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的博士毕业论文

都说杨振宁厉害，那到底哪里厉害呢？

主要有三大贡献：

1、杨·米尔斯理论

2、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

3、杨-巴克斯特方程

这三大成就，想要深入理解，都需要有一定的物理知识，因为都是非常抽象的理论知识来的。

以杨·米尔斯理论为基础的规范场论可以说是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物理成绩之一，其成功为量子电动力学、弱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数学形式化架构——标准模型，而标准模型准确地预言了在世界各地实验室中观察到的事实，其应用已经深入在物理学的其他分支中，诸如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和非线性系统等等。

杨·米尔斯理论可以简单理解为四种力的统一：电磁力、引力、强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杨-米尔斯理论是一套非常基础的理论，它为当时的前沿科学指明了方向，贴心地提供了一个非常精妙的理论模型。

而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就是指并非所有物理定律都是左右对称的。而这种现象是在弱相互作用时发现的。核子实验科学家吴健雄在1956年发现，钴60原子核的衰变过程并不具有左右对称现象，这一发现也就意味着弱相互作用过程都是如此。

杨-巴克斯特方程是研究统计物理和量子场论中可积模型的一个重要方程。1967年11月与12月，杨振宁写了两篇文章，讨论下面一个极简单的一维空间量子多体问题：他发现，这个问题可以完全解决，其中一个极重要的方程是：A(u)B(u＋v)A(v)＝B(v)A(u＋v)B(u)1972年巴克斯特在一个二维空间经典统计力学问题中也发现了这个方程的重要性。1981年此方程被命名为杨-巴克斯特方程。近五六年来，人们发现杨-巴克斯特方程在物理和数学中有极广泛的意义，它是置换群结构的一类推广。就目前所知，杨-巴克斯特方程与下列的物理数学领域有密切关系。物理：一维量子力学问题二维经典统计力学问题共形场论数学：结理论和辫子理论算子理论霍普夫代数量子群三维流形的拓扑

杨·米尔斯理论的缺陷

但是杨·米尔斯理论也并非没有缺陷，因为规范理论中的传播子都是没有质量的，否则便不能保持规范不变。电磁规范场的作用传播子是光子，光子没有质量。但是，强相互作用不同于电磁力，引力和电磁力都属于长程力,强弱相互作用都是短程力，短程力的传播粒子一定有质量，杨-米尔斯理论的量子必须质量为零以维持规范不变性。如果其作用粒子质量为零,则其作用是长程作用力。然而实验上没有观察到长程力的的作用。

后来希格斯尝试修补，希格斯机制是一种生成质量的机制，能够使基本粒子获得质量。为什么费米子、W玻色子、Z玻色子具有质量，而光子、胶子的质量为零？希格斯机制可以解释这问题。希格斯机制应用自发对称性破缺来赋予规范玻色子质量。

在所有可以赋予规范玻色子质量，而同时又遵守规范理论的可能机制中，这是最简单的机制。根据希格斯机制，希格斯场遍布于宇宙，有些基本粒子因为与希格斯场之间相互作用而获得质量。

希格斯机制

然而杨—米尔斯理论还是没有变得完美，还是存在着缺陷，特别是，被大多数物理学家所确认、并且在他们的对于“夸克”的不可见性的解释中应用的“质量缺口”假设，从来没有得到一个数学上令人满意的证实。该假设提供了电子为什么有质量的一种解释。质量缺口假设的完全解决将提供严格的理论证明，也将阐明物理学家尚未完全理解的自然界的基本方面。此前物理学家只能观察到电子有质量，却无法解释电子的质量从何而来。在这一问题上的进展需要在物理上和数学上两方面引进根本上的新观念。

五夸克粒子

杨-米尔斯存在性和质量缺口是世界七大难题之一，该问题的正式表述是：证明对任何紧的、单的规范群，四维欧几里得空间中的杨米尔斯方程组有一个预言存在质量缺口的解。

如果杨·米尔斯理论存在的缺陷可以得到完美解决，那么规范场论也将变得完美。科学家认为如果杨·米尔斯存在性和质量缺口解决，将有可能解开微观粒子世界物理学家们尚未了解的奥秘，将引力纳入基本模型之中。

杨振宁-李政道发展对比：杨振宁在智力上、在学术上、在道德上明显不足（杨振宁为什么经常编造故事，自吹自擂，因为他不如李政道。下面是杨振宁刻意隐瞒的基本事实）1948年春天，李政道成为著名的费米的博士研究生开始在费米的指导下作博士论文研究。1949年底，在费米的指导下，李政道完成了关于白矮星的博士论文，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1964年任该大学费米物理学讲座教授。而杨振宁要成为费米的研究生，没有被费米接受，更没有成为费米物理学讲座教授。以博士论文而论，李政道的博士论文《白矮星的氢含量》解决了当时天体物理方面的一个难题，将白矮星的钱德拉塞卡极限（Chandrasekhar Limit）上限质量从倍太阳质量降到现在大家公认的倍太阳质量。而杨振宁的博士论文，似乎并没有太大创见，质量明显稍逊一筹。杨振宁学物理学了10年后才写就博士论文，质量明显逊于李政道的博士论文，这个仅仅是他的水平逊于李政道的一个小的侧面。杨振宁的职称也升得没有李政道快。杨振宁1948年博士毕业，1955年升为正教授，花了7年时间，而李政道1950年博士毕业，1956年初就升为哥伦比亚大学正教授，仅花了5年半，不到6年的时间。很明显，李政道的职称是升得很快的，比杨振宁要快至少1年。 李政道升任讲座教授也比杨振宁早。李政道1963年就升任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教授，196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讲座教授，1964年任该大学费米物理学讲座教授。而杨振宁只有1966年到刚组建的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学校就比哥伦比亚大学差很多，在美国大学排名第200位左右）这样的新学校才当上了讲座教授。 李政道1959年当选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杨振宁不是。 李政道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也比杨振宁早，李政道1964年当选，而杨振宁1965年才当选。（这是最具说服力的事之一，也是杨振宁刻意隐瞒的基本事实，为此，他在清华大学的履历上就不敢写上他当美国科学院院士的时间）。李政道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在中国为五个大学设立了奖学金。 杨振宁在清华大学由全国纳税人给他享受部长级待遇，住1000万元的别墅（二层楼，有电梯），每年消耗全国纳税人大约几百万元，在全世界旅游。2007年，李政道受邀参加诺奖的颁奖仪式，纪念他获奖50周年。会场上没有杨振宁。2007年12月初，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正在举行2007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瑞典王室主要成员、政府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2000余人出席了颁奖仪式。人们看到了熟悉的李政道先生坐在嘉宾席中。1957年，也是在这里，李政道与杨振宁一起接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首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之一。那时，李政道只有31岁。2007年，李政道受邀参加诺奖的颁奖仪式，是为了纪念他获奖50周年。会场上没有杨振宁。这是国际最高科学奖励殿堂不承认杨振宁在这一奖项贡献的表态，说明了杨振宁50年来的对李政道的攻击的彻底破产。最有趣的是，李政道办公室隔壁有一位Church教授，对李政道的研究工作十分关注，每晚都将李政道涂写的那些草稿纸从纸篓中收集起来并加以保存。第二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传来后，Church教授看到了杨振宁的“居心不良”的表现，就把他保存的李政道在1956年涂写的那些手稿赠送给了美国物理学会。1957年12月，《今日物理》杂志将其中的一张手稿纸作为封面发表出来。（这是美国物理界对杨振宁“居心不良”表现的自然反应。这也是为什么李政道在1963年就升任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教授，而杨振宁恰没有著名大学聘请他为讲座教授的客观事实。杨振宁只有1966年到刚组建的纽约大学石溪分校这样的新学校才当上了讲座教授（学校就比哥伦比亚大学差很多, 哥伦比亚大学在美国大学排名在10名之内，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和教授中一共有87人获得过诺贝尔奖，三位美国总统是该校的毕业生。石溪分校在美国大学排名在200名左右，2010年为197名，只是引进了还没有当上讲座教授的杨振宁，算是有了一个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人）。即使这样，杨振宁到1997年也被纽约大学石溪分校退休，而李政道至今仍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授。杨振宁不得不在1997年之后到香港来混混，现在在清华大学，由全国纳税人给他享受部长级待遇，住1000万元的别墅（二层楼，有电梯），每年消耗全国纳税人大约几百万元杨振宁的学术水平真的高吗? 消息源：中国科技大学最重要的问题是，杨振宁吹嘘的三大成果，其实并不是特别经得起推敲，尤其是他在规范场上的贡献和成就，可能没有人们想当然的那么大，那么重要。 其次，也要注意，杨振宁取得这些成果的时间与两人分裂的时间的前后关系。而这一点，杨振宁似乎有意无意的，从来没有在公众面前特意去强调。而稍微一分析，就可以发现，杨有规范场理论和杨－巴克斯特方程的贡献，与当初他们在1962年正式断交前为何会产生纷争完全无关。 在1962年前，他和米尔斯1954年发表的错误论文，并自己和李政道合作的论文所否定，而提出“杨－巴克斯特方程”的文章，是杨振宁1967年才单独发表的（巴克斯特1973年也单独发表了关系密切的另一篇文章，两篇文章合起来，叫“杨—巴克斯特方程”）。因此，在1962年前，杨振宁除了有1956年跟李政道合作发表了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文章，其他并没有取得特别重要的成果，只有宇称不守恒是他可以值得一吹的（李政道可多了），而这个成果，首先是由李政道这个超级天才先想到的，杨振宁一开始还不同意，但是后拉终于明白了，自己以前的研究思路是有问题的，都是在宇称守恒的老圈子里打转，于是提出合作，然后没想到很快就被吴健雄的实验所证实，第二年就获得了最高奖诺贝尔物理学奖。可是，真的推敲起来，这个贡献，我认为李政道明显是占主要的，因为想法是他先想到的。没有这个想法，根本就没有合作的可能。就算合作过程就像论文署名那样所表明的，两者的合作是平等的，贡献是均等的。可是，杨振宁还是不满足，他还希望争第一个上台领奖的华人这个虚名，所以提出说我年纪更大，老婆也年纪更大，你应该让我先上台领奖的无礼要求。如果反复提这样的无理要求，而李政道始终僵持不下，不愿意让步，那是不是争到最后颁奖典礼都开始了他们还在外面吵或是在自己房间吵呢？显然，必须要有一个人让步，而最终，是李政道作了巨大让步，遂了杨振宁的心愿。但是，李政道由此而心生不快，并最终因此断交，合情合理。杨振宁确实是对不起李政道。既然李政道先想到这个想法，你后来才请求加入跟李政道合作，你怎么能抢先上台领诺贝尔奖呢？如果这个事实被物理学界以及华人学界知道，他岂不是声名狼藉？因此，当他知道有人要写有关宇称不守恒这么突破性的想法合最终被证实，马上就获得诺贝尔奖这个极其含有的最快速度的成果是如何产生和请吴健雄设计实验验证的这样的故事，写成科普性的文章，发表于New Yorker（纽约客），他就极其不满，极其敏感，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杨振宁生怕自己的道德不良的行为，被大众所知，所以他居然会要求奥本海默出面阻止人家告诉世人真相，这个当然是极其无理的要求，被其他人也被纽约客拒绝了，最终该文被公开发展。从此，杨振宁就中下了一块无比巨大的心病。因此，即使在伯恩斯坦1962年5月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文章《宇称问题侧记》，写的事是真实的，根本没有说在杨和李之中，是谁首先独立地做出了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没有偏袒其中任何人，但是他还是借着1982年出自己60周岁纪念论文集的时候，来抢夺李政道的学术贡献，以虽然署名跟李政道是严格按照字母序，说明贡献均等，可他却先上台领奖来相呼应。 迫不得已，李政道也开始搜集自己发表过的论文，汇集成自己的60周年论文集，于1986年出版，在文集中，写了两片文章，反驳杨振宁的文章。我觉得李政道涵养也太高了，有这么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杨振宁的话完全胡说八道，居然还可以等上4年才发表（此前仅仅是写了《破缺的宇称》送给朋友私下传阅，作为反驳），看来他心中极其笃定自己不可能会在这个事情上输。而杨振宁无法反驳他的回应，就闭嘴了，直到吴大猷这个也很了解内情的人去世，再次开始发彪。 但是，他没想到，知道内情的远不止吴大猷，还有他妹妹杨振玉，以及陪李政道一起去见他父亲杨武之的中国科学院办公室主任。不仅如此，李政道还能提出已经发表的文献来证明自己的各种说法，让他哑口无言。从此不再就此事的事实真相，再作讨论，做起了缩头乌龟，因为再辩下去自己要完全身败名裂，还不如含混过去，让其他人分不清是非，等我死了之后其他人再去研究，发现了真相也不太与我有关了。仅仅是发现了一段谎言的历史而已，可是我杨振宁在世的时候，丝毫未因为说谎，而损失任何利益。照样在清华大学备受尊重，经常有国家领导人、教育部领导和学校领导接见，风光得很，身后事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所谓“身后是非那管得”，他从来都是想得很明白的，有好处就赶紧捞，没好处就停，知进知退，保住最后一点脸面最要紧，如果连最后这把老脸都丢光了，怎么好意思在清华大学继续混下去呢？但是，一有机会，他还是要贬低李政道，因为他就是人品这么差的人，天生劣性，从未改过。 下面，我先列出杨振宁的三大成果和他与李政道纷争产生的大致时间先后，并对这些成果进行详细的分析，大家就会一目了然： 春秋中文社区在清华大学介绍两院院士杨振宁简历里，提到他取得了四项重要成果，先后分别是： （） 1、 1954年，杨振宁和米尔斯提出“规范场理论” 2、 1956年，李政道和杨振宁提出“宇称不守恒” 3、 1967年，杨振宁提出后来被称为“杨－巴克斯特方程”的方程式 4、 1962年，杨振宁提出凝聚态中的ODLRO概念 前三者，被许多人归纳为杨振宁的三大成就。其中尤以第一项成就的影响为最大，有些华人科学家撰文称此成果几可以和牛顿力学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比肩（其实，前面我已经指出，这个华人圈中广泛流传的吹嘘杨—米尔斯规范场多么了不起，因此杨的学术成就有多高，远比李政道高的说法，也是以讹传讹，纯属夸大其辞）。 既然他杨振宁有如此牛B的成就，为什么会那么在于宇称不守恒的贡献大小之争呢？ 问题在于，当初他和米尔斯1954年发表的论文，被李政道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而且说服了杨振宁之后，两人开始二度合作，于1955年合写了一篇否定杨和密尔斯《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出发点的文章，在《物理评论》上发表。因此，在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前，他除了宇称不守恒这个发现之外，并没有其他被外界公认的大成果。而宇称不守恒这个想法是李政道先想出来的，这有文献证明，也为学术界不少人所知，而合作一开始，也是杨振宁先反对李政道的说法，最后又被李政道说服，于是，他又要求跟李政道合作，然后一起发表了1956年得诺贝尔奖的文章。 春秋中文社区 杨振宁吹嘘他在和李政道合作时，他已经成就卓然，他是有心提携学术上不太顺利的李政道，因为他觉得自己比李政道年纪大四岁，比他先获得博士学位（早一年），相当于是李政道的“兄长”。杨振宁居然在费米逝世之后编造故事说：在芝加哥的时候，虽然名义上费米是李政道的导师，但是李政道也经常来找他，他其实才是李政道真正的导师。（实际上是杨振宁的博士论文写不出来，经常找李政道和其它研究生来找资料和灵感）这些说法，当然遭到李政道比较有力，而且比较详细的反驳，单就其本身而言，已经很可信，很有说服力。我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比较公认的当时谁的学术成就更高的侧面的证明。 大家首先要了解一个事实，杨－米尔斯规范成理论，虽然是提出于1954年，可是就其本身而言，是错误的！我想这才是杨振宁绝对无法因为发表了1954年的这篇开创规范场研究的重要论文，却无法因“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得到诺贝尔奖的原因，因为就其本身而言，是错误的，怎么能得诺奖。实际上，在规范场理论上，早就颁过诺奖了！ 春秋中文社区怎么可能就同一个理论，颁两个诺奖？而是还是给一篇错误的论文颁奖？ 春秋中文社区但是，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为什么后来变得非常重要呢，李政道在答记者问中指出，是因为“他们由此而写出了“杨－密尔斯规范场”方程式。这方程式不能用在同位旋上。但是20年后，略加推广，用在夸克间的色动力学作用上是完全准确的。”而完成李政道所说的略加推广工作的人，不是杨振宁本人，而是Glashow（1962）、S. 春秋中文社区篇在正确的道路上取得成功的奠基性之作，其中，前三篇文章的作者因此而获得了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第四篇论文的两个合作者则于199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外性重介验所证实，从而获得了198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以上来自于中山大学为杨振宁的80大寿写的纪念文章《规范场理论在中国》）。 显然，在此方面，杨振宁并无突出的贡献，仅仅是误打误撞，完全是“瞎猫逮着死老鼠”，提出了一个本来是错误的“杨－密尔斯规范场”方程式，但是被别人略加推广，用在正确的地方，却恰好合适。于是，走在正确道路上，被因此而获得科学突破的人，纷纷得诺奖，但是其中，根本没他杨振宁的贡献。 从这点上看，诺贝尔奖颁奖委员会是绝对正确的，杨振宁绝对完全没有资格而且永远也没有可能因他和米尔斯1954年的文章而得诺奖，因为他们合作发表的那篇文章，就其本身而言，完全是错误的，即使不算完全错，也是缺乏物理学的洞察力的，怎么可能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呢？ 可是，杨振宁就是要误导广大的华人，让其他人拔高他的成就和学术贡献，这是他虚荣心太强的一惯表现，同时其侧面的目的，还是希望由此而让其他人相信此，他宣称的，宇称不守恒首先是他先想到的，大部分贡献都是他杨振宁的这个谎言，能够得到更多不了解真相或是很难了解真相的广大华人的轻信。其根本目的，依旧是为他能够有希望抢夺宇称不守恒的突破发现权服务的！这才是真相！终于真相大白！ 此外，就杨自称的最大成就“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而言，我认为，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也许严格说来，这个理论不应该是用这个名字来定义，因为主要贡献并不是他们的，而是那些已经获得了诺奖的人的，当然，我也并不知道物理学界的人在教材中具体是否真的是如此定义的。我觉得，由于严格上说来，杨—米尔斯只是提出了“杨—米尔斯方程”，但是并没有在这个方程的基础上推广之后运用此方程而发展起来的物理学成就贡献任何力量，因此，我个人认为，不应该把在“杨—米尔斯方程”的错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规范场理论叫做“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我查到的资料大多称之为规范场理论，而不是“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因为这种说法，严重误导普通老百姓，甚至严重误导全球绝大多数华人高级知识分子。 当然，杨振宁在此领域，也有贡献，但是主要的成果，是偏数学的而不是物理的。在物理成就上，他除了和米尔斯合作的那篇错误论文中得出的在其他地方变得有用的“杨—米尔斯方程”方程，并没有在规范场理论的物理学成就上有任何具体的重大贡献。他在规范场的数学形式上的贡献，就是杨振宁1974年发表的《规范场的积分形式》，1975年和吴大峻合作的 《不可积相位因子的概念和规范场的整体性表述》。这个学术贡献有多大，不得而知论。 至于杨振宁（1967）和巴克斯特（1972）提出的，后来被称为“杨－巴克斯特方程”的方程式，我认为，其重要性，显然远不如规范场，也不如宇称不守恒这样石破天惊的大发现，否则他一定会大吹说连他第三大成就都比宇称不守恒重要。而第四大成就，肯定相对更加一般般了，因为他都没有特别拿来吹。其实，类似杨振宁后面这两项成就，未必比李政道除宇称不守恒之外的其他许多重要发现强，这点，你们仔细阅读李政道对自己的成就的介绍可以知道。 杨振宁跟其他广大华人介绍自己时，总是用含糊其词的说法来为自己涂脂抹粉，让自己显得比实际的更光艳照人，而无数华人也确实因此被他所骗，还以为杨振宁确实还有一项比他得诺奖的宇称不守恒的成就还要高得多的成就，其实，仔细推敲事实，显然，这个说法完全是假的！ 春秋中文社区这样一来，杨振宁对物理学的实际而且客观的贡献，很难说就比李政道高，说不定就是比李政道低。当然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1962年之前，杨振宁最可吹的成果，绝对只有宇称不守恒这个让他得诺贝尔奖的成果，而不是其他。让大众以为他还有其他无比牛的成果，所以他学术水平要比李政道高得多、对物理学的贡献要大得多的说法，未必是客观事实，很可能又是杨振宁喜欢自我吹嘘给大家造成的错觉，并没有实际的科研成果来支撑他的结论。而李政道呢，为人低调，轻易也不愿意说任何否定杨振宁个人学术成就的话，而且也很少就他和杨振宁谁的成就高作出过任何结论性的话语，同时也没有试图让其他人得到其实他李政道的学术成就要比杨振宁要高不少的印象，因为他相信科学文献最有说服力，全世界的物理学界，对于究竟是他和杨振宁谁对物理学贡献大，谁更厉害，会作出客观的判断，无须让普通老百姓来信了杨振宁的话，所以公众就相信了这种说法。但是，我的发现是，这种广泛流传的杨振宁的学术贡献远比李政道大的说法，并没有人们原来误以为的那么显而易见，很可能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总之，杨振宁为了争夺宇称不守恒的首先突破和贡献权，虽然署名的时候由于李政道吃过他一次亏，闹过别扭，并因此跟杨振宁停止了合作三年，后来是杨振宁找上门来跟他聊起杨和米尔斯（1954）的文章才开始合作的。我很怀疑，当初是不是向李政道显示自己跟其他人也能有突出的成果才来找他的，因为他原以为自己和米尔斯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在中断了三年之后，突然去找李政道，一定是有点特殊目的，要么是显摆，要么是希望看看李政道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想法，如果有新的想法他就再次努力恢复跟李政道的合作，而且从此答应不再争署名先后的问题。跟李政道一见面，就发现自己居然错了，为了挽回在物理学界的面子（发表了错误结果当然很丢脸了），他强烈要求要跟李政道合作，于是于1955年发表了一篇反驳自己1954年的结论的文章，挽回了自己差点丢失的脸面。 春秋中文社区双方看到两人合作确实比一个人要好很多，而且两个人都是华人，毕竟沟通比较方面，不像跟其他美国同事合作，交流起来必须用英语，因此，不是那么容易产生新的思想火花，于是他们继续合作。直到他在李政道想到了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后又在此见到李政道，杨振宁一开始不同意李政道的说法，后来被说服了，发现李政道居然又有一个极好的点子，而这个想法一旦证明出来，就是石破天惊的大发现，因此他再次要求合作，然后他们1956年一起合作发表了后来得到诺贝尔奖的经典论文。 此外，大家要知道，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至少大体上来说，是严格按照学术成就的高低评选的。但是吴健雄1958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陈省身是数学的，1961年当选，其次是林家翘，1962年当选，再其次是李政道，1964年当选，而杨振宁是李政道之后一年即1965年才当选的。显然，在1964年之前，李政道的学术贡献，要比杨振宁的学术贡献大，水平也更高。那么，在与宇称不守恒有关的三个人，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当中，为什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吴健雄反而比李政道和杨振宁先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呢？ 如果注意吴健雄当选院士的时候，就很容易理解，吴健雄之所以最先当选院士，是因为美国科学界认为1957年诺贝尔奖居然没有同时给吴健雄诺贝尔奖，对她颇为不公正的。在这点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委员会的决定，受到了全世界非常多科学家的激烈批评，认为是胡搞，因为吴健雄明显应该与李政道、杨振宁并列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完全毫无疑问的。 为了安慰吴健雄，所以第二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立即把她评为院士，就非常正常了。而正是因为吴健雄不合理的没有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来李远哲因此事受益，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否则原来改奖本来只打算授予他的导师，而不是验证了他的导师的理论李远哲的，后来有个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的教授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据理力争，终于把李远哲这个做验证实验的华人加入了获奖者名单（源自美国波士顿学院化学系终身教授、世界著名量子化学家潘毓刚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述）。 而李政道同时获诺贝尔奖，为什么李政道先当选院士呢？如果杨振宁水平和总体贡献大即使不是比他前当选，也至少该同时当选，可是他次年才当选。我认为，这说明，李政道当时的学术成就比杨振宁大，是美国学术界承认的。杨振宁吹他的水平比李政道大，毫无根据，纯属吹牛。 李政道在个人简历的网址上，何年获得何种荣誉清清楚楚，何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获各种奖的时间，是标得一清二楚的。为什么杨振宁到了当选美国国家学院院士开始的，当选时间就不写了呢？纯粹是随意的吗？好像不是那么简单。我猜测，这可能主要是这些信息会暴露出他为什么加入美国国籍的真正的原因，而且，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他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是1965年，比李政道迟了一年。 杨振宁告诉全球华人公众的，都是经过部分隐瞒、筛选，部分过分夸大的、言过其辞的吹嘘，起目的始终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但是，杨振宁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如此不择手段，世所罕见，鲜有其匹。

在世界上尤其是物理学界，杨振宁是泰斗级别，在中国，他只算一位科学家，不算民族英雄，钱学森，邓稼先才算民族英雄

杨振宁是二战以后最伟大的科学家，大家也许会觉得很诧异，但事实上就是如此！一直以来科学家都跟普通大众保持距离，假如我们对科学的保持不明觉厉、敬而远之的态度，其实并不影响我们踏踏实实过完一生，但如果你知道了他们的“英雄事迹”，你对他们的态度也许就会180度大转弯！

尤其是杨振宁，因为闯入大家视线、关于杨振宁的新闻，都是各方带有私有观点，如何从一个正面的态度去理解杨振宁的成就，其实很简单，罗列下他的学术成就就可以了！

获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定律，只是排到他学术成就的第三位

宇称不守恒说的是弱力中不对称的现象，早先科学界对于对称的信仰是不可动摇的，而诺特定律则从数学层面证明了这个对称犹如犹如能量守恒一样可靠，因此杨振宁和李政道在1956年发现弱力不守恒现象时科学界普遍对这两位年轻人的研究持不信任的态度，一直到吴建雄以钴60原子核的衰变验证了宇称不守恒定律，这才在科学界炸开了锅！

从1956年杨李二人发现宇称不守恒到1957年十月获得诺贝尔奖，只有短短12个月，这在诺贝尔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肯定了这个发现对于科学界的意义！在所有对称中，仅仅只有弱力的那么一点点不对称，造就了宇宙这万物世界，就像微波背景辐射中几乎就是均匀的，但就是这万分之一的不均匀性，成就恒星与星系的诞生，这个意义特别重大！

我们聊完了宇称不守恒，下面继续说说杨米尔斯方程和杨巴克斯方程，因为在杨振宁的成就中，最伟大的成就要数杨米尔斯方程，随后则是杨巴克斯方程，然后才是宇称不守恒定律，这两个方程又是咋回事？为什么更伟大的成就却没有获得诺贝尔奖？

杨-米尔斯方程和杨-巴克斯方程

最早杨振宁在导师泰勒门下攻读博士的毕业论文中就有规范场论的方向，他抛开了泰勒给他制定的论文方向，自行选择了四个目标：

伊辛模型

Bethe 假设

规范场

核反应中的角分布

四个方向中三个都被卡死，杨振宁以最后一篇《核反应中角分布》在泰勒门下毕了业，虽然杨振宁毕业了，但毕业论文时定的那几个方向却并没完，杨振宁毕业后一年与李政道一起完成了将二维伊辛模型拓展为三维，继而引发了学术界的研究，最终功力最深的昂萨格以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规范场就是杨米尔斯理论就是一种基于SU(N)群的规范场论。1954年杨振宁和罗伯特·米尔斯创立了杨米尔斯理论，将原本可交换群的规范理论拓展到不可交换群，以解释强相互作用，不过却受到的泡利的质疑，因为杨米尔斯理论中量子必须质量为零以维持规范不变性，而在当时，质量为零的粒子并没有发现。杨米尔斯理论无法解释为何b量子点质量问题，因此论文并未受到重视，连杨振宁自己都不知道这个理论有啥用！

上世纪六十年代科学界开始用对称性破缺机制，杨米尔斯理论成为了从零质量粒子中获得质量的粒子解释的重要工具，而杨米尔斯理论的重要性才刚刚开始！

1967年温伯格和格拉肖在引入规范对称的自发破缺，将电弱统一理论建立在了杨-米尔斯场论，引入希格斯机制，提出了具有U(1) ×SU(2)规范对称性的电弱理论。

1972年弗里兹希和盖尔曼提出了具有SU（3）规范对称性的杨-米尔斯理论, 建立了量子色动力学。

至此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两大支柱：电磁力和弱力的电弱理论和描述强力的量子色动力学建立，简单的说杨米尔斯理论是现代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基础！

Bethe 假设则是后来著名的杨-巴克斯方程，它起源于一个统计力学问题，要与是与一个四价顶角相联系的一个R矩阵与晶格的行与行转移矩阵对易，杨振宁在60年代用Bethe Ansatz方法求解带有d函数相互作用的一维量子N体问题和各向异性海森堡自旋链，提出了杨-巴克斯特关系。

从杨米尔斯理论和杨巴克斯方程的研究中，先后有7个诺贝尔奖出自杨米尔斯理论的研究，还有6个研究杨米尔斯理论和杨巴克斯方程而获得菲尔兹奖（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994年杨振宁被授予鲍尔奖时的颁奖词在现在看来仍然有些肉麻“这项工作已经排列在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的工作之列，并必将对未来几代产生类似的影响”，不过这个评价并非言过其实，因为杨振宁和牛顿爱因斯坦一样，其影响将是巨大而又深远的！

杨振宁的学术成就远不止此，以上只是他最著名几个成就作为案例来说明下杨振宁在科学界的地位，当然我们不了解也没关系，这和咱日常生活大都连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一旦我们了解了，很明显将对我们的世界观产生重大影响，您将认识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科学世界！

在现在的社会而言，他是非常厉害的，他在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希望，也可以为社会带来更多的贡献。

杨振宁讲他的故事在中国，杨振宁的名字从知识阶层，到平民百姓，可谓家喻户晓。一位从事自然科学的学者具有这样宽泛的知名度，不仅因为他是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之一（另一位得主是同为美籍华裔学者的李政道教授），还因为他是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后第一个回国访问的卓有成就的美籍华裔学者。合肥小男孩从厦门走进清华园2001年10月29日下午，杨振宁应上海市海外联谊会邀请，在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作《21世纪的科技》演讲后，又以“八十自述”为题即席演讲。他用亲切的语调对大家说：“按中国旧历的算法，今天我整整八十岁！”台下响起一片深情的掌声……1922年，杨振宁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当他未满周岁时，父亲杨武之先生考取美国公费留学，去了著名的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整整6年，他一直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父亲，甚至不认识父亲。6年过去了，父亲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受聘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母亲带着全家人从合肥老家出发，风尘仆仆地赶往厦门与父亲团聚。他们一路水陆兼程，途经上海。当杨振宁站在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的大马路上，望着生平第一次见到的往来穿梭奔驰的汽车，他的惊愕程度绝对不会逊于《子夜》里那位从乡下初到大上海的吴老太爷！尔后，他在下榻处，又第一次看到了手指一揿便会涌出哗哗流水的抽水马桶。这个富于想象的孩子第一次朦胧地感受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无比伟力！父亲任教的厦门，是一个给杨振宁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他们家住的那栋小楼就坐落在大海的边上。在那段美妙岁月里，他看到了蓝天大海无穷无尽的变化，看到了伟大宇宙无边无际的奥妙。这片广袤无垠的天地，在杨振宁的心里，种下了对大自然、对祖国河山的深深情种，以及对探索自然奥秘的无穷兴趣。后来，父亲受聘于清华大学，一家人又去了北平。杨振宁在清华园生活了8年，这8年恰恰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青春岁月。杨振宁曾多次谈到，清华园的8年，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过了半个世纪，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欣然应聘出任清华大学名誉教授。近年来，在他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和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他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完善和发展上。当然，在这8年里，杨振宁也跟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亲历了日本军国主义入侵祖国东北三省事件，亲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段历史自然是终身难忘的。卢沟桥事变以后两周，杨振宁与全家人一起回到了合肥。原以为会像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一样，日本人会撤退。但事与愿违，几个月后，日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回北平的梦成了泡影。西南联大的感情链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随后就是那场人类历史上野蛮血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这是一段令杨振宁，也是令整个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耻辱历史。烽火岁月里，父亲带着一家人从合肥经汉口等地到了昆明。杨振宁在那里进了西南联大，那所在战时极负盛名的大学。父亲也在那所大学任教。西南联大由战前中国最有声望的三所大学合并而成，它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了4年本科，尔后，1942年至1944年，还是在西南联大，他又完成了研究生学业。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的是物理系。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教授多为留学欧美归来的年轻博士。他坦率直言，在西南联大，最为成功的当推数学系，而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三位数学教授是：陈省身，华罗庚和许宝路。说到物理系的老师们，杨振宁的眉宇间更是洋溢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怀念之情。那些当年亲手把他引入科学圣殿的业师们，都是中国物理学界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哪！杨振宁是一个非常念旧重情的人，对于他来说，师恩终身难忘。他十分尊崇已故的赵宗尧教授，80年代，他曾与国内的物理学界同行共同撰文，赞扬赵老师在物理学研究和教育中取得的重要成就。还有吴大猷和王竹溪教授，在杨振宁的眼里，这两位老师当年的教育对他的一生都起到了重大的影响。杨振宁在上大学四年级时，曾就毕业论文一事求教于吴大猷教授。吴大猷当时给他出了一个题目：“群论在分子光谱学中的运用”，而分子光谱学正属于吴大猷本人当时的研究范围。在吴大猷的指导下，杨振宁完成了这篇论文。就在完成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杨振宁第一次步入群论研究这一神奇之谷，群论在未来物理学研究空间中的重要地位，群论所展示的那种令人赞叹的奇特的美，在这位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自此以后，杨振宁一生所从事的研究几乎都与群论有关。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上海籍教授王竹溪是从事统计力学研究的，一位优秀的教师对学生日后的学术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杨振宁一生从事的研究中，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统计力学。韩愈曰，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杨振宁后来的事业，已被历史证明是超过了他的老师，但是，对他而言，没有这些优秀的甘为人梯的老师们，就不会有他杨振宁的今天。师恩难忘哪！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获硕士学位。同年，清华公费留美发榜，杨振宁榜上有名。为了护照、签证等事，前前后后，足足拖了一年。父亲虽为教授，但战时持续通货膨胀，入不敷出，可谓捉襟见肘。迫于生活，杨振宁在等待出国的这一年里，做了西南联大附中的教师。他自然没有想到，这一年的教职，竟促成了他一生的美满良缘。今天我们都同意，是她先看到我了杨振宁说，他很感谢那一年的中学教师生活，因为那段生活使他对中学生、中学老师的生活有了真切的了解。特别是，在自己任教的那个班上，他认识了后来的太太、当时的学生杜致礼。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杨振宁决定在印度加尔各答搭乘去美国的运兵船。等了两个月，终于等到了床位。于是，经地中海、红海和直布罗陀海峡……最后到达了美国。“上岸至今，已经有56年了。”2001年10月，在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大厅，对着上千位听众、同胞，他十分有感触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跟当年父亲一样，杨振宁也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他希望著名的物理学大师费尔米做自己的导师，结果如愿以偿。费尔米在当时已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之一，这位非凡的科学家同时在上述两个领域都做出了第一流的工作。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两年半，获得了博士学位。尔后，又留校教了一年书。杨振宁在芝大的力学老师是当时年龄还不到四十的泰勒教授，那位泰勒后来被誉为氢弹之父。杨振宁记得，泰勒有一种非常反传统的性格。有时候，他会在走廊上拉住你，兴致勃勃地谈他刚萌生的一个新见解。而此后不久，他又毫无惧色地纠正了自己。也许，在泰勒的10个新见解中，有9个半是错误的。但这对杨振宁一生的科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因为，科学研究，发现、揭示真理，这确实需要一种异乎寻常的率真和勇气，而在这份勇气中，自然也包括了敢于认识和纠正自己错误的自信和大胆。离开芝加哥大学后，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研究院。这所独立的研究机构有二十几位专职教授，没有学生，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位研究人员。杨振宁在普林斯顿呆了17年。这是他生命中十分重要的17年，在那里，他邂逅了自己在西南联大附中教书时的学生，后来成为他太太的杜致礼。那是1949年的一次不期而遇。“今天我们都同意，当时是她先看到我了。”杨振宁说。也许是太太不在身边，说这话时显得旁若无人。邂逅的地点在普林斯顿的一家饭店。“杨老师，你还认识我吗？”那天，杜致礼突然出现在杨振宁的面前，明眸含笑地问道。人生的改变有时是从一句寻常到不能再寻常、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寒暄语开始的。 就像所有的有缘男女一样，这对年轻人很快坠入爱河。8个月后，他们喜结连理。在普林斯顿研究院这块学术圣地中，最负盛名的人物，便是被公认为20世纪人类科学史上的骄傲的爱因斯坦，以及同样令世人高山仰止的科学大师奥本海姆。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的绿色草坪间，年轻的杨振宁经常能够看到爱因斯坦步行而来。他从来不开汽车，与他同行的，是他那位杰出的助手戈登。与伟大的前辈同饮一池之水，自使杨振宁备享“开光”之泽，获益终生。1957年，因提出“弱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现象”这一重大理论，年仅36岁的杨振宁与他在美国的中国同行李政道博士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居世界一流科学家的行列。在普林斯顿生活了17年之后，杨振宁收到了来自纽约的邀约函。纽约州正在筹建一所新的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这所大学的校长怀广纳贤才共襄盛举之心，盛情邀请杨振宁加盟，助其为新校发展出力。杨振宁欣然受聘，前往石溪分校走马上任。这一年是1961年。“乒乓外交”开启回国之门1971年，在中美关系史上，先后有毛泽东邀请他的老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走上天安门、“乒乓外交”等震惊中外的大事，这一系列重要信号预示着中美关系解冻在即。1949年以后，杨振宁一直与在上海的父母弟妹保持着联系。他曾经四度跟家人在瑞士日内瓦和香港等地见面。面对着这些世界名城的湖光山色，如画美景，与家人久别重逢的片刻喜悦却无从消除长期离别的苦涩愁情。当他获知“乒乓外交”的信息后，立即给父亲去信，要求回国探亲。忐忑不安地，父亲将此事向有关方面作了请示汇报。很快，杨武之教授就接到来自国务院的答复：“欢迎！让你的儿子到中国驻法大使馆去签证。”当时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建交，许多中美之间的重大外交谈判都在巴黎进行。就这样，杨振宁，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便成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成绩卓著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回国访问的第一人。杨振宁在上海华山医院见到了父亲杨武之。当时父亲已经罹病住院，但他气色不错，特别是见到爱子归来，更是喜出望外。两年以后，杨武之教授在华山医院故世。这位老人离去时的心情当是安详自如的，因为他为社会、为祖国、为世界奉献了一个杰出优秀的儿子，而且，在他有生之年，终于能与远隔重洋的儿子在祖国重逢。大饼油条摊的“粮票风波”杨振宁1971年第一次回国，上海是他的第一站。他住在锦江饭店。住进饭店的第二天一清早，他就被宣传喇叭给吵醒了。他随手取了照相机走出饭店。他看到，马路对面有一家大饼摊。好香哪！大饼，油条，还有豆浆、粢饭团，这里面，有多少儿时的欢乐，多少青少年时代的往事！他走近大饼油条摊，把手伸进裤袋，袋里有弟弟杨振汉头天晚上给他的一些人民币零钱。他看见一位中年妇女在舀豆浆。“一碗豆浆多少钱？”“两分钱。”掏钱。伸手接豆浆。“同志，粮票——”“粮票，什么粮票？”他一脸惊愕。对方却是一脸疑惑。他一想不妙，回身就走。豆浆也顾不上拿了。他继续漫无目标地走，略微显得有点心神不宁。忽然，他瞥见前面不远处那一长排修剪整齐的法国梧桐树中间，有一个小男孩的身影。一定是在摸知了——真像自己的童年哪！杨振宁一时童心大发，举起手上的照相机，便要把这动人的一幕记留下来。“不要动！”猛然间，他听到一声断喝。他的手一哆嗦，照相机差点跌出手去。抬头望去，那是一张警觉的脸。很认真很执著。对方示意他站在原地不要动。那是一个对许多事许多人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时代，站在杨振宁前面的是一位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市民。那人叫来了一位正在茂名路上值勤的解放军。解放军是懂纪律的，他对杨振宁说：“你先站着，我去请示一下。”“误会了，这是我们请来的客人！”幸好，一位锦江饭店的工作人员看着杨振宁从饭店大门口走出去，见他久久不归，便走出饭店张望一下，不想正好给杨振宁解了围。一场虚惊。风波过后，杨振宁的父母坚持让弟弟陪哥哥同住，以免再有什么希奇古怪的事情发生。他把毛主席诗词看了10天杨振宁那一年回国，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虽然当时中国很落后，城市居民只能勉强度日，但他们生活得很自信。在北京，杨振宁故地重游，一呆就呆了10天。他住在长安街的北京饭店。在他房间的墙上，挂着水印木刻的毛泽东主席的墨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杨振宁看着这两句诗想了很多很多。他的子女是美国人，而他自己、他的父母是中国人，他不能回避这样一个十分现实又十分敏感的问题，他不能不面对这些萦绕脑际挥之不去的问题。他反复思考的结论是：中美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杨振宁，将竭尽己力，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好转。尽管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回到美国后，这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到各处作了多场演讲，身体力行地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而奔走呼号。1973年夏，已经步入晚年的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了杨振宁。在这次会见时，杨振宁十分吃惊地发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竟然对自然科学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那天，他跟杨振宁兴致勃勃地讨论了基本粒子的结构问题。毛泽东把身子靠近杨振宁，兴奋地笑着，用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告诉对方：在中国，那些古代哲学家们也曾试图解释过物质的结构。这位充满睿智的老人还风趣地引用了一些古典著作中的话，这一切激发了诺贝尔奖得主的很大的兴趣。毛泽东伸出手指，比划着问杨振宁：“在你们的领域里，对‘理论’这个词和‘思想’这个词是如何用的？”杨振宁显然给问住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他停顿了好一阵，向对方作了一个他自己也并不满意的答复。随后，话题又转入这两个词在中文和英文中的含义，并把它们放入物理学学术这个特定领域里加以比照，以找到这两个词之间的细腻区别。杨振宁认为，这一关于“理论”和“思想”的词义讨论似乎没有得出任何具体的结论，但令他印象至深。中国在10年里有望问鼎诺贝尔奖从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国至今，已经30年了。2001年的金秋，在上海西南角的衡山宾馆11楼，这位年近耄耋的老人轻轻撩开南窗的窗帘，显得十分感慨：短短的几年间，上海这座城市已经变得让所有熟悉她的人都认不出来了！杨振宁已经有7、8年没有去上海了，他本想看看市容，唤起多年以前的记忆，但他已无从找到这座城市原来所给予他的印象，他看到的是一座全新的城市！杨振宁认为，新中国已是一个新新中国了。杨振宁还认为，中国在20世纪的科技进步非常之快，而且现在还继续保持着这种进步。再过三四十年，中国一定能够居于世界科技的前沿。当谈到父母当年对自己的教育时，杨振宁十分坦率地承认，父母当年对自己的教育很明智。他小时候数学好，但父亲并没有刻意地向他灌输数学知识，上初一、初二时，还让一位著名的历史教授教他《孟子》。对于当前出现低龄出国留学现象，杨振宁的看法很辩证：一个人的目标是在学术上和科技上有所成就，那最好的办法是在国内念好的中学和大学，到国外去念研究生；假如是求得将来的生活优裕，那么低龄出国的成功率比较大。他还认为，中国的机会比外国的机会多。他说：“清华的学生比美国大学的学生水平高。这话我不是随便讲的，是认真想过的。中国的学生数是美国的4倍，而中国的大学远远没有美国多。所以我说，哈佛大学学生的水平不能跟清华大学比。中国学生在美国念研究生，一开始有吃亏的地方，这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太注意稳扎稳打所以导致学生的胆子小，一开始手脚放不开，时间长了，也就适应了，步子也快了。”谈及中国科学家什么时候能够在本土问鼎诺贝尔奖，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信心十足地回答：“20年完全可以，10年里希望也很大！”他说，他对冯友兰晚年提出的“旧邦新命”论完全赞同。“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在21世纪是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旧邦中生长出来的新的国家。对于21世纪的世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哪！”杨振宁 (Chen Ning Yang) 1922年9月22日出生于中国安徽省合肥市。原籍安徽省原凤阳府。杨振宁的父亲杨克纯(字武之)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主任多年。杨振宁1938年至1944年在中国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读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杨振宁的学士论文的导师是吴大猷，硕士论文导师是王竹溪。1945年赴美求学，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58年至1979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和波兰、美国等6所院校的物理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研究员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66年起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艾伯特·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兼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1999年5月21日正式退休，石溪分校同日将理论物理研究所命名为“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同年被该校授予一等荣誉博士学位。杨振宁于1956年与李政道教授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因而共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原理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对称性的认识，为人们正确认识微观粒子世界开辟了新天地。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大大促进了四种基本相互作用的研究。在粒子物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另外，杨振宁还是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数学物理等诸多领域中重要研究方向的先驱和奠基人。1971年以来，他多次到中国探亲、访问和讲学，同时努力帮助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在美进行科研和学习，在促进中美科技交流和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1998年6月，清华大学授予杨振宁为清华大学名誉教授，1994年6月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夫人杜致札（已故）是杜聿明的女儿，她是杨振宁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教书时的学生。他们于1950年结婚，生有两子一女：长子杨光诺、次子杨光宇和女儿杨又礼。2004年12月24日，杨振宁与潮汕女子翁帆在汕头市民政局涉外婚姻登记处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