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文关怀研究论文

医学生，具有高超的医术，是远远不够的，治病救人的前提，首先要有较高的医德，较高的社会责任感，这就是人文素养。古训“病家求医，寄以生死”。作为一个医学生，将来要做治病救人的工作，肩负千钧，事关生死，必须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这种医学专业素质简单的概括就是——仁心妙术，缺一不可。“仁心”并不仅仅表达一个医德的含义，“妙术”也不单单指医学上的知识与技能。他们是彼此渗透相辅相成的有机统一。也即，在正确的思想导向下，以良好的人文素养渗透于过硬的专业技术中，以使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能够更加有效地进行。医学不同于其他的自然科学，它的工作和研究的对象是人和人群。人不同于其他动物，不仅具有生物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我们若以简单机械的技术主义对待我们的病人即违背了事物运行的规律，这不符合医学工作的性质。早在上个世纪就有人提出医学模式需要转变，即由生物医学模式(bio-medical model)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bio-psycho-social medical model）。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已明显限制了现代医学的发展，成为当代医疗事业发展的瓶颈。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甚至经济、文化方面的人文知识，都成为新医学模式对我们医学工作者提出的更高层次的素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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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传播缺失人文关怀摘要:中国媒体正处于行政垄断与资本拉拢强弱转换的时代。一方面，行政垄断着媒体的运作；另一方面，广告商制约着媒体现实表明我国当代传媒对受众的确有了重新认识和重视，但客观地讲，传媒对受众现有的人文关怀与受众所需的人文关怀相比是相当微薄的，尽管它已经开始关注弱势群体，关心大众的生存状态。不可否认当代传播中对人文关怀的表达可以说既不充分又不深刻。主要原因在于传媒自我定位存在一个悖论，在理论上自知是大众的引导者和教育者，但在实践上却徘徊于颐指气使的钦差大臣和亦步亦趋、满脸堆笑的服务生之间，实际上这个悖论产生的根源是传媒心态浮躁，急功近利，对人文关怀缺乏理性思考，由此造成新闻理念的偏颇和肤浅。然而只有当传媒以真正的人文关怀即科学而理性的人文关怀为复归和基点时，才会正确地自我定位，才会具有最大的说服力与感染力，也才能最成功地完成引导和监督的责任。我国传媒在注入人文关怀、“突现人”的过程中走向了极端，在市场利益的趋势下，在传播中大量运用视觉新闻，极尽渲染之能事，强烈刺激人的感官，这种“不得不为了金钱而进行的精神活动，会使人感受到对完整的人的本质的否定。”这种传播是将受众仅仅看作自然的人、本能的人，对大众缺乏情感的疏导和理性的提升，显然这是对人的简单理解，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忽视，是有悖于人文关怀的原则的。从这个角度讲，当代传播对作为受众的“人”缺乏深刻的哲学把握。马克思曾就人的概念论述过：“‘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么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的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么他应该被看作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那种社会形式中的人，……那么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它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简言之，人的本质规定性包括自然性和社会性，有自身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人更重要的在于其社会性，作为社会活生生的人，必然会有理性和情感的矛盾，物质欲望和精神追求的矛盾，个人与其他社会人及与周围环境的矛盾，他们是种种矛盾的统一体。因此当代传媒要全面的看待人，要从人的本质规定性出发，实现对人的理智和情感、理性和非理性的全面尊重，真实客观地把外部世界呈现给受众，倡导回归人类真善美，树立起健康积极的社会观念体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的互助。当前媒体在对人的关怀中做得更多的是同情人、关爱人，但往往在这种所谓善意的关怀中随意侵犯他人隐私，忽视新闻人物和受众心理，对受众造成实质上的伤害。这种高高在上的同情和隔靴搔痒的关爱，让人感到更深的冷漠，与真正的人文关怀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真正的人文关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爱和善意的表达，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和空洞的泛爱精神，不仅仅是眼泪和同情，它所揭示的是平凡的人的内在的精神、品格、信念、理想和尊严，所弘扬的是蕴于其中的质朴、坚韧、善良和互助这些美德，而这正是人文关怀所坚守的人本身的真、善、美，这样一些道德价值的存在正是促进社会健康发展之必要。有一种叫作“新闻本位”的新闻观。执行这种观念的人，把事实、传播者、接受者、传播通道、新闻信息等看成新闻传播中的各个环节，而以新闻信息为本体。于是，新闻传播者在选择新闻的时候只是以事件是否具有所谓的“新闻价值”，即是否具有非常性和猎奇性、能否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能否引起轰动效应作为标准，甚至一味地迎合部分人的低级趣味，最终导致媒体品味的下降，也不利于社会风气的净化。诚然，新闻追求新奇，渴望引起轰动本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是，在这种新闻理念的指导下，新闻中最重要的因素“人”往往被忽略了，人们的眼睛只盯着事态的发展而无视扮演主体角色的人的感受。阅读（收看、收听）新闻的人们也只是一群充满好奇心的旁观者。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信奉一条原则：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这种夸张的说法无外乎是想强调新闻事件的新奇性。据说真有国外媒体曾报道过人咬狗的事件，且不说这个消息是真是假，单从事件本身来看，这则报道对当事人来说有何意义呢，难道从中他（她）能感受到社会的关怀而获得心灵上的安慰吗？相反，也许当事人从此会被别人当成疯子来对待！另外，这对广大的受众来说又有何意义呢？！难道他们因为获得了奇闻怪谈而感到真正的欢乐？或从中感悟到人生的意义或真谛？多半的可能性是长此以往受众的欣赏趣味会下降许多。我国新闻传播人文关怀精神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 人文关怀的泛化和简化。自上个世纪90年代文化界、思想界开展人文精神大讨论以来，“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文关怀”这些术语纷纷涌现，从社会精英阶层“下凡”到人间，几乎妇孺皆知。新世纪伊始，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后，“以人为本”、“人文关怀”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地泛滥开来，形成了“言必称关怀”的奇怪局面。人文精神、人文关怀被严重地泛化了。例如，对有些属于权力部门职权范围内的工作也大加颂扬，便是人文关怀泛化的一种表现。据《北京晨报》2005年1月6日报道，日前，河南省许昌市国税局原局长姜国仕被法院以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2年，姜国仕当庭对检察院表示感谢，因为在查案中，许昌市检察院充分体现出人文关怀和司法诚信。那么检察院是怎么做到“人文关怀”的呢？报道说，“在查案中，考虑到姜国仕年纪较大，有关节炎和高血压，检察院专门为他安排了一间较好的号房；天气凉了，检察官及时给姜国仕送去被褥、衣服。在搜查姜国仕家时，检察官严格区分合法财产和赃款赃物”。一位叫“气横西北谁人剑”的网民疑惑不解，在论坛上问道：“难道这不是检察院应该做的吗？如果不讲‘人文关怀’，在工作中就应当让一个上年纪的嫌疑人（不管他是贪污还是伤人）住‘较坏的’号房？就应该让他在天凉时无衣无被吗？就不去严格区分合法财产和赃款赃物？如果把这样的工作也叫做‘人文关怀’的话，那么公安局不打骂嫌疑人、监狱不虐待犯人、乡干部征税不抓人，不也可以叫作‘人文关怀’吗？自从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思想后，‘人文关怀’就迅速成为一个流行词。以前，每听到这个词，总让人感到一些温暖，可是现在随着它的被滥用，我们只感到乏味。”（新华网2005年1月6日）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已经习惯于没有关怀的生存环境了，现在有人“大发慈悲”施舍了一点“关怀”，我们反而受宠若惊，感叹社会确实进步了。若仅仅是普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倒也情有可缘，而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媒体却也在歌颂这些“宝贵的人文关怀精神”，难免让人觉得悲哀。（二） 对弱势群体的冷漠和歧视中国媒体正处于行政垄断与资本拉拢强弱转换的时代。一方面，行政垄断着媒体的运作；另一方面，广告商制约着媒体。这样一来，很大一部分消费不起，或者消费能力严重不足的弱势群体便被媒体遗忘了。这种情况首先表现在媒体留给社会弱势版面和频道太少，报道力度偏小。比如，对进城农民工的报道就很少，我们只能看到零星的、琐碎的报道，而且大部分报道范围也只停留在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问题上，对农民工整体生存情况没有作全面深入的调查，报道的层面很浅。对下岗职工和新失业群体也是如此。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很多（应该说是大部分）记者报道政府关怀困难群众的时候往往是跟在各级领导人送温暖的队伍后面，报道的重点不是弱势群体的困难，而是领导的关怀，处处突出党和政府的亲民爱民的形象，弱势群体的困难只是突出这一形象的辅助物。这种摆拍的矫揉造作的镜头、照片我们看见的还少吗？这是真正的关怀吗？我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可见，我们媒体还没有真正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放在重要的地位，这很显然是违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神圣职责的。另外，近年来媒体对社会黑暗面的报道很青睐，纷纷采取暗访、卧底的方式对社会底层的黑暗面大加揭露，执法队伍到哪儿我们的新闻记者就跟到哪儿。关于黑心棉、黑香肠、地下性工作者的报道层出不穷，甚至对乞丐、流浪人员有损城市形象也大张旗鼓地进行报道，而没有深入探寻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现象，难道仅仅是因为弱势群体贪财、无耻、没教养吗？最后，新闻报道的内容本身往往也漠视弱势群体。南京一家电视台的社会新闻栏目《服务到家》曾报道过一位农村老大爷身患怪病，需要不停地走，否则一停下来就会呼吸加重，甚至晕倒，连打吊针吃饭都要在行走中由家人帮忙才能完成。多方求医也无法治愈。节目报道这则新闻的时候不是从为这位老人想方设法治病的角度展开，而是以猎奇的眼光、调侃的语气报道新闻，新闻中所使用的背景音乐竟然是一首摇滚歌曲，并且将病人边行走边吃饭的镜头用快放式播放，似乎是记者编导们觉得那种样子很滑稽好笑。这真让人哭笑不得。再请看另外一家地方电视台的一则名为《市区开展清除整治算命、测字人员行动》的新闻：警车开到一栋大楼前停下，执法人员下车，走到楼前的一个算命摊，拉起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头吓得瘫坐在地上，苦苦哀求，而执法人员“义无反顾”地架起老头拖向十几米外的警车。其他执法者当场没收算命、测字工具，并焚毁。而这个身体瘦弱的老头嘴里一直在哀求：“我改，我改，放过我。”从这则电视新闻来看，很明显，电视台是站在执法人员一边的，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迷信活动，这当然有道理。但是，我们的记者有没有想过，老者那么大的年龄为什么不在家安享天伦之乐，却做出这等有伤风化的事情；老者的工具被焚烧后，他该如何生活下去；除这个老者外，其他从事迷信活动的人的情况又怎样；为什么现在文明社会中仍然存在大量的愚昧迷信活动。问题太多了，可有几家媒体认真思考过了？！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没有就此深入采访调查下去，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人太普通了，没有新闻“价值”。而这样的想法本身不就是对弱势群体的冷漠和歧视吗？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社会往往过多地强调个人服从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而无视个体生存发展的合法权利。（三） 对隐私报道不慎重通常情况下，隐私是指公民享有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1我国媒体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主要涉及公众人物和未成年的隐私。前者，比如著名电影导演冯小刚曾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破口大骂某娱乐媒体，原因是这家媒体公开刊登他家详细地址，以致他家屡遭陌生人上门骚扰，干扰了其正常生活。冯氏声称要诉诸法律手段加以解决。这是媒体侵犯“名人”隐私的典型事例。更严重的，有些媒体对去世的公众人物也不放过，对他们的死以及生前的情况捕风捉影、妄加猜测，不顾死者家属的痛苦，对其生前的私密信息恶意挖掘、大肆炒作。对歌星高枫之死的报道就是典型一例。这不仅是对死者及其亲人的不尊重，从根本上说也反映了社会对人的不尊重。另外，媒体对未成年的隐私保护也做得不够。关于未成年人的报道，正确的做法是未经当事人同意，新闻不得披露当事人的姓名、出生地、家庭住址以及一切可能推算出其真实身份的信息。还要注意不得暗含受指控的人与少年儿童本人关系的内容。例如，2003年1月20号，某报以《14岁少女身染五种性病》为题，报道一名尚未满14岁的女孩外出打工误入淫窟而身染五种性病的事件。报道中虽然使用化名，对图片也做了相应处理，但不经意间流露了一些相关信息，如事件发生地点、时间等，同样能让某些“有心人”比较容易地推断出当事人的真实身份。未成年人是弱势群体，他们无力保护自己的权益不受伤害。我们的媒体一定更要慎之又慎，不能对他们造成再次伤害。2其实尊重公民的隐私权是新闻媒体最起码的要求，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或者做得不当，那就更不要奢谈什么人文关怀了。（四） 灾难报道缺乏人性化关怀当前我国媒体对突发重大事件报道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一是隐情不报，认为灾难性事件容易给受众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害，报道会造成社会恐慌，等事件过去以后再报或者干脆不报。二是报道不及时、不充分，对一些重大事件迟报、缓报、简报，难以满足受众对事态发展的关切。媒体往往把灾情简单地表现为伤亡人数、财产损失、经济损失这些没有生命力的数字，这说明缺乏对生命的真正敬畏。三是过于注重从政府立场说话，灾难发生后不是把镜头对准正在忍受苦难的群众，而是大力渲染党和政府怎样关心受灾群众，社会各方怎样慷慨解囊，高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赞歌，把灾难的起因、发展、损失、灾情严重程度、灾民的情况却放到了次要的位置。四是采访报道方式不当，不顾受灾群众的感受，缺少对人的精神和感情的关怀。例如，“5、7”空难第一个黑匣子被打捞出水的情景被拍摄下来，被很多媒体所采用。照片显示，当黑匣子被打捞出水的时候，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虽然记录的是实情，但是我们在编辑的过程中有没有想到遇难者亲人看到欢呼的场面后会怎么想。还有的记者采访遇难人家属的时候，伸过话筒就问：谈谈您失去亲人的心情好吗？灾难新闻报道出现人文关怀缺失与错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层面的，也有现实利益的驱策，也有传统传播理念对人文关怀的漠视，还有缺乏理性约束，有的是技术上的失误，但归根到底还是传播者人文精神的缺失。比如满足受众知情权的问题，看起来似乎和人文精神无关，但是知情权是当代信息社会中的人的基本权力之一，因为信息是最重要资源，如果受众不能及时充分地获知应该获知的、与自身、他人、社会有关的重要信息，实在是媒体的重大失职。不夸张地说，满足受众知情权是新闻媒体首要的、最大的人文关怀。做不到这一点，其他再多的关怀都是多余。（五） 对女性的不尊重关于女性的新闻报道问题更多也更突出。概括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关于女性的报道数量很少，说明对女性的关怀不够重视。《人民日报》2000年3月要闻版涉及女性的报道仅占，而涉及女性问题的就更少。其次，对女性的形象定位有歧视。据2002年12月28日金羊网报道：华坤女性调查中心近期一项调查显示，有八成被调查女性认为“对女性的宣传报道娱乐性、生活性居多，而事业性少”，“女性处于弱者地位的题材多，强者形象少”，“有关妇女的新闻报道很难摆在国内重大媒体的显要位置”，而且“女性作为配角的题材多，作为主角的题材少”。第三，宣扬落后的贞操观。贞操观是男权社会所产生的帮助男性从肉体到灵魂上占有女性的精神枷锁。如今，这种落后的封建的贞操观仍然有市场。1997年，四川姑娘唐胜利因为不愿做三陪小姐而跳楼受伤致残。媒体抓住这个事件争相报道。但是有些文章不是强调她维护人权与尊严的可贵精神，而是她“宁死不做三陪女的刚烈行为”、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尚品格，说什么她“用献血维护自己的清白”。这些错误的思想导向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一时间，各地不断出现类似“唐胜利”的事件，很多妙龄少女落下残疾。媒体的责任太大了。第四，存在污辱女性的报道。其中最典型的言论莫过于什么“女祸论”。这原本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把朝廷腐败、民风败坏的责任推卸到女性头上的反动历史观。然而这种愚昧可笑的观念在如今的新闻报道中仍然存在，着实可悲。比如，很多媒体把政府官员腐败的原因归结到官员家属身上，报道为党组织一把手的妻子办学习班以培养“廉内助”的新闻。《大河报》还用了一个言词粗俗的标题：好女人是所学校，好干部老婆熏陶。甚至有的女性刊物都说：“一个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如何、廉政形象好不好，与其配偶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如果枕头风常吹，领导干部势必先替个人或小家庭打算，假公济私，甚至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多么荒唐的言论！3新闻媒体一般主要以事件本身是否具有传统的新闻价值来选择所要报道的新闻，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人反而被放到次要的甚至是无足轻重的地位。很显然，这违背了人文关怀的精神，也不利于社会和人的全面进步。总之，新闻不能只见事不见人。注释：1张宝新 ：《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72张菊样 ：《传媒应重视人文关怀——对当前某些新闻报道的反思》，《宁夏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3马守敏 ：《新闻报道中的性别歧视》，《新闻记者》2000年 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