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紧迫性研究论文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完善地方金融管理—加快推进金融纵向改革的步伐云南省金融办党组书记 主任 刘光溪 我国金融业深受大一统管理体制的影响，这一体制造成高度的金融垄断、高度的金融压抑、高度的金融监管，严重制约了地方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微金融机构的发展，导致地方金融监管与调控的缺失，国家高度垄断了金融资源。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各种专业性、管理性金融机构先后从人民银行和财政部门分离出来，并普遍采用分支式的组织形式。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的主要特点，从而奠定了近30年来我国金融制度演进的内在基础。中国入世后，金融业逐步对外开放承诺形成刚性的制度约束，我国金融业掀起新一轮横断层面的改革与对外开放。由于改革主线是在分业监管体制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上做文章，没有在纵向层面进行放权让利，打破金融垄断，而是中央金融部门进一步集中了各方面的金融资源，成为金融资源主要供给者和金融资源垄断者；地方作为资金支撑项目的落脚点，中小微企业、三农经济、县域经济等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服务的薄弱领域，地方金融资源稀缺进一步加剧，存在严重的金融压抑。近几年来，为了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地方金融，充分发挥金融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各种新兴金融机构、小微金融机构提升了地方金融的服务能力，拓展了地方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成为我国地方金融业重要的补充。在我国地方金融机构中，各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民间金融长期以来是中小微企业重要的资金供给者，民间金融活跃但缺少约束的现实状况，无疑加大了民间金融的脆弱性。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不一致，中央金融部门与地方政府存在重重的博弈，导致金融运行成本增加。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成为当前社会各阶层和民间大众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和焦点，建立国家与地方分层有序的金融监管体系成为必要。国家“十二五”规划第一次提出“强化地方政府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的责任”，明确指出地方金融发展和管理体系建设的问题，十分符合我国经济金融在纵向结构及横向结构均存在巨大差异的现状。2012年1月6日，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意识和责任，有利于坚持发挥中央监管部门指导、协调和监督作用，维护金融业改革发展战略、金融宏观政策、监管规则与标准的一致性和权威性，又能引导和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大力改善金融环境，促进经济和金融健康发展。2013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支持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对非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清理规范。2013年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强调地方人民政府要在健全法治、改善公共服务、预警提示风险、完善抵质押登记、宣传普及金融知识等方面，抓紧研究制定支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措施；切实落实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投资（咨询）公司、股权投资企业等机构的监管和风险处置责任，加大对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的打击惩处力度；化解金融风险，切实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秩序。中央金融业的高度集中垄断、地方正规金融的高度压抑以及民间金融的高度脆弱交叠存在，是近30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实状况。本文拟从我国金融管理体制存在10个方面的不匹配问题，探讨如何构建和完善分层有序的金融管理体系，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推动金融业市场化改革与发展，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为地方经济金融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金融支撑和保障。一、我国金融管理体制存在的不匹配问题（一）我国金融体制纵向层面的不匹配问题1.国家金融政策统一制定与地方金融政策制定权和经济差异化发展需求不匹配。金融政策是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在法律法规赋予的权限范围内，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各种金融工具或者金融手段，调节政府与非政府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国内与国外之间金融资产的流量与存量的各种行政性行为。金融政策主要通过利率、汇率等价格机制以及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等数量供求机制，调节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实现市场供求平衡，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此外，通过行政管理手段对金融法规进行完善和补充，实现一定政策倾斜突破和差异化管理手段是金融政策的重要补充职能。金融政策一般根据经济目标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要具有可控性、可测性、灵活性和可变性，才能适应市场调节需求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国家各金融部门高度集中了金融政策的制定权与操作权，有利于确保国家金融政策的权威性与统一性，然而却忽视了金融政策灵活性、可变性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我国幅员辽阔，各个省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消费习惯、教育水平、文化传统、信用状况、民族特性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地域的差异性、经济发展不平衡对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金融政策形成制约，间接抵消了金融政策特别是紧缩性金融政策的操作效应。在我国金融政策操作实践中，扩张性和紧缩性金融政策呈现出严重的不对称效应。近10年来，我国紧缩性金融调控政策很难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显然，国家相关部门统一制定的金融政策不可能充分考虑各个地方对金融政策差异化的需求，比较难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导致国家金融政策的有限性与不对称性。地方经济作为金融资源供给主要落实地和金融政策主要调控对象，它的发展需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金融政策制定权与调控权，形成国家金融政策为主导，地方差异化金融政策为补充的金融政策体系，才能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状况，满足地方经济差异化、多元化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2.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统一制定与地方金融立法缺失不匹配。法律法规是金融发展的制度基础，主要规范规定各种金融市场活动主体具有长效性行为以及相关经营交易活动。不同的法律法规体系决定了金融业发展的不同路径。作为单一制国家，我国金融领域的立法权主要集中在全国人大。国务院办公厅、一行三会、外管局、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委分别从各自监管的角度，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章。上述的法律法规基本上涵盖了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并详细规定了各行业在市场准入、持续监管、自律管理等方面的市场行为，成为金融改革、金融发展的制度基础。金融法律法规与金融政策相比较，在较长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是其主要特点。然而，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法律法规保证中央立法权的权威性，却对金融业发展形成种种制度性约束：一是全国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法律法规必然造成金融资源的高度垄断集中，形成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局面，不利金融风险的防范与金融市场化改革发展，其结果必然是银行捆绑财政，中央财政部门成为金融风险最后承担者；二是形成金融资源配置马太效应，加剧了东部、中部、西部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很难获得金融资源的支持；三是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经营机制，各大金融机构很难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特色化、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造成所谓地方正规金融高度压抑，发展严重滞后；四是地方民间金融作为地方经济差异化发展主要资金供给者，只能向地下化、灰色化发展，进一步加剧了民间金融发展的不规范和脆弱性。我国现行集中统一的金融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省级人大的金融立法权和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权，这就造成了地方金融监管空白、缺失与薄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金融服务县域经济、“三农”经济、小微企业、民生经济等实体经济质量的提升。结果，发展地方特色金融，成为地方政府被动被逼被迫的选择。地方政府发布各种指导性文件支持地方金融发展，这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金融法律法规贯彻落实的难度，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金融管理混乱。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地方金融机构培育和发展，国家应赋予地方省人大一定的金融立法权和地方政府金融调控权和监管权，以此推动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建立与完善，加快市场化改革发展。3.国家金融业垂直监管与地方金融监管权缺失的不匹配。金融法律法规决定了金融业监管模式与金融机构组织结构。我国金融机构普遍采用分支式的组织形式，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是我国金融业主要特点。国家相关部门集中了我国金融业主要监管权，一行三会一局、财政部金融司、发改委财金司是我国金融业的主要监管者。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分业垂直、高度集中的金融监管体系导致监管条条分割，监管链过长，不能及时反映地方金融信息，导致监管成本增加，经营风险、道德风险的出现不可避免。以国有银行改革为例，金融资源供需失衡导致巨额的三角债与银行不良资产的出现，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第二次剥离不良资产，其规模远远超过了第一次剥离水平。同时，由于受到金融监管成本与监管效率的制约，外汇管理局、证监会、保监会大多在州（市）一级设立监管机构；银监会只在经济发达县级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人民银行作为县级唯一健全金融监管机构，由于部门职能限制，很难发挥扶持地方金融发展的作用。显然，高度集中、分业垂直金融监管体系很难真正实现有效监管，还造成了地方金融监管真空、监管弱化、监管滞后的出现。近年来，随着地方新兴金融机构特别是贴近基层、贴近社区、贴近民生等小型微型金融机构的培育和发展，国家相关监管部门已无力激发地方各类金融市场主体的活力，难以完善对地方新兴金融机构的管理。各种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的民间金融活跃但缺少约束，在存贷利差过高情况下，加重了民间金融经营的投机性与风险性，违约破产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加大，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参照我国分税制放权让利的改革措施，实施下行、下沉、下放、下移、下调的金融改革，让渡部分金融管理权给地方政府部门，增加地方政府金融管理的话语权，是健全地方各项金融监管制度，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责任，优化金融监管资源配置，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有效途径。4.国家金融资源统一供给与地方金融资源缺失和差异化需求不匹配。金融资源只有发挥市场基础性配置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才能实现金融资源价值最大化。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是金融资源主要供给者和实际控制者，然而与消费、投资、出口以及政府公共支出相联系的金融资源需求主要来自地方项目单位，这就造成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的不一致。在过去30年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中央金融资源供给导向和地方金融资源需求导向虽然交替存在，但从总体上看，金融资源需求导向占据了主导地位。事实上，国家金融部门并没有真正掌握金融资源配置的主导权，而是受到地方政府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巨大压力所趋使。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普遍存在非均衡性现象，导致国家与地方之间、各金融机构总行与分行之间存在层层委托代理关系，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社会成本增加，不利于我国经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广。金融资源的过渡集中，国家以权力配置金融资源成为必然，各个地方政府只有通过跑（步）部进京，寻求金融资源分配的政策倾斜。结果，权力干预有形之手代替市场无形之手配置金融资源，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同时，进一步推动地方政府加强对地方金融资源的调控配置，以满足贴近市场、贴近基层的金融资源差异化需求。5.国家信用资金指导性配额与地方项目市场化资金需求的不匹配。1998年，我国取消了信贷计划指标，对银行机构信贷规模采取存贷比例控制，但事实上还存在变相的信用资金计划分配问题。在过去10多年信用资金指导性分配过程中，人民银行主要通过直接信用控制如信用配额、存贷比控制以及选择性货币政策如消费者信用控制、证券市场信用控制等手段控制社会信用总规模。以信贷资金分配为例，中国人民银行通过信贷额度发放指导性计划对各大商业银行进行调节；各大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规定计划限额范围内在内部层层分解，下达各级分行年度信用资金分配计划，实现了通过信贷分配计划对各省级分行进行二次控制。同时，人民银行各省级分行还监控辖区内信贷资金分配计划，加强对地方金融控制。信用资金计划分配的制度安排造成落后地区信用资金流出不可避免，而金融机构分支式的组织结构则为信用资金流出提供了便利。由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各种落地项目是按照风险收益的市场化原则进行经营，在利率管制、汇率管制的情况下，金融市场上的价格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这就促使各金融机构总部通过信用资金跨省市调动，主动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结果导致地方金融发展的长期非理性，金融资源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从县、州（市）两级向中心城市集中。全国各地金融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更加突出，使得贴近基层、贴近市场以及经济落后地区的金融资源更加稀缺。显然，作为金融制度核心要素的金融交易关系依然是一种以政府为主体的配额交易关系，使得落后地区风险较大或者收益较低的项目很难获得正规金融支持。（二）我国金融体制横断层面的不匹配问题1.金融分业垂直监管与金融资源横向共享不匹配。在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演进路径中，金融业基本上形成了分业监管模式。由于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金融监管不仅形成条条分割式的监管体系，还存在“九龙治币”的问题，造成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监管效率低下，金融监管弱化、金融监管真空、金融监管滞后成为不可避免现象，这不利于金融风险及时防范与化解，同时还留下了大量金融政策、金融法制的空白。各个监管部门之间难以实现金融信息共享，这不利于金融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作用。以债券发行监管为例，发改委、证监会、人民银行分别负责非上市公司债券、上市公司债券以及中期商业票据发行的监管权，财政部则代理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为此，温家宝在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债券市场管理不统一，市场互联互通不顺畅，不利于完善债券市场管理体制，建立统一准入制度和监管标准，落实监管责任，扩大债券市场规模，营造良好的市场制度环境。分业垂直金融监管体制与“九龙治币”金融监管模式容易形成监管真空，存在监管套利，导致监管成本过大，监管缺乏效率。在全球金融业普遍实行混业经营的大背景下，金融监管边界越来越模糊，这从一定程度上需要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机构逐步实现综合经营，地方作为资金支撑项目的落脚点和金融资源主要需求者，更需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信息资源的优势，主动优化配置金融监管资源，为金融业发展提供良好制度环境。2.我国金融高货币化与金融发展低效率不匹配。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增长需要积累一定货币资金。货币资金积累越多，计划投资的规模就越大，经济增长也就越快。M2是用来度量货币资金供应重要指标，它与名义GDP比值（货币化指数）反映了一个国家金融发展程度。西方发达国家货币化指数接近1左右时，普遍存在一个倒U的拐点，此时，一个国家金融发展建立了相对成熟、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货币化指数全面超过欧美发达国家水平，接近日本水平，货币化指数并没出现历史性拐点，而是继续保持上升趋势。2005年，我国货币化指数创下历史新高，攀升到左右，此后一直保持相对较高水平，并没出现所谓的货币化拐点。高货币化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金融高度集中垄断的结果，这也是我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高货币化是国家通过对货币供应量控制满足消费、投资、出口等方面货币资金需求，获得了巨额的货币红利，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高货币化没有真正反映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状况，还从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金融业运行效率十分低下，计划的货币资金与信贷资金供给仍然是我国信用资金主要供给手段。中央金融存在高度垄断、地方正规金融存在高度压抑以及民间金融存在高度脆弱相互交叠，造就了我国金融的高货币化现象。结果，我国货币政策不对称效应出现了，地方各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民间金融作为县域金融的重要补充，间接地抵消了缩紧性货币政策的效应，紧缩性货币政策在我国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中央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有限。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可以代替目前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部门联系会议，形成稳定固定的监管机制，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结合我国国有金融机构的现实状况，组建金融国资委是实现超级监管的有效途径。金融国资委不仅将管理财政部、汇金所持中央级国有金融资产，还将使中国人民银行逐步从管理出资人职责及部分金融监管职责中退出，银监会、保监会及证监会三家监管机构将从出资人角色中逐步退出，集中行使金融监管职能。在探索地方金融管理体系建设过程中，各省市可以借鉴中央金融国资委以及上海市、成都市等地方成立金融国资委的管理经验，组建地方金融国资委，改变地方金融机构由国资委、金融办等部门多头管理而不统一的现状。成立地方金融国资委有利于理顺地方金融机构出资人管理职能，实现地方金融机构之间管理信息的横向共享，促进金融资产保值与增值，完善地方金融管理，推动地方金融发展。

金融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论文

如果用一个公式来描述人们口头上所说的“供给侧改革”，那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含义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下面是由我为大家收集的关于金融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论文，欢迎阅读!

金融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论文

摘要：现今，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我国的经济开始进入的新常态发展阶段，相对应来说也造成了我国国内市场的供求不平衡以及产品总体产能过剩等不良后果，对我国产能的进一步提升有着严重的限制意义。对于经济发展提升来说，需要进一步生产潜能的发挥以及生产潜能，生产潜能的发挥需要进行科学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主要是通过读供给侧改革的内涵以及供给侧改革的实施动力、供给侧改革的内容进行深入的阐述，最终对财政金融政策主力供给侧结构进行科学化的改革发展。

关键词：财政金融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前言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国务院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创新之处，同时也是进行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和选择，是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常态发展的必然选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对相应的基础性制度实施改革。我国现今处于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通过对基础性制度进行改革能够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因此，需要国家进行稳定财政金融政策制定，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实施，保证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供给侧改革的内涵

一般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对本源发展进行的创新，以及制度的供给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兴的发展体制，其发展的最终目的是突破经济的发展滞后问题，大幅度增加红利。其中具体的表现是进行供给角度强调，进行有效的结构性质优化发展，从而实现供给宏观调控力度的增加。我国目前经济在进行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保持着稳定的发展速度，但是还存在着较多的结构性问题，因此，对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调整是实现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进行相应平衡性问题的调整过程中，还需要对生产潜力进行刺激，从而实现激发生产动力的发展目标，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短板的快速发展。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原因

目前我国供需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失衡，“供需错位”等，这些营销因素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大部分以来拉动投资、消费以及出口的方式进行稳定经济增长发展，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短期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长期发展会导致出现很多的经济遗留问题，需要进行相应经济政策调整，保证经济能够稳定的发展。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主要是实现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发展目标，其发展成本主要融资、社保成本等，通过对企业经营成本的降低能够进一步实现提升要素生产率的发展目标。具体是建立产品优化机制，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同时还能够对相应的资源进行优化和重组，提升经济的整体发展效率。另外就是要进一步推进企业所有制的'改革发展，积极引入企业激励机制，树立企业产权和品牌意识，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最终实现企业稳定发展的目标。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供给侧结构对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改革发展，过去，我国针对市场发展主要事实的是管理政策，导致了整个市场债务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市场通货膨胀现象十分严重，因此，针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长期管理的不良后果问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结构调整实施。

四、财政金融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财政货币政策是国家针对市场进行调整的重要宏观调控政策，在进行相应财政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对市场货币供给进行稳定发展，最大限度的减少财政赤字现象，从而保证我国能够减少通货膨胀带来的发展压力。

(二)财税体制

针对供给侧的改革问题来说，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进行相关税费的收费标准改革和调整，企业的税收标准主要是根据企业的实际经济效益进行收取，但是，对于部分的企业发展来说，高额的税费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导致其经营成本提升，影响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财税金融政策来说，则是需要重点致力于进行税收体制改革发展，进一步加大对税收的减免力度，大幅度增加相应的优惠政策，保证中小企业以及科技创新企业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三)减产能，进一步促进企业重组

通过对企业进行减少过量产能的发展方式，能够有效的促进企业在管理体制、经济发展方针方面进行有效的提升发展，同时我国目前市场中出现严重的供需不足和供求不足两个重要的问题，对于常态产品的企业生产来说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缩减生产，积极进行创新发展，对于供求不足的产业来说，则是需要进一步加大创新发展投资，打入市场，通过技术获得更多的市场。

总结

现今，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我国的经济开始进入的新常态发展阶段，本文主要是通过读供给侧改革的内涵以及供给侧改革的实施动力、供给侧改革的内容进行深入的阐述，最终对财政金融政策主力供给侧结构进行科学化的改革发展。(作者单位：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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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发给你吧。是pdf格式的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思考林正平①摘 要：美国金融危机不可避免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冲击。在此背景下，审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现阶段，坚持改革开放，稳定国内金融市场，深化金融改革，坚持发挥政府调节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积极参加国际合作等举措，都将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关键词：美国金融危机；改革开放；新兴市场国家；政策主导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768(2008)12-0017-05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国内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告诫全党增强忧患意识，积极应对挑战，最重要的是把我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最近美国经历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全球最大的金融危机，对国际市场造成的严重冲击和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已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忧虑。我们要以国际视野和战略眼光，审视这场危机的起因、过程、负面效益以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冷静观察，认真应对，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在应对危机中着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负责任地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我们应抓住历史赋予的机遇，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践行科学发展，坚持改革开发，继续推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一、美国金融危机的主要症结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生产要素跨越国界流动。具体包括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和投资跨国化、金融全球化，其中贸易、生产的全球自由化是全球化的基收稿日期：2008-10-11作者简介：林正平，男，福建中诚信信用评级咨询有限公司，高级经济师。国际金融危机专栏18础。由于经济运行日益以金融活动为中心，以金融关系为纽带，所以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并成为全球化新的主导动力；也因此金融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三者之中的主导力量。在这样特定的新国际环境中，美国为挽救经济推行了一种借钱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利用美元霸主权地位和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滥用金融衍生品。在无力监管的情况下，通过各种金融工具诱导人性的贪婪与投机，在消费模式上，从以收入为基础的储蓄模式向以资产为基础的储蓄模式转变，不断扩大消费信贷，带来了大量的透支消费和高负债；金融职业道德上，高薪激励离开了合理边界，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无限制地放大，大搞金融冒险，设计的金融产品无限延长了信用链，不断升高虚拟性，信用关系高度复杂化，产权关系越来越模糊，可控性越来越低，风险性越来越大。特别是危机已经开始扩散，如花旗、美林、瑞银等大型金融机构出现巨亏，市场流动性骤减，还继续推出金融资产违约保险。所谓“信用违约互换”（CDS），这个产品说是保险，但担保对象不透明，已经看不到其价值所在，不能定价，也不能很好地在市场上交易，实际已经异化为买卖双方的对赌行为。最后风险爆发，根本不能避险，反而加剧了信用危机。二、透过危机看中国经济发展二十一世纪是二战以后全球经济最好时期。这个时期全球经济的特点，基本是美国凭借其相对发达的金融体系和先进技术，依托资产价格泡沫的财富效应，支撑了亚洲制造圈的迅速扩张，进而带动了中东能源及国际大宗商品供应国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最终造成全球经济增长潜力的过度消耗。国际收支表现上基本是东亚国家输出实体商品，资源国家输出资源，美国输出美元及金融产品以换取商品和资源。在这场全球产业大转移中，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既求生存，又求发展，以政策性开放为主导，选择了国家主导性的市场经济模式，并以渐进式区域开放为经济转型的主线，实现了开放与改革的良性互动，使整个经济向开放型转变。这个阶段中国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体现，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付出资源环境代价，依赖扩大出口来平衡国内储蓄，通过商品输出消化吸收国内过剩的储蓄资源，从而迅速提升了国家工业化水平，也壮大了整体经济规模，为继续发展打下了结实基础。无疑这是一个必然而成功的选择。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实现了从半封闭经济到全方位开放，进出口贸易增长104 倍，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从32 位到2004 年开始稳居世界第三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从1978 年的不到1%提高到2007 年的8%；从1993 年起，连续15 年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到2007 年底，全国外商直接投资以年均的速度增长。近几年全球经济从不平衡到平衡的发展循环，是建立在支持经济平衡的新兴市场国家自身不平衡的基础上。我国的政策性开放的发展路子得到了利益也带不少问题：首先，世界出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产膨胀型的过度消费模式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过剩生产型增长模式的结构失衡。那些过度消费模式的欧美国家在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条件下，长期奉行低利率政策，货币过度发行，加剧了金融体系乃至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脆弱性。而发展中国家大量出口，推进了投资，压抑了本国消费，加剧了经济结构不平衡。改革开放的开始年份，我国投资与消费的拉动作用基本交替变化，其规律是出口增长快、经济高速增长年份，投资对经济增长率贡献高于消费；经济比较正常年份，消费贡献率则高于投资。但2001-2006 年消费增长拉动力明显减弱，进出口对任务贡献率在1999 年前呈起伏不定，往后年平均在7%左右，2005 年开始稳定在20%到24%之间。而消费率却低于50%，有的年份只40%左右，一般要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 个百分点。其19次，由于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我国进入世界资源型产品的最大生产国、最大需求国和最大消费国的行列。2007 年以来虽然重要矿种对外依存度有所下降，但如原油、铁矿石等仍在50%以上，已出现大量的资源环境问题。第三，近几年我国国际收支不仅总量规模快速增长，而且已出现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为特征的势头，2000-2007 年国际收支总顺差逐年扩大，2007 年达4453 亿美元，年均增长53%，顺差占同期GDP 的比例越来越高，平衡状态偏离度在逐步扩大，给宏观调控尤其是货币政策带来越来越大压力。现在我们处于更加开放和伟大变革的时代，我国出口已占 GDP 的37%，而美国这个比例不足10%。这种结构已被世界各国走过的历程证明，非常容易受外国经济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范围内产业转移、转型和升级还在继续延伸，而全球市场是一种零和博弈，市场变化最终都表现为财富和资产的转移，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坚持改革开放，把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推上一个新的平台。三、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永恒动力，根据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我们应该用发展创新思维来转变引导社会的思维定式，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始终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突出实践特色，继续解放思想，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立足自身是应对危机最重要的有效手段，也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一）认识自己，增强信心，抓住机遇，积极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长期积累的失衡矛盾最终释放的必然结果，风险前所未有，机遇前所未有，我们要在困难中发现机遇，在风险中寻求发展。目前金融危机继续向实体经济转移，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外部风险加剧。虽然目前我国各项经济指标都很健康稳定，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相对独立，受到这场危机的直接冲击要好于欧洲等其他国家，但要看到我国经济的负面问题，已经越来越表现为经济下行的风险。欧美需求减缓，由于价格成本和改革开放时间的长短，以及认识深化等原因，我国的外部需求减缓程度可能更甚于全球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目前中央已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作为科学发展的首要目标，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时努力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当前的问题是：（1）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受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资产财富缩水、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尚待时日、农村改革发展需要一个过程等因素的制约；（2）我们在践行科学发展中，要重新定位和纠正过去那种牺牲劳动者利益、损害环境、滥用土地、削弱经济自主性等行为，必然要推高劳动成本、环保成本，甚至必要时提高农产品价格；（3）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可避免要经受一个与国际价格体系接轨的长期痛苦的通货膨胀。美国是黄金储备大国、石油储备大国和农产品出口大国，从次贷危机看，不否认美国通过降低美元利率的预期，促使大宗商品暴涨，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美元今后会不会再次走弱和大宗商品阶段性上涨，如何判断美元走势，已成为我国外汇增值以及与外汇有直接间接关系的产业、企业的关键和核心问题之一。这些问题突出表现为当前我国国内能源、土地矿产资源等重要资源紧缺、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相互叠加，给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企业造成巨大的压力，进而给经济增长、劳动就业、币值稳定及国际收支平衡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中国目前经济基本面是好的，有条件、有能力抵御外部冲击。但是目前我国还是依赖出口和外资的经济增20长模式，近年来我国每年10%左右的GDP 增长中有2~3 个百分点来自外需贡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今年前三季度增速回落 个百分点，其中有 个百分点来自出口减速。财政收入8月份增速还能坚持两位数，9 月份回落到，而财政支出压力在不断增强。外汇储备也出现异常现象，9 月份新增214 亿美元，低于FDI 和外贸顺差之和，一反过去高于而且有的月份高很多的现象。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在全球化和遭遇全球性危机的冲击，还显得比较脆弱。所以，发展仍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高速增长仍是我国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当前首先要减少、消除危机冲击的损失，进而利用危机削弱竞争对手的机遇，建立巩固国家和民族资本对国内市场的主导，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在不断调整，各国经济增长模式都应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背景条件变化和要素约束而变化。根据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条件，要把发展理念、措施、政策引导到真正的经济增长上来，不断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水平，不能无限的增加投入。经济工作要保发展、保民生、保稳定，在推动经济三大轮子中，坚持“三架马车”均衡拉动，三大产业协调运行。在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的同时，投资与出口以及利用外资方面都不能偏废，着重点在加快结构调整。投资仍是目前保增长的重要动力，我国资本/劳动力比率还远低于美国、日本水平，城市化率不仅低于韩国，也低于菲律宾。同时铁路、公路等大项基础设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可以总结1998 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增发长期建设国债，甚至允许财政收入有稳定来源、财政盈余稳定的省市发行地方建设国债，增加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房地产业在投资中的比重约1/4-1/5 之间，涉及50 多个行业，对于保增长和劳动就业有许多积极作用，仍要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重在结构调整。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目前仍处于重要地位，至今我国作为全球重要制造业的基本地位没有改变，出口的比较优势还没有消退。现在贸易政策上应有战略作为，要着力于通过政策制定培育我国经济的竞争优势，稳定出口，同时加强外贸产品和区域的结构调整。据海关统计数据，1996-2007 年我国与欧盟15 国的贸易增长还超过中美贸易增长，亚欧之间经济上互有需求是增长合作的主要动力所在，同时要大力开拓拉美、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二）坚持发挥政府调节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场危机给世界各国一个重要警示，那种认为政府对经济“无为”的自由主义经济的英美模式再次接受检验而适当淡化，中国模式引人注目。市场确实具有高效、自我平衡和自愈功能，但自由市场经济引发的道德风险在这次危机中得到全面彻底暴露。充分说明市场功能还不足以与市场自身的问题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相抗衡，政府管制是必须的，宏观调控更需要贯穿市场经济的全过程。改革三十年来我国选择政策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不改变国家的控制和管理，由国家主导工业化和管理资源、能源产业，政府是强大的经济组织力量，体现了国家经济的控制力和政府管理的主导性作用，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同时也要看到近几年全球化深刻改变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发达国家基本吸纳了我国由于日益增长的、庞大的国内储蓄，通过庞大的投资活动而形成日益增长的产能所产出的剩余产品，在一定意义上是外部失衡掩盖了内部失衡。今天我们要从战略上解决现阶段生产过剩的矛盾，不能长期用价格管制和政策性补贴的方法应该理顺价格市场形成机制。不然，扭曲了市场，扭曲了企业利润，还扭曲了许多问题，随着时间推移，问题会越积越多。（三）深化金融改革，为科学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随着我国经济下行风险和行业风险的逐步暴露，流动性风险将越显突出。前一段物价上涨，某种意义上是价格形成机制逐步成熟的必然结果。目前我国应对通货膨胀的措施和效果要好于周边国家，统计数据已出现CPI 连续五个月的减缓趋势。虽然目前还不能因此对物价控制放松，但21当前信心是第一位，在实行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中，应该增强市场参与者的信心，保证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的流动性。预计短期内我国仍然保持负利率时代，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央行在进一步完善流动性管理，商业银行应顺应宏观调控政策，履行社会责任，实行区别对待的信贷政策。增加流动性有可能带来通货膨胀压力，现在的难点在于既要考虑货币的波动，更要考虑由此带来的信心散失问题，这就是宏观调控科学性所在。这场危机暴露了美国虚拟经济过度脱离实体经济，最后变成祸害社会的“洪水猛兽”。我国今天则完全不同，虚拟经济整体还处于浅层次阶段，与实体经济的匹配总体还有较大的距离。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不但可以使经济社会中投资与金融商品的货币需求量增加，推动储蓄转化为投资，还可以吸收过多的流动性，而且可通过金融产品发现价格和定价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益，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特别是在开放条件下，在一个国际化环境中，一流的企业更需要一流的金融服务。目前当务之急要深化金融改革，建设多层次、能适应各种所有制、行业、企业金融需求的金融体系，为科学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目前应该解除一些不必要的金融管制，解决金融压抑问题，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的金融体系，否则，只能成为金融风险的被动承担者。当然，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有一个稳定关系，不能无限延升信用链和过高的杠杆比率，假使过多的脱离实体经济，必然要造成庞大的泡沫。金融业要炼好内功，尤其要完善治理结构，明晰产权关系，加强内控机制，使每个从业人员都具有很强的风险意识，同时让所有市场参与者承担风险，并在承担风险中得到应有的回报。（四）积极参加国际合作，为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新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而努力由于全球化的深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在不断加深。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上升，我国将在全球的经济、汇率、环境乃至防病卫生等方面负起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责任。面对这场危机，我们同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应对这场危机作出经济努力，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当前国际和国内都是一个转折点，都要关注美国这样一种债务帝国的发展方式能不能持续下去，美元的世界主导地位是否会动摇，美国的霸权地位走势如何，美元能否回归现实，等等。目前这些问题还难以回答，但必须看清其大体走势，从长期看必须呼唤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建立公平合理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话语权；从现阶段看要同世界各国一道关注国际资金在全球流动的监管，同时从中发现蕴藏着的发展机会，并维护国家经济金融的安全。这些方面的努力是长期的，也是艰苦的，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研究范围太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