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87年一二月期刊

《人民文学》杂志是中国国家级杂志，是代表中国文学期刊水平的标杆杂志。杂志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第一任主编为茅盾，郭沫若受邀题写了刊名。杂志主要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诗歌与报告文学作品。

2004年10月25日是《人民文学》创刊55周年纪念日。55年中，除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间停刊外，总计出版542期。其中，1949年10月25日（创刊）至1966年5月12日（5月号），出刊198期；1976年1月20日（复刊）至2004年10月3日（10月号），出刊344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此前的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一般来说，这次大会后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标志。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文联）。作为全国文联的下属协会之一，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文协）于稍后的7月在北平正式成立，茅盾任全国文协主席。1953年9月，全国文协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协（作协）所主办或创办的最重要的两大机关刊物即为《文艺报》和《人民文学》。《文艺报》创刊于1949年9月，最初由全国文联直接主持，后委托中国作协代管直至正式成为作协直属刊物。《人民文学》则自创刊伊始（1949年10月25日），即为全国文协（作协）的直属机关刊物。与专重文艺政策、文艺思想和理论批评的《文艺报》的主要区别在于，《人民文学》的办刊定位是发表各类文艺作品为主的国家最高文学刊物。建国初期，活跃于民族、民主革命历史时期的作家，投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生活。他们描绘“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力作，文艺界领导人的重要文章，大多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茅盾、叶圣陶、胡乔木、周扬等人的文学评论，推动着新文学的健康发展。沙汀、艾芜、舒群、周立波、刘白羽、马烽、西戎等人的短篇小说，夏衍、老舍的话剧，臧克家、艾青、何其芳、李季等人的诗歌，或展现革命斗争历史和保卫胜利果实的壮丽画卷，或歌赞劳动群众开始主宰自己命运的时代变革。其中，丁玲的《“粮秣主任”》、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秦兆阳的《农村散记》、康濯的《春种秋收》等短篇小说,张天翼的儿童文学《罗文应的故事》,老舍的《从三藩市到天津》、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等散文，曹禺的话剧《明朗的天》，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阮章竞的诗等，深受好评。这一时期，文坛涌现一批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新作者。他们中许多人的处女作或成名作，大多发表于《人民文学》。刘绍棠、白桦、王愿坚、李准、林斤澜、刘真、萧平、王蒙、玛拉沁夫、陈登科、闻捷、邵燕祥、李瑛、公刘、柯岩等人的作品，或焕发新生活蓬勃的朝气，或蕴涵对历史与未来的思索，显示了建国后第一代青年作家与诗人茁壮的生机和雄厚的潜力。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文坛一度呈现繁荣景象。《人民文学》及时发表一些尖锐地触及时弊、大胆进行探索的创新之作，促进了文艺思想的活跃和解放，推动了文艺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篇，勇敢揭示社会矛盾，奋力冲击陈旧观念，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与此同时，王汶石的《风雪之夜》，萧平的《三月雪》，骆宾基的《父女俩》，张弦的《上海姑娘》，孙犁的《铁木前传》，艾芜的《雨》，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等一批题材与风格新颖别致的小说，都曾令人耳目一新。1957年秋后，“左”倾思潮逐渐发展，创作之路日渐狭窄，《人民文学》也深受影响。但久经磨炼和日臻成熟的作家，仍在执著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赵树理的《“锻炼锻炼”》、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茹志鹃的《百合花》、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冰心的《回国以前》、李准的《李双双小传》、巴金的《军长的心》等短篇和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赵树理的传记《实干家潘永福》,郭小川的抒情诗《望星空》，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陈白尘等人的电影剧本《鲁迅传》，曹禺等人的历史剧《胆剑篇》以及侯宝林的相声《阴阳五行》等，都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1961年以后，文艺政策得到了一定调整，文学园地又呈现新的繁荣。《人民文学》突出显示了这一时期的创作特色,所发作品题材风格大见宽广；小说如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汪曾祺的《羊舍一夕》、西戎的《赖大嫂》、刘真的《长长的流水》，报告文学如徐迟的《祁连山下》、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等，散文创作如秦牧的《土地》、杨朔的《茶花赋》、刘白羽的《长江三日》、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冰心的《樱花赞》、方纪的《挥手之间》、沈从文的《过节与观灯》以及何为、袁鹰、曹靖华、朱光潜等人的篇章，也都别有情味。1962年5月,毛泽东应《人民文学》之请，首次发表他的旧作《词六首》。1963年秋后,“左”倾思潮重新加剧，《人民文学》再次受到很大局限。虽通过开辟“新花朵”、“故事会”等栏目,在发现与培养文学新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1964年后的版面上却难于列出引人注目之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文学》被迫停刊。1976年1月复刊时，虽发表了蒋子龙的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那样得人心的作品，却终遭压制。 1965年的人民文学江青反革命集团灭亡之后，《人民文学》获得新生。1977至1983年 6月，先后由张光年（光未然）、李季出任主编，副主编为葛洛、李清泉、刘剑青，担任编委的有王蒙、孙犁、沙汀、严文井、张天翼、草明、贺敬之、唐弢、袁鹰、曹靖华、谢冰心、魏巍。新生的《人民文学》，为新时期文学的勃兴与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及时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率先举起恢复和发扬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旗帜。12月，文艺界以《人民文学》名义召开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开始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斗争。1978年1月，《人民文学》刊出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1979年7月和9月相继发表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希望大家能够感同身受。为促进短篇小说创作进一步提高与发展，从1978年至1982年，《人民文学》接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托，连续主办了五次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人民文学》所发作品占获奖数量第一位。历届获奖反响巨大的作品，如刘心武的《班主任》、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徐怀中的《西线轶事》，都出自《人民文学》。获奖作品中，有老作家的新成果，如周立波的《湘江一夜》、马烽的《结婚现场会》等；有中年作家的力作，如王愿坚的《足迹》、宗璞的《弦上的梦》、陆文夫的《献身》、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弦的《记忆》、李国文的《月食》、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王蒙的《春之声》、刘厚明的《黑箭》等；更多是新人手笔，如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何士光的《乡场上》、柯云路的《三千万》、张抗抗的《夏》、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这些作品切中现实社会课题，传达人民心底呼声，凝聚对历史的沉思和对未来的热望；或浓墨重彩，慷慨激昂；或淡远幽雅，蕴藉深沉，无不饱含求实的向上的革新精神。在 1977～1980和 1981～1982两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中，《人民文学》所发作品，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宾雁的《人妖之间》、柯岩的《船长》等，都是颇有激情和深度的力作。此外，《人民文学》还汇集选发了各种体裁的优秀篇章。巴金的《望着总理的遗像》、丁玲的《杜晚香》等,情深辞美,真诚感人。艾青的《光的赞歌》等诗篇，打动了千百万读者的心弦。曹禺的新编历史剧《王昭君》、老舍的遗作长篇片段《正红旗下》、魏巍的长篇《东方》选段、姚雪垠的长篇《李自成》选段等作品，都能给人以高度的艺术享受。 人民文学一九七六年第一期1983年7月，王蒙出任《人民文学》主编，刘剑青、周明、崔道怡、王朝垠为副主编,严文井为顾问，组成了年轻化的新编委会。新编委会的其他成员有张志民、茹志鹃、袁鹰、徐迟、徐怀中、谌容、黄宗英、谢永旺、蒋子龙、葛洛。新编委会在告读者的《不仅仅是为了文学》中表示：“我们希望奉献给读者一期期够水平的、赏心悦目的文学刊物，我们更希望奉献给读者的是亿万人民的心声和时代的壮丽而又斑驳的画卷”。《人民文学》正为实现这一愿望而努力。 《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毛泽东为创刊号题了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第一届主编茅盾在《发刊词》中指出:《人民文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各种文学样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同时,《人民文学》还要在“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等项工作中起到与其所处地位相应的积极作用。它的历届主编、副主编和编辑委员会，都是由卓有贡献与威望的作家、诗人、评论家与编辑担任和组成的。从1949至1966年，先后担任过主编、副主编的有茅盾、艾青、丁玲、邵荃麟、严文井、秦兆阳、葛洛、张天翼、陈白尘、韦君宜、李季等；先后担任过编委的有何其芳、赵树理、周立波、沙汀、袁水拍、胡风、吴组缃、艾芜、魏巍、谢冰心等。1956年来，除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停刊以外，截止至2005年7月，《人民文学》总计出版551期。这551期刊物，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的见证，几乎荟萃了中国所有文学精英所创造的各式各样的文学成果。许多产生过重大影响、具有轰动效应的作品都由《人民文学》首发；一批又一批的作家，是通过《人民文学》走向文坛，并引起国内外瞩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