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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零梁行
首页 > 职称论文 > 诗经关雎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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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雎》作为《诗经》的首篇历来是研究《诗经》学者关注最多的,但各个阶段对它的解读都有所不同,即使同一阶段也存在差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关雎诗经解析,希望大家喜欢。

《诗经》在先秦时期被称作《诗》或《诗三百》。汉武帝时期,随着儒术独尊而被尊称为《诗经》。《关雎》因其作为《诗经》的首篇,历来备受关注。从它产生的西周时期到现在,对它真正内涵的解读传承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由于传统“诗学”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社会背景的现实性,使得历代“诗学”对《关雎》的解读有着多种不同的版本。《关雎》在历代的解读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本文以对各个重要历史阶段的代表性解读来进行梳理探析。

关雎

诗人:诗经

朝代:先秦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一、春秋战国时期及其以前《诗经》的“礼乐”功用

最早对诗歌下断语的是《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它从“诗”的作用方面着手,显然带有十足的功利性。西周时期,《诗经》是“礼乐”治国的宗法制度的外部体现,主要用于诸侯贵族的祭祀、宴飨、朝聘、庆典等各种重要场合。按照当时礼法规定,具体场合演奏相应的音乐,《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的“季札观乐”就是诸侯朝聘时弦《诗》、歌《诗》的场景。据《仪礼》记载,《清庙》用于周王朝的宫廷宗庙祭祀,《关雎》用于乡饮酒礼、乡射礼和燕礼。

西周至春秋战国之际,《诗经》是几经礼化整合传承礼义的载体。孔子不但以《诗经》作为教科书来教授弟子,而且从多方面评价《诗经》。《论语阳货》篇从《诗经》的功用角度,以“兴”、“观”、“群”、“怨”说明“事君”、“事父”四种方式,《泰伯》篇则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把《诗经》推崇到至上的地位。《礼记仲尼燕居》所载孔子对其论断与《论语》文异而义同。这些美誉既着眼于个人内在的修身养性,也放眼于事父、事君的宗法制下“齐家”和“治国”,更反映出当时诗、礼、乐之间的关系及其遍及宗法制度下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重要作用。

《关雎》作为《诗经》的首篇,是研究评价《诗经》的各家都不能避开的,而且常把《关雎》作为整部《诗经》的纲领来研究。

孔子言“《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说《关雎》虽有快乐之音而不过分,虽有悲哀之情而不凄伤。“不淫”、“不伤”都处于温柔敦厚的中正平和的程度。上博简《孔子诗论》中也有对《关雎》中君子从“好色”到“礼”的转变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这正好注解了孔子对《诗经》进行“思无邪”的概括,即《诗经》虽然有许多关于爱情的诗篇和“变风”、“变雅”等下层人民的呼吁,但最终这些都处理好了儒家所倡导的“情”与“礼仪”之间的关系,属于最后都归于中庸平和的情思。

据此,《关雎》可理解为:雎鸠和鸣的河边,君子对“窈窕淑女”一见钟情而对其进行热烈追求,但因淑女的拒绝而求之不得,遭到碰壁的君子因为思慕淑女而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一是对心仪的淑女充满思念之情,二是反思自己的追求行为,于是再次追求“淑女”时,则以钟鼓琴瑟之乐取悦于她。因为钟鼓琴瑟本身就是礼的象征,用琴瑟钟鼓友、乐于她,正是对淑女以礼相待之意。因而君子从好色到“反纳于礼”的过程,正是礼的发现与运用过程,故而对“《关雎》之改,其思益也”的评价,就是对君子反思回归并依礼而行的赞赏。可见,在西周至春秋战国之际,从诗歌的功用角度出发,以礼乐文化整合下的礼教来解释《诗经》是当时的基本特征。

二、汉代“经学”对《关雎》的意识渗透

随着儒家思想对社会的渗透,董仲舒以“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及“大一统”思想契合了汉武帝建立中央集权的帝国雄心,使之采纳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学从一家之说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儒家经典也被尊奉为知识与思想渊薮的“经”,经学也变成士人进禄致仕、经世致用的不二法门而随之称霸天下,造成了汉代整个社会奉儒治经蔚然成风。因而也出现了众家解诗的繁荣局面,产生了“诗经学”或叫“诗经阐释学”,最著名的有鲁、齐、韩、毛“四家诗”;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燕人韩婴的属于今文诗学,又被称作“三家诗”在西汉十分盛行。并设置“经学”博士,但三家诗大都已经亡佚,清人王先谦对三家诗曾进行过辑佚。而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属于古文诗学,即学者所谓的“毛诗”。

《关雎》被置于《诗经》之始,历来是“诗学”重视的对象,汉代众家解《诗经》都对《关雎》反复推敲,从四家诗都将《关雎》作为关注的焦点来诠释中可见一斑。

鲁、齐、韩三家诗大致相同,都把《关雎》视为讽世刺时之作。鲁诗“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诗作”;齐诗“昔应门失守,《关雎》刺世”;韩诗“《关雎》,刺时也”。“三家诗”都把《关雎》中普通的男女爱情之作上升到了人君与后妃关系的诗作,把《关雎》附会成刺诗,讽刺康王沉迷女色,贻误朝政。期盼诗中的男女之情终归于礼,借古鉴今讽谏君主谨戒好色淫逸,要求后妃具有“淑女”的贞淑贤静,从而达到旺家兴国。今文三家诗之所以把《关雎》的主旨归于讽谏君主后妃的刺诗,这与汉代的社会现实和今文经学家的政治诉求有关。

人类由野蛮蒙昧进入到文明有序的时代,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道德与伦理观念日益加强,从反思和总结中认识到强化稳定的男女关系的重要性,所以男女夫妇之礼被放到了“万世之始”的重要地位。在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等伦理关系中。《周易序卦》把“夫妇”之礼放在首位,并且指出夫妇之道亦需久恒。对于国家来说,帝王的婚姻匹配更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国家的兴衰。汉初刘邦死后,吕后专权专横,几乎颠覆了汉家社稷。后来窦太后、王太后又连续干预朝政,汉武帝宠爱后妃也多次不同程度地影响政治。比起《关雎》中所赞淑女的贤惠贞淑,她们相差甚远。当时士人们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把具有社会代表性话语的《关雎》说成刺诗,反映了西汉经学家劝诫帝王正确对待“人伦之始”的大婚,不要过分贪图美色而忽视了贤德,要匹配爱慕有贤才之女,而保天下的长治久安。根据“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的理论,帝王应该先治理好后宫,再由内到外、由己及人、由近到远,最终实现天下大治。“毛诗”较“三家诗”晚出,主要在民间传播,“毛诗”学派要涉足政坛,其理论必须要有政治上的优势,所以没有步前三家后尘于讽刺进谏,而立足于赞美“后妃之德”强调“上以风化天下”,从帝王统治角度出发把《关雎》阐释为“经夫妇”、“厚人伦”移风易俗进行教化的工具,这样就迎合了帝王统治天下的心理。《毛诗》广泛吸收了前人诗学的研究成果,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学术和政治意义的完善,最终集《诗经》学礼化之大成,在西汉末期被立为学官。东汉以后《毛诗》逐渐风化天下,而其余三家诗日渐衰退,以至后来大多亡佚。我们现在《十三经注疏》中的'《毛诗正义》就是毛亨所传“毛诗”。

《毛诗》每首诗都有序,其余各诗序都比较简短,只有《关雎》的序比较长,洋洋洒洒蔚然成篇,被称为《诗大序》,即学者专称的《毛诗序》。毛氏开宗明义地把《关雎》的喻义美赞为“后妃之德”,也对《诗经》进行了纲领性理论概括,把它看作弘扬王道之音,进而风化天下的工具。《毛诗》没有把《关雎》解释为“刺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风雅正变”理论。《诗大序》认为西周初期的《周南》、《召南》代表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的王道声音,而把西周后期政治衰乱中比较有讽刺意味的作品称作“变风”、“变雅”,认为“变风”、“变雅”创作兴起的直接原因是因为“王道衰,礼义废”,这样才造成了天子失政,诸侯失纲,大夫僭越,民不聊生,礼坏乐崩的混乱局面。继而也就有了讽世刺时的“变风”、“变雅”。《关雎》则是《周南》首篇,是礼义典范的王畿之音、“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的表率,所以毛氏不能将《周南》中的第一篇《关雎》作为刺诗,而从帝王治国由内而外注重后妃之德、风化天下出发,用《关雎》为“后妃之德”垂范:忧虑君子进谏贤德之人,而不能过分沉溺于美色,爱怜窈窕贞顺的女子而注重其贤淑之才,且还要做到“发乎情,止乎礼义”。

三、朱熹及后代对《关雎》的新解

对《关雎》解读自东汉以后变化不大,直到宋朝理学时期又有新解,理学大师朱熹就与《毛诗》的解释有很大差异。朱熹晚年本着“尽去《小序》,尽涤旧说”的目的做《诗集传》。但他并未“旧说”尽去,而是对其进行了许多扬弃。在《关雎》喻义问题上仍沿用“后妃之德”之说。朱熹在解读上确实有自己的一番见地,他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点,把《关雎》最终落在了“配君子而成内治”上,而古代中国历史上固有的圣人情结,使朱熹把《关雎》中的君子与淑女附会于文王与大姒“女者,未嫁之称,盖指文王之妃大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周之文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在他们看来历史上圣人的思想和行为直接对世人起着垂范性的教化作用,认为《关雎》是教后人,以文王和大姒的婚姻为典范。

朱熹又从《关雎》推到《周南》进行解释:认为《周南》中《关雎》、《桃夭》、《兔》、《》、《葛覃》五首诗皆言后妃之德,《关雎》只是其中的个体代表,是借言后妃之德而阐明文王因为身修而达到的国治之效。由此又把修身、齐家推广到治国、平天下,彰显了其由内而外的治家治国之道。朱熹把君子与后妃落实到文王与大姒,本意可能并不为附会历史,但是把历世高山仰止的文王夫妇树立为齐家的典范来让后来者效仿,一方面为此诗提供了历史例证,契合了世人的圣人垂范情结;另一方面也以文王的文治武功来证明“修身齐家”做好后能使国治天下归。

《关雎》作为《诗经》首篇的也被后代大师们所关注。随着“诗学”的发展,清代学者不再固守汉儒解读《诗经》的路径。姚际恒《诗经通论》认为此诗只是当时诗人美世子娶妃初昏之作,而君子和淑女都不是对某人的特指,更不见得要附会至文王夫妇。崔述的《读风偶识》和方玉润的《诗经原始》解释《关雎》也都不再拘泥于“后妃之德”,尤其方玉润觉得“用之乡人”、“用之邦国”皆相宜。显然已经透过经学解读的藩篱向外拓展,开始倾向于从诗歌审美方面关照《关雎》。

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下,以古史辨派开创的现代“诗学”已经跳出经学解读的重围,开始真正从文学审美角度审视《关雎》。现代“诗学”基本都把《关雎》看成是有关恋爱婚姻的诗歌,但具体观点之间也存在差异。闻一多和胡适认为《关雎》是展现初民男女爱情的恋歌,而郑振铎先生则解释为描述婚姻的结婚乐曲。

综上所述,我们从历代学者对《关雎》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历史上各个时段的文学作品及一些对先人优秀作品的解读都不是空穴来风,各家都会把自己的作品或对前人作品的演绎,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紧密相连。因为主流意识形态都或多或少地体现着当时的具有统治地位的政治倾向,拥有话语权。学术话语一旦与主流意识相结合,那么它就拥有了坚实的基础与后盾,从而成为权力话语。这也是为何一些文人政客竭力把自己的著述向权威性话语靠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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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小结 阶段:1 时间:—— 操作:通过上网和翻阅资料查找,然后进行总结内容 经过全体组员的共同努力,本着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修正,在实践中提高的原则,现在正朝着预计的目标,全面深入地开展,现将一学年来的课题研究进行一个阶段性小结。 通过翻阅资料及各方面查找,我们了解了以下知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共分风(160篇)、雅(105篇)、颂(40篇)三大部分。它们都得名于音乐。“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古人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雅”是正的意思。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大雅小雅可能是根据年代先后而分的。“颂”是用于宗庙祭的乐歌。 风(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huì〕、曹、豳〔bīn) 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北部一些地方(齐、楚、韩、赵、魏、秦),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 雅(二雅:大雅、小雅)唐抄本 诗经 三种(22张)“雅”是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类似风谣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 颂(三颂:周颂、鲁颂、商颂) “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但鲁颂四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 到春秋,流传下来的诗,据说有三千多首,后来只剩下三百十一首(其中有六首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后来为了方便,就称它「诗三百」。 孔门弟子中,子夏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他传诗。 到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 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而现在只剩外传十卷。 至于现在流传的诗经,则是毛公(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所传的毛诗。兹引国际君友会王爱君文集《诗经》。 这一阶段的研究,我们初步了解了《诗经》的基本介绍 ,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我们学习研究小组还会继续努力的,加快研究诗经的内涵与精髓的。 阶段:2 时间:—— 操作:通过上网和翻阅资料查找,然后进行总结内容:本着对《诗经》的研究热情,我们小组继续展开了学习: 相传中国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 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史记·货殖列传》)あ。由此可知,周代已是一个农业社会。这里所讲的虞夏之贡虽不可信,但周代的祖居之地宜于农业却是实情。这从"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来看,周族确是靠着农业而兴盛发展起来的。《豳风·七月》则完整地叙述出一年之中的农事活动与当时社会的等级压迫关系。另外,在《诗经》中的《南山》、《楚茨》、《大田》、《丰年》、《良耜》以及《周书》内的《金滕》、《梓材》、《康诰》、《洛诰》、《无逸》等篇中,都有农事的记载。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宗教信仰与社会政治融为一体。这就是《诗经》中为什么会有许多祭祀性颂诗与雅诗的社会基础。宰我曾问孔子何谓鬼神,孔子回答说:"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并且进一步解释:"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官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返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众之服自此,故听且速也。"(《礼记·祭义篇》)以此了解《诗经》中的颂诗、雅诗,便可以得其要领。 周代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称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这时可称为周代的黄金时期。昭、穆以后,国势渐衰。后来,厉王被逐,幽王被杀,平王东迁,进入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反映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的《诗经》,就整体而言,正是这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又具有社会历史特征。我们研究《诗经》,首先要注意产生《诗经》的历史社会基础。 社会基础影响了《诗经》的流传,发展至今,为人们所传颂。我们小组成员搜集了这些产生《诗经》的社会基础,更进一步了解《诗经》。阶段:3 时间:—— 操作:通过上网和翻阅资料查找,然后进行总结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年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小组研究了《诗经》的赏析部分,如下: 《颂》诗主要是《周颂》,这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产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际向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情况。如《丰年》中唱道: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 在丰收的日子里,人们兴高采烈而又隆盛地祭祀先人,希望他们赐给更多的福分。而《噫嘻》则描绘了大规模耕作的情形: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在广阔的田野上,数万名农夫同时劳动,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同时我们也会想到:在这种强大有力的集体活动中,个人的存在价值是很容易被忽视、被抹杀的。这是在那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经济条件下必须付出的代价。 《绵》叙述了公刘的十世孙,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今陕西岐山)直到文王受命为止的历史,其中写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同姜女结婚,在岐下筑室定居,从事农业生产,大修宗庙宫室,委任官吏,然后建立国家,消灭夷人,最后是文王受命。叙事条理分明,结构严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写建筑场面时,用了许多象声词,很有气氛:“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那盛土、倒土、捣土、削土的声音,把巨大的鼓声都掩盖住了。以上三首史诗,叙述了周文王出现以前的周民族的历史,大概是西周初年王朝的史官和乐师利用民间传说写成的。 《皇矣》从太王、太伯、王季叙述到文王的伐密伐崇,《大明》从文王出生叙述到武王伐纣,都记载了周民族的开国历史,大抵也是出于史官和乐师手笔。除了西周前期的《大雅》中的这些史诗之外,在西周后期的《小雅》中也有一些史诗性的叙事诗,如《出车》记周宣王时南仲的征伐玁狁,《常武》写周宣王亲征徐夷,《采芑》、《六月》记周宣王时同蛮荆和玁狁的战争等等。如果把这些诗篇有次序地排列起来,那末,西周以前及西周时期的历史就可以理出一条线索来了。这些史诗作为叙事之作,其长处在于简明而有条理。但由于其写作目的主要在于记述史实(包括被当作史实的传说)和颂扬祖先,故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不甚重视。而且在《诗经>》里面,叙事诗并不多,主要就是以上这些。可见从《诗经》起,就显示出中国诗歌不太重视叙事诗的倾向。 西周后期至平王东迁之际,由于戎族的侵扰,诸侯的兼并,统治秩序的破坏,形成社会的剧烈动荡。《大雅》、《小雅》中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诗,有很多批评政治的作品,均出于士大夫之手。这大概就是古籍中所说的“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国语·周语》)。 在这一类诗中,有些作者对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混乱和不公正现象提出了指责。如《瞻昂》中说:“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悦之。”《北山》中说:“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牺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从这里我们看到当时社会关系正在发生激烈变化,有人升浮,有人沉降;有人为“王事”辛苦劳碌而无所得,有人无所事事却安享尊荣。而诗人则是站在旧有的“公正”立场上,希望纠正这一种不可避免的混乱。 更多的政治批评诗,表达了作者对艰危时事的极端忧虑,对他们自身所属的统治集团,包括最高统治者强烈不满。如《十月之交》,据《毛诗序》,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诗人从天时不正这一当时人认为十分严重的灾异出发,对统治者提出严重警告。其中写道: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峷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这是一幅大动荡、大祸难即将发生的景象。令诗人痛苦的是,当时的人竟然都不去阻止,依然醉生梦死地悠闲过活。但同时,作者并不敢自豪无畏地同他所属的集团公然对抗,而是小心翼翼,对自己的处境充满恐惧,生怕不能见容于众人: 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 这并非单独的例子。又如《正月》,作者同样对朝政十分不满。“今兹之正,胡然厉矣!”其意如郑玄说:“今此之君臣,何一然为恶如是!”但同时他又极为害怕:“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又如《雨无正》,作者对“戎成不退,饥成不遂”,“周宗既灭,靡所止戾”的危急局面忧心如焚,对“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的态度十分怨愤,但同时又畏惧地说:“维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既怕得罪天子,又怕结怨于朋友,“仕”就是这样危险和艰难!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诗人们尽量要避免同他们所属的集团的直接冲突,或者说,他们总是感受到集团力量的威迫。看起来,诗人们强烈地表示对于国家命运和民众生活的关心,而批评其他人缺乏这种关心,这是一种矛盾;但另一方面,这种关心,本质上也就是关心统治秩序的安定,是整个统治集团公认(不管能否做到)的正确立场、道德原则。他们所批评的,正是对这种立场和原则的背离。当他们发现(或认为)大多数人都已背离了这种立场和原则时,便既感到迷惘和悲愤,又感到恐惧,而决不敢张扬纯属个人的态度,使自己处于同集团对抗乃至决裂的地位。 以上所举的例子以及大、小《雅》中其他同类诗歌,可以说开创了中国政治诗的传统。诗中所表现的忧国忧民的情绪,以及总是首先要站立在“正确”的也就是社会公认的道德立场上才能进行批评而避免张扬个人的态度,对后代的政治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国风》中的民间歌谣(包括《小雅》中一部分类似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比纯粹出于社会上层的《雅》、《颂》广阔得多,生活气息也更为浓厚。 十五《国风》,以《豳风》的年代最早。其中《七月》一篇,是极古老的农事诗,一般以为产生于西周初。与 《周颂》中的农事诗不同,它以相当长的篇幅,叙述农夫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并记载了当时的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像是记农历的歌谣。诗的作者,像是一个奴隶管理人,或者如一些学者所说,他是一个奴隶家庭的家长,率领一群农夫和自己的妻子儿女为“公”和“公子”工作。不拘哪一种,其本人的身份,也属于奴隶,只是地位稍高些。所以诗中既嗟叹农夫的辛劳,又将此作为农夫应尽的义务,并为“公”和“公子”热情祝颂。诗的价值,在于相当忠实而细致地描绘了从氏族公社转化来的氏族奴隶制的社会情状。 我们从诗中看到,农夫们既要在田中耕作收获,又要种桑养蚕,纺麻织丝,乃至练习武功,打猎捕兽;农闲时还得到城堡里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冬里也不得闲,要凿取冰块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们夏日里享用;一年到头,周而复始。他们吃的是什么?“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剥枣”;“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大抵是苦菜、野果、葫芦、麻子这一类东西。一切好物事,全归主人所有。“言私其豵,献豜于公”,打来的野猪,大的归“公”,小的才归自己;“我朱孔阳,为公子裳”,织染成朱红色漂亮的衣料,是给“公子”做衣衫;处女也归“公子”:“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只有在新年时节,“公”会让人宰了嫩羊,把农夫们召去。于是众人“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公”和“公子”不但享受了农夫们的劳动成果,还驱使他们为自己高呼万岁。 这首诗不仅在社会学、历史学、农业学方面是极可贵的资料,从文学史来说,也是后代田家诗的滥觞。 《国风》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政治批评和道德批评的诗。这些诗有些是针对特定的人物事件的,有的则带有普遍意义。总体上说,这些诗较多反映了社会中下层民众对上层统治者的不满。如著名的《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这首诗,以前很多人都解释为劳动者对剥削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责问,这恐怕不太确切。应该指出,在《诗经》的时代,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左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孟子》),在社会的一般认识中,原是名正言顺,天经地义。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受到严重奴役的奴隶们,能否清醒地否定当时社会所公认的这一种原则,本身是个问题;即使有人认识到并表现出来了,这样的诗也不可能被诸侯和周王朝的乐宫照样容纳,成为贵族子弟日常诵咏学习的对象。《毛诗序》解此诗,谓“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食禄”,应该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诗人还是从社会公认的原则出发,认为“君子”居其位当谋其事,“无功而食禄”就成了无耻的“素餐”——白吃饭。末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讽刺的笔法。事实上,“君子”们尸位素餐,倒是普遍的现象。以他们声称的原则讽刺他们的行为,这首诗已经很深刻,不必再加以拔高,以至脱离了原意。 “礼仪”是统治者自身制订的行为规范,而统治阶层的成员,沉湎于荒淫作乐的生活,又往往破坏了这种规范,于是诗人对他们发出尖锐的诅咒。但同时也要看到,这首诗之所以写得如此尖锐而激烈,乃是因为作者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首先站在维护“礼仪”的立场,这也是社会所承认的“正确”的出发点。再如《硕鼠》,也是相当深刻的政治讽刺诗。诗中把统治者比作贪得无厌的大老鼠,感到忍受不了这帮家伙的沉重压榨,想要逃到一块“乐土”中去。从诗中“无食我黍”等句来看,作者是拥有自己的土地财产的,其身份可能是下层贵族或其他自由民吧。这种反对过度剥削的意见,也是明智的统治者所愿意认可,并认为值得警戒的。 前面说《小雅》中一部分诗歌与《国风》类似,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我们就把这类诗同《国风》中同样主题的诗放在一起介绍>。《小雅》中的《采薇》、《杕杜》、《何草不黄》,《豳风》中的《破斧》、《东山》,《邶风》中的《击鼓》,《卫风》中的《伯兮》等,都是这方面的名作。与叙述武功的史诗不同,这些诗歌大都从普通士兵的角度来表现他们的遭遇和想法,着重歌唱对于战争的厌倦和对于家乡的思念,读来倍感亲切。 其中《东山》写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的复杂感情,在每章的开头,他都唱道:“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他去东山已经很久了,现在走在回家路上,天上飘着细雨,衬托出他的忧伤感情。他一会儿想起了恢复平民生活的可喜,一会儿又想起了老家可能已经荒芜,迎接自己的也许是一派破败景象:“果赢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也觉得还是老家好:“不可畏也,伊可怀也!”一会儿又想起了正在等待自己归来的妻子:“鹳鸣于垤,妇叹于室。……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然后又想起妻子刚嫁给自己时那么漂亮,三年不见,不知现在如何了:“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全诗通篇都是这位士兵在归家途中的心理描写,写得生动真实,反映了人民对和平生活的怀念和向往。这首诗对于后来的诗歌也有一定影响。如汉乐府民歌中的《十五从军征》,写一个老兵从军队里归来,却见到老家已经破败,亲人已经去世,其构思可能曾受到此诗的启发。《小雅》的《采薇》,表现了参加周王朝对玁狁战争的士兵的苦恼,他不能回家,不能休息:“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整天想的就是早日回家。但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回家之事却毫无指望,因而独自黯然神伤,“曰归曰归,岁亦暮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最后终于盼到了回家的那一天,他走在回乡途中,天空飘着纷纷扬扬的雪花,身体又饥又渴,心里充满悲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他去当兵的时候正是春天,杨柳迎风摇曳,似乎在为他送行,又似乎表示挽留;他回到家乡的时候正是冬天,雪花霜霏飘洒,似乎在表示欢迎,又似乎表示冷漠。这四句,一直受到后代文人的高度评价,如晋代谢玄就认为这是《诗经》中最好的诗句(见《世说新语·文学》)。后世诗歌中所表现的以折柳赠远行之人的风习,似乎最早就是渊源于此诗,因为此诗最早将杨柳与远行组合到了一起,使人产生了杨柳留人的印象。 应该说明:《诗经》中这一类作品,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反战诗”。因为诗中虽然表达了对于从军生活的厌倦,对和平的家庭生活的留恋,却并不直接表示反对战争,指斥那些把自己召去服役的人。诗中的情绪也是以忧伤为主,几乎没有愤怒。这是因为,从集体的立场来看,从军出征乃是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即使这妨害了士兵个人的幸福,也是无可奈何。这一特点,在《卫风·伯兮》中看得更清楚: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乐,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这首诗是以女子口吻写的。她既为自己的丈夫感到骄傲,因为他是“邦之桀(杰)”,能“为王前驱”,又因丈夫的远出、家庭生活的破坏而痛苦不堪。诗人所抒发的情感,既是克制的,又是真实的。 在《国风》中,最集中的是关于恋爱和婚姻的诗。 在《诗经》时代,在某些地域,对男女交往的限制还不像后代那样严厉,由此我们在这些诗中看到年轻的小伙和姑娘自由地幽会和相恋的情景,如《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一个打猎的男子在林中引诱一个“如玉”的女子,那女子劝男子别莽撞,别惊动了狗,表现了又喜又怕的微妙心理。又如《邶风·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一对情人相约在城隅幽会,但是当那男子赶到时,那女子却故意躲了起来,急得那男子“搔首踟蹰”,那女子这才出来,又赠给那男子一根“彤管”——究竟是什么东西现在已不清楚,但反正在此具有爱情信物的意义,那男子不禁惊喜交集,因为这“彤管”是心上人送给自己的,所以他觉得真是分外美丽,不同寻常。但毕竟,从总体上说,社会的约制是在逐渐严格起来,恋人们对自己的行动,也不得不有所拘束。《郑风·将仲子》写道: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仲子”是她所爱的情人。但她却不敢同他自由相会,且不准他攀树翻墙。只因父母可畏,并在后面重叠的二章中,提出“诸兄”可畏,“人之多言”可畏。有如此众多“可畏”的力量,恋人们又能怎么样呢? 于是我们在《国风》中看到许多情诗,咏唱着迷惘感伤、可求而不可得的爱情。在后人看来,这也许是一种含蓄的微妙的艺术表现,但在当日,恐怕主要是压抑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吧。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陈风·月出》)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秦风·蒹葭》)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周南·汉广》) 一切诗歌的艺术风格都不是无缘无故地形成的。明朗热烈的风格,必是情感自由奔放的产物;含蓄委曲的表达,总是感情压抑的结果。在文学发展的初期,即人们尚未自觉地追求多样艺术风格的时代,尤其如此。《国风》中还有许多描写夫妻间感情生活的诗。像《唐风·葛生》,一位死了丈夫的妻子这样表示: “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 她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但也有男子,急切地要把妻子抛弃。在那种妇女毫无地位的时代,弃妇的命运更令人悲哀。 《邶风》中的《谷风》,《卫风》中的《氓》,是最著名的两首弃妇诗。《谷风》是一个善良柔弱的女子的哀怨凄切的哭诉,说自己如何辛辛苦苦为丈夫持家,千难万难度过贫苦的日子,家境好起来,人也衰老了,于是丈夫另有所欢,把自己赶出门去;自己离开夫家时,如何难分难舍,因为割不断对往事的追忆留恋。诗中所描写的,是一个贤惠忍让的中国妇女的典型。《氓》叙写了一个女子从与人恋爱到结婚到被抛弃的痛苦经历,一件件事情依次写来,脉络非常清楚。先是有一个男子笑嘻嘻地向她买丝,借机搭识。她答允了这桩婚事,在等待结婚的日子里,她常常登上颓墙盼望他。可是成家没几年,丈夫却抛弃了她。她愤怒地指责丈夫:“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又告诫其他女子不要轻信男子:“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这是真实的心理,同时多少带有道德训诫的意味。 《诗经》中写恋爱和婚姻问题的诗,或歌唱男女相悦之情、相思之意,或赞扬对方的风采容貌,或描述幽会的情景,或表达女子的微妙心理,或嗟叹弃妇的不幸遭遇,内容丰富,感情真实,是全部《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 关雎 【诗经·国风·周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是诗人对河边采摘荇菜的美丽姑娘的恋歌。 七 月【诗经·国风·豳风】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毕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饁彼南亩,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 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 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鸣蜩。 八月其获,十月陨箨。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 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 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 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 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相信这样的学习研究,对于我们今后的学习会有很大帮助。也许单单经过这一个学年的《诗经》研究,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和感受《诗经》的奥秘与含蕴,是需要我们用一生去深究的。但我们仍然能体会到古人对于诗经所赋予的真情意切,诗经中所写的千古名句,更是值得我们积累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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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木兮123

朝代:先秦

作者:佚名

原文: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赏析:

《关雎》是《风》之始也,也是《诗经》第一篇。古人把它冠于三百篇之首,说明对它评价很高。《史记·外戚世家》曾经记述说:“《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又《汉书·匡衡传》记载匡衡疏云:“匹配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一般都是以《关雎》为始。……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他们的着眼点是迂腐的,但对诗的本义的概括却基本正确。问题在于它所表现的是什么样的婚姻。这关系到我们对《风》的理解。朱熹《诗集传》“序”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又郑樵《通志·乐略·正声序论》说:“《诗》在于声,不在于义,犹今都邑有新声,巷陌竞歌之,岂为其辞义之美哉?直为其声新耳。”朱熹是从诗义方面论述的,郑樵则从声调方面进行解释。我们把二者结合起来,可以认为《风》是一种用地方声调歌唱的表达男女爱情的歌谣。尽管朱熹对《关雎》主题的解释并不如此,但从《关雎》的具体表现看,它确是男女言情之作,是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爱情的追求。其声、情、文、义俱佳,足以为《风》之始,三百篇之冠。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此后,人们评《关雎》,皆“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但《关雎》究竟如何呢?

这首诗原是三章:一章四句,二章八句,三章八句。郑玄从文义上将后二章又各分为两章,共五章,每章四句。现在用郑玄的分法。第一章雎鸠和鸣于河之洲上,其兴淑女配偶不乱,是君子的好匹配。这一章的佳处,在于舒缓平正之音,并以音调领起全篇,形成全诗的基调。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统摄全诗。第二章的“参差荇菜”承“关关雎鸠”而来,也是以洲上生长之物即景生情。“流”,《毛传》训为“求”,不确。因为下文“寤寐求之”已有“求”字,此处不当再有“求”义,应作流动讲。这是以荇菜流动从而比喻淑女的难求。“求”字是全篇的中心,通首诗都在表现男子对女子的追求过程,即从深切的思慕到实现结婚的愿望。第三章抒发求之而不得的忧思。这是一篇的关键,最能体现全诗精神。姚际恒《诗经通论》评云:“前后四章,章四句,辞义悉协。今夹此四句于‘寤寐求之’之下,‘友之’、‘乐之’二章之上,承上递下,通篇精神全在此处。盖必著此四句,方使下‘友’、‘乐’二义快足满意。若无此,则上之云‘求’,下之云‘友’、‘乐’,气势弱而不振矣。此古人文章争扼要法,其调亦迫促,与前后平缓之音别。”姚氏对本章在全诗中的`重要性分析最为精当。应当补充者,此章不但以繁弦促管振文气,而且写出了生动逼真的形象,即王士祯《渔洋诗话》所谓“《诗》三百篇真如画工之肖物”。林义光《诗经通解》说:“寐始觉而辗转反侧,则身犹在床。”这种对思念情人的心思的描写,可谓“哀而不伤”者也。第四、五章写求而得之的喜悦。“琴瑟友之”、“钟鼓乐之”,都是既得之后的情景。曰“友”,曰“乐”,用字自有轻重、深浅不同。极写快兴满意而又不涉于侈靡,所谓“乐而不淫”。通篇诗是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的思念和追求过程,写求之而不得的焦虑和求而得之的喜悦。

这诗的主要表现手法是兴寄,《毛传》云:“兴也。”什么是“兴”?孔颖达的解释最得要领,他在《毛诗正义》中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所谓“兴”,即先从别的景物引起所咏之物,以为寄托。这是一种委婉含蓄的表现手法。如此诗以雎鸠之“挚而有别”,兴淑女应配君子;以荇菜流动无方,兴淑女之难求;又以荇菜既得而“采之”、“芼之”,兴淑女既得而“友之”、“乐之”等。这种手法的优点在于寄托深远,能产生文已尽而意有余的效果。

这首诗还采用了一些双声叠韵的连绵字,以增强诗歌音调的和谐美和描写人物的生动性。如“窈窕”是叠韵;“参差”是双声;“辗转”既是双声又是叠韵。用这类词儿修饰动作,如“辗转反侧”;摹拟形象,如“窈窕淑女”;描写景物,如“参差荇菜”,无不活泼逼真,声情并茂。刘师培《论文杂记》云:“上古之时,……谣谚之音,多循天籁之自然,其所以能谐音律者,一由句各叶韵,二由语句之间多用叠韵双声之字。”此诗虽非句各叶韵,但对双声叠韵连绵字的运用,却保持了古代诗歌淳朴自然的风格。

用韵方面,这诗采取偶句入韵的方式。这种偶韵式支配着两千多年来我国古典诗歌谐韵的形式。而且全篇三次换韵,又有虚字脚“之”字不入韵,而以虚字的前一字为韵。这种在用韵方面的参差变化,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美。

对《关雎》,我们应当从诗义和音乐两方面去理解。就诗义而言,它是“民俗歌谣”,所写的男女爱情是作为民俗反映出来的。相传古人在仲春之月有会合男女的习俗。《周礼·地官·媒氏》云:“媒氏(即媒官)掌万民之判(配合)。……中春(二月)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不禁止奔);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关雎》所咏未必就是这段史事的记实,但这段史实却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男女相会、互相爱慕并希望成婚的心理状态和风俗习尚。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是社会生活,对社会风俗习尚的描写能更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使社会生活融汇于社会风习的画面中,从而就更有真实感。《关雎》就是把古代男女恋情作为社会风俗习尚描写出来的。就乐调而言,全诗重章叠句都是为了合乐而形成的。郑樵《通志·乐略·正声序论》云:“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作诗未有不歌者也。”郑樵特别强调声律的重要性。凡古代活的有生气的诗歌,往往都可以歌唱,并且重视声调的和谐。《关雎》重章叠句的运用,说明它是可歌的,是活在人们口中的诗歌。当然,《关雎》是把表达诗义和疾徐声调结合起来,以声调传达诗义。郑玄《诗谱序》云:“《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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