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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小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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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平凡无奇的学生时代,是不是没少为写作文而发愁?是不是很需要一些作文素材?很多作文素材其实都来自于日常生活,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杨振宁作文素材(通用5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1.群英荟萃

杨振宁本科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后,考入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物理学部读研究生。读研究生期间,杨振宁住在联大昆中北院研究生宿舍。与他同室居住的有凌宁、金启华和顾震潮,黄昆和张守廉也偶尔来住几天。这些中华民族未来的精英们聚于一起,在陋室里交谈切磋,结伴探索着科学的奥秘。

2.杨门长子

作为杨家长子,杨振宁为鼓励弟妹多念书,还订出了一些颇为吸引人的规则:一天之中,谁念书好、听母亲的话、帮助做家务、不打架、不捣乱就给谁记上一个红点,反之就要记黑点。一周下来,谁有三个红点,谁就可以得到奖励———由他骑自行车带去昆明城里看一次电影。

3.名师高徒

杨振宁读联大物理学系时,给他上一年级普通物理课的是擅长实验的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上二年级电磁学课的是著名学者吴有训教授,上力学课的是在广义相对论等方面颇有研究的著名学者周培源教授等。

但对杨振宁来说,除了物理系直接教他的这些教授们外,父亲杨武之对他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杨振宁在学校里,遇有不懂的问题、碰上难以处理的事,总是经常跑到数学系办公室向父亲请教。

杨振宁还多次说过:"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1942 年,杨振宁本科毕业时,选了《用群论方法于多原子的振动》作毕业论文,并请吴大猷做论文导师。杨振宁在研究生院读书时,受王竹溪教授的教育和引导,对统计物理发生了兴趣。1944 年研究生毕业时,杨振宁请王竹溪教授作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在其指导下又非常成功地写出了硕士论文,《超晶格》即为其中的一部分。1983 年王竹溪教授不幸逝世,杨振宁发来唁电说:"我对统计物理的兴趣即是受了竹溪师的影响。"杨振宁还回忆道:"以后四十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杨振宁在研究生院期间听了马仕俊教授的课后,开始注意"场论",并对变形物体热力学也非常感兴趣。

1957 年 12 月 10 日,35 岁的杨振宁和 31 岁的李政道因共同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一文登上了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领奖台。其前,杨振宁写信给吴大猷,感谢吴先生引导他进入对称原理和群论的领地,并说后来包括宇称守恒在内的许多研究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吴先生 15 年前介绍给他的那个观念有关。

一个只念过几年私塾的女人,在儿子6岁以前就教会他认3000个字,这个女子想必应有绝顶的聪明。杨振宁就是靠这样一个妈妈启蒙的。一个78岁的大科学家如此深情地回忆自己没有受过任何新式学堂教育的母亲,那情景让人感动。

“我母亲1896年出生在安徽合肥,她小的时候还裹过脚,到了民国的时候,才又把脚放开了,所以她的脚不是三寸金莲,但那是一双变形了的脚,我每一次看见她的脚,都觉得非常难过。她念过几年私塾。我认识的头3000个字是母亲教会的,那时候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留学,只有我跟母亲住在一起。我认识了许多与我母亲一样的旧式妇女,我很佩服,她们受到了中国传统礼教的影响,而对于这些礼教,有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今天讲起来,有人会认为是愚忠愚孝,可是假如你抛开这个价值观,这个所谓愚忠愚孝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那么,到了比她年轻一辈的男人或者女人,我想这个坚强的意志,渐渐地没有了,这是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向另一个方向走。所以你如果要问我,说我母亲除了养育我,除了教我3000个字,还给我留下了什么呢?我想,她留下的,是使我了解到有坚强意志的信念,是一种无比的力量。”

杨振宁在7岁的时候来到清华园,在这里一共住了8年。当时的附小叫成志小学,里面有两个“大头”,一个是杨振宁杨大头,一个是俞平伯的儿子俞大头。

杨振宁小时候,至少不是一个最守规矩的孩子。据他自己说,清华的每一棵树他都爬过。

中学是在绒线胡同上的,就是现在的北京市第31中。那个学校当时只有不到300个学生。这时候,当北大数学教授的父亲杨武之已经知道儿子学数学的能力很强。他当时如果教儿子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儿子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初一与初二之间的那个暑假,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杨振宁学《孟子》。所以在中学时代杨振宁就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杨武之喜欢围棋和京剧,但并不去培养儿子这些方面的兴趣,下棋可以让儿子17颗子,唱也只教他唱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等。

对于父亲书架上的许多英文和德文数学书籍,杨振宁常常翻看。因为外文基础不够,所以看不懂细节,每次去问,杨武之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

上课念书的时候,杨振宁喜欢东翻西看,一次看了艾迪顿写的《神秘的宇宙》,那里面讲的是20世纪到那个时候为止,所发现的一些新的物理学的一些现象与理论。他顿时被激发出了极大的兴趣,所以回家以后就跟父亲、母亲开玩笑,说将来要得诺贝尔奖金。

杨振宁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夏天离家赴美国求学。那天清早的细节至今历历在目:“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没有流泪。”

“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还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已。”

“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

40年以后杨振宁这样写道“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字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略。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无论如何,父亲与儿子的分别,是人生之中最顺理成章、最令人惆怅,最刻骨铭心的分别。

此一去,三叠阳关,唱到千千遍。23岁的杨振宁也许没有想到,他真的应验了12岁时的戏言,为中国人拿回了第一个诺贝尔奖。

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念完六年书后,教了一年中学,教学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班上一个女学生,叫做杜致礼。那一年,杜致礼17岁,后来她成了杨振宁的太太。

杨振宁出国的时候,并没有跟杜致礼谈恋爱。但是对于她的美丽与大家闺秀的风范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两年之后,杨振宁与杜致礼在普林斯顿惟一的一家中国餐馆中不期而遇,两人竟然都有了“过电”的感觉。他们后来认为,这恐怕就是前生的`姻缘吧。

这场姻缘不仅给了杨杜两人终生的幸福,还意外地让天各一方,似乎永世不得相见的岳父岳母有了晚年14个春秋的团聚。成为国共战争史上一首黄昏的恋歌。

1948年底,时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以赴刑场的心情上战场,兵败被俘,两次以砖头猛击头部,自杀未遂。蒋介石得此消息,也不免心恸垂泪。但不料想,杜将军进了共产党的监狱,几年之间,便彻底“赤化”,于1957年被第一批特赦释放。蒋介石颜面尽失,雷霆震怒,不准许杜的夫人曹秀清和子女出入台湾。曹秀清带着婆母和5个儿女在台北生活十分窘迫。为了兑现当年蒋介石手谕的许诺,曹秀清曾找过宋美龄、张群等人反映自己的处境,然而均未结果。

1957年,曹秀清突然接到女儿杜致礼和女婿杨振宁的信。说:“您的‘老朋友’与我通信了,他非常关心您,惦念着你们母子的安全。”曹秀清幡然领悟到“老朋友”就是令她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丈夫杜聿明。

曹秀清清楚,她只有取道美国才可能见到她的“老朋友”。于是她向台湾当局提出了要求去美国看望女儿的请求。但蒋介石却“关照”:“杜聿明的妻子儿女不得再离开台湾!”

1958年初的一天,宋美龄突然派车接曹秀清到士林官邱。见面时宋美龄握住她的手说:“杜夫人,恭喜你女婿获得了诺贝尔奖,你该去美国看看他呀!”曹秀清喜出望外。宋美龄接着说:“杜夫人,希望你从美国回来时,把杨振宁也带回台湾,让他协助蒋‘总统’反攻内地。”这时,蒋介石也走进屋内问:“孩子们怎样?你的身体可好?”

曹秀清沾了女婿的光,终于获准去美国探亲了,期限为半年,逾期不归,罚以巨款。为防不测,台湾不允许她带子女,还特意找了两个位置相当高的人作保。1959年,曹女士来到美国,再也没有返回台湾。

杜聿明获释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妻子能来内地与他团圆。然而曹秀清却一直心存疑虑,丈夫以败将之身,寄人篱下,能有什么好日子?她不相信按丈夫的性格,他会真心留在内地。因此她写信给丈夫,劝他不要强求自己。当她终于明白丈夫铁心扎根内地并非权宜之计时,她于1963年10月回到了北京,甘愿与丈夫一起过清贫的日子。临回国前,她听说内地物资比较匮乏,写信问丈夫需要什么?丈夫想知道能贮存食品的冰箱是什么样,于是杜夫人为其从美国带回了当年很奢侈的一件家用电器。血海硝烟中厮杀了大半生的杜聿明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们家因政治原因导致的夫妻隔绝,竟因为物理的原因,因为一项诺贝尔奖而化解消融。

杨振宁是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合肥(后来他的出生日期在1945年的出国护照上误写成了1922年9月22日)。他出生不满周岁,父亲杨武之考取公费留美生而出国了。4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认方块字,1年多的时间教了他3千个字。杨振宁在60岁时回忆说:"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2倍。"

1928年杨振宁6岁的时候,父亲从美国回来,一见面就问他念过书没有?他说念过了。念过什么书?念过《龙文鞭影》。叫他背,他就都背出来了。杨振宁回忆道:"父亲接着问我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释。不过,我记得他还是奖了我一支钢笔,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杨振宁读小学时,数学和语文成绩都很好。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考入了西南联大,那是在1938年,他才16岁。1942年,20岁的杨振宁大学毕业,旋即进入西南联大的研究院。两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并考上了公费留美生,于1945年赴美进芝加哥大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

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开始同李政道合作进行粒子物理的研究工作,其间遇到许多令人迷惑的现象和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最终推翻了宇称守恒律,使迷惑消失,问题解决。杨振宁在1957年诺贝尔演讲中这样说道:"那时候,物理学家发现他们所处的情况就好象一个人在一间黑屋子里摸索出路一样。他知道在某个方向上,必定有一个能使他脱离困境的门。然而究竟在哪个方向呢?"原来,那个方向就是宇称守恒定律不适用于弱相互作用。"

杨振宁对物理学的贡献范围很广,包括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除了同李政道一起发现宇称不守恒之外,杨振宁还率先与米尔斯()提出了"杨-米尔斯规范场",与巴克斯特()创立了"杨-巴克斯方程"。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赛格瑞()推崇杨振宁是"全世界几十年来可以算为全才的三个理论物理学家之一"。

杨振宁谨记父亲杨武之的遗训:"有生应记国恩隆"。他在1971年夏,是美国科学家中率先访华的。他说:"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杨振宁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20多年来,他频繁穿梭往来于中美之间,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学术联系工作。他写过这样两句诗:"云水风雷变幻急,物竞天存争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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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菜阿姨

在中国,杨振宁的名字从知识阶层,到平民百姓,可谓家喻户晓。一位从事自然科学的学者具有这样宽泛的知名度,不仅因为他是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之一(另一位得主是同为美籍华裔学者的李政道教授),还因为他是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后第一个回国访问的卓有成就的美籍华裔学者。 合肥小男孩从厦门走进清华园 2001年10月29日下午,杨振宁应上海市海外联谊会邀请,在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作《21世纪的科技》演讲后,又以“八十自述”为题即席演讲。他用亲切的语调对大家说:“按中国旧历的算法,今天我整整八十岁!” 台下响起一片深情的掌声…… 1922年,杨振宁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当他未满周岁时,父亲杨武之先生考取美国公费留学,去了着名的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整整6年,他一直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父亲,甚至不认识父亲。 6年过去了,父亲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受聘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母亲带着全家人从合肥老家出发,风尘仆仆地赶往厦门与父亲团聚。他们一路水陆兼程,途经上海。当杨振宁站在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的大马路上,望着生平第一次见到的往来穿梭奔驰的汽车,他的惊愕程度绝对不会逊于《子夜》里那位从乡下初到大上海的吴老太爷!尔后,他在下榻处,又第一次看到了手指一揿便会涌出哗哗流水的抽水马桶。这个富于想象的孩子第一次朦胧地感受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无比伟力! 父亲任教的厦门,是一个给杨振宁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他们家住的那栋小楼就坐落在大海的边上。在那段美妙岁月里,他看到了蓝天大海无穷无尽的变化,看到了伟大宇宙无边无际的奥妙。这片广袤无垠的天地,在杨振宁的心里,种下了对大自然、对祖国河山的深深情种,以及对探索自然奥秘的无穷兴趣。 后来,父亲受聘于清华大学,一家人又去了北平。 杨振宁在清华园生活了8年,这8年恰恰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青春岁月。杨振宁曾多次谈到,清华园的8年,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过了半个世纪,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欣然应聘出任清华大学名誉教授。近年来,在他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和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他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完善和发展上。 当然,在这8年里,杨振宁也跟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亲历了日本军国主义入侵祖国东北三省事件,亲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段历史自然是终身难忘的。 卢沟桥事变以后两周,杨振宁与全家人一起回到了合肥。原以为会像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一样,日本人会撤退。但事与愿违,几个月后,日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回北平的梦成了泡影。 西南联大的感情链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随后就是那场人类历野蛮血腥、惨绝人寰的“南京*”。这是一段令杨振宁,也是令整个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耻辱历史。 烽火岁月里,父亲带着一家人从合肥经汉口等地到了昆明。杨振宁在那里进了西南联大,那所在战时极负盛名的大学。父亲也在那所大学任教。 西南联大由战前中国最有声望的三所大学合并而成,它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了4年本科,尔后,1942年至1944年,还是在西南联大,他又完成了研究生学业。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的是物理系。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教授多为留学欧美归来的年轻博士。他坦率直言,在西南联大,最为成功的当推数学系,而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三位数学教授是:陈省身,华罗庚和许宝路。 说到物理系的老师们,杨振宁的眉宇间更是洋溢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怀念之情。那些当年亲手把他引入科学圣殿的业师们,都是中国物理学界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哪! 杨振宁是一个非常念旧重情的人,对于他来说,师恩终身难忘。他十分尊崇已故的赵宗尧教授,80年代,他曾与国内的物理学界同行共同撰文,赞扬赵老师在物理学研究和教育中取得的重要成就。还有吴大猷和王竹溪教授,在杨振宁的眼里,这两位老师当年的教育对他的一生都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杨振宁在上大学四年级时,曾就毕业论文一事求教于吴大猷教授。吴大猷当时给他出了一个题目:“群论在分子光谱学中的运用”,而分子光谱学正属于吴大猷本人当时的研究范围。在吴大猷的指导下,杨振宁完成了这篇论文。就在完成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杨振宁第一次步入群论研究这一神奇之谷,群论在未来物理学研究空间中的重要地位,群论所展示的那种令人赞叹的奇特的美,在这位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自此以后,杨振宁一生所从事的研究几乎都与群论有关。 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上海籍教授王竹溪是从事统计力学研究的,一位优秀的教师对学生日后的学术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杨振宁一生从事的研究中,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统计力学。 韩愈曰,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杨振宁后来的事业,已被历史证明是超过了他的老师,但是,对他而言,没有这些优秀的甘为人梯的老师们,就不会有他杨振宁的今天。师恩难忘哪! 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获硕士学位。同年,清华公费留美发榜,杨振宁榜上有名。 为了护照、签证等事,前前后后,足足拖了一年。父亲虽为教授,但战时持续通货膨胀,入不敷出,可谓捉襟见肘。迫于生活,杨振宁在等待出国的这一年里,做了西南联大附中的教师。他自然没有想到,这一年的教职,竟促成了他一生的美满良缘。 今天我们都同意,是她先看到我了 杨振宁说,他很感谢那一年的中学教师生活,因为那段生活使他对中学生、中学老师的生活有了真切的了解。特别是,在自己任教的那个班上,他认识了后来的太太、当时的学生杜致礼。 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杨振宁决定在印度加尔各答搭乘去美国的运兵船。等了两个月,终于等到了床位。于是,经地中海、红海和直布罗陀海峡……最后到达了美国。 “上岸至今,已经有56年了。”2001年10月,在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大厅,对着上千位听众、同胞,他十分有感触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跟当年父亲一样,杨振宁也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他希望着名的物理学大师费尔米做自己的导师,结果如愿以偿。 费尔米在当时已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之一,这位非凡的科学家同时在上述两个领域都做出了第一流的工作。 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两年半,获得了博士学位。尔后,又留校教了一年书。杨振宁在芝大的力学老师是当时年龄还不到四十的泰勒教授,那位泰勒后来被誉为氢弹之父。杨振宁记得,泰勒有一种非常反传统的性格。有时候,他会在走廊上拉住你,兴致勃勃地谈他刚萌生的一个新见解。而此后不久,他又毫无惧色地纠正了自己。也许,在泰勒的10个新见解中,有9个半是错误的。但这对杨振宁一生的科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因为,科学研究,发现、揭示真理,这确实需要一种异乎寻常的率真和勇气,而在这份勇气中,自然也包括了敢于认识和纠正自己错误的自信和大胆。 离开芝加哥大学后,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研究院。这所独立的研究机构有二十几位专职教授,没有学生,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位研究人员。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呆了17年。这是他生命中十分重要的17年,在那里,他邂逅了自己在西南联大附中教书时的学生,后来成为他太太的杜致礼。 那是1949年的一次不期而遇。 “今天我们都同意,当时是她先看到我了。”杨振宁说。也许是太太不在身边,说这话时显得旁若无人。 邂逅的地点在普林斯顿的一家饭店。 “杨老师,你还认识我吗?”那天,杜致礼突然出现在杨振宁的面前,明眸含笑地问道。 人生的改变有时是从一句寻常到不能再寻常、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寒暄语开始的。就像所有的有缘男女一样,这对年轻人很快坠入爱河。8个月后,他们喜结连理。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这块学术圣地中,最负盛名的人物,便是被公认为20世纪人类科学的骄傲的爱因斯坦,以及同样令世人高山仰止的科学大师奥本海姆。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的绿色草坪间,年轻的杨振宁经常能够看到爱因斯坦步行而来。他从来不开汽车,与他同行的,是他那位杰出的助手戈登。 与伟大的前辈同饮一池之水,自使杨振宁备享“开光”之泽,获益终生。 1957年,因提出“弱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现象”这一重大理论,年仅36岁的杨振宁与他在美国的中国同行李政道博士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居世界一流科学家的行列。 在普林斯顿生活了17年之后,杨振宁收到了来自纽约的邀约函。纽约州正在筹建一所新的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这所大学的校长怀广纳贤才共襄盛举之心,盛情邀请杨振宁加盟,助其为新校发展出力。 杨振宁欣然受聘,前往石溪分校走马上任。这一年是1961年。 “乒乓外交”开启回国之门 1971年,在中美关系,先后有毛泽东邀请他的老友、美国着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走上天安门、“乒乓外交”等震惊中外的大事,这一系列重要信号预示着中美关系解冻在即。 1949年以后,杨振宁一直与在上海的父母弟妹保持着联系。他曾经四度跟家人在瑞士日内瓦和香港等地见面。面对着这些世界名城的湖光山色,如画美景,与家人久别重逢的片刻喜悦却无从消除长期离别的苦涩愁情。 当他获知“乒乓外交”的信息后,立即给父亲去信,要求回国探亲。忐忑不安地,父亲将此事向有关方面作了请示汇报。很快,杨武之教授就接到来自国务院的答复:“欢迎!让你的儿子到中国驻法大使馆去签证。”当时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建交,许多中美之间的重大外交谈判都在巴黎进行。 就这样,杨振宁,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便成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成绩卓着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回国访问的第一人。 杨振宁在上海华山医院见到了父亲杨武之。当时父亲已经罹病住院,但他气色不错,特别是见到爱子归来,更是喜出望外。 两年以后,杨武之教授在华山医院故世。这位老人离去时的心情当是安详自如的,因为他为社会、为祖国、为世界奉献了一个杰出优秀的儿子,而且,在他有生之年,终于能与远隔重洋的儿子在祖国重逢。 大饼油条摊的“粮票风波” 杨振宁1971年第一次回国,上海是他的第一站。他住在锦江饭店。 住进饭店的第二天一清早,他就被宣传喇叭给吵醒了。他随手取了照相机走出饭店。他看到,马路对面有一家大饼摊。好香哪!大饼,油条,还有豆浆、粢饭团,这里面,有多少儿时的欢乐,多少青少年时代的往事!他走近大饼油条摊,把手伸进裤袋,袋里有弟弟杨振汉头天晚上给他的一些人民币零钱。他看见一位中年妇女在舀豆浆。 “一碗豆浆多少钱?” “两分钱。” 掏钱。伸手接豆浆。 “同志,粮票——” “粮票,什么粮票?” 他一脸惊愕。对方却是一脸疑惑。 他一想不妙,回身就走。豆浆也顾不上拿了。 他继续漫无目标地走,略微显得有点心神不宁。忽然,他瞥见前面不远处那一长排修剪整齐的法国梧桐树中间,有一个小男孩的身影。一定是在摸知了——真像自己的童年哪!杨振宁一时童心大发,举起手上的照相机,便要把这动人的一幕记留下来。 “不要动!” 猛然间,他听到一声断喝。他的手一哆嗦,照相机差点跌出手去。 抬头望去,那是一张警觉的脸。很认真很执着。对方示意他站在原地不要动。 那是一个对许多事许多人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时代,站在杨振宁前面的是一位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市民。 那人叫来了一位正在茂名路上值勤的解放军。解放军是懂纪律的,他对杨振宁说:“你先站着,我去请示一下。” “误会了,这是我们请来的客人!” 幸好,一位锦江饭店的工作人员看着杨振宁从饭店大门口走出去,见他久久不归,便走出饭店张望一下,不想正好给杨振宁解了围。 一场虚惊。 风波过后,杨振宁的父母坚持让弟弟陪哥哥同住,以免再有什么希奇古怪的事情发生。 他把毛主席诗词看了10天 杨振宁那一年回国,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虽然当时中国很落后,城市居民只能勉强度日,但他们生活得很自信。 在北京,杨振宁故地重游,一呆就呆了10天。 他住在长安街的北京饭店。在他房间的墙上,挂着水印木刻的毛泽东主席的墨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杨振宁看着这两句诗想了很多很多。他的子女是美国人,而他自己、他的父母是中国人,他不能回避这样一个十分现实又十分敏感的问题,他不能不面对这些萦绕脑际挥之不去的问题。 他反复思考的结论是:中美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杨振宁,将竭尽己力,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好转。尽管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 回到美国后,这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到各处作了多场演讲,身体力行地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而奔走呼号。 1973年夏,已经步入晚年的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了杨振宁。 在这次会见时,杨振宁十分吃惊地发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竟然对自然科学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那天,他跟杨振宁兴致勃勃地讨论了基本粒子的结构问题。 毛泽东把身子靠近杨振宁,兴奋地笑着,用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告诉对方:在中国,那些古代哲学家们也曾试图解释过物质的结构。这位充满睿智的老人还风趣地引用了一些古典着作中的话,这一切激发了诺贝尔奖得主的很大的兴趣。 毛泽东伸出手指,比划着问杨振宁:“在你们的领域里,对‘理论’这个词和‘思想’这个词是如何用的?” 杨振宁显然给问住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他停顿了好一阵,向对方作了一个他自己也并不满意的答复。随后,话题又转入这两个词在中文和英文中的含义,并把它们放入物理学学术这个特定领域里加以比照,以找到这两个词之间的细腻区别。杨振宁认为,这一关于“理论”和“思想”的词义讨论似乎没有得出任何具体的结论,但令他印象至深。 中国在10年里有望问鼎诺贝尔奖 从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国至今,已经30年了。 2001年的金秋,在上海西南角的衡山宾馆11楼,这位年近耄耋的老人轻轻撩开南窗的窗帘,显得十分感慨:短短的几年间,上海这座城市已经变得让所有熟悉她的人都认不出来了! 杨振宁已经有7、8年没有去上海了,他本想看看市容,唤起多年以前的记忆,但他已无从找到这座城市原来所给予他的印象,他看到的是一座全新的城市! 杨振宁认为,新中国已是一个新新中国了。 杨振宁还认为,中国在20世纪的科技进步非常之快,而且现在还继续保持着这种进步。再过三四十年,中国一定能够居于世界科技的前沿。 当谈到父母当年对自己的教育时,杨振宁十分坦率地承认,父母当年对自己的教育很明智。他小时候数学好,但父亲并没有刻意地向他灌输数学知识,上初一、初二时,还让一位着名的历史教授教他《孟子》。 对于当前出现低龄出国留学现象,杨振宁的看法很辩证:一个人的目标是在学术上和科技上有所成就,那的办法是在国内念好的中学和大学,到国外去念研究生;假如是求得将来的生活优裕,那么低龄出国的成功率比较大。 他还认为,中国的机会比外国的机会多。 他说:“清华的学生比美国大学的学生水平高。这话我不是随便讲的,是认真想过的。中国的学生数是美国的4倍,而中国的大学远远没有美国多。所以我说,哈佛大学学生的水平不能跟清华大学比。中国学生在美国念研究生,一开始有吃亏的地方,这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太注意稳扎稳打所以导致学生的胆子小,一开始手脚放不开,时间长了,也就适应了,步子也快了。” 谈及中国科学家什么时候能够在本土问鼎诺贝尔奖,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信心十足地回答:“20年完全可以,10年里希望也很大!” 他说,他对冯友兰晚年提出的“旧邦新命”论完全赞同。 “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在21世纪是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旧邦中生长出来的新的国家。对于21世纪的世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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