“外延式”而非“内涵式”发展思路以外在数量的增加掩盖了内在质量的下降，数量越多，质量下降越快。 所谓“全”，就是不论哪个层次的高校，都以学科门类齐全为荣为乐。第一、二层次的高校以其特有的 影响 力和国家的行政干预，形成“名校+名校”的“强强联合”，迅速地将学科门类整合齐全，而第三、四层次的高校也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采取了这一方式，短期内变成了综合性高校，反正学科门类越多越好，越全越显得气派。一些过去颇具专业和学科特色的高校因追求学科门类齐全，即综合性，变得面目全非。 “全”的结果是面面俱到，但却是样样不精。 由于处在不同层次的高校都往“一流高校”这条“单行道”上行驶，并未各归其道、各安其位，从而造成严重“阻塞”，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内部的混乱，出现了同质化趋向，导致高等教育的投入产出失调，人才培养质量下降。 目前，这种层次不明、同质化趋向严重的现象培养了越来越多“雷同”的“产品”。自从1999年我国高校开始扩招以来，高等教育逐步从过去的“精英化”向“大众化”过渡并逐渐形成“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格局。数据显示，截止2004年，我国毛入学率为19%，处于世界上第60多位。扩招的结果也导致了就业难问题的出现，对于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不同层次高校人才培养的模式趋同、趋高，特色不明显。 以我国现有的较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中低端技术实用型人才的市场需要量很大。而趋高、趋同教育所培养的“产品”，面对市场多样化需求时无法找到匹配的工作岗位，只得被迫挤占更低职位的岗位，使求职者的满意度降低，进而出现广泛的不正常流动，频繁“跳槽”，导致用人单位不满，进而导致整个市场“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同时，他们的薪金期望也引发了整个社会工资水平上涨，使我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在这一点上，上个世纪60年代许多发展 中国 家高等教育出现的挫折和失败就是明证。� 社会需要的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人才。研制“神五”、“神六”的是人才，生产锅碗瓢盆的也是人才；设计汽车的是人才，在汽车工厂第一线进行操作的同样是人才，两者不可相互取代，也都不可或缺。只有前者而缺乏后者，人才的“链条”就会断裂。当高校培养的人才不能适合社会发展的多样化、多层次需求时，社会便会“持币观望”，高校的作用和影响就会逐步下降，无法彰显其足够的张力。� 高校应与社会发展相衔接，否则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导致数量的增长无助于发展。高等学校的教学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直接制约着人才培养模式，要改变人才培养模式，首先应当从改革学校的教学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入手。比如说实行学分制，学分制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教学管理模式，它致力于培养具有自觉主体意识的、高素质 “适应型的”创新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实行学分制可以使学生在选学规定课程的基础上，获得规定的学分，进入更高层的学习阶段，对修满学分的优秀学生可以提前毕业，有利于快出人才，提高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效率。为了给学生更多的时间、精力来自由选择课程，拓展其自由发展空间，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教学培养计划中应增加选修课的比重，压缩必修课。同时可实行文、理科的相互渗透，理工结合、专业交叉，打破专业壁垒，这样可以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解决社会与自然结合较密切的综合性问题的能力。加强学生应用实践能力的培养，对学生的考核应把考核知识和考核能力结合起来，全面衡量学生的能力。引导学生广泛地参与教学改革，注重学习知识的方法和能力的提高，注重参加各种科研活动，学会运用所学知识参加社会实践，有意识地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自学和科研的能力、独立工作和社会实践的能力。只有那些能够把科学知识同整个社会的生活紧密结合起来的人，才是有作为的人。专业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相结合，依据现有专业，建立起新型的高等教育制度，增开那些随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随第三产业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产业和行业所需的课程，增开那些适应科学技术综合化、一体化发展趋势的综合性课程，使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综合化。同时高等教育还要面向世界，按照国际化标准培养所需人才，采取加强高等教育协作的国际化战略，积极倡导各国联合创办高技术的大学和研究生院，交流高校管理经验，交流信息资料，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和合作项目，互派访问学者和留学生等，奠定向国际化办学模式的基础。只有建立开放式的办学体制，才能利用社会和国际力量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具有国际化标准的合格人才。新时期，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是德、才、识、学兼备的综合性人才，应该是有理想、有科学文化、有求实态度、有创新精神、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应该是促进社会向更高层次方向发展所需的人才。 所以，在社会需求多样化的今天，高等教育同样要走向多样化的道路。作为不同层次的高校，必须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所处的层次上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特色，当不同层次的高校特色得以充分体现时，其办学效益才能真正体现，自身发展才能具有可持续性。也只有当高校自身准确定位时，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的人才培养才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即具有“人无我有”的专业特长；各高校的毕业生才能根据自身情况和社会发展需要进行准确定位，形成多元化的知识结构和多元化、多层次的就业取向，进行错位就业，最终，人尽其才的局面才可能真正成为一种现实。

论高等学校办学类型及其分类 2009-02-06摘要：实行分类办学，促进高校多样化发展，不仅是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当前，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进一步加快，高等教育呈现出多样化、层次化、个性化发展趋势，面对新的发展趋势，如何科学合理地对高校进行分类，从而既有利于构建中国高等教育的合理的体系结构，又有利于发挥高等学校的办学积极性，直接关系到大学的科学定位和发展方向，关系到政府管理政策和大学评价标准的制定，关系到国家对教育资源公平合理的分配，关系到中国多层次、多类型、多样化高等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对我国各级各类高校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这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关键词：高等学校；办学；分类；发展一、高等学校分类办学的意义长期以来，在高等教育结构与体系研究中，高校分类办学既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又是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由于分类标准不同，对高校划分的结果也就完全不一样。根据专业的总体性质与结构，高校一般可分为综合类院校、理工类院校、师范类院校、单科类(农、医、林、水)院校；根据组织的基本职能与特征，高校一般可分为研究型院校、教学研究型院校、教学型院校和高职高专学校；根据办学质量与社会声誉，高校一般可分为国际一流、国内一流、省内一流、同类一流等院校。高校办学如何能找准自己的位置，科学分类是关键。自1999年我国高校连续扩招以来，在校学生人数激增，新升格的高校越来越多，盲目追求高层次、追求“综合化”以及新一轮的办学“大而全”的浪潮正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新热点。因此，如何尽快建立起中国高等学校的类型和层次划分标准，引导我国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等学校准确和合理定位，切实做到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并在自己的类型和层次上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如何通过政策架构和制度设计，构建起结构优化、层次清晰、分工明确、相互衔接的高等教育系统，形成精英型大学和大众型高校合理分工、共同发展的格局，有效扭转目前我国高校中普遍存在的分类不清、定位不明、特色不显、目标趋同、盲目升格、模式单一的不良局面；如何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结构整体上的优化，最大限度地提高高等教育资源的利用率，发挥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功能，从而既有利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又有利于创建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使我国高等教育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丰富多样的人才资源，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新世纪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深化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这也是近年来我国高校分类和定位问题越来越受到高等教育理论界与实际工作者密切关注的原因所在。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高等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创建一流大学”、“大学教育国际化”等口号提得越来越响，可谓是耳熟能详，然而何谓一流的大学？在强调大学国际化的同时，如何看待大学的民族化与地方化？我国的大学改革能否照搬欧美国家的大学发展模式？如何正确处理大学与政府、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确立大学科学的治理结构，推动大学制度创新？上述这些问题，分明地凸显出来，成为高教界甚至整个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因此，对高校进行科学分类，确立高校在整个社会系统和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准确位置，对于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深化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二、高等学校分类办学的原则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发展多元化、信息技术网络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增强，伴随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得到发展。2005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高等教育大众化不断向前发展。然而，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与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有所不同。欧美等国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是一个自发的进程，政府的干预较少，它是通过市场的作用，发展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扩展传统精英大学的路径得以实现的。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是在政府的计划、调控、管理之下推进的，依托的是扩大不同水平大学招生的规模和广泛兴办高职高专、独立学院、民办高校等各级各类高等院校。因而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过程，始终伴随其政策的选择与政策的贯彻执行，诸如规模与速度的调控政策、教育资金的投入政策、资源的开发与配置政策、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政策，等等。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如果我国的大学无视自身的职能与条件，统统追求“一流”与“卓越”，谋求“国际化”和“一体化”，不切实际地盲目攀比，既会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又可能导致大学丧失自身特色和优势，在盲目追求单一性高层次目标的过程中丧失自我。事实上，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层次、多方位、多样化的。我们知道，办学规模与办学特色并非总是呈正相关的，好的大学不止有一种模式，既有牛津、剑桥模式，也有加州理工学院、巴黎师范学院、梨花女子大学模式，唯有实行分类办学，促进多样化发展，高校最终才能办出特色和水平，从而树立自身良好的社会形象，提升学校的软实力，增强核心竞争力。高等学校实行分类办学，促进多样化发展，不仅是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那么，高校分类办学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呢？我们以为，高等学校办学分类，必须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必须以科学的教育发展观统领高校发展全局。在高校办学分类过程中，我们应当明确的是，作为类型划分，必须符合划分的逻辑规则；作为事业规划，必须具有可行性并为人们所认同。伴随高等学校内涵的更新和外延的扩展，高等学校的分类既要表现多样性，又要提炼出统一性；既要符合高等学校成长的内在逻辑，又要能反映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动态需要；既要符合高等学校的战略发展要求，又要有适应政府管理、社会评价的可操作性；既不能忽略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高等教育历史，又要满足国际统计数据的可比性。总之，高等学校的分类与定位，是一项极其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三、高等学校分类办学的方法目前，关于高等学校分类的方法，有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标准、日本的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方法、《中国大学评价》大学分类方法和《国际教育评价标准分类法》等，这些分类各有特点，有的突出了学科优势，有的体现了科研水平上的层次差异，由于分类的角度不同，因而分类的标准也就不止一个。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来看，高等学校的分类发展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自身提出的内在要求，而且是对高等学校管理者提出的挑战和必须做出的理性选择。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比较明确地提出“制订高等学校分类标准和相应的政策措施，使各种类型的学校合理分工，在各自的层次上办出特色。”1998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从法律上建立了包括高等教育类型、学业标准、修业年限、就学条件、实施原则在内的一系列重要制度，规范了高等学校的设立条件与程序，确定了高等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职责和相互关系等。1995年，国家教委开始在高等学校实施“211工程”，1999年教育部制订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从实践上为不同类型大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不论是《高等教育法》，还是其他教育政策法规，都没有明确我国大学的分类，该怎么分类，按什么标准分类，是由实践来自然划分，还是由政策明确规定？甚至是由政府强制制定？建国后院系调整，我国大量增设独立的单科学院，把高等学校分为三大类：综合性大学与多科性大学、单科性独立学院和应用性专科学校。这种方法目前已不能正确反映改革和调整合并后大学和学院的特色及内涵。“211工程”把高等学校分成了重点扶持和非重点对象。实施“985”计划后，又提出了研究型大学的概念。一般来说，进入“211工程”的学校大都是综合性大学，但是它不一定都是研究型大学。除了研究型大学外，其他上百所高等学校还应该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比如说教学型、教学研究型、高职高专等。此外，高等学校的类型还应该与它们的层次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世界各国高等学校大都也是按不同类型发展的，他们的类型结构有共同性，也各有其特殊性。如美国大学明确地分为五大类：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综合大学、文理学院、两年制学院、专业学校和其他专门机构。日本的高等学校分四类：大学、短期大学、高等专科学校、专修学校。一般来说，各国学校类型结构反映了各国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特征。世界各国高等学校的分类可以为我们所借鉴，但我国的大学发展分类，必须反映大学职能的本职特征，遵从高等教育规律。要从经济和社会发展入手，适应社会和国民全面发展的需要，依法分类；要依据学校的教育教学规律和教育内部规律，科学分类；要尊重大学的历史传统，发挥自身优势，突出个性特色，自主分类。在大学分类定位过程中，要充分体现时代性，具有前瞻性，注重现实性。因此，组织研究和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高等学校分类标准，是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一项紧要而迫切的工作。分类办学，科学定位，多样化发展，这是我国高等学校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参考文献：〔1〕傅林，胡显章.以科学发展观指导高等学校的分类与定位〔J〕.中国高教研究，2004 ，（12）.〔2〕曹赛先.大学分类中的几对矛盾〔J〕.中国高等教育，20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