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债风险论文参考文献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外贸体制的理论主要沿袭了前苏联计划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改革开放后，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理论大概经历了五个阶段的演进，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外贸体制的市场化程度已高度发达，并日益与国际接轨，外贸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应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相一致。 前 言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就改革而论，理论超前，实践滞后；就开放而言，理论滞后，实践超前。究其原因，开放领域中的改革力度不够，理论探索乏力，思想解放不足。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体制的改革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大的突破：突破外贸垄断论，逐步形成市场竞争的理论；突破国有外贸公司政企不分论，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公司理论；突破外贸的单一经营论，逐步形成贸工农一体化的理论；突破单纯商品贸易论，形成商品贸易为主、服务贸易为辅的外贸理论；突破关税“无用论”，形成较为科学的关税理论；突破引进外资上的“卖国论”，形成较为系统的外资理论；突破“无债论”，形成完整的外债理论；突破汇率上的固定论，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理论；突破外援上的“无偿论”，形成了外援与外贸、外援与外向投资的挂钩理论；突破地区封锁论，形成开放“窗口”理论和“梯度”开放理论。本文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外贸领域的理论、政策与体制改革的演进过程进行回顾和梳理，探寻改革中取得的成功经验及仍然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中总结未来发展的思路与方向。 改革开放前中国外贸体制的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外贸体制的理论主要沿袭了前苏联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框架，即计划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该理论要求直接根据计划配置经济资源，以取代资本主义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做法。此外，外贸体制中的国家垄断思想也是中国旧外贸体制的理论基础。在沿用列宁对外贸实行国家垄断思想的基础上，中国根据建国初国内的经济形势和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决定对外贸实行国家专营，并在《共同纲领》中规定了“对外贸易的国家统制”。我国建立了由外贸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外贸各专业公司统一经营，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统负盈亏的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这种外贸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使中国在国际收支中避免出现逆差，达到保护民族幼稚工业、实现进口替代战略的目的。但是，该体制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主要是：一、独家经营，难以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二、统得过死，不利于外贸企业发挥自主经营的能力。三、统包盈亏，不利于外贸企业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企业经营之路，影响他们积极性的发挥。 改革开放后外贸体制改革理论的进展 改革的初始阶段（1978-1986年）——简政放权，政企分开。经过1979年一年的准备，中国外贸体制改革于1980年1月1日正式启动。简政放权是这一时期外贸体制改革的主旋律。首先，自1984年1月起，多数省份有权保留一定比例的外汇收入；1985年1月起，允许企业自己决定使用50％的留成外汇。其次，1984年1月，明确28种限制进口商品，允许一批机构无须经过经贸部就可进口非限制类商品。第三，1984年9月，通过外贸体制改革报告，内容包括“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实行外贸代理制”、“改革外贸计划体制”和“改革外贸财务体制”等。至此，高度集权的外贸总公司垄断全国外贸的局面已被打破，各省及下属外贸组织开始成为外贸活动的主力军。这一阶段，外贸体制改革虽然起步，但由于国家对外贸易仍实行统负盈亏，外贸企业财务软约束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由这种外贸“吃大锅饭”的根本问题派生出的一系列问题使改革任重而道远。 改革的第二阶段（1987-1990年）——外贸承包，财政包干。针对初级阶段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1987年开始试行以3项指标为内容的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并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从1988年起在全国推行以省、市、自治区为主的外贸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和推行代理制的外贸体制。通过建立和完善以汇率、税收等为主要杠杠的经济调节体系，推动外贸企业实现自负盈亏。实践证明，实行外贸承包责任制初步改变了责权利分离的状况，大大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力促进了外贸的发展。第二阶段改革理论上的探讨，主要围绕外贸承包责任制的问题展开。外贸承包责任制，即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前提下，主要由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和外贸、工贸专业公司向国家实行各项经营承包（具体承包为出口收汇指标、出口换汇成本指标和财务盈亏指标3项指标）。 正如学者李雨时所说，外贸体制改革的方向，仅仅提外贸企业的自负盈亏和自主经营是不全面的。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从根本上看是参加国际交换的各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以货币形态反映出来的差异。中国出口产品发生亏损的终极原因在于生产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低，而且中国在工资成本低廉方面的优势抵偿不了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部门在劳动生产率上的差距。所以，应当明确提出出口生产企业首先要实现自负盈亏，并在此基础上使外贸企业逐步做到自负盈亏。 改革的第三个阶段（1991-1993年）——取消补贴，自负盈亏。国务院于1990年底决定进一步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并于1991年开始实施。这次改革使中国外经贸易管理体制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外贸企业自负盈亏使出口的发展摆脱了国家财政状况的制约，企业自主经营有利于出口生产发展的长远规划，以保证国家外贸出口的稳定发展；这一改革使中国外贸体制在自负盈亏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更便于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也更适应国际贸易规范的要求。主要内容有以下五点：一、在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全面实行了外贸企业出口自负盈亏的改革，取消了国家对外贸出口的财政补贴，对出口总额、出口收汇、上缴外汇仍维持承包制，但改为一年一核承包指标。二、改变外汇留成办法，由过去按地区实行差别比例留成改为按大类商品实行统一比例留成。三、调整了出口商品的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缩减了配额和许可证管理商品的范围。从1992年起，基本上取消了进出口指令性计划，实行指导性的总量计划，允许绝大多数进出口商品放开经营，少数商品实行公开、透明的配额许可证管理。四、改革关税制度。1992年1月1日起，主动降低225个税目商品的进口关税率；1992年12月31日起调减3371个税目商品的进口关税率，使关税总水平下调个百分点；1993年12月31日调减2998个税目的进口关税率，平均降税率为。五、深化外贸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革，推动外贸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同时，推动外贸企业开展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经营，形成若干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以外贸为龙头的贸工相结合的外向型企业集团。 这一轮外贸体制改革重点放在微观管理层的变革，它既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也是前一阶段简政放权道路的延续。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有两项特别重要：一是取消国家财政对出口的补贴，按国际通行的做法由外贸企业综合运筹，自负盈亏；二是改变按地方实行不同外汇比例留成的做法，实行按不同商品大类统一比例留成制度。此后，中国外贸经营基本打破了“大锅饭”体制，外贸企业的经营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改革的第四个阶段（1994-2002）——汇率并轨，宏观调控。主要内容有以下五点：一、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发挥汇率对外贸的重要调控作用。二、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完善对外贸易的宏观管理。加强和改善客观管理，即管方针、管政策、管规划、管监督，将对外贸易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加强外贸经营的协调服务机制。三、加快外贸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国有外贸企业围绕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科学管理，积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综合商社和设立监事会、内部职工持股等试点，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四、保持对外贸易政策在全国范围的统一性，增加透明度。这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宏观要求，也是国际贸易规范之一。五、加强外贸经营的协调服务机制。进一步发挥进出口商会等中介机构的协调服务功能，逐步建立和完善外贸行业的律师、会计和审计事务所及咨询服务机制；加大对违法经营者的惩处力度。 学者佟家栋指出，从宏观方面分析，尽管国有外贸企业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政府的行政干预在逐渐弱化，但是，国有外贸作为政府的政策工具或政府附庸的地位仍然存在。在我们强调增强外贸企业经营活力让其自负盈亏时，在宏观上又否定了企业的自主权，否定了企业以获取最大限度为目标的运行机制。因此，外贸企业改革发展到今天，尚需要在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方面要坚决割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以期使外贸企业能够独立经营。另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外贸企业的股份制改革，通过股份制改造，使企业真正形成内在的监督机制、激励机制及强烈的竞争意识。 加入世贸组织（WTO）后中国外贸政策及管理体制的变化。加入WTO使中国对外贸易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中国要履行加入WTO的各项承诺，削减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对现行外贸体制进行适应性调整，使其与WTO多边规则相适应；另一方面，要针对加入WTO的影响，做好相关应对工作，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扩大出口，合理调控进口，确保对外贸易的平稳运行。进口调控的原则是，要运用WTO允许的手段合理调控进口，努力实现进出口总量平衡，同时重在优化进口商品结构，更好地配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其重点：一是按照WTO规则完善进口管理的各项具体制度，包括配额、许可证、关税配额、国营贸易和质量安全卫生标准，为进口调控提供根本依据；二是建立健全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公平贸易管理体制，加快建设进口预警体系，及时采取措施防止过度进口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三是做好某些重要工农业产品的进口调控工作，加强跟踪，及时反馈，统筹应对。在优化进口结构方面要做到：一是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IT等高科技产业调整的机遇，加快引进高新技术和关键设备，促进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二是优先保证国内短缺原材料进口，满足国内生产需要，同时采取措施解决中国与部分发展中国家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三是对不会冲击国内的产业和企业，有利于增加海关税收的商品，适当增加进口。四是对搞重复建设和严重冲击国内市场的进口采取WTO允许的手段加以合理调控，减少不利影响。 2004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进一步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并相应完善出口退税管理办法，为中国对外贸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具体包括：统一各类企业外贸准入标准，让各类企业享有自主经营和平等竞争的权利；积极引导外贸代理制的发展；建立外贸诚信经营和退出机制；完善进出口商会体制。2007年后，中国进入加入WTO的后过渡期，除继续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外，已放开外贸经营权，大幅度地降低关税，取消进口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金融、商业、电信等服务业的开放不断扩大。利用外资的质量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模式也逐步以全球为基点，实现全球资源的最佳优化组合，以最适当成本，把最合适工作放在最合适的地方，这不仅仅是制造业，而且是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产业发展，最终实现利益最大化。实施“走出去”战略迈出坚实步伐，对外经济互利合作取得明显成效。 结 语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更新，两者互为因果。一般而言，经济体制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标，前者服务和服从于后者，为后者所决定。即是说，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就需要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两者必须统一，否则，经济体制会影响经济发展，使战略目标难以实现。但是，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战略有反作用，可以制约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战略未作变更的情况下，经济体制可以作适当变动。建国后，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决定了只能采取计划经济体制。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进口替代为主）——只能是高度集中的统制型体制。这种进口替代战略，在利用比较优势发展国民经济、克服过多的贸易壁垒发展生产力等方面，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有重点的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的确立，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 通过对30年来的外贸体制改革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外贸的巨大进步可以从外贸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与国际规则的接轨两方面进行管窥。体现为：一是对外贸易经营主体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市场经济经营格局；二是外商投资企业从无到有，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外商来华投资迅速增加，大批外商投资企业进入了经营期，外商投资成为外贸增长的主力，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到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为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三是计划经济下的关税制度逐渐被打破，新的与国际贸易惯例相适应的关税制度逐步建立，税目设置和税率水平与世界的国际贸易规范更加接近，与国际市场对接的步伐加快。四是外汇管理制度由计划管理转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尤其1994年的汇率并轨及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可兑换，取消外汇留成制和上交外汇任务，建立外汇指定银行间的外汇交易市场等改革措施，促进了对外贸易改革的进程。从我国已进行的改革来看，—个由市场调剂的、与国际接轨的、自由贸易的外贸体制必将最终形成。 中国外贸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毫无疑问地仍然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一致，即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失为一种在经济发展上最有效的经济体制。今后的中国外经贸管理体制改革应该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这个总趋势是历史的必然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 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有其必然原因。从本质上看，是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问题，从体制机制方面看，金融疏于监管，存在六个环节上的重弊。 （一）次级房地产按揭贷款。 按照国际惯例，购房按揭贷款是20%—30%的首付然后按月还本付息。但美国为了刺激房地产消费，在过去10年里购房实行“零首付”，半年内不用还本付息，5年内只付息不还本，甚至允许购房者将房价增值部分再次向银行抵押贷款。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购房按揭贷款制度，让美国人超前消费、超能力消费，穷人都住上大房子，造就了美国经济辉煌的十年。但这辉煌背后就潜伏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及关联的坏账隐患。 （二）房贷证券化。 出于流动性和分散风险的考虑，美国的银行金融机构将购房按揭贷款包括次级按揭贷款打包证券化，通过投资银行卖给社会投资者。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就转嫁到资本市场，并进一步转嫁到全社会投资者——股民、企业以及全球各种银行和机构投资者。 （三）第三个环节，投资银行的异化。 投资银行本是金融中介，但美国的投资银行为房贷证券化交易的巨额利润所惑而角色异化。在通过承销债券赚取中介费用的同时，大举买卖次级债券获取收益。形象地说，是从赌场的发牌者变为赌徒甚至庄家。角色的异化不仅使中介者失去公正，也将自己拖入泥潭不能自拔。 （四）金融杠杆率过高。 金融市场要稳定，金融杠杆率一定要合理。美国金融机构片面追逐利润过度扩张，用极小比例的自有资金通过大量负债实现规模扩张，杠杆率高达1:20—30甚至1:40—50。在过去的5年里，美国金融机构以这个过高过大的杠杆率，炮制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虚假的繁荣。比如雷曼兄弟就用40亿美元自有资金，形成2000亿美元左右的债券投资。 （五）信用违约掉期（CDS）。 美国的金融投资杠杆率能达到1:40—50，是因为CDS制度的存在，信用保险机构为这些风险巨大的融资活动提供担保。若融资方出现资金问题，由提供保险的机构赔付。但是，在没有发生违约行为时，保险机构除了得到风险补偿外，还可将CDS在市场公开出售。由此形成一个巨大的规模超过33万亿美元的CDS市场。CDS的出现，在规避局部风险的同时却增大金融整体风险，使分散的可控制的违约风险向信用保险机构集中，变成高度集中的不可控制的风险。 （六）对冲基金缺乏监管。 以上五个环节相互作用，已经形成美国金融危机的源头，而“追涨杀跌”的对冲基金又加速危机的发酵爆发。美国有大量缺乏政府监管的对冲基金，当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时，对冲基金大肆做多大宗商品市场，比如把石油推上147美元的天价；次贷危机爆发后，对冲基金又疯狂做空美国股市，加速整个系统的崩盘。 这六大环节一环扣一环，形成美国金融泡沫的螺旋体和生长链。其中一环的破灭，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演变成今天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危机。 二、走出危机需要三阶段统筹 2009年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关键一年。遏制危机并早日走出困境，必须标本兼治、远近结合。当前燃眉之急是解决美国2万亿美元的金融坏账，中期是防止金融危机变成经济危机，远期是建立新的世界货币体系。 （一）当前措施：三招救市 这三招，一是股权重组，增资扩股；二是坏账打包、切割剥离；三是注入资金，解决流动性。首先，政府对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组，增资扩股。比如美国把“两房”国有化，把私有企业变成了国有控股的企业。其次，把银行的坏账剥离，打包放在一边，银行复苏后赎回资金，如果银行倒闭了，由政府埋单，将坏账清零。第三，当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老百姓挤兑时，注入资金，增加现金流。或者政府出面担保，增强社会信心；或者政府出面担保，让其他银行拆借。根据测算，美国大约有2万亿美元坏账，今年通过采取这三招大体解决了1万亿美元坏账，明年还将要解决剩下的1万亿美元坏账。 （二）中期目标：振兴实体经济 如何遏制实体经济下滑，是全球高度重视和重点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仍然是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加大出口的三条途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各国政府都启动了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的政策，并且摒弃贸易保护主义而采取共同行动。 在中期，各国政府会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首先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松动银根，降息、降低准备金率，增加流动性。其次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补助困难企业和困难群体，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增强活力。第三是培育市场主体。抓住目前大批企业减产停产、破产关闭的时机，推进并购重组，推进企业改造发展。作为美国政府，除了启动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推进产业、企业的结构调整，振兴实体经济之外，还要亡羊补牢，从体制机制上解决滋生金融六个环节弊端的根本问题，健全金融制度。 （三）长期指向：重构国际货币体系 1944年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固定汇率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国际收支趋向恶化，出现全球性“美元过剩”，美国黄金大量外流，美国的黄金储备不能支撑美元的泛滥。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放弃“美元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后，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欧元、日元实力日强，但美元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 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主要发行者，本应该恪守世界金融制度，增强美元的货币责任意识，防止滥用货币发行权。但从这几十年特别是近十来年的实践看，美国没有肩负起职责，利益和责任失衡。2005年，美国万亿美元，贷款余额18万亿美元，超过GDP50%，股票市值20万亿美元，超过GDP60%。美国政府欠债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负债3万美元。各项金融指标的狂涨意味着大量的泡沫，必将带来金融动荡。从宏观上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现有世界货币体系的积弊所致。因此，重构适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货币体系是必然趋势。 怎样的世界货币体系才是合理的？我认为，未来的世界货币体系应该是美元、欧元、亚元（以人民币和日元为主的亚洲货币）三大世界主体货币三足鼎立的新体系。三大货币之间实行相对稳定的浮动汇率，各国货币与三大货币挂钩。三大主体货币对应的国家应实行“G本位”——以GDP为本位。即GDP与银行贷款余额、与股市市值、与房地产市值应该大致相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保持合理的比例。 三、中国经济有强大的抗危机能力 目前，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股市、房市回调，沿海加工贸易企业订单减少，部分企业停产破产关闭，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加突出。但是，从总体上看，在世界经济加速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风景尚好。为什么？中国经济有六大优势： 第一，巨额的外汇储备。目前已有1万9千亿美元外汇储备，足可抗御外来风险的冲击。 第二，传统的储蓄美德和较高的储蓄率。中国老百姓勤劳节俭，有储蓄的传统美德。2007年中国居民储蓄达到亿元，储蓄率达到50%以上。中国政府内债、外债的总和不到GDP的60%，财政负债风险不高。 第三，审慎严格而又灵活，既管制又自由的外汇管理政策。资本项下实行管制，外国资本不能随意地进出中国，而在经常项目下的外汇进出又较为自由灵活。 第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内需市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期，到2020年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中国人均GDP10年后会突破1万美元。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内需，不仅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缓解世界金融危机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第五，健康的金融体系和严格的金融监管。中国的金融体系经过几十年来的改革发展已经基本完善，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中国金融制度健全管理严格，且严格控制金融衍生产品，没有出现类似于美国金融体系那样的问题。 第六，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中国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法制逐步健全，发展环境不断改善。中央政府有高超的领导艺术，见事早、行动快，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比如今年，上半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9月以后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实施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11月份以后果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等等，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今年将有所放缓，2009年上半年惯性下滑，下半年开始走出世界经济衰退的阴影。国际金融危机则到2009年底见底，经济危机到2010年底左右见底，2011—2012年开始复苏。

第一,扩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实现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相匹配,不能高估外债与地方政府负债的承受能力。欧洲债务危机的本质原因就是政府的债务负担超过了自身的承受范围,而引起的违约风险。我国应尽快以立法形式加强对地方政府预算管理,增强透明度,合理控制政府债务规模,加强风险管理，还应该及时对全国整体财政及债务状况作全面清查和评估,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进行限额管理和风险预警,切实从财政和金融两方面防范偿债违约风险。第二，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国家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增强经济的内生增长能力,不能完全走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也一直是我国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杀手锏,特别是在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进出口倍受打击、消费市场萎靡不振的情况下,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屡试不爽。我国也从2007年的财政盈余变成近两年的财政赤字。因此,如何降低经济发展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即降低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未来的基建投资应该适度压缩,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应该成为国内经济工作重点。第三，允许私人资金进入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也将提高行业的整体效率。此外，中国也可进一步允许私人投资进入教育、医疗、铁路等长期被垄断的领域，这些行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推动服务业的发展的转型。这些改革措施的推出，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可以避免严重的减速。

参考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文章我们认为， 在未来1~2年内，欧债问题的传导是全球金融体系和经济所面临的最大风险。不论从GDP总量还是国债余额大小的角度来看，一旦西班牙和意大利出现债务违约风险，其问题要比希腊、葡萄牙大得多。希腊的GDP是欧元区GDP总量的2%，而意大利则是欧元区的第三大经济体，西班牙为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GDP之和为万亿美元。从国债余额来说，意大利的国债余额达约万亿欧元，西班牙约7000亿欧元，两者之和大约是希腊的8倍之多。前一段，许多人认为西班牙、意大利的财政情况基本面（比如西班牙的国债占GDP的比重只有60%；意大利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只有3%）要明显好于希腊，因此违约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只要市场上的部分投资者出现对西班牙、意大利债务可持续性的怀疑，就会推高其国债的信用违约交换价差（CDS spread）和国债利率，而利率一旦明显上升， 这些国家的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就会大幅上升， 从而增加其财政困难和违约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债务危机是可以“自我实现”的。此外，银行体系本身也会将危机放大：很多欧元区的国债是由本国银行持有的，国债贬值或者违约会让本国银行遭受损失，而这些银行本身又发行了很多债券，这些债券也会被市场认为有违约风险。而这些银行债券的本身又被很多其他银行持有。此时，银行体系就像是一个危机效应的放大器。在这一方面，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问题也比希腊和葡萄牙严重得多。比如，希腊政府和希腊的银行所发行的债券余额中大概有630亿欧元被银行体系持有，葡萄牙是750亿欧元，而意大利和西班牙分别是4100亿欧元和3250亿欧元。目前，由欧洲央行出面在二级市场上购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国债，勉强压制住了市场利率，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最终还需要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F）来接手。如果今年9月底之前17个欧元区国家的国会一致同意的话，那么EFSF将升级为版本。但能否过17国批准的关口，本身就有不确定性。北欧的一些富裕国家对此有较大抵触情绪。这就给金融市场留下一个很大的悬疑。另外，这个新版本究竟有多少“子弹”？根据德意志银行分析师的计算，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套额度等其他救助机制，总共能提供大约7500亿欧元的资金援助；假设EFSF要救助希腊（已经出手）、葡萄牙、比利时、西班牙和意大利，那么总共需要11800亿欧元的资金，缺口大约4200亿欧元，这个缺口恰好大致相当于意大利所需要的4880亿欧元的援助额。换句话说，即使EFSF成功升级，也只能救西班牙，而救不了意大利。更大的问题是，目前欧洲央行、欧洲金融稳定机制、IMF所能做的只是解决危机国家的流动性问题，但无法解决目前欧元体系内（欧元汇率过强的环境下）竞争力低、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持续低迷的根本性困难。而如果经济持续低迷，即使政府和国会承诺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实际操作中也很可能行不通。在经济萎缩的情况下还要被迫加税和削减福利，只会导致更多的政治动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德意志银行的经济学家最近下调了对欧洲的经济预测。明年欧洲的GDP增长预测从原来的 下调到， 美国的GDP增速虽还没有明显下调，但肯定面临下行风险。欧美经济下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负面的财富效应。我们的欧美经济学家估计，股票价格每下降10%，欧美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个百分点。我们将中国2011年的GDP增长预测从原先的下调到, 并将2012年GDP增长预测从原来的下调到。明年的出口增长预测从原先的15%下调到11%。我们在作这些基准预测时，假设明年欧美GDP增长为, 比原先的低个百分点。我们同时假设中国采取的政策措施能够抵消出口下行对GDP的负面影响的一半。同时，我们将2012年CPI同比增长的预测值从下调到，这主要是考虑到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影响。在基准利率方面，我们维持之前的预测不变，即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基准利率将一直维持在，因为我们认为如果欧美经济只是有所减速（而非衰退）的话，国内货币政策明显转向宽松的可能性并不大。在汇率方面，我们认为最近几周出现的升值加速的情况只是短期现象，未来人民币升值速度可能随出口增速下降而放缓，我们将2012年底的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预测值从下调到。但是，如果欧美经济确实陷入衰退，中国经济可能面临更大风险。我们目前对欧美经济下行概率的判断是：60%的可能性为低增长（GDP增长为），25%的可能性为轻度衰退（GDP零增长），15%的可能性是严重衰退 (GDP下降3%)。如果欧美陷入严重衰退，估计中国出口会下降15%，GDP增长率会降低到7%，而这些预测已经考虑到了新一轮刺激政策的效果。欧美经济的减速或衰退对中国的影响最主要通过贸易、大宗商品价格和投资信心三个渠道。贸易渠道的冲击是，欧美经济增长每下跌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长就要下跌6个百分点。另外，我们通过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如果欧美经济下降2个百分点，中国的海运行业的名义收入会下降13%、航空运输业收入下降11%、电信设备行业收入下降10%，而教育、医疗、公用设施行业的收入则受影响较小，名义收入下降幅度都在2%以内。欧美经济影响中国的另外一个渠道就是大宗商品市场。和欧美经济相比，中国经济中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比重较大，因此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对中国工业的销售收入和盈利水平有较大影响。平均来说，欧美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国际镍价会下降10个百分点以上、铜价下降6个百分点、原油价格下降4个百分点。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会直接冲击中国能源和原材料企业的利润、生产和投资。关于投资信心，主要是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会增加经济下行的预期，打击国内投资者信心。这点在出口制造业和地产业的影响尤其明显。2008年下半年的金融危机中，中国企业家预期指数曾一度从130大幅下降到80。中国是否需要新一轮的刺激政策？显然，如果欧美经济确实再度陷入衰退（二次探底），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会不会和会推出什么样的刺激政策，这些政策应该达到什么增长目标？首先，如果欧美二次探底，中国将不得不采取一定的刺激政策。第二，即使下一轮欧美经济衰退与2008~2009年一样严重，中国新一轮的刺激政策在规模上不应也不太可能超过上一轮的一半。上一轮刺激政策规模实际上远远不止四万亿元。回过头来看，这样大的刺激规模虽在短期内快速推高了经济增速，但也导致了通胀、资产泡沫、融资平台不良资产等许多中长期问题。下一轮刺激政策的设计一定要避免这些问题的重现。第三，中国新一轮的刺激政策在内容上不应也不可能与上一轮类似。上一轮的刺激政策中“铁、公、基”占到很大比重，铁路等行业投资过猛，到目前为止已经导致了不良资产、安全问题、产能过剩等很多后遗症。另一方面，上一轮刺激政策已将许多规划中的项目提前启动，剩下项目中有良好效益的项目就较有限了。因此，新一轮的刺激政策不能再以投资基础设施为主，而应以推动消费为主线，同时适当支持中小企业、保障房、服务和农业等结构性薄弱环节。第四，如果欧美经济二次探底，中国新一轮刺激政策的目标不应是将GDP增长率再次推高到9%~10%，而应将目标降低到7%甚至6%。将目标降低的理由包括: 1) 过度刺激和投资主导的刺激政策在中期会导致通胀、泡沫和不良资产；2) 消费主导的刺激政策必然在短期内效果较不明显（由于减税和消费者补贴的乘数一般低于, 而投资的乘数达）；3) 过去30年，中国经历过好几轮GDP增长率降到5%~7%的阶段，也没有出现重大的社会动荡，因此没有必要把GDP“保8”与社会稳定划等号。

选择经济论文的主题非常重要，这是经济研究活动的起点，也是撰写论文的起点。选题原则如下:1、必要性原则。从社会的需要和经济纪律的建设本身出发，我们应该特别注意选择急需解决的问题作为课题。2.可能性原则。有必要仔细和准确地估计该专题预期完成的可能性，即主观和客观条件。主观的。条件是指学术知识、研究经验和研究人员的能力。客观条件主要涉及试验手段和资金的提供。3.创造力的原则。创造性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选题的基本原则。或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或应用突破。4.科学原理。选题必须以事实和理论为基础它应当以辩证物质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并以客观的经济法律为基础。经济文件分为宏观和微观，选题的重点和要求也不同。起草宏观经济文件，要全面了解宏观经济的特点，熟悉党和国家的经济原则和政策以及相关的经济理论知识。为了编写微观经济文件，了解微观经济的观点和主题，我们必须了解公司管理的基本工作，其基础是了解信息、配额管理、衡量、规划、必要合理的规则和条例、问责制度和合同等情况。论文查重工具可以参考下Paper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