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林公主
提供一个不太正面的角度。白居易是写实派,尤其是他的乐府诗方面,但现实中,他做到了哪些?他笔下的爱情诗歌又是怎样的历史现实,他(他与元稹关系不错,元稹在对待女性方面很失风度,元白可以对比)的女性观等等。要是比较正面的方面,就一个敢于写实,通俗易懂,有比较有深度,最好是以《琵琶行》为例
小小织女星
在平平淡淡的日常中,大家都跟论文打过交道吧,论文是讨论某种问题或研究某种问题的文章。一篇什么样的论文才能称为优秀论文呢?以下是我整理的议论文论据素材摘抄大全,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一、理想篇
1、道理论据 :
志当存高远——诸葛亮
一个有了远大的理想,就是在最艰苦困难的时候,也会感到幸福。—徐特立
一个没有理想,生活就会没有重心,就缺少朝气。为自己建立一个正确的目标,朝向这个目标去努力追求,生活自然就会充实而有意义。——罗兰
2、事实论据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略)
周恩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新学期开始,沈阳东关模范学校魏校长问同学们读书是为了什么?于是有人回答说:“是为了家父读书。”有人回答说:“为明礼而读书。”也有人说:“为光耀门楣而读书。”当魏校长点名要周恩来回答时,坐在后排的周恩来站起来,庄重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马克思的理想。1835秋天,马克思中学毕业,面临着职业选择。当时,在马克思的同学中对选择职业有种种考虑,许多人认为有虚荣心和追求名利有理所当然的事。但是马克思觉得,一个青年应当选择最能为人类服务、最能实现人类幸福的职业,马克思在他的毕业论文结尾写道:“我们选择职业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
二、立志篇
1、道理论据:
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越有益。—高尔基
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话百岁。——石玉昆
2、事实论据:
周处立志好学鲁迅异医从文
许多科学家、发明家,都是从小立志(爱迪生、爱因斯坦、高斯)美国科学家爱迪生,29岁发明留声机,33岁发明白炽电灯泡。德国物理学家爱因基坦,26岁提出狭义相对论,37岁提出广义相对论。德国数学家高斯,17岁就提出最小二乘法,24岁出版《算术研究》,开创近代数论,32岁提出行星轨道的计算方法。
三、谦虚篇
1、道理论据:
满招损,谦受益——《尚书》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毛泽东
当我们是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泰戈尔
2、事实论据:
马克思厌恶别人歌颂自己。有一次,马克思的朋友库格曼称颂马克思为19世纪的智慧的思想家,《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是划时代的著作,马克思知道后很不满意,给库格曼的回信说:“过分的赞扬我的活动是十分令人厌恶的,一切总归有个限度。”
竺可桢“我知道太少了。”竺可桢是我国现代气象事业的奠基人。1974年1月23日,是他逝世前两个星期的日了,这天,照例有少人来看望他,因他病情日重,竺夫人便把所有的亲朋好友留在房外。猛然间,竺可桢听到外孙女婿的声音,便迫不及待地叫他进去。竺可侦的外孙子婿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而竺可桢深感自己缺乏“基本粒子”这门新学科的知识,并为此着急而曾五次向晚辈求教。现在,他又抓信这个机会,要求“补课”了。竺老病重,听觉受到严重损伤,带上助听器也听不清外孙女婿的讲话,只得要求把讲的写下来。竺夫人劝他休息,竺老缓慢地吃力地说:“不成,我知道得太少了。”当他听完国外研究基本粒子的近况,以及杨振宁的《规范场》取得的新进展后,满意地笑了。
四、勤奋篇
1、道理论据:
只有坚持不懈地刻苦学习,是不必担心不能成材的。——华罗庚
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可以创造出来。——鲁迅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范晔
2、事实论据:
王羲之苦练成“书圣”刮目相看
头悬梁锥刺股
自学成才的高尔基。高尔基小时候是在每天十几小时繁重劳动和鞭打责骂下度过的。但即使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也总是抓住每一分钟空闲时间读书。店老板不许他读书,他千方百计地弄到书,躲到阁楼上、储藏室里阅读。夜晚借月光或自制的小灯盏照着读书,没有蜡烛,他就把老的烛盘上的蜡油收集起来,装在一只罐头盒里,再注入一些灯油,用棉线卷一根灯芯照着读书。在面包房当工人时,他用零碎的木棒在揉面的台子上架起一个临时的书架,一面揉面团,一面读书。有一次,老板走进去看他在读书,想把书拿走扔到火里去,高尔基抓住老板的胳膊愤怒地叫喊:“你敢烧掉那本书!”吼退了老板。监视、威吓没能阻止高尔基读书,反而使他自学的信念更坚定了。
五、积累篇
1、道理论据:
积薄而厚,聚少而为多。——《战国策》
只有经过长时间完成其发燕尾服的艰苦工作,并长斯埋头沉浸于其中的任务,方可望有所成就。——黑格尔
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罗丹
2、事实论据:
陶罐积累资料。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为了积累诗作素材,准备了许多陶罐,并分门别类贴切着标签,整齐地放在一个七层的架子上,他平时收集到了资料,按不同门类投到各自的陶罐中。
契诃夫的创作题材。有一天,几个青年问俄国作家契诃夫:“怎样才能获得创作题材?”契诃夫顺手拿出一本厚厚的日记说:“这里有100个题材。”这几个文学青年看着这珍贵的日记本入了迷,日记中所记的每一个材料都生动、感人。有个青年说:“真想买几个回去,这些材料太好了。”契诃夫笑着说:“题材是无法用金钱买到的,每个题材都是作者本人深入生活积累的结果。”
司马迁游学积累。徐霞克徒步跋涉实地考察。
九尾小妖
高中作文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但作文教学成效甚微,原因之一是作文素材匮乏。下面是我为您整理的关于白居易的高考作文人物素材,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白居易体恤民情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同情人民,他在皇帝面前做谏官时,就屡次上书,请求革除弊政,写了大量讽谕诗揭露官僚势力残害人民的罪行。他写诗力求让人民群众看懂,相传他每写好一首诗,都要读给不识字的老妈妈听,听得懂的,方才拿出去。他在地方做官时,每到一处,都要力争多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在杭州做刺史时,他修筑湖堤(现在的西湖白堤),利用湖水灌溉土地。在苏州,兴修水利,也受到苏州人民的爱戴。在做忠州刺史时,他搞了许多利民的改革,号召开荒生产;改进税收办法,增加豪富的税款,减轻贫苦农民负担;尽量节省开支,减轻老百姓的支出。他亲自带头种树,绿化荒山。他主持群众聚会,席地而坐与民同乐。有些官员说什么:“‘贵’、‘贱’杂处,不成体统。”白居易对这种议论毫不理睬。后来忠州人为了纪念这位爱民的好官,为他建了“白公祠”。
相传我国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每当作好了一首诗,总是先念给牧童或老妇人听,然后再反复修改,直到他们听了拍手称好,才算定稿。像白居易这样一位著名的诗人,并不因牧童和村妇的无知而轻视他们,因为他懂得真正的文学作品,必须得到人民的承认,所以他虚心求教于人民群众,这才使他的诗通俗易懂,为后人传诵。
白居易,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二十生于河南新郑县东郭宅,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享年75岁。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白居易在他那个时代就是偶像级人物,他的文字的影响力不仅在文化圈子里流传,同时也风靡娱乐界。他的《长恨歌》、《琵琶行》等流传之广,即使到今天大概都不比《双截棍》差。
同时,也有很多人对白居易的一些作为很不以为然。少年得名,被人当做偶像追捧在众多名家当中,白居易大概属于天才那一类。他出生不过六七个月的时候,家里人指着“之”和“无”两个字逗他玩。他竟然就此记住,以后每次有人问还不会说话的白居易这两个字,他都能准确指出来。这样的天才儿童要是放在20世纪末,没准就读上那些著名高校的少年神童班了。
难得的是,白居易没有像那些高校神童班的孩子们那样流星一现,他五六岁就学做诗,9岁就熟悉了声韵——这个人天生就是吃文字饭的。而且白居易读书很用功,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长茧,这样,他16岁的时候已经写出了“春风吹又生”这样的佳句。
白居易初到长安拜见前辈寻求提携,文名赫赫的顾况素来目下无尘,就跟白居易摆起了老资格,说:“京城米价很贵,想要居住在这里大概不太容易。”等看了“春风吹又生”之后,马上改口说:“以你这样的才华,在京城肯定能混得很好。”想来当时的首都只是米价高,房价还不怎么吓人,否则任春风怎么吹,也吹不出广厦华堂。
后来白居易诗名日盛,在全国的学校、旅舍、码头、妓馆这些公共场所,男女老少都在吟诵白居易的诗歌。当时有个军官想招个歌伎,有个歌伎为了自抬身价,就说自己能够背诵白学士的《长恨歌》。果然这招奏效,这名歌伎的身价真的被抬起来了。白居易对此大约多少有点得意,在给朋友的信上特意炫耀了一下。
唐朝流行文身,社会上也不完全把文身和不良青年画等号。一位狂热的超级“白迷”,从脖子往下浑身三十多处文上了白居易的诗句,经常洋洋自得地在街头袒胸露臂,放声高唱。政坛失意,与歌伎同病相怜文学上的成就固然值得自负,但那不是白居易心目中的目标,建功立业才是永恒的主题。
白居易生活在唐朝的衰落时期,面对军阀割据、政局动荡的混乱局势,白居易积极向皇帝进言,希望能够得到采用。这个时期的白居易是坦荡刚直、勇于任事的,但无论什么时代,这样的人总是显得很不“懂事”,他管闲事甚至管到了皇帝的后宫。时值大旱,白居易居然斗胆请求皇帝遣散一部分宫女,一则缩减开销,二则减少社会上的旷男怨女。结果谁都能料到,他这分明是去找骂。壮年气盛、直言无忌的白居易并没有实现他的目标,反倒给自己招惹了不少强大的敌人。
事实上,他那过于急切直率的作风,让亲自提拔他的皇帝都受不了,有时皇帝老子话还没说完,白居易就直愣愣地顶嘴:“陛下错了。”皇帝当场变了脸色,事后对人说:“这小子是我提拔的,居然敢这样,多半是不想混了。”虽然皇帝没有马上拿白居易怎么样,但祸根已经埋下。后来宰相被刺杀,白居易第一个建议追捕主谋,政敌们趁机指摘他越权,照例再加上些谣言,就把他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的第一个政治高峰结束了。江州司马白居易虽然失意,在著名的《琵琶行》中,和偶然相遇的长安歌伎大起同病相怜之叹,但他还在等待机会,他仍旧怀着希望。
再次回到京城,一开始,白居易行事的风格依然不改,为了坚持立场,甚至不惜和多年好友元稹翻脸。然而政治集团之间激烈的倾轧斗争终于让他渐渐“懂事”了,白居易从忧虑到失望,再到逃离。他承认自己的失败,为了躲避政治旋涡,甘心外放,做地方官去了。
个人的意愿在庞大的命运车轮前显得实在太渺小,只有少数人一生都是斗士,白居易不是那种政治需求特别强烈、个人意志特别坚定的人,诗人早年的理想已经在现实中渐渐消磨。老来享乐,几多荒.唐几多愁白居易也有老的那一天。
到那个时候,他开始享受生活了。他人是老了,却开始蓄养大量家姬,还亲自指点她们学习乐舞。拜他的诗歌流传之赐,白居易的家姬非常有名,其中最有名的是小蛮和樊素,“素口蛮腰”这个香艳的说法,就来自于白居易。
不仅如此,白居易似乎还很喜新厌旧,他10年内换了3批家姬,只是因为过了几年就觉得原来的家姬老了不中看,而这个时候他自己已经67岁了。当然,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去生硬地评判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在那个时代,白居易的行为不论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没有什么不妥。
不过,以白居易当时的年龄,怎么说也不够自重。当青春不再时,人往往会遇到精神上的危机,白居易在这个时刻再一次显示出了自己意志上薄弱的一面。一场大病之后,白居易大约也感觉到了自己来日无多,虽然恋恋不舍,还是把他最钟爱的小蛮和樊素都遣散了,算是为她们的前途做了一点打算。当初吟唱出“江州司马青衫湿”的那个悲天悯人的白居易,此刻多少又有点回魂了。然而白居易对待女性的态度一直被质疑,后来就有了他逼死朋友侍妾的传闻。
关盼盼是白居易好友的妾室,好友死后,关盼盼独居10年没有再嫁。白居易听说后,写诗一首送给关盼盼,大意是感慨好友一死,好友当年在关盼盼身上的心思全白费了。本来人死万事空,这种感叹可说是很正常。但也可以理解为谴责关盼盼不够意思,没有以死殉夫。关盼盼看了这首诗,不久绝食而死。这段公案后来就成了白居易的罪状。
不过在漫长的时间流逝中,传说的可信度不免要打个折扣。白居易虽然晚年沉迷于声色,但也不至于非把别人的老婆逼死,他好歹没那么糊涂吧。没有人是完人,白居易当然也不是。他会退缩,会消沉,但他自有掩盖不了的光彩,我们记住他,最终还是因为他的诗篇。
潘潘大小J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曾祖父白温迁居下□(今陕西渭南),遂为下□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祖父□、外祖陈润俱善诗。父季庚,做过彭城县令,徐州、襄州别贺。明代绍兴郡斋圣贤图石刻 生平 入仕以前 自代宗大历七年(772),至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自幼聪慧,5、6岁学作诗,9岁熟悉声韵。11岁时,因两河藩镇战乱,由荥阳逃难到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县尉的堂兄。5、6年的颠沛流离生活中,白居易接触到民间疾苦,并受到当时任苏州、杭州刺史的两位诗人韦应物、房孺复的影响,作有《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赋得古原草送别》等诗篇,15、16岁时,立志应进士举,刻苦读书,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后来,父死母病,靠长兄白幼文的微俸维持家用,奔波于鄱阳、洛阳之间,生活比较艰苦。 初仕至遭贬 自贞元十六年 (800),至元和十年(815)。贞元十六年,白居易 29岁,进士及第。十八年(802) ,又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订交,约始于此,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永贞时(805),王叔文、韦执谊实行政治革新,白居易曾向韦上书,建议广开言路,选拔人才,惩恶赏善,举贤任能,不失时机地迅速改革。但不久,王、韦等被贬,改革失败。他的建议未及采用,写有《寓意》等诗表示惋惜。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对社会政治各项重大问题所提治理方案,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料。这年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今陕西周至)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帖集贤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学士。次年授左拾遗。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均依旧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密。在儒家“兼济”思想的指导下,他不怕得罪权贵近□,连续上书论事,如奏请加德音中节目》、《论制科人状》、《论于□裴均状》、《论和籴状》、《奏阌乡县禁囚状》等,都是关系国家治乱、人民生活的重要文件。与此同时,他还自觉地以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武器,促进新乐府运动,写了大量的讽谕诗,和他在政治上的努力相辅而行。但由于朝政日趋腐败,他的这些奏状和诗歌反而招来当权者的忌恨与打击。 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丧居家,服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两河藩镇割据势力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主张讨伐藩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请急捕凶手,以雪国耻。但却被腐朽的官僚势力攻击为越职言事,并捏造“伤名教”的罪名,将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 贬江州以后的内外迁调 自元和十一年(816),至大和二年(828) 。白居易到江州后的第二年,写下《琵琶行》。诗中通过一个擅奏琵琶的长安名妓沦落江湖的不幸身世,寄托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闷。在这之前,他已经看到朝廷的种种黑暗,萌生过及早抽身的念头。经过这次打击,思想更从“兼济”急遽转向“独善”,决心要做到“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但他并没有辞官归隐,而是选择了一条“吏隐”的道路,一边挂着闲职,一边在庐山盖起草堂,与僧朋道侣交游,以求知足保和,与世无忤。与之相适应,描写闲静恬淡境界、抒发个人情感的闲适诗和感伤诗,便开始多起来,而前期那种战斗性强烈的讽谕诗则比较少见了。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还京,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因国事日非,朝中朋党倾轧,屡次上书言事不听,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州时,曾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并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饮用。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 退居洛阳的晚年生活 自大和三年(829),至会昌六年(846)。白居易从58岁开始,定居洛阳。先后担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他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时常与名诗人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他在舒适的晚年仍然时常想到人民。73岁时,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两年后病终。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见彩图河南洛阳白居易墓)。诗人李商隐为撰墓志。今已辟为游览胜地。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他的“兼济”之志,主要是实行儒家的仁政,但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他的“独善”之心,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自觉》二首其二说:“我闻浮图教,中有解脱门。”求得身退心安,无所往而不适。当他受皇帝信任的时候,在政治上直言极谏,无所忌讳,敢作敢为,诗歌创作便积极反映民生疾苦,为补察时政服务;当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为时,便请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官,远嫌避祸,以诗、酒、禅、游自娱,诗歌创作则主要表现个人感受。无论达和穷,他都离不开诗。白居易诗《溪村》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集雅斋刻本《六言唐诗画谱》 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3000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情是诗的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他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认为情感活动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密切联系于当时代的“政”。因而,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的比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又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所谓“为时”、“为事”,就是指“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所谓“六义”、“风雅比兴”,则是指诗歌指陈时政的美刺作用。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他在“美刺”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强调诗歌批评社会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寄唐生》),“上以纫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开壅敝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这种功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算达到了写作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文”。与上述理论相适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①“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饰,表达直率,不绕弯子;②“言直而切”,直书其事,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③“事□而实”,内容真实,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虚夸;④“体顺而肆”,文字流畅,容易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新乐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实践的。 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有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谢□、李白等著名诗人,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甚至连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诗(《与元九书》)。同样,如果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免有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评。 文学创作 白居易在江州时,曾整理、编集自己的诗歌作品,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据其自述,讽谕诗是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闲适诗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者”;杂律诗则是“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大体上,前三类是古体诗,最后一类是近体诗;前三类中大致以内容区分,但也有参互交错的。在这四类诗中,白居易自己比较重视讽谕诗和闲适诗。他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的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 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其中包括《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观刈麦》、《采地黄者》、《重赋》、《杜陵叟》等写农夫的辛苦和赋税剥削的沉重;《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轻肥》、《歌舞》、《红线毯》、《两朱阁》等揭露豪门贵族的穷奢极侈;《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西凉伎》等反映边防问题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涧底松》、《赢骏》、《悲哉行》、《谕友》等为门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银瓶》、《议婚》、《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等为礼教束缚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伤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击世风衰败和人情浇薄;《海漫漫》、《梦仙》等讽刺迷信神仙的虚妄愚昧。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苦力勤,直气凛然。在广泛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诗人对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框框。这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讽谕诗在表现形式上,多数采用直赋其事的方法。《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发展中国叙事诗的传统有积极的贡献。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龙》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酒肉实际上喂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绘出皇帝耳目闭塞、官吏近侍贪污中饱和小民惨遭剥削的情况。《题海图屏风》则通过海中大鳌兴风作浪、鲸鲵助威肆虐,造成“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的景象,为当时藩镇割据、联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实的写照。还有把鹤、鸟、松、竹等动植物拟人化,用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及其关系,如晚年所作《禽虫》十二章,就属于这类寓言诗。无论是直赋其事或寓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广,取材典型,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明白晓畅。一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了“三、三、七”言的句式,显示了诗人向民间通俗文艺学习的痕迹。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如“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适意二首》)以及“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唯非贵相,但恐出祸因”(《自题写直》)等等,仍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闲适诗中也有一些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一时感触,而往往有深沉的寄托。其中如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长恨歌》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婚姻爱情故事,情绪感伤,寄托深微。诗中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导致昏庸误国,讽意明显;更写“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感伤玄宗贵妃爱情真挚缠绵,流露出作者的同情。唐陈鸿说,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琵琶行》则有遭际之感。这两首长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说明这两首诗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所以清人赵翼指出,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卷四)。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 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白居易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浅切,明畅通俗。平易,是指用寻常的话,写寻常的事,明白自然,人人能够领略。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就是对于这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平易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瓯北诗话》也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指出“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诗的平易,又是同叙写情事的直切畅达联系在一起的,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王若虚《滹南诗话》),有很大的感染力。这样的平易,是提炼的结果。赵翼又说:“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宋代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记叙白居易作诗令老妪都解的传说,虽不必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浅显,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便于广大读者接受,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还喜欢提炼民间俗语入诗,增添诗歌的神趣。《唐音癸签》引《阅耕余录》说:“白太傅诗:‘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航活’,吴中以水涨船动为船活,采入诗中,便成佳句。”龚颐正《芥隐笔记》也说:“诗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憎、勿留、赢垂、温暾,皆乐天语。”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訾议。有人说他“俗”,说他“浅”,甚至说他“力□而气孱”(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这些批评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分作品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在艺术上他也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语太露,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所以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内容的深刻和风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会上流传特别广。他在世时,他的诗歌已广泛传诵,“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元氏长庆集序》)。他与元稹两人唱和的所谓“元和体”,“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白居易的名声远播国外。当时有朝鲜商人来求索白诗,带回去卖给该国宰相,一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苏州南禅寺抄得一部白集带回国,后陆续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当于宋、元时的三种抄本各一卷,视为国宝。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虽然不属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其创作的实践,推动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纵论天下大事,有意识地追踪贾谊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决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仅内容切实,见解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语言明快,词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开启了北宋王安石上书言事的先声。《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而象《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趣隽永,又是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他的《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本集和研究资料 白居易生前,曾对自己的诗文进行过几次编集,初名《白氏长庆集》,后改名《白氏文集》,共收诗文3800多篇,成75卷、抄写5部。分藏于庐山、苏州、洛阳及其侄子、外孙的家里,唐末动乱,抄本散乱,又经辗转刻写,已非原貌。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刻本,仅71卷,收诗文3600多篇(其中还羼入几十篇他人的作品),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马元调重刻《白氏长庆集》71卷,与绍兴本基本相同。另有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的活字覆宋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分前、后集,内容也与绍兴本大体相同。清初汪立名则刻有《白香山诗集》40卷,仅诗,无文,其中包括辑佚而成的《补遗》 2卷,并于原注外增加笺释。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加以订补;又编《外集》2卷,搜集佚诗佚文,并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 研究资料方面,新、旧《唐书》有白居易的本传,陈振孙、汪立名均撰有年谱。近人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和岑仲勉的《白氏长庆集伪文》,对白居易的诗文多所考订。今人王拾遗《白居易生活系年》、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所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收集自中唐至晚清有关评论资料。另有日本花房英树著的《白居易研究》等,都是研究白居易的较重要的参考书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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