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劳动关系论文

从九十年代末开始，中国的劳动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变化，而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又成为这一变化的推进器，人们尚未对许多问题考虑成熟，现实中的问题就已经摆在面前了。产权制度的改革必然导致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发生变更，亟需对劳动关系进行再构造、再调整，以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基于此，笔者将对当前形势下的劳动关系的变化及可能发生的问题作一透视，以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并希望促成整个社会形成共识。一、改制企业劳动关系现状企业用人自主权的扩大主要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围绕在新招工人中推行劳动合同制开始的。企业获得了对新招工人自主适应劳动关系的权利。九十年代初期的全员劳动合同制的改革，使企业的用人主体地位趋于成熟。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经营亏损的企业和微利企业消化不了本来依照合同就业的所有职工，在改制过程中出现了富余人员，即出现了所谓下岗现象。这一现象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来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统计数字，到2003年底，我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260万人，比上年底减少150万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职工下岗就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不解除劳动合同，保持劳动法律关系，但却无劳动过程和劳动内容的情况。企业总是在自己的内部先确定富余人员，在这些人员中开展所谓“双辞”即辞职和辞退。众所周知，企业人员长期以来流动性小，“裙带风”使许多企业人际关系复杂而微妙。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展“双辞”难度较大。同时，政府部门为了保稳定，促进就业，则强调企业对于富余人员内部消化。如江苏省淮安市企业改制工作方案规定：“企业改制后原企业职工合同签订不得低于85%.”事实上，企业要是真能消化掉原企业职工的85%以上，社会上也就不会出现如此多的下岗职工了。所以，企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裁减人员，减轻负担，轻装上阵，而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就成为一个阻力，且政府又要求企业必须安置原企业一定比例的职工，这就使得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处于两难境地。另外，按目前现有的法律规定，职工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即提出辞职的，基本上无社会保障。若企业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即提出辞退的，就要涉及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救济金等社会保障问题，形成对社会的一种压力。针对这种情况，江苏省淮安市企业改制工作方案中曾规定：暂时不能上岗的职工，在企业内部待岗，不得推向社会。从这里可以看出，内部待岗已成为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处分劳动关系的一种较为周到的过渡性措施，而事实上，这种措施并不符合我国《劳动法》的规定。《劳动法》中所规范的劳动法律关系构成要素是齐全的、实在的，并无存在劳动法律关系却无劳动内容的所谓“下岗”的规定。由此我们发现，职工和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已有所突破，即突破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劳动法律关系。它的最大特点是职工既不上岗并获得劳动报酬，又不进入在失业状态下的社会保障系统，职工游离于企业，其劳动法律关系处于一种模糊的不确定状态。企业效益转好，可以迅速回岗，企业效益转坏，也许就永远待岗。这种似乎属于中止的劳动合同关系便会在不知不觉中随时间的变化逐渐演变成这种关系的事实解除，或由职工明示解除即辞职。本应由政府部门监督和对职工进行的社会保障工作，就这样被企业慢慢地消化了。这不能不说是劳动法律制度的缺陷所致，整个社会和立法部门应当尽快对此加以解决。二、改制企业劳动关系变化之评述在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的今天，激烈的竞争不可避免地要优胜劣汰，企业经营状况的好转直接影响企业劳动力的资源配置，市场经济要求企业自主用人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所以说，如果企业确实到了需要精简人员的地步，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劳动制度改革的重点就在于改革用工制度，实行劳动合同制。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由国家对城镇劳动力统包统配的用工制度，人为地消灭失业。不仅劳动力的初次就业，而且劳动力就业后的流动都要纳入计划安排，双向选择的余地很小。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不是职业适应劳动者的偏好及特长，而是劳动者的偏好和特长要被职业所改造。要想改变自己的职业，通常要花很大的代价。依照计划就是依靠行政手段调整劳动者与企业保持终生不变的劳动关系，就终身保持固定身份，企业不能根据生产经营之变化自行吸收或辞退劳动者，劳动者即使从事非自己特长之工作，也难以改变。所以，这种用工制度不能灵活地适应企业在不同时期和条件下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企业缺乏择工自主权，需要的人难进，不需要的人难出，多余的人要包下来。对劳动者来说，也易造成人才的浪费，不达“人尽其才，合理使用”之原则。所以，劳动制度必须随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改革。劳动合同制为较为合理的选择，他通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确定双方的劳动权利义务关系和责任，同时，劳动合同也成为产生劳动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随着党的十六大精神的贯彻实施，企业还要进一步淡化和解除与政府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将属于微观经济领域的企业自主权还给企业，其中当然包括企业的择工自主权，政府对企业只进行宏观管理。企业改制着重改的是产权制，将原来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实行以产权拍卖、出售转私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为主要形式的转制。近几年来，全国各地企业产权转让的交易量增长速度快，企业并购消息频传，且私企并购国企的势头亦增。有的企业转让成为股份合作制形式，内部职工成为企业的主要买家。由此看来，产权交易成为企业行为，必将成为未来发展的方向。如此改革的气势，也必将使原来的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发生变更，需要进行再构造，从而确定一种基于原劳动合同关系的新型劳动关系。但这种新型劳动关系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目前，在私营企业主与劳动者之间，虽然在改制初的一定时期内保留和安置大部分原企业职工，但这只是政府在改制初为保稳定的权宜之计，本质上仍属于行政干预。所以，以往含有管理与被管理因素的劳动合同关系，实际上面临着随时被解除的可能，这也成为劳动争议案件逐年增多的原因。我国劳动法虽未明确规定辞退概念，但却容忍在一定条件下企业单方解除合同，职工在企业的工作能力主要由企业评判，故劳动关系仍不安定。再说，私营企业即使不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其劳动合同关系也由原本带有行政性因素的关系变成了单纯的劳动力买卖合同关系。企业主不可能在正常情况下与劳动者保持无劳动内容的劳动关系，股份合作制企业职工的所认股份，往往只是取得签订劳动合同资格的条件，一般其股份并不能形成市场竞争优势，其股东地位与作为劳动者的地位相比，后者则显得更为重要，职工在实际劳动过程中，注重的也是自己的工资收入，对于股份红利很少抱有奢望。职工在这种低工资、高就业的环境下，能够有工作已属万幸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使劳动关系也必须受到法律的规范，企业改制给企业带来了发展的美好前景，但目前情况下，法律对劳动者的保护却相对较弱。我们并不希望企业的发展是以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和权益为代价。因此，我们希望法律能够在保障企业发展的前提下，更加体现对劳动者的关怀，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三、对改制企业劳动关系性质之认识劳动合同是产生劳动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为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以及责任的协议。劳动关系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关系，一般的民事关系是以主体双方地位平等和权利义务相互对等为基本特征的，不带任何从属性。而劳动关系的建立虽是在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成就的，并且在劳动关系的履行、变更和解除中也以平等协商的形式解决某些问题，但是，劳动关系一旦建立，双方当事人即具有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因此，劳动关系是由平等关系和以指挥与服从为基础的管理关系相结合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企业改制使许多劳动关系发生变更，劳动者原先与企业具有行政性质的劳动合同关系，却随之变成了单纯的劳动力买卖合同。原来企业的职工作为企业的主人翁对生产资料拥有所有权，对社会产品享有分配权以及对企业享有民主管理权，也在企业改制过程中随企业产权的转移而丧失。尽管如此，企业职工仍然要签订合同，而究竟是劳动合同还是劳务合同便很值得研究。笔者认为，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具有一定的区别。劳动合同一经签订，双方便形成了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劳务合同双方地位平等，不存在这种情况；劳动合同中的劳动报酬一般是按劳分配、相对稳定，而劳务合同中的劳动报酬往往按等价有偿的原则支付；劳动合同中用人单位承担风险责任，而劳务合同关系中劳务提供方却是自行承担风险；劳动合同注重劳动过程，而劳务合同尽管也有劳动过程，但却注重劳动结果。区别这两个概念的意义在于：目前待岗职工较多，尤其是企业改制裁减了许多富余职工，这些职工与原单位保持合同关系，却无法参加企业劳动。于是，许多下岗职工在与原单位保持劳动关系的同时，又与另一单位订立合同。新单位应当按照劳动法的有关规定为劳动者缴纳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费用，但新单位往往将这些劳动者视为劳务工而不予缴纳。他们认为职工已有原单位，那才是应当履行义务的单位，新单位只是与劳动者签订了劳务合同，并无缴纳社会保障费之义务。同时，新单位将劳动关系理解为劳务关系，使得劳动者在新单位很容易受到同工不同酬的待遇。有人认为，改制以后的私营企业与职工的关系应当是雇佣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殊不知，企业改制的同时，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他们之间出现了很明显的人格上的不平等，给雇佣合同增添了身份色彩，即雇工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已突破了传统雇佣合同双方地位平等的性质特征，而带有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这种雇佣关系只须稍加调整，就可使其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劳动合同关系

近年来，随着信息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日渐成熟，共享经济在“互联网+”模式的助力下蓬勃发展起来，随之也衍生出了“平台+个人”的新型用工形式。其背后的理念为“人们需要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而非产品本身”，它将闲置的资源通过互助的方式分享给 社会 使用。在短短的几年中，共享经济在国内乃至全球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热潮，渗透了几乎从消费到生产的各个领域。 在共享经济的背景下，人们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分享闲置资源，灵活地选择工作模式。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此种新兴的用工模式下，尽管企业用工成本骤减，但由于提供劳务人员流动性大，灵活度高，且多数不签订劳动合同，提供劳务人员应有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新型企业中出现的劳资纠纷也日益增多，新型的用工模式不再与传统的劳动模式相契合。 一、共享经济对劳动关系的挑战 （一）工作的不可预测性程度提高 在互联网为主导的共享经济模式下，不确定性正在成为一种新常态，它将每一个劳动者还原为原子状态，整个世界笼罩在不确定性之中。所以终身雇佣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正在遭受瓦解，这一方面让劳动者的工作选择更加多元化、自由化，另一方面也让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变得不可预测，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迫承担这种不可预测性的后果。“今朝有事做，明天要待业”可能会成为劳动者的“新常态”，工作岗位的不稳定还直接影响了收入、福利及社保权益的波动。 （二）劳动关系法律制度存在缺陷 包括劳动法在内的法律制度建设滞后，没能够及时为共享经济这种商业模式进行正名，更无法对其进行精确规制，使其长期游离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地带。由于政策法规的不明朗，相关业务面临随时被取缔的风险，共享经济的公司企业发展也面临着不可持续的处境，企业处境的不利将会直接影响劳动者劳动权益的实现程度。 （三） 社会 保障法律制度有待完善 自从我国政府提出将灵活就业者纳入 社会 保障范围以来，各地社保机构已经专门增设了许多网点为灵活就业者提供社保办理服务，以着力解决其“社保关系转移难”的问题。这种举措虽然出发点很好，但由于相应的行政法规并没有有效跟进，导致所取得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当中，仍然缺乏对灵活就业者 社会 保障的专门规定，已有的政策规定也不够全面和细化，缺乏对灵活就业者参加社保的统筹规划。 二、共享经济下新型用工关系的建构与完善 劳动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现有法律规定，劳动者的劳动权受法律保护，而就业是享有劳动权的直接体现。 （一）建立灵活就业多样化及分层化的 社会 保障制度 我国 社会 保障制度主要是针对正规化的就业形式来设计的，为了适应培育灵活就业市场的需要，有必要出台兼具鼓励、引导和规范性的 社会 保障制度。尽管2011年实施的《 社会 保险法》已经明确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 社会 保险，但立法刚性不足，且尚未规定其他 社会 保障项目如何惠及灵活就业人员。 因此，亟须在大保障理念的指引下，克服当前制度空泛化、碎片化弊病，在把握灵活就业者所面临的各种 社会 风险的基础上，重视 社会 保障制度整体的统筹规划，使制度真正能够产生“低标准、广覆盖、严执行、可持续”之实效。 （二）聚集各方力量，建立三方协商机制 三方协商机制的 探索 设立首先要建立专门的适合灵活就业者特点的工会组织，并以政府部门、工会组织以及企业组织三方协商为导向，以劳动双方自主调节为基础，以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为基本形式，对涉及重大劳动争议问题的，由三方进行沟通和协商，实现灵活就业劳动关系调整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三）构建灵活就业服务体系 当前，我国灵活就业市场的培育还处于一个 探索 阶段，为确保其 健康 有序发展，国家还需要注重灵活就业服务体系的构建。具体而言，一是要设立灵活就业服务机构。由相关政府部门作为牵头者，并鼓励基层社区组织积极参与，继而形成自上而下的政府服务支持体系，为灵活就业者提供各类支撑性服务。二是丰富灵活就业服务方式。可以有效利用新 科技 、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向灵活就业者推送各种岗位信息，以便他们根据自身条件做出合适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