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级论文评论林肯的题目

摘抄几段就可以了↓↓在过去二十余年中，我曾对林肯作了多次的评价，但是这些评价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最初，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在一篇文章①里我对林肯否定得过多，过分强调他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嗣后在《林肯解放奴隶的真相》（《史学月刊》1965年8期）一文中，我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我的认识提高了，我开始审查我过去在林肯评价中所持的旧观点，发现我过去对林肯的评价失于不公正。因此，我在1977年又写了一篇文章（《论林肯》，《开封师院学报》，1978年第一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肯定了林肯的进步性，把他评价为一位伟大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但是在同一文中我仍指出了他的某些错误和瑕疵，特别批评了他对南方叛乱者的“无原则的宽大”。去年偶然忆起宋代叶梦得的的一段话，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感到有必要重新评价林肯，对他作出更多的肯定。叶梦得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大抵人才有四种，德量为上，气节次之，学术又次之，材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备。论所不足，则材能不如学术，学术不如气节，气节不如德量。”②这显然是叶氏向中国封建时代士大夫统治层人物提出的要求。在他看来，这些人应该具备德量、气节、学术及材能等四个条件，而其中以“德量”最为重要。我感到叶氏此语深有见地，在品藻历史人物方面洵是不刊之论。至于叶氏所理解的“德量”，具体内容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他没有进一步深论下去。但是，据我个人的理解，“德量”应该是一种很高的政治美德，一位有“德量”的政治家，应该心胸坦荡，有容人之雅量；能高瞻远瞩，气度恢宏；虚怀若谷，善于纳谏，而不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德量”二字译成现在汉语，就是“政治家风范”。如果用马克思主义加以改造和具体化，我认为，“德量”应该包涵以下几种政治品德：第一，不固执地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乐于采纳反对者的正确意见，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第二，愿意倾听人民的声音，接受人民的正当要求。第三，在处理国家大事时，能处处顾全大局，而不囿于某一特殊集团或个人的狭隘的偏见。在我看来，林肯一生的行事，特别是他在内战期间内的活动和举措，就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因此他不愧为一位具备“德量”的伟大的政治家。我的这个结论是有下述事实为根据的。（一）在内战初期，林肯是反对解放奴隶的。林肯在就职演说中明确地告诉国人说，他“无意直接地或间接地干涉奴隶制存在的诸州的奴隶制度。”在内战爆发后，林肯在1861年4月15日发布的命令中， 再一次保证他不会容许联邦军队破坏或干涉南方的财产（包括体现在奴隶身上的财产）。在林肯心目中，在这次内战中北方应该为恢复联邦的统一而战，而不应该为解放南方的黑人奴隶而战。林肯不仅不干涉南方的奴隶制度，而且还扮演了南方奴隶制度的捍卫者的角色。许多逃亡奴隶离开南方种植场而逃到联邦军队驻地要求得到保护。但是，林肯一再命令战场上的联邦军队的将领们去阻止奴隶的逃亡，并且逮捕逃亡奴隶，把他们送回他们原来的主人那里。更甚者，林肯还罢黜了弗列蒙特将军的职务，因为这位将军曾在他所管辖的密苏里州发布了一道命令，宣布：凡站在敌人方面持枪作战以反对联邦的一切奴隶主，其手中的全部奴隶予以解放。在内战第一阶段，林肯就是这样对待南方奴隶的。然而，到1862年下半年，林肯竟然改变初衷，放弃了原来维护南方奴隶制度的作法，而走上解放奴隶的道路。这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清晨，林肯以总统的名义发布了预告性的“解放宣言”，宣布：南方叛乱者如果到1863年一月一日仍不放下武器，则叛乱诸州的奴隶一律予以解放。到1862年年底，南方叛乱者并没有放下武器，于是林肯乃在1863年一月一日凌晨发表了正式的“解放宣言”，宣布叛乱诸州的奴隶全部自由。1865年1月，由于林肯努力争取的结果， 以在合众国全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度为内容的宪法第15条修正案获得国会的通过。这样，到内战的第二阶段，林肯不仅由原来的反对奴隶解放的立场过渡到赞成解放奴隶的立场，而且把解放奴隶的政策贯彻到底。林肯的这个剧烈的转变，其原因究竟何在？对于这个问题，林肯本人作了回答，他承认强迫他做出他所不愿做的事情的，是客观环境，是军事情势的急遽恶化。据他事后的回忆，当时他看到“事情越来越糟”，所以他终于感到“我们在我们所奉行的作战计划上已经走到了绳子的尽头：我们必须拿出最后一张牌，并且改变我们的策略，否则就要输了。现在我决定采取释奴的政策。”③客观情势固然是推动林肯采取解放奴隶这个重大决策的决定性力量，但是林肯采取这个重大决策本身，意味着他虚心地采纳了内战开始以来一直反对他的反对派的正确意见，因为当他过去坚持自己的错误主张时，他曾遭到反对派的猛烈攻击，这些反对派一再向林肯提出解放奴隶的要求。反对派包括两个集团：共和党内的急进派和社会上的废奴主义者。这两个反对派都异口同声地反对林肯的政策，要求他改弦更张，尽快地发布解放奴隶的命令。他们一致指出：解放奴隶会造成有利于联邦的结果，会促成战局向有利于联邦的转变。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立普斯的发言尤其激烈，他在一次讲演中骂林肯为暴君。在另一次讲演中他猛烈地攻击林肯政府，说林肯本人“没有任何决心”，并且以谩骂的口吻说：“只要你们让这头乌龟继续领导政府，那末你们就是在用一只手挖洞，而且用另一只手同时在填洞。”④1862年7月4日，急进派领袖查理·萨姆纳在会见林肯时告诉他说：他不但在北方需要更多的人帮助他，而且他“在南方，在叛乱者的后方”也需要人们，亦叩奴隶的帮助。他需要做的一切，便是说出解放奴隶这句话⑤。在要求解放奴隶的同时，急进派也指出武装黑人的必要性。急进派的另一位领袖塔都斯·史蒂文斯在众议院里提议把来福枪放到南方每一个黑人手中，让他们参加反对奴隶主的战斗，他说林肯太软弱，假如安得鲁·杰克逊⑥在世的话，他会解放奴隶和武装黑人的。“他会向奴隶制的心脏进军，不是为了摘棉花，而是为了把武器放到每一个被解放者手中……我认为这个办法是我们武器库中最可怕的武器。”⑦总而言之，在解放奴隶的问题上，林肯在实质上是采纳了一贯与自己作对的反对派的主张。这一点看来很容易，但是实际做起来是戛戛乎其难的，因为这里有一个个人面子、尊严乃至感情的问题。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放弃自己原来的主张，而接受政敌的主张，在中外历史上都是不可多见的。我国北宋时代的王安石虽然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但是他就做不到虚心纳谏，他把反对变法的人们的意见一一拒之于千里之外，甚至对其中一些人实行打击报复，以泄其私忿。唐太宗以善于纳谏著称，他多次采纳了魏征的谏言。但是，魏征是他的臣下，究非政敌可比，他是站在维护李氏王朝的利益的立场向太宗进忠言的，所以接受他的意见是容易做到的。而急进派和废奴主义者都是林肯政府的反对派，而且他们曾对林肯尽其讥讽、挖苦甚至咒骂之能事。接受这样政敌的政见主张，无异于吞下一颗难以下咽的苦果。但是，林肯终于勇敢地吞下了这颗苦果。为什么林肯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他能以大局为重，他始终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恩怨完全置诸度外。（二）到1863年底，如何处理战后南方的问题，亦即所谓南方重建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南方重建中，黑人选举权问题占有重要地位，因为黑人虽然获得解放，但是假若他们享受不到政治上的平等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的话，他们将会重新落到种植场主的压迫下，并且有可能重新下降到奴隶地位。但是，最初林肯是反对授予南方黑人以选举权的。1863年12月8日他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大赦和重建的宣言”，在这个文件里，他对黑人选举权问题只字未提，这实际上就是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因此，林肯的计划立即激起了黑人的不满和反对。他们愤怒谴责林肯剥夺黑人选举权的作法，并且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议运动。黑人们开大会，通过决议，批评了林肯的态度。一些黑人还组织起来，力争取选举权而斗争。1864年10月，在希拉古斯召开的全国有色人代表大会，是内战期间美国黑人争取选举权斗争中的一个重大步骤。大会通过的“告合众国人民书”，举出许多有力的论据，说明黑人享有选举权的迫切必要性。在黑人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黑人杰出领袖弗列得里克·道格拉斯起了突出的作用。他在一次讲演中向白人听众说：“如果你们需要选举权，那末我们尤其需要它。你们是强者，我们是弱者；你们是多数，而我们是少数；你们受到保护，但是我们有受到袭击的危险。”他警告说：“我们可以用刀剑征服南方军队，但是我们却消灭不了南方人的仇恨心理，南方人会向我们复仇的。那末什么是对付南方人这种恶毒敌意的天然力量呢？这就是：把选举权送给南方精神健全的、年满21岁的每一个有色人男子，这样你就会立刻得到四百万个朋友，他们将警惕地保卫，而且必要时用他们的武器保卫自由的方舟，以防止敌人发动叛乱去破坏它。”⑧广大黑人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对林肯本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林肯在他最后一次公开谈话（1865年4月11日）中表示：“我本人现在愿意把选举权授给有知识的有色人以及曾作为士兵为我们事业服务的有色人。”⑨当然，最初林肯之剥夺黑人选举权，也不是没有他的理由的，因为他认为无知识的黑人使用选举权，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然而后来他看到许多新解放的黑人踊跃地参加联邦军队，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为联邦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所以他改变了对于黑人的成见。但是，不管怎样，黑人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及他们发表的大量有关黑人选举权的言论，在改变林肯的态度中是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清楚地表明：林肯是能够倾听人民的呼声，是愿意接受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的。对于资产阶级国家领导人来说，倾听人民的呼声，采纳他们的意见，是一个很难以做到的事。但是，林肯做到了这一点。（三）在总统任期内，在整个内战期间，林肯在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时，在执行一切政策时，在做出任何重大决策时，甚至他的一举一动，他都能着眼全局，以国家整体利益为重。他这种态度，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最为突出。一、在作战的目的问题上在他的心目中，恢复联邦的统一是北方对南方作战的唯一目的。他的一切方针政策，一切举措都服从这个最高的目的。他的这个态度一直坚持到内战的胜利结束时为止。甚至在1862年下半年林肯已经决定发布预告性“解放宣言”之后，他仍持这个态度。这一年8月22日林肯在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霍列斯·格瑞利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我想拯救联邦，我想在不破坏宪法的情况下尽快地拯救它。……如果有人只是在摧毁奴隶制度的条件下才愿意拯救联邦，我是不同意的，我在这个斗争中的首要目的，便是拯救联邦，既非拯救奴隶制度，亦非摧毁奴隶制度，如果我不解放奴隶也能拯救联邦，我也愿意这样做，如果我靠解放所有的奴隶而能拯救联邦的话，我也愿意这样做，如果我由于解放某些奴隶同时放着另一些奴隶不管而能拯救联邦，我也愿意这样做。假如我对于奴隶制度或有色人种做些什么事情的话，我之所以做，是因为我相信它将有助于拯救联邦，而假若我忍耐着不做什么事情的话，我之所以忍耐，是因为我不相信它将有助于拯救联邦。”⑩林肯之坚持把恢复国家的统一作为战争的唯一的、一贯的目标，说明他是一位有远见、胸怀全局、以国家整体利益为重的政治家。关于北方在内战中的作战目标问题，在内战第一阶段上，林肯与反对派（急进派与废奴主义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与以恢复联邦的统一为作战的唯一目标的林肯不同，反对派主张北方应该为解放奴隶而战。二者孰是孰非，是一目了然的。首先应该认清当时美国所面临的现实：南方奴隶主叛乱集团悍然发动了武装叛乱，宣布南方脱离联邦而另成立一个“国家”——“南方同盟”，因而一个好端端的国家一下子被撕裂为两半。事情还不止此，南方叛乱者还不借卖身投靠欧洲列强，妄图倚仗外国势力来压倒北方。而英、法两国的统治阶级在美国内战爆发后，为了重温其在北美大陆扩张领土的美梦，迫不及待地想武装干涉内战。假如南方叛乱者的阴谋得逞，美国的前途实在岌岌可危：它将重新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退一步讲，即使事情没有恶化到这个地步，国家的分裂也将严重地妨碍美国的进步发展，使方兴未艾的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重大的挫折。面对这个严峻的现实，唯一的对策便是通过军事斗争，粉碎南方叛乱者分裂国家的阴谋，以恢复联邦的统一。此其一。恢复联邦的统一，对当时的美国说来，是决定一切的首要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一切都无从谈起，既谈不上发展资本主义，也谈不上消灭奴隶制度。试想：假如叛乱者一手炮制的“南方同盟”这个“国家”一直存在下去，北方废奴主义者只能眼睁睁地看南方奴隶继续处在奴隶主的任意宰割之下，而一筹莫展。当然，为了恢复联邦的统一，必须取得内战胜利，为了取得内战胜利，解放奴隶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恢复联邦统一与解放奴隶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从国家全局着眼，恢复联邦的统一究竟是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是目的；而解放奴隶究竟是次要问题，是手段。此其二。因此，林肯之把恢复联邦统一作为进行战争的唯一目标，是非常正确的。他这样做，说明他抓住了主要矛盾，比反对派看的更宽更远，说明他有顾全大局的伟大气魄。二、在解放奴隶的问题上如前所述，林肯在内战第一阶段上是反对解放奴隶的，是坚持拒绝实行废奴政策的。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站在北方资产阶级立场上，关心保护一切私有财产，耽心一旦解放南方奴隶，将损害奴隶主的财产权（因为奴隶便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从而威胁北方资产阶级的财产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对一种所有形式——一种劳动条件私有制形式——的攻击，对于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也是十分危险的。”(11)其次，林肯之反对解放奴隶，也是因为他害怕宣布奴隶解放将推动边境奴隶州（内战爆发后，几个边境奴隶州由于种种原因仍留在联邦内）脱离联邦而投到南方叛乱者怀抱中去，这样一来就会失掉边境诸州这个进攻叛乱者领土的重要基地。但是还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第一，林肯把恢复国家统一放在首要地位上，因而集中全力镇压南方叛乱。这就使得他无暇考虑包括奴隶制问题在内的其它问题。第二，北方广大人民对奴隶制问题漠不关心，甚至有不少人反对解放奴隶。占北方人民中的大多数的农民所关心的是自己的直接的物资利益——土地问题，他们特别希望政府解决西部土地问题，而视南方奴隶制存在与否与自己无关，至少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一般说来农民不关心奴隶解放问题的主要原因。北方工人大多数则反对奴隶解放，这是因为他们害怕南方奴隶一旦解放，会在劳动市场上排挤他们。由于种族主义作崇，北方人民中间有不少人歧视黑人，认为黑人注定当奴隶，所以也反对奴隶解放。只有少数先进工人在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下，同情奴隶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