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学论文1000

1983年，李生斌毕业于原上海医科大学医疗系。他当时希望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却阴错阳差被分配到了法医学专业。“法医学也是医学的一部分”，一心从医的李生斌在深思熟虑后接受了分配，走进西安医科大学法医学教研室。第二年，学校送他到中山医科大学学习，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他读到了一篇关于DNA技术的文章：Wyman和White发表在美国科学院杂志的《人类高度多态性位点》，他当即被此深深吸引；随后他在翻阅资料时又发现，1985年英国遗传学家Jeffreys建立了“DNA指纹”技术，并将该技术成功运用于全世界第一例DNA亲权鉴定案例。这两篇无意间读到的文献就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为他指明了前进道路的方向。他当即意识到，原来看似枯燥乏味的法医学，竟然蕴含着那么多有趣的科学秘密！八十年代的中国科技发展落后，没有法医鉴定的相关学科理论，缺乏先进的实验设备，英文文献也相当匮乏。对于当时的医学科研人员来说，很多书本上的实验都无法实际操作。现在的科研工作者很难想象当时中国科学界的窘迫处境，但是贫瘠的科研条件丝毫没有阻挡李生斌前进的脚步，他对知识的渴求到了近乎痴迷的地步，他克服重重困难开始了DNA研究的艰辛历程。从中山大学学成回来后，在我国著名法医学家刘明俊教授的指导下，李生斌完成了他的第一篇论文《DNA的多态现象》，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人类DNA多态性的本质是在进化过程中各种原因引起的染色体DNA中核苷酸排列顺序发生了改变的观点，即产生的DNA片段和DNA序列在个体间的差异，且这种差异是终生不变的。从理论上讲，除单卵多胎孪生子外，全世界50亿人的遗传标记均不相同，但有血缘关系的亲属间却有着相同的部分。在这篇文章中，他还对DNA的研究进展、应用前景与亟待标准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DNA的多态现象和分析技术在生物证据鉴定方面已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必将给法医学带来巨大的变化。这篇论文揭开了李生斌法医DNA科学研究的序幕，让他看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当时的他只有27岁。

法医学毕业论文写具体的案例分析可以的。当时也不太会弄，还是上届师姐给的雅文网，有高手帮忙简单多了法医临床鉴定细节问题的探讨病案在法医活体检验鉴定中的作用论法医鉴定的规范性接受法医鉴定者的心理状态分析死刑复核中法医鉴定结论审查的特点与建议——基于634例统计分析我是法医四川大学法医学科全基因组扩增技术及其在法医个体识别中的应用谈法医对人身伤害案鉴定审查的看法法医在医疗纠纷鉴定中的地位和作用伦理学在法医实践中的应用初探虚拟解剖技术在解决法医尸检结论准确性和伦理学矛盾中的作用法医与侦查员的配合充分发挥法医门诊的职能作用PBL教学模式下法医毒物分析与法医毒理学阶段性合并实验教学探讨海峡两岸法医现状之比较再议法医在医疗纠纷技术鉴定中的定位、问题及建议法医案例信息库的构建与教研互动我国法医命案尸检现状及规范对策研究Mallory染色变法在法医病理切片中的应用发光细菌在法医毒物检测中的应用法医昆虫学死亡时间的推断与Daubert规则之思考第九次全国法医学术交流会征文通知日本法医解剖法律制度及特点番禺区人民检察院2003-2011年法医文证审查工作分析第九次全国法医学术交流会征文通知《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评述及其法医临床学应用价值基层法医学习方法浅谈我国法医鉴定体制的新发展法医文证审查案例分析要重视法医文证审查工作中山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当前法医鉴定体制改革完善及执行新刑诉法第120条的有关问题的探讨

学习法医学的学后感1. 在我看来学习应是广义的，而早在正式上法医学这门课程之前，我就已经初步接触（当然不能算是系统地）过这门课的知识。恰巧的是，我的毕业论文有大量关于巴塔耶之神圣世界的论述，其中关于“尸体”的另类观察视角是其理论的主要基点。所以我并不想只是写学习这门课程的感受，而是从知识的积累和相关思考的深入来写。当然，这也主要是因为随着大四毕业急促“丧钟”的响起，自己也没有非常“系统”地按时听讲这门课程和阅读自己买下的相关教材资料。老师在这个系列的题目下，有这样一句话，即写写“从法医学课程学到的知识”，确实如此，法医知识对于我们法学学生而言，只是一种职业必需了解的知识，是为了更好的达致职业要求。但对我而言，或者对大多数法学同门而言，从这门法医学课程学习了解到了哪些知识呢？在我看来，这恐怕主要是人体中出现的和法律事实有关的现象吧，也就主要是关于死亡与受伤，或者各种死亡和受伤的种类和程度。 2. 法医学，是让人有点难以对其进行分类的学问。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社会公众对于关于尸体所进行的事情并不是非常理解，以至很难配合，直至当下中国，仍然存在不可思议的令人恶心的从死刑犯身上“抢夺”人体器官的事情。其实，上述对法医进行分类的困难决不是简单的偶然，而是作为科学研究手段的作为“法医学”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的“尸体”本身在人类心理层面有其神圣特殊的一面。按照巴塔耶的理论，尸体散发着令人恐惧的不可抗拒的魔力（当然按照其说法，那些只将身体视为大大小小各种分子、原子构成的科学逻辑，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1]。于是，正如现代医学，也就是现代西方医学通过科学的定量（这是西医最引以为荣的特点，也是其嘲笑中医自以为是的“资本”）分析的进路，尤其是近代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以来大大发展了的外科理论和实践，法医学也开始立足于其隶属刑侦的追求事实真相的立场，而确定了其对尸体进行了科学中立的客观描述的任务和性质。甚至，在追求事实真相的相关领域，还存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争。正是这种以只把“尸体”当作客观对象来研究认识的理论与实践为表征的人类认知世界的知性＝理性，让法医学成了只研究作为物的“尸体”，让法医背上了“不救人的医生”的称谓。 康德认为人自始至终都应被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而被法医当作物、当作作业之客体而解剖的“尸体”从生理学角度来看已经属于“非人”，从而便可以作为服从于调查事实真相的目的手段了。而其实，“尸体”是怎样的一种物呢？是对于活生生的人来说是怎样的一种恐惧呢？这是我在阅读巴塔耶之前根本没有想过的问题，但是我却深深记得在刑二庭实习期间，对于死刑犯执行结案表中的执刑前后对比照片，那些书记员总是感到一种恐惧和厌恶，连死刑犯的案件材料也是远见远“闪”。 其实我个人虽然比较不爱看各种类型的恐怖片，但对于更加真实、甚至是血淋淋的法医解剖照片却没有太多的恐惧感，尽管如此，我现在却可以在回忆那些曾经活在这个世界的同类的血淋淋的尸体中，感受到一股嫌恶来。法医中对待尸体的中立态度，当然有其技术专门化的要求，但不应当忽视的是这是与刑事案件审理中证明标准提高同时发生的，甚至无法确定何者才是发展的原动因。正如当我阅读相关的法律推理的作品时感到的那样，刑侦的过程无不包含逻辑推理（恐怕应该排除“无罪推理”这个包含价值判断的原则），而作为刑侦的服务手段之一的法学鉴定作业也必须纳入到这个逻辑场中。然而，在我的疑惑是，法医那种将“尸体”精细解剖的作业和变态杀人狂将活人或者被简单杀害的“尸体”大卸八块的行为究竟有什么不同？正因为大众也有这种疑惑（不一定是自觉的意识到），所以才会偶尔对法医这种职业抱以另类的看法，认为法医工作对于心理素质要求的严苛或者反过来认为其工作性质的专门化。也正是这种疑惑让公众将法医看作是“不救人的医生”。 当然，在被视为科学的法医学中，任何象征性的说法都不算是“合科学”的，因此关于“尸体”的隐藏意义并不会被承认，而且知性＝理性将其作为认知对象对其做出认知的领域也并不在此，而是传统的被制度化了的宗教和各种文学艺术领域。所以，法医学的性质仍然不被提到应当提到的范畴进行讨论，人们对于其学科性质的认识恐怕也仅局限在科学的范畴之内了。3. 说到对课程的建议，我觉得首先应该将其提前到大二或者大三学习。因为，众所周知到了大四，不仅各种压力（不光就业压力）使我们在学习的时间精力上有所分心，更使我们感到一种功利的复杂感情，一方面作为法学专业学生，认为能够系统学习法医学知识是一种职业专门化的体现，而且这也能够给我们带来某种深入学习专业知识的自豪感；但另一方面，迫使自己在毕业择业时转行的残酷现实又暗暗嘲笑这种想法，就像绝大多数农科专业的学生也无法在商品经济大潮的社会现实面前对自己的专业知识感到自豪那样。于是，我们大多数人就在这种复杂的感情中在每次上课前都要犹豫半天：今天要不要去听课呢？与此同时，老师“点名”的做法使得情况越来越糟，因为这样让我们更认不清自己面临怎样的问题和抉择；其次的建议，其实老师平时的教学已经有所体现，但仍然让人感到有遗憾，那就是更多地传授专门性的知识，但方法方式却必须得生动有趣。这恐怕跟上述在学生中产生的复杂的感情投射到老师的教学当中的结果，也就是说老师也感觉到了这种类似的复杂感情，从而避重就轻，以免内心的痛苦挣扎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